萊比錫股票交易所
1. 官宣當日羅馬股票就上漲，穆帥的影響力有多大
不久前，意甲羅馬俱樂部正式宣布，穆里尼奧將成為下賽季球隊的新任主教練。穆里尼奧還沒有上任，當地羅馬人已經開始了各種戰役。羅馬著名街頭藝術家哈里·格雷布在羅馬的泰斯塔西奧街區中心為穆里尼奧製作了一幅壁畫。在壁畫中，穆里尼奧戴著一條羅馬色的圍巾，騎著一輛帶有維斯帕特殊標志的電動車，向1953年的經典電影《羅馬假日》致敬。也意味著下賽季穆里尼奧將帶領羅馬隊大踏步前進！
意甲目前的情況有些復雜。國際米蘭雖然提前奪冠，但是經歷了一場降薪風暴，今年夏天還會出現一些人事風波。尤文圖斯在皮爾洛的帶領下實力嚴重下滑，估計下賽季尤文圖斯將沒有資格參加歐冠。羅馬簽下了穆里尼奧，經過一系列的簽約，也許真的能有所作為，值得期待！祝穆里尼奧好運！再次證明你的實力！
2. 萊比錫的城市歷史
在1015年的一個文件中，第一次提到「萊比錫城堡」的名字。1165年這里建立了一個市場。這個日期被認為城市的建城日，以後每年都要舉行兩次大的商業性集會；1268頒發的特許狀，使萊比錫集市更加規范化，成為博覽會的雛形。
1409年，萊比錫大學成立，萊比錫開始了成為出版業中心的的發展歷程，此後又成為1912年建立的德國國家圖書館的所在地。從1497年起萊比錫被允許開展博覽會。 1507年，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馬克西米連一世下詔，規定萊比錫周圍15德里的范圍內享有集市優先權。從此萊比錫的貿易集市地位日益突出，最終發展成今日世界聞名的博覽會之城。萊比錫圖書博覽會是世界最大的圖書交易及博覽會之一。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於1723年至1750年在萊比錫的聖托馬斯教堂工作。
1813年，萊比錫成為拿破崙戰爭中著名的萊比錫戰役（又稱「民族戰役」）的主戰場，拿破崙的軍隊被普魯士，奧地利和俄國的聯軍擊敗。為紀念這次戰役100周年，德國於1913年建立了「民族之戰紀念碑」（Völkerschlachtdenkmal）。
萊比錫曾經是德國第一條長途鐵路的終點站，該鐵路建於1838年，從萊比錫到薩克森首府德累斯頓，萊比錫後來成為中歐鐵路運中的重要樞紐。萊比錫車站的建築也享有聲譽，現在已成為歐洲最大的客運車站。
1863年，斐迪南·拉薩爾在萊比錫成立了德國的第一個工人政黨——全德工人聯合會（Allgemeiner Deutscher Arbeiterverein）。1920年代，法國化學家康采恩在萊比錫附近的洛伊納（de:Leuna）建立了龐大的化學及石油工業綜合體。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萊比錫遭到盟軍的猛烈轟炸，1945年4月20日被美軍第60步兵師佔領。
從1952年到1990年，萊比錫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萊比錫專區的首府。1989年爆發了針對昂納克政權大規模的群眾抗議活動。德國統一後，萊比錫發展十分迅速，居民已超過五十萬。
萊比錫是申請主辦2012年奧運會的城市之一。 季米特洛夫博物館
季米特洛夫博物館原為1933年德國法西斯審訊季米特洛夫的萊比錫法庭。這是一座古老的建築，建於19世紀末，在1945年以前一直是德意志帝國最高法院所在地。博物館的大廳里設有一座高大的季米特洛夫雕像，館內陣列了大量有關季米特洛夫的照片和珍貴實物。 最初被Hyronimus Lotter建於1556年，是德國最重要的文藝復興建築之一，它僅僅用了9個月的就建造完成。1774年對教會塔作了整修。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空襲中，建築全部遭毀壞，現存者為戰後重建。內部為萊比錫市博物館，向公眾開放。博物館內除陳列著被戰火燒壞的教會聖像、1823年的城市模型等資料及遺跡外，樓上還有特別展室。入口在二樓，在這里能發現一些關於萊比錫歷史的有趣信息。最下面的棕紅色石材砌築的拱廊有一些商店，出售紀念品和香煙。舊市政廳後面是集市廣場，廣場上有年輕時代的歌德塑像。 在老城廣場的中心是舊市政廳大樓(Altes Rathaus)，它建於1557年，是德國最漂亮的文藝復興建築之一，現為市歷史博物館。它共分三層，最下面是棕紅色石材砌築的拱廊，中間為簡潔的黃色牆身，最上面是紅瓦斜坡屋頂。屋頂上還建有六座造型優美的高閣樓，閣樓中間高聳的鍾塔是廣場的中心標志。這棟大樓以其優美的外觀而成為德國最漂亮的文藝復興建築之一。
萊比錫老市政廳後有一小吃廣場，攤販雲集，市民們在此休閑購物，市場里的花市更是生機盎然。市場北面有一座精緻的白色建築，兩層樓高，初看並不起眼，但卻是堪稱最有「價值」的建築。原來它曾是談判貿易樓，以前參加博覽會的商人們就在這里簽定合同。
從廣場向東望去，一棟高大的塔樓便是萊比錫大學。在學校的名冊上記錄著萊辛、瓦格納、歌德的名字。大學樓前的萊布尼茨紀念碑，是為了紀念這位曾在這里學習過的著名學者。
南方天際線上高聳著俄羅斯記憶教堂和萊比錫大會戰紀念碑，時刻提醒著人們紀念在1913年10月18日萊比錫民族大會戰中為打敗拿破崙而犧牲的軍人。
同德累斯頓一樣，萊比錫也以它的音樂而聞名。萊比錫音樂和戲劇的發展是那些曾經生長於斯的偉大音樂，如瓦格納、門德爾松和舒曼等分不開的。享譽世界的布商大廈樂團和巴赫曾擔任樂長的托馬納樂合唱團以及門德爾松在萊比錫創辦的德國第一所音樂學院都是這座城市的驕傲。 尼古拉大教堂(St.Nidolai Church)
聖尼古拉城市和教區教堂建於大約1165年. 這個教堂位於東西和南北兩個重要貿易路線的交匯處， 它是為了紀念中世紀批發商和貿易商的保護神Nicholas而建。今天，它仍然位於市中心的辦公建築之中迎接來自全世界的遊人。
從西面看，這個教堂最初是被建造為羅馬式的建築風格。在16世紀初，它又陸續擴展和增建了一個哥特式教堂大廳，一直保留。在1932年建成的三個尖塔，一直是被認為是巴洛克風格的建築。1902年又使用砂岩對教堂的外表重新進行了翻修。教堂的內部更加令人迷醉，它被建築師J. C.F. Dauthe在1784年和1797年仿照法國風格重新改造為古典式。這項翻修證明了萊比錫市民高文化標准和他們的自信心。
教堂內椰樹狀巨柱的設計非常令人印象深刻，天花板上華麗的裝飾，圖案，以及教堂長排的座位也是非常顯著的。藝術家A. F. Oeser為教堂創作了3幅繪畫，它們被展出在門廊和聖殿。祭壇上的和平天使圖案是非常稀有的。有新約聖經的情景被展示在聖殿內，耶穌被描述為人類的老師（南邊）和上帝不可思議的兒子（北邊），這兩個耶穌基本的圖片在那個時代和今天有所不同。
講道壇，洗禮盤和祭壇是非常華貴的：整個內部是德國傑出藝術和技術最好例證。教堂內4個F. Pfeiffer製作的雪花石膏制浮雕也是非常特別的藝術品，並且它所展示的耶穌赴難路場景也是奇特的。
在聖殿里，那個晚期羅馬式木質十字架也是萊比錫最古老的藝術品。這個教堂在教會變革到萊比錫的時候變成了新教徒的禮拜堂，巴赫在1723年到1750年作為唱詩班的風琴彈奏者和指揮活躍在這里成為這個教堂歷史上一個閃亮點，它的著名作品在第一世間在這里演奏。
這個德國最重要建築紀念碑的內部和外部已經在1968年被翻修一新。教堂內每星期一舉行的祈禱會後來發展成民主運動，這是為1989年柏林牆的倒塌邁出的第一大步。 萊比錫市政廳廣場後面一個靜靜的街角上，聳立著巴赫曾經主持了27年之久的托馬斯教堂合唱團（Thomanerchor）教堂，教堂創建於13世紀，1702年演變成今天的樣子。托馬斯教堂也是戰後重建的，音樂大師巴赫的遺骸就被安放在這里。1723～1750年巴赫擔任了這里的管風琴師兼合唱團指揮。並且在這時誕生了《馬太受難曲》等許多名曲。巴赫的墓地在教堂內主祭壇前面（入口向右的盡頭）。大師一生奉獻給了音樂，死後也沉浸在永恆的創作中——教堂內部用當年托馬斯合唱團的古樂器作裝飾。哥特式窗戶的彩色玻璃上描繪的是馬丁·路德、巴赫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死難者。當一束陽光透過逼仄的彩窗，照射到鐫刻著Johann Sebastian Bach名字的青銅棺蓋上面的時候，那些暗紅色的大提琴或者是殘破的皮鼓突然像是有了生命一般，瑩瑩地閃著光芒。 教堂庭院的巴赫雕像旁的商店裡可以找到有關巴赫和托馬斯教堂的資料。周末如果幸運的話可以旁聽他們的練習。巴赫博物館（Johann-Sebastian-Bach-Museum）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博物館位於原先聖托馬斯學校舊址附近，巴赫從1723年到去世都一直在萊比錫聖托馬斯學校合唱班工作和生活。16世紀，它是處於一家老商店背後一層。雖然在18世紀它被商人Georg Heinrich完全重新塑造和擴展，這座房子依然保留著1586年以來顯著的門廊和強大的圓頂的原始結構。館內有很多巴赫時期的文獻，音樂樂器和傢具。展館主要分4個主題：
房間1、Johann Sebastian Bach（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 – 聖托馬斯學校合唱班
房間2、Johann Sebastian Bach（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音樂的指導
房間3、巴赫的家庭
房間4、巴赫和他的影響力
博物館已經在2000年巴赫年的時候完全改造和擴展。在每個房間都根據不同主體而安排有輔助收聽的機器和耳機供給參觀者使用。在博物館最後的大廳是一個電視錄像室，在那裡有興趣的遊客可以觀看關於巴赫生活和工作的電影。一些關於巴赫音樂和文藝事件也可以在預約情況下使用幻燈片講解。 萊比錫中央球場於2003年12月份完工，這座擁有45，000個坐席的球場是專門為2006世界盃所修建。2006世界盃中有4場小組賽以及一場十六強賽事在萊比錫上演。萊比錫中央球場完全符合了國際足聯所制定的細節規則，包括滿足了全座椅球場要求。先進的緊急疏散系統能夠更好地保證觀眾的安全。 當地特產Zeiss望遠鏡、Rolleiflex和Leica相機、Zwilling刀具、錫蠟製品、Meissen瓷器、羊毛製品、Aigner等品牌皮具、音樂盒、木刻、Pelikan及MontBlanc的筆。
3. 萊比錫應用技術大學的學校名人
阿爾伯特Geutebrueck （1801~1868）
HTWK的榮譽建築師和建築商。HTWK主樓在卡爾 - 李卜克內西，大街132。他任教於萊比錫繪畫建築Mahlerey建築學院，自1823便和建築部門在一起。1838年7月建立的萊比錫皇家撒克遜Baugewerkenschule，他被任命了第一位主任。他擔任這個職位一直到1863年。
阿爾伯特Geutebrueck認識到脫離給予科學為導向的培訓和對產業化建築施工的必要性。他能把建築科學學科延伸及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他承擔的一系列主題和對系統的整體培訓，其效果對後人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他在萊比錫城市建設中的古典風格影響了幾乎40年。
阿爾伯特Geutebrueck留下了他的許多設計和建設：
在理查德 - 瓦格納 - 廣場大山花（1826年至1832年），
德國書商交易所在騎士街（1834年至1836年），
萊比錫大學（1831年至1836年及以下）和皇宮騎士街（1858年至1861年）。
康斯坦丁Lipsius （1832~1894）
HTWK榮譽建築師，建築商，主任，教授。
畢業於萊比錫皇家撒克遜Baugewerkenschule，並繼續在德累斯頓藝術學院進行建築的研究。在1877年，他在萊比錫詳細設計比賽中獲勝，被任命作為聖彼得教堂的建設者。聖彼得教堂始建於年1882年至1885年，在19世紀的德國是最重要的宗教建築之一。在1877年至1889年，Lipsius專門從事於聖托馬斯教堂的歷史保護恢復，並重新設計了在哥特式復興風格的西立面。
Foppl（1854~1924）
HTWK榮譽機械師，工程師和大學教授。工作專注於桁架和拱理論「，並於1892年接到任命研究」農業機械設計和工程文化。成就：基本六冊課本上的工程力學（1898 FF）對為萊比錫市場大廳屋頂的鑄鐵桁架結構和計算在數學上解決了所謂的渦輪軸Lavalschen臨界轉速問題。
諾伯特維納 （1884~1964）
HTWK榮譽數學家和控制論創始人。他處理了概率論，潛在理論，功能分析和數學物理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曾對彈道計算電子設備進行開發。1948年他出版了他的名著「控制論，控制在動物和機器溝通」，成立了新的科學學科。對控制論和資訊理論的原則理由是他最重要的科學貢獻。
康拉德楚澤（1910~1995）
HTWK榮譽教授，開創者，第一個程式控制和自由編程使用二進制十進制浮點計算機的發明者，第一高級語言開發者。1938年他建造了機械計算機足色1和2足色，其原理已經由美國數學家約翰馮諾依曼在隨後的40年裡發展。康拉德楚澤研製的「微積分計劃」的第一次高級別在世界上成為的高級語言之一。他的工作是世界公認的，其研究是發展是現代計算機技術的先決條件。
4. （急）根據這個寓言故事寫一篇作文，說出大致方向也行啊！！！！
思路：就主要寫那個農夫不切實際的根據表面現象亂下定論。
5. 德國有幾個證券交易市場
法蘭克福證券交易所（德語：Frankfurter Wertpapierbörse，縮寫：FWB；英語：Frankfurt Stock Exchange）是世界四大證券交易所之一。也是德國最大的證券交易所。
除了法蘭克福，德國還有以下幾個證券交易市場
Börse Berlin 柏林
Börse Düsseldorf 杜塞爾多夫
Hamburger Börse (u. a. Hanseatische Wertpapierbörse im Rahmen der BÖAG Börsen AG) 漢堡
Börse Hannover (Gemeinsame Börsen AG Hamburg-Hannover) 漢諾威
Börse München 慕尼黑
Börse Stuttgart 斯圖加特
Tradegate Exchange, Berlin 柏林
European Energy Exchange, Leipzig 萊比錫
6. 伊索克拉底的"論攤桌兌換商"一文,急求!
從攤桌兌換商走出來的商業銀行，發展到今天，已經成為金融體系的主體。它辦理存放匯兌，把社會儲蓄轉化成資本，並配置社會資源；它辦理轉帳結算，創造存款貨幣，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它提供多種多樣的代理、委託、保管、服務業務，滿足人們生活中理財需要，已經成為最受個人、企業歡迎的「管家婆」。十年前，有人說「商業銀行快進博物館了」，的確，當代資本市場的發展使商業銀行對企業融資減少。但是，商業銀行與時俱進，絕處逢生，在傳統的存貸款業務之外，大量發展中間業務，使得現代商業銀行不僅沒有進博物館，反而站在了資本市場的潮頭，成為對多個盈利點進行風險管理的全能機構。
從第一張股票交易到現代資本市場
威尼斯很早就有公債券交易，1328年，佛羅倫薩也出現了這種交易，熱那亞還存在拋售和收購聖喬治銀行有價證券的活躍市場，到了15世紀，萊比錫出現了礦業股票的買賣。
股票的發行與交易，是股份公司的產生帶來的。但是，當它以白紙黑字的書面形式出現時，想轉讓並不容易，「股東」一詞也遲遲不被接納。盡管股票有很多優點，股份公司的推廣卻極其緩慢，這就從客觀上要求一種股票買賣的公共服務組織的出現。
1613年成立的阿姆斯特丹證券交易所首創了這種交易市場。它不同於原來的證券買賣市場，不但交易數額大，而且具有流動性、公開性和投機性。交易方式多種多樣，除了買賣股票，賭漲賭跌，甚至可在沒有本錢也沒有股票的情況下進行投機活動。投機者空手賣出或空手買進，收盤時結算盈虧，交割差額。最初的股票是記名的，買主把自己的名字登上專門的賬本以後，就算擁有了股票。但是這種措施也無法杜絕投機，後來才使用不記名的股票。
當時參與阿姆斯特丹交易市場的不僅有大資本家，也有普通的老百姓，他們聚集在阿姆斯特丹證券交易所附近的咖啡館里。經紀人混跡於其中，努力使人們相信股價會如何如何，從而引誘投資者通過他來進行交易。一般人的交易必須通過經紀人，因為自己無權進入交易所。同時小投資者要了解股價的高低也只能通過經紀人，因為當時沒有真正的行市。阿姆斯特丹也因之成為當時歐洲最富有魅力的城市，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股票成為市場上的搶手貨，再加上荷蘭安全的公共債券，全歐洲的大部分資金都流往這個城市。
荷蘭證券市場的發展刺激了倫敦。1695年，英國的皇家交易所也開始買賣公債以及東印度公司和英格蘭銀行的股票。英國的交易情況和荷蘭一樣，投資者和經紀人都擠在交易所街的咖啡館里，著名的喬納森咖啡館成了最主要的證券交易場所。現代法國史學家布羅代爾在他的著作中，惟妙惟肖地記載了交易所中交易者的「切口」，甚至記下了街上小商販的叫賣聲。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手段，期貨交易、邊際購買（使用一小部分資金購入股票，以新購入的股票作為抵押介入其餘的股票）， 以及「拋」、「收」、「多頭」、「空頭」等，在倫敦也統統出現了。然而1748年的一場大火，燒毀了倫敦交易所附近的咖啡館，經紀人的活動區域更加有限。經過多次籌劃，1773年，一幢新的建築在皇家交易所的背後修建起來，這個新落成的證券交易所，環境大為改觀，交易形式也更加正式。
與此同時，在歐洲的巴黎、布魯塞爾等地也出現了證券交易所，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場形成了。歐洲很快形成了一個集中、統一的交易市場，這就是社會化的、價格收益可以預期的證券交易場所。但是資本的趨利性使得當時的證券交易市場充滿了泡沫，南海泡沫就是一場帶有幾分滑稽的典型投機活動。
英國南海公司擁有英國在南海(即南美洲)的貿易壟斷權，公司為了圈錢還債，操縱者分幾次出售南海股票，並且一次比一次價格高。股民們蜂擁而上，股市空前活躍。投機活動使得南海公司股價直沖950英鎊，人們狂熱地參與其中，有的婦女賣掉自己的首飾來購買股票。就連著名的物理學家、數學家牛頓也屈服了，他開始時買了價值七千英鎊的股票，之後在兩倍的購入價格上賣掉了，後來被群眾的狂熱卷挾著，他又以更高的價格買回來，結果虧損了兩萬英鎊。他哀嘆自己可以計算天體的運行，卻不能計算人群的狂熱。為了改善當時糟糕的局面，國王喬治一世提前從休假地趕回來，召開國會，提出必須有人承擔責任、受到懲罰，上議院摩爾斯•沃西大力主張把罪犯捆進麻袋投下泰晤士河。但沒有人指出這是因為投機者自己貪圖暴利和違背常識的必然結果。跟著成立了一個調查委員會，查出為了推動成立南海公司的立法，有權勢的人被贈予了免費的股票，包括國庫專員查理斯•斯坦霍普、桑德蘭伯爵和分別擔任郵政大臣與國務大臣的詹姆斯•克雷格父子，還查出財政大臣約翰•艾斯萊比也接受了八十萬英鎊的賄賂。在接下來的審理中，財政大臣艾斯萊比以「惡名昭著的、危險的和罪惡的」腐敗獲罪，並被投進監獄，二百多萬英鎊從南海公司的董事中追回，這些董事的土地、財產被充公。後來人們反思，如果政府能夠對金融市場保持一定的監督和管理的話，南海泡沫就不至於鬧到
7. 為何說德國萊比錫是圖書之城
萊比錫的各大展覽中，除了工業展，圖書博覽會也尤其著名。將書展放在萊比錫，當然不光是因為她的展覽會傳統，更是因為這里是印刷業的先驅！萊比錫著名的圖書業傳統由來已久，也坐擁無數第一，這里座落著一些歷史悠久的出版社、印刷廠。
15世紀，德國人古登堡創造出字母活字印刷，印出了被後人稱為《古登堡聖經》的典籍，大大的促進了德國印刷業及出版業的萌芽及發展。1650年,出版商里茲赫在萊比錫創辦《新到新聞》,這是德國乃至世界上第一家日報。
這里，也是歌德的愛與罰之城，讓他萌生了寫他偉大的著作《浮士德》的想法。他的雕像，如今，經年累月的矗立在了老交易樓的前面。老交易所修建於17世紀，是萊比錫最古老的巴洛克建築，商業蓬勃的萊比錫，商人們主動提出要求，博覽會期間，在這個交易大樓中簽訂合同。在二戰中，交易大樓內部被破壞，立面卻保持完整。
不用說，這個地下餐廳，成為了歌德、浮士德愛好者必定要去打卡的餐廳，坐在這個讓文豪文思如泉湧的地方喝個小酒，或許真的可以讓你對人生也有新觀感和方向呢！
8. 會展行業的聯系交易功能
會展行業聯系和交易功能會展孕育巨大商機，具有聯系和交易功能。聯系溝通作用非常明顯：聯系量大、聯系面廣、聯系效果好，因此會展可以向會展組織者、參展商、觀眾提供彼此聯系和交流的機會。通常在短短幾天有限的會展期間，參展商往往可以接觸整個行業或市場的大部分客戶，可能比登門拜訪等其他常規方式一年甚至幾年所接觸的客戶還多。展會參加者在專業展會上可以接觸到行業主管部門領導、本領域專家、現有客戶、潛在客戶、供應者、代理商、用戶等與己相關的各種角色的人，其中不乏決策人物、關鍵人物，形成的人際聯系質量高。會展的環境氛圍典雅，有利於進行高質量的交流。
貿易成交一般有若干環節：生產廠家向客戶宣傳產品，客戶產生興趣並進行詢問了解，客戶產生購買意向，廠家與客戶洽談，討價還價成交。通常這個過程有時可能比較長，但在展覽會上，這一過程可以比較迅速完成。在會展中，豐富的信息、知識交流傳播使得生產、貿易、生活趨於更輕松、直接、快捷、准確，消除了供求中的許多不確定因素，產生高效低耗的經濟功能，創造了經濟均衡的巨大可能性。在展銷會上，參展商為賣而參展，參觀者為買而參觀，均有備而來。參展商可以在有限的時間內最廣泛地接觸買主，觀眾購買商可以在有限的空間里最廣泛地了解產品，參展商可以於潛在客戶表示出興趣時就抓住機會開展推銷、洽談工作，直至成交甚至當場回款，買賣雙方可以完成介紹產品、了解產品、交流信息、建立聯系、簽約成交等買賣流通過程，展會起到溝通和交易作用。
國際展覽會與博覽會是經濟全球化的產物，大大促進國際間的交流與交易。在中世紀時代，作為展覽會前身的貿易集市就定期或不定期地在人口集中、商業較為發達的歐洲城市舉行。到15世紀末16世紀初，由於「地理大發現」的進展，世界各大洲的經濟文化交流密切起來，形成連接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的國際市場，國際展覽業形成萌芽。
17世紀英國工業革命和後來的比利時、德國、法國、美國的產業革命，推動世界科技迅猛發展，特別是通訊和運輸工具的使用，在倫敦、法蘭克福、巴黎等城市，貿易集市發展成為較大規模的國際展覽會或博覽會。1851年在倫敦首次舉行了世界博覽會，標志著舊貿易集市向標準的國際展覽會與博覽會過渡。1895年萊比錫第一屆國際樣品博覽會，滿足了當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市場交易的需要。
國際展覽業形成對經濟全球化的強大推動力。19世紀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展覽會與博覽會成為發達國家爭奪世界市場的場所，為世界經濟復甦注入勃勃生機。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一批因戰爭停辦的展覽會和博覽會重煥生機，例如世界著名的「米蘭博覽會」、「萊比錫博覽會」、「巴黎博覽會」，後被譽為連接各國貿易的三大橋梁，值得一提的是「萊比錫博覽會」在冷戰期間為溝通東西方貿易聯系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前民主德國每年與西方國家達成的貿易額中，有三分之一是在萊比錫博覽會上達成的。此外，原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特邀西方國家商人到「萊比錫博覽會」洽談業務，簽定合同，因此「萊比錫博覽會」被譽為「通往東歐國際貿易市場的門檻」。
通過商品或科技成果的會展，使供需雙方充分了解對方的信息和需求，再加上可以通過實物觀看，迅速促成供需雙方達成商務合同，因此會展市場孕育了無限的商機。在新加坡舉行的「2004年亞洲航空展」，單是公布的部分交易額就達到了35.2億美元。
9. 為什麼德國萊比錫被稱為是博覽會之城
12世紀兩條著名橫貫歐洲的大商道在萊比錫交匯，無數商賈名流聚集於此，催生了蓬勃的商業。
從1165年起，這里就開始舉辦商業集會，商人們背著貨品，紛至沓來，參加一年三次，每次維持十天的集市，租賃附近倉庫存放貨物，足見800年前就已經頗具規模！積極的商業氛圍也拉動了其他產業，比如酒店業，萊比錫古老的好酒店可不少哦！
近年來新建成的萊比錫新博覽會區是當前世界最現代化的博覽會區。除了眾多的工業博覽會外，萊比錫圖書博覽會尤其著名。
10. 德意志關稅同盟的主要影響
關稅同盟是德國歷史上經濟融合以及經濟和政治相互作用的最好範例，對它的探討不僅可以拓展對德國民族統一研究的范圍，而且也可以對正在加速的歐洲一體化進程提供某種有益的啟示。
關稅同盟建立的起因是國外學者爭論的一個焦點。問題集中體現在這種商業和關稅政策的聯合體究竟是基於經濟領域還是政治方面的考慮。是經濟發展、工業擴張以及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政治的需要，還是政治保守和分立主義抵制自由民主思想的產物？應該說，對關稅同盟的解釋並不是非此即彼的單一原因，而是多種因素甚至相互矛盾的因素互相作用的結果。
19世紀初，德國處於從傳統向現代的過渡時期，新舊思想的沖突十分劇烈。一方面，由於受到啟蒙思想的熏陶、法國大革命的激盪和德意志解放戰爭的鼓舞，自由進步思想和民族獨立意識開始在德國形成並通過各種形式廣泛傳播，並進而由理論而轉入各種規模和層次的爭取民族統一的運動。但另一方面，政治保守力量和分立主義勢力仍然十分強大。為了維護傳統的社會秩序，保守派藉助國家力量抵制新社會集團的壯大和民族運動的發展。德國歷史上沿襲下來的政治體制，即邦國分立主義，在神聖羅馬帝國被摧毀後，也繼續保留它傳統的特徵，決不肯輕易放棄「領土」和「主權」獨立。關稅同盟的產生正是這樣一個復雜時期的產物，因而也必然在經濟和政治方面混合了傳統和現代的目標。
建立關稅統一政策是1815年後德國社會的共識。長期的國家分裂割據、貨幣和度量衡制度的五花八門、重重關卡的限制，德國商業和貿易的發展受到了極大阻礙。特別是拿破崙的「大陸封鎖政策」取消後，原先受到保護而得到發展的德國工業，面對外國工業品尤其是英國工業品的強大競爭，紛紛陷入困境。與此同時，德國的農產品如牲畜、穀物等在國外市場卻又遭到猜忌和抵制。唯有取消境內關卡，建立國內統一市場；徵收聯邦邊境關稅，確立統一關稅體制才是擺脫困境的唯一出路。
社會輿論對德國經濟政策的改革投入了極大的關注，新聞界連篇累牘發表文章，就關稅政策展開討論，各地社會團體要求建立統一關稅的請願運動也高潮迭起。德國各邦的自由主義政治家和國務活動家對關稅政策的改革也抱有濃厚興趣，他們提出許多新的倡議，並經常按照自己的意願，通過當局的報紙和文章指導輿論導向。在德國，正是政府中的這類特殊群體——「官僚自由主義者」，才是實現經濟變革的主導力量，後來成立的關稅同盟也就是這種國家權力機構的傑作。
但是，經濟民族主義的力量還無法直接促成關稅統一體的產生，德國所面臨的實際情況遠比想像的要復雜得多。1815年的維也納會議對取消德國關稅壁壘的問題提出了討論，但邦聯在梅特涅的壓力下，擔心關稅統一會產生「民主和超國家」的政治後果，而各邦因為「主權意識」，也不願放棄獨立的稅收和商業政策，因而邦聯條例第19條只通過了「各邦將來在德國的商業和交通政策上採取一致行動」的含糊解釋，實質性的問題被拖延擱置。
當然，經濟利益的差異也是統一的關稅體制難以達成的重要原因。德國的北部和東北部地區經濟結構以農業為主，工業基礎相對薄弱。而萊茵和西里西亞之間的中德地區工業企業卻已有相當程度的發展，工業化開始萌芽。至於南部和西南部地區經濟的主要特點則是農業兼小企業生產。地區經濟結構的差異產生了不同的商業利益，以穀物出口為主的北部農場主和商人主張自由貿易的經濟政策，而西南部的工業家、手工業主則強調關稅保護。
普魯士首先推動了關稅統一問題的進一步發展。1818年普魯士頒布「新稅法」，推行自由主義的稅收和商業政策，取消一切商品進口的禁令；同時廢除境內稅收和商業關卡，建立統一稅制。普魯士這種撇開邦聯獨樹一幟的特殊政策招致了其他邦國的憤怒和抗議。為與普魯士分庭抗禮，中南德各邦開始靠攏，幾經摩擦沖突，1828年1 月達成巴伐利亞—符騰堡關稅同盟條約。同年8月， 在「法蘭克福宣言」的基礎上又建立了中德商業聯合。但中南德關稅同盟並沒有實現真正的商業自由，也缺乏共同的關稅稅率。相比之下，普魯士的關稅體系則顯示了經濟和政治分量，為廣泛意義上的關稅統一提供了基礎。1828年，普魯士與黑森—達姆斯塔特根據普魯士稅法原則訂立關稅同盟條約。 7 年之後， 即1834年，那些原先擔心主權喪失的邦國，如巴伐利亞、符騰堡、薩克森、圖林根各邦等也先後加入了普—黑關稅同盟。1834年1月1日，德國關稅同盟正式生效。 德國的統一受阻
關稅同盟的成立是德國各邦權衡切身利益，不得已做出的決定。
首先是各邦的財政需要。國庫空虛和財政赤字是那個時期大多數邦國所面臨的嚴峻問題。以普魯士為例，1820年財政赤字達到217,248,762 塔勒，相當於國家四年多的收入。（註：海因里希·馮·特賴施克：《19世紀德意志史》（Treitschke, The German History of the NineteenthCentury），第3卷，倫敦1918年版，第385頁。）其他邦國情況也與普魯士類同。關稅區域的建成將有助於減緩債務問題，因為它至少可以獲取原先因境內關卡林立，支付龐大行政開支和走私活動而白白流失的大量年稅入。這筆稅入數額是驚人的，在黑森公國每年進口稅所得就無端地消耗在它的行政費用上。無怪乎關稅同盟的奠基人莫茨會樂觀地提出，建立統一關稅區，加強對財政的有效管理將很快消除可怕的財政赤字。（註：海因里希·馮·特賴施克：《19世紀德意志史》，第4卷，第253頁。）1818年普魯士新稅法的一個直接經濟後果就是稅收收入的增加和稅收行政成本的降低。當時普魯士的行政成本只佔稅收總收入的15%，而同時期巴伐利亞和符騰堡則分別達到25%和43%。（註：H- W·哈恩：《19 世紀的經濟融合》（H- W. Hahn. WirtschaftlicheIntegration im 19. Jahrhundert）， 哥廷根1982年版，第26頁。）當然，徵收關稅的區域越大，稅收的成本也就越小。1828年黑森公國陷入財政困境，莫茨便利用這個時機，促成了普黑聯合。根據普魯士—黑森—達姆斯塔特關稅同盟條約，進出口關稅所得收入各邦按人頭平均分配。這種利益均分的原則對未參加關稅同盟的各邦極富吸引力。那些原先指責達姆斯塔特政府「判斷失誤」的邦國也紛紛加入關稅同盟。1834—1842年，關稅同盟成員國的人均收入每年提高5%。（註：R·蒂利：《從關稅同盟到工業國》（R.Tilly,Vom Zollverein zumInstriestaat），慕尼黑1990年版，第41頁。）這一成果顯然是關稅同盟克服邦國分立主義的有利武器。
其次，關稅同盟的成立可以保護君主權力和邦國生存，抵制自由主義革命。30年代是革命性的年代，各邦君主雖然反對任何將導致主權削弱的關稅統一體，但更難以容忍的還是資產階級因對德國經濟環境的失望和憤怒而採取過激行動，建立德意志共和國的可怕前景。因此以犧牲邦國部分主權為代價，支持統一關稅政策，成為「爭取資產階級脫離雅各賓主義」的唯一手段。（註：A·J·P·泰勒：《德國史的進程》（A. J.P.Taylor,The Course of German History），紐約1946年版，第62頁。）關稅同盟也就因而成了民族統一的替代物。
事實上，關稅同盟的組織原則也表現出它並沒有損害邦國主權，相反則體現了尊重或至少不改變邦國主權的特點。關稅同盟的組織機構建立在平等和非集中化原則基礎上，同盟的最高機構是代表大會，由各邦派代表組成；同盟內部結構的調整和稅率的改變必須由成員國全票通過；同盟試驗有效期8年，期滿後各邦有解約和退出的權利。此外， 奧地利沒有參加關稅同盟，使得同盟成員國在維護自身主權獨立的同時，多了選擇奧地利與普魯士抗爭的籌碼。正如普魯士外交大臣馮·維特恩在1840年4月13 日寫給慕尼黑公使登霍夫的信中所說的：「建立關稅同盟的政治思想是要從根本上消除政治顛覆的意圖，……我們不想讓邦國因為犧牲自己的意願而感到懊悔。」（註：H-W·哈恩：《德國關稅同盟史》（H-W.Hahn,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Zollvereins），哥廷根1984年版，第339頁。）達姆斯塔特的杜·梯爾也認為各邦雖然在商業政策上實現了聯合，但經濟和政治還是可以分開的。（註：哈恩：《19世紀的經濟融合》，第89頁。）
總的來說，關稅同盟的建立是各邦基於經濟政治諸多方面考慮，某種程度上抑制分立主義思想的結果。它的產生既不具備向現代社會發展的明確思路，也不單純是傳統的封建復辟。它不是德國未來民族統一體的大膽設想，但客觀上卻促進了德國經濟統一的形成，逐漸打破了德國分立主義力量，並最終為德國的政治統一創造了物質前提。
30年代是德國工業起飛的階段。因此，對於關稅同盟和德國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種認為關稅同盟開始了德國的工業革命，是推動工業化的重要手段。另一種觀點則持謹慎態度，以為影響經濟增長的是一些基本要素，如勞動、資本、國內需求等等，對關稅同盟不能做過高估計。筆者認為，德國工業發展在30年代的加速在多大程度上是由關稅同盟引起的，很難測定；德國工業革命由關稅同盟引發，說法也很勉強。但至少有一點應該肯定，如果沒有關稅同盟，德國的經濟進步會更艱辛，會遇到更多的阻力和摩擦。
關稅同盟的成立在短時期內對德國經濟並沒有發生質的影響，它的成立沒有象人們期盼的那樣實現國際商業政策的根本變革。關稅稅率是南北妥協的結果，在自由貿易和保護關稅之間取了折中。一些商品如鹽和紙牌等繼續保持國家壟斷；啤酒、葡萄酒、燒酒和煙草等消費品各邦仍有權徵收較高的稅收，以補償因其他商品稅率下跌造成的損失；經濟統一的各種立法也還遠遠沒有出籠。同盟內成員國之間利益矛盾重重，分立主義和對自治主權的看重使關稅同盟體系的每一點改革和完善都充滿了阻力。
但是不可否認，關稅同盟的成立及其他的發展仍對德國的經濟起了積極作用。首先，它在很大范圍內取消了德國境內的關稅壁壘，為商業注入了活力。德國歷史上第一次在除奧地利之外3/4的土地上，2300萬人口中實現了進出口稅和過境稅的統一。1834年1月1日凌晨，長串長串載滿貨物的四輪馬車等待通過邊境線，這一壯觀的景象預示德國內部市場商業流通擴大的開始。
其二，度量衡和貨幣制度的逐漸統一。關稅同盟成立後，由於涉及到征稅和同盟內收入再分配等實際問題，需要對各邦不同的貨幣關系進行協商。1838年的德雷斯頓貨幣條約就貨幣兌換率的問題達成了協議，宣布在銀本位基礎上確定兩種貨幣流通區域，即北德的塔勒區和南德的古爾登區，塔勒與古爾登的比價為4∶7。在此期間，還出現了紙幣問題。普魯士除控制各邦紙幣的使用外，還加強了普魯士銀行紙幣的流通量。到60年代，普魯士銀行發行的紙幣控制了德國很大一部分貨幣流通，貨幣統一由此在大范圍內形成。關於度量制度，1833年關稅同盟國制定了關稅重量單位——關稅公擔。1關稅公擔等於50千克， 並逐漸取代了各邦的重量體制。
其三，交通運輸狀況的改進。由於擔心貿易轉向以及由此帶來的財政損失，同盟各邦都把改善交通視為克服這一危險的好辦法。首先是鐵路，30年代開始受到各邦政府的重視，四、五十年代對鐵路的投資以令人吃驚的速度遞增，50—80年代，鐵路資本佔全部投資的比例從2.8 %增長到7.4%。鐵路長度1850年5856公里，到1870年則達到18,876 公里。（註：R·呂洛普：《19世紀的德國》（R. Rürup, Deutschlandim19. Jahrhundert），哥廷根1984年版，第75頁。）鐵路路線的選擇也明顯受到關稅同盟的影響， 鐵路樞紐往往是扼貿易咽喉的城市，如柏林、萊比錫和科隆等，因商業流通的需要將城市和地區連接起來。關稅同盟和鐵路建設的同步發展使李斯特在30年代就將它們視為德國現代化的「連體雙胎」。其次是河道運輸。1800年一宗貨物從易北河上的漢堡運往馬格德堡，通行稅需付14次；美因河上從班貝格運貨到美因茲付通行稅33次。1831年萊茵河沿岸的各邦接受了「美因河—萊茵河船運條例」，宣布了收稅和堆貨權的無效。而關稅同盟成立之後，在它的范圍內更是免除了河道通行稅，大大保證了貨物運輸的暢通。
其四，關稅同盟對德國工業起了刺激和保護作用。雖然採取較低的關稅政策，擴大國外產品的進口，使國內市場上的競爭尖銳化，導致一些傳統手工工業的破產，但另一方面，因為鼓勵新技術的引進和模仿，進口替代品的生產速度加快，傳統企業結構也被迫進行調整改造。同時，因為關稅同盟的建立廢除了貿易壁壘，商品交通費用下降，而它們和國際貿易的聯系又得到增強，因而使國內商品向國外市場出口的可能性大大提高。更不用說對一些工業部門如糖、棉毛和鐵製品等，關稅同盟還進行了有選擇的保護，而這種保護恰恰是以往小邦國所做不到的。關稅同盟的建立並沒有直接促進工業化的發展，也沒有阻止40年代發生的經濟和社會危機，但它卻在某種程度上保證德國從傳統的農業國向現代工業國家的過渡。1844年，庫爾黑森政府就關稅同盟對工業的影響做了一個民意測驗，結果表明：沒有一個大企業對這個機構的有利後果產生爭議，尤其是博肯海姆的企業對關稅同盟充滿了贊美之詞。（註：哈恩：《德國關稅同盟史》，第169頁。）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關稅同盟加強了德國內部的經濟聯系，不同的經濟區域慢慢地融合成為共同的民族市場，逐漸形成民族經濟。隨著商品貿易的增長，鐵路河道運輸的改進，工業的發展，稅率政策的調整以及貨幣和度量衡的統一簡化了商品交換的方式，同盟各邦之間的經濟聯系日趨密切，相互依賴性逐步增強。 從各邦商品流通的狀況看，60年代，薩克森王國2/3的穀物來自普魯士，南德諸邦所需的生鐵、石煤等工業原料也主要由普魯士提供。盡管有普魯士和薩克森工業的競爭，但南德的工業品仍因關稅同盟擴大了市場，在美因茲以北找到了銷售機會。超越邦界的勞動分工在關稅同盟區域內也得到發展，除了重新恢復老的合作關系外，還建立了許多新的合作企業。例如薩克森企業家在巴伐利亞的霍夫地區投資設廠從事紡織業生產，而巴伐利亞的織工同樣也在毗鄰的薩克森染坊中從事勞動，目的都是想利用對方低廉的勞動力獲取高額利潤。邦國之間的這種勞動分工在萊茵—美因地區尤為突出。蒸蒸日上的鐵路建設對資本的需求急劇擴大，而傳統的信貸方式已無法滿足。因此從50年代以來，關稅同盟內各邦之間加強了金融的互相滲透。普魯士銀行家梅維森、奧本海姆等先後在鄰國建立新的商業銀行，而1853年成立的達姆斯塔特工商銀行則是由科隆的大資本投資建立的，它為關稅同盟區內的工業發展提供了大量的資金。保險和抵押行業和金融信貸業一樣，也在邦國間加強流動。
關稅同盟的形成和發展推動了商品、資本和勞動的相互運動。隨著同盟區域的進一步擴大，1836年巴登、拿騷、法蘭克福加入關稅同盟，1842年又有不倫瑞克參加。到1851年德國關稅同盟已包括454,109 平方公里，2900多萬人口。小德意志經濟區域逐步形成。在經濟融合的基礎上，民族層次的政治和社會也加快了組合進程。一個民族統一國家的未來前景已經粲然若現。
德意志的民族問題是在普魯士領導下，以小德意志方式解決的。但是應該說，這並不是普魯士的預謀。以特賴施克為代表的普魯士歷史學派神話化關稅同盟，將它視為普魯士君主和傑出政治家精心鋪墊的「第一塊通往帝國的奠基石」，這種說法有悖於實情。事實是，關稅同盟並非普魯士一邦的傑作，而是各邦官員、市民乃至君主共同推動的結果。當然也不能否認，普魯士在德國擁有特殊地位，推動並為關稅同盟打下了烙印。在後來的發展中，它逐步擔當起指導德國經濟政策的任務，並成為德國未來政治的領導力量。 德國的經濟發展受阻，普魯士的特殊地位得益於它優越的自然和經濟條件。普魯士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境內的魯爾區、薩爾區和上西里西亞是德國最重要的三大礦區。地域廣闊、人口眾多也可以使它採取開辟一個大的銷售區域和減少邊境監察開支等辦法，吸引那些沒有能力實行獨立經濟政策的中小邦國向它靠攏。關稅同盟建立後，普魯士經濟優勢更為突出，中小邦國對它的經濟依賴也更加強。1857年關稅同盟內95%的生鐵來自普魯士，即使是工業化程度較高的薩克森也必須向普魯士訂購原料。同盟各邦的大批農產品和工業製品也在普魯士找到了廣闊市場。僅以黑森地區為例，1852年普魯士吸收黑森—達姆斯塔特皮革的40%，價值100 萬古爾登；煙草43%，價值168萬古爾登；葡萄酒50%，150萬古爾登；土豆和穀物340萬古爾登。向普魯士商品的總出口量在重要的年份可達到1100 萬古爾登。（註：哈恩：《德國關稅同盟史》，第170頁。）在分立主義傾向嚴重的南德地區，對普魯士經濟的依賴雖不能直接感覺到，但仍不能低估它們內部工業與普魯士資本的聯系程度。普魯士活躍的銀行資本以貸款方式不斷地向巴登和巴伐利亞滲透，尤其是1866年後，普魯士控制了法蘭克福銀行和證券交易所，更使南德加強了對普魯士資本的依賴。
與普魯士通過關稅同盟密切與中小邦國經濟聯系的努力相反，奧地利與德意志的其他部分在經濟關繫上卻分離得越來越遠。這一現狀是由奧地利保護關稅的政策造成的。其原因一是哈布斯堡國家地理環境與德國其他地方乃至世界隔絕，自給自足而沒有重要的外貿；二是經濟落後，尤其是匈牙利和其他非德語地區，工業品缺少競爭力。所以奧地利沒有參加關稅同盟，而是修築一道人為的柵欄，把自己和那些在經濟上越來越依靠一個統一而擴大的經濟區域的中小邦國分隔開來。
普魯士在德國經濟統一問題上的不同態度導致不利於奧地利的結局。1850年關稅同盟無論在農業經濟還是在工業生產上都比奧地利占據優勢。1865年，普奧之間的差距拉得更大了。在普魯士，1930萬人口中45%生活在農村，而奧地利3750萬人口中卻有70%從事農業勞動。普魯士鐵路長度達11,000公里，而奧地利僅有6600公里。生鐵產量普魯士有85萬噸，奧地利只有46萬噸。普魯士擁有蒸汽機15,000台，80萬馬力，而奧地利卻只擁有3400台，10萬馬力。（註：哈恩：《19世紀經濟融合》，第276頁。）奧地利放棄了德國經濟的領導權，而把關稅同盟，進而也是指導德國經濟發展的大權交給普魯士去掌管，而它自己除了向各邦提供一點政治上的幫助，以慰撫它們對普魯士霸權主義的恐懼之外，沒有什麼能夠吸引小邦的了。
伴隨著經濟地位在關稅同盟中的確立，普魯士領導德國政治的新形象也開始樹立起來。盡管梅特涅在關稅同盟成立之時，因考慮在邦聯政治上與普魯士的合作，避開了對同盟採取打擊措施。但他仍然預感到普魯士的關稅同盟對德國邦聯，尤其是奧地利的可怕威脅。關稅同盟儼然成為「國中之國」，打破德國的均勢，確立普魯士在德國事務中的「特殊地位」。（註：T·尼佩代：《德國史：1800—1866 》（T.Nipperdey,Deutsche Geschichte: 1800—1866），慕尼黑1983年版，第361頁。）國外的輿論也把關稅同盟與普魯士的政治力量掛鉤，法國駐慕尼黑的一位外交官甚至認為關稅同盟是宗教改革以來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因為普魯士在邦聯的巨大體系中獲得了「空前的權力」。（註：H-W·韋勒：《德意志帝國：1871—1918》（H-W.Wehler,Das Deutsche Kaiserreich1871—1918），哥廷根1983年版，第29頁。）
資產階級對普魯士的支持是普魯士政治力量發展的重要支柱。雖然資產階級內部也有不同的意見，南部資產階級反對關稅同盟的呼聲很大，但大多數自由派資產階級還是從關稅同盟中看到了克服國家分裂的力量，把關稅同盟視作政治統一的前提。大資產者，尤其是萊茵的大資產者，從30年代普魯士的經濟活動中看到普魯士的「地位和政策」，相信普魯士註定要承擔起「德國使命」的重任。（註：E ·策希林：《德國統一運動》（E. Zechlin,Die Deutsche Einheitsbewegung），法蘭克福1961年版，第89頁。）1859年成立的「民族協會」以自由貿易為宗旨，明確表示支持普魯士完成德國使命，以小德意志方式解決德國民族統一的政治問題。
普奧經濟和政治力量發展的不平衡在1849年終於爆發公開沖突。焦點在於關稅同盟和關稅統一體，但實質問題是德國的政治統一以何種方式解決。1849年10月，奧地利提出中歐關稅統一計劃，想以哈布斯堡為核心，建立一個從尼門到博登湖，從尼德蘭到阿德里亞和下多瑙河，人口達7000萬之眾的關稅區域。目的是以大德意志吞並小德意志經濟區域，遏制關稅同盟中普魯士的經濟發展和政治地位的提高，重新樹立奧地利在德國乃至歐洲大陸的領導地位。 在選擇親普還是親奧的問題上，關稅同盟各邦陷入矛盾之中。雖然在政治上它們不情願受普魯士的支配，為保護邦國的獨立，更願意藉助奧地利的政治影響與普魯士抗衡。但在經濟上，它們始終無法擺脫對普魯士的依賴。薩克森沒有普魯士只能是一個很小的市場，它依靠轉手貿易，需要享受關稅同盟的優惠待遇。巴登、符騰堡和巴伐利亞的工商業是通過普魯士控制的萊茵河道與北海相連的，與關稅同盟的脫離會帶來貿易上的巨大損失。同盟成員國中那些在其他問題上的相互對立的集團，如民主派、自由派和保守派，自由貿易者和關稅保護者，手工業者和工業家，農民、小商販和職員，在涉及關稅同盟的問題上團結起來，以真正商業政策的利益為共同信念，反對與普魯士在關稅政策上的分離。經濟利益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限制邦國的政治行動。
普魯士也充分利用各邦對它經濟依賴的心理，以自由貿易的經濟原則為武器，時時以廢除關稅同盟相威協，對其他形式上平等的成員國施加強大的經濟政策壓力， 並根據自己的願望來確定關稅稅率的高低。 1851年，普魯士以關稅政策上的一些優惠條件與漢諾威簽訂商業條約，致使1854年漢諾威和整個稅務同盟，包括奧耳登堡在內都參加普魯士領導的關稅同盟，從此打開關稅同盟與北部的經濟聯系。1853年關稅同盟期滿，但各成員國出於經濟考慮和普魯士的壓力同意續約12年，奧地利的關稅統一計劃受挫。1863年普法簽訂商業協約，普魯士在重要的經濟政策戰場上贏得法國支持，而與此同時奧地利與德國各邦進行的第二次關稅問題談判卻再度失敗。1866年，普魯士成功地排擠了奧地利，最終確立小德意志的經濟和政治霸權。1867年普魯士建立關稅議會，重組關稅同盟，削減關稅和簡化關稅格式，並通過一系列經濟立法，如建立商業法庭，頒布企業自由條例，取消成立股票交易所的種種限制等辦法改善關稅同盟區的經濟環境。普魯士的目標很明確，繼續以經濟為紐帶化解南德與普魯士的政治對立， 以物質統一達到民族統一的遠大目標。1871年，普魯士終於以小德意志方式解決了德國民族統一的問題，德意志帝國建立。
在邦聯體系之外建立起來的關稅同盟，從它成立之時起就表明不純粹是稅率政策的問題，在它的發展過程中，則更進一步顯示出，它已遠遠超出經濟范疇涉及到民族統一的政治問題。在關稅同盟身上，經濟對政治的影響達到如此密切的程度，以致於德國國民經濟史學家G ·施穆勒認為，1818年普魯士的商業和關稅立法在某種意義上發展成為德意志帝國。（註：阿·邁爾：《關稅同盟和俾斯麥的德國政策》（A. Meyer,Der Zollverein und die deutsche Politik Bismarcks），法蘭克福1986年版，第351頁。）莫茨也堅信，國家在關稅和商業政策上的聯合會引導出政治體系的統一，這同樣是不言而喻的真理。（註：阿邁爾：《關稅同盟和俾斯麥的德國政策》，第351頁。）經濟基礎是政治發展的決定性力量，關稅同盟做為經濟統一的基礎，合乎邏輯地成為德國政治統一的推動力量。
但是，承認經濟因素的主導作用，並不否認政治力量在推動歷史前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關稅同盟推動德意志帝國建立的問題上，我們同樣要考慮到其他一些因素的影響。在普魯士統一德國的道路上，並沒有避免戰爭的爆發。因此要充分估計到德意志邦聯的向心力和邦國的分立主義，尤其是南部強烈的「第三德國」的思想。奧地利不會輕易放棄德國政治領導權，在中歐計劃失敗，甚至在被趕出德國之後，奧地利還繼續採取與南德和法國的合作，調整貿易政策以迎合南德的利益，威脅普魯士在關稅同盟中的地位。中小邦國特別是南德諸邦也不願一味順從普魯士的政治壓力，為維護它們介乎於普奧之間獨立的政治立場，尋求奧地利的保護以抗衡咄咄逼人的普魯士。1866年南德站在奧地利一邊參戰就表明關稅同盟還不足以消弭它們對普魯士霸權的敵對態度。戰後，普魯士在政治上的威脅更加深南德的不安和不信任，它們極力抵制關稅議會，使普魯士認識到政治統一隻用經濟手段是行不通的。關稅同盟實現經濟一體化，但沒有政治和軍事力量的參與，德意志帝國的建立就不會如此順利。
另外，俾斯麥對關稅同盟的靈活利用和掌握也是德國民族統一不可忽略的因素。俾斯麥非常重視關稅同盟對普魯士的政治價值，也明確表示要通過普魯士領導下的關稅同盟建立政治統一的物質基礎的思想。（註：H ·伯姻：《德國通向大國之路》（H.Bhme,DeutschlandsWeg zur Grossmacht），科隆1974年版，第126頁。）但他從來不把關稅政策看成是孤立的問題，而是把它置於普魯士全局政治的考慮之中。應該說，單純的關稅同盟並沒有決定意義，它只有通過政治家理智而謹慎的判斷，靈活而巧妙的運用才具有政治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