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循環如何影響金融化

❺ 經濟內循環會有什麼影響

經濟內循環，可能會影響到一些人就業，但又能促進一些行業的發展。經濟內循環後，出口會有所減少，此時大量商品出口轉內銷，但是國內的消化能力還是比較有限，這會導致部分外貿企業會倒閉，這樣就有可能影響到普通人的就業問題。

❻ 內循環和雙循環的哲學原理

我的基本認識是，現在中央表述的「國內循環為主的雙循環」中，雙循環是一個完整的方針，是政策組合的大框架，現在的新意，則更體現在強調內循環為主。之所以要強調這個「為主」，我個人認為在邏輯上，和前面我們已有過的特別強調「擴大內需」，在邏輯上是同一個「階段性相機抉擇」的邏輯——既然是又要立足於本國，又要擁抱全球化來實現現代化的發展，那麼這個雙循環應該是一個長期堅持的完整的大框架，但是在一些特定的背景情況之下，強調擴大內需和強調現在的內循環為主，又有現實的突出意義。

前兩輪我們碰到亞洲金融危機、世界金融危機的時候，擴大內需那個表述已經被社會方方面面廣泛接受了，那如果再接著往下想，擴大內需它得到的供給的回應，合成的就是一個經濟循環。現在講的內循環，是更多地講在內需擴大之後形成的循環，我所以認為這是同一個事情在不同階段上的兩個具體表述，是一個邏輯，或者說一脈相承。

在國際大循環（外循環）方面，王建教授在80年代就強調的「兩頭在外」，後來對於整個中國的發展產生了非常重大影響，在中國上升為最高層面的決策。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是不是可以這么說：這個國際大循環的份量，有一個由升到減的變化：我們開始很弱，很多的原始積累和一開始的蓄勢過程，要更多依靠引進外資，以後還要培育我們各種各樣相關要素的成長，兩頭在外就先成引進，然後再出去，這個大循環中間把整個中國的發展局面帶起來了。這是一個意義非常重大的框架。但是畢竟我們這些年是富起來、而且要努力強起來了，已經在製造業方面成了世界工廠了，國內循環的市場潛力可以更多變為現實支撐力量了，國際大循環這方面的份量由升再到減是必然的，原因上可再加上近來外部不確定性的劇增。但是這個國際大循環還要長期堅持，我看不出來什麼時候可以不注重國際大循環——但是它的份量調減，又是合乎邏輯的。剛才余教授用了「揚棄」這個詞，是有這個意思吧——主體仍然在，但是它要升華，兩頭在外的具體的形式和它的品質是要提高的。我們過去可能是來料加工、「三來一補」為主的兩頭在外，現在我們更多的是全球各種要素供給到了國內，我們在產業鏈提升狀態下更好形成中高端的產品，既滿足國內需要又輸出到國際上去。這樣的品質提升，也是必須要努力追求的。

那麼內需這方面要擴大以後，更多在內循環這個方面形成經濟運行的支撐，再到中央現在強調的「為主」，我認為這個「為主」的份量就是適應當下外部巨大的不確定性——我們畢竟相對好掌握的，是內部的這樣一些確定性因素，更多立足於內循環，擴大內需為主，這個份量以後也是可以相機調適的，不是一成不變的。

領導人也同時特別強調了內循環決不意味著重回閉關鎖國。我們中國社會現在很多的輿論界情緒化的東西，非常容易導致走極端，在理性的判斷這方面還是要把內循環和外循環合在一起，強調雙循環是個完整框架。那麼在外生要求還是內生要求這個角度做個回應的話，我認為應該講，更多的是基於我國現代化成長的內生要求，當然也適應著外部環境的變化。現在說穩增長，防風險，從「六穩」到「六保」這些短中期的特徵，更明顯了一些，但短中期一定是連接著長期努力的，長期一定是要在內外互動、內循環外循環互相促進、相得益彰的過程中，繼續爭取中國的和平發展，和平崛起。而且，現在強調內循環為主，我覺得更多的就是要積極考慮面對風險，把握好中國自己手裡的主動權。這個內循環為主的份量可以相機調適，主動權把握在我們自己手上，這也是一個戰略考慮。既然我們還有這么可觀的發展潛力、韌性、迴旋餘地，是中國的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還要對接國際化和信息化客觀形成的我們的成長性，那麼我們當然就要在主動權這方面緊緊抓住不放。

這種主動權在不同的領域里，還得具體分析。我也注意到，余教授的文章裡面強調了糧食安全問題和能源安全問題，如果再說得開闊一點兒，是不是還可以加上晶元安全、航空發動機安全等等這樣一些突出的問題。這些如作具體的分析，我覺得都不可以一概而論，一定要有供給側角度上盡可能高水平的定製化解決方案。比如粗粗的說，我認為糧食安全在內循環這個視角上看，我們過去主要在大豆、玉米等代表的進口方面已較多依賴國際市場，如果這方面有變化的話，我們的替代彈性還是相對比較高的。大豆進口可騰出中國大量的農田，把我們自己相對優勢的一些農作物更好在本土安排，進口品幫助解決中國人的食用油問題，還有就是食油加工後以豆餅作為飼料，又帶出肉食這方面的供給。現在跟中美之間的嚴峻局面相關，我們不得不從巴西和從其他一些地方更多考慮進口大豆，或者以後要有這種根據情況的不斷調節，但畢竟會有替代，很難設想中國人在全球就買不到大豆了——這種情況基本不會有的。當然，這裡面怎麼樣調節，從食油到豆餅，到飼料，到肉食，怎麼樣掌握好有一定替代的解決方案，就得要專家團隊和科學決策主體一起努力。

能源安全方面據我的了解，這些年我們已經在光電、風電方面即「可替代」新能源方面，使其成長性居於全球前列了，當然在整個能源供應裡面它們所佔的比重畢竟還相對低，基數低但是增長的速率相當高，我們要保持這個勢頭。未來在能源方面，如果石油、天然氣進口這方面已經是很高的依存度，由於種種原因，不能再更高了，或者受到壓力還須給它壓低、我們自己要找到替代能源的話，一方面是拚命繼續發展新能源，這方面的勢頭不錯；另外一方面，我們當然還要強調在努力開發煤炭清潔利用技術這方面，把本土豐富的煤資源運用起來，這也是別無選擇的。這個煤的清潔利用，據專業人士說在發電領域里已經有了相當高水平，在一定壓力的倒逼之下，中國怎樣在主要用於火電的煤耗這個領域里，把清潔化水平提高，減少污染方面的不良影響，這也是大有可為的，也是應該有一定信心的。

我覺得更難受的、讓中國人現在覺得被卡住脖子的這個晶元，別無選擇，解決晶元安全必須是依靠舉國體制2.0版，借鑒兩彈一星的經驗，但一定要加上對接市場這方面很多於市場經濟條件之下我們要解決的新問題。晶元不是說你鼓搗出些什麼樣品來就行了，它一定要最後達到在市場上能夠大批量、源源不斷、高穩定性、高質量提供成品這樣的生產能力。這個產能的培養，我現在看材料，專家認為至少要有5年左右的時間段，甚至要准備5-8年的時間。怎麼扛過這個最困難的卡脖子的時期，這方面確實是一個嚴峻的挑戰。有些具體的晶元供應，我們就得退而求其次，據說最尖端的5納米、7納米的晶元，它支撐整個產能是10%左右。那麼尖端的一些東西，我們這5年中間可能就不得不有些遲滯，甚至退步；但是更多的80%、90%那些產品，無非就是那個晶元所佔的體積稍微大一點兒，設計空間、使用空間都是允許的，這方面當然還要專業人士進一步討論。但是我們承認，最高端的晶元，過去是花多少錢也買不來的產能，現在人家乾脆就斷供，這就是非常嚴峻的問題，是我們在內循環里特別突出的自己現在一下還解決不好的問題，那麼也得硬著頭皮找到盡可能好的解決方案。至於航空發動機，我也知道多少年前就在努力，到把哪些可用因素合在一起，幾年內能夠沖關成功？現在沒有看到更多的資料，這個方面如果說還要有個若干年的沖關期，那麼它的情況就跟晶元有點兒像。但是畢竟航空發動機的供主，有俄羅斯這個方面，在可以預見的一段時間內，可能俄羅斯這方面不會完全斷供。這些事情都得具體分析。

回過頭來，最後說一下，我們題目里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視角，就是處理內循環、外循環之間的關系，這方面的要領、特別關鍵的因素是什麼？我個人認為，說到底，中國本土企業活力能不能如願地發揮，這是最根本的問題，我們所需要的是市場主體能夠在升級這個方向上不斷有這種使內由外循環可持續，而且能夠進入高質量發展的活力釋放與調試中的自平衡實力。統籌全局，這種企業的微觀層面的活力一定要有宏觀決策上高水平的改革膽略和決策，要在改革取得決定性成果這方面，下決心打造出高標准、法治化營商環境。2020年取得決定性成果，現在各個方面不提了，已經到了今年這樣的時點，但實話實說，跟原來的期待相比，差距還是比較明顯的。但是也別無選擇，必須向前繼續努力取得改革的決定性成果。這裡面最主要的問題，我認為就是要吸取東北前一段看起來振興了，怎麼後來又沒有後勁兒了這方面的教訓。前幾天在經社理事會討論的時候，沈德詠副主席提出一個問題，也可說是「東北之問」吧：東北有這么好的產業基礎，前一輪又看到振興的局面，怎麼現在又碰到明顯的困難局面了？我特別強調，這裡面市場經濟的「文化」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和長三角、珠三角相比，東北那個地方為什麼不良口碑是「投資不過山海關」呢？就是方方面面大家實際上特別認同的，還是崇拜權力，崇拜關系，沒有建立高標准法治化營商環境，開門招商關門打狗，一系列的這樣一些扭曲，使交易成本過高，風險過高，契約很難得到遵守，酒桌上酒酣耳熱之際說的話，後來又不做數，那怎麼有好的投資環境，企業的活力怎麼可能真正發揮出來？東北這次要真正實現新的振興，一定要學習珠三角、長三角，把市場經濟的高標准法治化營商環境，誠信文化，契約精神，市場經濟的商業文明諸方面，努力培育和提升起來。我覺得這對於全國來說有類似的意義：內循環要做得好，它現在的挑戰是有人說東北病還有傳染性，我們看到另外一些地方，在西北，在河北，在山東，咱們內部可說得比較直率一點兒，多多少少有東北病傳染的特點了，珠三角、長三角正面的東西，能不能更多地來「傳染」一些，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內外循環綜合在一起，關鍵是企業的活力要能夠真正發揮起來，而是一定是通過改革方面的攻堅克難。

我就說這些不成熟的看法。謝謝！

賈 康 介 紹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現任全國政協參政議政人才庫特聘專家，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肅、廣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專家、顧問或咨詢委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國家行政學院、南開大學、武漢大學、廈門大學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1995年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多次受黨和國家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第二屆理事會期間任首席經濟學家），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年後又撰寫出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模型與實踐路徑》、《供給側改革主線上的未來財稅》、《財政學通論》等多部專著。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餘萬篇文獻的大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❼ 如果啟動內循環會對中國經濟造成什麼損失嗎

如果啟動內循環經濟模式，我感覺會對我國的外貿造成一定的損失，出口的商品會減小，會對出口加工型的產業造成比較大的沖擊。同時也會對我國的高端科技產生一定的影響，但是我國實行雙循環政策，不會單一的啟動內循環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