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應對高科技金融糾紛
1. 我們如何應對世界金融危機
中國如果光是從石油進口來搞人民幣升值，不如直接動用外幣儲蓄補貼石油。
中國要進行結構治理，首先要先清理信貸系統，特別是對已經貸出的巨量資金進行跟蹤處理。如果這方面有缺口，必須多印票子，通過物價上漲（人民幣對內貶值）達到一個新的平衡點，這是中國人必須付出的代價。如果這部分沒有問題，立即停止人民幣升值，將儲備的美元盡快花出去，或者投資到美國去，賣地產，而不是去救美國的金融機構。這樣美國就不會給人民幣施壓了，也拯救了美國的經濟。將來中國人無論是賺是賠，對現在都有好處。
要刻意保護好中國的股市和房地產市場，這是中國改革成果的體現，特別是房地產，世界各國都把房地產作為本國經濟的大堤（最後防線），一旦危及房地產，都會不惜一切代價進行挽救。中國的房地產偏熱是正常的，政府打壓只會給外資熱錢製造介入機會，讓中國人今後付出更大的代價。 要特別保護好房地產商，不要豬肉漲了，就把母豬也殺掉賣肉。房價漲了，不是地產商的錯。
股市不能靠外資來救，外資不會無緣無故地來中國，中國也沒有能力進行強權博弈，將外資強留在中國，這樣在流動過剩的情況下，不能再讓人民幣升值，任憑外資繼續大量流入。
中國也不能用貶值驅趕外資，因為中國的經濟已經和外資密不可分，驅趕了就會使經濟崩潰。
中國不必實行緊縮政策，如果這樣的話，是等於讓中國自己的錢退出經濟主戰場，讓外資和游資主宰中國經濟，到頭來使中國自己的資金無用武之地。
中國要好好管管金融機構圈錢的行為，中國不應該吹金融泡沫，資金不能在金融機構流來流去，要指導民眾，向產業方向投資，美國人很高明，人家搞高科技泡沫，互聯網泡沫，沒聽說搞金融泡沫，中國高金融泡沫，物價能不上漲嗎？錢都在高端轉來轉去，沒有更多在流轉在產業之中，經濟還能不出問題。
國家要把股權分置改革放緩，股權分置主要是國有股分置，通過解禁來和市場爭利（資金）不是好作法，國家可以將分置期由3年改為30年。大大減緩解禁速度，對股市可以起到拯救作用。
國家要對再融資進行嚴格控管，對上市企業，要實行效益監管，股價監管，如果由於再融資造成股價下滑，必須由再融資的錢向股東賠付，這樣就不會產生惡意圈錢的行為。
至於印花稅真不是個問題，降和不降不是問題的關鍵。國家去年收了2000多億印花稅，就算不降今年也收不上2000億了，降了也沒多少，與解禁比，與再融資比，根本算不了什麼。
政府應有的放矢治理結構問題，不好給中國經濟亂念緊箍咒。
未來兩年將出現世界性金融危機
次貸危機導致發達國家金融機構必須重新估計風險、分配資產，未來兩年，發達國家資金將紛紛逆轉回涌，加強當地金融機構的穩定度。由此將導致新興市場國家的證券市場價格大幅縮水、本幣貶值、投資規模下降、經濟增長放緩甚至衰退，其中最為脆弱的是波羅的海三國和印度。新的金融危機將為中國經濟增長帶來壓力，但中國資金也面臨「走出去」抄底整合並購相應企業的好時機。
世界范圍金融危機的烏雲正在聚集，未來兩年內，全世界將出現一次新型的金融危機。這一金融危機的最大受害者將是一些新興市場國家，這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帶來了挑戰和新的機遇。
資金流動逆轉將導致新興市場國家金融危機
為什麼未來世界將出現新型的金融危機呢？這要從發達經濟體與新興市場經濟體過去近十年來金融業發展的基本格局談起。
以美國和英國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在過去近十年 ，受益於全球化的大趨勢，經濟不斷繁榮，但這種繁榮的基礎其實比較脆弱。這些經濟體自身的儲蓄相對不足，消費不斷增長，經濟的金融化趨勢不斷加強，其集中的表現就是家庭利用已有的金融資產，尤其是房地產為抵押，向銀行借款來支持其日益高漲的消費。這一格局發展的必然結果就是消費信貸鏈的破裂，集中的表現就是美國的次級房貸危機。次級房貸危機導致美國的金融機構必須重新估計金融風險的成本，也使這些金融機構必須重新分配自己的資產，以降低風險。
反過來看，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在過去十年的發展過程中，吸引了大量發達國家的資金，以墨西哥、俄羅斯、印度、巴西等國為例，其證券市場上一半以上的資金來自於國內。日益高漲的海外資金不僅推動了本地資產價格的高漲，也推動了本地經濟的繁榮，同時也帶來了本地貨幣實際匯率的不斷升值。這一系列過程為這些經濟體發生金融危機埋下了種子，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兩個地區：一是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立陶宛和拉脫維亞，不僅經常賬戶出現了佔GDP 10%以上的赤字，同時財政赤字也日益加劇，國內價格上漲的趨勢愈演愈烈，而且，這些國家還實行了與歐元掛鉤的聯系匯率制度，這無疑是寫下了導致金融危機最佳的化學反應公式。
另一個非常脆弱的經濟體，就是印度。雖然印度經濟在過去3年內保持了年均8%以上的增長率，但是其宏觀經濟的情況不容樂觀：長期以來，印度的經常賬戶處於赤字狀態，證券市場一半以上的資金來自於海外，通貨膨脹率不斷上升，中央政府也是長期處於赤字狀態。
綜合考慮發達國家以及新興市場國家的一些經濟情況，我們不難得出一個結論：在未來兩年之內，世界經濟很可能發生資金流動逆轉的情形，那就是幾年前從發達經濟體爭先恐後湧入新興市場國家、追求高風險高回報的資金，在發達國家重估風險的情況下，紛紛逆轉涌回發達國家，加強發達國家金融機構的穩定度。這種趨勢的形成無疑會對發展中國家帶來直接的影響，並最終導致新興市場國家金融危機的形成。
新金融危機與亞洲金融危機的差異
這種金融危機同十年前發生的亞洲金融危機可能形式不同。十年前發生的亞洲金融危機，主要形式是國際收支的危機，那時亞洲出現了大量到期的外債需要償還，同時國際金融炒家紛紛擠兌，造成了這些國家外匯儲備不足，以至於不得不讓本幣大幅度貶值。新一輪金融危機的形式不見得以國際收支的短缺為標志，因為今天許多新興市場國家的外匯儲備量是比較高的，同時由於吸取了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這些國家並沒有大規模舉債，只是通過證券市場吸引了大量外資，但是，這並不等於說新興市場國家不面臨著金融危機，這種金融危機的形式是以大量的資金倒流從而導致本國證券市場價格大幅度縮水、本幣貶值，從而導致本地投資規模下降、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甚至於衰退為表象的，這和幾年前這些新興市場國家經濟高漲、資產價格泡沫化恰好形成了一個逆反的鏡面圖像。這一新型金融危機的導火索很可能是波羅的楚游，從波羅的海三國可能傳導至東歐各國，再傳到南亞包括印度，之後再進一步傳到其他一些新興市場國家。
資金流動不能盲目放開，財政政策須保留一定的靈活性
一旦這樣的金融危機發生，中國經濟面臨著怎麼的挑戰呢？可能的情況是，一部分外資的表現也會如在其他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那樣紛紛出逃，對於中國的國際收支會產生一定的沖擊，給中國經濟帶來一定的通貨緊縮的壓力，但對於目前高速運轉（事實上是過快運轉）的中國經濟並不是壞事。而且，這一資金倒流的情況也會使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有所緩解。但是不容否認，這種資金倒流會對國內的投資規模產生一定的沖擊，會在相當程度上導致中國經濟增長率的下降。另外，由於許多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增長率的下滑，也會間接通過對中國產品需求的下降，影響中國經濟的增長，這些都是這一新型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沖擊。
我們必須看到，這一新興金融危機的到來對中國也蘊藏著巨大的「商機」。在這一輪金融危機發生的時候，很多新興市場的資產價格將大幅度縮水，這將是中國資金出國投向這些國家的絕好時機，這也是中國企業「走出去」、整合並購相應企業的最好時機。為此，中國經濟界需要做好資金上和項目研究方面的准備。從宏觀層面上講，宏觀經濟政策必須考慮到這一輪新型金融危機發生的可能性，在資金流動問題上必須穩扎穩打，不能盲目放開，要考慮到大量資金出走的可能性和由此帶來的壓力。當一輪金融危機發生的時候，楚游的經濟增長率必然會出現下滑，我們的財政政策必須保留一定的靈活度，在繼續實行當前穩健財政政策的前提下，必須做好項目上和資金上的准備，一旦新一輪金融危機在周邊國家發生，中國就可以轉向積極的財政政策，找到一些有資金保障和社會效益的投資項目。
總之，新一輪金融危機的風險已經來臨，全速前進的中國巨輪必須考慮到金融風暴可能帶來的沖擊，把握機遇，化解風險，我們的經濟發展航程將會前途光明
2. 面對當前的金融危機，中國應採取怎樣的對策
第一，首先是讓國內經濟穩定發展。目前我國實體經濟也遇到了困難，國內經濟風險主要包括：一是通脹轉向通縮的可能性在增大，二是國內資本流入轉為流出的可能性在增強，三是信貸緊縮形勢下，國內的非法集資形勢比較嚴峻，四是中國經濟不穩定的因素在增加。目前我國的經濟中存在的問大多是政府因素造成的。因為中國現在是政府主導的經濟，這種環境下，很多民企就希望憑借關系弄個牌照，給塊地，弄個貸款什麼的，沒有把注意力放到創造財富上來。中國的競爭體制不是一個創造財富的競爭體制。真正的競爭應該是誰能盈利、誰能創造品牌，誰有技術。改革就要從這個方面來進行。我們要改變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要從審批制轉換成登記制，煥發企業本身的活力。
第二，建立平準基金，發展國內股市。
可能有人會說，你這個提法和美圓大幅度貶值絲毫沒有關系。其實大家好好想想，股市暴跌70%，損失最大的是誰？難道不是國有資產的瘋狂貶值！由於人民幣是不可自由兌換貨幣，所以我們國家的財富是以兩種形式存在的，一種是外匯儲備，一種是國內的資產。目前中國的兩種財富面臨的是在一年中同時被大量消滅的風險。因為國家對外支付美圓，就必然在國內換成人民幣，當然大部分人民幣就進了股市，而股市的下跌，又造成了國內財富的損失，國內股市市值下降了20萬億人民幣，約等於2.9萬億美圓。
如果今天這20萬億人民幣市值沒有被消滅，那中國企業手中必定有大量資產去搶購全球低價資源。所以，如果美國以發行美圓來應對本次金融危機，中國的辦法是什麼呢？
我們可以考慮成立平準基金，把外匯儲備換人民幣資產，對國內市場注入流動性，以股權換美圓，鼓勵中國的上市公司企業通過股市，把資產抵押換成美圓，讓中國的公司去全球的股市收購資源類上市公司。雖然美國的金融市場出現了問題，但是很多高科技公司，資源類公司的基本面還是好的，只不過因為流動性匱乏，導致他們缺乏發展的資金，中國企業走出去要比主權投資基金去收購要好的多，同時，國內的企業也可以藉此次機會走出去，不要害怕失敗。我們國家要藉此改變審批制度為備案制度，只要企業的並購方案行為合理，真實，並非藉此讓資金流出，那麼我們都要鼓勵走出去，購買高科技、資源品，一舉讓我國的科學技術上一個新的台階。
我們企業並購的目標是什麼呢？全球的兩大鐵礦石公司、前五大石油公司、黃金公司、飛機機械等製造公司、航空航天公司、高科技網路公司。我國是缺少資源的製造業大國，中國股市上漲，那麼企業就有足夠的錢去收購全球資源重要企業。我們站上了全球上游產品的定價權，全球定價權必定是最終在我們手裡。
第三，讓人民幣成為儲備貨幣。
美國有外匯儲備嗎？沒有，為什麼世界其他都要有外匯儲備，為什麼美國沒有呢？因為他有鑄幣權，本次美國的金融危機對全球影響這么大，就在於美元是儲備貨幣，美國有鑄幣權，所以我們國家可以考慮讓人民幣成為儲備貨幣，其實人民幣已經可以在中國周邊半流通，成為儲備貨幣已經是水道渠成的事情。具體的實行辦法中應當考慮如何防止美圓的外逃沖擊。我們認為如果美國無限發行美圓，讓美圓崩潰，全世界不再兌換美元，那麼人民幣儲備是必然的事情。
第四，考慮織建立新的世界貨幣體系。
我們認為，應當探討建立世界儲備貨幣的可能性，模式既可以參考歐元模式，也可以參考GDP資產抵押模式，誰抵押的資產多，那麼你的發言權就大，貨幣的可信度就大，如果哪個國家爆發金融危機，可以立即讓這個國家要麼提供更多的資金抵押，要麼凍結這個國家的貨幣交易。
第五,把外匯儲備變成實質財富.
中國必須消化不斷增長的外匯儲備增長壓力,所以我們必須冒投資失敗的風險,把手中的美元儲備和美國政府債券轉化為真實資產,無論是黃金還是其他資源,都是我國下一輪經濟高速發展所必須的,一定要想辦法讓外匯儲備變成國人可以享有的國民財富,讓中國人擁有更多的世界財富.
3. 如何解決金融消費糾紛
解決金融消費糾紛：自金融危機以來，金融消費者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世界各主要國家在對金融危機的根源進行反思之後，均認為金融消費者保護法律制度缺失是誘發危機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在司法實踐中，以銀行理財委託糾紛為例，金融消費者大多敗訴，如何解決金融消費糾紛，切實保障金融消費者的合法權益，是急需解決的問題。
1.設計為多元化的解決機制：首先是民間糾紛解決機制的一種多元化的趨勢，許多國家日益重視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ADR）的作用，強化解決糾紛手段和方法的多樣性。其次是由金融消費糾紛的特點決定的，金融消費糾紛的增長性、銀行聲譽機制的脆弱性與司法解紛的弊端、金融創新的特點以及適時調整和糾錯的機制的必要性、金融技術和金融消費糾紛的復雜性專業性、金融消費者的弱勢地位等特點決定了糾紛解決機制的多元化；
2.如何構築一個立體的、多元的金融消費糾紛解決體系。其層次體系為：首選途徑是金融企業內部的糾紛處理機制，其次是社會組織的糾紛處理機制（包括調解、仲裁、FOS等），再次是行政處理機制，最後途徑是法院的訴訟。主要存在以下規律：從投訴者的成本看，糾紛解決機制越靠前，成本越低；從糾紛處理所需的時間上看，糾紛解決機制越靠前，時間越短；從程序上看，糾紛解決機制越靠前，程序越簡單；從體現的意志看，糾紛解決機制越靠前，體現的當事人的意志越強；糾紛解決機制越靠後，體現的國家意志越強；
2.除了FOS機制，其餘糾紛解決途徑都存在，應構築一個立體的、多元的金融消費糾紛解決機制：第一途徑是金融企業內部的糾紛處理機制，最後的途徑才是法院的訴訟，中間是社會各方的糾紛處理機制，包括FOS、調解、仲裁等，行政處理機制則是對第一途徑和中間途徑的監督和輔助，而媒體途徑則應該是需要擺脫的解紛機制；
3.理論方面，借鑒西方有益經驗的基礎之上，立足於實際，為多元金融消費糾紛的解決提供思路。
4. 關於金融危機，中國金融業應採取什麼應對策略
第一，首先是讓國內經濟穩定發展。目前我國實體經濟也遇到了困難，國內經濟風險主要包括：一是通脹轉向通縮的可能性在增大，二是國內資本流入轉為流出的可能性在增強，三是信貸緊縮形勢下，國內的非法集資形勢比較嚴峻，四是中國經濟不穩定的因素在增加。目前我國的經濟中存在的問大多是政府因素造成的。因為中國現在是政府主導的經濟，這種環境下，很多民企就希望憑借關系弄個牌照，給塊地，弄個貸款什麼的，沒有把注意力放到創造財富上來。中國的競爭體制不是一個創造財富的競爭體制。真正的競爭應該是誰能盈利、誰能創造品牌，誰有技術。改革就要從這個方面來進行。我們要改變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要從審批制轉換成登記制，煥發企業本身的活力。
第二，建立平準基金，發展國內股市。
可能有人會說，你這個提法和美圓大幅度貶值絲毫沒有關系。其實大家好好想想，股市暴跌70%，損失最大的是誰？難道不是國有資產的瘋狂貶值！由於人民幣是不可自由兌換貨幣，所以我們國家的財富是以兩種形式存在的，一種是外匯儲備，一種是國內的資產。目前中國的兩種財富面臨的是在一年中同時被大量消滅的風險。因為國家對外支付美圓，就必然在國內換成人民幣，當然大部分人民幣就進了股市，而股市的下跌，又造成了國內財富的損失，國內股市市值下降了20萬億人民幣，約等於2.9萬億美圓。
如果今天這20萬億人民幣市值沒有被消滅，那中國企業手中必定有大量資產去搶購全球低價資源。所以，如果美國以發行美圓來應對本次金融危機，中國的辦法是什麼呢？
我們可以考慮成立平準基金，把外匯儲備換人民幣資產，對國內市場注入流動性，以股權換美圓，鼓勵中國的上市公司企業通過股市，把資產抵押換成美圓，讓中國的公司去全球的股市收購資源類上市公司。雖然美國的金融市場出現了問題，但是很多高科技公司，資源類公司的基本面還是好的，只不過因為流動性匱乏，導致他們缺乏發展的資金，中國企業走出去要比主權投資基金去收購要好的多，同時，國內的企業也可以藉此次機會走出去，不要害怕失敗。我們國家要藉此改變審批制度為備案制度，只要企業的並購方案行為合理，真實，並非藉此讓資金流出，那麼我們都要鼓勵走出去，購買高科技、資源品，一舉讓我國的科學技術上一個新的台階。
我們企業並購的目標是什麼呢？全球的兩大鐵礦石公司、前五大石油公司、黃金公司、飛機機械等製造公司、航空航天公司、高科技網路公司。我國是缺少資源的製造業大國，中國股市上漲，那麼企業就有足夠的錢去收購全球資源重要企業。我們站上了全球上游產品的定價權，全球定價權必定是最終在我們手裡。
第三，讓人民幣成為儲備貨幣。
美國有外匯儲備嗎？沒有，為什麼世界其他都要有外匯儲備，為什麼美國沒有呢？因為他有鑄幣權，本次美國的金融危機對全球影響這么大，就在於美元是儲備貨幣，美國有鑄幣權，所以我們國家可以考慮讓人民幣成為儲備貨幣，其實人民幣已經可以在中國周邊半流通，成為儲備貨幣已經是水道渠成的事情。具體的實行辦法中應當考慮如何防止美圓的外逃沖擊。我們認為如果美國無限發行美圓，讓美圓崩潰，全世界不再兌換美元，那麼人民幣儲備是必然的事情。
第四，考慮織建立新的世界貨幣體系。
我們認為，應當探討建立世界儲備貨幣的可能性，模式既可以參考歐元模式，也可以參考GDP資產抵押模式，誰抵押的資產多，那麼你的發言權就大，貨幣的可信度就大，如果哪個國家爆發金融危機，可以立即讓這個國家要麼提供更多的資金抵押，要麼凍結這個國家的貨幣交易。
第五,把外匯儲備變成實質財富.
中國必須消化不斷增長的外匯儲備增長壓力,所以我們必須冒投資失敗的風險,把手中的美元儲備和美國政府債券轉化為真實資產,無論是黃金還是其他資源,都是我國下一輪經濟高速發展所必須的,一定要想辦法讓外匯儲備變成國人可以享有的國民財富,讓中國人擁有更多的世界財富.
5. 怎麼處理金融糾紛案件
金融糾紛案可以採取協商、調解、仲裁、訴訟方式處理。協商和調解應當在當事人自願的基礎上進行。申請仲裁應當達成有效的仲裁協議，否則仲裁委員會不予受理。向人民法院起訴，應當符合法律規定的條件。
【法律依據】
《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九條
起訴必須符合下列條件：
（一）原告是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
（二）有明確的被告；
（三）有具體的訴訟請求和事實、理由；
（四）屬於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訴訟的范圍和受訴人民法院管轄。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十條
處理民事糾紛，應當依照法律；法律沒有規定的，可以適用習慣，但是不得違背公序良俗。
6. 如何避免金融危機
非常形象的解釋哈
首先,經濟是個整體概念.
公式:經濟=金融+財政
金融:貨幣和信貸的總和; 財政:國家的收支.
所以金融危機比經濟危機來得小得多.
(世界上只發生過一次經濟危機,你知道是哪一次嗎?)
解釋:國家收支:
國家的稅收和支出
支出包括:福利,公共等.(如國家收支出現問題,則人民生活意味破產)
所以經濟危機=金融危機+財政危機
(現在許多學者也認為金融危機=經濟危機,但是我反對這看法.因為他們認為現在的金融危機一般都會造成經濟危機.如"黑色星期五"事件,的確造成許多國家的經濟危機.但我再次強調,世界經濟危機只發生過一次.
但世界金融危機就發生過不只一次了.)
知道美國金融危機有多嚴重嗎? (我抄襲的,太妙了)
對金融危機最普遍的官方解釋是次貸問題，然而次貸總共不過幾千億，而美國政府救市資金早已到了萬億以上，為什麼危機還是看不到頭？
有文章指出危機的根源是金融機構採用「杠桿」交易；另一些專家指出金融危機的背後是62萬億的信用違約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 CDS）。那麼，次貸，杠桿和CDS之間究竟是什麼關系？它們之間通過什麼樣的相互作用產生了今天的金融危機？
為通俗易懂起見，我們使用了幾個假想的例子。有不恰當之處歡迎批評討論。
一、杠桿：
目前，許多投資銀行為了賺取暴利，採用20－30倍杠桿操作，假設一個銀行A自身資產為30億，30倍杠桿就是900億。也就是說，這個銀行A以30億資產為抵押去借900億的資金用於投資，假如投資盈利5％，那麼A就獲得45億的盈利，相對於A自身資產而言，這是150％的暴利。反過來，假如投資虧損5％，那麼銀行A賠光了自己的全部資產還欠15億。
二、 CDS合同：
由於杠桿操作高風險，所以按照正常的規定，銀行不進行這樣的冒險操作。所以就有人想出一個辦法，把杠桿投資拿去做「保險」。這種保險就叫CDS。
比如，銀行A為了逃避杠桿風險就找到了機構B。機構B可能是另一家銀行，也可能是保險公司，諸如此類。
A對B說，你幫我的貸款做違約保險怎麼樣，我每年付你保險費5千萬，連續10年，總共5億，假如我的投資沒有違約，那麼這筆保險費你就白拿了，假如違約，你要為我賠償。
A想，如果不違約，我可以賺45億，這裡面拿出5億用來做保險，我還能凈賺40億。如果有違約，反正有保險來賠。所以對A而言這是一筆只賺不賠的生意。
B是一個精明的人，沒有立即答應A的邀請，而是回去做了一個統計分析，發現違約的情況不到1％。如果做一百家的生意，總計可以拿到500億的保險金，如果其中一家違約，賠償額最多不過50億，即使兩家違約，還能賺400億。
A,B雙方都認為這筆買賣對自己有利，因此立即拍板成交，皆大歡喜。
三、CDS市場：
B做了這筆保險生意之後，C在旁邊眼紅了。C就跑到B那邊說，你把這100個CDS賣給我怎麼樣，每個合同給你2億，總共200億。B想，我的400億要10年才能拿到，現在一轉手就有200億，而且沒有風險，何樂而不為，因此B和C馬上就成交了。
這樣一來，CDS就像股票一樣流到了金融市場之上，可以交易和買賣。實際上C拿到這批CDS之後，並不想等上10年再收取200億，而是把它掛牌出售，標價220億；D看到這個產品，算了一下，400億減去220億，還有180億可賺，這是「原始股」，不算貴，立即買了下來。一轉手，C賺了20億。從此以後，這些CDS就在市場上反復的抄，現在CDS的市場總值已經抄到了62萬億美元。
四、次貸：
上面A,B,C,D,E,F....都在賺大錢，那麼這些錢到底從那裡冒出來的呢？從根本上說，這些錢來自A以及同A相仿的投資人的盈利。而他們的盈利大半來自美國的次級貸款。人們說次貸危機是由於把錢借給了窮人。
筆者對這個說法不以為然。筆者以為，次貸主要是給了普通的美國房產投資人。這些人的經濟實力本來只夠買自己的一套住房，但是看到房價快速上漲，動起了房產投機的主意。他們把自己的房子抵押出去，貸款買投資房。這類貸款利息要在8％－9％以上，憑他們自己的收入很難對付，不過他們可以繼續把房子抵押給銀行，借錢付利息，空手套白狼。
此時A很高興，他的投資在為他賺錢；B也很高興，市場違約率很低，保險生意可以繼續做；後面的C,D,E,F等等都跟著賺錢。
五、次貸危機：
房價漲到一定的程度就漲不上去了，後面沒人接盤。此時房產投機人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房子賣不出去，高額利息要不停的付，終於到了走頭無路的一天，把房子甩給了銀行。此時違約就發生了。
此時A感到一絲遺憾，大錢賺不著了，不過也虧不到那裡，反正有B做保險。B也不擔心，反正保險已經賣給了C。
那麼現在這份CDS保險在那裡呢，在G手裡。G剛從F手裡花了300億買下了100個CDS，還沒來得及轉手，突然接到消息，這批CDS被降級，其中有20個違約，大大超出原先估計的1％到2％的違約率。每個違約要支付50億的保險金，總共支出達1000億。加上300億CDS收購費，G的虧損總計達1300億。雖然G是全美排行前10名的大機構，也經不起如此巨大的虧損。因此G瀕臨倒閉。
六、金融危機：
如果G倒閉，那麼A花費5億美元買的保險就泡了湯，更糟糕的是，由於A採用了杠桿原理投資，根據前面的分析，A賠光全部資產也不夠還債。因此A立即面臨破產的危險。除了A之外，還有A2，A3,...,A20，統統要准備倒閉。因此G,A,A2,...,A20一起來到美國財政部長面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游說，G萬萬不能倒閉，它一倒閉大家都完了。財政部長心一軟，就把G給國有化了，此後A,...,A20的保險金總計1000億美元全部由美國納稅人支付。
七、美元危機：
上面講到的100個CDS的市場價是300億。而CDS市場總值是62萬億，假設其中有10％的違約，那麼就有6萬億的違約CDS。這個數字是300億的200倍。如果說美國政府收購價值300億的CDS之後要賠出1000億。那麼對於剩下的那些違約CDS，美國政府就要賠出20萬億。如果不賠，就要看著A20,A21,A22等等一個接一個倒閉。無論採取什麼措施，美元大貶值已經不可避免。
以上計算所用的假設和數字同實際情況會有出入，但美國金融危機的嚴重性無法低估
看了之後 不知道尊駕有啥高見可以避免
7. 如何應對金融危機最佳策略啊！
最經典的數字分析啊!沒用的不要，急用！
更加悲觀的預期，整個區域內貨幣幣值出現幅度較大的貶值，經濟總量與經濟規模出現較大的損失，經濟增長受到打擊。往往伴隨著企業大量倒閉，失業率提高，社會普遍的經濟蕭條，甚至有些時候伴隨著社會動盪或國家政治層面的動盪。在對待這次震撼世界的亞洲金融危機的問題上，朱鎔基在很多重要場合都態度堅定地表示，「人民幣堅決不貶值，不增加亞洲其他國家、地區的危機和困難。」「我們是亞洲的一分子，同舟共濟，決不乘人之危。」朱鎔基所代表的中國政府的形象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尊重和贊許。海內外媒體都普遍認為朱鎔基是帶領中國人民在經濟改革大潮中走出困境。走向光明的最佳人選。（以上內容節選自《應用寫作》雜志1998年第10期《談朱鎔基講話的語言特色》）
[編輯本段]美國金融危機演共經歷三個階段
從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華爾街風暴，現在已經演變為全球性的金融危機。這個過程發展之快，數量之大，影響之巨，可以說是人們始料不及的。大體上說，可以劃成三個階段：一是債務危機，借了住房貸款人，不能按時還本付息引起的問題。第二個階段是流動性的危機。這些金融機構由於債務危機導致的一些有關金融機構不能夠及時有一個足夠的流動性對付債權人變現的要求。第三個階段，信用危機。就是說，人們建立在信用基礎上的金融活動產生懷疑，造成這樣的危機。
[編輯本段]國際金融危機傳染機制出現新特點:
外部因素引起金融危機、金融危機國際傳染並非近年方才出現的現象。1873年，德國和奧地利經濟繁榮，吸引資本留在國內，對外信貸突然中止，導致美國傑·庫克公司經營困難；1890年，倫敦巴林兄弟投資銀行對阿根廷債權發生支付危機，加之當年10 月紐約發生金融危機，倫敦一系列企業倒閉，巴林銀行幾乎於當年11月份倒閉，只是在英格蘭銀行行長威廉·利德代爾牽頭組織的銀團擔保基金救助下方才得以倖免，但英國對南非、澳大利亞、美國和其他拉丁美洲國家的貸款因此事而銳減，致使上述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危機一直持續到1893年；1928年春，紐約股市開始繁榮，汲幹了本可投向德國、拉丁美洲的信貸源泉，導致上述國家和地區陷入經濟蕭條。中止發放海外信貸很可能加速海外經濟衰退，後者又會反過來對導致這一切的國家發生影響。20世紀 90年代，伴隨著國際游資的膨脹，國際貨幣、金融危機頻繁爆發，根據巴里·艾森格林和邁克爾·博多在2001年完成的一項研究，現在隨機挑出的一個國家爆發金融危機的概率都比1973年大1倍，國際貨幣、金融危機的傳染性也大大增強，往往爆發不久就如同傳染病一樣迅速從最早爆發危機的國家或地區蔓延到其他國家和地區。輿論界留下了許多描繪這一現象的詞彙：1994年墨西哥危機的「龍舌蘭酒效應」、「亞洲流感」、 「俄羅斯病毒」等等不一而足，而對貨幣、金融危機傳染機制的研究也迅速興起。由於多種危機傳染機制需要在資本項目和金融市場開放條件下才能實現，在很大程度上，我國依靠資本項目的適度管制和金融服務市場低開放度而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倖免於難，但時至今日，隨著我國經濟金融形勢的變化，盡管我國資本項目仍未完全開放，危機傳染的風險已經大大上升，震撼國際金融市場的美國次貸危機給我們敲響了警鍾，表明國際金融危機傳染機制出現了新特點。
廣義的貨幣、金融危機的國際傳染渠道可以劃分為非偶發性傳染渠道、偶發性傳染渠道兩大類，前者指在危機爆發前的穩定期和危機期都同樣存在的傳染渠道；後者指僅出現於危機爆發後的傳染渠道。由於第一類傳染渠道源於國家或地區間實際的經濟金融聯系，危機的傳染來自宏觀經濟基本面的變動，因此又稱為「真實聯系渠道」，或「基於基本面的傳染」，■主要包括貿易聯系與競爭性貶值、政策調整、隨機總需求流動性沖擊等途徑。偶發性傳染與經濟基本面無關，僅僅是投資者或金融市場其他參與者行為(特別是非理姓行為)的結果，因而又有「真正的傳染」、「純粹的傳染」之稱，主要包括內生流動性沖擊、多重均衡和喚醒效應、政治影響傳染等途徑。但這些傳染機制往往是建立在貿易聯系和「中心」國家對「邊緣」 國家投資的基礎之上，是因為來自發達國家的機構投資者紛紛棄新興市場資產而追逐母國優質資產所致。而就此次美國次貸危機對中國的影響而言，貿易聯系與外國對華投資機制的作用可能並不十分關鍵，反而是中國對外投資和中國企業海外上市可能成為最主要的危機傳染途徑，而且這樣的危機傳染途徑的重要性還會日趨提升。
[編輯本段]為何出現金融危機
當前的金融危機是由美國房產市場泡沫促成的。從某些方面來說，這一金融危機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每隔4年至10年爆發的其它危機有相似之處。
然而，在金融危機之間，存在著本質的不同。當前的危機標志信貸擴張時代的終結，這個時代是建立在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美元基礎上的。其它周期性危機則是規模較大的繁榮-蕭條過程中的組成部分。當前的金融危機則是一輪超級繁榮周期的頂峰，此輪周期已持續了60多年。
繁榮-蕭條周期通常圍繞著信貸狀況循環出現，同時始終會涉極到一種偏見或誤解。這通常是未能認識到貸款意願和抵押品價值之間存在一種反身（reflexive）、循環的關系。如果容易獲得信貸，就帶來了需求，而這種需求推高了房地產價值；反過來，這種情況又增加了可獲得信貸的數量。當人們購買房產，並期待能夠從抵押貸款再融資中獲利，泡沫便由此產生。近年來，美國住宅市場繁榮就是一個佐證。而持續60年的超級繁榮，則是一個更為復雜的例子。
每當信貸擴張遇到麻煩時，金融當局都採取了干預措施，（向市場）注入流動性，並尋找其它途徑，刺激經濟增長。這就造就了一個非對稱激勵體系，也被稱之為道德風險，它推動了信貸越來越強勁的擴張。這一體系是如此成功，以至於人們開始相信前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所說的「市場的魔術」——而我則稱之為「市場原教旨主義」(market fundamentalism)。原教旨主義者認為，市場會趨於平衡，而允許市場參與者追尋自身利益，將最有利於共同的利益。這顯然是一種誤解，因為使金融市場免於崩盤的並非市場本身，而是當局的干預。不過，市場原教旨主義上世紀80年代開始成為占據主宰地位的思維方式，當時金融市場剛開始全球化，美國則開始出現經常賬戶赤字。
全球化使美國可以吸取全球其它地區的儲蓄，並消費高出自身產出的物品。2006年，美國經常賬戶赤字達到了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6.2%。通過推出越來越復雜的產品和更為慷慨的條件，金融市場鼓勵消費者借貸。每當全球金融系統面臨危險之際，金融當局就出手干預，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1980年以來，監管不斷放寬，甚至到了名存實亡的地步。
次貸危機導致發達國家金融機構必須重新估計風險、分配資產，未來兩年，發達國家資金將紛紛逆轉回涌，加強當地金融機構的穩定度。由此將導致新興市場國家的證券市場價格大幅縮水、本幣貶值、投資規模下降、經濟增長放緩甚至衰退，其中最為脆弱的是波羅的海三國和印度。新的金融危機將為中國經濟增長帶來壓力，但中國資金也面臨「走出去」抄底整合並購相應企業的好時機 。
[編輯本段]如何解決金融危機
中國如果光是從石油進口來搞人民幣升值，不如直接動用外幣儲蓄補貼石油。
中國要進行結構治理，首先要先清理信貸系統，特別是對已經貸出的巨量資金進行跟蹤處理。如果這方面有缺口，必須多印票子，通過物價上漲（人民幣對內貶值）達到一個新的平衡點，這是中國人必須付出的代價。如果這部分沒有問題，立即停止人民幣升值，將儲備的美元盡快花出去，或者投資到美國去，賣地產，而不是去救美國的金融機構。這樣美國就不會給人民幣施壓了，也拯救了美國的經濟。將來中國人無論是賺是賠，對現在都有好處。
要刻意保護好中國的股市和房地產市場，這是中國改革成果的體現，特別是房地產，世界各國都把房地產作為本國經濟的大堤（最後防線），一旦危及房地產，都會不惜一切代價進行挽救。中國的房地產偏熱是正常的，政府打壓只會給外資熱錢製造介入機會，讓中國人今後付出更大的代價。 要特別保護好房地產商，不要豬肉漲了，就把母豬也殺掉賣肉。房價漲了，不是地產商的錯。
股市不能靠外資來救，外資不會無緣無故地來中國，中國也沒有能力進行強權博弈，將外資強留在中國，這樣在流動過剩的情況下，不能再讓人民幣升值，任憑外資繼續大量流入。
中國也不能用貶值驅趕外資，因為中國的經濟已經和外資密不可分，驅趕了就會使經濟崩潰。
中國不必實行緊縮政策，如果這樣的話，是等於讓中國自己的錢退出經濟主戰場，讓外資和游資主宰中國經濟，到頭來使中國自己的資金無用武之地。
中國要好好管管金融機構圈錢的行為，中國不應該吹金融泡沫，資金不能在金融機構流來流去，要指導民眾，向產業方向投資，美國人很高明，人家搞高科技泡沫，互聯網泡沫，沒聽說搞金融泡沫，中國高金融泡沫，物價能不上漲嗎？錢都在高端轉來轉去，沒有更多在流轉在產業之中，經濟還能不出問題。
國家要把股權分置改革放緩，股權分置主要是國有股分置，通過解禁來和市場爭利（資金）不是好作法，國家可以將分置期由3年改為30年。大大減緩解禁速度，對股市可以起到拯救作用。
國家要對再融資進行嚴格控管，對上市企業，要實行效益監管，股價監管，如果由於再融資造成股價下滑，必須由再融資的錢向股東賠付，這樣就不會產生惡意圈錢的行為。
至於印花稅真不是個問題，降和不降不是問題的關鍵。國家去年收了2000多億印花稅，就算不降今年也收不上2000億了，降了也沒多少，與解禁比，與再融資比，根本算不了什麼。
政府應有的放矢治理結構問題，不好給中國經濟亂念緊箍咒。
[編輯本段]產生
泰國的金融危機事發於股票市場和外匯市場的動亂。首先是外匯市場的美元收縮沖擊，使得泰銖在很短的時間內大幅度貶值，進一步影響了泰國的股票市場和金融體系，東南亞的金融市場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捆綁經濟，而且各國的貨幣不統一，在國際化的金融市場上美元最終成為交易單位。間接的為金融危機的爆發創造了助動力。
所以，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爆發來自於外匯市場的沖擊，貨幣危機又成了金融危機的附屬。
[編輯本段]亞洲金融危機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概況
1997年6月，一場金融危機在亞洲爆發，這場危機的發展過程十分復雜。到1998年年底，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997年6月至12月；1998年1月至1998年7月；1998年7月到年底。
第一階段：1997年7月2日，泰國宣布放棄固定匯率制，實行浮動匯率制，引發了一場遍及東南亞的金融風暴。當天，泰銖兌換美元的匯率下降了17%，外匯及其他金融市場一片混亂。在泰銖波動的影響下，菲律賓比索、印度尼西亞盾、馬來西亞林吉特相繼成為國際炒家的攻擊對象。8月，馬來西亞放棄保衛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堅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沖擊。印尼雖是受「傳染」最晚的國家，但受到的沖擊最為嚴重。10月下旬，國際炒家移師國際金融中心香港，矛頭直指香港聯系匯率制。台灣當局突然棄守新台幣匯率，一天貶值3.46%，加大了對港幣和香港股市的壓力。10月23日，香港恆生指數大跌1211.47點；28日，下跌1621.80點，跌破9 000點大關。面對國際金融炒家的猛烈進攻，香港特區政府重申不會改變現行匯率制度，恆生指數上揚，再上萬點大關。接著，11月中旬，東亞的韓國也爆發金融風暴，17日，韓元對美元的匯率跌至創紀錄的1 008∶1。21日，韓國政府不得不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援，暫時控制了危機。但到了12月13日，韓元對美元的匯率又降至1 737.60∶1。韓元危機也沖擊了在韓國有大量投資的日本金融業。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銀行和證券公司相繼破產。於是，東南亞金融風暴演變為亞洲金融危機。
第二階段：1998年初，印尼金融風暴再起，面對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印尼開出的葯方未能取得預期效果。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將實行印尼盾與美元保持固定匯率的聯系匯率制，以穩定印尼盾。此舉遭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美國、西歐的一致反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揚言將撤回對印尼的援助。印尼陷入政治經濟大危機。2月16日，印尼盾同美元比價跌破10 000∶1。受其影響，東南亞匯市再起波瀾，新元、馬幣、泰銖、菲律賓比索等紛紛下跌。直到4月8日印尼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一份新的經濟改革方案達成協議，東南亞匯市才暫告平靜。1997年爆發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使得與之關系密切的日本經濟陷入困境。日元匯率從1997年6月底的115日元兌1美元跌至 1998年4月初的133日元兌1美元；5、6月間，日元匯率一路下跌，一度接近150日元兌1美元的關口。隨著日元的大幅貶值，國際金融形勢更加不明朗，亞洲金融危機繼續深化。
第三階段：1998年8月初，乘美國股市動盪、日元匯率持續下跌之際，國際炒家對香港發動新一輪進攻。恆生指數一直跌至6 金融危機600多點。香港特區政府予以回擊，金融管理局動用外匯基金進入股市和期貨市場，吸納國際炒家拋售的港幣，將匯市穩定在7.75港元兌換1美元的水平上。經過近一個月的苦鬥，使國際炒家損失慘重，無法再次實現把香港作為「超級提款機」的企圖。國際炒家在香港失利的同時，在俄羅斯更遭慘敗。俄羅斯中央銀行8 月17日宣布年內將盧布兌換美元匯率的浮動幅度擴大到6.0～9.5∶1，並推遲償還外債及暫停國債交易。9月2日，盧布貶值70%。這都使俄羅斯股市、匯市急劇下跌，引發金融危機乃至經濟、政治危機。俄羅斯政策的突變，使得在俄羅斯股市投下巨額資金的國際炒家大傷元氣，並帶動了美歐國家股市的匯市的全面劇烈波動。如果說在此之前亞洲金融危機還是區域性的，那麼，俄羅斯金融危機的爆發，則說明亞洲金融危機已經超出了區域性范圍，具有了全球性的意義。到 1998年底，俄羅斯經濟仍沒有擺脫困境。1999年，金融危機結束。
1997年金融危機的爆發，有多方面的原因，我國學者一般認為可以分為直接觸發因素、內在基礎因素和世界經濟因素等幾個方面。
直接觸發因素包括：
（1）國際金融市場上游資的沖擊。目前在全球范圍內大約有7萬億美元的流動國際資本。國際炒家一旦發現在哪個國家或地區有利可圖，馬上會通過炒作沖擊該國或地區的貨幣，以在短期內獲取暴利。
（2）亞洲一些國家的外匯政策不當。它們為了吸引外資，一方面保持固定匯率，一方面又擴大金融自由化，給國際炒家提供了可乘之機。如泰國就在本國金融體系沒有理順之前，於1992年取消了對資本市場的管制，使短期資金的流動暢通無阻，為外國炒家炒作泰銖提供了條件。
（3）為了維持固定匯率制，這些國家長期動用外匯儲備來彌補逆差，導致外債的增加。
（4）這些國家的外債結構不合理。在中期、短期債務較多的情況下，一旦外資流出超過外資流入，而本國的外匯儲備又不足以彌補其不足，這個國家的貨幣貶值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內在基礎性因素包括：
（1）透支性經濟高增長和不良資產的膨脹。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是發展中國家的共同願望。當高速增長的條件變得不夠充足時，為了繼續保持速度，這些國家轉向靠借外債來維護經濟增長。但由於經濟發展的不順利，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亞洲有些國家已不具備還債能力。在東南亞國家，房地產吹起的泡沫換來的只是銀行貸款的壞賬和呆賬；至於韓國，由於大企業從銀行獲得資金過於容易，造成一旦企業狀況不佳，不良資產立即膨脹的狀況。不良資產的大量存在，又反過來影響了投資者的信心。
（2）市場體制發育不成熟。一是政府在資源配置上干預過度，特別是干預金融系統的貸款投向和項目；另一個是金融體制特別是監管體制不完善。
（3）「出口替代」型模式的缺陷。「出口替代」型模式是亞洲不少國家經濟成功的重要原因。但這種模式也存在著三方面的不足：一是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的階段，生產成本會提高，出口會受到抑制，引起這些國家國際收支的不平衡；二是當這一出口導向戰略成為眾多國家的發展戰略時，會形成它們之間的相互擠壓；三是產品的階梯性進步是繼續實行出口替代的必備條件，僅靠資源的廉價優勢是無法保持競爭力的。亞洲這些國家在實現了高速增長之後，沒有解決上述問題。
世界經濟因素主要包括：
（1）經濟全球化帶來的負面影響。經濟全球化是世界各地的經濟聯系越來越密切，但由此而來的負面影響也不可忽視，如民族國家間利益沖撞加劇，資本流動能力增強，防範危機的難度加大等。
（2）不合理的國際分工、貿易和貨幣體制，對第三世界國家不利。在生產領域，仍然是發達國家生產高技術產品和高新技術本身，產品的技術含量逐級向欠發達、不發達國家下降，最不發達國家只能做裝配工作和生產初級產品。在交換領域，發達國家能用低價購買初級產品和壟斷高價推銷自己的產品。在國際金融和貨幣領域，整個全球金融體系和制度也有利於金融大國。
這次金融危機影響極其深遠，它暴露了一些亞洲國家經濟高速發展的背後的一些深層次問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不僅是壞事，也是好事，這為推動亞洲發展中國家深化改革，調整產業結構，健全宏觀管理提供了一個契機。由於改革與調整的任務十分艱巨，這些國家的經濟全面復甦還需要一定的時間。但亞洲發展中國家經濟成長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經過克服內外困難，亞洲經濟形勢的好轉和進一步發展是大有希望的。
發生在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是繼三十年代世界經濟大危機之後，對世界經濟有深遠影響的又一重大事件。這次金融危機反映了世界和各國的金融體系存在著嚴重缺陷，包括許多被人們認為是經過歷史發展選擇的比較成熟的金融體制和經濟運行方式，在這次金融危機中都暴露出許許多多的問題，需要進行反思。這次金融危機給我們提出了許多新的課題，提出了要建立新的金融法則和組織形式的問題。本書試圖進行這方面的研究。本書研究的中心問題是如何解脫本世紀初貨幣制度改革以後在不兌現的紙幣本位制條件下各國形成的貨幣供應體制和企業之間在新形勢下形成的債務衍生機制帶來的幾個世紀性的經濟難題，包括：
（1）企業債務重負，銀行壞賬叢生，金融和債務危機頻繁；
（2）社會貨幣供應過多，銀行業務過重，宏觀調控難度加大；
（3）政府稅收困難，財政危機與金融危機相拌；
（4）通貨膨脹纏繞著社會經濟，泡沫經濟時有發生，經濟波動頻繁，經濟增長經常受阻；
（5）企業資金不足帶來經營困難，提高了破產和倒閉率，企業兼並活動頻繁，降低了企業的穩定性，增加了失業，不利於經濟增長和社會的穩定。
（6）不平等的國際貨幣關系給世界大多數國家帶來重負並造成許許多多國際經濟問題。
以上問題最深層的原因，是貨幣制度的不完善和在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企業之間交易活動產生的新機制未被人們充分認識。本書的思路是，建立一種權威性的企業交易結算的中介系統――國家企業交易中介結算系統，解脫企業之間的債務鏈，消除企業和銀行壞賬產生的基礎，以避免債務和金融危機的發生，並減少通貨膨脹和泡沫經濟的危害，促進經濟的穩定增長。在這個創新過程中，還會產生國家稅收和財政支出方式的創新，減少財政赤字的發生。同時，還會產生企業制度的創新，減少企業的破產倒閉和兼並現象，增強企業的穩定性。並且，還將對國際結算方式進行創新，對國際貨幣的使用進行改革。這個過程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問題的治理，而是對紙幣制度所存在的嚴重缺陷的修正，是對貨幣供應和流通體制的創新，是金融體制的重大變革，並且，這種變革帶來經濟運行機制的諸多方面的調整。
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盡管在各國有其具體的內在因素：經濟持續過熱，經濟泡沫膨脹，引進外資的盲目性－－短期外債過量，銀行體系的不健全，銀企勾結和企業的大量負債等，危機也有其外在原因：國際炒家的「惡劣」行徑，但是人們還應進一步追根求源，找到危機生成的本質因素－－現代金融經濟和經濟全球化趨勢。
劉詩白認為，金融危機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固有的內容，1929年－1933年的世界經濟大恐慌，更是以嚴重的金融危機為先導。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和1997年的東亞金融危機首先發生於資本主義世界。可見，金融危機有其制度根源，是資本主義危機。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存在於市場經濟固有的自發性的貨幣信用機制，一旦金融活動失控，貨幣及資本借貸中的矛盾激化，金融危機就表現出來。以金融活動高度發達為特徵的現代市場經濟本身是高風險經濟，包孕著金融危機的可能性。經濟全球化和經濟一體化是當代世界經濟的又一重大特徵。經濟全球化是市場經濟超國界發展的最高形式。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各國之間商品關系的進一步發展，各國在經濟上更加互相依存，商品、服務、資本、技術、知識國際間的頻繁流動，
經濟的全球化趨勢表現得更加鮮明。金融活動的全球化是當代資源在世界新配置和經濟落後國家與地區躍進式發展的重要原因，但國際信貸、投資大爆炸式地發展，其固有矛盾深化，金融危機必然會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環節爆發。綜上所述，現代市場經濟不僅存在著導源於商品生產過剩、需求不足的危機，而且存在著金融信貸行為失控、新金融工具使用過度與資本市場投機過度而引發的金融危機。在資本主義世界，這種市場運行機制的危機又受到基本制度的催化和使之激化。金融危機不只是資本主義國家難以避免，也有可能出現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
金融體制的不健全、金融活動的失控是金融危機的內生要素。正由於此，在當前我國的體制轉型中，人們應該高度重視和切實搞好政府調控的市場經濟體制的構建，特別要花大力氣健全金融體制，大力增強對內生的和外生的金融危機的防範能力。總結：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後，人們對危機爆發的原因進行了廣泛和深入的探討.指出了危機爆發的內在原因和外在原因，劉詩白則進一步指出深層次的原因，即現代貨幣信用機制導致危機的爆發。只要現代市場經濟存在，市場經濟所固有的貨幣信用機制就可能導致金融危機。只不過，它只是發生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國家。這一點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也不例外。雖然如此，但是我們可以通過健全金融體制來防範金融危機，劉詩白又給我們指出了一條防範金融危機之路。
原因
1997年7月2日，亞洲金融風暴席捲泰國，泰銖貶值。不久，這場風暴掃過了馬來西亞、新加坡、日本和韓國等地。打破了亞洲經濟急速發展的景象。亞洲一些經濟大國的經濟開始蕭條，一些國家的政局也開始混亂。
那麼，亞洲金融風暴爆發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呢？
在觀看了關於亞洲金融風暴的一系列報道和自己的研究之後，我找到如下幾方面的原因：
1.喬治・索羅斯的個人及一個支持他的資本主義集團的因素；
2.美國經濟利益和政策的影響；
3.亞洲國家的經濟形態導致。
打了半天累啊...
8. 防範與化解金融風險的對策主張有哪些
論金融危機的法律防範
作者： 劉俊海 | 2004年12月12日22時19分 | 【內容提要】 內容提要
本文從分析金融危機的爆發原因入手，主張從從公法與私法（民商法）兩個層面上構建防範金融危機的法律機制。作者指出，政府幹預過多過濫，不可能有效地預防和化解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只能加劇和推動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爆發；腐敗行政、低效行政、黑箱行政本身就是金融隱患，過多過濫的審批本身就是金融風險；為防範金融風險，政府幹預市場經濟的法律形式必須限制在五個層次上。本文還從民商法的視角提出了防範金融危機的法律對策，即：積極穩妥地完成全部國有專業銀行的公司制改革；對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和國家控股的商業銀行全面推行強制擔保貸款制度；及早改變目前過分依賴於商業銀行的危險局面，依法鼓勵發展直接資本市場；盡快建立公司重整制度，實施公司拯救計劃，避免公司、企業不必要的破產；預防泡沫經濟，必須預防泡沫企業的滋生和蔓延；強化商業銀行、證券公司、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和其他金融機構經營者和從業人員的義務與責任；進一步強化公司的社會責任，避免由於過分強調公司的營利性而破壞應有的信用關系、金融秩序、交易安全和社會公共利益；作為股東有限責任原則的例外，人民法院應當適用否認公司法人資格的法理保護公司債權人的利益。
一、引言
源於1997年下半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先是給泰國、印度尼西亞、韓國和馬來西亞經濟以重創，1998年底又席捲了菲律賓、香港、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對當前發生在亞洲地區和其他地區（如巴西、俄羅斯）的金融危機的實質應當有清醒的認識。金融危機的背後隱藏著深刻的經濟危機，經濟危機又可能進一步誘發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雖然我國的金融市場和人民幣幣值在東南亞金融風波面前保持了相對穩定，但金融法制不健全，金融監管薄弱，金融秩序仍有待整頓。1998年12月9日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指出，「加快制定金融管理的法律法規，建立和完善防範、化解金融風險的有效機制」。因此，必須採取切實有力措施完善現行的中國法治，從制度上防範金融危機。
一國金融危機的爆發既有國內的原因（內因），也有國際大環境的原因（外因）；就內因而言，既包括市民社會和市場機制本身存在的金融隱患，也包括政治國家和政府幹預誘發的金融隱患。因此，要從根本上防範金融危機，必須對症下葯，從公法與私法（民商法）兩個層面上構建防範金融危機的法律機制。由於篇幅所限，本文僅探討國內公法與國內私法中的金融危機防範問題。當然，從國際公法與國際私法角度探討國際金融秩序與經濟秩序的安定性與可信賴性、加強各國之間的立法協調與金融監管合作也是非常必要的。
二、從公法的視角看政府幹預在防範金融危機中的應有角色
（一）政府幹預過多過濫，不可能有效地預防和化解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只能加劇和推動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爆發
現在有一種觀點，認為我國目前能夠倖免金融危機的原因在於，政府對經濟生活進行了有效的干預，於是開始懷疑市場機制的作用，認為市場機制不如政府幹預可靠。筆者認為，必須承認以下事實：我國目前能夠倖免金融危機的原因很多，不僅有正確、及時的政府幹預，也有20年來改革開放所逐漸形成的堅實的基本市場經濟體制框架；亞洲金融危機給我國經濟生活已經造成了負面影響，而且這種影響有可能繼續加深；雖然我國人民幣的匯率穩定，但我國也為此付出了巨大代價；我國存在著不少爆發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隱患。
毋庸置疑，為避免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陰影，我國離不開政府幹預；即使亞洲金融危機過去了，我們仍然要充分發揮政府幹預的積極作用。但問題在於，如何界定政府幹預市場經濟的范圍，如何處理好政府幹預這只「有形的手」與市場機制這只「無形的手」之間的相互關系，如何規范政府幹預市場經濟的行為。如果片面迷信政府幹預萬能論，不注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一味縱容、鼓勵不符合公正、效率、法治精神的政府幹預行為，不僅不會阻撓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最終建立，而且會加劇和推動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爆發。成也蕭河，敗也蕭河。過去人們經常把「亞洲經濟奇跡」主要歸因於強大的政府幹預；今天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在很大程度上也主要歸咎於強大、過度的政府幹預。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腐敗行政、低效行政、黑箱行政本身就是金融隱患；過多過濫的審批本身就是金融風險。
（二）為防範金融風險，政府幹預市場經濟的法律形式必須限制在五個層次上
恰當地界定政府幹預市場經濟的范圍，必須遵循以下原則：既要重視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方面的基礎性作用，又要注意發揮政府在彌補市場機制缺陷、維護良好市場秩序方面的導向和校正作用；既要著力塑造和保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社會主義市民社會，預防政府行政權對商法自治領域的不當侵入，又要強調和樹立政府在經濟生活中的應有權威；既要告別政府萬能論，避免重彈政府大包大攬的老調；又要摒棄政府無為論，反對漫無邊際地削弱政府職能；既要堅決轉變和革除政府直接管理企業的舊職能，又要創造性地擴充和發展政府幹預市場經濟的新職能。
上述理念已經成為我國當前經濟體制改革的主導思想。但是，把理念轉化為現實，比起把理念表達清楚更為不易。在操作層面上如何解決好政府幹預與市場機制、企業自治之間的銜接與契合，法學界似乎還缺乏深入的探討。筆者認為，以經濟行政機關和企業的相互關系為座標，政府幹預市場經濟的法律形式可以從以下五個層次上去觀察：
1• 尊重企業商法自治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 簡稱尊重型干預）。
這是第一層次的干預。商法自治是私法自治原則（Prinzip der privatautonomie
）或意思自治原則（L』 autonomie de la volonte
humaine）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根據該原則，企業在法律規定和公序良俗容忍的范圍和限度內，有權為了追求自身的經濟利益，以自己的名義實施各種商事行為，從而為自己創設一定的商事權利、設定一定的商事義務，國家對此只能消極地予以確認和保護，而不能積極地予以干涉和妨礙。企業商法自治原則是市場經濟和市民社會的需要和體現，也是現代商法和經濟法的共同基礎。企業商法自治原則又可以引申出三項基本原則：（1）企業財產所有權尊重（所有權絕對或所有權不可侵）原則。企業的生存和盈利，要求這個企業擁有實實在在的財產所有權（包括法人所有權）、特別是可以使用的資源，最為典型的包括資本、勞動、管理與技術。（2）企業的商事行為自由（含契約自由）原則。盡管有些當代法學家發出了「合同死亡」的慨嘆，但契約自由在商法中作為一項根本原則並未發生動搖。（3）過錯責任原則。企業在經營過程中，誰有過錯，誰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和經營風險。該原則有利於鼓勵企業放心大膽地開展商事流轉、締結各種商事關系，更好地取得利潤的最大化。
在市場經濟社會，市場風險和金融隱患無時不在、無處不在。企業商法自治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要求建立利益與風險、權利與義務對稱機制，要求實現決策權利、決策利益與決策風險的企業化、分散化，能夠在微觀層次上自動、公平地抑制體制性金融危機的爆發。這種避險功能的發揮表現在兩個層次上：首先，有利於實現市場風險與政治國家的隔離，既避免了政治國家製造的市場風險，又能把現有的市場風險局限於市場機制之中，從而防止了市場風險對政治國家的沖擊；其次，能夠合理地在市場主體之間分配市場風險，從而實現市場機制本身對市場風險的吸收和消化。因此，在一般情況下，債務人的違約、企業的資不抵債與關門破產不會誘發體制性的金融風險與信用危機。可見，為避免政府幹預製造不必要的金融風險，為避免全體納稅人與全社會承擔本不應由自己承擔的金融風險，必須強調企業商法自治、誠實信用、契約自由與自己責任等基本市場法則。
當前，經濟行政機關轉變職能的重要內容就是，尊重企業財產所有權和企業的經營自由，滿腔熱忱地推動企業主體的商人化、法人化和平等化，推動企業行為的市場化、自由化、契約化、競爭化、公平化、公正化、規范化和誠信化。政府作為市場經濟中的「裁判員」，要主動撤離資源的配置活動，不得隨意越過市場、直接干預企業的投融資等商事活動，更不得與民爭利。政府投資上項目，應當精而又精，把有限的財政資金用在刀刃上。重復建設，重復投資本身就是金融隱患。強調企業自治或企業意思自治，是政企分開、轉變政府職能、實現商事權利由政府回歸企業的關鍵。因為絕大多數商事活動是靠無形的手，即市場主體的個體自我調節機制去實現的。在這個意義上說，尊重型干預就是不幹預、少干預；微觀干預最少的經濟行政機關是最好的經濟行政機關。
鑒於我國多年實行計劃經濟體制，政府尚未完全養成自覺尊重企業商法自治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的習慣，政府的這種尊重義務應當被視為當前我國經濟行政機關對企業所負的首要義務。要在實踐中做到這一點，就需要在觀念上打破人們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盲目迷信國家和政府、甚至認為國家和政府萬能的固有觀念。在相當長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階段，我國將實行「小政府、大市場、大社會」的市場經濟體制，國家和政府不可能為公民個人和企業提供「從搖籃到墳墓」的一攬子福利，並因此而取消公民個人和企業的自我奮斗。
2•保護企業公平競爭與公正交易應有秩序（ 簡稱保護型干預）。
這是第二層次的干預。僅僅尊重企業商法自治還是不夠的。因為企業的經營自由，在不法利益和不良動機的驅使下，有可能被濫用。假冒偽劣、限購排擠、商業賄賂、商業欺詐、虛假廣告、非法傳銷、傾銷、搭售、圍標、行政壟斷、經濟壟斷等丑惡商事現象也會滋生蔓延。沒有健全的市場管理法治，就沒有消費者和企業賴以公正交易和公平競爭的大舞台，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的信號也會失真，從而誤導企業行為。
沒有規矩，不成方圓。政府應當堅決制止和反對損害消費者和競爭者利益的不法、不正當行為，為企業和經濟組織創造良好的公平競爭與公正交易秩序，努力培育和維持一個涵蓋各類生產要素的、成熟、開放、誠實、公平、統一的社會主義大市場。要維護市場經濟的公正性、公開性、公平性，經濟行政機關必須發揮應有的保護性職能。但政府不得為了私利而限制公平競爭、壘起行政壟斷和地方保護主義的「籬笆牆」。行政壟斷和地方保護主義不僅保護落後，壓抑競爭；而且阻礙資金流、物流與信息流在全國大市場內部的循環，在深層次上潛伏著金融隱患。所謂「地方保護主義是塊臭豆腐，聞著臭、吃著香」的實用主義態度必須予以糾正。
保護型干預與尊重型干預是密切相連的。因為，保護企業公平競爭與公正交易應有秩序，實際上就是要保護企業商法自治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不被濫用。但要明確，企業商法自治原則受到了侵害，並不必然導致行政權的干預。在很多情況下，博大精深、體系嚴密的民商法原則和制度，包括誠實信用原則、公序良俗原則、合同制度、民事侵權制度和民事責任制度等，都足以被企業和市場主體自覺引用，從而鏟除不法、不當的市場行為，理順受害人與不法、不當行為人之間的利益關系，恢復市場的正常秩序。而且，即使行政權介入的結果，導致了不法、不當行為人的行政法律責任，也不能代替受害人與不法、不當行為人之間私法關系的再調整。經濟行政機關以行政罰款代替民事賠償的做法更是錯誤。
3•對國民經濟進行宏觀調控（ 簡稱宏觀調控型干預）。
這是第三層次的干預。政府直接管理經濟的傳統模式要盡快向宏觀經濟調控模式轉變。在真正還權於企的同時，把大多數經濟行政行為由政府對企業的直接、微觀管理模式轉變為間接、宏觀調控模式。把綜合經濟管理部門改為宏觀調控部門，絕不是簡單的名稱更換。宏觀經濟調控要「抓大放小」，該管的管住、管好；不該管的，放開、放活。宏觀經濟調控的對象與其說是企業，不如說是市場。因為，政府原則上不能直接介入企業的微觀商事活動，對企業決策直接產生影響作用的，與其說是政府，不如說是被政府引導和調控的市場。政府、市場、企業這三者的關系可以概括為政府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
宏觀經濟調控以追求社會整體經濟利益、宏觀利益為目標。如果說市場機制和商法自治原則的主要功能是保持和增強企業活力，那麼宏觀調控和宏觀調控法律制度的主要功能是對國民經濟進行合理的調節，確保國民經濟經濟有序運行。所謂「沒有微觀管理權，宏觀調控權必然用不好」的觀點是錯誤的。
要確保國民經濟宏觀調控的方向正確、效果良好，就必須明確宏觀調控的目標。在實踐中，對此存在著廣狹不同的解釋。狹義解釋僅限於經濟增長率和全國商品零售價格漲幅；廣義解釋除覆蓋這兩項內容外，尚包括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居民消費價格漲幅、財政收支差額、貨幣發行量、外貿進出口總額、人口自然增長率、城鎮登記失業率、農村貧困人口減少數量、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規模、基本建設計劃新增主要生產能力、廣播電視人口覆蓋率、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長率。
筆者認為，宏觀調控的目標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在不同的社會經濟政治背景下，有著不同的內容。但不管在何時何地，宏觀調控的目標還是具有一些本質性的要求，那就是：平衡經濟總量，優化經濟結構，防範金融風險，抑制通貨膨脹，推動國民經濟的穩定、快速、健康、可持續發展。其中，總量平衡與穩定發展是宏觀調控目標中的精髓。當然，這種目標需要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允許在不同的情形下有所側重。但是，片面追求國民經濟發展速度是錯誤的，在當前亞洲金融危機加深和世界經濟衰退的情況下，更是有百害而無一利。本世紀初的「泰坦尼克號」就是因為船長輕信了一位記者的建議、為創造輿論轟動而全速行駛、最終撞遇冰山而沉沒的。
為了實現宏觀調控的目標，就要設計一系列宏觀經濟調控手段。這些手段主要包括：（1）政策引導。即制定經濟和社會發展戰略、方針和產業政策，在此基礎上制定行業規劃和行業政策，控制總量平衡，規劃和調整產業布局；（2）杠桿引導。即根據產業政策和規模經濟要求，運用利率、稅率、匯率和價格政策等經濟杠桿，引導企業調整產品結構和企業組織結構調整，實現資源合理配置；（3）信息引導。政府要及時發布各類與企業經營密切相關的宏觀調控政策及其貫徹情況的反饋信息，從而引導企業決策行為；（4）市場准入。即政府為了實現特定的宏觀調控的目標，根據法律規定，對適格企業發放行政許可。未獲行政許可的企業不得進入特定市場。為兼顧宏觀調控的有效性與經濟行政的廉潔性與公正性，應當嚴格規制政府發放行政許可的范圍與程序。行政許可的適用范圍要少些，少些，再少些；精些，精些，再精些。鋪天蓋地的行政審批和行政許可，不僅起不到防範金融危機的作用，反而會對金融危機的爆發產生推波助瀾的作用。既然行政審批無法擔保上市公司和證券投資基金對投資者和社會負責，保障不了企業在被審批後一定能夠承擔社會責任，為何不取消不必要的行政審批，代之以行政登記和高強度的社會信息披露制度呢？（5）行政指導。即政府為了實現特定的社會經濟利益目標，運用其享有的行政權，引導和規勸企業為一定行為或不為一定行為；（6）法律監督。事中和事後的監督，與事先引導同等重要。政府要加強對企業商事行為的監督檢查，制止違反宏觀調控法律制度、破壞宏觀調控的企業活動。
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絕不是互相孤立、互不搭界的。它們應當彼此協調、相互銜接、相輔相成，共同構成一個內在統一的有機整體，即宏觀調控體系。在一部龐大的全國性宏觀調控大機器中，每個調控部門只不過是一個螺絲釘。因此，各個宏觀調控部門一定要識大體、顧大局，隨時牢記共同的宏觀調控目標。要強調部門間的團結、合作、溝通、默契和團隊精神。宏觀調控機制內部不能發生內耗。尤其是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財政部和中國人民銀行這四家宏觀調控部門，要力戒不同的宏觀調控手段之間各自為戰、互不協調，甚至互相矛盾、互相抵銷、讓企業和市場主體搞不清究竟以哪個調控手段的馬首是瞻。值得指出的是，雖然我國的金融風險監管機構體系已經初步形成，既包括中國人民銀行，也包括中國證監會和中國保監會等監管機構。但是，這種多頭監管的體系也存在著各自為政、互不協調的弊病，亟待改革。這對於深化金融改革，逐步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相適應的金融調控監管體系，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應當明確，宏觀調控法的重心與其說是規制被調控者的行為，不如說是規制調控者的行為。宏觀調控者應當自覺接受法律的規制和監督。
4•促成企業享受法定權利和利益（ 簡稱促成型干預）。
這是第三層次的干預。這一干預的特點是促成和幫助企業取得最佳的經營效果。它既不同於消極的尊重型干預和保護型干預，也不同於直接的給付型干預。其表現形式多種多樣。例如，提供企業決策和經營活動所需要的信息和咨詢；協調企業與其他單位之間的關系，保障企業的正常生產經營秩序；為企業正常的購並活動、投融資活動和其他商事活動，清除地方政府、政府部門或其他社會組織的不正當干預；為企業擺脫歷史包袱、輕裝上陣而建立和完善職工養老保險等社會保障體系。
政府進行促成型干預要注意度的把握，力求幫忙而不添亂、熱情而不專斷，力戒喧賓奪主、包辦代替，更不得助紂為虐。例如，政府可以為民營企業的合並和重組創造條件，但不得越位干預，硬性捏合、拉郎配；政府可以為企業的股票上市清除障礙，但不得搞「捆綁上市」、「包裝上市」的惡作劇；若此等等。
5• 向企業提供某種經濟利益（ 簡稱給付型干預）。
這是第四層次的干預。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適當的經濟利益給付也是必要的。經濟行政機關有義務為了推動整體社會經濟利益（如鼓勵開發中西部地區、鼓勵開發高科技產品、鼓勵產品出口創匯、鼓勵民間投資、鼓勵企業承擔社會責任），而向企業政府采購、政府補貼和獎勵（如出口補貼、退稅、貼息）等經濟利益。當前，我國固定資產投資不是過熱，而是偏冷。為確保國民經濟的可持續增長，政府應當加大對科教、農業和城市基礎設施的投資力度，從而拉動市場內需，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政府還可以直接向企業提供定單，與企業簽訂政府采購合同。包括政府采購合同在內的經濟行政合同將會愈來愈成為國家干預市場經濟的重要有效形式。
政府的給付型干預不僅適用於企業，而且也適用於作為公民個人的勞動者、消費者等市場主體。如政府有義務為勞動者創造就業機會、提供社會保障體系等。從廣義上說，經濟行政機關向企業提供的信息和社會服務，實質上也是一種給付，只不過與傳統的財物型給付有所不同而已。
給付型干預是圍繞特定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或者為了國民經濟的整體利益而展開的，不是為了企業的個體經濟利益而搞扶貧救濟、「普渡眾生」。應當充分體現平等對待的原則，不得開後門。因而，這與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無止境地向企業輸血、企業無休止地向經濟行政機關要錢要物的「跑部錢進」現象不同。
（三） 經濟行政權的行使要遵守法定、效率、公平、人權尊重四原則
1•經濟行政權法定原則
經濟行政權法定原則應予尊重。雖然政府與被干預企業之間不平等，但也要貫徹經濟行政權主體法定、內容法定與發動程序法定原則。要杜絕違法行政、脫法行政、賣法行政、弄法行政。經濟行政權的行使不僅要合乎行政法，也要合乎民商法和經濟法的規定。民商法和經濟法實質上都是對經濟行政權的限制。因為行政權力與商事權利都是資源的法律配置方式，二者此消彼長，是一種零合關系。商事權利的應有生存空間被確認、擴大了，行政權力的濫用空間也就相應地縮小了。行政權力製造的金融風險就能降到最低限度。
經濟行政行為本身就是法律手段。不少官方文件經常把經濟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相提並論，有違法治精神。因為，經濟手段和行政手段都是法律手段；二者有時很難劃分，如稅收手段；法治經濟也不容忍超法律的經濟手段和行政手段。建議把上述提法改成「民事手段、行政手段和刑事手段」或者「立法手段、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的三分法。
不僅具體行政行為要合法，抽象行政行為也要合法。在政府制定行政法規和行政規章時，既要大膽地推進經濟體制改革、果敢地進行制度創新，也要注意避免無謂的名詞創新，預防和減少不應有的概念混亂。經濟行政法規和行政規章中的術語應盡量與現行法律和基本法學原理中的術語一致起來。為解決好這一問題，政府部門應當自覺、主動地聘請法學家參與經濟行政法規和行政規章的論證、起草和把關。
2•效率原則
經濟行政權的行使要體現合法性原則，也要體現效率原則。政府要增強服務和效率意識，自覺樹立尊重市場主體合法利益的市場主體本位意識，從骨子裡面剔除輕視企業權利、鄙視商法自治的封建官本位意識。要增強政府的公僕意識，必須十分強調納稅人的主人意識、公民的人權意識。一些政府工作人員誤以為「經濟法治」是指政府用法律手段（法）治企業、整企業，而不是指依法保護、成全、服務於企業。這種觀念急需轉變。要破除官氣十足的衙門作風，克服「門難進、臉難看、話難說、事難辦」的怪現象，制止公文丟失、公文旅行、審批速度過慢、甚至謊稱公文丟失、拖著不辦、坐等進貢行賄等封建社會舊官場上惡劣伎倆的重演。經濟行政機關應當有一部可資遵循的、對辦事期限作出明確規定的《行政程序法》。依筆者之見，如果經濟行政機關超過了法定辦事期限，仍然不給予明確答復，既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反對；那麼，有關的企業和市場主體有權推定經濟行政機關已經默示地表示同意。此種推定權，應當得到所有經濟行政機關，乃至全社會的尊重。其他經濟行政機關不得以該機關沒有審批、蓋章為由，拒絕為企業和市場主體提供行政服務。
3•公平原則
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