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資源如何提升政策質效

1. 銀行如何爭取金融資源做大區域金融規模

1、單列普惠信貸計劃2、經濟資本佔用調整3、增加人員配置4、加大費用支撐。
1、單列普惠信貸計劃2019年3月，銀保監會發布《關於2019年進一步提升小微企業金融服務質效的通知》。明確了單列信貸計劃的政策要求：各銀行業金融機構年初要以完成「兩增」目標為導向，在客觀預估當年本行各項貸款增速的基礎上，單獨制定普惠型小微企業信貸計劃，並分解至各一級分行。信貸計劃需經本行主要負責人簽字認可，執行過程中不得擠占、挪用。監管部門要求銀行單列信貸計劃並不是全新的要求，而是對以前政策的延續和強化，在此之前設立大型銀行的普惠金融事業部都會有普惠信貸計劃，會對投放進行專項管理。但是不少中小銀行還沒有這方面的規劃，或規劃不夠清晰。提出單列信貸計劃要求有利於對普惠的進一步專項支持，進一步落實人、財、物的配套支持。2、經濟資本佔用調整經濟資本是銀行進行內部非預期損失計量和管理的一種手段。經濟資本佔用對銀行貸款來說也是成本之一，因此銀行在計算貸款收益時，需要扣減經濟資本佔用成本。銀行一筆貸款收益=利息收入-資金成本（FTP供應價格）-增值稅-經濟資本成本（經濟資本佔用成本）-風險成本（不良撥備）-運營成本-其它成本。其中：經濟資本成本=授信業務經濟資本*經濟資本回報率。經濟資本回報率=賬面利潤/經濟資本佔用額*100%，反映的是經濟資本的使用效率。通常銀行內部計價時會給個固定值，10%。授信業務經濟資本=授信余額*經濟資本佔用系數。經濟資本佔用系數通常分為基礎系數和調整系數。基礎系數通常以客戶內部評級結果為主要維度進行設置，進行分級量化。具體方式可參加下表。如一戶普惠企業內部評級為BBB，它的基礎系數則為13%。小微企業內部評級 基礎系數AA，5%A ，7%BBB 13%BB 22%B26%C28%調整系數通常與授信產品品種、投向、期限、擔保等要素掛鉤，銀行內部會根據上述幾個要素設置對應表，並進行量化計算。調整系數=產品品種調整系數×投向調整系數×期限調整系數×擔保調整系數×其他調整系數。如一戶普惠企業的調整系數可計算80%*100%*90%*70%*100%=50.4%。案例：一筆內部評級為BBB的500萬元貸款的經濟資本成本則可計算為：經濟資本成本=500*（13%*50.4%）*10%=500*0.655%=32.76（萬元）通常各銀行為落實監管要求，提升一線投放普惠貸款的積極性，會在經濟資本佔用上給予普惠貸款一定優惠措施。如下調基礎系數，下調產品、投向、期限和擔保的調整系數，以降低普惠貸款投放對應的經濟資本成本，讓一線投放普惠貸款可以產生更多的貸款收益。3、增加人員配置銀行要想發展好普惠金融業務，條線隊伍建設是普惠金融健康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沒有人，幹不成普惠金融；沒有專業的人，干不久普惠金融。對銀行來說，培養一支健全、專業、經驗豐富的普惠條線隊伍，是一開始就須認真布局的事情。增加總分行普惠金融部門人員配置：普惠發展的教訓經驗表明，「火車跑的快、全靠車頭帶」，沒有強有力的中場支撐，普惠金融業務的發展就沒有未來。健全總分行部門人員配置，提升條線專業化、精細化的管理能力，是首要工作。尤其須提升中場的發展規劃、客群定位、產品設計、渠道建設、風險控制、過程管理、隊伍管理能力。銀行通常會在總分行部門中設置3個團隊：產品、險、綜合管理團隊，作者認為，在普惠金融線上化發展的趨勢下，再設置1個科技團隊顯得尤為重要。培養適合自身的客戶經理展業隊伍：銀行普惠金融客戶經理隊伍有兩種模式：一是建立普惠金融專營客戶經理隊伍，這些客戶經理只做普惠金融業務，並有獨立的客戶經理評級體系和考核體系；二是全功能客戶經理模式，即客戶經理既做大公司業務，也做普惠金融業務。在實踐中，兩種模式都有，部分銀行也沒有嚴格區分，兩種模式同時存在：在支行層面，客戶經理大小業務都做，可自行選擇是否進入普惠專營客戶經理序列。兩種模式從目前實踐來看，沒有明顯優劣之分，各銀行實踐不同、體制不同、成效也不同，關鍵要適合銀行自己的實際情況，建立行之有效的人員管理機制。4、加大費用支撐銀行需要給予普惠金融條線一定的費用支撐，如營銷費用、廣告費用、人員培訓費用等，用於提升人員營銷積極性、加大對外宣傳推廣力度和提升人員專業能力。部分銀行通過打廣告很好的樹立了銀行品牌形象和普惠金融專業形象，取得了較好的社會效應和經濟效益。因此，作者也建議銀行適當加入廣告預算，開展對外宣傳。如可以通過本土廣播電台、燈箱廣告、框架廣告、動媒體、網站、微信、專業期刊等渠道投放一定的廣告。

2. 如何加強合規推動銀行業提升服務實體經濟質效

國際金融形勢復雜多變，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增大，作為金融主力產品之一的銀團貸款，發揮自己獨特優勢，在助力實體經濟發展、促進經濟轉型升級、堅守風險底線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但相對於實體經濟發展要求，與國際成熟市場相比，我國銀團貸款市場還有很大發展空間，銀團委員會各成員單位要加強合作、創新機制，打造銀團貸款升級版，助推經濟發展。
據介紹，銀團貸款余額由2005年底的0.23萬億元增長到2013年6月底的4.14萬億元人民幣，銀團貸款占公司貸款的比例也由1.72%提高到10.12%。銀團貸款支持了一大批國家重點項目的建設，如雲貴鐵路、潮惠高速等。在大型投資、重大並購重組領域，銀團貸款也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與此同時，銀團貸款資產質量良好，截至今年6月底，銀團貸款不良率不到1%。銀團貸款支持實體經濟與管控金融風險的獨特優勢顯現。
本次年會上，銀團貸款與交易專業委員會對國家開發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等18家銀團貸款優秀單位及10個銀團貸款優秀項目進行了表彰，並向中國銀行業協會全體成員單位發起了「共鑄銀團特色優勢，助力實體經濟發展和經濟轉型升級」的倡議，號召金融同業進一步貫徹國家關於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政策要求；加強合作、共鑄優勢、大幅提升銀團貸款的廣度和深度；加快業務創新、努力加大對經濟轉型升級的支持力度，促進我國銀團貸款發展再創佳績

3. 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增強什麼能力提高直接融資比重促進多層次資本市場健康發展

在服務業內外開放方面，在文化產業方面，在醫療衛生領域。
【拓展資料】一、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原副總裁朱民25日在「2019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上表示，要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提高直接融資比重，促進多層次資本市場健康發展。
二、在服務業內外開放方面，朱民表示，要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瞄準國際標准提高水平。放寬服務業准入限制。實行高水平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實行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寬市場准入，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保護外商投資合法權益。
三、在文化產業方面，朱民強調，要健全現代文化產業體系和市場體系，創新生產經營機制，完善文化經濟政策，培育新型文化業態。
四、在醫療衛生領域，朱民表示，要深化醫葯衛生體制改革，全面建立中國特色基本醫療衛生制度、醫療保障制度和優質高效的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健全現代醫院管理制度。支持社會辦醫，發展健康產業。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構建養老、孝老、敬老政策體系和社會環境，推進醫養結合，加快老齡事業和產業發展。
五、明年是我國現代化建設進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做好明年經濟金融工作十分重要。要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扎實做好「六穩」工作，全面落實「六保」任務，持續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質效，深入推進銀行業保險業改革開放，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底線，為實現「十四五」開好局提供有力支撐，以優異成績慶祝建黨100周年。
六、會議要求，要認真領悟在嚴峻挑戰下做好經濟工作的「五個根本」規律性認識，准確把握明年經濟工作的總體要求、主要目標、政策取向和重點任務，結合銀行業保險業實際抓好細化落實。
七、一是全力支持構建新發展格局。加快構建金融有效服務實體經濟的體制機制，助推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增強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暢通國內大循環。推進更高水平金融開放，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二是助力提升國民經濟整體效能。持續優化金融資源配置，加大對科技創新、小微企業、綠色發展的金融支持，強化普惠金融服務。支持擴大國內需求，激發消費潛在活力，增強投資增長後勁。大力發展農業保險，加大金融扶貧力度。三是抓好各種存量風險化解和增量風險防範。保持宏觀杠桿率基本穩定，前瞻應對不良資產反彈，精準防控重點領域金融風險。多渠道補充銀行資本金。壓實各方責任，推動中小銀行深化改革、化解風險。堅決打擊各種逃廢債行為。四是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完善多層次、廣覆蓋、差異化金融機構體系。健全金融機構治理，嚴格規范股東股權管理。加快推動理財、信託轉型發展，培育壯大機構投資者。完善債券市場法制，促進多層次資本市場發展，提高直接融資比重。規范發展第三支柱養老保險。五是完善現代金融監管體系。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堅持金融創新必須在審慎監管的前提下進行。提高金融法治化水平，對各類金融活動和行為依法實施全面監管。深化「放管服」改革，發展監管科技，大力提升監管效能。

4. 六部門：加大對國家鄉村振興重點幫扶縣的金融資源傾斜

中新網6月30日電 據央行網站30日消息，近日，人民銀行、銀保監會、證監會、財政部、農業農村部、鄉村振興局聯合發布《關於金融支持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 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意見》提出，加大對國家鄉村振興重點幫扶縣的金融資源傾斜，在總結金融精準扶貧典型經驗的基礎上，鼓勵和引導金融機構在產品和服務創新、信貸資源配置、資金轉移定價、績效考核等方面對國家鄉村振興重點幫扶縣予以傾斜。
《意見》提出，金融機構要圍繞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加大對國家鄉村振興重點幫扶縣的金融資源傾斜、強化對糧食等重要農產品的融資保障、建立健全種業發展融資支持體系、支持構建現代鄉村產業體系、增加對農業農村綠色發展的資金投入、研究支持鄉村建設行動的有效模式、做好城鄉融合發展的綜合金融服務等八個重點領域，加大金融資源投入。
《意見》對原金融精準扶貧產品和金融支農產品、民生領域貸款產品等進行整合優化，以小額信用貸款、產業帶動貸款、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貸款、民生領域貸款、農村資產抵押質押貸款、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貸款、保險產品等十類金融產品為重點，充分發揮信貸、債券、股權、期貨、保險等金融子市場合力，增強政策的針對性和可操作性。
《意見》對銀行業金融機構提升服務能力提出了明確要求，督促銀行業金融機構健全農村金融組織體系、改進內部資源配置和政策安排、強化金融科技賦能。同時，《意見》明確，將通過推進農村信用體系建設、改善農村支付服務環境、推動儲蓄國債下鄉、開展金融知識宣傳教育和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等，持續完善農村基礎金融服務，優化農村金融生態環境，並通過資金支持、財稅獎補和風險分擔、考核評價和監管約束等措施，強化對銀行業金融機構的激勵約束。
下一步，人民銀行將進一步加強與銀保監會、證監會、財政部、農業農村部、鄉村振興局等部門的溝通合作，充分總結借鑒金融精準幫扶工作成效經驗，強化統計監測，推進數據共享，推動《意見》落實落地，切實鞏固好金融扶貧工作成果，不斷提升金融服務鄉村振興質效，助力農業高質高效、鄉村宜居宜業、農民富裕富足。

5. 國家金融政策

法律分析：黨的十九大要求「深化金融體制改革」並作出相應部署，為我國金融改革與創新確定了目標，指明了方向。審慎有序推進金融改革與創新，應堅持三個原則：一是以服務實體經濟為根本目的，要通過金融改革與創新，逐步提高金融服務效率，加大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二是以提升金融資源配置效率為根本方向，要通過金融改革與創新，減少資金空轉和監管套利，促進「脫實向虛」的資金歸位，提高經營管理水平和客戶服務能力，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三是以防控金融風險為根本要求，這是金融工作永恆的主題，金融改革與創新必須服從和服務於這個重點，並通過新技術、新方法的運用，更加精準地防控風險。金融業的健康發展離不開合理監管和合規經營。監管層不斷強調「所有金融活動必須依法全面納入監管，持牌經營」，消費金融也不例外。

法律依據：《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之五規定：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提高直接融資比重，促進多層次資本市場健康發展。健全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深化利率和匯率市場化改革。健全金融監管體系，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6. 金融業怎樣服務好供給側改革

過去三十多年，中國經濟發展依靠改革開放、加入WTO和勞動人口三大紅利，保持經濟持 續高速發展。然而，近來中國經濟己經步入由高速増長轉為中高速増長、經濟結構調整趨於優化、 新舊動力轉換的新常態時期，以往需求側的消費、投資、出口「三駕馬車」對經濟増長的拉動日 漸乏力，結構性的供需錯配現象也較為嚴重，亟待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緩解現有經濟結構失衡 問題。金融資源是現代經濟的核心資源，金融的功能就是服務於實體經濟的發展，兩者互促共生。 如果說實體經濟是肌體，資金是血液，金融體系則是血管。金融業必須助力供給側改革，亦將得 益於供給側改革。金融業通過推進利率市場化、改善融資結構以及健全銀行業結構等方式，解放 金融束縛，為供給側改革提供更為有力的金融支撐。而供給側改革也是金融業自身轉型發展的助 推器。通過轉變經營理念和改革體制機制，金融機構將更有效地配置和使用金融資源，提高金融 供給體系的服務質效。
一、以針對性金融改革服務供給側改革
2015年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強調，要著力加強結構性改革，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 時，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使供給體系更好的適應需 求結構的變化。供給側改革的重要方面在於金融端，關鍵是金融的制度性改革，核心是降低企業 成本、去融資杠桿、提升資本效率。深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善和優化融資結構以及健全完善銀 行業結構，是當前和未來一個時期金融供給側改革的重要內容。
經過20餘年的穩步推進，中國利率市場化改革己取得重大突破，金融機構都己具有自主決 定利率浮動的權力。充分發揮市場在價格形成和變動過程中的作用，有利於更好的引導金融資源 配置，不斷完善股票、債券等直接融資交易機制，推動社會融資方式的多元化；有利於分散金融 風險，降低企業負債率和融資成本；有利於促進居民財富的増長，引導居民理財和消費行為理性 改變；有利於資金流向高收益、高科技和前景好的新興產業和初創企業，為中國經濟再平衡和產 業結構調整創造良好的條件；有利於促進中國經濟從外延粗放式的増長模式轉向內涵集約式的増 長模式，真正實現供給側改革的目標。與此同時，利率市場化也對銀行等金融機構帶來定價、結 構以及風險三方面的挑戰。從產品定價來看，利率市場化導致短期利差震盪、中期利差下降，金 融機構需不斷提升產品風險定價能力。從產品結構來看，為減少利差收窄的不利影響，金融機構 需要調整產品結構，即通過綜合化經營擴大非息收入，進而會増加高風險高收益資產的佔比。從 風險管控來看，利率震盪導致波動性増加，加之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業，其強烈的逐利動機也可能 帶來輕視風險的傾向，這對金融機構的風險管控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雖然利率市場化改革己取 得決定性的進展，未來仍有三方面任務需要持續推進。一是央行主導的商業銀行基準利率體系應 盡快退出，相應的由市場主導的金融機構利率體系應逐步建立，以最終實現利率市場化。二是増 強金融機構的市場化定價能力，逐步弱化對央行基準存貸款利率的依賴。三是進一步疏通利率傳 導機制，讓短期利率的變化能有效影響存貸款利率、債券收益率和其他市場利率。
供給側改革成果在資本市場的體現，主要就在於激活資本市場，為企業創造更多元化的融資 渠道，提供更低成本的融資方式。目前中國企業的融資結構仍以間接融資為主，2015年，新増直 接融資僅占社會融資規模増量的23.2%，雖比2014年攀升6.03個百分點，但仍屬於較低水平。 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本身並無絕對的好壞之分，只是在中國直接融資比重過低，導致了對間接融資的過度依賴，產生了杠桿率過高、金融風險過於集中、中小微企業「融資難」等難題。加快資 本市場建設，健全多層次、多元化、互補型、功能齊全和富有彈性的資本市場，有助於提高直接 融資比重，更好地滿足創新型増長模式下實體經濟多樣化的融資需求。直接融資無需金融中介機 構介入，有助於盤活存量資產，減少企業對銀行信貸等間接融資方式的依賴，降低經濟轉型調整 階段的金融風險；提升直接融資比率有助於避免由於依靠銀行信貸加杠桿，而造成非金融部門財 務不可持續的現象，有助於企業降成本、去杠桿，促進實體經濟健康發展。
為有效促進供給側改革，商業銀行應通過開展投貸聯動、優化信貸投向、完善銀行業結構和 創新農村信貸制度等四個方面舉措用好増量、盤活存量，構建治理良好、結構合理、充滿活力和 創造力的銀行業機構體系，為推進經濟轉型升級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一是 積極開展投貸聯動，讓「雙創」成為發展新動力。改變過去商業銀行只為客戶提供信貸支持，PE/VC 企業提供股權融資服務的方式，准許銀行通過子公司開展投資，以「股權+債權」的模式，可以 為創業期的小微企業特別是科技型企業提供有效融資。投貸聯動能夠有效地將商業銀行的資金、 客戶、品牌和渠道優勢與風險機構的風控能力和投資能力的優勢相結合，切實支持大眾創業、萬 眾創新。二是商業銀行應准確把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要求，做好信貸投向的「加減法」。一方 面，對科技產業、新興行業、小微企業的信貸投放「做加法」。緊密貼合國家經濟發展、結構調 整的大政方針，加大對「中國製造2025」、「一帶一路」等戰略新興產業的信貸支持；另一方面， 對過剩產業、壟斷行業、落後企業的信貸投放「做減法」。加大力度盤活信貸存量，促進「僵屍 企業」和問題企業不良貸款的出清，推動不良貸款的化解和處置工作，嚴格限制「兩高一剩」行 業的信貸額度和規模。三是加大力度推進民營資本建立小型銀行的過程，構建城市小型商業銀行 隊伍，門當戶對地為小微企業提供融資服務，加強和豐富金融體系的「毛細血管」，針對性地提 高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四是創新農村信貸制度，發展普惠金融。近日，《農村承包土地的經營 權抵押貸款試點暫行辦法》和《農民住房財產權抵押貸款試點暫行辦法》頒發，並鼓勵地方政府 部門通過貼息、風險補償基金、擔保公司擔保等多種方式，建立貸款風險補償及緩釋機制。銀行 業應合理自主確定貸款抵押率、額度、期限、利率，簡化貸款手續，解決農民融資難問題，盤活 農村土地資產，増加土地流轉，幫助農民増收致富，加快農業現代化和城鎮化步伐。
二、以體制機制創新推動銀行自身供給側改革
供給側改革的主要目標之一，是通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來促進經濟運行效率提升。通過體制 機制改革提高以銀行為主導的金融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更有效地配置和使用金融資源，既是供 給側改革的要求，也是銀行推進自身改革和轉型的需要。商業銀行更有必要從體制機制改革和經 營理念轉變入手，加快推進自身的供給側改革，以適應新環境的要求；有效支持經濟體正在開展 的供給側改革，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商業銀行自身供給側改革主要涉及以下三個領域。
通過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優化公司治理機制，提高經營和決策效率。進一步完善有中國特色 的公司治理機制，為有效服務實體經濟奠定治理基礎。充分發揮黨委、董事會、監事會和管理層 的作用，探索黨委領導核心和現代公司治理有效結合的新途徑和新方式。推進內部經營機制改革， 充分調動銀行經營管理人員服務實體經濟的積極性。通過實施用人薪酬機制改革、推行職業經理 人和全員全產品計價考核等制度真正打破「大鍋飯」，推動銀行從業人員主動提高服務意識和服 務效率。
建立多元化和輕資本的業務模式，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商業銀行應不斷加大資產結構、負債 結構以及表內外業務結構的調整力度，努力打造「輕型銀行」。在資產業務方面，要順應資本市 場和直接融資發展的要求，把同業業務、債券投資等非信貸業務作為發展重點，降低信貸類資產 的比重。在負債業務方面，要轉變以存定貸的傳統理念，打造以資產驅動負債的經營思路，進一 步提高負債的主動性。通過大力發展投資銀行、資產託管、財富管理、現金管理、交易型銀行等 新型業務和表外業務降低風險權重，使風險加權資產増速低於總資產増速、管理資產増速高於資 產規模増速。以經營效率提升真正實現低資本佔用和低成本擴張，以相對較少的資本投入驅動相對較大的金融資源，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發展。構建市場化、精細化和專業化的業務管理機制，提高管理效率。要打破傳統管理體制的桎梏， 深入探索事業部制和子公司制，推動經營管理模式從以塊為主向條塊結合轉變，有效提升專業化 經營管理能力，讓專業的人干專業的事。進一步順應利率匯率市場化、資產負債結構變化、表內 外結構變化的要求，持續深入推進資產負債管理轉型創新，推動資負配置和管理從被動、單一、 表內向主動、多元、全表管理轉變，更加註重全資產和大負債的動態、組合和前瞻管理。通過內 涵式、精細化管理機制的建設，更有效地服務實體經濟。

7. 學術論文劉光溪《優化金融資源配置 完善地方金融管理》 —加快推進金融縱向改革的步伐

優化金融資源配置 完善地方金融管理
—加快推進金融縱向改革的步伐
雲南省金融辦黨組書記 主任 劉光溪

我國金融業深受大一統管理體制的影響，這一體製造成高度的金融壟斷、高度的金融壓抑、高度的金融監管，嚴重製約了地方金融機構特別是中小微金融機構的發展，導致地方金融監管與調控的缺失，國家高度壟斷了金融資源。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入，各種專業性、管理性金融機構先後從人民銀行和財政部門分離出來，並普遍採用分支式的組織形式。分業經營、分業監管成為我國改革開放以來金融業的主要特點，從而奠定了近30年來我國金融制度演進的內在基礎。
中國入世後，金融業逐步對外開放承諾形成剛性的制度約束，我國金融業掀起新一輪橫斷層面的改革與對外開放。由於改革主線是在分業監管體制和金融機構公司治理結構上做文章，沒有在縱向層面進行放權讓利，打破金融壟斷，而是中央金融部門進一步集中了各方面的金融資源，成為金融資源主要供給者和金融資源壟斷者；地方作為資金支撐項目的落腳點，中小微企業、三農經濟、縣域經濟等實體經濟成為金融服務的薄弱領域，地方金融資源稀缺進一步加劇，存在嚴重的金融壓抑。近幾年來，為了推動地方經濟社會的發展，地方政府大力發展地方金融，充分發揮金融對資源的配置作用，為實體經濟提供金融服務。各種新興金融機構、小微金融機構提升了地方金融的服務能力，拓展了地方金融市場的廣度和深度，成為我國地方金融業重要的補充。在我國地方金融機構中，各種游離於體制之外的民間金融長期以來是中小微企業重要的資金供給者，民間金融活躍但缺少約束的現實狀況，無疑加大了民間金融的脆弱性。
金融資源供給與需求不一致，中央金融部門與地方政府存在重重的博弈，導致金融運行成本增加。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優化金融資源配置成為當前社會各階層和民間大眾普遍關注的一個熱點和焦點，建立國家與地方分層有序的金融監管體系成為必要。國家「十二五」規劃第一次提出「強化地方政府對地方中小金融機構風險處置的責任」，明確指出地方金融發展和管理體系建設的問題，十分符合我國經濟金融在縱向結構及橫向結構均存在巨大差異的現狀。2012年1月6日，全國第四次金融工作會議指出，強化地方政府金融監管意識和責任，有利於堅持發揮中央監管部門指導、協調和監督作用，維護金融業改革發展戰略、金融宏觀政策、監管規則與標準的一致性和權威性，又能引導和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大力改善金融環境，促進經濟和金融健康發展。2013年7月1日，《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金融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指導意見》支持地方人民政府加強對小額貸款公司、融資性擔保公司的監管，對非融資性擔保公司進行清理規范。2013年8月8日《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金融支持小微企業發展的實施意見》進一步強調地方人民政府要在健全法治、改善公共服務、預警提示風險、完善抵質押登記、宣傳普及金融知識等方面，抓緊研究制定支持小微企業金融服務的政策措施；切實落實融資性擔保公司、小額貸款公司、典當行、投資（咨詢）公司、股權投資企業等機構的監管和風險處置責任，加大對非法集資等非法金融活動的打擊懲處力度；化解金融風險，切實維護地方金融市場秩序。
中央金融業的高度集中壟斷、地方正規金融的高度壓抑以及民間金融的高度脆弱交疊存在，是近30年來我國金融業發展的現實狀況。本文擬從我國金融管理體制存在10個方面的不匹配問題，探討如何構建和完善分層有序的金融管理體系，強化地方政府金融監管，推動金融業市場化改革與發展，進一步優化金融資源配置，為地方經濟金融持續穩定健康發展提供金融支撐和保障。
一、我國金融管理體制存在的不匹配問題
（一）我國金融體制縱向層面的不匹配問題
1.國家金融政策統一制定與地方金融政策制定權和經濟差異化發展需求不匹配。金融政策是國家金融管理部門在法律法規賦予的許可權范圍內，在金融市場上通過各種金融工具或者金融手段，調節政府與非政府之間、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國內與國外之間金融資產的流量與存量的各種行政性行為。金融政策主要通過利率、匯率等價格機制以及存款准備金、公開市場業務等數量供求機制，調節微觀經濟主體行為，實現市場供求平衡，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此外，通過行政管理手段對金融法規進行完善和補充，實現一定政策傾斜突破和差異化管理手段是金融政策的重要補充職能。金融政策一般根據經濟目標需要做出相應的調整，要具有可控性、可測性、靈活性和可變性，才能適應市場調節需求和經濟形勢的變化，充分發揮配置資源的作用。
國家各金融部門高度集中了金融政策的制定權與操作權，有利於確保國家金融政策的權威性與統一性，然而卻忽視了金融政策靈活性、可變性的本質特徵。實際上，我國幅員遼闊，各個省市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居民消費習慣、教育水平、文化傳統、信用狀況、民族特性等方面存在巨大差異。這種地域的差異性、經濟發展不平衡對高度集中高度統一的金融政策形成制約，間接抵消了金融政策特別是緊縮性金融政策的操作效應。在我國金融政策操作實踐中，擴張性和緊縮性金融政策呈現出嚴重的不對稱效應。近10年來，我國緊縮性金融調控政策很難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
顯然，國家相關部門統一制定的金融政策不可能充分考慮各個地方對金融政策差異化的需求，比較難適應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從而導致國家金融政策的有限性與不對稱性。地方經濟作為金融資源供給主要落實地和金融政策主要調控對象，它的發展需要賦予地方政府一定的金融政策制定權與調控權，形成國家金融政策為主導，地方差異化金融政策為補充的金融政策體系，才能符合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的現實狀況，滿足地方經濟差異化、多元化發展的金融服務需求。
2.國家金融法律法規統一制定與地方金融立法缺失不匹配。法律法規是金融發展的制度基礎，主要規范規定各種金融市場活動主體具有長效性行為以及相關經營交易活動。不同的法律法規體系決定了金融業發展的不同路徑。作為單一制國家，我國金融領域的立法權主要集中在全國人大。國務院辦公廳、一行三會、外管局、財政部以及發改委等部委分別從各自監管的角度，制定了一系列行政法規以及部門規章。上述的法律法規基本上涵蓋了我國金融業發展的方方面面，並詳細規定了各行業在市場准入、持續監管、自律管理等方面的市場行為，成為金融改革、金融發展的制度基礎。金融法律法規與金融政策相比較，在較長時期內具有相對穩定是其主要特點。
然而，高度集中統一的金融法律法規保證中央立法權的權威性，卻對金融業發展形成種種制度性約束：一是全國高度集中統一的金融法律法規必然造成金融資源的高度壟斷集中，形成金融機構大而不倒的局面，不利金融風險的防範與金融市場化改革發展，其結果必然是銀行捆綁財政，中央財政部門成為金融風險最後承擔者；二是形成金融資源配置馬太效應，加劇了東部、中部、西部之間、城市與農村之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落後地區、農村地區很難獲得金融資源的支持；三是間接影響到金融機構經營機制，各大金融機構很難對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提供特色化、差異化的金融服務，造成所謂地方正規金融高度壓抑，發展嚴重滯後；四是地方民間金融作為地方經濟差異化發展主要資金供給者，只能向地下化、灰色化發展，進一步加劇了民間金融發展的不規范和脆弱性。
我國現行集中統一的金融法律法規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省級人大的金融立法權和地方政府的金融監管權，這就造成了地方金融監管空白、缺失與薄弱，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金融服務縣域經濟、「三農」經濟、小微企業、民生經濟等實體經濟質量的提升。結果，發展地方特色金融，成為地方政府被動被逼被迫的選擇。地方政府發布各種指導性文件支持地方金融發展，這從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國家金融法律法規貫徹落實的難度，還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地方金融管理混亂。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逐步確立和地方金融機構培育和發展，國家應賦予地方省人大一定的金融立法權和地方政府金融調控權和監管權，以此推動地方金融監管體制建立與完善，加快市場化改革發展。
3.國家金融業垂直監管與地方金融監管權缺失的不匹配。金融法律法規決定了金融業監管模式與金融機構組織結構。我國金融機構普遍採用分支式的組織形式，分業經營、分業監管是我國金融業主要特點。國家相關部門集中了我國金融業主要監管權，一行三會一局、財政部金融司、發改委財金司是我國金融業的主要監管者。
由於金融市場信息不對稱，分業垂直、高度集中的金融監管體系導致監管條條分割，監管鏈過長，不能及時反映地方金融信息，導致監管成本增加，經營風險、道德風險的出現不可避免。以國有銀行改革為例，金融資源供需失衡導致巨額的三角債與銀行不良資產的出現，特別是四大國有銀行在股份制改造過程中第二次剝離不良資產，其規模遠遠超過了第一次剝離水平。同時，由於受到金融監管成本與監管效率的制約，外匯管理局、證監會、保監會大多在州（市）一級設立監管機構；銀監會只在經濟發達縣級設立分支機構或者辦事處；人民銀行作為縣級唯一健全金融監管機構，由於部門職能限制，很難發揮扶持地方金融發展的作用。顯然，高度集中、分業垂直金融監管體系很難真正實現有效監管，還造成了地方金融監管真空、監管弱化、監管滯後的出現。
近年來，隨著地方新興金融機構特別是貼近基層、貼近社區、貼近民生等小型微型金融機構的培育和發展，國家相關監管部門已無力激發地方各類金融市場主體的活力，難以完善對地方新興金融機構的管理。各種游離於正規金融之外的民間金融活躍但缺少約束，在存貸利差過高情況下，加重了民間金融經營的投機性與風險性，違約破產所產生的社會成本加大，容易引發社會動盪。因此，參照我國分稅制放權讓利的改革措施，實施下行、下沉、下放、下移、下調的金融改革，讓渡部分金融管理權給地方政府部門，增加地方政府金融管理的話語權，是健全地方各項金融監管制度，強化地方政府金融監管責任，優化金融監管資源配置，維護地方金融穩定的有效途徑。
4.國家金融資源統一供給與地方金融資源缺失和差異化需求不匹配。金融資源只有發揮市場基礎性配置功能，為實體經濟提供服務，才能實現金融資源價值最大化。國家金融監管部門和國有大型金融機構是金融資源主要供給者和實際控制者，然而與消費、投資、出口以及政府公共支出相聯系的金融資源需求主要來自地方項目單位，這就造成金融資源供給與需求的不一致。在過去30年金融制度變遷過程中，中央金融資源供給導向和地方金融資源需求導向雖然交替存在，但從總體上看，金融資源需求導向占據了主導地位。事實上，國家金融部門並沒有真正掌握金融資源配置的主導權，而是受到地方政府投資主導型經濟增長方式的巨大壓力所趨使。
金融資源供給與需求普遍存在非均衡性現象，導致國家與地方之間、各金融機構總行與分行之間存在層層委託代理關系，導致金融資源配置的社會成本增加，不利於我國經濟金融市場化改革的深入推廣。金融資源的過渡集中，國家以權力配置金融資源成為必然，各個地方政府只有通過跑（步）部進京，尋求金融資源分配的政策傾斜。結果，權力干預有形之手代替市場無形之手配置金融資源，造成資源浪費和效率低下，同時，進一步推動地方政府加強對地方金融資源的調控配置，以滿足貼近市場、貼近基層的金融資源差異化需求。
5.國家信用資金指導性配額與地方項目市場化資金需求的不匹配。1998年，我國取消了信貸計劃指標，對銀行機構信貸規模採取存貸比例控制，但事實上還存在變相的信用資金計劃分配問題。在過去10多年信用資金指導性分配過程中，人民銀行主要通過直接信用控制如信用配額、存貸比控制以及選擇性貨幣政策如消費者信用控制、證券市場信用控制等手段控制社會信用總規模。以信貸資金分配為例，中國人民銀行通過信貸額度發放指導性計劃對各大商業銀行進行調節；各大商業銀行在人民銀行規定計劃限額范圍內在內部層層分解，下達各級分行年度信用資金分配計劃，實現了通過信貸分配計劃對各省級分行進行二次控制。同時，人民銀行各省級分行還監控轄區內信貸資金分配計劃，加強對地方金融控制。
信用資金計劃分配的制度安排造成落後地區信用資金流出不可避免，而金融機構分支式的組織結構則為信用資金流出提供了便利。由於地方實體經濟的各種落地項目是按照風險收益的市場化原則進行經營，在利率管制、匯率管制的情況下，金融市場上的價格機制還不能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這就促使各金融機構總部通過信用資金跨省市調動，主動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結果導致地方金融發展的長期非理性，金融資源從中西部地區向東部地區流動，從縣、州（市）兩級向中心城市集中。全國各地金融資源分配不均的情況更加突出，使得貼近基層、貼近市場以及經濟落後地區的金融資源更加稀缺。顯然，作為金融制度核心要素的金融交易關系依然是一種以政府為主體的配額交易關系，使得落後地區風險較大或者收益較低的項目很難獲得正規金融支持。
（二）我國金融體制橫斷層面的不匹配問題
1.金融分業垂直監管與金融資源橫向共享不匹配。在我國金融監管制度演進路徑中，金融業基本上形成了分業監管模式。由於受到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我國金融監管不僅形成條條分割式的監管體系，還存在「九龍治幣」的問題，造成金融監管部門之間相互推諉，監管效率低下，金融監管弱化、金融監管真空、金融監管滯後成為不可避免現象，這不利於金融風險及時防範與化解，同時還留下了大量金融政策、金融法制的空白。各個監管部門之間難以實現金融信息共享，這不利於金融市場基礎制度建設，充分發揮市場配置金融資源的作用。以債券發行監管為例，發改委、證監會、人民銀行分別負責非上市公司債券、上市公司債券以及中期商業票據發行的監管權，財政部則代理地方政府債券發行。為此，溫家寶在全國第四次金融工作會議上明確指出，我國債券市場管理不統一，市場互聯互通不順暢，不利於完善債券市場管
理體制，建立統一準入制度和監管標准，落實監管責任，擴大債券市場規模，營造良好的市場制度環境。
分業垂直金融監管體制與「九龍治幣」金融監管模式容易形成監管真空，存在監管套利，導致監管成本過大，監管缺乏效率。在全球金融業普遍實行混業經營的大背景下，金融監管邊界越來越模糊，這從一定程度上需要加強金融監管部門之間的橫向聯系。近幾年來，隨著我國金融機構逐步實現綜合經營，地方作為資金支撐項目的落腳點和金融資源主要需求者，更需要充分發揮地方政府信息資源的優勢，主動優化配置金融監管資源，為金融業發展提供良好制度環境。
2.我國金融高貨幣化與金融發展低效率不匹配。經濟落後國家和地區，其經濟增長需要積累一定貨幣資金。貨幣資金積累越多，計劃投資的規模就越大，經濟增長也就越快。M2是用來度量貨幣資金供應重要指標，它與名義GDP比值（貨幣化指數）反映了一個國家金融發展程度。西方發達國家貨幣化指數接近1左右時，普遍存在一個倒U的拐點，此時，一個國家金融發展建立了相對成熟、完善的金融服務體系。上世紀90年代中期，我國貨幣化指數全面超過歐美發達國家水平，接近日本水平，貨幣化指數並沒出現歷史性拐點，而是繼續保持上升趨勢。2005年，我國貨幣化指數創下歷史新高，攀升到1.8左右，此後一直保持相對較高水平，並沒出現所謂的貨幣化拐點。
高貨幣化是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金融高度集中壟斷的結果，這也是我國經濟增長奇跡的一個重要因素。我國高貨幣化是國家通過對貨幣供應量控制滿足消費、投資、出口等方面貨幣資金需求，獲得了巨額的貨幣紅利，促進了經濟增長。然而，高貨幣化沒有真正反映我國金融發展的實際狀況，還從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國金融業運行效率十分低下，計劃的貨幣資金與信貸資金供給仍然是我國信用資金主要供給手段。中央金融存在高度壟斷、地方正規金融存在高度壓抑以及民間金融存在高度脆弱相互交疊，造就了我國金融的高貨幣化現象。結果，我國貨幣政策不對稱效應出現了，地方各種游離於體制之外的民間金融作為縣域金融的重要補充，間接地抵消了縮緊性貨幣政策的效應，緊縮性貨幣政策在我國是低效甚至是無效的，中央對經濟的宏觀調控能力有限。
探索建立統一規范的國家金融監管部門，可以代替目前金融監管機構之間的部門聯系會議，形成穩定固定的監管機制，實現金融監管信息共享，推動我國金融市場化改革。結合我國國有金融機構的現實狀況，組建金融國資委是實現超級監管的有效途徑。金融國資委不僅將管理財政部、匯金所持中央級國有金融資產，還將使中國人民銀行逐步從管理出資人職責及部分金融監管職責中退出，銀監會、保監會及證監會三家監管機構將從出資人角色中逐步退出，集中行使金融監管職能。
在探索地方金融管理體系建設過程中，各省市可以借鑒中央金融國資委以及上海市、成都市等地方成立金融國資委的管理經驗，組建地方金融國資委，改變地方金融機構由國資委、金融辦等部門多頭管理而不統一的現狀。成立地方金融國資委有利於理順地方金融機構出資人管理職能，實現地方金融機構之間管理信息的橫向共享，促進金融資產保值與增值，完善地方金融管理，推動地方金融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