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深化論的基本模型如何理解

『壹』 說明金融壓制和金融深化理論

金融壓制論與金融深化論 ：

金融壓制論與金融深化論是美國經濟學家羅納德.麥金農和愛德華.肖在70年代提出的。該理論以發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重點探討金融與經濟發展 之間相互作用的問題，其核心觀點和政策主張是要全面推行金融自由化，取消政府對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一切管制與干預。該理論被認為是對發展經濟學和 貨幣金融理論的主要貢獻。

金融壓制論和金融深化論的理論背景是什麼？

美國經濟學家ronalde mckinnon 和edward shaw 在70年代提出，以發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重點討論金融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相互作用問題，提出了相應的政策主張。所以他們的理論是基於發展中國家金融發展的實際狀況而提出的。

麥金農和肖認為，要建立一套適合於發展中國家的貨幣金融理論與政策，首先必須了解和分析發展中國家金融發展的現狀與特徵。他們將發展中國家金融發展特徵概括為以下幾點：

1.貨幣化程度低下。

貨幣的作用范圍小，各種金融變數的功能難以發揮，金融宏觀調控的能力差。

2.金融體系呈二元結構，即現代化金融機構與傳統金融機構並存。

以現代化管理方式經營的大金融機構主要集中在經濟和交通發達的大城市裡營業，以傳統方式經營的小金融機構主要分布在農村和落後偏遠的小城鎮。

3.金融市場落後。

由於各經濟單位之間相互隔絕，無法通過金融市場來多渠道、多方式、大規模地組織和融通資金。

4.政府對金融實行過度干預，對金融活動作出種種限制。

主要是對利率和匯率實行嚴格管制和干預，對一般金融機構的經營活動進行強制性干預，採取強制措施對金融機構實行國有化。

金融壓制論與金融深化論的積極意義：
（1）關於金融與經濟發展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分析與說明，對研究現代信用貨幣經濟的發展具有理論和實踐價值；
（2）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問題的專門、深入的研究，彌補了西方主流經濟理論在此方面的不足，豐富了西方金融理論和發展經濟學；
（3）論證了市場機制在推動金融、經濟發展進入良性循環的重要作用，提出的金融自由化和運作市場化的對策和建議，對於發展中國家有一定的針對性和適用性；

金融壓制論與金融深化論的不足之處：
（1）過分強調金融自由化；
（2）過分強調金融在經濟中的作用。認為解決了經濟問題便萬事大吉的觀點顯然是片面的。

『貳』 金融發展理論的驗證

金融發展理論的具體結論是否符合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情況，其政策主張能否付諸於發展中國家的政政策實踐，需要不斷的研究探討。其中，非常重要的研究工作就是利用發展中家的實證資料，對這些理論模型做出計量驗證。但早期的經驗研究結論只能確認兩者之間存在相關關系，卻無法確認兩者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Levine,1997）。後續的經驗研究應用新近發展起來的計量分析技術對更為全面的數據集進行計量分析，結果表明，金融發展是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的原因之一。
（一）20世紀80年代的計量驗證
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後，各種有關金融發展理論的計量驗證大量涌現。這些計量驗證所涉及的范圍較廣，內容較多，幾乎對Mckinnon和 Shaw所提出的每一論點都作了計量驗證。根據Kitchen(1986)的總結，自1973年至1984年，經濟學家們對金融壓抑論所作的主要的計量驗證有17項。在這些計量驗證中，除少數幾項未能得出肯定的結果之外，絕大多數驗證的結果都肯定地支持金融壓制論的有關結論。
1、Lanyi和Saracoglu的計量驗證：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於1983年發表論文《發展中國家的利率政策》，在該論文的附錄3中，Lanyi和Saracoglu對21個發展中國家在1971年至1980年間實際利率與金融資產增長率及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之間的關系作了計量驗證。根據他們算得的數據表明，實際利率為正值的國家，其平均的金融資產增長率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都較高；實際利率為負值的國家，則其平均的金融資產增長率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都較低，甚至為一負值。這反映，實際利率與實際金融資產的增長率及實際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之間有著明顯的正相關關系，這種正相關關系與Mckinnon和 Shaw等人提出的金融發展理論的有關結論是一致的。但這三個變數之間的正相關關系還只是說明了問題的一個方面，而這個三個變數之間的因果關系則是需要證明的更重要的一個問題。而在各種計量驗證中，因果關系是一個較難證明的問題。
2、Fry的計量驗證：
Fry有關金融發展理論的核心也是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壓抑和金融深化問題。他不僅從理論上闡述了這一問題，而且通過大量的實證研究，以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實際資料對其理論進行了計量驗證。Fry（1978）在< Money and Capital or Financial Deepening in Economic Development>一文中，對E.S.肖和羅納德·麥金農的基本結論及他們關於傳導機制問題的理論分歧作了計量驗證。該驗證的結果表明，E.S.肖的債務媒介論是成立的，而麥金農的互補性假說則不能成立。1980年，Fry又對發展中國家金融壓制的代價作了數量分析。在這一分析中，Fry以實際存款利率被限制在其市場均衡水平之下作為金融壓制的標志，對所選擇的61個發展中國家在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的資料進行計量分析。通過計量驗證，Fry得出結論，金融壓制的代價是實際存款利率每低於其市場均衡利率1%，經濟增長率將損失大約0.5%。
（二）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計量驗證
20世紀90年代初期在國外興起的經驗研究，驗證了金融發展確實具有促進經濟增長的功能，而且明確區分了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作用於經濟增長的機理，以及決定金融發展和金融結構的制度因素。
1、宏觀層面的計量驗證：
20世紀90年代初，King和Levine放棄了既有金融發展理論以發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傳統，轉而尋求建立一種包括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在內的一般金融發展理論。他們從金融功能的角度入手研究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尤其是對全要素生產力的影響。盡管許多金融學家都已表示金融功能對全要素生產力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但是一直未能找到計量金融功能的指標，King和Levine就在金融功能計量上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King和Levine（1993）在Goldsmith（1969）的基礎上設計了四個用於測度金融中介體的服務質量指標（Depth指標，Bank指標，Private指標，Privy指標）來表示金融發展水平，然後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對80個國家1960~1989年間的數據進行回歸分析。
他們發現，金融中介的規模和功能的發展不僅促進了經濟中的資本形成，而且刺激了全要素生產力的增長和長期經濟增長。為了檢驗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因果關系的方向，King和Levine設計了一個方法，檢驗了金融發展初始水平（1960年）與經濟增長（1960~1989年）之間的關系。結果發現，金融發展初始水平的差異很好地預測了以後經濟增長水平之間的差異，即便是控制了收入、教育、政治穩定、貿易和財政貨幣政策等變數後也是如此。所以，King和Levine認為金融發展是原因，經濟增長是結果，他們的研究方法和思想對後來經濟學家的研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在King和Levine研究金融中介的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之後，Levine和Zervos（1998）研究了股票市場的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他們用最小二乘法對47個國家1976~1993年間的數據進行回歸分析，結果表明，股票市場流動性和銀行的發展不僅與同期的經濟增長、資本積累及生產率提高有著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而且都是經濟增長、資本積累以及生產率提高的很好的預測指標，這與Bencivenga等人（1995）的理論分析結果相一致。
為了確定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是否存在長期相關性，Rousseau和Wacthte（1998）應用向量誤差修正模型對美國、英國、加拿大、挪威和瑞典五國1870~1929年間的數據進行了時間序列分析。他們認為在金融強度指標和資本產出水平之間長期存在著重要的數量關系，而且Granger檢驗表明，金融中介體對實際經濟活動起著重要的促進作用。
Tadesse對36個國家(1980~1995年)數據的分析表明，銀行導向型金融體系和市場導向型金融體系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金融部門不發達時，銀行導向型金融體系所起的作用要大於市場導向型金融體系所起的作用；而在金融部門發達時，市場導向型金融體系所起的作用則要大於銀行導向型金融體系所起的作用。這一研究結論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有些國家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因果關系顯著而在另一些國家卻很模糊的這一計量分析結果。
在以上研究中，不管是對跨國橫截面數據還是對時間序列數據進行計量分析，不可避免的存在著因遺漏了一些變數而產生的偏誤，以及應用聯立方程組去描述變數之間的相互關系時可能存在的聯立性偏誤。Rousseau和Wacthte (2004)採用了一個差分面板估計量去消除由尚未觀察到的國家特定因素所引起的偏誤，並力圖消除由聯立性偏誤所引致潛在的參數的非一致性。在此基礎上，利用面板分析技術對47個國家1980~1995年間的年度數據所進行的計量分析表明，銀行和股票市場的發展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釋經濟增長。
2、中觀層面的計量驗證：
宏觀層面上的研究雖然使用了不同的計量分析工具，但分析的數據集都是以國家為單位的總量數據。因此，格里高利·曼昆（1995）指出，這種以國家為單位的總量數據進行的計量分析存在一些缺陷，而以中觀層面即產業層次的數據為分析對象所進行的經濟計量分析則將這一方面的研究向前推進了步。
Rajan 和 Zingales（1998）通過考察一國金融發展水平及產業增長水平指標之間的相互關系，來研究金融發展影響經濟增長的機制。他們認為，金融發展降低了企業實施外源融資的成本，新企業的建立在意味著產業增長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創新得到了促進，經濟因此而得以增長，而金融發展水平是決定產業的規模構成及產業集中度的因素之一。Neusser 和Kugler（1998）設定了一個包含所有金融中介體活動的金融深化指標，運用多元時間序列分析方法對經合組織中13個國家的製造業與金融發展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在向量自回歸(VAR)模型中對這些國家近30年間的經過平穩性檢驗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了計量分析。結果表明，金融部門的發展不僅與製造業產出相關，而且與製造業全要素生產率相關，更重要的是，在美國、日本、德國和澳大利亞這四個國家，這種相關關系表現為一種因果關系，即金融發展是製造業發展的原因。
Wurgler對65個國家的製造業在1963~1995年間的總投資及產業增加值的數據進行的回歸分析表明，由於假定最優的投資會使得成長性產業的投資迅速增長而對衰退產業的投資會下降，因此金融市場的發展提高了資本配置的效率。Fisman 和Love（2003）重新檢驗了金融市場對整個社會的資源在部門間配置中所起的作用。他們指出，金融市場發展水平越高的國家，各產業之間有著越高的相互關聯的增長率。
3、微觀層面的計量檢驗：
中觀層面的研究也存在著許多問題，僅用回歸分析方法對面板數據進行計量分析，其分析結果可能有較大的偏差。而利用微觀層面即企業的數據進行計量分析，在某種程度上則可避免上述問題，從而深化人們對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的認識。
Demirguc-Kunt和Maksimovic以企業財務預算模型為基礎，利用回歸分析方法對30個國家1984~1991年間的企業特定類型數據進行了計量分析。他們認為，法律體系越是完善的國家，實施長期股權融資和長期債權融資的企業就越多。一個活躍的股票市場和一個大的銀行部門都與外源融資依賴性較強的產業的成長相關。之後，他們進行了國別比較，他們指出，在工業化國家，企業的長期負債比率較發展中國家企業的長期負債比率要高。同時，大公司較小公司有更高的資產負債率。
為了考察金融發展對不同規模企業的影響，Beck 等人通過世界商業環境調查（WBES）所形成的4000家企業（其中80%是中小企業）在1995~1999年間數據進行了分析。他們指出，由於中小企業的發展對經濟增長及消除貧困起著重要的作用，因此通過提高金融發展水平、提高司法效率、降低腐敗程度會使中小企業的融資環境得到改善，從而促進經濟的增長，並提高民眾的生活水平。 金融體系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徵是金融體系的混合性，即政府限制行為與市場行為並存，管制價格與市場價格並存。隨著中國經濟市場化改革的進程，政府管制逐漸放鬆，相對獨立的貨幣金融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顯著，成為影響中國經濟運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從上面對有關金融理論的初步分析，人們至少可以考慮：1、確定金融深化是中國金融體系改革的終極目標。
前面分析到，金融深化理論與實際金融有著明顯的差異，傳統的金融深化理論亦存在其內在缺陷性，但這並不構成金融深化的客觀需要，盡管自亞洲金融危機後，亞洲各國及歐美的一部分學者對金融深化產生了懷疑，認為全球金融體系的不完善和各國金融發展的明顯差異使得金融深化在實施過程中必然會帶來全球性的金融混亂和不和諧。但人們應該認識到：
（1）從自由化的進程來看，在政府對貿易和金融的管制放鬆後，世界經濟和各國的經濟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總體上保持了經濟的增長，金融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加大，表明自由化的收益是大於其所付出的代價。
（2）東南亞金融危機重要原因是危機各國不可持續的宏觀經濟政策和不適當的金融深化措施導致的。實施金融深化的國家常常把放鬆金融管制等同於放鬆金融監管或放開不管，過分地追求金融深化是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而忽視了經濟可持續增長所必須的協調的金融因素，忽視完全金融深化所必須具備的內在制度剛性要求。比如，要進行利率市場化改革就必須先有或者同步進行金融體系市場化或完善化，這是金融深化論一個很重要的前提。 因而，人們應客觀的對待金融深化理論與實踐，絕不能因一些發展中國家在推行金融深化進程中發生了金融危機，就認為金融深化與金融危機二者之間有某種必然的因果關系。實踐證明，有效、合理的金融深化實踐會提高經濟發展的績效，還可以提高一個國家抵禦金融風險的能力。一些發展中國家之所以在金融深化的進程中發生了金融危機，其根本原因在於選擇了過於激進、超前的金融深化戰略。中國在實施金融體制改革時，不能把麥金農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論，簡單的理解為完全取消政府幹預的金融自由化，應在放鬆管制的同時關注市場的落後對放鬆管制的制約作用，注重金融深化的漸進性、層次性和持續性，「金融深化是伴隨著整體經濟改革發展的一個漸進過程，金融深化的政策措施應根據經濟發展的成熟程度和經濟運行的內在邏輯做出合理的時序選擇和安排，分階段和有計劃地進行。」在推進金融深化的過程中，要結合本國金融改革的現實條件和制度風險，加強對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的監管，逐步建立與經濟可持續發展相協調的金融體系。2、金融約束成為中國金融體系改革的必要手段。
考慮到中國金融體系中累積了大量的金融風險，因此在改革進程中，讓人們應客觀的評價和估計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所可能帶來的長期性風險，本著市場配置資源的原則，結合中國金融體系的實際情況，在經濟轉軌時期採取必要的金融管制與金融深化相結合的改革方略是顯示可行的。除了解決政府需不需干預經濟和金融活動的問題，中國還需要解決如何把握干預力度，避免信息不對稱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的問題。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1997年就曾指出，政府的不當干預才是造成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本質原因：在危機中資產價值的猛跌使很多金融中介機構破產，從而暴露出金融機構在金融活動中的破壞作用；而金融中介機構的借貸活動與資產價值之間存在著一種政治經濟動力關系，政府對金融中介機構或明或暗提供的債務擔保，是造成金融中介機構進行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的根本原因。
金融約束論從信息和激勵的角度，抓住了解決經濟金融問題的兩個基本點，一方面政府應創造條件使決策者掌握信息，或讓有信息能力的行為人成為決策者；另一方面政府可利用自身掌握和擁有的信息能力，為金融中介機構創造持久有效經營的激勵機制。當然政府的職責不是直接提供擔保和保護，而是促進金融體系市場約束機制發揮作用，積極促進信息的傳播，增加市場上可供信息的公開化，並充分發揮掌握內部信息的金融機構和民間組織的優勢，而非越俎代庖，過多干預，避免金融約束政策蛻變為純粹的金融干預政策，嚴格的金融約束政策與金融抑制可能只相差須臾。「金融約束應該是一種動態的政策制度，應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向更具競爭性的金融市場這一大方向的邁進而進行調整。它不是自由放任和政府幹預之間靜態的政策權衡，與此相關的問題是金融市場發展的合理順序。」 在金融約束政策框架下，政府的作用既不是「親善市場論」強調的政府只能促進市場建設，不應干預金融經濟；也不是「國家推動發展論」所要求的政府為了彌補市場失靈，必須始終強力干預金融經濟；而應是「市場增進論」的觀點，即政府的職能是促進民間部門的協調功能，發揮政府進行選擇性控制的補充性功能，避免產生不利於社會大眾的道德危害，使中國在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穩步實現真正的金融深化。 另外，中國進行金融體系改革的過程中，也必須要協調貨幣金融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中國「經濟貨幣化」趨勢有所增強，貨幣金融對經濟的支持強度與日增強，廣義貨幣（M2）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上升到130%左右，都充分說明貨幣金融在經濟中的廣度和深度都有質的變化。貨幣金融在經濟中的地位和影響逐步加大。隨著中國開放程度的深化，外部的沖擊已經開始影響本國貨幣金融政策的有效性，影響本國經濟的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這說明開放經濟中，貨幣金融政策一經濟發展有相當強的關聯。因此，在充分考慮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的基礎上，制定與中國經濟發展目標相協調的貨幣金融政策，避免金融業脫離經濟發展的需要而獨自繁衍。

『叄』 金融自由化的發展進程

麥金農和肖認為，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市場被人為地分割開來，相互隔絕，是不完全的市場。當大量的中小企業擴大規模，改進技術，更新設備而需要資本時，由於無法進入金融市場融資，只能「自力更生」，依靠內源融資。與此同時，由於政府執行了錯誤的金融政策，人為地壓低名義利率，或者由於高的通貨膨脹，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導致實際利率太低，甚至為負數。對儲蓄者而言，由於低利率缺乏吸引力，居民不願將剩餘資金存入金融體系，金融市場出現了需求遠遠大幹供給的情況，政府被迫以「配給」的方式提供信貸。在信貸配給制下，資金幾乎是無償使用，有時實際利率甚至為負。結果造成資金使用粗放，投資效益低下，產出水平低，國民收入扣除用於消費的部分後所剩不多，儲蓄率下降。另一方面，低利率又阻礙了新增收入向投資的轉化。經濟發展所需的新投資來源不足，儲蓄和投資的缺口進一步拉大，總需求和總供給的矛盾更加尖銳，經濟停滯不前。而糟糕的經濟狀況，反過來又使儲蓄資源萎縮，形成資金緊缺，迫使政府當局對利率實行更加嚴厲的管制，從而形成了惡性循環。麥金農和肖將這種人為壓低利率，造成金融體系和經濟效率低下的現象，稱之為「金融抑制」。針對發展中國家所普遍存在的金融抑制現象，麥金農和肖進而提出了他的「金融深化」理論。該理論的核心思想是，放鬆政府部門對金融體系的管制，尤其是對利率的管制，使實際利率提高，以充分反映資金供求狀況。這樣，投資者就不得不考慮融資成本，充分權衡投資成本和預期收益，從而使資金配置效率大為提高。而且，高利率鼓勵人們儲蓄，從而提供了儲蓄向投資轉化的順暢渠道。正如肖(1973)所說：「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的實質是放鬆利率，使之反映儲蓄的稀缺性和刺激儲蓄。」
傳統的金融深化理論特別是麥金農和肖的以金融自由化為主要內容的金融深化理論提出以後，立即引起了經濟理論界對發展中國家金融改革與發展問題的廣泛關注，並成為從20世紀70年代後半期開始並在整個80年代發展中國家進行金融自由化改革實踐的主要理論依據。金融深化論是與當時在西方發達國家逐漸興起的新自由主義思想理論相適應的，是新自由主義思想在金融理論和發展經濟學中的反映。但由於在這一金融深化理論指導下所進行的拉美金融自由化改革暴露出了許多問題，而在理論上遭到了很多的批評。後凱恩斯主義學派主要從有效需求的觀點對麥金農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論進行了反駁。他們認為，不是儲蓄決定投資，而是投資決定儲蓄。過高的實際利率將抑制投資，從而抑制儲蓄。投資的減少通過乘數作用進一步降低經濟增長率。針對麥金農和肖理論中所存在的不足，後來的一些經濟學家包括麥金農和肖本人進行了進一步的研究與完善。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在這一方面做出主要貢獻的經濟學者有新加坡國立大學經濟學教授卡普(kapur)、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濟學家馬西森(Mathiesan)、美國加州大學教授弗萊(Fry)等。他們對金融深化理論的貢獻主要集中地體現在他們各自所建立的數學模型和研究方法上，特別是將麥金農和肖的靜態分析發展成為動態分析。其代表性理論模型主要有卡普——馬西森模型、弗萊的開放經濟金融發展模型和加爾比斯的兩部門模型等。他們從不同的角度論證了金融自由化的必要性，豐富和發展了金融自由化思想，使得金融自由化理論的實用性更加具體。

『肆』 金融創新的理論有哪些

金融創新的理論基礎
（一）西爾柏的約束誘導型金融創新理論
1．西爾柏（W.L.Silber）主要是從供給角度來探索金融創新。西爾柏研究金融創新是從尋求利潤最大化的金融公司創新最積極這個表象開始的，由此歸納出金融創新是微觀金融組織為了尋求最大的利潤，減輕外部對其產生的金融壓制而採取的「自衛」行為。
2．西爾柏認為，金融壓制來自兩個方面：其一是政府的控制管理。其二是內部強加的壓制。
（二）凱恩的規避型金融創新理論
1．凱恩（E.J.Kane）提出了「規避」的金融創新理論。所謂「規避」就是指對各種規章制度的限制性措施實行迴避。「規避創新」則是迴避各種金融控制和管理的行為。它意味著當外在市場力量和市場機制與機構內在要求相結合，迴避各種金融控制和規章制度時就產生了金融創新行為。
2．「規避」理論非常重視外部環境對金融創新的影響。從「規避」本身來說，也許能夠說明它是一些金融創新行為的源泉，但是「規避」理論似乎太絕對和抽象化地把規避和創新邏輯地聯系在一起，而排除了其他一些因素的作用和影響，其中最重要的是制度因素的推動力。
（三）希克斯和尼漢斯的交易成本創新理論
1．希克斯（J.R.Hicks）和尼漢斯（J.Niehans）提出的金融創新理論的基本命題是「金融創新的支配因素是降低交易成本」。這個命題包括兩層含義：降低交易成本是金融創新的首要動機，交易成本的高低決定金融業務和金融工具是否具有實際意義；金融創新實質上是對科技進步導致交易成本降低的反應。
2．交易成本理論把金融創新的源泉完全歸因於金融微觀經濟結構變化引起的交易成本下降，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因為它忽視了交易成本降低並非完全由科技進步引起，競爭也會使得交易成本不斷下降，外部經濟環境的變化對降低交易成本也有一定的作用。
3．交易成本理論單純地以交易成本下降來解釋金融創新原因，把問題的內部屬性看得未免過於簡單了。但是，它仍不失為研究金融創新的一種有效的分析方法。
（四）金融深化理論
1．美國經濟學家愛德華·S.肖從發展經濟學的角度對金融與經濟發展的關系進行了開創性的研究。
2．肖提出金融深化理論，要求放鬆金融管制，實行金融自由化。這與金融創新的要求相適應，因此成了推動金融創新的重要理論依據。
（五）制度學派的金融創新理論
1．以戴維斯（S.Davies）、塞拉（R.Sylla）和諾斯（North）等為代表。
2．這種金融創新理論認為，作為經濟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金融創新應該是一種與經濟制度互為影響、互為因果關系的制度改革。
（六）理性預期理論
1．理性預期學派是從貨幣學派分離出來的一個新興經濟學流派，最早提出理性預期思想的是美國經濟學家約翰?穆斯。20世紀70年代初，盧卡斯正式提出了理性預期理論。
2、理性預期理論的核心命題有兩個：
（1）人們在看到現實即將發生變化時傾向於從自身利益出發，作出合理的、明智的反應；
（2）那些合理的明智的反應能夠使政府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能取得預期的效果。
（七）格林和海伍德的財富增長理論
格林（B.Green）和海伍德（J.Haywood）認為財富的增長是決定對金融資產和金融創新需求的主要因素。

『伍』 🔒:【簡答題】「金融深化」理論是怎樣闡述金融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的

金融深化理論是怎樣闡述金融與經濟的發展向金融的話，就是說一些東西的發展，而經濟發展就是說我們一些行業的進步。

『陸』 急求 對麥金農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論的評價，多多益善

有關金融發展理論的文獻綜述

總裁： 周建成 博士

金融發展理論形成的標志：是美國斯坦福大學兩位經濟學教授羅納德·I·麥金(Ronald I McKinnon)和愛德華·s·肖(Edward S．Shaw)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於1973年，他們兩人各出版了各自的著作。麥金農的著作是《經濟發展中的貨幣和資本》，由布魯金斯學會出版；而肖的著作是《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由牛律大學出版社出版。他們在書中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抑制"論斷，把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欠發達歸咎於金融抑制。在他們看來，經濟發展的前提是金融不能處於抑制狀態．為此他們主張"深化"金融或在有關國家推行金融自由化。這兩本著作的出版標志著金融發展理論由以前的零散觀點到那刻已成了系統性的理論分支。
本文將按時間順序把金融發展理論分成四個發展階段，最後並對其進行比較和簡要評價。本文目的在介紹金融發展的形成和發展歷程中讓讀者對其有初步的了解。

第一：1973年以前思想可以歸結為金融發展理論的源泉。
金融發展理論是由麥金農和肖兩人於1973年創立的，麥金農和肖深受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他們在各自的著作中都提出了發展中國家走金融自由化道路的激進主張。從這種意義上講，英國哲學家約翰·洛克、亞當·斯密和傑里米·邊沁等人在各自的著作中所表述的自由主義思想可謂是麥金農-肖理論的淵源。
金融發展理論的另一淵源是有關金融之於經濟發展重要性的思想或觀點，因為金融發展理論的實質是突出了金融因素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性。這方面的思想至少可以追溯至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熊彼特在其成名之作《經濟發展理論》(1912年出版)一書中，強調了金融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他進一步指出，金融和發展具有如下的關系；"在這種意義上的信貸提供，猶如一道命令要求經濟體系去適應企業家的目的．也猶如一道命令要求提供商品去滿足企業家的需要；這意味著把生產力託付給他。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從完全均衡狀態的簡單循環流轉中出現經濟的發展。"(pl07，中譯本第119頁)
在20世紀50、60年代 約翰·格利、愛德華·肖、亞歷山大·格申克龍、休·帕特里克、朗多·卡梅倫、約翰·希克斯和雷蒙德·戈德史密斯等人所做的開創性研究為麥金農-肖理論的建立奠定了基礎。下面本文著重對格利與肖、帕特里克和戈德史密斯的觀點作一簡介。
1：格利與肖的觀點。
美國斯坦福大學兩位經濟學教授約翰·G·格利和愛德華·S·肖在50年代所做的開創性研究集中體現在兩篇論文上，即發表於1955年9月號《美國經濟評論》上的題為"經濟發展的金融方面"一文和發表於1956年5月號《金融雜志》上的題為"金融中介體和儲蓄-投資過程"一文。在這兩篇論文中，他們闡述了金融和經濟的關系、各種金融中介體在儲蓄-投資過程中的重要作用。
1960年由布魯金斯學會出版的《金融理論中的貸巾》是格利和肖以前觀點的匯總和發展。該書中，他們認為，貨幣不是貨幣金融理論的唯一分析對象，貨幣金融理論應該容納多樣化的金融資產．而貨幣只是無數金融資產中的一種。他們還認為，除貨幣體系(包括商業銀行和中央銀行)之外，各種非貨幣金融中介體也在儲蓄-投資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他們根據收入-產出帳戶上經濟單位(或部門)的收支狀況，把整個經濟劃分為盈餘單位(或部門)、平衡單位(或部門)和赤字單位(或部門)。在整個儲蓄-投資過程中，盈餘單位是儲蓄者，赤字單位是投資考，經濟單位(或部門)在儲蓄-投資過程中的這種"專業分工"，乃是債務、金融資產和金融中介體賴以存在的基礎。金融的作用在於把儲蓄者的儲蓄轉化為投資者的投資，從而提高全社會的生產性投資水平。
格利和肖的另一突出貢獻是區分了"內在貨幣"和"外在貨幣"。在政府購買商品和勞務時或在進行轉移支付時發行的貨幣被稱為"外在貨幣"， 在政府購買私人證券時發行的貨幣被稱為"內在貨幣"這種區分對於麥金龍和肖金融發展理論的介紹是必要的
2：帕特里克的觀點。
美國耶魯大學經濟學家休·T·帕特里克，他在"欠發達國家的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一文(該文發表於1966年1月《經濟發展和文化變遷》)中指出，在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關繫上，有兩種研究方法：一種是"需求追隨"方法，它強調的是金融服務的需求方，隨著經濟的增長，經濟主體會產生對金融服務的需求，作為對這種需求的反應，金融體系不斷發展。也就是說，經濟主體對金融服務的需求，導致了金融機構、金融資產與負債和相關金融服務的產生。另一種是"供給領先"方法，它強調的是金融服務的供給方，金融機構、金融資產與負債和相關金融服務的供給先於需求。鑒於理論界對後一種方法的相對忽視，帕特里克認為應該把這兩種方法結合起來．並且指出，在實踐中，需求追隨現象和供給領先現象往往交織在一起，但不可否認，在需求追隨型金融和供給領先型金融之間存在著一個最優順序問題，即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供給領先型金融居於主導地位．而隨著經濟的發展，需求追隨型金融逐漸居於主導地位；不僅如此，最優順序問題也可能在部門內和部門間存在。
接下來，帕特里克著重考察了金融發屁和經濟增長的關系。他的出發點或參照物是金融資產與負債存量和實際資本存量的關系，因為他事先假定在資本存量和實際產出之間有著很強的正相關關系。帕特里克指出，金融體系對資本存量的影響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提高了既定數量的有形財富或資本的配置效率，因為金融中介促使其所有權和構成發生變化；第二：提高了新資本的配置效率；第三：加快了資本積累的速度。
3：戈德史密斯觀點。
美國耶魯大學經濟學家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在1969年，出版了他那歷時六年完成、資料詳實的著作《金融結構與金融發展》(戈德史密斯，中文版，1994)，提出了金融結構和金融發展概念，討論了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的金融結構模式，對金融結構和金融發展進行了實證研究，開創了金融結構和金融發展理論的研究基礎。戈德史密斯認為，一國現存的金融工具與金融機構之和構成該國的金融結構，包括各種現存金融工具與金融機構的相對規模、經營特徵、經營方式、金融中介機構各種分支機構的集中程度等等。他依據主要數字指標，高度概括性地將世界各國的金融結構分成三種類型，採用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對不同類型的金融結構進行了歷史縱向和國際橫向的比較，得出了各種金融結構類型的不同特徵。
在建立金融結構理論的基礎上，戈德史密斯對金融發展進行了開創性的深入研究，認為金融發展就是金融結構的變化，金融發展研究必須以金融結構在短期或長期內變化的信息為基礎，找出金融發展的道路。更為有意義的是戈德史密斯秉承西方經濟實證分析的傳統，創造性地提出了衡量一國金融結構和金融發展水平的存量和流量指標，最為重要的是金融相關比率建立了決定一目金融相關比率的重要因素：貨幣化比率、非金融相關比率、資本形成比率、資本產出比率、外部融資比率、金融發行比率、金融資產價格波動比率和新發行乘數，及其實用計算方法，討論了金融相關比率在近百年來變化的趨勢及原因。

第二：金融發展理論正式形成階段。即1973年，麥金農和肖兩人各自著作的相繼向世標志著金融發展理論的正式形成。這個劃分包括到 80年代末 巴桑持·卡普爾、維森特、加爾比斯、馬克斯韋爾·J弗賴伊、楊帕爾·李、唐納德·馬西森和尤恩·熱·丘)等人基於麥金農和肖的分析框架，相繼提出的一些邏輯嚴密、論證規范的金融抑制模型。也就是說對麥金農-肖理論進行了擴展。但我們這里主要介紹麥金農和肖兩人的觀點。
受二戰後興起的發展經濟學影響,麥金農(1973)和蕭(1973)放棄了以成熟市場經濟國家金融體系為對象的研究方法,轉而研究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問題。麥金農和蕭發現,發展中國家存在著明顯的金融抑制現象。政府一般對利率實行嚴格的管制。在利率管制下,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通貨膨脹使實際利率往往為負。負實際利率一方面損害了儲蓄者的利益,削弱了金融體系集聚金融資源的能力,使金融體系發展陷於停滯甚至倒退的局面;另一方面向借款人提供了補貼,刺激後者對金融資源的需求,造成金融資源供小於求的局面,此時需要實行信貸配給。而國家往往根據自己的偏好分配金融資源,這損害了金融體系在配置資源中的功能。
實際上，在大多數金融受到抑制的經濟中，存、貸款利率都有上限。而且，在發展中世界，很少存在競爭的銀行體系。盡管私人商業銀行可以通過補償性余額來逃避貸款利率上限，但是一些國有銀行和大多數公共部門借款看來還是遵守的。在銀行確實遵守貸款利率上限的情況下，可貸資金的非價格配給現象必然發生。信貸不是根據投資項目的預期生產率．而是根據交易成本和所感知的違約風險來配置的。擔保品的質量、政治壓力、"名譽"、貸款規模以及貸款經手人暗中收受的好處等也可以影響信貸的配置。
即使信貸的配置是隨機的，投資的平均效率也會隨貸款利率上限的下調而降低，因為收益率較低的投資項目現在也可獲利。原先不申請銀行貸款的企業家現在也進入市場。這樣．當利率定得太低時，在社會福利方面的逆向選擇就會發生。
麥金農強調了在金融受到抑制的經濟中投資收益率的發散性："面對收益率的巨大差異，把發展看作只是單一生產率的同質資本的積累是嚴重錯誤的……讓我們把'經濟發展'定義為處在國內企業家控制下的現有投資和新投資的社會收益率的巨大差異的縮小"。
利率上限在四個方面使經濟發生扭曲。第一，低利率使入們偏向於更多的現在消費和更少的未來消費，從而使儲蓄低於社會最優水平。第二，潛在的貸款人從事收益率低的直接投資，而不是將錢存入銀行再由銀行貸出。第三，那些能以低的貸款利率得到資金的銀行借款人會選擇資本密集型的項目。第四，具有低收益項目的企業家在潛在借款人之列，這些企業家不願意以較高的市場出清利率借款，因為這樣做會使他們得不償失。在銀行的篩選過程帶有一定隨機性的情況下，對一些得到資金的投資項目來說，其收益率將低於市場出清利率所設置的下限，這使得整個社會的平均資本收益率偏低。
針對那些金融受到抑制的經濟， 麥金農和蕭地的政策建議認為發展中國家應該取消上述金融抑制政策,通過放鬆利率管制、控制通貨膨脹使利率反映市場對資金的需求水平,使實際利率為正,恢復金融體系集聚金融資源的能力,達到金融深化的目的。
在論及金融發展如何促進經濟增長時,麥金農放棄了傳統貨幣金融理論中貨幣與實質資本是相互競爭的替代品的假設。麥金農認為,發展中國家落後的金融制度使投資不是依賴於外部融資,而是依靠內源融資。由於金融市場不發達,潛在的投資者無法以非貨幣金融資產作為儲蓄保值的對象,如果實際存款利率為正,潛在的投資者就會以貨幣作為保值手段,此時的貨幣成為投資的先決條件或渠道。如果貨幣的實際收益率---真實利率增加,內源融資的資本形成機會也會擴大,這就是所謂的"渠道效應"。另一方面,內源融資資本形成機會的擴大使生產者所持有的實質現金余額增大,提高了投資者的信譽,投資者獲得外部融資的可能性也增加了。因此,渠道效應提高了儲蓄水平,促進了資本形成,進而促進了經濟增長。而蕭(1973)則提出了"債務媒介論",認為貨幣是金融體系的一種債務,而非真實的社會財富,貨幣在整個社會中發揮著各種媒介作用,通過降低生產和交易成本而提高生產效率,增加產出,促進儲蓄和投資。
麥金龍和肖的理論的創新和不足之處亦如下：
1：新穎地方. 麥金農-肖理論是一般均衡理論在金融理論中的運用，是經濟自由主義在金融理論中的代表。在麥金農-肖理論形成之前，主導性看法是金融部門和其他經濟部門不同，金融部門的有效運行離不開政府的干預。麥金農-肖理論對此提出了質疑，主張應當盡可能地減少政府對金融的干預。這是麥金農-肖理論的一大特色。
理論上，麥金農和肖批判和拋棄了新古典理論和凱思斯主義理論。即那種認為通貨膨脹在經濟發展和結構轉換過程中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有助於發展的觀點。他們主張推行金融自由化(其後果是利率提高)，在利率較高的情況下，貨幣需求雖較大、投資數量較多以及投資質量較高，所以，金融自由化政策既能避免通貨膨脹，又不致引起經濟衰退。這既不同於凱思斯主義者的觀點(凱思斯主義者主張採取低利率政策來刺激投資)，也不同於貨幣主義者的觀點(貨幣主義者主張把控制貨幣發行作為穩定經濟的有效手段)。麥金農-肖理論的這一獨特之處備受理論界和實務界的關注。另外，麥金農對金融、財政和外貿三者關系的深入考察和精闢分析，有助於人們了解經濟扭曲的深層次原因，同時也使麥金農-肖理論從一種觀點上升為較完整的體系。因此，麥金農-肖理論對發展經濟學的貢獻不容低估。
2．麥金農-肖理論的不足之處。他們的金融深化理論只注意到貨幣在集聚金融資源中的作用,忽視了金融體系通過信息生產有效配置資源,以及管理風險、實施公司控制等其他功能,所以在麥金農和蕭的理論框架中,金融部門並不創造財富,經濟依然被割裂為實質部門和金融部門。更重要的是,在經典的索羅增長模型中,決定長期經濟增長率的關鍵在於全要素生產力,資本形成主要影響經濟增長的水平,但是對長期經濟增長率沒有影響。而在金融深化理論中金融發展只能影響資本形成,並不影響全要素生產力,這大大削弱了金融發展理論的價值。盡管在麥金農和蕭之後許多經濟與金融學家致力於發展和完善金融發展理論,然而其研究僅限於對麥金農和蕭的理論進行計量檢驗,依然沒有回答金融發展對全要素生產力有何影響,因此,金融發展理論未能得到實質性發展,在經濟學中的地位也日漸式微。Robert·Locus(1988)斷言,在經濟增長中,經濟學家們過分強調了(badlyover stress)金融的作用。而發展經濟學家則以忽略金融體系的方式表達了對金融發展作用的質疑(AnandChandavarkar,1992)。

第三：金融發展理論在90年代的最新發展。
進入20世紀90年代，一些經濟學家在汲取內生增長理論的重要成果的基礎上，將內生增長和內生金融中介體(或金融市場)並人模型中，模型的復雜程度隨之提高。我們把這新近發展起來的金融發展理論稱為90年代金融發展理論，把為90年代金融發展理論作出貢獻的經濟學家稱為90年代眾融發展理論家。四年代金融發展理論家與麥金農-肖學派的重要區別在於，90年代金融發展理論家直接對金融中介體和金融市場建模，而麥金農-肖學派或者把金融小介體和金融市場視作給定的．或者只對它們進行比較簡單和明確的處理。
根據前面的介紹，我們知道，金融發展理論形成於1973年，其後(20世紀70和80年代)經歷了最初的發展。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內生增長理論(又稱新增長理論)為金融
發展理論提供了進一步發展的空間，為金融理論和經濟發展理論注入了新的活力。到了20世紀90年代，一些金融發展理淪家不再滿足於對麥金農-肖理論的修修補補，他們明顯地意識到金融抑制模型的諸多缺陷(如效用函數的缺失、對總量生產函數形式的限定和假設條件的過於嚴格等)以及根據這些模型提出的政策主張的過於激進(如對發展中經濟或轉型經濟來說，金融自由化可能是不現實的)。鑒於此，他們在汲取內生增長理論的最新成果的基礎上，對金融發展理論作了進一步發展。有別於上一次發展．這次發展突破了麥金農-肖框架，把內生增長和內生金融中介體(或金融市場)並入金融發展模型中，盡管這樣做使模型更加復雜，用的數學工具也更多。這些模型有一個共同特點，即直接對金融中介體和金融市場建模，目的在於解釋金融中介體和金融市場是如何內生形成的以及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有何關系，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一些不同於麥金農-肖學派的政策建議。
內生增長理論是在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保羅·羅默(1986)和羅伯持·盧卡斯(1988)兩篇經典論文的相繼發表標志著內生增長理論的形成。內生增長理論家的基本觀點是：經濟增長是經濟體系內生因素作用的結果，而不是外部力量推動的結果；換言之．內生的技術變化是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依據假設條件的不同，可以把內生增長模型劃分為；完全競爭條件下的內生增長模型和壟斷競爭條件下的內生增長模型。完全競爭條件下的內生增長模型出現在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而壟斷競爭條件下的內生增長模型出現在20世紀90年代。居於篇幅所限這里就不在詳細介紹這兩個模型了。
90年代的金融理論更加註重、融合了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這種實證關系大致可以可以分為以下五個部分：第-，研究金融中介和經濟增長的關系；第二，研究股票市場和經濟增長的關系；第二，把銀行和股票市場結合起來，研究兩者和經濟增長的關系；第四，深入到行業層次，研究金融發展和行業成長的關系；第五，再深入到廠商(企業)層次，研究金融發展(特別是股票市場發展)和企業資本結構的關系。他們的結論具有重要的含義。在許多具有新興股票市場的發展中國家，銀行擔心股票市場的發展會對它們不利--使它們的營業額下降，而他們的結果表明並不是這樣，對發展中的股票市場而言，其運行狀況的初始改善使企業的杠桿比率提高(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因於股票市場的發展給企業帶來更多的風險分擔和信息匯總機會)，從而使銀行的營業額上升。他們的結果也表明，在具有發展中的金融體系的國家中，股票市場和銀行具有不同的卻又是互補的作用。據此他們認為，那些旨在發展股票市場的政策未必不利於現行的銀行體系。
1．90年代金融發展理論的獨特之處和有用之處
90年代金融發展理論是在70、80年代金融發展理論和內牛增長理論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它既是兩種理論的融合又不是兩種理論的簡單融合，既有理論上的創新又有政策上的新主張。它試圖利用內生增長理論的研究方法來研究金融體系(包括金融中介體和金融市場)是如何內生形成的以及內生出來的金融體系是如何與經濟增長發生相互作用的。
90年代金融發展理論家在理論模型中引入了諸如不確定性、信息不對稱、不完全競爭、質量等級和外部性之類的與完全競爭不相容的因袁。由於模型假設比較貼近現實，提出的政策主張比較符合各國的實際。盡管90年代金融發展理論的研究對象不限於發展中國家，為這一理論的形成和發展作出重要貢獻的也基本上限於發達國家的學者，但它對於發展中國家的金融理論研究和金融發展實踐似乎更具有借鑒意義和參考價值。
2．90年代金融發展理論的不足之處和發展前景
綜觀90年代金融發展理論文獻，不難發現，90年代金融發展理論家似乎過於強調金融體系的有利一面，如他們的觀點基本上集中在金融體系發展(或金融發展)的重要性上；而對金融體系的不利一面，特別是金融發展不當所導致的危害認識不夠，如他們對金融動盪和金融危機的研究有所欠缺，既沒有研究金融動盪和金融危機的根源，也沒有研究金融發展轉化為金融動盪和金融危機的機理。1997年爆發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及其對其他國家的波及效應或許會把如年代金融發展理論家的興趣點轉向於此。
另外．由於90年代金融發展理論是在20世紀90年代興起的，理論本身尚處在不斷完善之中，所以它的發展前景相當廣闊，同時也意味著它有許多問題尚待進一步探討。

第四：結語
通過學習介紹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金融發展理論在我國的應用。不可否認，金融發展理論的價值在我國是有一定限度的。我國國情比較特殊，如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體制正在轉變等，這決定了我們不能盲目地搬用金融發展理論，我們既要看到各國金融發展實踐的普遍性，也要看到各國金融發展實踐的特殊性。
需要指出的是，金融發展理論從創立之初到現在，一直側重從宏觀層次上研究金融發展，即研究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關系（特別體現在90年代的研究上），有關金融發展的微觀層次研究則略顯欠缺。這或許是因為金融發展理論形成時間不長，理論體系本身尚在不斷完善之中。顯然，這為將來的研究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由於時間關系本文涉及的一些理論特別是金融發展與經濟發展間關系並沒有在本文詳細介紹，本文也肯定存在不成熟的觀點還請老師詳加指點。

參考文獻：1. 談儒勇著 ，《金融發展理論與中國金融發展》 ，中國經濟出版社 ，2000.1
2. 劉仁伍著 ，《區域金融結構和金融發展理論與實證研究 》，經濟管理出版社 ，2003
3. 金學群著，"金融發展理論一個文獻綜述"，中國期刊全文資料庫
4. 朱勇、吳易風，"技術進步與經濟的內生增長--新增長理論發展述評"，《中國社會科學》1999午第1期。
5. 劉逖，"西方金融深化理論及其主要理論派別"，《經濟學動
態》1997年第六期。

http://www.orientalcapital.com/president6_04.htm

『柒』 什麼是金融模型

金融模型就是跟據所收集的數據利用回歸分析做出一個影響所分析數據的公式，根據公式將數據帶入可以進行預測，在股市上的應用就是可以預測股市價格，在這方面比較好的軟體是SARS

『捌』 金融發展理論的發展

自1973年以來，羅納德·麥金農和 Shaw的金融深化論在西方經濟學界產生了極大影響，金融發展理論研究不斷掀起研究的新高潮。許多經濟學家紛紛提出他們對金融發展問題的新見解。 第一代麥金農、肖學派盛行於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代表人物包括卡普, Mathieson, 加爾比斯和弗賴伊等，他們主要的研究工作是對金融深化論的實證和擴充。
1、卡普的觀點卡普研究了勞動力過剩且固定資本閑置的欠發達封閉經濟中金融深化問題，他認為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之間總是保持著固定比例關系，在固定資本閑置的條件下，企業能獲得多少流動資金便成為決定產出的關鍵因素。卡普接受麥金農的觀點，認為實際通貨膨脹率除受其他因素影響之外，還受通貨膨脹預期的影響。同時，卡普又放棄了麥金農著重內源融資的觀點，認為流動資本的凈投資部分一般完全通過銀行籌集，商業銀行對實際經濟的影響主要就是通過提供流動資本而實現的。能提供的流動資本量取決於實質貨幣需求、貨幣擴張率與貸款占貨幣的比率。
2、唐納德·馬西森的觀點
唐納德·馬西森與觀點與卡普相似，也是從投資數量的角度討論金融深化的影響。但他在設立假設時，有兩點不同與卡普的假設。首先,唐納德·馬西森假設所有的固定資本都被充分利用，即在現實生活中並不存在卡普所說的閑置的固定資本。第二,唐納德·馬西森假設企業通過向銀行借款籌集的是所用的全部資本的固定比率，即不僅需要向銀行借入部分流動資本，而且需要向銀行借入部分固定資本。他還指出經濟增長歸根結底是受銀行貸款供給的制約，而銀行貸款的供給又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存款的實際利率的影響。為使經濟得以穩定增長，就必須使實際利率達到其均衡水平。因此，必須取消利率管制，實行金融自由化。
3、維森特·加爾比斯的觀點與馬西森一樣，維森特·加爾比斯也是基於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分割性假定，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具有某種特性，這種特性是因為低效部門佔用的資源無法向高效部門轉移，使不同部門投資收益率長期不一致，從而導致資源的低效配置。他提出，金融資產實際利率過低是金融壓制的主要表現，是阻礙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為了克服金融壓制，充分發揮金融中介在促進經濟增長和發展中的積極作用，必須把金融資產的實際利率提高到其均衡水平，即提高到使可投資資源的實際供給與需求相平衡的水平。
4、韋爾·J·弗賴伊的觀點
韋爾·J·弗賴伊認為，投資的規模與投資的效率是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而在發展中國家，這兩者又都在很大程度上受貨幣金融因素的影響。他認為，在靜態均衡的條件下，實際增長率必等於正常增長率。但是在動態經濟中，二者卻未必相等。這是因為，實際增長率由兩部分構成，即正常增長率和周期性增長率。Fry還把時滯因素引入其模型中，從而能更准確地反映儲蓄與投資的變化對經濟增長的實際影響。 第二代麥金農、肖學派盛行於80年代末90年代中期，代表人物有中本斯維格，史密斯，列文， 盧卡斯， 格林·伍德等。這一時期的金融發展理論對金融機構與金融市場形成機制的解釋是從效用函數人手，建立了各種具有微觀基礎的模型、引人了諸如不確定性（流動性沖擊、偏好沖擊）、不對稱信息（逆向選擇、道德風險）和監督成本之類的與完全競爭相悖的因素，在比較研究的基礎上對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形成做了規范性的解釋。
1、金融體系的形成
具有代表性的內生金融機構模型解釋包括：在本斯維格和史密斯（1991）的模型中，當事人隨機的或不可預料的流動性需要導致了金融機構的形成，金融機構的作用是提供流動性，而不是克服信息摩擦；在 斯科萊福特和Smith（1998）模型中，空間分離和有限溝通導致了金融機構的形成。在該模型中，當事人面臨著遷移的風險，因為在遷移發生時，當事人需要變現其資產，從而面臨遷移風險。為了規避這一風險，當事人需要通過金融機構提供服務；在Dutta和Kapur（1998）模型中，當事人的流動性偏好和流動性約束導致了金融機構的形成。金融機構的存在使當事人可以持有金融機構存款，作為流動資產的金融機構存款與其它公共債務和法定貨幣相比，在提供流動性服務方面效率性高，可以緩解流動性約束對消費行為的不利影響。
具有代表性的內生金融市場模型有：Boot和Thakor模型，格林·伍德和史密斯模型。這些模型在給出金融市場的形成機制的同時也給出了金融機構的形成機制。Boot和Thakor（1997）從經濟的生產方面考察，認為組成金融市場的當事人把錢存入金融機構，金融機構再把所吸收的存款貸放出去，從而為生產者提供資金，在金融機構中，當事人進行合作並協調其針對生產者的行動。格林·伍德和史密斯（1997）在模型中指出，金融市場的固定運行成本或參與成本導致了金融市場的內生形成，即在金融市場的形成上存在著門檻效應(threshold effect)，只有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以後，有能力支付參與成本的人數才較多，交易次數才較多，金融市場才得以形成。
2、金融體系的發展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形成之後，其發展水平會隨該國內外條件的變化而變化，一些經濟學家從理論上對這個動態發展過程進行了解釋。格林·伍德和史密斯，以及 Levine在各自的模型中引入了固定的進入費或固定的交易成本，藉以說明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是如何隨著人均收入和人均財富的增加而發展的。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人均收入和人均財富很低，由於缺乏對金融服務的需求，金融服務的供給無從產生，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也就不存在。但是，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後，一部分先富裕起來的人由於其收入和財富達到上述的臨界值，所以有激勵去利用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亦即有激勵去支付固定的進入費。這樣，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就得以建立起來。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由於收入和財富達到臨界值的人越來越多，利用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人也越來越多，這意味著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不斷發展。

『玖』 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的概念是什麼

金融深化論的實質就是要進行金融改革，放棄政府對金融的過度干預，變金融領域的政府「管制」為「有效管理」，依靠市場機制的作用提高金融體系的運作效率，優化金融資源的合理配置，消除價格扭曲、市場分割、結構單一的現象,形成正的儲蓄、投資、收入和結構優化的效應，建立起金融與經濟發展的良性循環
金融抑制是指在落後的發展中國家，金融業遠未達到成熟，金融體系效率低下，因而不能有效地為經濟發展服務[2]。

『拾』 金融深化的主要內容

"金融深化" 英文對照

financial deepening; finance deepening; finance deepen;

"金融深化" 在工具書中的解釋

亦稱「金融自由化」。「金融壓制」的對稱。主張改革金融制度,政府改變對金融的過度干預,放鬆對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限制,增強國內的籌資功能以改變對外資的過分依賴,放鬆對利率和匯率的管制使之市場化,從而利率能反映資金供求、匯率能反映外匯供求,促進國內儲蓄率的提高,減少對外資的依賴,最終達到抑制通貨膨脹、刺激經濟增長

"金融深化" 在學術文獻中的解釋

所謂金融深化,根據肖的定義,是指「解除對實際利率的限制,從而使其反映儲蓄的稀缺性,刺激儲蓄,提高投資的收益率.」金融深化論是愛德華·S·肖(Edward.S.Shaw)於1973年在《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一書中提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