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是什麼級別

Ⅰ 2013年8月15日,( )正式批復人民銀行提交的《關於金融監管協調機制工作方案的

2013年8月15日，國務院正式批復人民銀行提交的《關於金融監管協調機制工作方案的請示》，同意建立由人民銀行牽頭的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制度。
其職責和任務包括：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政策之間的協調；金融監管政策、法律法規之間的協調；維護金融穩定和防範化解區域性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協調；交叉性金融產品、跨市場金融創新的協調；金融信息共享和金融業綜合統計體系的協調；國務院交辦的其他事項。

Ⅱ 網傳「超級央行」是真的嗎

是真的
轉載自新浪：
作為一名基層的央行工作者，對網上熱炒的「中國金融監管呼喚超級央行」的文章搞的眼花繚亂，不管是真是假，一些底層做事的人為之傳遞消息不也樂乎，似乎自己被升成了副國級，其實改與不改對我們的工作與生活都影響不大，但我還是轉載博客，多年後再來看看這次的改革前夜騷動。
中國「十三五」規劃建議稱將「改革並完善適應現代金融市場發展的金融監管框架，實現金融風險監管全覆蓋」，由此把改革目前的金融監管框架提高到了戰略高度，也引發日益激烈的討論。早在三年前，筆者發表文章《中國大部制改革構思》，提出現有「一行三會」(指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監會、中國證監會和中國保監會)監管體系已不適應混業經營的金融發展新形勢，有必要進行深入改革。而在今年7月股災之後，筆者也明確表示，危機暴露出現有金融監管體系缺乏協調，迫切需要改進。對於現有金融監管框架的調整方式，目前學術界與政府決策層還沒有統一意見。歸納下來，大致有以下三種途徑：第一是強調把金融監管協調機製做實，比如在國家層面成立金融穩定委員會，從更高層面協調「一行三會」；第二是將「三會」監管權統一，成立綜合監管機構；第三是仿效危機後國際上央行改革最新經驗，將「三會」並入央行，採取超級央行模式。毫無疑問，上述三種途徑，均是對現有制度的改進。
從三種方案涉及到的利益重新分配、部門調整以及人員調整來看，三種方案依次從簡入繁，對應的推進難度亦是從易到難。相比之下，筆者更傾向於第三種方案。原因在於，對於第一種方案，成立更高層面的監管機構，協調「一行三會」，筆者對其效果存疑。要知道，以往並非沒有統籌協調監管的先例，早在2004年，「三會」就建立了「監管聯席會議機制」。而2013年錢荒發生不久，國務院便批復了建立由人民銀行牽頭的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制度，試圖使之起到協調各方、防範風險的作用。然而時至今日，「監管聯席會議機制」仍主要是信息交流平台，意義有限。按此邏輯，如果僅是在機構鬆散的情況下將「一行三會」合並在大決策機構之下，各自內部利益與各部門目標不改變，激勵機制沒有形成，與此同時，金融監管與貨幣政策的施行又是專業性相當強的工作，期待微觀基礎分散而決策機構進行專業性判斷，幫助多方協調，難度頗大，亦有些理想化色彩。
對於第二種方案，將「三會」監管權統一，成立綜合監管機構。雖然上述監管可以滿足「三會」之間的監管真空，發揮規模經濟效應，但央行與新成立的監管委員會如何協調更是未知，無法改變央行作為最後貸款人與信息不對稱方面的困局，一旦危機發生，成本必然較高。實際上，危機之後英國金融監管的改革經驗可以給我們提供諸多啟迪。可以看到，危機之前，英國由金融服務局(FSA)對銀行、證券、保險業金融機構實施統一審慎監管，但金融危機的爆發，促使英國思考宏觀審慎監管的必要，取消了FSA，改為以構建強有力的中央銀行為核心的新型監管架構。FSA前主席特納勛爵更是在操刀改革時提到「在一個完美世界中，我寧願希望我們能夠在2005年或2006年的時候就完成這項改革」。
對於第三種方案，筆者認為，雖然其利益牽涉更深，部門調整、人員變動更多，但改革更為徹底，與國際化發展方向更為接近。一旦完成，可以深刻改革以往監管框架的弊端，幫助央行獲得信息優勢，降低最終貸款人的救助成本，並有助於宏觀審慎管理的實現。
當然，正如不少有益建議所提到的，「三會」納入人民銀行只是協調監管框架改革的一步。在筆者看來，未來監管協調機制應該遵循立體式改革模式，即從橫向、縱向、立向三個方位進行協調改革，方能發揮作用。具體來看，所謂橫向，意味著集中監管權，「三會」並入央行，在現有貨幣政策委員會的基礎上，建立相對獨立的金融穩定委員會，負責宏觀審慎管理和系統重要性機構的監管；所謂縱向，即為對現有「三會」投資者保護局合並，成立金融行為監管局，進行微觀監管與投資者保護；所謂立向，即為修改中央、地方金融監管事權劃分體制，對不跨省經營的各類准金融機構由省政府進行監管。
更進一步，在筆者看來，金融監管協調不應僅限於金融領域，未來國有企業是否仍然存在預算軟約束，監管者能否做到「監管」而非「主管」，央行如何做好防止金融風險等，也關繫到全國范圍內的改革方案落地，如簡政放權、國有企業改革、財稅改革，甚至從本質上來講，涉及到依法治國、依法行政的治國理念，遠非簡單機構合並便可萬事無憂。從長遠來看，建立現代化的金融協調監管體制挑戰重重。全國范圍內的相關配套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在不斷探尋追求更加完善的監管框架基礎上，只有多重改革協調推進，才能達到提升金融監管體制，確保金融穩定，促進經濟發展的初衷。

Ⅲ 金融共享機制

一、我國構建經濟金融信息協調與共享機制實踐情況
（一）現行法律規定及解讀
經濟金融信息協調與共享的基礎理論是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論，通過分析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得出經濟與金融需要協調發展，經濟信息與金融信息協調與共享是經濟金融協調發展的一項機制。目前，我國尚未有系統全面的經濟金融信息共享和協調機制，主要實施的有金融監管機構以及有關部門建立的金融協調與信息共享機制。在《中國人民銀行法》中也明確規定由國務院建立金融協調機制，這是金融穩定的一項極其重要的安排。金融業作為一個整體行業，要從維護金融穩定運行出發，貫徹執行統一的貨幣政策和監管政策，並保持相互間的協調性。在2003年新修訂的中國人民銀行法第33條的基礎上，增加了一款，即新法第35條第2款人民銀行應當和金融監督管理機構建立監督管理信息共享機制的規定，與此同時在「銀行監管法」第6條專條規定了完全相似的表述條文。由此從各單行法的法條本身來看，「一行三會」均有義務建立相互間的信息共享機制，且沒有權力上的高低之分。但是在配套措施未出台之前，法律設計意圖主要是各金融監管機構等法律平等主體間建立信息共享機制，強調各自間的協調和信息共享，這種做法缺乏一種統一的、權威的、突出主導角色的信息共享機制，不利於金融監管機構功能作用的有效發揮。
（二）實踐操作情況
1、國家層面。目前真正意義上的金融監管協調與信息共享機制並未得到有效執行，能夠執行的只有「一行三會」間的部際聯席會議制度，以及在「一行三會」聯席會議基礎上增加相關部委的聯席會議，主要在強化反洗錢和徵信管理，維護金融安全穩定、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等方面，在信息協調與共享方面基本上以報告為主。在經濟金融信息協調與共享方面，每年一度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無疑是經濟金融信息的高規格協調與共享，此外中央政治局、國務院不定期召開的經濟會議，各有關經濟金融部委都會報告經濟金融信息。但是以「經濟會議」形式的經濟金融信息協調與共享機制，無法律法規的明文規定和剛性約束，也不是建立經濟金融信息協調和共享的長效工作機制。
2、地方層面。在地方建立的經濟金融信息共享機制避開「監管協調機制」概念，重在經濟金融信息共享，許多省市還發布規范性文件加以規定，使之制度化、規范化。目前，主要模式有：一是人民銀行分支機構與地方金融監管部門間建立金融監管信息共享機制，如江蘇省2005年出台《江蘇省金融監管信息共享暫行辦法》，此類信息共享范圍僅限於金融監管部門間。二是監管部門與金融機構間建立金融信息共享機制，如黑龍江省七台河市建立由人民銀行發起的金融形勢分析例會。三是地方政府牽頭，成立地方金融穩定工作協調小組或召開經濟形勢分析會，如天津市金融穩定工作協調小組，由天津市政府牽頭，金融監管部門、財政、發改委等政府部門組成。應該說此類模式規格較高，避免了「一行三會」之間的地位之爭，致力於共同推動促進經濟金融的協調發展。
（三）實踐操作中存在的困難或不足
1、協調機制缺乏權威性規定，職責不明確。我國已確立了「一行三會」形式的金融分業監管體制，但沒有法律直接規定經濟金融信息協調和共享框架和安排，沒有法律的強制力來確保協調機制的運行。《中國人民銀行法》第九條和第三十五條的規定，為建立金融監管協調機制提供了法律依據，卻沒有確定協調機制的具體形式、內容以及信息共享和操作層面上的具體安排。此外，在全國性層面的經濟金融協調機制辦法未出台之前，地方層面的經濟金融信息協調和共享機制缺乏政策依據和制度保障，影響其執行的效力。
2、部門和利益集團的私心。根據公共選擇理論，政府部門不總是社會正義的代表者，在利益集團影響下，他們也會有私心；在各監管主體之間出現潛在沖突時，某些部門也會在「私心」的驅使之下採取一些有利於本部門而有損於其它部門乃至整個經濟金融社會發展利益的行動，具體表現為不同監管主體爭奪監管對象與監管權力。目前在我國表現為各自從部門利益出發，各方認識存在偏差與不一致。由於部門之間的目標差異和利益選擇，導致有關各方在現有監管體制下建立經濟金融信息協調和共享機制的積極性不高。
3、協調主體的定位不明確，沒有專門的機構執行協調職能。在全國、地方層面上，都未明確指定經濟金融信息協調和共享機制的主體，盡管國家通過「聯席會議機制」和「經常聯系機制」等方式執行協調專職機構的職能，但其實際上僅僅是銀監會、保監會、證監會之間協調重要監管事宜的途徑，並沒有確定法律意義上的金融監管乃至經濟金融信息共享和協調的專門機構。此外，在地方紛紛成立金融辦，其模糊的定位及政府行政權力背景，直接影響人民銀行金融協調這項職能的落實。
4、缺乏有效的信息收集分工和共享機制，信息不對稱。我國目前各監管機構以及有關部委對各項經濟金融業務活動情況和數據在調查採集、整理分析的過程中，採用的標准和側重點各不相同，對風險的關注程度也不一致，而且數據透明度低、數據質量不高，各部門之間尚未建立起有效的信息交流機制，未達成比較成熟的共享協議，明確何種信息由誰採集及如何交流與共享，也缺乏經濟金融信息共享的便利化平台和有效的共享使用方式，難以做到高效及時地共享使用信息。
二、歐美國家實施情況及對我國的啟示和借鑒 （一）協調機制建設法制化
英國2000年出台的《金融服務與市場法》要求FSA與國內外有關機構進行適當協調合作，另外相關部門也簽訂了《財政部、英格蘭銀行和金融服務局之間的諒解備忘錄》，規定了金融監管主體之間協調合作的指導原則及框架。1999年美國《金融服務現代化法》規定傘式監管人與功能監管人必須相互溝通，建立起有效的監管協調機制。德國2002年的《綜合性金融服務監管法》要求建立旨在解決有關監管協調問題的，由中央銀行和監管局參加的金融市場監管論壇。實踐經驗表明，由法律法規直接規定協調與合作的制度框架，不僅使得協調機制的建立有可靠的法律基礎，更具權威性，而且能夠促使協調機制的運行更加高效有序，更加有利於推動經濟與金融協調健康發展。
（二）注重協調機制組織機構建設
英國由FSA、英格蘭銀行和財政部三方代表組成的協調機構——常務委員會，負責三方監管協調工作；美國成立由聯邦監管機構組成的監管協調性機構——聯邦金融機構檢查委員會，並在一定條件下適度向地方政府分責分權，在縱向和橫向方面形成綜合性協調管理。英國建立由監管局和央行參加的金融市場監管論壇，解決有關協調問題，並對影響金融體系穩定的綜合性監管問題提供建議。通過建立由各方組成的常設性協調組織機構，可以及時地進行意見交流和信息溝通，從而使國家宏觀調控政策和行動更加協調統一，更加有力於為經濟金融協調發展提供決策參考。
（三）注重有效信息溝通機制建設
在協調合作方法上普遍強調管理手段的現代化，比較突出的是信息共享和溝通機制的建設。一般歐美各國都重視統一資料庫的建設，在信息收集方面則規定各監管機構、中央銀行以及相關政府機構應避免向同一機構收集同樣的信息，並就具體的信息收集主體、方式等進行明確規定。如德國的中央銀行、監管局等部門之間不僅共享數據信息，而且共享信息系統。中央銀行、監管機構以及有關政府部門之間通過建立有效的信息溝通機制，能夠避免重復建設，並使得信息傳達和共享更加及時和方便，從而可以節約管理成本，提高工作效率，促進經濟金融協調健康發展。
三、對完善我國經濟金融信息共享和協調機制的建議
（一）加快經濟金融信息協調與共享制度的立法進程
建議對經濟金融信息協調共享制度進行立法，明確協調與共享機制的主體、范圍、各部門職責分工，並從立法上打牢共享的根基，避免部門間相互推諉。鑒於人民銀行承擔著制定貨幣政策、維護支付清算體系、最後貸款人的職責，在對宏觀經濟的判斷、調控手段、基礎數據、管理人才等方面具有天然優勢，我國應吸取西方國家金融危機教訓與經驗，從制度上進一步明確央行在實施宏觀審慎管理、防範系統性風險以及在金融監管協調機制中的最高法律地位，以及在經濟信息協調和共享機制中的重要作用。
（二）建立政府主導、分層次經濟金融信息協調共享機制
一是經濟金融部門間的信息共享。以促進經濟和金融協調發展為重心，由政府有關部門、金融監管部門組成，信息主要來源於各經濟金融部門在行政管理過程中獲得的涉及經濟與金融發展的各類信息。二是金融監管部門間的信息共享。以維護金融穩定、防範金融風險為重心，由「一行三會」以及相關政府部門組成，由於人民銀行維護金融穩定的法定職責需要，其具有金融交叉業務管理能力和視角，建議指定人民銀行作為共享信息協調組織者，促進金融監管信息共享有序規范發展。三是政銀企及有關單位間信息的共享。建立包括政府、政府組成部門、金融監管部門、金融機構、企業（必要時還可包括行業自律組織和民間團體）組成的共享機制，實現政銀企三者之間的信息互動，切實提高經濟金融的發展力。
（三）建立信息共享機制，搭建經濟金融信息共享協調平台
一是建立聯席會議制度和重大事項通報制度，定期或不定期通報反饋監督管理情況，分析形勢，研究解決問題，並實現成員單位間的信息共享、數據共用。二是建立健全經濟金融信息披露制度，定期向金融監管部門、有關政府部門以及企業單位披露相關信息，把整個經濟金融活動置於社會公眾的監督之下，達到防範風險於未然的目的。三是聯合建立信息平台，開發經濟金融信息共享系統，建立經濟金融信息資料庫，實行經濟、金融信息等數據實時模塊化管理。同時，建議由國家成立經濟金融信息處理中心，分類別、分層次做好經濟金融信息的採集、整理、發布、分析、研究工作，並保證信息共享的長期性、穩定性、安全性，達到服務支持經濟金融協調發展的目標。

Ⅳ 澳大利亞與英國「雙峰」監管模式究竟有何區別

金融監管的雙峰理論起源於英國，由澳大利亞於 1998 年率先開始實踐並良好運行至今，而英國在金融危機後的監管體系改革中也轉向了雙峰監管模式，可見雙峰監管模式有著獨特的魅力與實踐意義。通過對比兩國雙峰監管模式在機構設置、監管思路、雙峰機構獨立性等方面的不同，分析雙峰監管模式的內涵與特點，以期為我國金融監管制度改革提供一種模式選擇。
2013 年 12 月 20 日，澳大利亞財政部公布了新一輪政府金融體系調查的最終調查范圍，同時任命了由David Murray AO 領導的四人調查團，標志著 2014 年澳大利亞金融體系調查（ Financial System Inquiry ）的正式啟動。此前的金融體系調查都成為澳大利亞經濟改革的主要催化劑，特別是前一次的 1997 年沃利斯調查（ Wallis Inquiry ），直接引致了澳大利亞金融監管制度改革，澳大利亞審慎監管機構（ APRA ）的建立及當前澳大利亞證券投資委員會（ ASIC ）的形成。這些改革都促進了澳大利亞經濟的穩定與增長，是金融監管機構的重塑，建立雙峰監管模式更被認為是澳大利亞經受住全球金融危機考驗的一大重要因素。在澳大利亞政府新一輪金融體系調查實施之際，本文再次聚焦澳大利亞的成功金融監管經驗，探究雙峰監管模式的特點。實際上，自 2008 年金融危機後，世界各國就開始聚焦澳大利亞雙峰監管模式，很多國家正在考慮乃至已經採納這種雙峰監管理念，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英國2012 年開始的金融監管雙峰模式改革。因此，本文將對比澳、 英兩國雙峰監管模式的異同，以便深入理解雙峰監管模式的特點和制度設計理念，為我國金融監管改革提供一種模式選擇。
一、 澳大利亞與英國金融監管制度概況
（一）澳大利亞的雙峰監管制度
在澳大利亞的金融監管框架中，監管和監督澳大利亞金融體系的職責被分別授予四個機構：澳大利亞審慎監 管 局 （ the Australian 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APRA ）、 澳大利亞證券和投資委員會（ the Australian Securities and Investment Commission，ASIC ）、 澳大利亞儲備銀行（ the 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 RBA ）和澳大利亞聯邦財政部（ the Australian Treasury ）。以上四者又共同組成金融監管理事會（ Council of Financial Regulators，CFR）。 雖然有多個主要監管機構，但對金融體系監管承擔更多職責的是 APRA 與 ASIC，且這兩個機構的權利配置正體現了雙峰監管理念，故一般認為澳大利亞是 「雙峰」 監管模式的典型代表。
1997 年，澳大利亞政府對本國金融體系進行了全面調查，該調查由著名的墨爾本商界領袖斯坦·沃利斯（ Stan Wallis）領導的委員會進行，故也稱沃利斯調查，該調查對澳大利亞的金融體系改革影響重大。根據沃利斯委員會調查報告的建議，澳大利亞政府在 1998 年 7 月1 日成立了獨立的審慎監管機構—— 「澳大利亞審慎監管局」 （ APRA ），開始了 「雙峰」 金融監管模式的實踐。「雙峰」中的另一峰——澳大利亞證券投資委員會（ ASIC ），其前身是澳大利亞證券委員會（ Australia Securities Commission），根據《2011 年澳大利亞證券與投資委員會法案》 設立並履職，由此形成了具有澳大利亞特色的經典「雙峰」 模式，該基本組織結構運行至今。
（二）英國的雙峰監管制度
2007 年的金融危機使英國遭受重大損失，英國政府在完成了監管機構對金融危機所作反應的檢討後，開始了 「雙峰」 監管模式的改革。英國財政部認為，過去幾年的反思表明，三方金融監管模式（「tripartite」model of financial regulation）的缺陷是英國未能預測，或者說充分應對 2008 年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英國政府致力於引入一套新的金融監管機制——該套機制有著明確目標和責任，並且以專業監管者的判斷為監管核心。根據英國 《2012 年金融服務法案》 ，英國於 2013 年 4 月 1日開始了一套新的金融監管制度。
以 《2012 年金融服務法》 為標志，英國再次實現了金融監管改革的重大創新，建立起以英格蘭銀行為主導，宏、 微觀審慎監管機制相協調、 微觀監管機制相平衡的監管體制，確立了新的中央銀行監管機制和雙峰監管機制。從市場主體的角度來說，新監管模式意味著存款機構、 保險機構和主要投資公司都將有兩類監管者，一類著眼於審慎性（即 PRA ），另一類著眼於行為（即 FCA ）。而其他公司（如那些非 「al regulated」 的公司）都將單獨由 FCA監管。
二、 澳大利亞與英國雙峰監管模式的對比
（一）差異之一：機構設置不同
雙峰監管模式起源於英國，卻由澳大利亞率先踐行。根據英國經濟學家Michael Taylor 的闡述，金融監管的目標應當是 「雙峰」 的：一是實施審慎監管，旨在維護金融機構的穩健經營和金融體系的穩定、 防範系統性風險；二是實施行為監管，旨在糾正金融機構的機會主義行為、 防止欺詐和不公正交易、 保護消費者和投資者利益。澳大利亞與英國的雙峰監管模式都是基於這一理念構建起來的，基本框架都是設立機構分別負責審慎監管與金融消費者保護，但在具體的監管架構設計上又有許多不同。
1.澳大利亞經典雙峰模式
根據 「雙峰」 理念，澳大利亞設立了兩個監管機構負責主要金融監管，即澳大利亞審慎監管局通過實施審慎監管保證金融系統穩定，澳大利亞證券和投資委員會通過實施行為監管保護消費者利益。這套機構設置與權力配置模式完全契合雙峰理論的要求，一般稱之為經典雙峰。這套模式對澳大利亞來說行之有效，2008 年金融危機中澳大利亞抵禦沖擊的優秀表現就是有力證據，自1998 年金融監管制度改革實施雙峰模式以來一直沒有做大的改變。在近日公布的澳大利亞金融體系調查最終報告中，以 Murray 為首的調查委員會同樣認為，澳大利亞的監管架構無需做大的變動。
2.英國內雙峰模式
英國在 2012 年的金融監管改革中，也採納了 「雙峰」監管理念，但其最終確定的監管機構設置與權力配置方式有別於澳大利亞。英國設立了 FPC、 PRA 兩個機構負責以維護金融系統穩定為目標的審慎監管，明確區分了宏觀審慎監管與微觀審慎監管，即在負責宏觀審慎監管的 FPC 下，再單獨成立負責微觀審慎監管的 PRA。
英國同樣設立了 FCA 負責以消費者保護為目的的行為監管，但從整個監管框架來看，該機構的層級、 地位低於澳大利亞的 ASIC。而基於 FPC 的宏觀審慎監管職權，FPC 可以向 PRA 與 FCA 發布指示（ Directions）和建議（ Recommendations），同時也可以先跟其他主體提出建議。由於 FPC 是英格蘭銀行的內設委員會，可以理解為英國金融監管雙峰——PRA 與 FCA，是在英格蘭銀行的指導下運作，即雙峰的機構層級低於英格蘭銀行。此外，澳大利亞審慎監管局只負責銀行、 保險公司和大部分養老金的審慎監管，而擬設立的英國審慎監管局還可以對符合特定標準的證券公司進行審慎監管，從而保留了綜合監管的某些特徵。 因此，相較於澳大利亞來說，英格蘭的金融監管框架被稱為內雙峰或者准雙峰模式。
3.機構設置不同的原因
相對澳大利亞而言，英國在雙峰模式下的機構設置更為細致復雜，筆者認為這種差異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理解。
一是設立雙峰監管模式的背景不同。澳大利亞於1998 年設立澳大利亞金融監管局，其改革更多的是出於金融業發展所引出的監管變革需要，是以溫和的方式自發地重新安排金融監管框架。因此在雙峰機構設置上，基本就是依循了 「雙峰理論」 的設想，分別設立兩個獨立的機構負責主要金融監管活動。相比之下，英國的監管改革是迫於金融危機的壓力而為，其改革基礎也已形成定式的三方監管，改革的指導依據在於加強宏觀審慎監管，因而最終的監管機構設置較為復雜且更強調宏觀審慎監管。
二是從金融監管傳統來看。英國的雙峰機構更需要一個統一協調機構——金融政策委員會（ FPC ）。英國的審慎監管局和金融行為局主要是通過繼承金融服務局（ FSA ）的原有職能而來，故兩機構從金融監管傳統上看需要一個統一協調機構（或者說是一套專門的協調安排機制），以實現信息的交換與共享，減少監管重疊的同時也避免監管真空，保證兩機構能從 「在同一機構下運行」的狀態，順利過渡到 「分拆並各自獨立運行」 的狀態，保持金融監管的穩定與連貫，而澳大利亞則不存在這種傳統慣勢。
三是兩國央行在金融監管中的傳統地位不同。澳大利亞中央銀行一開始擁有強大職能，不僅行使中央銀行職權，同時還作為商業銀行從事商業運作。審慎監管局成立之初就是為了分拆央行權利，在機構設置上自然形成了雙峰機構與央行並立的局面。與此相反，英國中央銀行——英格蘭銀行自 1694 年成立以來不斷擴大職權，逐步成為金融系統的穩定器，在整個英國金融監管中一直扮演主要角色。再加上英國改革前，英格蘭銀行就是金融監管的核心監管力量之一。在新的監管框架中，分別負責金融監管兩大目標的 PRA 與 FCA，在履行監管職責時自然離不開央行的督導與監控。
（二）差異之二：審慎監管的思路不同
1.澳大利亞——以風險為基礎（ risk- based approach）
澳大利亞審慎監管局一直強調，要通過有力的且有前瞻性的監管來完成其法定職責。APRA 認為，只有當監管以風險為基礎（risk- based），同時又關注結果（outcomes- focused）的時候，才能發揮出更大的效用，相應的也有助於促進整個審慎監管框架下效率和效果的最大化。根據 APRA 的解釋，以風險為基礎的監管思路，就是要 「以識別、 評定受 APRA 監管機構或金融體系領域中存在的最大風險為核心，然後引入監管資源和監管注意。」
其設計初衷就是為了提升監管領域內的效率和效果，即在最高風險領域實施最高強度的監管，而在低風險領域實施較低強度的監管。
2.英國——以判斷為基礎（ judgment- based approach）
英國在 1997 年成立金融服務局（ FSA ）的時候採取的思路是基於原則的監管。而在 2012 年的金融監管體制改革中英國財政部強調，雙峰模式下，審慎監管局PRA 將 采 取 前 瞻 性 的、 基 於 判 斷 的 監 管 思 路（ Forward- looking, judgment- based approach），並加速移除舊的應對式的監管觀念。這一監管思路具體來說衍生出如下特點：（ 1）主要以判斷為基礎，即 PRA 要主動判斷，一家金融機構是否安全且穩定、 保險機構是否為投保人提供了合適保障以及公司是否能持續符合基本監管門檻；（ 2）具有前瞻性，PRA 對公司的評估不僅基於當前的風險，還基於那些將來極有可能出現的風險，進而判斷是否要提早進行干預；（ 3）專注性，PRA 的監管特別專注於那些會對英國金融體系造成巨大風險的問題或公司。PRA正是將以上判斷作為監管基礎，據以識別公司內部缺陷，從而並輔以合適的干預手段。 FCA 在對其他金融機構進行審慎監管時，同樣也採納了前瞻性的、 以判斷為基礎的監管思路。
3.監管思路不同的原因
澳大利亞提出 「以風險為基礎」 ，是從監管對象角度設置監管活動的原則，即在制定監管規則、 確定監管措施時，都以監管對象的風險、 監管對象對金融系統施加的風險為依據。英國提出 「以判斷為基礎」 ，是從監管者角度設置監管活動的原則，即強調監管者在實施監管活動時要進行主動判斷，判斷的依據為監管對象的風險，判斷的結果為是否應採取提前干預措施。
兩國在審慎監管思路上的表述不同，筆者認為原因之一是英國對以前 「原則監管」 理念的反思和變革。英國在之前的原則監管思路下，強調的是被監管對象主動判斷自身行為是否符合監管要求並自主採取其認為最經濟合理的措施以符合監管要求，相對地，監管者就是被動地開展監管活動，較少對金融機構及其行為進行干預。這種 「低干預」 模式使得監管者對許多金融機構的風險視而不見，鬧出北岩銀行破產風波，也導致未能及時察覺單個機構風險積聚給整個金融系統穩定帶來風險，使得英國在金融危機中損失慘重。故而在新的雙峰監管模式下，英國特別提出了 「以判斷為基礎」 的審慎監管思路，提高監管者的主動性和干預程度。
（三）差異之三：雙峰機構的獨立性不同
兩國機構設置上存在差異的原因，從根本上來說是因為雙峰機構的獨立性存在差異。雙峰機構獨立性的不同，使得各主要監管機構監管權力的配置存在多少、 大小之別，這必然使得兩國的監管協調機制存在差別。這種獨立性差異直接表現在雙峰機構與本國央行的關繫上。
1.澳大利亞：雙峰機構獨立於央行
澳大利亞的雙峰——澳大利亞審慎監管局、 澳大利亞證券和投資委員會，兩個機構擁有法定的獨立地位，直接對政府和議會負責，相互之間，與其他主要監管機構之間，都無隸屬關系。所以說，澳大利亞雙峰機構與澳大利亞儲備銀行是並行的、同級別的金融監管機構。此外，澳大利亞審慎監管局的運作資金主要來自於它的監管對象，這也說明其在金融監管中具有很強的獨立地位，不會受制於其他監管機構。
2.英國：PRA 為央行子公司
英國的雙峰機構之一——審慎監管局是英格蘭銀行的子公司。一方面，基於股權控制關系，審慎監管局根據 《公司法》 受到母公司英格蘭銀行的直接控制與監督；另一方面，根據 《2012 年金融服務法》 還要受到英格蘭銀行內新設的金融政策委員會（ FPC ）的指導和建議。英國的雙峰機構之一——行為監管局，其作為 FSA 的繼承機構，在法律地位上雖然獨立於英格蘭銀行，但根據 《2012年金融服務法》 的規定同樣需要接受英格蘭銀行內金融政策委員會（ FPC ）的指導和建議。由此可見，英國的雙峰機構與本國央行聯系緊密，在英格蘭銀行的監督與指導下履行金融監管職責，二者的獨立性小於澳大利亞的雙峰機構。
三、 結語：雙峰監管模式對我國金融監管制度改革有借鑒意義
當前我國的金融監管仍固守機構監管模式，實施 「分業經營、 分業監管」 ，由中國人民銀行、 銀監會、 保監會、 證監會共同承擔金融市場的主要監管職能。但隨著監管者監管態度的放鬆以及實踐中混業經營現象的出現，分業監管制度已經不能適應金融創新態勢和金融市場發展的需要，金融監管制度的變革勢在必行。世界上並不存在最優的監管模式，也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模式，各國對於監管模式的選擇更多的是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重的平衡結果，這就決定了我國金融監管體制的改革絕對不是一蹴而就的，金融監管改革的成功也不會是簡單變換一種模式就能夠實現的。 但是，不管我國的金融監管改革如何選擇，雙峰監管理念都可以為之所用，因為維護金融市場穩定和保護消費者是金融監管不可繞過的兩大目標。因此，澳大利亞與英國雙峰監管模式的制度設計對我國都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第一，在監管機構的設置上更多地考慮監管目標。雙峰監管的基本理念就是：基於維護金融體系穩定和保護消費者的兩大目標，將金融監管機構整合成兩個，一個通過審慎監管實現維護金融體系穩定的目標，另一個則通過行為監管實現保護消費者的目標。對此，澳大利亞的實踐是：這兩個機構（ APRA 與 ASIC ）承擔主要金融監管職能，獨立運作，與其他金融監管機構形成並行的金融監管格局。而英國的實踐是：這兩個機構（ PRA 與 FCA ）承擔主要金融監管職能，都接受宏觀審慎監管機構——英格蘭銀行內設的金融政策委員會的建議與指導，且PRA 為央行子公司，形成兩機構在央行的監督指導下運作的監管格局。可見，同樣是雙峰監管模式，具體機構設置上完全可以根據本國情況做出不同安排。有鑒於此，我國在未來的監管機構整合中，也可以考慮採用雙峰模式，設立獨立的審慎監管機構和行為監管機構，通過兩機構與其他金融監管機構的層級設計和職能配置，特別是考慮兩機構與我國央行的關系，進行符合我國實際的監管機構設置改革。
第二，在監管思路上注重風險指標和監管者的主動判斷。在監管思路上，澳大利亞表述為 「以風險為基礎」 ，英國表述為 「以判斷為基礎」 ，雖然表述不同，但都反映了雙峰監管模式下監管者實施監管的指導原則——注重風險，主動判斷。我國在進行監管改革時，不管模式選擇和機構設置為何，其實都可以借鑒這種監管思路，依據風險評估和判斷實施監管活動，既保證監管的有效性，又不致抑制金融市場的創新和發展。
第三，在監管機構的協調上強調信息交流與共享。從澳大利亞的監管協調機制，特別是各主要監管機構之間的合作與協調中可以看出，監管者協調的關鍵就是信息交流與共享。只有在信息共享的前提下，才能避免雙峰機構之間、 雙峰機構與其他監管機構之間的監管重復和真空，保證監管者行動的協調與統一。當然，我國當前的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制度，也包含了金融信息交流與共享的要求，相比來說不夠明確和細致，沒有解決交流什麼信息、如何實現及時有效交流等關鍵問題。所以，在以後的監管制度改革中，可以參考澳大利亞雙峰模式下的成熟經驗，設計合適的監管協調機制，特別強調信息的交流與共享

Ⅳ 2000年至今出台和金融相關的政策 都有哪些

（九）建立存款保險制度

政策措施：2014年，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國人民銀行關於建立存款保險制度實施方案的匯報》，擬建立存款保險制度，覆蓋我國所有存款類金融機構，實行最高50萬元的有限賠付，以低費率起步，將保費建立存款保險基金。目前，方案正在公開徵求意見。

意義與效果：存款保險制度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保護存款人利益和完善金融安全網的重要制度安排，對於完善我國金融安全網，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深化金融改革、維護金融穩定和提升我國金融業競爭力具有重要作用。50萬元的保護限額，能夠為全部金融機構99.6%和城市商業銀行99.5%、農村金融機構99.7%的存款人提供全額保護，能夠確保絕大多數存款人的信心和穩定。

（十）建立開發銀行住宅金融事業部

政策措施：2013年6月26日，國務院第14次常務會議明確，發揮好開發銀行對棚戶區改造的信貸支持作用問題。有關部門抓緊制定開發性金融支持棚戶區改造的方案，推動設立開發銀行住宅金融事業部。

意義與效果：設立開發銀行住宅金融事業部，有利於將政府政策支持與市場機制有效結合，為大規模棚改開辟成本更低、來源穩定的融資渠道。人民銀行通過抵押補充貸款（PSL）工具為開發性金融支持棚戶區改造提供了1萬億元長期穩定、成本適當的資金額度，資金利率較市場利率低約1個百分點。截至10月末，使用PSL資金發放的棚戶區改造貸款3127億元。

（十一）深化農業發展銀行改革

政策措施：國務院第63次常務會議原則同意農業發展銀行改革方案，明確了農業發展銀行改革的總體目標和主要政策措施。

意義與效果：深化農業發展銀行改革，界定業務范圍，妥善解決政策性財務掛賬等歷史遺留問題，進一步明確資本補充計劃，建立科學的資本充足率約束機制，有利於其逐步建設成為定位明確、功能突出、業務清晰、資本充足、治理規范、內控嚴密、運營安全、服務良好、具備可持續發展能力的農業政策性銀行，在農村金融體系中真正發揮主體和骨幹作用。

（十二）開展民營銀行試點

政策措施：發起自擔風險民營銀行試點工作，已批准首批5家試點民營銀行籌建。

意義與效果：開展民營銀行試點的一小步，是打破民間資本進入金融業「玻璃門」的一大步，有利於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業，進一步優化銀行業結構，激發金融市場活力，提升微觀金融效率，加大對薄弱領域和環節的金融支持，緩解小微企業融資難題。

（十三）擴大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規模

政策措施：2013年8月28日，國務院第22次常務會議部署推進信貸資產證券化工作。人民銀行會同有關部門進一步完善了方案，新增3000億試點規模。

意義與效果：推進信貸資產證券化是盤活存量資源的有效措施，有利於騰挪信貸空間，優化資源配置，加大對「三農」、小微企業等薄弱環節的支持力度。2014年8-10月，信貸資產證券化產品發行24單、914.5億元，比2014年上半年多121.3億元。

（十四）推進資本市場健康發展

政策措施：出台《國務院關於進一步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增加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投資額度，進一步擴大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試點范圍。穩妥推進優先股試點工作。將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試點有序擴大至全國，並推出做市商交易機制。截至12月9日，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掛牌公司1434家，總市值3994.47億元，累計實現融資151.16億元。規范非上市公眾公司收購及重大資產重組等行為。進一步鼓勵證券投資基金創新，規范私募基金發展。

意義與效果：推進資本市場健康發展，完善多層次金融市場體系，有利於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優化融資結構，減輕企業債務負擔，降低杠桿率，促進實體經濟持續健康發展。2014年第三季度，新股首發家數為35家，募集資金136.3億元，分別較二季度多增26家、86.7億元。1月至9月，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融資3033億元，占社會融資規模的比重為2.4%，較上年全年提升1.1個百分點。

（十五）加快發展現代保險服務業

政策措施：2014年7月14日，國務院第54次常務會議聽取了關於加快發展現代保險服務業的匯報。出台《國務院關於加快發展現代化保險服務業的若干意見》。

意義與效果：加快發展現代保險服務業，有利於完善現代金融體系、帶動擴大社會就業，有利於促進實體經濟發展，創新社會治理方式，保障社會穩定運行。一是2014年1-10月，我國保險業保費收入17301.5億元，同比增長18.25%。二是保險公司加大了保單質押貸款的服務力度。9月末，保單質押貸款1692億元，比年初增加357億元。三是逐步擴大保險資金投資股票市場的范圍，放開創業板股票投資，支持中小企業融資需求。截至10月末累計投資金額約6660億元。

（十六）拓寬外匯儲備運用渠道

政策措施：不斷完善外匯儲備經營管理體制機制，積極拓展多元化投資，為企業提供委託貸款，創新服務方式，充實國家戰略物資儲備。成立總規模400億美元的絲路基金，首期資本金100億美元中，外匯儲備出資65億美元。支持中俄管道供油250億美元。中俄原油增供673億美元。向政策性銀行、大型商業銀行和中小銀行提供外匯資金3848億美元。設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為促進亞洲基礎建設互聯互通、加強地區貿易投資合作創建平台。

意義與效果：完善外匯儲備運用和管理，有利於支持我企業「走出去」，帶動消化過剩產能和勞務輸出，擴大對有關國家和地區的經貿往來，服務實體經濟和「一帶一路」等國家政治外交戰略。

四、防範化解金融風險

（十七）建立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制度

政策措施：2013年，經國務院批准，建立人民銀行牽頭的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加強金融管理部門溝通，形成監管合力，防範金融風險。

意義與效果：目前，我國實現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金融體制。建立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加強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政策之間，金融監管政策、法律法規之間，以及交叉性金融產品、跨市場金融創新等方面的協調，對於維護金融穩定，防範化解區域性系統性金融風險具有積極意義。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成立以來，加強金融領域重大問題研究，已就降低社會融資成本、防範化解金融領域重大風險隱患、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規范同業業務等達成共識，並出台配套政策和措施，為有效防範化解金融風險發揮了積極作用。

（十八）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監管職責

政策措施：2014年，印發《國務院關於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監管職責和風險處置責任的意見》（國發〔2014〕30號），明確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監管職責和風險處置責任。

意義與效果：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監管職責，是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的具體舉措。進一步明確中央和地方分級監管體系，明確金融監管職責和風險處置責任，有利於防範金融風險，促進金融健康發展。

（十九）防範重點領域金融風險

政策措施：2014年11月3日，國務院第67次常務會議聽取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情況匯報，並提請11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審議。

意義與效果：防範風險是金融業永恆的主題。當前，我國金融體系總體穩健，金融風險總體可控，但穩中有險、穩中有憂，潛在風險不容忽視。主要表現包括貨幣總量不小、企業杠桿率過高、地方政府進入償債高峰、部分影子銀行擴張過快等。有關部門高度重視，積極做好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工作。一是動態排查風險隱患，把握趨勢，前瞻性掌握金融風險的「導火索」和「引爆點」，做到心中有數。二是妥善應對和化解房地產市場風險，有關部門發布進一步做好住房金融服務工作的通知，調整房貸政策，支持居民家庭合理住房貸款需求尤其是自住需求。三是積極穩妥化解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債務風險，規范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機制。加強總量風險控制，優化貸款結構，逐步化解存量風險。截至2014年9月末，地方政府融資平台不良貸款率為0.06%，比2011年末下降0.23個百分點。四是妥善處置信託、理財等金融產品可能引發的兌付風險。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加強影子銀行監管有關問題的通知，要求有關單位落實責任分工，完善監管制度，做好風險防控。五是妥善應對退保風險。六是防範跨境資本流動風險，三次啟動應對大規模跨境資金流出和流入的政策預案。

五、擴大金融對外開放

（二十）啟動滬港通交易試點

政策措施：2014年11月17日，經國務院批准，滬港通交易試點正式啟動。

意義與效果：啟動滬港通交易試點，使內地與香港投資者能夠互相買賣股票，有利於進一步推動資本市場雙向開放，提高跨境資本流動和金融交易的可兌換程度，推動資本項目可兌換和人民幣國際化，鞏固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滬港通交易試點啟動以來，總體運行平穩，交易結算、額度控制等各個環節運行正常，為境外長期資金投資A股市場提供了便利。截至12月9日，滬股通總額度使用594.42億元人民幣，余額2405.58億元人民幣，總額度使用效率19.81%。截至12月8日，通過港股通從內地流向香港的人民幣資金累計65.88億元。

（二十一）金融支持上海自貿區建設

政策措施：有關部門先後出台支持自貿區建設的指導意見，共計54條，構成了金融支持自貿區實體經濟發展的總體政策框架，明確了自貿區金融改革的總體方向。

意義與效果：在上海自貿區試點有關金融政策，推動資金正常流動、市場化定價及其相關管理機制，支持金融機構在上海自由貿易區經營，鼓勵開展特色業務、針對性建立相對獨立的銀行業監管體系，深化資本市場、保險市場改革，提升我國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的深度和廣度，建立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將為金融改革開放探索出可復制的經驗。

（二十二）推動雙邊本幣互換

政策措施：雙邊本幣互換協議的目的主要是維護金融穩定，便利我國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的雙邊貿易和投資。2013年3月以來，人民銀行與巴西等10個國家和地區的中央銀行或貨幣當局簽署了雙邊本幣互換協議，涉及資金人民幣12970億元。

Ⅵ 國務院金融管理部門指的是

法律分析：國務院金融管理部門，是指中國人民銀行、國務院金融監督管理機構和國務院外匯管理部門。

法律依據：《防範和處置非法集資條例》

第一條為了防範和處置非法集資，保護社會公眾合法權益，防範化解金融風險，維護經濟秩序和社會穩定，制定本條例。

第二條本條例所稱非法集資，是指未經國務院金融管理部門依法許可或者違反國家金融管理規定，以許諾還本付息或者給予其他投資回報等方式，向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的行為。

非法集資的防範以及行政機關對非法集資的處置，適用本條例。法律、行政法規對非法從事銀行、證券、保險、外匯等金融業務活動另有規定的，適用其規定。

本條例所稱國務院金融管理部門，是指中國人民銀行、國務院金融監督管理機構和國務院外匯管理部門。

第三條本條例所稱非法集資人，是指發起、主導或者組織實施非法集資的單位和個人；所稱非法集資協助人，是指明知是非法集資而為其提供幫助並獲取經濟利益的單位和個人。

第四條國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資，對非法集資堅持防範為主、打早打小、綜合治理、穩妥處置的原則。

第五條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對本行政區域內防範和處置非法集資工作負總責，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建立健全政府統一領導的防範和處置非法集資工作機制。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應當明確防範和處置非法集資工作機制的牽頭部門（以下簡稱處置非法集資牽頭部門），有關部門以及國務院金融管理部門分支機構、派出機構等單位參加工作機制；鄉鎮人民政府應當明確牽頭負責防範和處置非法集資工作的人員。上級地方人民政府應當督促、指導下級地方人民政府做好本行政區域防範和處置非法集資工作。

行業主管部門、監管部門應當按照職責分工，負責本行業、領域非法集資的防範和配合處置工作。

第六條國務院建立處置非法集資部際聯席會議（以下簡稱聯席會議）制度。聯席會議由國務院銀行保險監督管理機構牽頭，有關部門參加，負責督促、指導有關部門和地方開展防範和處置非法集資工作，協調解決防範和處置非法集資工作中的重大問題。

第七條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合理保障防範和處置非法集資工作相關經費，並列入本級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