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時期貨幣政策為什麼會落後

㈠ 明清時期我國封建社會逐漸走向衰落的原因

明清時期是我國封建社會由盛而衰的轉型時期，封建制度的衰落是這一時期總體的社會特徵，表現在社會的政治制度、社會經濟、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具體地說：
1、政治制度上：封建君主專制的空前加強並發展到頂峰，採用非常規的手段來控制官員和百姓
(1)明朝：①廢中書，罷丞相，權分六部。皇帝權力空前提高。②兵部和五軍都督府相互牽制，加強了對軍隊的管理。③頒布《大明律》體現君主專制意志。④設錦衣衛，兼管偵察逮捕和審訊事宜並由皇帝直接指揮，後設東廠、西廠等特務機構，以加強對人民的鎮壓和對官吏的監視與控制。⑤在地方，廢行省，設三司，分掌地方行政、司法、軍政並隸屬中央。三司分立，互相牽制，大權統歸中央。通過以上措施的實行，明朝君主專制空前強化。
(2)清朝：①政治制度基本上沿用明朝的官制，設內閣置六部，但仍保留議政王大臣會議。②雍正時軍機處漸為常設機構，成為清代皇權加強所特有的政治特色。③八旗兵駐防制度是清初八旗制度的沿用和擴大，加強了清王朝對全國的控制。④清代的政治措施體現了封建制度走向沒落。
2、社會經濟方面，賦稅制度的改革與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及緩慢發展
從經濟上看，明清兩朝的經濟超過了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朝代，而自明代中後期，賦稅制度進一步改革，在商品經濟發展的基礎上，一種新的生產關系資本主義萌芽在封建社會內部產生並逐漸成長，這本身就反映了封建制度走向衰落。這里須注意的是封建社會的衰落是由經濟發展引起的，新生產關系的產生是舊的社會制度走向衰落在經濟上的反映。
賦稅制度的改革：
(1)歷程：①西漢實行編戶制度。②唐前期實行租庸調制，成年男子每年要向政府交納租、調，服徭役，可納絹代役，稱為「庸」。農民被束縛在土地上，有很強的人身附關系。唐後期實行兩稅法，按土地、財產多少納稅，改變過去以人丁為主的征稅標准，是我國賦稅制度的一大變革。③明朝後期實行一條鞭法，把田賦、徭役和雜稅合並，折成銀兩，分攤田畝，按田畝多少收稅，按銀兩收稅。④雍正帝實行攤丁入畝，徵收地丁銀，廢除人頭稅，對農民人身控制鬆弛。
(2)發展趨勢：①以人丁為主演變為按田畝收稅，國家對農民人身控制鬆弛。②由實物、勞役逐步向徵收貨幣稅發展，反映封建社會後期商品經濟發展趨勢。③由賦役分徵到賦、役合征，名目和手續簡化。
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及緩慢發展：
(1)最早出現的行業：明中期以後，以生產商品為目的的紡織業逐漸興起，並在江南一些地區發展成為獨立的手工業工場。
(2)標志：蘇州出現以絲織為業的「機戶」，開設機房，僱用機工進行生產。機戶就是早期的資本家。機工就是早期的雇傭工人。「機戶出資，機工出力」，這種僱傭關系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生產關系。
(3)清代緩慢發展的表現：手工工場的規模擴大了，分工細密了；具有資本主義萌芽的部門和地區增多了。
(4)緩慢的原因：腐朽的封建制度的阻礙。①農民遭受殘酷的封建剝削，極端貧困，無力購買手工業品。②地主和商人將賺來的錢大量買房置地，嚴重影響手工業的擴大再生產。③封建國家設立眾多關卡，對商品徵收重稅，並嚴格限制手工生產規模。④清政府實行閉關政策，幾次禁止海外貿易。
3、對人們思想控制的加強、民主思想的產生、西學東漸
①明朝科舉制的考試內容限定於四書五經，格式嚴格規定為八股文。目的是使各級官吏成為皇帝的忠實奴僕。清朝在沿用科舉制，繼續八股取士的同時，思想上大興文字獄，加強了對思想的控制，使知識分子要麼成為埋頭故紙堆不問世事的書蟲，要麼成為忠實於皇帝的奴僕。清代的這些措施體現了封建制度走向沒落。②黃宗羲等人提出反封建的民主思想，猛烈抨擊君主專制制度。早期的民主思想潛滋暗長，在一定意義上反映了資本主義萌芽時代的要求。如《紅樓夢》，通過四大家庭的沒落揭示了封建社會的衰落。③西方傳教士東來，西學東漸，使中國人了解到先進的外來文化。

㈡ 清末時期，為什麼小小的貨幣「強悍」到能夠亡國

貨幣本是度量價格的工具，卻在清朝的歷史上引起軒然大波，並一度成為導致清朝滅亡的重要因素，為什麼小小貨幣如此“強悍”呢？

一、銅銀博弈

眾所周知，自秦朝以來，中國歷代主要是以銅制錢作為貨幣流通結構和組織形式的。

真正在貨幣本位制度設計上形成技術性爭論是在20 世紀初，這一次是庚子賠款刺激出的。

庚子後的中國思想界，開始就幣制改革想具體辦法，由此啟動了第二波幣制大討論。參加討論的人物，在陣容上也上了一個檔次，梁啟超、康有為、張之洞等當時的一流思想家皆提槍上陣。

在學術著作方面，開始有了大部頭的學術專著，如康有為的《金主幣救國議》、梁啟超的《中國貨幣問題》等，這標志著中國思想界對貨幣問題的學術研究已大大深入。

最重要的是，在這次討論中開始提出了不同的具體辦法和技術上的設計方案，但由於當時的社會已不堪重負，在設計上陷入邏輯死角，根本無法實行。

清末的中國就像是一頭被吮幹了血的老牛，面對環伺群狼，在求生本能的驅使下，為奪路而逃在想最後的辦法——這就是這場貨幣大討論的本質。

討論無果而終，清朝終於走上了“膏血即竭”“凋療以斃”“臘枯而死”的道路。

㈢ 鴉片戰爭前後中國物價變化的趨勢和原因

一、中國鴉片戰爭前後銀貴錢賤現象.

鴉片戰爭前夕，銀錢比價遠離其正常波動的范圍，達到紋銀一兩兌換銅錢1600餘文， 形成自清朝建立以來貨幣流通領域內空前嚴重的銀貴錢賤的問題， 引起了清政府的高度重視。 清朝政府在討論其產生原因時，無不將其歸之於白銀外流引起的流通領域白銀總量的減小。 所不同的是，在白銀外流的形式上， 開始人們認為是由於西方不法商人用洋錢套購中國紋銀， 繼之則認為是西方鴉片販子對華鴉片走私貿易，導致大量白銀流洋。 對於這一片面的解釋至今仍為一些史學工作者所接受，有必要加以澄清。

清政府當時的貨幣政策是銀兩與制錢並行流通。 在一般情況下，國家度支和大宗交易多用銀，銅錢主要用於平民百姓與商人進行交換等日常生活中， 交納賦稅不能直接以錢文，而必須折換兌銀繳納。 因此，銀與錢在流通中的比價如何，對國計民生影響甚巨。 從嘉慶年間即19世紀初期，銀貴錢賤的問題逐步顯現，鴉片戰爭爆發後，這一問題愈益嚴重，對整個社會經濟生活產生了巨大的沖擊，使社會矛盾更加尖銳。

此後，伴隨著鴉片的泛濫，銀貴錢賤的問題日益嚴重，即使清道光帝也深感困擾。 道光十三年，給事中孫蘭枝奏江浙兩省錢賤銀昂，商民交困，並護列受弊除弊各款折，引起道光帝的重視，發出「每年出洋銀數百萬兩，積而計之，尚可問乎』的感嘆。在御史朱成烈《奏銀價昂貴，流弊日深，請飭查辦折》的批諭中，道光帝嚴肅指出：「若如所奏，廣東海口每歲出銀至三千餘萬，福建、浙江、江蘇各海口出銀不下千萬，天津海口出銀亦二千餘萬。 一入外夷，不與中國流通，又何怪銀之日短、錢之日賤也？」

由於銀元沖擊所引起的白銀折耗和鴉片走私導致的白銀外流，銀貴錢賤的問題已十分嚴重，清政府曾採取多方面的對策，但未能奏效。 鴉片戰爭期間，由於西方侵略者的掠奪和巨額戰爭賠款， 以及大量傾銷產品和鴉片貿易合法化所導致的外貿逆差的擴大，使白銀外流的情況更驚人。 據統計，十九世紀三四十年代（1830—1848年）白銀外流的總數，在不到20年的時間里，竟達1.2億兩以上，相當於道光年間每歲財政收入四千多萬兩的三倍還多， 怎麼不使中國市場銀兩稀少，銀貴錢賤呢？

㈣ 清政府被迫停止發行國債說明了什麼

清朝末年發生了兩件大事，一是甲午賠款，二是庚子賠款。兩次大的戰爭賠款使得清政府陷入巨大的財政危機。為了解決巨大的戰爭賠款問題，英、德、法、俄銀行以5%左右的利息提供給清政府貸款。我們幾乎都指責當時的英、德、法、俄銀行以 5%左右的利息借給清政府外債，但在中國當時沒有債券市場的情況下，一方面除了外債別無出路，另一方面這種 5%的利息對當時的中國來說是幾乎不可能找到的。這實際上反映了當時的清朝政府在既無法增加稅收、又無法發行國債的時候向外國借債的困境。
在一個國家發生財政危機的時候，可以採取加稅、增發貨幣、借債三種方式。其中增發貨幣一策又稱鑄幣稅，其實質與加稅一樣，只不過其負面作用不容易發現，但是一旦產生通貨膨脹，就一發不可收拾。因此對於解決一個國家的財政危機，實際上就主要是兩種，加稅還是借債。加稅的本質就是不斷存錢，如同老百姓喜歡儲蓄一樣，而借債意味著通過融資來解決目前的困境，通過融資的未來的利潤來支付利息並獲得進一步的發展。
清政府的財政政策實際上就是前者，不斷採取存錢的策略充實國庫。據史載，從康熙中葉開始，每年財政盈餘約500萬兩，乾隆中期以後年均結余在 1000萬兩左右。鴉片戰爭之前的年度財政盈餘也超過500萬兩，到鴉片戰爭後的1847年，財政結余為 380萬兩。甲午戰爭前的 1893年，國家財政結余高達760萬兩。這些數據說明，雖然按照傳統儒家理財觀念看晚清的結余可能還太少，但當時的經濟國策從根本上講極其荒謬，在兩次鴉片戰爭都失敗同時又面對日本的威脅下，朝廷不僅不想法把未來的收入透支來加速發展國力，反倒還一心放在「節流」上，只想到往國庫多存錢。結果是，國力相對其他國家繼續衰退。
按照傳統儒家評價國家財富的標准，可以說清朝即使在鴉片戰爭之後、太平天國起義之前還是非常富有的，這種富有在乾隆後期達到頂峰，1781年國庫存銀7000萬兩，到1789年為6000萬兩左右，1850年時降到800餘萬兩。太平天國起義對朝廷開支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發生貨幣危機，但即使在1853—1863年間，戶部銀庫仍然年增 19萬兩。這不多，但對傳統的中國人來說，那至少比承擔越來越高國債要好。但實際上這種錯誤的財政政策徹底地將清政府毀滅了。這似乎又回到了宋朝王安石和司馬光關於「開源」還是「節流」的財政政策的爭論。
在王安石看來，開源才能「民不加賦而國用足」，而司馬光堅持認為，「自古以來天下哪有這樣的道理?天地之間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之手，就在官府之手，如果不是從百姓手裡收取財物，官府的錢從何而來?」但事實是，美國巨大的國債使得美國能夠透支消費，促使美國成為世界頭號資本主義強國，幾百年前國庫堆滿金銀的國家今天無一不是落後國家。依照詹姆斯?麥克唐納德《一個自由的國家債台高築：金融基層民主》一書中提供的資料，如果我們按1600年時能借到大量公債與沒借公債的國家分成兩組，那麼你會發現，400年前國庫里金銀萬貫的國家今天基本貧窮落後，而當年靠發國債發展的國家今天基本都經濟發達。像那時的明朝國庫藏銀約1300萬兩，朝廷甚至儲存了足夠吃 9年的谷糧!就怕天塌地陷。可是，越怕天塌下來，天還真的會塌下來，不久明朝被改朝換代。當時的印度國庫則儲藏了近6000萬兩金銀，坐在那些金銀上等著被殖民化。歷史就是如此讓人驚訝。
仔細看來，清朝末年的財政赤字在傳統中國文化看來非常嚴重，但相比而言，那時的赤字並非無葯可救，而是財政政策的失敗導致了清朝的失敗。按照學術界的估算，由於這些賠款以及其他外債支付，清政府在 1902年後每年要付約4700萬銀兩，這相當於1903年政府財政收入的44.7%(那年的財政收入為10492萬兩)。但是，1903年的實際財政赤字約3000萬兩，占財政收入的28.6%。如果跟英國早期比，1697年英國政府一年的短期債務支付是它財政收入的 3倍，1710年時是財政收入的近4倍，但那並沒迫使英國滅亡，實際上英國從那以後反而日益強盛。從這些數據上看，晚清的財政赤字並非傳說中可怕，但是由於缺乏有效的財政政策手段，導致只能依賴外債，並且因此喪失部分主權，最後在國民一片罵聲中倒台。
那麼借債策略在什麼樣的情況下能夠解決財政危機並且促進經濟發展呢?這取決於投資收益率和借債利息的比較。我們可以把國家看成一個公司，從公司財務的角度來看待國家理財問題。首先，如果國家借債的利息高於國家投資或開支項目所能帶來的回報率，比如國債利率是20%而國家投資項目的回報率只有 5%，這里國債利率是成本，投資回報率是收入，那麼國家開支的項目每年要虧損15%。在這種情況下，除了必不可少的國家開支外，政府應該停止、減少開支，尤其不應該通過赤字、國債來讓政府浪費錢，應該降低稅負。如果是這樣，政府的確要盡量存錢，以防未來出現財政危機時要花20%的利息去借債。～～

㈤ 清朝在康乾盛世後變得衰弱，是因為經濟的原因嗎

說起康乾盛世，想必不少人都很熟悉。那是中國兩千年封建王朝的最後一個盛世。但是讓很多人感到扼腕嘆息的是，明明在康乾盛世的末尾，清朝依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怎麼就那麼快衰弱下來了呢？這其中固然有閉關鎖國的原因，但這里想從捐納制度和貨幣因素談談清朝的衰亡。

勤政不一定有利於國家，有時候反而昏招頻出：捐納制度

捐納制度的提出

捐納制度其實早在秦漢時期就已經有了，在清朝時期這個制度走向了巔峰。這個制度在順治帝開始採用，在康熙帝發展，在雍正、乾隆帝完善，並在咸豐之後冗雜並消極作用頻現。

捐納制度，簡單的說就是允許百姓用錢買官。為了這個制度的順利執行，幾位清朝君主不可謂不用心，曾經多次討論過政策執行問題。然而，也許這些清朝君主們也沒有想到，他們的這次勤政，卻是辦壞事，反而加快了清朝的衰亡。

客觀地說，這個制度不僅僅為清朝政府的財政收入開拓了新的來源，還一定程度上為那些不擅長科舉卻有經天緯地之才的人提供了發揮自己所長的機會，比如盛宣懷、端方等人便是通過這個制度被發掘出來的人才。

結語與慨嘆

王朝的存續有時候往往會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因素，比如皇帝以勤政為本職，卻有可能昏招頻出，又比如本來就瀕臨崩潰又偏偏遇到了國際上的銀礦大開發導致銀大幅貶值。

我們會想，這是些偶然因素，但實際上這也是必然因素藉助“混沌”持續作用，導致了偶然因素的爆發。如果我們非要深究這個必然因素的話，其實就是一句話，那就是落後就要挨打，封閉必然滅亡。

㈥ 晚清衰敗的原因和表現

清王朝衰敗之我見

清朝是我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軍入關一直到辛亥革命的勝利，清王朝延續了二百多年的歷程。在這二百多年的歷史中，清朝有其重要的傳統文化，留下了寶貴的遺產。從康熙皇帝開始，廢三藩、平叛亂、定北疆、清朝政，穩固了大清的政權，社會局勢安定下來，經濟獲得充分的發展，社會積累了大量的物質財富，國力空前強盛。到雍正時期，經濟繼續穩步向前發展，在商品化的經濟往來中，資本主義萌芽正緩慢地發展。但是這時仍是以家庭為單位、男耕女織、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1]。乾隆時期，清朝國力達到了最強盛的時期，出現了歷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的繁榮景象。但乾隆統治晚期，也是清朝國力下滑的起點。

乾隆後期，清王朝的衰敗向來被理解為中央集權的衰微和地方總督權力的擴大。這時期清王朝衰敗的形象反映為政府官員的敲詐盤剝、追求私利和腐敗無能，所有這些都促進了群眾性的叛亂活動。那麼，清王朝的康乾盛世的景象為什麼一下會造成這種衰敗的局面呢？其根本原因就是腐朽的封建制度阻礙了經濟的發展，這種封建的生產關系已經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但是，清王朝衰敗的原因還有很多，如：嘉慶皇帝即位之初，重要的大事是鏟除和珅一派的勢力。除此之外，還面臨著一個更重要的困難，這就是清代官僚政治的組織能力所完全不能解決的潛在的復雜的社會問題，其中的中心問題就是資源與人口的比例失調。

人口的壓力及其後果

不言而喻，晚清和近代中國社會最顯著的特點就是人口的增長。從17世紀末到18世紀末白蓮教起義時為止，這一長時期的國內和平階段中，中國的人口翻了一倍多，從一億五千萬增加到了三億多。僅在1779年到1850年間，人口就增長了35.6%。所以在19世紀中葉太平天國運動爆發的前夕人口已達到四億三千萬左右[2]。

從明代以來，中國人口增長的比例就已被食品生產所趕上。由於各地區之間的移民，又由於在新開發的土地上種植從美洲移植過來的新食品——甜薯、玉米和花生。因而，新墾植土地面積的增加使得增長的人口能夠投入生產，更多的人口也意味著有更多的人力可用於雙季稻的精耕細作之中。這種耕作制度在18世紀末就已經明顯地開始感到了它的報酬在減少。因為這時在水利上增加人力的效益似乎已經達到了它的頂點。更重要的是，人口對於土地的壓力是非常明顯的，在一些邊遠地區的人口也呈現飽和狀態。例如：富饒的四川盆地在18世紀就吸收了大量的外來移民，早已人滿為患。在多山的湖南西部，外來移民在1795年與當地的苗族爆發了嚴重的沖突。廣西的河谷地帶是廣東東部客家在18世紀移民的地方，這里的土地競爭也很激烈。

清朝中後期人口的增長，這是由清代社會和制度的特點決定的。如果說人口的增長對農民生活的影響最終是毀滅性的，那麼，它對政治制度的影響也同樣嚴重。在這時期政治生活中，各級官吏激烈地進行競爭，以謀求升遷和保全官職。這樣就使人員流動升遷的正常機制落後於人口的增長這一事實。另一方面，文化人的生產過剩，不論是政府公職的法定數額，也不論科舉的名額，都沒有按照人口的增長速度而增長。另外，清代實行捐監制度，即為榮譽學銜和實授公職舉辦捐納，政府不斷地用這種辦法開辟財源。但捐納制度顯然不能充分地滿足人們希望得到這種優越社會地位的日益增多的需要，出售功名和官階使適合做官條件的人數增加。因而實際上加劇了對有限官職數量的壓力，這在某種意義上就突出了仕途升遷道路顯然不足的狀況[3]。

這樣，官吏中普遍存在著冗員閑官，政府機構行政效率低下，原來一人做的事，現在需很多人去做。如果這一估算大致不差的話，吏役階層在18世紀時期大大地繁衍了[4]。

人口的大量增長，給社會帶來巨大的壓力，人均土地面積的減少，資源短缺，同時，人們為了謀求生計，他們不得不尋找出路，這樣就給政府部門帶來了很大壓力。如果這些問題不解決的話，就可能造成社會動亂乃至農民起義。如果政府機關要解決這些人口過剩問題就要分擔出一部財力、物力、人力。而政府本身冗員充斥，這樣，政府就會越來越腐敗，以致於清王朝日益衰敗。

教育制度與社會晉升之路

清代的晉升之路主要是教育和文官考試制度。明代多數的教育機構都是私人辦的，到清代這些機構逐漸變成官方的教育機構，到雍正時，一系列的書院受政府之命建立起來，由國家給予支持，在這種教育體制下，越來越多的有才能有見識的人開始對這種教育體制產生了熱情。一方面，地方書院建立後，學生可以離開本鄉本土求學，這無疑在更多的人口中培養了上進發跡的願望。起初，這種教育制度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學生人數增多了，學術空氣更加濃厚，思想界的氣氛活躍起來。但是不久，這種體制的弊端越來越暴露出來，其中最明顯的就是存在庇護制。官官相護，而靠真才實學的中舉之人往往無官可做，甚至閑置。同時越來越多的生員，他們在低級科舉考試中中了榜，但在攀登高級考試時因名額有限而被擯棄[5]。其原因就是這種庇護制。這種庇護制有它傳統的社會關系根源，這種社會關系主要表現為親屬關系和同鄉關系。在學界和官場上，教育和考試制度也維系著同樣的庇護人和被庇護人的關系。在這里，上級就是先生，下級就是學生。先生不僅包括學校中的先生，也包括政府官員，即考試與會試中的主考官以及各省的提學。在非私人的制度中挽進私人關系，這一趨勢在社會交往中的各個方面都有所表現。這種趨勢在行政和公務中被認為是發揮效率的潛在障礙，而從最壞的方面說它被視為腐化的根源。當然，這種關系是中國官場的通病。從根本上剔除這些是不可能的，所以，最重要的是如何把它們限制在可以控制的范圍內，而不是制止它。

19世紀是教育腐敗的時代，這正是因為它與官場風氣聯系太緊的緣故。由於老師是庇護人，而門生是被庇護人，也就明顯地包含有政治義務在內。當然，政治關系的確立可以通過向要得到其恩寵的人送禮，並自稱為其「門生」的方式，達到自己在仕途上成功的目的。所以，教育體制中存在的腐敗現象嚴重阻礙了正常的官員晉升之路，真正有才能的能勝任某一定官職的人不能到位，而一些靠捐監或庇護製得來官職的人久居高位。久而久之，致使學界和官場日益腐化墮落，政治也越來越黑暗。

貨幣制度與稅收制度

19世紀初年，庇護制體系泛濫的影響是隨處可見的。這個體系的潤滑油是錢，其結果導致各級官庫乃至國庫出現虧累。虧欠問題在19世紀20年代是使官吏們全神貫注的當務之急[6]。

由於各級官吏的貪污腐化，墮落成風，造成了國庫的虧空。在當時庇護制的情況下，官吏們不會因為帳務虧累而受到處分。特別是在和珅集團倒台後，各級官吏為了彌補自身的虧空，加緊了對人民更大的剝削。縣官們尋求各種途徑搜刮百姓的錢財，設法彌補他們的財政赤字。巡撫削減縣官們的「養廉」來彌補自己的虧空。這樣層層的剝削和剋扣，最終把所有的財政負擔轉嫁給了廣大的人民百姓。而清代的稅收制度更加適應了這種剝削制度。雖然說每個省區必須上繳給中央的稅收已經固定，但地方政府中的開銷征課的附加稅已經制度化，並且變成了稅收制度的無限制的擴張部分。這種附加稅成為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之一。我們都知道，從明代以來，就已經廣泛實行把租谷和勞務折算成銀兩的辦法。這種趨勢意味著，實際的稅率很容易被官方所操縱。因為他們只要把摺合比例變得有利於收稅者而不利於納稅者就行了。通過這種操縱，人們交付的賦稅要比原來正常交納的定額高出好幾倍。另外，不少官吏通過操縱價格和換算比例，低價收購穀物，以彌補倉庫中的虧損。[7]

在當時的貨幣經濟的條件下，這種非常規的敲詐勒索行為日益盛行，原因之一就是農民非常支持它。那麼為什麼說農民支持它呢？主要是因為農民以種地為生，而當時穀物的價格長期上漲。當時清政府在對外貿易中長期處於出超地位，白銀大量流入內地，造成穀物等農產品的價格長期上漲。這就刺激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同時，農民獲得的收入足能夠支付得起日益增加的稅收。所以，官吏們操縱著稅收比率和低價收購穀物彌補庫虧的現象日益流行，長達幾十年。然而，價格上漲的這種現象是不可能一直持續的。到19世紀二三十年代，這時的農產品價格又開始下降了——當然這種價格的下跌也跟白銀的輸入有關。在那種歷史時期，中外貿易已經開始有鴉片的輸入，白銀大量流出國外。這種收支不平衡迅速地破壞了稅收和商業。銀和銅的比價中，銀的價值迅速上升。這使幾乎所有社會集團都身受其害，惟獨一些投機、兌換商人和高利貸者除外，因為農民用銅錢或穀物交納賦稅，但官吏上繳時用的是銀兩。所以，實際的稅率取決於需要多少銅錢或穀物折算成定額的銀兩數目。由於白銀越來越稀少，因而它與其他貨物相比就貴了起來，結果使實際的稅率上漲，從而使小土地所有者陷於絕境。在這種另人絕望的情況下，農民簡直沒有辦法能夠交足銀兩定額及其附加稅。由於人民缺乏通貨和實際稅率上升的反應，於是在19世紀40年代爆發了大規模的抗稅運動。特別是在長江中下游地區，抗稅的形式多種多樣，從打官司、集體請願到暴力行為，無所不有。騷動有時導致公開造反，甚至占據城市。但這些抗稅運動都沒有用反清作為其運動的口號，在當時貨幣混亂的情況下，這種抗稅運動的目標是模糊的，因其領導人是一些地方的生員、監生等地方小名流。他們的傾向性取決於現存的國家制度。所以，他們的政治觀點是矛盾的。因此，這些運動沒有產生過持久的抗議傳統。但是，他們進一步分裂地方社會，加深了人民對清代官僚政治的憎恨，增加清王朝衰敗的因素。

漕運的危機

漕運是清政府京師糧食供應的重要來源之一，它有著專門的制度和主管部門。它的最高長官稱為「漕運總督」，漕運總督之下設省一級的漕官，擔負漕米之省各設一人。這些漕官直接向漕運總督負責，漕官則監管徵集漕米的工作，其人員大部分為非官制人員，他們中的多數由居住在運河邊的世襲船戶「旗丁」所組成。漕運這個龐大的體系是這樣運行的：各省的漕官負責在各省內徵集糧米，在漕運總督的監控下，由這些「旗丁」沿著京杭大運河運回京師，以供應京師糧食之需。

漕運這一體系關系著京師乃至中國北部人口糧食的充裕與虧空。如果漕運不及時，京師就會出現糧食危機，時間拖延一長，就會出現大規模的糧食暴動。所以，漕運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漕運這一關系著國家命脈的體系在晚清時卻出現了嚴重的危機。

在嘉慶時代，這個龐大的漕米機構內部，各級組織人員人浮於事。尤其是「旗丁」階層，原來是世襲船戶，一種非正式的官員，他們依靠這種職業，領取固定的收入。由於他們人數的增加，「旗丁」階層中的許多人不能領取他們的合法的、賴以生存的世襲田地[8]。此外，漕運制度越來越依賴被稱為「水手」的那種被僱傭的遊民勞動階層。這些人取代了曾經作為漕運制度支柱的「旗丁」，他們需要在自己的工錢之外索取租米中的自己的一份小費。在嘉慶時代，「水手」人數增加了兩倍多，同時，官場中又有許多靠庇護制候補官員聚集於這一體系領取薪餉。所以，這一切引起了糧價費用的增加，加劇了糧民的負擔。它的一個結果是漕米逐漸的商品化，因為，地方官吏被迫從一些私商手中以高價購買稻米，來彌補他們的定額。而各級官吏層層貪污，從而使一次漕運的費用大大增加[9]。

在1803年之後，漕運制度已露出千瘡百口的苗頭，於是有人提出使用海運來代替漕運。出現這一提議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客觀原因：就是運河體系的自然困難條件，這種自然困難來自嚴重的土壤侵蝕和華北平原定期泛濫所引起的泥砂。到十八世紀末，黃河河床提高到了危險的高度，威脅著岸堤，結果使黃河在1853年發生了改道。黃河多年的淤泥改變了運河的蓄水狀況。致使黃河渡口的積砂和整個運河的河床本身無法調節水位。時間一長，勢必誘發洪水災害。這不僅影響了漕運，而且也威脅了京師的糧食供應。雖然，政府每年都大量撥款治理河道，但是，只有一小部分是做了正經用途，其餘全部落入私人腰包。

這樣的關系這國家命運的漕運體系出現了嚴重的危機，清政府真正衰敗了。

綜上所述，清王朝由盛而衰是歷史的必然，其衰敗的根本原因，就是當時的封建的生產關系已經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正當清王朝衰敗之際，西方的歐美工業國家已經開始了工業革命，商品經濟的足跡已經進入了中國社會。資本主義的萌芽在中國已經有緩慢的發展，而原有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經受不起商品經濟浪潮的沖擊。乾嘉時期，清政府正當人口最多的時期，人口與土地、資源的矛盾日益暴露。人口的壓力越來越大，如果解決不好這個問題，後果勢必會釀成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另一方面，學術界和官場中，日益腐敗，貪污成風，在庇護制的保護下的晉升之路已被阻塞，使真正有才識的人不能真正地報效國家。這樣，擯棄了大量對國家發展有用的人才，阻礙了社會的進步。同時，也使人們喪失了報效國家的信心。而清統治者雖然也為緩解社會危機作出了一些改革，如嘉慶改革，但其成效微乎其微。改革成績甚微更加助長了一些官員的貪污腐敗的氣焰。鴉片的輸入、白銀的外流、漕運的危機、貨幣制度與稅收制度的混亂，各地的農民起義不斷發生，這都是對清王朝的發展不利的。清政府實行的閉關鎖國政策，遏制了資本主義的萌芽的發展，使中國更加封閉，以致於夜郎自大的清王朝看不到西方國家先進的東西，釀成以後戰爭中不斷地挨打的局面。所有這一切交織在一起，使清王朝發生了急劇的轉變，由原來的盛世的景象迅速地轉到衰敗的局面。

㈦ 乾隆晚年清朝為什麼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

兩方面原因，一是因為清朝日漸腐敗，二是因為十八世紀的歐洲正處在一個變革時期。

1、清朝日漸腐敗

清朝從乾隆末年開始有衰落的現象，乾隆六下江南，並仿製江南園林廣修園林，勞民傷財，政治日漸腐敗。當時人口暴增與鄉村土地兼並嚴重，使得許多農民失去土地；加上貪官和珅等官員腐敗，於乾隆晚期到嘉慶時期陸續爆發民變。

官場中，結黨營私、相互傾軋、買官售爵、賄賂成風。軍隊里，裝備陳舊、操練不勤、營務廢弛、紀律敗壞。財政上，國庫日益虧空、入不敷出。階級矛盾激化，民變四起。

2、十八世紀的歐洲逐漸變革

政治上，歐洲各國開始與中國、印度和土耳其進行小規模的通商貿易，並持續在東南亞與大洋洲建立殖民據點。此時多數的王權國家正處於全盛時期，但民主思潮卻逐漸燃起，並以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影響最深。

這一時期的殖民活動，依賴海盜式掠奪，欺詐性貿易和販賣黑人奴隸等方式，伴隨著種族奴役政策，是種公開的，野蠻的強盜行為，為歐洲資本主義發展積累了大量資本。

(7)清朝時期貨幣政策為什麼會落後擴展閱讀：

閉關鎖國，晚清覆滅真相：

漢族在歷史上的先進性，使滿洲對漢文化的崇敬在全面接受漢文化之後產生了一種自信的心理，陷入自滿的泥淖之中。而這時的漢文化由於政治的強勢力量而被強化為不可動搖的意識形態，由此形成了清廷閉關鎖國政策的文化根源，滿足於「天朝王國」的夜郎自大式的憧憬中。

而此時西方世界卻發生了劃時代的巨大歷史變化，乾隆盛世的外衣下已經潛伏起了巨大的社會危機。

就在乾隆三十年（1765年），英國爆發了工業革命，英國紡織工哈格里夫斯發明了新式紡車珍妮紡紗機；乾隆五十年（1785年），卡萊特發明了水力織布機；同年，瓦特改良蒸汽機；而後，美國富爾頓發明了輪船，英國史蒂芬遜發明了蒸汽機車。

這種新的生產力的革命，無疑推動了西方社會突飛猛進的前進步伐，從而在全世界尋找資源。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北美爆發了獨立戰爭，八年後，美國獨立，並通過《人權法案》；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法蘭西爆發革命，三級會議通過並發表了《人權宣言》，國王路易十六被處死。

這些都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歷史事件，它是人類新的生產力和新的社會政治制度的誕生，改變了整個世界的政治格局，極大地影響了世界歷史的進程。與此同時，俄國莫斯科大學建立，美國科學院成立，德國出現第一位女醫學博士。這些人類新文明的曙光勢必劃破長空照亮人類的未來。

而此時的乾隆皇帝呢，卻沉浸在中華古老文明的夕陽余暉之中，渾然不知日之將暮，寒鴉凄迷。乾隆六十年（1795年）會試，各省上報80歲以上參加會試者6人，實際參加會試並三場完竣者92人。

乾隆聽報後非常高興，對這些老人大加賞賜，借興教尊老之名，極力粉飾他的太平盛世。而早在康熙時期（1684年），就已經開放了海禁，在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分設四個海關與外商貿易。過了70多年，乾隆反而關閉了海關，實行禁海政策，只許外商在廣州交易。

康熙努力學習西方自然科學，乾隆卻視為異端邪說。自高自大，無視外部世界，滿腦子天朝意識。當初乾隆反感儒家的「華夷有別」、「尊王攘夷」等民族偏見意識，大興文字獄，如今這些觀念已深入他的骨髓。

乾隆王朝已在表面繁華的外衣下，內部已開始腐爛了。可以說，對落後文明的抱殘守缺，使大清王朝凶多吉少。

㈧ 清朝為什麼會那麼快衰敗

清朝是我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軍入關一直到辛亥革命的勝利，清王朝延續了二百多年的歷程。在這二百多年的歷史中，清朝有其重要的傳統文化，留下了寶貴的遺產。從康熙皇帝開始，廢三藩、平叛亂、定北疆、清朝政，穩固了大清的政權，社會局勢安定下來，經濟獲得充分的發展，社會積累了大量的物質財富，國力空前強盛。到雍正時期，經濟繼續穩步向前發展，在商品化的經濟往來中，資本主義萌芽正緩慢地發展。但是這時仍是以家庭為單位、男耕女織、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1]。乾隆時期，清朝國力達到了最強盛的時期，出現了歷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的繁榮景象。但乾隆統治晚期，也是清朝國力下滑的起點。

乾隆後期，清王朝的衰敗向來被理解為中央集權的衰微和地方總督權力的擴大。這時期清王朝衰敗的形象反映為政府官員的敲詐盤剝、追求私利和腐敗無能，所有這些都促進了群眾性的叛亂活動。那麼，清王朝的康乾盛世的景象為什麼一下會造成這種衰敗的局面呢？其根本原因就是腐朽的封建制度阻礙了經濟的發展，這種封建的生產關系已經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但是，清王朝衰敗的原因還有很多，如：嘉慶皇帝即位之初，重要的大事是鏟除和珅一派的勢力。除此之外，還面臨著一個更重要的困難，這就是清代官僚政治的組織能力所完全不能解決的潛在的復雜的社會問題，其中的中心問題就是資源與人口的比例失調。
清王朝由盛而衰是歷史的必然，其衰敗的根本原因，就是當時的封建的生產關系已經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正當清王朝衰敗之際，西方的歐美工業國家已經開始了工業革命，商品經濟的足跡已經進入了中國社會。資本主義的萌芽在中國已經有緩慢的發展，而原有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經受不起商品經濟浪潮的沖擊。乾嘉時期，清政府正當人口最多的時期，人口與土地、資源的矛盾日益暴露。人口的壓力越來越大，如果解決不好這個問題，後果勢必會釀成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另一方面，學術界和官場中，日益腐敗，貪污成風，在庇護制的保護下的晉升之路已被阻塞，使真正有才識的人不能真正地報效國家。這樣，擯棄了大量對國家發展有用的人才，阻礙了社會的進步。同時，也使人們喪失了報效國家的信心。而清統治者雖然也為緩解社會危機作出了一些改革，如嘉慶改革，但其成效微乎其微。改革成績甚微更加助長了一些官員的貪污腐敗的氣焰。鴉片的輸入、白銀的外流、漕運的危機、貨幣制度與稅收制度的混亂，各地的農民起義不斷發生，這都是對清王朝的發展不利的。清政府實行的閉關鎖國政策，遏制了資本主義的萌芽的發展，使中國更加封閉，以致於夜郎自大的清王朝看不到西方國家先進的東西，釀成以後戰爭中不斷地挨打的局面。所有這一切交織在一起，使清王朝發生了急劇的轉變，由原來的盛世的景象迅速地轉到衰敗的局面。

㈨ 清朝中期的盛世之下存在怎樣的經濟危機

清朝是中國歷史上的最後一個封建朝代，這個有少數民族創立的政權對當今中國造成了極大的影響。我們國家的衰退以及落後都是在清朝發生的，因此我們必須在清朝的歷史中尋找問題的根源。

清朝在接近三百年的統治時間里也不是沒有輝煌的時期，在清朝前中期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在位的時期便是中國歷史上的最後一個封建盛世——「康乾盛世」。但是到了乾隆統治的晚期，中國的內部已經出現了重重危機，除了高度集中的皇權導致朝堂之上死氣沉沉，乾隆皇帝好大喜功之外，越來越尖銳的土地與不斷增加的人口之間的矛盾成為了清政府崩盤的信號。而由此而來的一系列問題，直接引發了以太平天國為首的農民起義，徹底摧毀了清朝的統治基礎。這些問題都屬於經濟問題的范疇，包括人民生活保障的喪失，手工業的停滯以及商業的崩潰，而這一切都已經在清朝中期顯露出了端倪。

古代中國無論哪個朝代都是典型的農耕文明，即使馬背上的民族征服了我們，中國的主要經濟結構也從來沒有出現過變化。在古代的大多數時間，影響農耕產量的最主要因素是人口，由於古代醫療條件不發達，加上中原總有頻繁的戰事，導致中國的人口難以快速增長。而人口數量的不足就會限制小農經濟的生產力，但是到了清代，這樣的情況卻出現了反轉。

西方紡織廠

首先是小農經濟中的副產品收入嚴重降低，使得農民們的收入繼續縮減，生活更加困難。而對於江南各省的手工業從業者來說，這更是一個致命的打擊，在清朝中後期，中國國內生產的木棉製品和麻製品幾乎沒有銷量，這讓東南各省的專業手工作坊紛紛倒閉，職業的手工業從業者也紛紛失業，沒有耕地的他們的生活條件甚至不如農民，求生無門的他們只得加入了流民的隊伍。而這些手工業者也是日後太平天國運動中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