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改革對我國股票市場的影響

A. 在供給側改革下,我國金融業如何發揮作用

過去持續寬松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刺激加速了我國經濟出現「產能過剩」與「供需錯配」現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被認為是治理這一現象的最佳良葯,然改革的實踐卻與理論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背離,嚴重阻礙了改革的效率與質量.據此,文章在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與實踐相背離現象進行深入剖析的基礎上,提出依託「財稅體制改革」降成本,創造條件促企業轉型、激發居民需求;依託「政府管制放鬆」以發揮市場作用矯正資源錯配,創造條件推進國企改革;依託「市場化」去產能,創造條件促企業有序退出;依託「金融市場改革」去杠桿,創造條件提高資源配置效益,以及依靠制度創新推動科技創新,創造條件提升企業自主創新能力五個方面提出了助力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建議

B. 供給側改革對經濟影響：對中國經濟影響多大

供給側改革對經濟影響非常大。據有關部門測算，所有虧損企業占工業部門比重約13.5%。僅處於供給側改革最前沿虧損最嚴重的30%企業，對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拖累約0.7個百分點（若考慮存量在建工程，投資的拖累可能更大），對總消費的拖累為1.3%。在就業方面，虧損最嚴重的30%企業擁有899萬的員工，根據虧損企業員工平均5.6萬元的年收入，按照人均1500元/月的失業補助計算，職工收入下降約3146億。由於本輪去產能周期缺乏新增長點，失業補貼需要1618億。銀行方面，面臨巨大的潛在壞賬，資產質量問題也會約束銀行放貸能力。
目前，在虧損嚴重的企業面臨出清壓力的同時，全球缺乏新的需求增長點，中國內部也面臨老齡化壓力，要使供給側改革平穩運行，亟需尋找新的增長點。

C. 供給側改革對中國經濟影響到底有多大

供給側改革的「喜」：
1）虧損最嚴重的30%企業對2015年經濟指標的拉動：固定投資僅0.5個百分點；消費僅0.7個百分點；
2）虧損企業的稅收貢獻本身較小，失業補貼最高共需要1618億；
3）銀行面臨的潛在壞賬小於撥備+年利潤。
「憂」：但面臨的挑戰仍大：
4）參考1998年去產能速度，若考慮存量在建工程，投資的拖累可能更大；
5）資產質量問題可能約束銀行放貸能力；
6）與1998年相比，本輪去產能周期缺乏新增長點。
「喜」：經濟能夠承受供給側改革沖擊
在極端假設下，我們假定工業企業中虧損最為嚴重的30%都面臨出清壓力，也將所有虧損企業都倒閉的情形作為一個對比。整體而言，供給側改革對投資和消費的拖累都相對有限，且參考《關於鋼鐵行業脫困指導意見》等改革指導文件，整個供給側改革的完成可能需要5年左右的較長的時間，整體風險更加可控。
虧損企業對投資的貢獻不足0.5%
根據我們的測算，虧損最嚴重的30%企業的固定資產存量約占整個工業部門的10%，假設固定資產投資與存量成正比（事實上這很可能高估改革影響），對2015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的拖累約為0.5個百分點。如果我們把這個范圍擴大到所有虧損企業，其占工業部門比重約13.5%，對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拖累約0.7個百分點。
虧損企業對消費的直接拖累也有限
在就業方面，虧損最嚴重的30%企業擁有899萬的員工，根據虧損企業員工平均5.6萬元的年收入，按照人均1500元/月的失業補助計算，職工收入下降約3146億，而目前中國人均消費傾向約62.6%，對2015年總消費的拖累約0.7%。如果按照全部虧損企業計算，這一數字為1.3%。
虧損企業對稅收的貢獻不大
從行業劃分來看，房地產、批發零售、銀行和煙草業是目前國家稅收的主要貢獻，而全部產能過剩行業佔全國總稅收的佔比僅不足10%。供給側改革從收入和支出兩方面同時對稅收產生影響。一方面，虧損企業的倒閉會減少稅收的基數，但事實上虧損企業享受稅收的優惠和減免，對整體稅收的貢獻有限；另一方面，按人均1500元/月計算，虧損最嚴重的30%企業如果全部倒閉，最高需要1618億的失業補貼（對比2015年財政支出17.6萬億），影響也可控。
銀行撥備+利潤足以覆蓋潛在壞賬
在極端假設下，30%虧損企業全部倒閉，其擁有的債務全部違約，這將會給銀行部門帶來2.9萬億的壞賬問題，給銀行部門帶來較大的壓力。但截至2015年3季度，銀行貸款損失准備金達到2.3萬億，銀行年利潤預期也超過1.5萬億，壞賬損失仍然小於銀行當前的撥備和年利潤水平，不會帶來系統性風險。如果供給側改革是在3年以上的時間長度中逐漸完成，根據我們的測算，對銀行的利潤拖累也相對有限。

「憂」：但仍有三方面的挑戰
如果算上存量在建，投資的拖累可能更大
在過去20年的經濟增長中，中國依賴於投資的拉動，資本形成對GDP的貢獻接近50%，遠遠高於發達國家不足20%的正常水平。而自2001年加入WTO以來，中國的固定資產交付使用率一直處於較低水平，這意味著大量的投資仍在建設之中。在1998-2002年的去產能周期中，紡織業等產能過剩行業的資產交付使用率上升至超過100%，意味著投資的大量減少。而在本輪的去產能周期中，如果未來固定資產交付使用率（目前66%）重新回升至1998年周期時的高位水平（79%），那麼對投資的拖累將會更大。
壞賬問題可能限制銀行功能的發揮
根據我們的測算，虧損企業的潛在壞賬風險小於目前銀行的撥備和利潤水平，系統性風險有限。但債務的壓力上升可能會影響銀行信貸功能的正常發揮，導致債務問題的加速惡化和對經濟增長的拖累。近期傳出的部分銀行對19個行業貸款進行限制或正是表現之一。
新需求從何而來？
在1998-2002年的去產能周期之中，雖然投資和出口帶來了較大的拖累，但最終消費（包括政府支出）出現快速回升，對沖了對經濟的負面影響；而且隨著2001年加入WTO，外部需求的增長對沖了內部矛盾，使經濟進入了新的發展期。但目前全球缺乏新的需求增長點，中國內部也面臨老齡化壓力，為達到「十三五」規劃中6.5%的增長目標，仍需要努力尋找新的增長點。

D. 供給側改革對我國宏觀調控提出了哪些新要求

所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指從供給端入手，通過改革讓生產要素和自然資源充分、高效地利用起來，以解放生產力，促進經濟發展。一般來說，短期內經濟產出水平由需求側決定，而中長期產出水平則由供給能力決定，因此，需求側管理往往著眼於平抑經濟總量的短周期調控，而供給側管理則關注中長期的系統性結構問題。需求側管理在應對經濟蕭條等「病症」上可以救急，但副作用大，搞不好會帶來滯脹；供給側改革雖見效慢，但通過綜合施治能夠治標固本。在不同時期，針對制約經濟增長的主要矛盾，各國的宏觀調控側重點會有所不同。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供給側管理尤為重要，因為它是提高潛在產出水平的唯一途徑。從理論上分析，完善的市場機制能夠引導供給，使供給自動適應需求並創造需求。如果供給不能滿足需求，一定是存在某種程度的供給約束和供給抑制。因此，供給側管理要求放鬆供給約束、解除供給抑制，要求制度的變革與完善。前不久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穩定經濟增長，要更加註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從中央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要求部署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容包括簡政放權、放鬆管制、金融改革、國企改革、土地改革等，其核心是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激活微觀主體的能動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調整優化供給結構，提高供給品質，為適應和引領經濟新常態打下堅實基礎。

E. 供給側改革為券商帶來哪些挑戰與機遇

你好，
券商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機遇
券商作為中國多層次資本市場的中堅力量，在促進實體經濟快速發展，「用好增量、盤活存量」中本應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但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國內券商在調配資金流向、滿足各行業資金需求方面尤其是對於長期投資方面還有差距。金融市場的發展和金融衍生工具的創新應用還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在風險可控下基於實體經濟需求的金融創新還沒有得到證券行業的充分重視。
鑒於國內的金融創新剛剛起步，國內券商在經營理念、盈利模式、資源配置效率以及基礎制度建設、管理經驗與技術等方面與國外券商存在著較大差距。不過，近年來國內證券市場國際化的步伐明顯提速。繼中英聯合聲明確認雙方支持上交所和倫交所就「滬倫通」問題開展可行性研究後，中德兩國也在資本市場的合作中取得成效，組建中歐國際交易所打造離岸人民幣資產交易和定價中心。這些對於改善我國證券市場的制度建設、增強服務能力具有積極意義，可以更好地支持實體經濟發展。
實體經濟和資本市場相輔相成，實體經濟下滑最終將拖累資本市場的發展，幫助國內實體經濟走出困境是資本市場當下的重要使命。要解決當前企業有效投資與有效需求不足、融資難融資貴的難題，為實體經濟提供資金支撐是資本市場的一項重要任務。
目前證券公司的金融產品創新在面臨企業的各種資質和需求時，仍無法滿足大部分企業的需求。券商在開展創新業務的時候，往往總是從眾多企業中挑選出相對優質的企業去嘗試，大量中小企業受制於自身發展規模和水平被排除在外，融資難的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券商應充分利用其強大的投資研究能力和投資咨詢業務能力，投身於支持實體經濟的發展之中。券商可以利用其資本中介的職能為企業並購重組、資產證券化提供顧問咨詢服務。
在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時，券商可以通過資產證券化設計為企業進行結構性融資，通過測算企業某項資產的未來現金流有針對性地為企業打造量身訂制的資產證券化產品，如此不僅可以有效降低整體融資成本，券商也可增強客戶黏性，並獲取可觀的財務顧問業務收入。
證監會重啟IPO並進一步完善新股發行制度，有助於激發實體經濟和資本市場活力。券商在拓寬企業融資渠道上，可發揮其投資中介和融資中介的功能，通過私募股權和股票質押融資等方式，根據企業的風險大小程度進行風險量化，為企業提供具有針對性的全生命周期整體金融方案，從多方面解決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
在具體途徑方面，可採取線上和線下相結合的模式，充分利用互聯網拓展市場，不斷研發和推出符合客戶需求的金融產品和服務模式。在服務實體經濟過程中，券商還應充分利用豐富的資本市場運作經驗和專業的人才隊伍，發揮多元化和綜合化的金融中介服務優勢，幫助中小企業量化風險和降低融資成本。

F. 供給側改革對我國產業結構將產生怎樣的影響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調整，在增加投資過程中優化投資結構、產業結構開源疏流，在經濟可持續高速增長的基礎上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與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就是優化產權結構，國進民進、政府宏觀調控與民間活力相互促進；就是優化投融資結構，促進資源整合，實現資源優化配置與優化再生；就是優化產業結構、提高產業質量，優化產品結構、提升產品質量；就是優化分配結構，實現公平分配，使消費成為生產力；就是優化流通結構，節省交易成本，提高有效經濟總量；就是優化消費結構，實現消費品不斷升級，不斷提高人民生活品質，實現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

G. 「供給側改革」對我國經濟有何意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落實好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從生產領域加強優質供給，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使供給體系更好適應需求結構變化。 2015年以來，我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主要經濟指標之間的聯動性出現背離，經濟增長持續下行與CPI持續低位運行，居民收入有所增加而企業利潤率下降，消費上升而投資下降，等等。對照經典經濟學理論，當前我國出現的這種情況既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滯脹，也非標准形態的通縮。與此同時，宏觀調控層面貨幣政策持續加大力度而效果不彰，投資拉動上急而下徐，舊經濟疲態顯露而以「互聯網+」為依託的新經濟生機勃勃，東北經濟危機加重而一些原來缺乏優勢的西部省區異軍突起……可謂是「幾家歡樂幾家愁」。簡言之，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分化正趨於明顯。為適應這種變化，在正視傳統的需求管理還有一定優化提升空間的同時，迫切需要改善供給側環境、優化供給側機制，通過改革制度供給，大力激發微觀經濟主體活力，增強我國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新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