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資融入對我國股票的影響

『壹』 外資並購對我國鋼鐵行業的影響

鋼鐵產業是事關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戰略產業,這一屬性,已從根本上決定了鋼鐵產業在我國未來10年上演西方百年並購史進程中的相對特殊性(與外資並購對應的是「綠地投資」,即合資､獨資新建企業),且這一特殊性已較為充分地體現在2005年出台的《鋼鐵產業發展政策》中,其對外資公司在產權､產量､資金實力等方面做出了嚴格限制:境外鋼鐵企業必須具備鋼鐵自主知識產權技術,年產量必須達到1000萬噸以上｡即目前僅有約15家外資企業具備進入中國鋼鐵市場的基本資格｡
當前遇到的現實問題是,受國際跨國並購浪潮的影響和我國加入WTO近5年來的深層次演進,大多數國內鋼鐵企業在缺乏合作成功率較高的國際戰略聯盟運作經驗的基礎上,已開始直接面對合作成功率較低的國際並購,難度是有的｡故此,有必要明確國內鋼鐵企業尤其是國有特大型鋼鐵企業有效參與跨國並購游戲的戰略基點,做到以我為主､尋求互補｡
一､關於市場結構
客觀上講,目前國內鋼鐵業產業集中度低(中國前8家鋼鐵企業鋼產量佔全國鋼產量比例2004年為30%,比2001年下降了10.3個百分點｡而同期歐盟為53.3%,日本為55.5%,美國為39.3%,韓國為82.0%,法國的阿賽洛鋼鐵公司幾乎囊括了法國所有的鋼鐵生產)､產能相對過剩(含落後產能近1億噸,有近56%的鋼鐵由中小企業生產)､高附加值鋼材品種自給率較低(2004年高檔板材占國內進口鋼材的86%左右)､超越資源和環境約束來實現循環經濟任務艱巨､鋼鐵股票市值普遍被低估,加之我國工業化現處階段對鋼材消費強度呈穩定上升趨勢的市場熱態(包括我國城市化進程加快､製造業成為我國經濟發展新動力､機電和造船業的發展等對鋼材需求呈剛性,預計鋼鐵消費增速將長期處於年增長10%以內的水平),正是外資進入的較佳時機｡
外資公司綜合運用資本､技術､管理優勢,通過參股我國國內重點鋼鐵企業(從另外角度可以理解為迅速「吃掉」直接或間接的國際競爭對手),將會使其在平等地享用東道國現有及潛在「資源稟賦」､成功繞開貿易保護壁壘､避免「反傾銷」限制的基礎上,對我國鋼鐵及相關產品市場份額佔有范圍明顯擴大,由此引起市場集中度的提高(可形成壟斷勢力,但對行業總量影響是不確定的)｡這在可以帶來規模經濟､形成市場勢力的橫向兼並中的作用尤為明顯(縱向並購可以節約市場交換和簽訂合同的成本､減少中間環節的營業稅,有反競爭效應)｡即通過並購,可以超越外資公司所在母國(投資國)的「資源稟賦」,利用東道國的「資源稟賦」來幫助目標企業在市場顧客和環境發生變化的條件下,實現分散經營｡由此擴展管理技能｡通過與以往直接或間接的競爭對手合作,尋求市場協同作用｡這包括降低成本增加利潤(提高規模經濟和削減重復操作)和收入(開發新產品､擴大市場)｡
具體講,外資公司通過採取具有長遠利益的並購行為,在籌資環節,取得較為充足的現金流､過剩的負債能力以及爭取貸款所必需的較大數額存量資產;在采購環節,實施策略性的渠道控制;在銷售環節,佔有更大的市場份額,獲得區域市場或壟斷市場的霸主地位;在新產品開發環節,能夠快速而經濟地進入產品差異化明顯的「紫牛」市場新領域(「紫牛」是指那些具有極大吸引力和差異化的市場機會,它的同類詞是創新和獨一無二);在利潤核算環節,獲得目標公司既有的如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環經濟圈等區域性投資､稅收等優惠政策｡
以上綜合作用的結果,將對國內鋼鐵及相關行業市場結構帶來重要變化｡用「微笑曲線」來描述(加工製造環節位於曲線的底端,利潤最薄弱｡由加工製造環節向兩邊移動,左邊的零件､材料､設計和研發,右邊的銷售､傳播､網路和品牌等環節實現的附加價值都要比製造環節多),此舉將傳導到與鋼鐵產業緊密相關的整個上下游產業鏈上,帶來市場要素配置的高效化和產業鏈網路價值總量的增加｡同時也為外資公司由處於行業利潤率低端的製造業步入利潤率高端的生產性服務業(以工業特別是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以工業結構升級為前提)打開邊際產業轉移的上升通道｡
二､關於產業發展
受鋼鐵新政指引,外資並購行為將帶來比以往更多的現代鋼鐵製造高新技術(如直接熔融還原鐵､生產管理自動化和生產製造執行系統等),這有利於我國鋼鐵產業技術升級(大量消耗能源和資源的建築用鋼等產品,今後可考慮主要由國外提供),推動國內鋼鐵企業向特､精､高的方向發展,向深加工､高附加值的產品方向發展,向低成本､高效益､生態型企業的方向發展｡但是,這種並購的著眼點如若主要是針對國內鋼鐵市場,那將無助於持續提升我國鋼鐵及其相關產品的國際競爭力,甚至有可能影響到我國鋼鐵產業結構的升級進程｡即外資公司在考慮邊際產業轉移時,受東道國「資源稟賦」特性限制,較難實現預期的企業經濟效益和社會責任､東道國利益和其全球利益的有機統一｡事實上,受國內資源､能源和環境制約以及國際市場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影響,我國已不可能成為鋼鐵出口大國;目前鋼鐵產品2%左右的世界市場佔有率提升空間極其有限,今後的主要任務是優化鋼鐵產業､產品結構｡
分析外資參股國內鋼鐵企業的動因,通常有以下兩種理論可供借鑒､判斷:
一是信號理論｡外資公司在參股並購過程中,採取的支付方式(現金收購或股票換股),對並購後的新公司績效有著重要影響｡經濟學上的信號理論認為,支付方式的選擇揭示了目標公司未來投資機會或現金流量｡對於擬參股投資我國鋼鐵企業尤其是特大型鋼鐵企業運營的外資公司來講,選擇現金收購方式參股,而非股票換股(股票支付具有延遲納稅功能),這表明外資公司擬參股的目標企業現有資產可以產生較大的現金流量(增加資產從而相應增加折舊),同時也表明其更有信心和能力充分利用目標公司所擁有的(或兼並所形成的)投資機會,在國內鋼鐵高端產品市場斬獲豐厚的產品差異化利潤｡更確切､概要地講,採取現金方式收購,反映了外資公司對於所參股並購的目標公司的未來資產贏利性擁有排他性的､秘密的信息(如可通過採取轉移定價等舉措,將所在合資公司創造的大量財富匯回投資國)｡這一判斷,也可以從我國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用大量外匯實施大規模的結構調整和技術改造後,國內幾乎所有大中型鋼鐵企業都建成一條以上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生產線,鋼鐵產品質量､成本和部分經濟技術指標目前處於國際中上游水平的實際情況來得到側面的印證｡
二是投資的Q理論｡Q值是公司資產的市場價值與重置價值之比｡Q理論認為,並購事實上是由公司間技術水平的差異所引起的(通貨膨脹､股市低迷,也可能降低Q值,引發並購)｡國內鋼鐵企業出於接受「技術外溢」(全球現有鋼鐵行業的新技術均是由外國發明人來命名的)提升產業結構､形成「後發優勢」､實施「趕超戰略」的考慮,比較歡迎外資公司這種高技術､高附加值產業的直接投資(所謂「以市場換技術」)｡但是,當合作的一方為接觸到對方夥伴提供的現代鋼鐵製造技術感到欣喜時(如新一代鋼鐵材料製造技術),不應忘記合作的成功是有條件的｡即為降低合作夥伴的機會主義可能,外資公司往往將保護性條款寫入合同,把關鍵技術嚴格隔離出來,同意相互交換有價值的鋼鐵製造技術與技能,但要求合作夥伴就此必須作出有效承諾｡
對此,我們要正視企業技術創新強度與行業集中度之間存在的線性正相關關系(《鋼鐵產業發展政策》最核心的內容之一是讓中國前十大鋼鐵公司的產量佔全國總產量的比例在2010年和2020年前分別達到50%､70%),穩步提高科技投入(目前我國鋼鐵行業用於技術研究上的投入占不到年銷售額的2%)｡更要正視在多年來實施的所謂「以市場換技術」戰略中,存在「從存量技術到技術創新之間的邏輯斷層」的重大缺陷｡國內鋼鐵企業在與外資公司並購談判時,一定要在堅持自主創新成長戰略的前提下,堅持「應用一代､試制一代､研究一代､規劃一代」原則,著眼於我國能源､交通､汽車､輕工､機電､建築等國家支柱產業對高性能､高難度「優､特」鋼鐵產品的發展需求,用國際上通用､規范的合同方式有效鎖定外資擁有的先進製造技術,盡量規避並購後的鋼鐵製造技術仍滯留在跨國公司全球價值增值鏈條中低水平層次情形的發生｡要改進引進方式,逐步改變我國多年來基本以成套引進硬體設備為主,對軟體技術及消化､吸收和創新缺乏重視和統一管理的局面,避免出現鋼鐵產業「外大內空」的危機(即大而不強､多而不優)｡換言之,國內鋼鐵企業尤其是國有特大型鋼鐵企業要避免將境內外資合作企業在國內加工生產的「本土化」,混淆於內資企業已經掌控核心自主研發技術的「國產化」,進而忽視對自身自主創新直至核心競爭能力的有序培育｡
三､關於跨國公司法人治理
跨國並購帶來增量外資流入,有利於國有鋼鐵企業實施股權多元化,改進公司治理效率,在一定程度上解決技術落後､管理不善､決策效率低等問題｡但是,對於具有戰略產業地位的我國鋼鐵產業中的國有特大型企業來講,卻又肩負著一個如何發揮國有經濟影響力､控制力､帶動力的歷史重任｡這是因為國有鋼鐵老企業承載著幾十年､幾代人積累起來的技術和組織能力(有些則屬於「民族自主知識產權」范疇),以及豐富的廉價原料(大多擁有自有礦山甚至稀有金屬礦山)和訓練有素的勞動力資源｡
從現有的跨國公司組織邊界的研究文獻來看,跨國公司治理實際上是一個擴展的公司治理邊界,由此引發了一系列公司治理問題｡具體指:跨國公司日趨緊密的一體化,導致了母子公司界限的模糊化(在跨國公司構建的多級所有制結構里,其獨立的子公司「控制公司」和非獨立的子公司「受控公司」的界限變得越來越模糊)｡這使得國際法律體系在確定跨國公司責任時面臨種種沖突,其結果是更多地依靠公眾輿論和公司社會信譽作為促進跨國公司的母公司承擔其全球各子公司責任的驅動力量｡
外資公司參股國內鋼鐵企業後,目標公司變成外資公司的參股子公司(受控公司),由此拓展了外資公司自身在全球范圍的法人治理邊界｡這種並購後形成的受控公司,雖然在東道國進行運營(我國法律對其組織架構､權利和義務關系都有相應的限定),但其同時受控於國外母公司的事實又意味著這一受控公司具有某種「國外」性質｡即跨國公司通過將特定工作的責任分屬不同單位的網路體系,讓其為整個跨國公司體系行使著某些職能;跨國公司在全球經營中的技術與管理技巧和知識積累可以通過受控公司在並購後的公司股東會､董事會中發揮作用(外資公司作為第二股東已足以發揮重要決策影響作用)｡
不難推斷,在我國鋼鐵企業的社會責任體系尚不完備､市場要素特別是資本要素不健全､公司出資人尚未真正地完全到位及法人治理結構有待規范的現實條件下,如何按照新近修訂的《公司法》對新組建合資公司的法人治理開展有效運作,合理界定並購後新建公司的治理邊界,繼續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確實是個新課題,也大有可為｡此外,借鑒美國上世紀30年代制定的《反托拉斯法》､設立外國投資委員會等做法,健全我國對外資並購和壟斷的法律法規制度,對跨國並購開展系統的評估和審查,也顯得尤為必要｡
四､關於公司員工解僱
並購與解僱的關系,目前業內人士較為傾向於所有權變更對勞動力的需求有著直接的負作用(友好和敵意並購均是如此)｡這與近些年國有企業精幹主體､分離輔助過程中減員不增效或難以增效頗有相近之處｡
相對於國內鋼鐵企業而言,跨國公司組織邊界的擴展和演變,導致了利益相關者(股東､目標公司員工､高層管理者､市場用戶､被引進外資政績主導的相關政府和監管部門等)邊界的擴大｡這在我國作為世界最大的鋼鐵生產國(1996年至今已有10年)､最大的鋼鐵消費國､最大的鋼鐵凈進口國和最大的鐵礦石進口國等「四個世界第一」現實背景下,尤顯突出｡為了利用不斷變化的比較優勢,建立有競爭力的價值鏈結構,外資公司在並購後對合資公司生產區位進行持續調整和再配置應屬情理之中的事情｡但在我國目前正在構建和諧與節約型社會､就業壓力較大､目標公司監管部門(國資委)國有資本經營預算體系尚未構建以及企業非主營業務等存續問題缺乏更低成本託管處理辦法等現實情況下,並購､整合過程中對目標公司原有相對臃腫機構､層級的削減,將不可避免地給企業員工造成不利影響,由此與目標公司工會組織(我國實現民主政治的基層組織)就勞資關系開展更加務實的公司級協商(談判)就成為一種現實選擇｡雖然外資公司有著根據東道國的體制､法律和慣例調整自身政策的豐富經驗,但如何根據我國國情最大限度､穩妥地同目標公司核心員工保持良好合作關系,且視目標公司所在城市社會經濟發展程度(在我國75家重點鋼鐵企業中,有26家建在直轄市和省會城市,34家建在百萬人口以上大城市)支付由於減員帶來的相對昂貴的改革成本,安撫員工情緒資本,的確是個棘手的問題｡比較理想的狀態是:「讓目標公司管理者､技術人員､工人以公平的價格購買國有資產,然後再讓這個完全自主的企業與跨國公司進行合資談判」｡此外,外資參股公司還要認真面對其它利益相關者(如目標公司內的黨組織等)提出的要求,以及外資公司與目標公司兩者間內部培植多年的企業文化整合要求等等｡

『貳』 允許外資注入會對股票有什麼影響

目前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金融改革正在穩步推進，但是到目前為止，我國依然是外匯管制國。也就意味著國外的資金不能自由進去中國，包括我國的金融市場，不許經過特定的渠道，也就是我們大家所熟知的QFII、RQFII等，在市場環境相對穩定的情況下，進入股市的資金量增多，交易會更活躍，對大盤是利好的，對個股影響不明顯。

『叄』 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對我國股市的影響

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對我國股市的影響，除開輿論導向和政府直接干預外，其主要、有效地途徑是從緊縮銀根入手的，也就是利用後壁政策來調控股市的，就此問題論述如下：
一、貨幣政策工具可分為以下三類：
（1）常規性貨幣政策工具，或稱一般性貨幣政策工具。指中央銀行所採用的、對整個金融系統的貨幣信用擴張與緊縮產生全面性或一般性影響的手段，是最主要的貨幣政策工具，包括存款准備金制度，再貼現政策和公開市場業務，被稱為中央銀行的「三大法寶」。主要是從總量上對貨幣供應時和信貸規模進行調控；

（2）選擇性的貨幣政策工具，是指中央銀行針對某些特殊的信貸或某些特殊的經濟領域而採用的工具，以某些個別商業銀行的資產運用與負債經營活動或整個商業銀行資產運用也負債經營活動為對象，側重於對銀行業務活動質的方面進行控制，是常規性貨幣政策工具的必要補充，常見的選擇性貨幣政策工具主要包括：證券市場信用控制、不動產信用控制、消費者信用控制。

（3）補充性貨幣政策工具，除以上常規性、選擇性貨幣政策工具外，中央銀行有時還運用一些補充性貨幣政策工具，對信用進行直接控制和間接控制。補充性貨幣政策工具包括：
①信用直接控制工具，指中央銀行依法對商業銀行創造信用的業務進行直接干預而採取的各種措施，主要有信用分配、直接干預、流動性比率、利率限制、特種貸款；
②信用間接控制工具，指中央銀行憑借其在金融體制中的特殊地位，通過與金融機構之間的磋商、宣傳等，指導其信用活動，以控制信用，其方式主要有窗口指導、道義勸告。

07年度下半年國內面臨物價上漲，通脹壓力加大的危機，其原因是：
1、供需失衡，比如食品行業 這是需求拉動型的通脹 ；
2、成本拉動，比如原油鐵礦等國際價格上升，國內這些行業的價格上漲；
3、國內投資過熱，大量流動性流向樓市股市，流動性過剩導致通脹壓力加大；
4、國際貿易失衡，巨額順差的長期存在，外匯占款嚴重，RMB投放過多；
5、RMB升值預期使得大量國際資本流入國內；

08年度國家採用的貨幣政策，在治理物價上漲主要表現在：
1、通過信貸結構調整 推動產業結構調整。
大力發展農業 尤其是集約型農業 提高農產品產量 加強信貸支持三農的力度；
堅決執行節能減排 限制「兩高」行業的發展 鼓勵新能源新技術的發展 以減少對國外能源資源的依賴 發展綠色信貸；減少對房地產業的貸款，抑制樓市的漲幅過快，使其健康穩定發展，防止經濟泡沫；
2、控制信貸規模 加強額度管理 控制流動性。
緊縮性的貨幣政策正在執行，上調存款准備金率、利息、發行央票等等，回收流動性優化信貸結構，多向中小企業、新興行業企業傾斜，以消化掉相對過剩的流動性；
3、通過稅收等財政手段以及匯率手段來改善國際貿易失衡局面，如降低出口退稅率，升值人民幣等，改變巨額順差的局面，減少外匯占款，改善流動性過剩局面；
08年度通過這些財政政策的調控，物價的膨脹得到較好的抑制，樓盤的價格也有大幅度回落，雖然調控也帶來一些負面的影響，如股市大跌、中小企業貸款困難，導致國民經濟發展速度下降，但對應通貨膨脹來說還是利大於弊的。
以上資料希望對你有幫助。

『肆』 在當前國際金融環境下,談談你對我國資本與金融項目開放的理想和態度.

全球金融一體化對我國的影響及對策 提要： 經濟全球化已經構成當代世界經濟發展最主要的趨勢性特徵，作為推動這一趨勢的兩股主要力量，跨國公司的全球投資以及全球資本的跨國流動也引起了普遍關注。人們常常把前者稱之為生產一體化(或全球化)，把後者稱之為金融一體化，其中又以金融一體化的發展尤為引人注目。概括地說，．當前的金融一體化趨勢有幾個比較明顯的特徵：一是金融市場的一體化程度加深。各個地區之間的以及全球不同類型的金融市場相互貫通，聯系密切，金融風險的「傳染」效應增大。二是私人資本流動成為國際資本流動的主力，大約佔全球資本流動的3／4，其中相當大一部分流向了新興經濟地區。三是跨國銀行呈現出「全能化」發展趨勢，業務趨於綜合化。四是大規模的銀行兼並風起雲涌，僅1999年就發生了七起大規模的金融機構兼並案(王雪冰，2000)。我國當前正在通過不斷的改革與發展謀求融入世界經濟、貿易和金融體系。全球金融的一體化在給我國的金融業帶來機遇的同時，也將帶來挑戰，因而有必要結合我國金融開放的進程，認真分析，提早應對。 一、全球金融一體化進程中的中國金融業 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為我國的經濟發展注入了持久的活力，使其成為世界上增長最快、並且最具增長潛力的經濟體。1978年～1999年我國的實際GDP增長速度創下了世界之最，20年間經濟規模增長了6倍，而同期世界經濟僅增長了2．2倍。按購買力平價計算，1998年我國GDP相當於發展中國家的30．1％，全世界的12％。按匯率折算，佔世界的3．2％。商品與服務出口總額佔到了發展中國家的17．5％，全世界的3．1％(見表1)。由於改革與開放並行不悖，成功的對外開放政策大大提高了我國經濟的外向化程度，使其越來越深地融人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之中。1979年～1998年問，全世界出口額增長了3．3倍，而我國的出口增長了13．5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1999；《1999／2000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1998年中國出口總額為1838億美元，佔世界出口總額的3．4％，成為世界第9大出口國。1999年我國出口總額進一步增加到1949億美元，較上年增長了6．1％。得益於勞動力成本優勢及巨大的市場潛力，中國成為對外國直接投資最具吸引力的國家。1997年中國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為452．6億美元，僅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位。1998年增加到了454．6億美元，1999年為404億美元。1999年中國的進口、出口和FDl分別占當年GDP的16．73％、19．67％和4．08％(見表2)。與此同時，我國的境外直接投資也在穩步增長。我國經濟呈現出越來越明顯的國際化趨勢。 在貿易和投資的帶動下，我國的金融業也開始逐步融人世界金融體系。1980年4月中國恢復了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成員資格，同年5月恢復了在世界銀行的地位，隨後又成為國際清算銀行的成員。這標志著我國已經是現存國際金融體系的重要參與者。但由於市場開放程度不高，在1996年我國實行人民幣經常項目下的自由可兌換以前，全球金融一體化對我國的影響尚不明顯。1996年以後，國際金融體系對中國國內金融和經濟的影響開始加深。通過不斷引進外資金融機構、開放B股股票市場以及越來越多的海外借款和債券發行，國內金融市場間接地將自己與國際金融市場聯系起來。從目前與WTO各締約方談判的進展情況看，我國有望於年內加人WTO，金融市場的開放也會隨之加快。預計到2020年，中國有可能全方位地融入全球貿易和金融體系。屆時，中國與國際金融體系的聯系將會更加直接和密切。 (一)銀行業 近二十年來，遵循穩妥、有序的原則，我國逐步擴大了銀行業的對外開放。從1981年引進第一家外資銀行以來，外資銀行在華業務一直處於健康發展狀態。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我國金融的對外開放並沒有因此而放慢。1999年3月，中國人民銀行又取消了對外資銀行的地域限制，允許其在中國境內所有中心城市設立分支機構。7月，又進一步擴大了上海、深圳外資銀行經營人民幣業務的范圍。 我國銀行業的對外開放政策取得了明顯的成效。統計表明，截至1999年4月末，我國境內共設立外國銀行分行154家，當地注冊銀行13家(含合資銀行7家，獨資銀行6家)，外資財務公司7家，外國銀行代表處257家，幾乎匯集了世界上所有最有實力的大銀行。這些在華外資銀行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其中上海、深圳分別佔47％和14％。截至1999年10月底，外資銀行資產總額為313．36億美元，其中貸款總額為222．49億美元；負債總額為286．11億美元，其中聯行及附屬機構來賬206．69億美元，佔72．24％，存款為49．97億美元，佔17．74％，資本(或營運資金)為26．93億美元。外資銀行已經成為中國金融市場上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在促進中國經濟、金融發展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二)保險業 與快速開放的銀行業相比，中國保險業的開放相對謹慎一些。從外資保險機構的設立情況看，自1992年美國國際集團成為首家獲取在華營業資格的外資保險公司以來，外資保險公司一般以每年1?2家的速度進入中國市場。截至1998年底，7年來總共批准了12家外資保險公司的營業性機構，但開放區域僅限於上海、廣州兩個城市。1999年4月5日，中國一次批准了美國丘博保險集團、美國恆康相互人壽保險公司、英國保誠保險公司和加拿大永明人壽保險公司等4家外資保險公司進入中國市場，在華外資保險機構達到了16家。從保險業務來看，1998年，國內保費收入1247億元人民幣，其中外資份額為1％。 (三)證券市場 由於過分強調籌資功能，我國證券市場的一個主要特點即發行市場發展迅速，而交易市場發育緩慢。相應地，這一特徵也反映在證券市場的對外開放上。統計表明，截至1999年12月底，我國共有43家H股公司在香港聯交所發行股票和上市，有1家公司在紐約股票交易所發行股票和上市，有1家公司在新加坡交易所發行股票和上市。上述發行累計籌資119．76億美元，其中H股市值佔到了香港股市總值的1．26％(1998年底)(王雪冰，2000)。除此以外，我國還有49家紅籌股公司在香港聯交所上市(香港國際金融中心課題組，1999)。在國內股票市場，另有108家公司發行外資股B股股票(其中有27家只發行B股股票)，累計籌資47．45億美元(王雪冰，2000)。但與此同時，股票的流通市場卻發育緩慢。受證券市場自身發展階段、監管水平以及人民幣資本項目下不可自由兌換的影響，外國證券投資者及證券中介機構在進入我國證券市場時要受到嚴格的限制，外國證券投資者只能將外匯資金投資於B股市場。證券市場的不平衡開放態勢仍將持續一個較長的時期。 二、全球金融一體化對我國金融業的影響 金融開放已經使我國在吸引外資及促進經濟增長方面獲得了巨大收益。從長期看，逐步擴大金融開放，並最終融人全球金融體系不僅可以使我國繼續獲得這些收益，也有助於加快國內金融業的改革與發展，增強國際競爭力。不過同時也應看到，由於一體化是以全方位的高度開放為前提的，這一過程必然會使我國的銀行、保險及證券等相關行業在國內金融市場面臨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從業務、人才、管理等方面給我國金融產業的各個領域帶來直接沖擊，並將進一步對我國的宏觀金融調控和金融監管提出新的挑戰。因此，對我國的金融業而言，全球金融一體化既是機遇，也是挑戰。 (一)對銀行業的影響 從長期看，我國銀行業將從逐漸融入全球金融一體化進程中獲得多種收益，諸如有助於減少我國銀行業在國際市場准人方面受到的限制，有利於國內銀行拓展海外業務，實現跨國經營等。除此以外，最大的收益還體現在制度改革與制度創新方面。融人全球一體化一方面意味著我國的銀行業將要面對資金實力充足、管理先進、服務高效的國際大銀行的有力競爭，有助於從外部增強我國銀行業改革與發展的壓力和動力，加快我國銀行業的改革和現代化進程；另一方面也意味著我國的銀行業，包括中央銀行的監管方式，必須與國際標准接軌，有利於推進我國銀行業改革的規范化。但是從短期看，甚至從中短期看，這種融入並不是沒有成本的。我國銀行業的現狀是，雖然在經歷了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之後已經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銀行體制改革與發展的最終目標還遠未實現，許多深層次的制度性問題，如商業化程度較低，激勵機制扭曲，創新能力不強，不良資產比例高等，仍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許多方面遠遠落後於國際先進水平。差距懸殊下的市場競爭必然會給國有銀行帶來負面影響。 可以預見，一旦現有的各類保護性措施取消後，國內銀行業將出於非常不利的競爭地位： 首先，向外資銀行開放中資企業的人民幣業務不可避免。由於外資銀行的資金成本低、貸款開發能力強、貸款質量高，有可能導致大量效益好、講信用的優質客戶向外資銀行轉移，而效益和信用評級較差的客戶，以及一些政策性業務繼續留在國內銀行，出現「逆向選擇」的現象。這可視為對中資銀行的最大威脅。 其次，外匯業務方面的限制也將逐步取消。依託通過國際市場籌集低成本資金的優勢，外資銀行就能以較低利率對國內客戶提供外匯貸款，從而凸現其外匯業務的優勢，對國內銀行的外匯業務產生較大沖擊。 第三，人民幣業務的地域限制也將最終解除。目前，在華外資銀行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僅上海、深圳、北京三地就集中了在華外資銀行總數的70％。隨著人民幣地域限制的放鬆，外資銀行將會向更多的沿海城市擴展，加強對優質客戶的爭奪。 第四，在開放其他金融服務方面，外資銀行將居於壟斷地位。外資銀行在金融數據處理和咨詢服務以及混業經營方面具有絕對優勢，它們熟悉國際金融領域，長期分析國際金融形勢，注重市場開發，有豐富的市場競爭經驗，具備很強的技術和金融產品開發能力，尤其是在個人資信系統方面，能夠提供優良的服務。因此，在提供其他金融服務方面，外資銀行將處於壟斷地位。 最後，外資銀行出於開拓國內市場方面的考慮，將吸引走大批國內銀行界優秀的管理和專業人才，給國內銀行的經營管理形成一定的沖擊。 以上競爭格局必將對國內銀行業產生重大影響： 一是市場份額出現流失。我們可以比照加人世貿組織作一個簡單的估計。根據預測，中國加入WTO五年之後，外資銀行的外幣存款市場份額將上升到15％。人民幣存款的市場份額將上升到5％至10％(宮占奎，2000；王雪冰，2000)；其外幣貸款市場份額可超過1／3，人民幣貸款市場份額將達到15％左右；中間業務的市場份額很有可能超過50％；外資銀行將獲得絕大部分金融衍生產品交易業務以及投資銀行業務的市場份額。十年之後，外資銀行將佔有整個銀行業市場1／3的份額(王雪冰，2000)。 二是盈利能力下降。伴隨著中資銀行市場份額的縮小和優質客戶的減少，其盈利能力必然隨之降低，最終將影響到中資銀行的收益。如果考慮到中資銀行特別是國有商業銀行同時還肩負著沉重的歷史包袱，這種狀況將使中資銀行處於十分危險的境地。 三是影響中資銀行的流動性。資金來源逐漸從中資銀行分流到外資銀行，必將對中資銀行的流動性產生不利影響。鑒於中資銀行特別是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比例已經很高，流動性損失不僅會惡化國內銀行的風險狀況。甚至有可能對中資銀行的生存構成威脅。 (二)對保險業的影響 盡管我國保險業在改革開放後獲得了迅猛的發展，但與具有幾百年發展歷史的外國 保險業相比仍顯得十分稚嫩。1998年底，我國的保險深度(即人均保費)為12美元，列世界第60位；保險密度(保費佔GDP的比重)為1．57％，居世界第55位(胡穎,2000)。 此外，我國的保險業缺乏一個完整的包括代理人、經紀人、公估行在內的中介體系以及以「鬆散監管」為特徵的現代保險監管體系。國內各保險公司在經營機制、風險處理技術、科技運用水平、資金運用能力、產品創新以及售後服務等方面也遠遠落後於國際知名的保險公司。這種差距固然意味著國內保險公司可以通過融人國際保險市場，通過與國際大型保險公司展開競爭與合作而不斷增強競爭力，但同時也意味著非常不利的競爭地位。 與銀行業的狀況類似，從短期看，這種競爭劣勢也將導致國內保險公司業務流失，市場份額下降。由於我國保險業尚處於初級階段，市場份額的縮減將給民族保險業的長期發展帶來巨大壓力。同時，外資公司還將憑借其靈活的管理機制和優厚薪酬待遇吸引國內保險公司的高層管理人員，造成國內保險公司人才流失。除此以外，保險業的開放必將進一步促進市場主體以及保險業務的多元化，對中國現行的保險管理體制和監管制度提出更高的要求。 (三)對中國證券業的影響 與國際上比較成熟的證券市場相比，我國證券市場存在的差距是相當明顯的。這種差距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市場規模較小，資本市場的深度不夠。截至1998年底，中國股市市場價值佔GDP的比重還不足25％。而1996年美國的這一數字為115．6％，英國為151．9％，日本為67．2％。一些發展中國家，如韓國、泰國、墨西哥和印度也分別達到了28．6％、53．9％、31．8％及34．4％(周道許等，2000)。資本化比率低不僅說明了我國的證券市場仍處於初級階段，也反映了其較低的抗風險能力。 二是市場結構不合理。在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這兩大構成中，我國的證券市場過度偏重於股票市場，而債券市場又主要集中於國債市場。截至1999年11月，國內上市的企業債券僅有11支。這與發達國家形成了鮮明對比。1970年～1985年間，在美國，債券融資額約為股票融資額的10倍(深交所，1999)。 三是市場分割嚴重。比如A股、B股的割裂；國家股、法人股、個人股的割裂；產權交易市場與證券市場的割裂等。市場割裂嚴重破壞了證券市場的完整性和統一性。 四是市場流通性不夠。目前，國家股、公有法人股的流通問題仍然沒有解決，A股中60％一70％的股票是不能流通的。 五是各市場主體行為的高投機性。國有企業傾向於上市「圈錢」；券商負盈不負虧，違規操作，過度承擔風險。個人投資者追漲殺跌，盲目跟風。整個證券市場呈現出高風險的特徵。 六是中外證券中介機構在競爭實力上差距懸殊。國內證券中介機構在經營管理機制、服務水平、創新能力、資金實力等方面遠遠落後於國際知名的證券中介機構。單從資產規模來看，目前我國最大的證券公司??國泰君安的總資產大約300億元。而1998年末，美林證券公司總資產達2998．04億美元，摩根斯坦利的總資產更高達3175．90億美元。它們任何一家券商的資產規模，比我國全部的90家券商的資產總和還大出許多(周道許等，2000)。競爭力之懸殊顯而易見。 上述問題決定了我國證券市場還遠遠不能適應對外開放的要求。在條件不成熟時過快開放資本市場，將會導致一系列消極後果。發展中國家在金融自由化過程中所遭遇的一系列金融危機，特別是1994年發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機以及1997年發生的亞洲金融危機，就是這種後果的集中體現。但差距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無限期地推遲證券市場的開放進程。這不僅不符合金融一體化的總體趨勢，也不利於我國證券市場自身的發展。在這個意義上，金融全球化實際上意味著對我國證券業發展與規范的更高要求。 (四)對我國貨幣政策的影響 全球金融一體化將促使我國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更多地依賴於市場手段，加快實現宏觀調控方式從直接向間接的轉變。但從近期看，鑒於我國的經濟轉軌仍要持續一個較長的時期，金融一體化將對我國既有體制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產生不利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貨幣政策控制力減弱。相對於國內銀行，貨幣政策對外資銀行的控制能力要弱些。外資銀行的資金來源主要來自國外金融市場，它們受利率管制、窗口指導信貸政策等貨幣政策的約束很小。當國內貨幣政策的意圖發生變動時，它們會通過轉向國外市場加以規避。這必然會縮小貨幣政策的直接覆蓋面，使貨幣政策的作用發生「泄漏」，弱化其政策效果。 二是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有效性減弱。目前，我國貨幣政策是以貨幣供應量為中介目標，但是我國現在的貨幣供應量統計遺漏了兩項內容：一是國內金融機構外匯存款；二是外資金融機構存款。這兩項內容所涉及的金融業務量(以資產度量)占國內全部金融業務量的14％，對貨幣供應量中介目標的實現會產生一定的影響。並且隨著外資銀行業務量的擴大，這種偏差也會隨之放大。另外，隨著金融機構多元化及其業務多元化的發展，微觀的貨幣需求模式也會隨之發生變化。而金融創新的發展，利率市場化壓力的增大也都會削弱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目標的有效性。 三是部分貨幣政策工具的效率有所減弱。我國現行的主要貨幣政策工具有公開市場操作、利率管理、准備金制度、再貸款、再貼現等。金融開放除了有助於增強第一項工具的效果外，對其他政策工具都有抵消作用： 首先是利率管理的有效性減弱。外資銀行外匯貸款利率基本不受中央銀行管制，外資銀行業務量佔比的增加實際上意味著不受利率管制的金融業務量越來越大。結果必然會減弱央行利率管理的有效性。 其次是存款准備金調整的效率弱化。外資銀行在中國境內的貸款通常不受其存款來源的制約，它們可以從國際金融市場獲得資金，因此，就總體來言，外資銀行的發展傾向於削弱准備金制度的有效性。 最後是再貸款、再貼現機製作用下降。這些政策工具對國內銀行業的資金支持具有積極作用，但對外資銀行的調控作用不大。 四是貨幣政策的外在約束增強。國際金融機構的介入，將使貨幣政策的對外依賴程度有所增加。這樣，中央銀行在決定貨幣政策時，需要密切關注國際金融市場的變化情況，尤其是主要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貨幣政策的取向，採取相應對策，以便將外資銀行對貨幣政策的不利影響減少到最低程度。 (五)對金融監管的影響 在全球金融一體化的大背景下，金融市場以及金融機構的發展會更加迅速，金融創新也更加活躍，對我國的金融監管是一個嚴峻挑戰：(1)多元化的金融機構不斷對其金融產品進行分拆組合，創造出新的金融工具。歷史的經驗表明，金融創新常常是作為金融監管的對立面而出現的，並且是推動金融監管發展變化的主導力量。(2)混業經營的程度越來越深，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相互交叉的情況越來越普遍，彼此之間的界限更加模糊。如何對金融機構的整體風險進行全面監管至今仍然是個世界性的課題。(3)巨型金融集團應運而生，它們的業務范圍更廣，金融品種更多，機構設置遍及全球。如何對這些金融集團進行有效監管需要更高層次的國際合作。(4)一些傳統的注重隔離風險的「防火牆」措施已逐漸失去作用，國際金融市場風險不僅可以在世界范圍內迅速轉移和傳播，同時還具有倍數放大作用，破壞力更大。作為這些挑戰的一個集中展示，對沖基金在亞洲金融危機中所表現出的高舉債、極度投機和不受監管就是一個生動事例。考慮到我國的市場化進程還不夠深入，金融監管仍然出於從計劃到市場、從傳統到現代的轉變過程之中，高效的監管體制尚未形成，監管當局的監管能力還相當有限，挑戰不言而喻。 三、面對全球金融一體化的對策 針對全球金融一體化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我們應該未雨綢繆，積極准備，以趨利避害，加快我國的經濟發展和金融現代化進程。這要求我們除了要積極審慎地擴大對外資金融機構的開放外，更重要地是要採取切實措施加快我國金融業的健康發展，改善貨幣政策的調控機制，提高金融監管水平。 (一)加快實現國有銀行的商業化進程，增強國際競爭力 首要任務是理清產權關系，建立有效的銀行法人治理結構，加快國有商業銀行的商業化改革。與此同時加快進行不良資產重組。實現銀行的資產重組可以通過成立資產管理公司的方法，剝離和處置不良資產。需要強調的是，存量不良資產的處理固然是一個方面，但更關鍵的問題是防止邊清理邊產生，甚至新增速度超過化解速度。這意味著銀行自身的改革無論如何都是最根本的。 其次是加快形成有效的競爭機制。工、農、中、建4大國有商業銀行無論從資產數量、人員數量、營業網點還是從業務份額上都在我國銀行業佔有絕對比例。這樣的壟斷機制既不利於通過競爭提高商業銀行的經營效率，也不利於中央銀行的間接調控。因此，可以考慮通過適當放鬆市場准人的方法，引進外資銀行，發展區域性銀行以及面向中小企業的中小銀行，以培育新的競爭主體，加強市場競爭。 第三是對國有銀行現有的組織機構進行調整，撤並無效機構，清理包袱，提高競爭力。國有商業銀行改革進展緩慢的一個相當重要的原因就是機構臃腫，冗員太多。截至1998年底，工、農、中、建4家國有商業銀行累計擁有機構14．4萬個，金融從業人員近167萬人(見表3)。以機構和人員論，堪稱世界之最。其中中國工商銀行更是以其員 工數量之巨堪稱世界銀行之最。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比例是冗員，非業務部門人員的比例超過1／3，而在華外資銀行的這一比例只有1／10，差距顯而易見。機構臃腫、人浮於事嚴重影響經營效率。根據1999年第7期英國《銀行家》雜志的統計，盡管中國國有商業銀行的一級資本與世界上幾家最大的商業銀行差距並不很大，但是資產回報率卻相差懸殊。 第四是要建立合理的人才激勵機制。金融全球一體化的到來，將使國有商業銀行出現嚴重的人才流失，因而有必要改革國有商業銀行舊有的激勵機制。目前人才競爭的格局已經出現。外資銀行錢多人少，為網羅人才，不惜工本。初步估計，目前在北京和上海，外資銀行的高級管理人員中大約有1／3來自中資銀行，他們都是各個部門的業務骨幹。另有1／3來自外方，1／3來自海外歸國人員。這種格局已經為國有銀行的激勵機制敲響了警鍾。 如何才能建立合理的人才激勵機制?不外乎以下五個方面： 產權機制 市場經濟中拿什麼來承擔責任，拿什麼來承擔風險?靠的就是產權。用自己的財產來承擔投資風險的人，最有積極性關心投資收益。玩自己的錢和玩別人(公家)的錢不僅風險偏好不一樣，投資效果也截然不同。 經理市場在市場經濟中做老闆的畢竟是少數，絕大多數是打工族。為什麼這些沒有物質資本或物質資本不多的人也在玩兒命工作?靠的就是經理市場。經理市場說穿了就是人材市場，是給人材定價的一種機制。通過經理市場，優秀的專業人材就可以建立起自己的聲譽，衡量、顯示並且變現自己的人力資本。從最根本的意義上說，經理、醫生、律師、會計師、大學教授等職業的繁榮都是建立在經理市場的基礎上的。正因為有了經理市場，才會不斷涌現出類似李?亞科卡(曾任福特公司及克萊斯勒公司總裁)、傑克?威爾治(任通用電氣總裁)這樣的經營巨擘。 獎勵機制小到獎金、補貼，大到股票期權都可以視作獎勵機制。獎勵機制更加富於技術性，應用范圍最廣，方式更為靈活。 烏紗帽機制也就是官僚科層體制，這可以視為與經理市場平行的一種激勵機制。現階段國有銀行對高級經營管理人員的激勵和約束就主要靠這種機制。這種機制的好處是有助於避免在轉軌時期出現治理真空，缺點是對人材的定價信息不公開，不利於人力資本積累。 思想政治工作這一條可以視為當代中國對現代管理的一條貢獻。它不僅被歷史證明是我黨行之有效的重要法寶，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大體上說，建立國有銀行人才激勵機制可以從這五個方面著手，最終逐漸過渡到主要依靠前三種機制。

『伍』 外資持股比例增高對股價有何影響

外資一般看 中 價值投資，外資持倉的股基本面不會太壞，
外資不會頻繁操作，長期來說有維穩股價的作用
但外資比例一般都很少，很多是間接進入A股
對股價的影響佔比重較低

『陸』 發展股票市場對我國經濟市場影響

(1)可以廣泛地動員，積聚和集中社會的閑散資金，為國家經濟建設發展服務，擴大生產建設規模，推動經濟的發展，並收到「利用內資不借內債」的效果。

(2)可以充分發揮市場機制，打破條塊分割和地區封，促進資金的橫向融通和經濟的橫向聯系，提高資源配置的總體效益。

(3)可以為改革完善我國的企業組織形式探索一條新路子，有利於不斷完善我國的全民所有制企業，集體企業，個人企業，三資企業和股份制企業的組織形式，更好地發揮股份經濟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促進我國經濟的發展。

(4)可以促進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發展，特別是股份制改革的深入發展，有利於理順產權關系，使政府和企業能各就其位，各司其職，各用其權，各得其利。

(5)可以擴大我國利用外資的渠道和方式，增強對外的吸納能力，有利於更多地利用外資和提高利用外資的經濟效益，收到「用外資而不借外債」的效果。

『柒』 次貸危機對我國股市的影響

1、對海外「熱錢」的存量、增量、流向產生影響。國際金融市場流動性的收緊，會對股市中的海外「熱錢」的存量、增量、流向產生影響，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中國股市的走向。

2、使周邊市場繼續深度下跌，中國的投資者心態也會受到一定的沖擊。

3、出口企業受美國經濟衰退的影響 對於外貿依存度非常高的中國經濟來說，在內需的替代作用還沒有完全展開的情況下，如果有美國經濟衰退導致的世界經濟危機發生，中國很難獨善其身。

4、對企業的影響。金融危機的「寒流」，使虛擬經濟遭受重創之後，緊接著受影響的就是實體經濟。美國的通用、福特和克萊斯勒三大汽車廠，因受銷售下跌、財務惡化、市場佔有率下滑和信用評級不佳等影響，已轉向美國政府要求紓困，否則將被迫破產。

(7)外資融入對我國股票的影響擴展閱讀：

次貸危機從2007年8月全面爆發以來，對國際金融秩序造成了極大的沖擊和破壞，使金融市場產生了強烈的信貸緊縮效應，國際金融體系長期積累的系統性金融風險得以暴露。

預防金融次貸危機，調控政策必須順應經濟態勢，符合周期性波動規律;應在加強金融監管、健全風險防範機制的基礎上推進金融產品及其體系創新;應抓住有利時機，鼓勵海外資產並購，優化海外資產結構，分散海外資產風險。

『捌』 國務院發文促外資增長對股票有什麼影響

近日,國務院日前又印發一個重要文件——《關於促進外資增長若干措施的通知》。

《通知》涉及進一步減少外資准入限制、制定財稅支持政策、完善國家級開發區綜合投資環境、便利人才出入境和優化營商環境五個方面的22項措施。

《通知》指出，積極利用外資是我國對外開放戰略的重要內容。在具體措施中，《通知》提出，鼓勵外資參與國內企業優化重組、鼓勵外資參與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持續推進專用車和新能源汽車製造、船舶設計、支線和通用飛機維修、國際海上運輸、鐵路旅客運輸、加油站、互聯網上網服務營業場所、呼叫中心、演出經紀、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對外開放，明確對外開放時間表、路線圖等。

證券行業人士認為，此次國務院再次提出推進證券業對外開放，期待未來有更多合資券商加入證券行業，證券公司外資持股比例進一步放開。

所以國家上調外資持股比例從目前來講對中國股市是一把雙刃劍.

『玖』 外資對股票市場的影響

入世後各項開放政策的制定及實施正逐步推動國內證券市場開放格局的形成，2003年國內股市對外開放的程度將進一步提高。在證券經營機構向外資開放、外資並購國內上市公司、外資企業的發行上市以及外資以QFII的身份介入二級市場等方面開放的力度將會加大。外資對國內證券市場的全方位介入將給國內證券市場帶來深刻的變革。市場結構不斷完善，價值投資理念不斷強化，投資者將以國際化的角度來審視國內股市的發展，市場價值體系的結構性調整將繼續深化。此種結構性調整主要表現為股票市場價格分布的調整以及理順個股市值與上市公司基本面的匹配關系等。同時由於中國股市自身的特殊性，決定了國內證券市場與國際慣例接軌將會經歷比較復雜和較長期的過程。開放的市場格局也給各個市場主體提出了許多新的課題，如何適應開放的市場格局構建新的盈利模式是投資者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