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投資數學家和經濟學家
❶ 金融學家和經濟學家的區別
一、研究的領域不同
1、經濟學是一門研究人類行為及如何將有限或者稀缺資源進行合理配置的社會科學。
2、金融學從經濟學分化出來的，是研究公司、個人、政府、與其他機構如何招募和投資資金的學科。
二、內容不同
1、金融學大致有兩個方向，宏觀層面的金融市場運行理論和微觀層面的公司投資理論。
2、經濟學的概念中就沒有金融學的那麼明顯列出所學知識，金融學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
三、就業方向不同
1、經濟學業可以從事的行業會計學、財務、證券、期貨、投資、營銷、市場、銀行、金融、老師等。
2、金融學可以在商業性質的銀行，其中包括中國工商、建設、農業銀行等四大行和招商等股份制商行、城市商業銀行、外資銀行駐國內分支機構，證券公司，含基金管理公司；上交所、深交所、期交所等。
四、歷史起源不同
1、經濟學
人類經濟學起源於中國古代以經世致用為代表的價值觀，均富、損有餘而補不足為代表的平等觀，交相利、義利統一為代表的生產關系觀，通功易事為代表的貿易觀，農本工商末為代表的產業觀等等早期經濟思想。
中國古代早期經濟思想雖然比較零散，分見於不同的思想家，但從綜合來看比斯密《國富論》更完整系統，包含了人類經濟思想發展的所有萌芽；從人類經濟學發展的內在邏輯來看，包括斯密《國富論》在內的所有西方經濟學都是中國古代經濟思想的抽象發展。
中國古代早期經濟思想和後來西方經濟學的發展為中國經濟學實現更高層次的綜合、建構人類一般的科學經濟學體系打下良好基礎。
2、金融學
金融、金融學均為現代經濟產物。古代主要是農耕、農業經濟，主要是易貨和簡單的貨幣流通，根本不存在金融和金融學。
如在中國，一些金融理論觀點散見在論述「財貨」問題的各種典籍中。它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最早形成於西方，叫「貨幣銀行學」。近代中國的金融學，是從西方介紹來的，有從古典經濟學直到現代經濟學的各派貨幣銀行學說。
❷ 經濟學家炒股能不能賺到
真正的經濟學家應該明白一個道理：股票市場的期望值，也就是first moment是幾乎不可能被預測的到的。這一點，已經被無數多的金融經濟學家、計量經濟學家、統計學家、數學家從理論以及實踐方面證明了。
如果無法預測期望值，也就無法施行有效的投資策略。所以，一個理性的、真正的經濟學家都不應該一個人去隨便炒股。因為從長期來看，他不可能賺到錢。
但是你仍然能看到一些經濟學家在炒股。原因有以下幾點：
他有內部消息。千萬別小看內部消息，各大金融機構各大銀行之所以能在股市裡賺錢，主要是因為他們能比普通民眾更早的得到內部消息。這一點早已經被經濟學家證實。甚至有大量學者專門研究不對稱信息利益最大化，用來幫助大機構在有內部消息的前提下，最大化自己的利益。
他不是一個人在戰斗。不要笑。所有經濟學理論也證明了，無法對股票市場的期望進行預測。但這是建立在一個假設的前提下：在巨量的資本市場中，一個人的資金可笑到可以忽略的程度。但如果我控制的資金強大到可以左右市場的程度，這個假設也就不成立。而相應的數學理論和經濟理論也證明了，當我可以左右市場的時候，我是可以賺到錢的。所以，當經濟學家參與了可以影響市場的海量資金投資的時候，他也是可以賺到錢的。甚至有數學理論可以計算出，可以最大化利益的最優投資組合。股市裡所謂「莊家」的概念也從一個側面驗證了這一理論的可行性。
他不是一個真正的經濟家。他是一個不理性的傻子。其實這個原因佔大多數
一個沒有內部消息的個體經濟學家去炒股，和一個普通的小股民去炒股，結果是一樣的。長期來看，都是虧損的。但這就像賭博一樣，總有媒體和小道消息，傳說這一個神人可以通過自己所謂的分析和判斷，擊敗了市場，賺了大錢。然後無數的人蜂擁而至，試圖復制他的成功，到最後賠的一塌糊塗。
就算經濟學家能分析所謂的財報。但這個消息是所有人都能得到的。除非他能拿到別人沒有的信息和數據，否則一個經濟學家和一個普通人在炒股問題上沒有任何區別。
❸ 股票的問題，請真正的股票高手和經濟學家回答
說說其中幾個問題的個人感想。中國那麼多股民炒股為啥賠呢，就像你說得那樣，不知道看書不學習知識，這個是一個方面，另外就是不關心經濟和政治，第三賺了錢捨不得出倉，第四股市規定和管理不規范，違規的東西太多。這幾個原因，個人深刻以為第一第二是決定性因素。天底下有那麼好賺錢的事嗎？你不學習不吸取知識就想炒好股，真是貽笑大方。但往往很多人意識不到這個問題。居然還有人說自己看哪個股順眼就買哪個，那還不如買彩票，一下還能中500萬。
然後就是那些整天分析這個股那個股的股評人，有些是有本事的，有些就是瞎說。都漲成啥樣了你還在這里說，人家自己不會看啊？人家主力正在出貨呢還忽悠散戶買。這些往往都是要推銷炒股軟體或者莊家在發布消息操縱市場。上電視是為了迎合大眾，還能忽悠人賺錢從中得利，所以有些媒體的做法實際上是很不對的，在推波助瀾。
股市裡最大的對手就是自己。為什麼大部分人輸少部分人贏？就跟世界上80%的財富掌握在20%的人的手裡一樣。平庸的人總是大多數，尤其是那些連自己買的股究竟是做什麼的都不知道的人。錢99%多數被莊家賺了，剩下一點1%被高明的散戶賺了。
❹ 三個經濟學家和三個數學家思想感情
各不相同，經濟學家追求經濟前景發展，數學家追求的是精益求精。
❺ 儅數學家還是經濟學家好
數學家要耐得住寂寞，可能要默默無聞地工作好久才會出結果。而且除非從事「寬客」一類的工作才會有高收入；而經濟學家只要有一定能力，准確預測一次經濟危機，往往就會出名，而且收入相對高。
當然，這更多取決於你的興趣愛好和天賦了
❻ 三個經濟學家和三個數學家讀後感
三個經濟學家和三個數學家讀後感？
《三個經濟學家和三個數學家》讀後感
就是讀了《三個經濟學家和三個數學家》把具體感受和得到的啟示寫成的文章。所謂「感」，可以是從作品中領悟出來的道理或精湛的思想，可以是受作品中的內容啟發而引起的思考與聯想。
表達方式靈活，寫法不同於一般議論文，因為它必須是在讀後的基礎上發感想。
以「感」為主，聯系實際，寫深寫透。
讀後感正確格式：
第一部分，由讀而引出感。一般來說，這一部分要求簡明扼要、開門見山，千萬不要繞圈子，而是要用肯定的語氣概括地說出感受是什麼。
第二部分，具體談感受是什麼。，感受由淺到深，感受由心而發、發自內心，因此要自然真實，有感而發。
第三部分，把感受落實到自己的現實生活中去，聯系生活中的事例來談感受。具體說來，就是把自己在現實生活中的所作所為和文章中感動自己的人或事情做比較與對比，找出差距，找出不足，樹立學習的榜樣。
第四部分，文章的結尾，要對全文內容做個收尾總結，可以進一步抒發理想或希望與祝願。
❼ 請介紹幾個比較著名的經濟學家
一)經濟學
一、古典體系
在19世紀末之前，西歐無疑是近代經濟學成型和迅速成長的搖籃。從英國的配第到法國的魁奈，從斯密到薩伊，從李嘉圖到瓦爾拉，從屠能到西尼爾，從格森到古諾等等。而在1750－1870年這段時期，也就是從重農主義到瓦爾拉的一般均衡理論的產生這段時間，英國的「古典經濟學」實際上又成了近代的「經典」經濟學，在經濟思想史上占據著重要的位置。熊彼特好象說過，在這一段時期，英國形成了一個所謂的「斯密—李嘉圖—穆勒的古典體系」。當然，從更寬泛的意義上說，屬於這個「古典體系」的除了斯密、李嘉圖、穆勒之外，還應該包括象馬爾薩斯、馬克思等這樣偉大的經濟學家。作為古典的經濟學，後人對於什麼是古典經濟學的中心論題以及什麼又是古典的體系這樣的問題在經濟思想史上一直是存有爭論的。爭論的主要焦點是，如何評價斯密和李嘉圖的經濟學在「古典體系」中的相對地位？李嘉圖的經濟學是否繼承了斯密的「體系」？
首先，我們必須重視「政治經濟學」一詞在古典經濟學家那裡的重要意義。在古典的意義上，「政治經濟學」涵蓋了今天我們稱之為經濟學和經濟政策的全部內容。我所看到的許多文獻在涉及古典的政治經濟學的含義時都提到斯密在《國富論》第4卷的導言中所寫的一段話：「作為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務的科學分支，政治經濟學有兩個明確的目標：首先，它要為人們提供，或者更恰當地說，使人們能夠為自己提供豐厚的收入或生活資料；其次，向國家或全體國民提供足以維持公用事業的財源。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國富民強」。這段話後來也成為倫敦經濟學院的領袖人物萊昂·羅賓斯（L·Robbins）教授在《過去和現在的政治經濟學》（1976）一書中所倡導的研究傳統的基礎。
那麼，古典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到底是什麼呢？在斯密52歲完成的5卷本巨著《國富論》中，經濟學論述的問題的確是包羅萬象的，但斯密提出並論證的「自然的自由制度」（特別是自由貿易學說）經濟理論則在120年後的馬歇爾那裡轉換成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實質性架構。可是，現在幾乎所有的古典經濟學說史家都認為，李嘉圖的著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1817）的出版使斯密的經濟學體系發生了從概念、範式到重點的變化。例如，有的當代學者認為，斯密學派的英國古典經濟學在1817年以後的確要由「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來限定了，甚至還有「李嘉圖革命」之說。不過，正如熊彼特的觀點那樣，從英國古典經濟學的發展階段來說，李嘉圖的經濟學體系可能的確是從斯密到穆勒體系這條發展主線的一個小小的彎路。這一點在丹尼斯·奧布萊恩（D·O』Brien）1975年出版的著作《古典經濟學家》和1981年發表的論文「李嘉圖式的經濟學和李嘉圖的經濟學」中得到了發揮。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的「古典經濟學」條目下，著名的經濟思想史學家布勞格（M·Blaug）認真地比較了李嘉圖的經濟學體系和斯密體系的區別。他認為，好在李嘉圖的「彎路」很快就被糾正了，因為在1823年李嘉圖死後的10年內就基本上被他的「信徒們」拋棄了。因此，包括布勞格在內的不少人還是認為，古典經濟學的整體體系仍然是一致的。
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論述的問題比斯密的《國富論》要少得多。不僅如此，李嘉圖還沒有繼承斯密的關於價值（價格）決定的理論體系，而將注意力轉到了「分配問題」。沒有正確地把生產（價格）和分配問題統一起來的所謂「李嘉圖謬誤」，後來也成為熊彼特在《經濟分析史》（1954）中和芝加哥大學的富蘭克·奈特（F·Knight）在《李嘉圖的生產和分配理論》（1956）中對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進行批評的根本原因。可是，李嘉圖的這個「彎路」在英國古典經濟學說史上插入了一個所謂的「作為剩餘理論的古典經濟學」的話題。當然，也可以這么說，沒有李嘉圖的這個「彎路」，就沒有後來的馬克思的經濟學。如果我們把「剩餘產品」的生產和分配視為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的主線的話，那麼，正如布勞格所說的那樣，把馬克思列為最後一批「剩餘」的古典經濟學家也是恰當的。作為剩餘理論的繼承人，馬克思無疑從李嘉圖那裡學到了後者的分析範式。然而，馬克思創造性地發展了「剩餘價值理論」，這是他對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的超越。為《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撰寫「馬克思」條目的歐內斯特·曼德爾稱，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是他對（古典）經濟學最具革命性的貢獻，他發現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長期運動規律毫無疑問成了他最傑出的成就，19世紀沒有第2位作者能象馬克思那樣始終清醒地預見到資本主義怎樣運行、發展和改變世界。的確，馬克思首先是一位預言家和社會學家，他的經濟學始終在充實他的社會學框架。在這個意義上，我更欣賞熊彼特在著名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1942）中對「作為經濟學家的馬克思」所作的這樣的高度評價：「作為經濟學家，馬克思首先是一個博學的人。馬克思作為一個作家，我一直稱他為天才和預言家，而我認為有必要突出上面這一點，這似乎有點奇怪。然而，意識到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天才和預言家通常不是在某一專門的方面很傑出，正是因為他們不是某主面的專家，因而具有獨創性。但是，馬克思的經濟學中沒有什麼能說明他缺少作為學者的素質，或缺少理論分析技術方面的訓練。他是一位貪婪的讀者、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很少遺漏重要文獻。他消化他讀過的所有東西，深入思考每一個事實，懷著熱情爭論不尋常的問題的細節，他習慣於透視包含整個人類的文明和延續發展的歷史。或批評，或反對，或採納，或綜合，他對每一個問題總是要探索透徹。最突出的證明就是他的剩餘價值理論，這是理論方面的里程碑」。
不過，提起「作為剩餘理論的古典經濟學」，特別是李嘉圖式的經濟學，我們也不得不提及本世紀年輕的劍橋大學的斯拉法（P·Sraffa）所作的卓越貢獻。在劍橋，他是和數學家兼經濟學家的年輕的拉姆齊（F·Ramsey）和馮·諾伊曼（J·Von Neumann）一樣僅靠3篇論著而成為名聲大噪的偉大經濟學家的天才。特別是，他於1960年出版的僅99頁的小冊子《用商品生產商品》可謂開創了一個把斯密、李嘉圖和馬克思結合為一體的「古典結構」。這種結構復興了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剩餘產品」的分析範式，以至於人們今天乾脆把古典經濟學稱為「斯拉法體系」。
二、劍橋遺風
「斯拉法體系」也許可以為英國古典經濟學劃上一個圓滿的句號，但斯拉法的出現則勾起我對美麗劍橋的回憶。150年來，這里曾活躍著馬歇爾、庇古、凱恩斯、斯拉法、拉姆奇、米德、羅賓遜夫人、哈羅德等一代代傑出的經濟學家，這使劍橋堪稱現代經濟學的搖籃。
1929年5月，經濟學家庇古在一次演講中說到，我們最近先後失去了劍橋的馬歇爾和牛津的埃奇沃斯（F·Edgeworth），他們倆毫無疑問是近30年來英國乃至世界上最偉大的經濟學家。的確，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中，有關馬歇爾和埃奇沃斯的條目都多達20頁以上。馬歇爾作為所謂「劍橋學派」的創始人，他的《經濟學原理》（1890）和《工業與貿易》（1919）完成了經濟學從古典的「斯密—李嘉圖—穆勒」模式向現代模式的轉換，成為現代西方正統經濟學的基礎之作。在馬歇爾之前，歐洲的經濟學特別由於法國的瓦爾拉（M·Walras）、古諾（A·Cournot），德國的屠能（J·Thunen）和英國的傑文思（W·Jevons）等經濟學家在轉換穆勒的結構和研究範式方面肯定對花去馬歇爾20年心血的集大成之作《經濟學原理》影響不淺，但馬歇爾仍然代表一個時代的開端。馬歇爾的「原理」建立了一個較為成熟的經濟學的「靜態學」分析範式（這就是我們現在耳熟能詳的局部均衡分析法）。熊彼特在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出版50周年的紀念文章中說，從根本上說，與其說馬歇爾創造了還不如說他熟練地掌握了一種分析的工具，它不是一個具體的真理，而是一個去發現真理的「 機械」。另外一點值得一提的是，馬歇爾也應該是現代計量經濟學的引路人。盡管我們都注意到，在他的《經濟學原理》中並沒有使用大量的數學和統計學，但正如許多經濟學家後來指出的那樣，他的「原理」是以數學為基礎的，他把數學這個偉大的工具隱藏起來了。
馬歇爾對經濟學的另一大貢獻可能就體現在他手下造就出來的一大批弟子了。從真正的意義上來說，這是馬歇爾最重要的貢獻。庇古自然是馬歇爾最得意門徒和「劍橋學派」的繼承人，他還是現代福利經濟學的開創者之一。事實上，馬歇爾的經濟學是由庇古在劍橋為學生講授並大力傳播的。凱恩斯是馬歇爾和庇古的學生中不算最突出的一個，但毫無疑問，凱恩斯是當代最具影響的馬歇爾的弟子。
凱恩斯對經濟學的貢獻起源於他長期形成的貨幣思想的一系列發展。他在13年的時間里完成了代表他思想發展三個階段的重要著作：《貨幣改革論》（1923）、《貨幣論》（1930）和《通論》（1936）。《通論》是一部把貨幣理論過渡到「宏觀經濟學」的革命性的著作。對於《通論》在經濟學說史上的意義的評價，我想再也沒有帕廷金的下面這段話更合適的了：「在《通論》中，我們又重新找到了真正的凱恩斯。這里（正如凱恩斯許多的著作和文章一樣）是這樣一個先知的鼓舞人心的聲音，他發現了一個新的真理，並且確信只有這個真理能挽救一個深深陷入各種危機與痛苦之中的世界。這是直接為了勸說全世界的經濟學家皈依新的教規和向錯誤的先知們作斗爭而發出的一種清晰而又雄辯的聲音，因為後者們剛愎自用地堅持早已被凱恩斯否定了的古典神話中的種種錯誤的教誨。這就是凱恩斯的著作和文章不但因其重大的科學成就，而且也因為其成為每個經濟學家所繼承的一部分文獻遺產而聞名於世的情況。還有誰不知道『在長期，我們都死了』（《貨幣改革論》，第56頁）這句話？還有誰不知道，『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的思想，不管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其力量之大，往往超出常人意料。事實上，統治這個世界的就只是這些思想。許多實踐家自以為絕不受任何知識的影響，卻往往當上了一些已故經濟學家的奴隸。執政的狂人，自稱聽到了上帝的指示，實際上卻是從若干年前一些學術界劣等作者那兒拾取了一些怪誕的想法……比起思想的逐漸侵蝕力來，既得利益的勢力被過分誇大了。』」②
可是，凱恩斯的《通論》的寫作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在一個被稱為「劍橋園地」的具有傳奇色彩的氛圍中完成的。在20年代，埃奇沃斯去世後，凱恩斯擔任了英國著名的《經濟學雜志》的主編，並傾心於《貨幣論》的寫作。就是在這個時候，凱恩斯誠心地把曾向馬歇爾發難的義大利青年經濟學家斯拉法請到了劍橋。事實上，已經50歲的凱恩斯和一批25歲左右的劍橋同事和青年新秀組成了劍橋學術俱樂部的重要成員。在這個俱樂部里，除斯拉法之外，還包括拉姆齊這位年輕卓越的數學家和經濟學家，還有凱恩斯的得意門生卡恩（R·Kahn）和卡恩的大學同學羅賓遜夫人（J·Robinson）、以及後來大名鼎鼎的哈羅德（R ·Harrod）和曾榮膺過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米德（J·Meade）。
提起拉姆齊，他傑出的才華和英年早逝（26歲）給這位劍橋的數學家的後代蒙上了神秘的色彩。拉姆齊與著名的數學家和博弈論專家馮·諾伊曼同生於1903年，每個人都只寫了一生中最有價值的3篇論文。拉姆齊的這3篇論文分別是討論主觀概率與效用的「真理與概率」（1926）、討論最優稅收的「對稅收理論的一個貢獻」（1927）和討論單一部門最優增長的「儲蓄的數學理論」（1928）。他的後兩篇論文均發表在由凱恩斯任主編的《經濟學雜志》上。「對稅收理論的一個貢獻」實際上開創並奠定了現代稅收理論的基礎，但一直到1970年，拉姆齊的這一論文才得以普遍的重視，這主要歸功於鮑莫爾（W·Baumol）教授等一批學者在70年代對規模經濟顯著行業的定價問題的集中研究。鮑莫爾還以「拉姆齊定價」為條目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詞典》中介紹了拉姆齊的這一重要貢獻。另外，在拉姆齊的這篇論文發表70年以後，從牛津剛轉入劍橋任教的米爾利斯（J·Mirrlees）教授因為發展了這一最優稅收理論而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拉姆齊的第3篇討論儲蓄的論文被凱恩斯在為拉姆齊撰寫的逝世訃告中稱為「對數理經濟學所作過的最卓越的貢獻之一」。
在「劍橋園地」，還有一位傑出的經濟學家羅賓遜夫人。她1922年入劍橋念經濟學，當時馬歇爾還健在，但主要是庇古給學生講授馬歇爾的經濟學。可以說她是馬歇爾、庇古和凱恩斯的學生。但同時也還是斯拉法、卡爾多（N·Kaldor）和卡萊斯基（M·Kalecki）的摯友，他們對馬克思的《資本論》有很深的研究。1928年她開始在劍橋工作，研究經濟學。她是「劍橋園地」的積極參與者。這個「園地」的定期討論會在30年代實際上正在孕育著凱恩斯的《通論》的初稿。羅賓遜夫人1933年出版的《不完全競爭經濟學》使年輕的她一下子走在了經濟學的最前沿。隨後她致力於對凱恩斯《通論》的闡釋和辯護工作。然而在30年代末，她與卡萊斯基的相遇改變了她後來對經濟研究的重點，也改變了她對馬克思經濟學的態度。她發現卡萊斯基已早於凱恩斯得出了後者的結論，而且卡萊斯基使用的是馬克思經濟學的語言。馬克思的整體社會觀深深吸引了她。1942年她出版了《論馬克思經濟學》，並於1956年出版了她開創性的、同時也可能使她最具影響力的作品《資本積累》。
人們今天為她沒有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而惋惜。曾經有人說，諾貝爾經濟學獎有兩大錯失良機的遺憾，而且都與羅賓遜夫人有關。一是它至今尚未授予一位女性經濟學家；二是它沒有授予羅賓遜夫人。然而，無論如何，作為「劍橋學派」的重要一員，她的個性正好驗證了文藝復興時代的義大利哲學家的一句話：如果真正追求真理，最好做一個持異見的學者。
三、古典主義的新世界
觀瞻數百年來經濟學思想史之演進和成長，我們會始終感受到一種強大的科學力量。是它的存在誘導並推動了一代代經濟學家恆久不懈的努力。沒有這種追求科學的精神，就沒有我們今天的經濟學面貌。80年代初，是馬克思的《資本論》和薩繆爾森的《經濟學》將我帶入經濟學的。當然，那時我們念的《經濟學》是高鴻業先生依照1976年的英文第10版翻譯過來的，而今天出版的已是英文第16版的中文版了。
薩繆爾森在為他的《經濟學》1948年第1版的紀念本所寫的前言中風趣地說：「看到中世紀的三個正在勞動的人，喬瑟問他們在干什麼。第一個人說：『我在掙錢，錢還不少』。第二個人說：『我在把石頭和玻璃雕刻成美妙的形狀』。第三個人則聲稱：『我在建一座教堂』。當我撰寫《經濟學》的第一版時，我實際上在同時做這三件事，盡管我當時並不知道」。的確，薩繆爾森的《經濟學》的成功是數百年來發展起來的經濟學的成功！作為在美國摘取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第一人（1970），薩繆爾森對經濟學的貢獻代表了過去的50年一代經濟學家在將馬歇爾經濟學體系的分析語言和圖式轉變成數理的推理方式方面所做的里程碑式的工作。薩繆爾森對數學在經濟學中的應用充滿信心和熱情。他25歲完成的博士論文於1947年出版，題為《經濟分析的基礎》，成為現代經濟學分析的經典。1966－1986年連續出版的5卷本《薩繆爾森科學論文集》（收入388篇論文）堪稱現代經濟學範式之非凡作品。
薩繆爾森成長的30年代，正是英國的「凱恩斯革命」和壟斷競爭理論的創新時期。薩繆爾森因之從芝加哥大學轉入了「合適的地方」——哈佛大學。在哈佛的5年學習以及後來在MIT的終身教職使薩繆爾森最終在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和美國的正統經濟學之間找到了一種「綜合」。然而，在薩繆爾森離開芝加哥時，弗里德曼、施蒂格勒這兩位後來先後於1976年和1982年榮膺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年輕人正在芝加哥念研究生，而且在30年代後期，芝加哥大學的經濟系正在形成以奈特和維恩那（J·Viner）為首的反對英國30年代的凱恩斯《通論》和壟斷競爭理論創新的「風格」。就是說，他們始終希望堅持凱恩斯之前的馬歇爾的「新古典經濟學」（據說是芝加哥大學的凡勃倫在1900年最先發明這個詞來描述馬歇爾的「劍橋學派」的），信奉自由市場制度和價格原理，後經西蒙斯（H·Simons）和德累克特（A·Director）等一代經濟學家的努力逐步形成了所謂的現代經濟學的「芝加哥學派」。
至少在40－50年前，甄別「芝加哥學派」的最好方式是看看它的教授們對培養經濟學博士的苛刻要求。這種要求博士的候選人必須通過關於價格理論的淘汰率很高的考試。掌握應用價格理論的能力是每個念經濟學的學生必須樹立的明確目標。芝加哥學派的這個所謂的「教義帝國主義」傳統一直延續到現在。不過，盡管如此，在30年代的芝加哥經濟系，奈特捍衛新古典經濟學的方式還是與維恩那保持著迥然不同的風格。奈特比較反對經濟學中的數理分析，而維恩那卻更欣賞經驗（計量）式的研究。有意思的是，在50－60年代出名的一批芝加哥的學生，特別是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瓦里斯（W·Wallis）等，雖然更忠實於奈特，但他們卻是十足的經驗實證主義者，對在經濟研究中採用計量經濟方法十分推崇和偏愛。
在西蒙斯1946年去逝後，芝加哥大學請來了年輕的奧斯卡·蘭格（O·Lange）來主講凱恩斯的經濟學（據說這樣做的原因是，校方試圖讓芝加哥在「宏觀經濟學」方面也有一些聲音）。但蘭格是一位傑出數理經濟學家，與芝加哥的亨利舒爾茨教授成為芝加哥的數理經濟學家。另一位舒爾茨這時候也調入了芝大並擔任了校長。他就是西奧多·舒爾茨，農業和發展經濟學家，他於1979年因為創造性地發展了「人力資本和教育」的經濟學分析而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
50年代，實證經濟學的這一作風使芝加哥的確維持了30年代形成的傳統的連續性。但屬於「芝加哥學派」的經濟研究在方法上並不始終囿於統計和技術的分析。弗里德曼在1953年出版的《實證經濟學論文集》中對一套實證主義的方法作了最有挑逗性的表述（確實，後來曾引起薩繆而森的挑戰）。他認為，重要的不是假設的可靠性，而是理論的可檢驗性決定著對理論的選擇。但是，在芝加哥的少數經濟學家並不完全堅持這一「原則」，對他們來說，邏輯的一致性是理論的更重要的原則。
50年代以後，芝加哥在經濟學的理論創新方面有了更輝煌的成就。我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里查到的「芝加哥學派」的條目對此作了介紹。本條目的撰稿人里德寫道：「在50年代的中期和後期，芝加哥經濟學的研究范圍擴展到了傳統的教義之外。H·G·劉易斯（H·G·Lewis）應用價格理論解決『供需結合』問題（劉易斯，1959）和加里·貝克爾（G·Becker）關於種族歧視的論述（貝克爾，1957）是早期的兩個例子」。貝克爾由於在將價格理論成功地應用於家庭、教育、犯罪和婚姻等社會問題的分析而獲得了1992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根據里德的概括，教義擴展的另一個領域是公司財務學。也許財務學與經濟學是相互獨立的學科，但在芝加哥那裡，把兩者革命性地聯系起來的是價格理論。莫迪里安尼（F·Modigliani）和米勒（M·Miller）1958年關於股票價格和股息的創造性論文引發了後來的「資本資產定價理論」的誕生。接下來的創新是「理性預期」。這本不是芝加哥的經濟學家提出來的，但在以米勒為首的芝加哥商學院和以盧卡斯（R·Lucas）所領導的經濟系裡得到了「發揚光大」。事實上，公司財務學的發展引出的「有效市場」思想與理性預期的思想一脈相承。米勒和盧卡斯分別於1990年和1997年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
50年代芝加哥學派的最後一個創新是「法和經濟學」。「法和經濟學」的早期思想來源於對公共政策的經濟分析的嘗試。1939年芝大聘請西蒙斯來執教，西蒙斯開設了「經濟分析和公共政策」的課程。現在看起來，這是芝大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從西蒙斯倡導的政策分析中後來逐步發展出了由弗里德曼掌舵的「貨幣主義」和對法律的經濟學分析。對於後者，我們前面提到的德雷克特也立下了汗馬功勞。他1958年在芝加哥大學創辦了《法和經濟學雜志》。不過，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的科斯（R·Coase）為法律經濟學開創了一個嶄新的世界：新制度經濟學。他1960年發表在《法和經濟學雜志》上的著名的論文「社會成本的問題」被施蒂格勒稱之為「科斯定理」。科斯是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雖然人們對科斯的學說和「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正在加速度地進行著，但我始終欣賞這樣一句話：在科斯那裡，真實世界總是趨於走向帕累托改善。在我看來，這不僅是對「科斯定理」的最好概括，而且也是對芝加哥學派的最好定義。
(二)管理學
普拉哈拉德（C. K. Prahalad）加里·哈默爾（Gary Hamel）核心競爭力
核心競爭力是組織內的集體學習能力，尤其是協調不同的生產技能和整合多種技術的能力。
對於企業來說，「核心競爭力」這一管理思想的重要性在於：因為核心競爭力具有稀缺難以模仿這些的資源特徵，對核心競爭力的重視和研究，實際上是將企業競爭優勢的生成問題轉化為維系競爭優勢的問題，進而賦予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基礎。這也就是為什麼認清、維護和加強自身的核心競爭力是「性命攸關」的。
過去，多元化經營的大公司可以簡單地指示下屬的各業務單元進入某個特定的終端產品市場，並要求這些業務單元能成為世界領先者。但是，隨著市場邊界迅速變化，目標市場往往變得飄忽不定，大公司如再沿用這一簡單做法，則難以創造新市場，也難以快速進入新興市場或在成熟市場戲劇性地改變客戶選擇的模式。
競爭優勢的真正根源是管理層整合整個公司的技術及生產技能而形成的公司能力，這些能力使得各項經營業務能夠迅速捕獲不斷變化的機會。多元化大公司好比一顆大樹，樹乾和主要枝杈是核心產品，較小的枝杈是些業務單元，樹葉、花朵和果實是終端產品，而提供滋潤、營養和穩定的根系則是核心競爭力。比如，索尼公司的縮微（Miniaturization）能力，就是核心競爭力。
我們可以把核心競爭力視為組織內的集體學習能力，尤其是關於如何協調不同的生產技能和整合多種技術的能力。核心競爭力不僅涉及技術體系的協調一致，還與工作的組織、價值觀的傳遞有關。核心競爭力還是溝通、參與，以及對跨組織邊界工作的深刻認同。需要指出的是，培育核心競爭力並不意味著比競爭對手更多的研發投資，也不意味著垂直整合。
核心競爭力的獨特之處在於，越是使用，越是分享，它就越得到增強。核心競爭力不僅是把已有的業務抱成一團的粘結劑，而且還是新業務開發的引擎。象佳能公司一系列不同產品背後是幾個共享的核心競爭力。各種各樣的業務從表面看似乎風馬牛不相及，但是，往深處的核心競爭力看，不同的業務恰恰是脈絡分明的。比如，正是佳能在光學、成像技術和微處理器控制方面的核心競爭力使它得以在復印機、激光列印機、相機和掃描儀這些看起來不同的市場上占據重要地位。
代表性文章：《公司的核心競爭力》
羅伯特·海斯（Robert H. Hayes）威廉·阿伯內西（William J. Abernathy）：關注企業長遠發展
過去20年間，因美國的經濟層越來越依賴一些幾近教條的管理原則。這些管理教條倚重冷冰冰的分析和華而不實的方法，輕視基於經驗的洞察力，因而無法把握戰略決策的微妙性和復雜性。結果，追求短期經濟回報的最大化成為許多公司壓倒一切的准則。
當今世界，大多數行業的成功都要求企業重視長遠發展，從而在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然而，美國管理者卻沉迷於那些看似實用的「管理教條」：鼓勵管理者重分析，輕洞察；鼓勵管理者追求短期的成本削減，放棄長遠的企業發展。事實上，恰恰是這些被管理者視為福音的管理教條在美國經濟日落西山的大潮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這些風靡全美的管理教條可以分為三個部分：
財務控制管理。隨著企業的組織結構日益分散化，企業傾向於把利潤中心作為衡量管理者成敗的基本標准。這必然導致企業更依賴於投資回報率這樣的短期財務指標，並以此來評估管理者的業績。在這樣的環境下，沒有人敢於嘗試創新，因為沒有人可以承受失敗帶來的後果。
企業組合管理。企業組合管理是「投資組合管理」概念在企業中的運用，即多元化經營。但是，假如運用這一理論的管理團隊缺乏實際經驗，只關注財務和控制，那就會把管理者推向一個極端：在安排資源時畏首畏尾，不敢承擔責任，不願冒風險。
市場驅動管理。1960年以來，美國公司把一個它們原本忽視的原則用得過於到家了：經營以客戶為導向。問題在於，運用市場驅動企業發展的戰略也有其局限性，因為客戶往往只看得到現有的產品，企業僅僅關注當前的客戶滿意度有可能會錯過未來的卓越產品。
事實上，企業得以生存和經久不衰的命門歷來如此：投資、創新、領先、創造從未有過的價值。只有如此，而不僅僅是充當控制者、市場分析家、企業組合管理者，才能造就市場先驅。
代表性文章：《管理教條：經濟下滑之罪魁》
亞伯拉罕·扎萊茲尼克（Abraham Zaleznik）:管理者 ≠ 領導者
管理者和領導者是非常不同的兩類人。在動機、成長歷程以及如何思考和行動方面，兩者都截然不同。
什麼是培養領導者的最佳方法？各個社會各有其答案，而商界的答案是培養管理者就是培養領導者。但是這種機制雖然能夠保證控製得法、各方權力平衡和管理者勝任其職，卻不能保證組織富有想像力、創造性或者在道德上不偏離正軌。而且，管理者傾向於集體領導
❽ 在三個經濟學家和三個數學家思想感情
經濟學家的思想是以經濟學為主，而數學家是以計算能力為主
❾ 經濟學，投資和股票的聯系與區別謝謝
經濟學研究的是社會經濟運行的規律，股票是股份公司對外公開發行的有價證券，也是投資的一種。研究經濟學可以提升分析投資的能力，但不能讓你直接炒股掙錢，就像學會知識不一定能讓你的人生按照書本一樣走下去。股票市場非常復雜，影響因素很多，連很多經濟學家也投資失敗，很多時候靠的是分析加運氣。
❿ 西蒙斯（數學家經濟學家）是否有什麼關於股票的著作
擊敗索羅斯的數量分析家西蒙斯
誰是2005年收入最高的「打工者」？是華爾街薪酬最高的金融家？高盛前行政總裁鮑爾森(HenryM.PaulsonJr.)去年的薪金收入是3830萬美元，加上股票期權共不到1億美元。還是世界500強的行政總裁？去年《福布斯》排行榜中最賺錢的行政總裁是第一資本金融公司(CapitalOneFinancialCorp.)的掌門人費爾班克(RichardFairbank)，一年進帳2.5億美元。
答案是以上皆非。根據投資雜志《機構投資者的阿爾法》(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lpha)報道，2005年年度收入最高的是文藝復興科技公司(Renaissance Technologies Corp.)的主席西蒙斯(James H.Simons)，年收入高達15億美元，聞名全球的投機大鱷索羅斯(George Soros)則只排第三，年收入達8.4億美元。
或許你對西蒙斯這個名字很陌生；即使是在華爾街專業從事投資基金的人，也很少聽說過西蒙斯和他的文藝復興科技公司。雖然行事低調且不為外人所知，但無論是從毛回報率還是凈回報率計算，西蒙斯都是這個地球上最偉大的對沖基金經理之一。
經歷了1998年俄羅斯債券危機和2001年高科技股泡沫危機，許多曾經聞名遐邇的對沖基金經理都走向衰落。羅伯遜(Julian Robertson)關閉了老虎基金,梅利韋瑟的(JohnMeriwether)的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幾乎破產，索羅斯的量子基金也大幅縮水。與之相比，西蒙斯的大獎章基金的平均年凈回報率則高達34%。從1988成立到1999年12月,大獎章基金總共獲得了2,478.6%的凈回報率，是同時期中的第一名；第二名是索羅斯的量子基金,有1,710.1%的回報；而同期的標准普爾指數僅是9.6%。不過，文藝復興科技公司所收取的費用，更高得令人咋舌。一般對沖基金的管理費及利潤分成的比率分別為2%和20%。但文藝復興所收取的費用分別為5%和44%，幾乎與客戶對分利潤，怪不得西蒙斯的年薪能高達15億美元。
《美國海外投資基金目錄》(U.S.Offshore Funds Directory)的作者本海姆(AntoineBernheim)指出，西蒙斯創造的回報率比布魯斯·科夫勒(BruceKovner)、喬治·索羅斯、保羅·都鐸·瓊斯(PaulTudorJones)、路易斯·培根(LouisBacon)、馬克·金頓(MarkKingdon)等傳奇投資大師都要高出10個百分點，在對沖基金業內幾乎無出其右。作為一個交易者，西蒙斯正在超越有效市場假說；有效市場假說認為市場價格波動是隨機的，交易者不可能持續從市場中獲利。
西蒙斯生於波士頓郊區牛頓鎮,是一個製鞋廠老闆的兒子，3歲就立志成為數學家。從牛頓高中畢業後，他進入麻省理工學院，從師於著名的數學家安布羅斯(Warren.Ambrose)和辛格(I.M.Singer)。1958年，他獲得了學士學位，僅僅三年後，他就拿到了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博士學位，一年後他成為哈佛大學的數學系教授。西蒙斯很早就與投資結下緣份，在1961年，他和麻省理工學院的同學投資於哥倫比亞地磚和管線公司；在伯克利，他嘗試做股票交易，但是交易結果並不太好。
1964年，他離開了大學校園，進入美國國防部下屬的一個非盈利組織——國防邏輯分析協會，並進行代碼破解工作。沒過多久，《時代周刊》上關於越南戰爭的殘酷報道讓他意識到他的工作實際上正在幫助美軍在越南的軍事行動，反戰的他於是向《新聞周刊》寫信說應該結束戰爭。當他把他的反戰想法告訴老闆，很自然的被解僱了。
他又回到了學術界，成為紐約州立石溪大學(Stony Brook University)的數學系主任，在那裡做了8年的純數學研究。1974年，他與陳省身聯合發表了著名的論文《典型群和幾何不變式》，創立了著名的Chern-Simons理論,該幾何理論對理論物理學具有重要意義，廣泛應用於從超引力到黑洞。1976年，西蒙斯獲得了每5年一次的全美數學科學維布倫(Veblen)獎金，這是數學世界裡的最高榮耀。
在理論研究之餘，他開始醉心於股票和期貨交易。1978年，他離開石溪大學創立私人投資基金Limroy，該基金投資領域廣泛，涉及從風險投資到外匯交易；最初主要採用基本面分析方法，例如通過分析美聯儲貨幣政策和利率走向來判斷市場價格走勢。
十年後，西蒙斯決定成立一個純粹交易的對沖基金。他關閉了Limroy，並在1988年3月成立了大獎章基金，最初主要涉及期貨交易。1988年該基金盈利8.8%，1989年則開始虧損，西蒙斯不得不在1989年6月份停止交易。在接下來的6個月中，西蒙斯和普林斯頓大學的數學家勒費爾(HenryLarufer)重新開發了交易策略，並從基本面分析轉向數量分析。
大獎章基金主要通過研究市場歷史數據來發現統計相關性，以預測期貨、貨幣、股票市場的短期運動，並通過數千次快速的日內短線交易來捕捉稍縱即逝的市場機會，交易量之大甚至有時能佔到整個NASDAQ交易量的10%。當交易開始，交易模型決定買賣品種和時機，20名交易員則遵守指令在短時間內大量的交易各種美國和海外的期貨，包括商品期貨、金融期貨、股票和債券。但在某些特定情況下，比如市場處在極端波動的時候，交易會切換到手工狀態。
經過幾年眩目的增長，大獎章基金在1993年達到2.7億美元，並開始停止接受新資金。1994年，文藝復興科技公司從12個雇員增加到36個，並交易40種的金融產品。現在，公司有150個雇員，交易60種金融產品，基金規模則有50億美元。在150名雇員中有三分之一是擁有自然科學博士學位的頂尖科學家,涵蓋數學、理論物理學、量子物理學和統計學等領域。所有雇員中只有兩位是華爾街老手，而且該公司既不從商學院中僱用職員.也不從華爾街僱用職員，這在美國投資公司中幾乎是獨一無二的。
當我提出「數字化定量分析」的時候，有很多人質疑方法的實盤可行性，大資金的運作能力，以及是否有人在此領域取得成功。現今的全世界基金收益最快的早已經不是巴菲特和索羅斯，而是數量分析大師西蒙斯。這已經證明了數字化定量分析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