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歐轉軌經濟國家股票市場制度研究

❶ 我國的股票發行制度的歷史變遷過程

過程：

按面值發售—行政定價—逐步向市場化過渡。

按面值發售階段

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股份制企業和證券市場開始興起到1992年是我國股票市場發展的萌芽階段。在這一階段，由於人們對股票和證券市場比較陌生，認購的積極性不高，所以股票發行的著眼點並不在於股票價值的確定，而是著重於將股票發行出去。

因此，基本沒有進行股票的定價，許多股票都是按照面值發售，價格很低，並依託於行政攤派進行。這種方式使得發行抑價嚴重，但也激發了一些具有投資意識的初始投資者進行股票投資，推動了證券市場的建立。

行政定價階段

1992年10月，國務院證券委和中國證監會的成立標志著我國集中統一的監管體系開始成立。自此，我國證券市場步入初步發展階段。在這一階段，我國先後試行過抽簽、全額預繳款、上網定價和上網競價（僅4隻股票試用）4種發行方式。

較之於其它大多數國家，我國的定價方式帶有明顯的行政色彩，是由中國證監會根據新股發行價＝每股凈收益×市盈率這一固定公式進行統一定價，而且，發行市盈率和所採用的收益也是由證監會制定的。

在這種定價方式下，發行公司和承銷商無法根據市場的情況來確定發行價格，這使得發行公司的資產遭受損失。

逐步向市場化過渡階段

1998年12月31日，《證券法》正式出台。自《證券法》公布以後，我國新股發行市場化定價改革的步伐加快，相繼出現了由承銷商和發行公司協商確定上市價格上網定價、向二級市場配售和向法人配售等新的定價方式。自此，證券市場的發展邁入向市場化過渡的新階段。

(1)中東歐轉軌經濟國家股票市場制度研究擴展閱讀：

《證券法》和之後一系列文件的公布使得我國股票市場市場化改革的步伐大大加快，從實行市場化改革幾年來的情況看，我國新股發行市場化改革取得了一些效果，給各市場主體帶來的收益如下：
對於上市公司來說，發行籌資額有所擴大並開始體現公司差別，股東結構也有所改進

發行市盈率的提高使得上市公司的發行籌資額擴大。此外，發行市盈率也開始體現不同的公司和上市期間市場情況的差異。在行政定價期間，新股發行市盈率的標准差為2.31，而1999－2000年新股發行市盈率的標志差擴大到了10.32。

另外，在市場化定價時期採用的法人配售方式，一方面引進了戰略投資者和法人投資者，使得上市公司的股東結構的穩定性大大增強，並有助於改善投資者結構和投資者行為。

另一方面，由此形成的法人詢價機制也促進機構投資者進行股票價值研究，從而促進市場價格的形成，這也有利於上市公司的融資。

❷ 東歐國家經濟轉型過程中，付出了哪些代價，取得了哪些進展

東歐國家經過10多年的轉軌，可以說已經不同程度建立起了市場經濟的框架。迄今為止，已有4個東歐國家成為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正式成員國，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對這些東歐國家經濟轉軌成果的承認。1995年，捷克成為第一個加入經合組織的東歐國家，1996年匈牙利和波蘭相繼加入該組織，2000年斯洛伐克成為了該組織的成員國。2004年，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斯洛維尼亞將成為歐盟的正式成員國。從整體上看，東歐的經濟轉軌取得了重大進展，這些進展突出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經濟改革設計上更加現實：東歐在劇變之初存在許多幻想，現在這些幻想不復存在。劇變之初的欣喜若狂已被謹慎理智的思考所取代。一位匈牙利學者指出了制度轉變初期的三個幻想：市場無所不能；私有化可以解決一切問題；體制轉變後西方援助會大量湧入，情況還立即變好。上述幻想的破滅反映在體制設計上更加現實，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在資源配置機制市場化的同時，注重國家干預，強調國家對於經濟的宏觀控制；二是在推進私有化的同時，注重現有國有企業的改造，強調其他方面的市場改革；三是在吸引外資、爭取外援的同時，把經濟體制轉換看成是一個內部變化的過程，強調經濟體制自下而上的變化。 2、建立市場經濟所需要的法律制度：市場經濟是一種法律規范的經濟制度，需要一系列法律制度的支持。東歐各國基本上都通過了新的憲法、公司法、商業法、合同法、反不正當競爭法、預演算法、銀行法、破產法、私有化法、證券法、外國投資法等，適合市場經濟的法律框架已基本就位。 3、通過緊縮政策基本實現了宏觀經濟的穩定。東歐各國在經濟轉軌中都實行了程度不同的緊縮的貨幣與財政政策，試圖通過減少補貼、削減開支、提高利率、抑制需求、取消稅收優惠等措施來實現宏觀經濟的均衡。東歐國家通過上述措施控制了通貨膨脹，其中波蘭、南斯拉夫1990年激進的穩定化計劃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控制住了高達四位數的惡性通貨膨脹。新南斯拉夫1993年通貨膨脹達到了創記錄的100萬％，這種惡性通貨膨脹的高記錄在戰時經濟的歷史上也是罕見的。1994年初，曾任聯合國、世界銀行顧問、年逾古稀的德·阿夫拉莫維奇執掌了南斯拉夫中央銀行大權，著手進行宏觀經濟的穩定。他以南斯拉夫的黃金儲備為基礎，發行新的第納爾，確定第納爾與馬克的兌換率為1：1，同時南斯拉夫實行嚴厲的緊縮政策。結果南斯拉夫惡性通貨膨脹的勢頭迅速得到遏制，價格迅速得到穩定。但到了1995年，價格穩定受到威脅。東歐的經驗表明，嚴厲的緊縮的貨幣與財政政策有助於遏制惡性通貨膨脹。在惡性通貨膨脹的宏觀經濟環境下不可能實現經濟增長。宏觀經濟的穩定化是有利於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這已被東歐經濟從衰退走向復甦的事實所證明。東歐絕大多數國家的通貨膨脹率目前仍為兩位數，這對於轉型國家而言仍然很高，因此東歐宏觀經濟的穩定化仍有許多事情可做。 4、通過放開價格、放開外貿實現了經濟的自由化。東歐國家除匈牙利以漸進方式實現了價格與貿易的自由化外，都以激進的方式、一步到位，全面放開了90%的商品和勞務的價格，同時取消了進口的數量限制，解除了大部分商品出口的數量限制。迄今為止，東歐國家90%的商品和勞務的價格已放開，價格已成為引導資源配置、影響企業行為的重要信號。貿易自由化有助於引進競爭，打破壟斷，同時有利於利用本國的比較優勢，促進本國競爭力的提高。 5、通過本國貨幣貶值實現了本國貨幣的國內可兌換性。東歐國家通過大幅度的貨幣貶值，使定值過高的本國貨幣的匯率接近於平行市場的匯率，實現了本國貨幣的國內可兌換性。在轉軌經濟中，匯率成為了宏觀經濟的穩定器，匯率的穩定促進了宏觀經濟的穩定。 6、所有制改造取得了初步進展：東歐中小企業的私有化進展迅速，已經完成，而國有大型工業企業的私有化也取得了進展。東歐國家私有化的方式是多樣的，基本上是外部私有化、內部私有化與無償分配三種方式並用。目前新產生的私人部門發展迅速，成為促進私有化的一個重要因素。經濟轉軌以來，私人部門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佔比例有大幅度的提高。根據歐洲開發與重建銀行公布的數字，1994年中期，私人部門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捷克為65%，波蘭、匈牙利、斯洛伐克為55%，阿爾巴尼亞為50%，保加利亞、克羅埃西亞為40%，羅馬尼亞、馬其頓為35%，斯洛維尼亞為30%。而到了1998年，私人部門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匈牙利為80%，捷克、斯洛伐克和阿爾巴尼亞為70%，波蘭為65%，克羅埃西亞為55%，保加利亞為50%。1997年匈牙利的私人資產已佔國家資產的的3/4(其中國內投資者佔40%，外國投資者佔60%)。 7、金融改革已經起步：東歐金融改革的主要內容是：保證中央銀行的獨立性；將中央銀行與商業銀行的職能分開，建立二級銀行體系；發展股票市場。中央銀行主要負責發行貨幣，制定貨幣政策，保持貨幣的穩定。中央銀行通過對商業銀行的再貼現率調節市場，監督商業銀行的運作。商業銀行主要負責商業貸款。東歐中央銀行的獨立性通過立法保障得到了加強。中央銀行沒有義務解決政府的赤字，為政府的赤字提供融資，預算赤字只能通過資本市場來解決。中央銀行相對於政府是獨立的，它不再受政府政策的左右；它相對於企業也是獨立的，它不能成為任何經營體的所有者，也不能向企業提供貸款。目前東歐的股票市場的發展雖處於初始階段，但已引起國際金融界的重視。股票交易額雖然不大，但已成為企業吸納資金的重要渠道。波蘭政府對外資開放銀行業，外資可參與銀行部門的改造。波蘭的銀行部門成為了東歐地區效率和穩定的典範。目前外國投資者控制著波蘭銀行資產的70%。 8、實行了以所得稅和增值稅為核心的稅制：東歐國家的稅制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一種簡化、中立、透明的稅制，這種稅制就是類似於西歐的以所得稅和增值稅為核心的稅制。

❸ 介紹一下中國股票市場的發展歷史

中國證券市場從1870年至今已有120多年的歷史，經歷了三個時期：1870年至1949年的香港、上海、天津、北平的證券市場，1950年至1980年的天津、北京、香港、台灣證券市場，1981年至今的上海、深圳、香港、台灣證券市場，形成了中國證券市場發展的三個階段。

1.1870—1949年

中國歷史上最早出現的股票是洋人發行的。1840年鴉片戰爭後，外商開始在中國興辦工商企業並開始發行股票。最早在中國設立股份銀行的是英國匯豐銀行，1865年3月3日在香港設立總行，4月在上海設立分行，1870年前後中國出現了買賣外商股票的的經紀人。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為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環境，同時由於帝國主義忙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放鬆了對中國市場的控制，中國民族工商業迅速發展，股份公司日益增多，股票大量發行，成為我國證券市場發展史上的一個新時期。

1914年上海股票商業公會成立，同年12月北洋政府頒布了我國第一部證券交易條例，證券交易有了初步的法規。當時的上海股票商業公會設在上海二馬路一帶(今九江路)。最初有會員12家，後增至15家，會員繳納12兩白銀作為公會資本，每月還要交會費2兩。交易品種包括政府公債、鐵路債券、公司股票及外匯等等。交易方式是現貨交易，交易時間為上午9——11時，手續費按1%—5%收取。這標志著中國人自己經營的第一家現代證券交易所誕生了。

1920年孫中山先生與虞洽卿聯名向北洋政府申請成立了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集資500萬元，於同年7月1日開業，經營品種除證券之外還有金銀、皮毛、花紗布、糧油等等。與此同時，上海股票商業公會也根據北洋政府頒布的《證券所交易法》改組為上海華商證券交易所，集資300萬元，經紀人有55名，主要經營北洋政府發行的公債。這兩個交易所業務興隆，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開業半年就賺了100多萬，引起了各方面投資者的注意，各種證券物品交易所如雨後春筍般的建立起來，僅在上海就有200多家。隨後全國一些大城市陸續建立了證券交易所。

1918年北京股票交易所成立，1921年天津證券物品交易所成立。當時的天津證券物品交易所資本200多萬元，分為10萬多股，由天津和上海兩地籌資，理事長為曹錕之弟曹均，滬方代表由孫棣三擔任，監督人為天津一位巨紳。當年10月1日在天津東馬路開業，先是買賣公債，然後增加了股票交易，也曾興盛一時。

1921年秋，風雲突變，當時上海先後興起的150家交易所，有的發行股票成立了信託公司，因股票價格大幅下跌而倒閉，引起了連鎖反應，上海有近百家證券物品交易所倒閉，只剩下包括上海貨商交易所在內的十幾家。天津的證券物品交易所也因上海股價暴跌、交易所倒閉之風的影響，於1922年停止了營業。後來人們把1921年的交易所和信託公司的倒閉風潮稱為信交風潮，這是中國證券市場的第一次暴跌。

1949年以前中國有香港、上海、天津、北平四個證券市場。香港是開業最早的證券市場，1891年香港股票經紀協會成立，1914年易名為香港證券交易所。1921年建立了第二個證券交易所。1941年香港被日軍佔領，這兩個交易所停止活動。1947年兩個交易所合並，成立了香港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實際上，香港從1866年開始股票買賣到1947年香港香港證券交易所成立這一階段，市場規模很小。

2.1950—1980年

1949年6月華東軍事管制委員會為了穩定上海金融秩序封閉了上海證券交易所。1949年1月天津解放，天津軍管會接收和清理了原國民黨時期的證券交易所，並在此基礎上成立了天津證券交易所，該所於1949年6月正式營業，成為新中國的第一個證券交易所。1950年2月1日北京證券交易所成立。這兩家交易所在解放初期對融通社會資金，恢復生產起了積極作用。1950年以後金融和物價趨於穩定，證券交易減少。1952年天津證券交易所並入天津投資公司，北京交易所也停業。50年代至70年代中國大陸的有價證券是國家發行的公債，但只能還本會息不能買賣和轉讓。80年代中國大陸又興起國債、企業債券和股票的交易。

香港證券市場是1949年以後一部分內地資金的轉入才逐步發展起來的，但市場狹小，銀行信貸是各公司的主要資金來源，到1962年也只有65家上市公司。1965年平均月營業額410萬美元（約3200萬港元），1967年8月31日恆生指數曾降至58.61點，香港證券交易所曾兩次停市10天。 1968年香港經濟增長，使證券市場成為地方實業重要的資金來源，1969年平均月營業額2720萬美元（約2.12億港元），上市公司72家，同年12 月17日遠東證券交易所開張。

1971年9月15日金銀證券交易所開業，1972年九龍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開業，在如此狹小的地區擁有四個證券交易所是世界上罕見的。但是特殊的地理位置使香港發展為東南亞的金融中心，港英當局和中外財團的投資迅速增長。1972年香港四個證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190種，當年上市的就有98種，成交額達到43.397億港元，是1969年的70多倍。1983年成交額達到482.17億港元，比1968年增長了53倍，總市值達到了1734.5億港元。在這期間香港股市也經歷了1973年和1982年的兩次暴跌。

1980年7月7日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組成，1981年3月31日正式注冊。1978年以後由於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極大地促進了香港的進出口和轉口貿易，香港房地產興旺，恆生指數又恢復到1972年的水平，1980年10月1日達到1810點，成交額達到957億港元。1982年香港股市因佳寧事件和撒切爾夫人訪華引發的所謂「信心危機」發生第二次暴跌，1983年初恆生指數跌至750點。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公布，人心穩定，恆生指數又上升到1200點。

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1949年國民黨當局逃到台灣以後，通過發行所謂「愛國債券」促進證券交易，但是真正的證券市場是從1953年開始的。台灣當局為了把地主的土地轉換給農民，對地主實行贖買政策，以七成稻穀實物債券和三成的公營事業股票(主要是台灣水泥、台灣紙業、台灣工礦、台灣農林四大公司)換取地主的土地。當時地主所得的債券和股票，連同台灣當局發行的愛國公債共22億新台幣，地主對其所擁有的股票不感興趣而大量開價出售，場外交易的商行應運而生，最繁榮時達到二三百家。

3.1980—1997年

1981年10月香港聯合證券交易所選舉了第一批成員，經過三年，原來的香港證券交易所、遠東證券交易所、金銀證券交易所、九龍證券交易所停止營業，1986年4月2日聯交所正式開業，並亨有在香港建立、經營和維護證券市場的專營權，使香港證券市場進入了一個新時期。1986年9月22日香港被接納為國際證券交易所聯合會的正式成員，開始向國際金融市場邁進。

當時香港共有上市公司258家，證券330種，其中260種是普通股票，21種是認購權證，7種是公司債券，1種是政府債券，36種是單位信託，5 種是優先股。1987年恆生指數接近4000點，但由於美國股市暴跌而引起的世界性股災，香港股市在1987年12月7日跌到1894.94點，1990 年重新恢復到3500點。90年代香港股市雖然也受到各種外界影響，但搞風險能力較強，1992年恆生指數曾達到12000點，到1997年1月香港已有 550隻股票，其中包括綜合企業、航運貨倉、酒店飲食、金融投資、地產建築、零售傳播、電子玩具、工業和公用事業九類，此外還有基金16隻，認股權證36 只，中國H股22隻，共624隻。

台灣股市80年代初的加權指數在400至500點徘徊，直到1986年才上升到1039.11點，此後幾乎是翻倍的的增長，1987年達到4673 點，1988年8789點，1989年10773點，1990年12495點，終於暴發了一次暴跌，從90年2月的12682點跌到10月份的2485 點，跌幅達80%，到年底又回復到4530點，當時的355家證券公司受到不同程序的損失。

80年代至9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是深圳、上海證券市場的建立和發展。中國境內形成了深圳、上海、香港、台灣四個證券市場。

1981年中國政府開始發行國庫券，1984年7月北京天橋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飛樂音響股份有限公司經中國人民銀行批准向社會公開發行股票。這是 1979年改革開放以來證券市場發展的初級階段。到1989年全國發行股票的企業達到6000家，累計人民幣35億元，遍及北京、上海、天津、廣東、江蘇、河北、安徽、湖北、遼寧、內蒙古等省市，其中債券化的股票佔90%以上，經正式批準的比較規范的股票發行的試點企業有100多家。

除股票之外， 1986年5月8日沈陽信託投資公司率先開展了債券買賣和抵押業務，到1988年全國61個大中城市開放了國庫券流通市場，1989年全國有100多個城市的400多家的交易機構開辦了國庫券轉讓業務，1990年全國累計發行各種有價證券2100多億，累計轉讓交易額318億，證券中介機構網點達到 1600多家，1990年11月26日上海證券交易所宣告成立，12月自動報價系統(STAQ)正式落成並投入使用，1991年7月3日深圳證券交易所開始營業，中國證券市場進入了啟動階段。

1986年9月上海工商銀行信託投資公司靜安業務部開始了股票櫃台交易，主要交易飛樂音響和延中實業兩家公司的股票，1988年上海又有海通、萬國、振興三家證券公司成立從而初步形成了場外證券交易市場。到1990年上海市場上有延中實業、真空電子、飛樂音響、愛使電子、申華電工、飛樂股份、豫園商場、鳳凰化工等8隻股票進行交易，這就是所謂的老8股。

到1991年上交所成立時除老8股之外，還有89年保值公債三種，87至91年國庫券四種，工行債券六種，交行債券一種，中行債券兩種，建行債券一種，還有上海石化、氯鹼化工等企業債券十四種。深圳證券市場從1987年啟動，到1990年已有發展、萬科、金田、安達、原野等5家上市公司的股票公開交易，證券公司12家，營業網點16 個，深圳與上海不同，大宗的交易不是債券，而是股票。

1992年5月上海和深圳相繼開放股價，同時在兩個交易所進行規范化的場內交易，兩地綜合指數分別達到1429點和312點，到11月又分別回落到 386點和164點。1992年底，在上交所上市的A股有29隻，B股9隻，在深交所上市的A股有23隻，B股9隻。1993年2月滬深股市的指數又上升到1558點和369點，同時又有大批新股上市，到93年底，在上交所上市的A股107隻，B股22隻，國庫券5種，在深交所上市的A股76隻，B股19 只。

1994年7月29日滬深股市在擴容的壓力下分別降到325點和94點，從8月份管理層提出暫停發行新股等三項政策，兩市指數在9月份又上升到 1052點和210點。到94年底，在上交所上市A股有168隻，B股32隻，基金10隻，國債現券5種，期貨10種;在深交所上市的A股有118隻，B 股18隻，基金8隻，國債期貨15種。

1995年初由於大量資金雲集國債期貨市場，深滬股市分別降到524點和122點，5月18日國務院宣布停止國債期貨交易並處罰違規的券商，3天之內滬深股市指數上升到927點和175點(成份指數1473點)，到95年底在滬深證券市場上市的證券達到460個，全年累計成交額64097億，在上交所上市的A股有184隻，B股35隻，基金12隻，國債現券6種，期貨14種，國債回購8種;在深交所上市的A股127 只，B股34隻，基金10隻，國債現券6種，期貨14種，國債回購7種。

1996年初滬深股市指數在522點和104點徘徊，但是隨著宏觀經濟的好轉和 97年香港回歸以及中國共產黨第十五大次代表大會即將召開，兩市指數迅速上升，到12月11日和12日分別達到1258點(30指數3064點)和476 點(成份指數4522點)。96年底，滬深兩市上市的證券達到667個，全年成交額41610億，在上交所上市的A股有287隻，B股42隻，基金15 只，國債現券9種，國債回購8種，在深交所上市的A股有227隻，B股43隻，基金10隻，國債現券9種，國債回購9種。

1997年5月滬深股市的指數分別達到1510點(30指數4286點)和520點(成份指數6130點)到97年10月1日在上交所上市的A股已有361隻，B股48隻，在深交所上市的A股有336隻，B股51隻。中國上海和深圳證券市場發展引起了世界各國金融界的極大關注，特別是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提出發展股份制進行企業改革之後，證券市場將進一步發揮它的籌資和融資功能。

拓展資料:

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的成立標志著我國證券市場開始發展。1990年12月19日，上海證券交易所開業；1991年7月3日，深圳證券交易所正式開業。

中國證券市場作為一個新興的高速成長的證券市場，在短短十幾年的時間里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的交易和結算網路覆蓋了全國各地。證券市場交易技術手段處於世界先進水平，法規體系逐步完善。全國統一的證券監管體制也已經建立。證券市場在促進國有企業改革、推動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和技術進步方面發揮了突出的作用。

中國證券市場-網路

❹ 我國股票市場二十年來的發展歷程

20年前的中國對於何謂股市的問題，並沒有幾人能夠說清楚，更沒有人對此有什麼實際的體驗。經過了短短的20年的發展，中國的資本市場已經擁有了2026家上市公司和1.3億多的股票投資者，中國的資本市場已然成為全球最重要的金融市場之一。全球市場經濟的實踐告訴人們，市場經濟的發展與資本市場的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重要關系。中國股市20年的發展也不斷地在證明著這一點。事實上，資本市場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強勁引擎。據媒體報道，目前已經上市的兩千多家公司的營業收入已經相當於整個國家同期GDP的46%。我國各行業的骨幹企業已經基本都成為上市公司。可以說，上市公司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脊樑和主要動力源。從全球經濟環境和經濟格局上看，我國正處於重要的戰略機遇期和重要的戰略轉型期，期間資本市場的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我國的資本市場已經進入到全流通時代，這將使我國資本市場的金融商品定價功能發生重大的改變。全流通時代也將大大地增強資本市場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力。資本市場存量資源的再配置將成為資本市場今後很長一段時間內的工作要點，大規模的購並和重組也將不斷地呈現。我國經濟結構也正處於重要的戰略轉型期，我們開始大力發展新興戰略產業，要緊跟世界製造業的步伐和積極推進從中國製造向中國創造的轉型，這就為資本市場帶來了無限的機會。我國的經濟正在從主要依賴於出口的外向型經濟轉變為主要依靠內需的內向型經濟轉變，這也將為資本市場帶來新的增長動力。總而言之，我國的投資者從宏觀的角度沒有看空中國資本市場的任何理由，而從微觀上看，我們的投資者則必須要學會正確地估值，選擇好買入的股票和買入的時機，然後靠自信心和耐心獲得穩定的和可以預期的投資收益。

❺ 公司治理理論的各國模式

比較及全球公司治理的演化 1、 分類
根據各自的研究需要，學術界將世界上各國所採用的公司治理模式進行分類。Berglof(1997)的總結性評述將全球公司治理模式分為「內部型—外部型 」、「距離型—控制型」、「基於市場型—關系導向型」、「基於市場型—基於銀行型」等。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分類結果是區分出世界范圍內比較典型的公司治理模式為，以美國、英國為代表的市場導向型即「英美模式」和以日本、德國為代表的銀行導向型即「德日模式」。前者又被稱為股東治理模式。由於這種制度對於公司信息的披露有著嚴格要求，也常被稱為「以信息披露為基礎的制度」（Nestor and Thompson,1999）。後者突出銀行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地位，法律法規經常是禁止「投機性」活動而不是堅持嚴格的信息披露，主要藉助主銀行或全能銀行的外部化相機治理機制與不同利益主體共同參與的內部治理機構，被認為更接近利益相關者治理模式。
LLSV(1998)使用49個國家和地區的數據區分出四種傳統法律體系來解釋不同公司治理模式，因而將全球公司治理模式分為盎格魯—撒克遜模式（包括美國、英國及前英殖民地）、法國模式（包括法國、西班牙、葡萄牙殖民地影響范圍）、德國模式（包括中歐和日本）和斯堪的納維亞模式（主要包括北歐國家）四種類型。
Claessens等人 (1999,2000)考察了9個東亞經濟實體中的近3000家公司樣本，發現東亞模式出現了新的代理問題，即大股東對小股東的利益侵犯，並且總結了東亞企業的共同特徵，。Khan（2001）將其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大多數東亞企業被家族所控制；二是家族控制常常通過股權金字塔、橫向持股以及一股一票規則的偏離等方式而得以加強。他將東亞家族企業的公司治理制度視為與市場導向型和銀行導向型平行的一種新的制度類型。
另外還有一些學者研究了轉軌經濟模式。這種模式主要存在於俄羅斯和中東歐等轉軌經濟國家，他們的共同特點是都存在數量眾多、規模龐大的國有企業需要進行重組，同時又繼承了原有較為混亂的法律體系。在轉軌經濟國家中，公司治理最突出的問題是內部人控制，而內部人控制最典型的國家就是俄羅斯。由於企業內部人持有多數股份，所以，企業內部人的利益得到了強有力的體現，經理層事實上依法掌握了企業的控股權（青木昌彥，1995b）。內部人員(一般為經理層，波蘭則為工人) 把持或控制科公司的多數股份後，成為了新的「所有者」。他所代表的就是他自己或本集團的利益，而不是普通股東的利益。（Cull,Robret,2002）、(Schutte,Clemens,2000)對捷克的研究表明，捷克私有化企業中，經理利用手中的權力，在所有者實際缺位的條件下，大量侵吞企業資產，形成所謂的嚴重「掏空」（tunneling）問題。這是制約捷克私有化企業迅速得到重建的重要因素。
2．為什麼存在這樣的差異？
典型的理論觀點有兩種：一種是政治起源論；認為各國公司治理合約的形式與該國的文化傳統、法律規定、政治利益集團的尋租有關。Roe(2000)認為美國區別於歐洲各國的主要政治因素是否有深厚的社會民主。英美是個體主義和平民主義思想較重的國家，人們對權力的集中有一種持久的不信任感。不管這種權力的集中是在政府內還是在政府外。並且，全民參與式的競爭性選舉和社會利益集團的普遍存在，強化了經濟權力分散化，最終導致企業股權結構分散。相對而言，德日市場體系不十分完善，集體主義深厚，社會追求對公民的長期承諾，所以企業股權結構集中。USV則從法律資源的角度，各國公司治理的差異在於股東保護不同，對作出解釋，普遍法系國家給予外部投資者——股東和債權人最強的保護，法國民法系國家對外部投資者保護最弱，而德國法國家和斯堪的納維亞法國家則介於兩者之間.與投資者保護強的國家相比，投資者保護較弱的國家中公司控制權更為集中，而在投資者保護較強的國家中，伯利與米恩斯式的公司即股東分散及職業經理控制公司的現象更為普遍。二是路徑依賴論。認為各國公司所有權結構和治理規則是由該國初始條件決定的，其中效率和政治集團的尋祖是關鍵因素，Gordon(1983) 施萊佛和維什尼（1997）認為投資者的法律保護和所有權集中是一個好的公司治理結構的關鍵因素，所以他們認為美國、英國、德國和日本具有世界上最好的公司治理制度。《OECD公司治理准則》則認為，好的或有效的公司治理制度是具有國家特性的，它必須與本國的市場特徵、制度環境以及社會傳統相協調 (OECD,1999)。
在20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沒有出錯時，以銀行為中心的公司治理顯現出具穩定性的優勢。人們認為，目光長遠的銀行能使公司主要關心長期投資決策。到了20世紀90年代，隨著日本經濟的崩潰，人們改變了看法。康和斯圖爾茲（Kang and Stulz,1998）認為，日本銀行遠不是理性投資的推動者，它們錯誤地實行了軟預算約束，向效益下降且需重組的公司過渡貸款。愛德華茲和費雪（Edwards and Fisher ,1994）、黑爾維希（Hellwig,1999）認為，德國銀行同樣在走下坡路，不能提供有效的公司治理。英美模式既有輝煌，也有危機的年代，特別是 2001年以來接連不斷涌現出的安然公司、世通公司、施樂公司的假賬丑聞也使人們對其公司治理效率產生懷疑；東南亞家族控制模式曾經造就了「東南亞奇跡」，但1998年以來的金融危機卻使其暴露出諸多嚴重的缺陷。 1、趨同論
（1）趨同於股東中心型模式的觀點。研究公司治理問題的早期學者們認為股東中心型的英美模式比其他模式更為有效，也必將成為未來的主流模式。特別是二戰後直到20世紀70年代，美國公司主導了世界，人們更加相信英美模式為全世界最佳。Foster(2001).Easterbrook and daniel(1991)認為國際市場競爭的壓力會驅使各國公司治理向統一的效率模式演化，即以股東為導向、擁有發達的股票市場和分散的所有權的股東中心型模式。Ja(2001)的研究表明歐盟和日本大量制定法的變化，已使關系型治理體系有向美國的市場治理模式趨同的演變。
（2）趨同於利益相關者模式的觀點。
20 世紀70年代以後，弗里曼（Freeman）、多納德遜(Donaldson)、布萊爾(Blair)、米切爾(Mitchell)等認為，利益相關者模式比股東至上模式更有生命力，也是各種公司治理模式趨同的方向。從全球公司治理模式的特徵和實際運作方式來看，日本和德國的公司治理模式更接近於利益相關者模式。由於日本和德國經濟在「二戰」結束後崛起，並在20世紀70年代後相當長時期保持強大的競爭優勢，為利益相關者治理模式提供了有力的證據。
（3）法律趨同與功能趨同
2．反對趨同論 ①法律觀點
哥倫比業大學法律學教授Roe
②政治文化觀點
③路徑依賴觀點
中西方公司治理理論綜述

❻ 如何理解東歐國家經濟政治轉型及其性質

20世紀初，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和奧匈帝國土崩瓦解，東歐各國終於贏得了渴望已久的民族獨立；20世紀中葉，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東歐國家選擇了人民民主制度，走上了通向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20世紀末，東歐大地上再次風雲突變，各國共產黨相繼喪失執政地位，社會主義政權如多米諾骨牌般傾覆，政治轉軌的大幕由此拉開。

1989年後，隨著東歐政治轉軌和「回歸歐洲」進程的展開，出現了否定「東歐」這一概念，而代之以「中歐」、「另一歐洲」、「中間地帶」，「中東歐」 或「東中歐」等說法的傾向。盡管「東歐」已失去了原來與「西歐」相對的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上的含義，盡管將來東西歐可能融為一體，盡管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聯邦發生了分裂，但是，除民主德國與聯邦德國合並，並入了統一德國的發展進程外，作為曾處於共產黨領導之下，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又幾乎同時開始政治轉軌的國家，東歐地區各國在許多方面存在著共性，仍可被看作是一個整體。
「東歐」涵蓋了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侏加利亞、羅馬尼亞、塞爾維亞和黑山、斯洛維尼亞、克羅埃西亞、波黑、馬其頓、阿爾巴尼亞12個國家。

所謂「政治轉軌」，主要是指政治制度和政治體制的變化。根據《中國大網路全書·政治學卷》的解釋，政治制度是「在特定社會中，統治階級通過組織政權以實現其政治統治的原則和方式的總和。它包括一個國家的階級本質，國家政權的組織形式和管理形式，國家結構形式和公民在國家生活中的地位。狹義主要指政體，即政權的組織形式」。政治體制則是「以國家政權組織為中心的各種具體政治制度和政治行為規范的總和，即為使國家機器正常運轉所採取的組織形式、許可權劃分、工作方式等具體制度和規范，如領導制度、選舉制度、中央與地方的行政制度、人事制度、人民行使政治權利的制度、政策制訂制度等」。可見，一方面，政治制度和政治體制的外延有交叉之處，都包括國家政權的組織形式即政體、國家結構形式以及公民在國家生活中的地位等；另一方面，政治制度和政治體制又存在著顯著的區別，前者更側重於國家的階級本質，「鮮明的階級性是政治制度的最根本特點」。後者則「是政治制度在組織形式和活動方式中的具體化， 同政治制度相比，政治體制具有很大的靈活性」，外延也更為廣泛，不僅包括政體和國家結構形式，還包括政黨制度、選舉制度、幹部制度等內容。據此，東歐由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和體制向西方式的多黨議會民主制的轉軌可歸結為兩個問題：一是國家政權歸了誰所有，即國家的階級本質問題；二是國家政權如何行使，即國家政權的組織形式和結構形式、政黨制度和選舉制度等關乎政治體制的問題。本書的論述緊緊圍繞這兩個問題展開。
東歐劇變作為政治轉軌的開端，通過政治多元化和多黨制的實施、共產黨的蛻變，特別是其執政地位的喪失，基本解決了政治轉軌的第一個問題——國家政權的歸屬問題，東歐各國的國家性質發生了根本變化。然而，政治轉軌的第二個問題——國家政權的行使方式問題遠不像第一個問題那樣易於解決，如把東歐政治轉軌看作是所謂「民主化進程」的西方學者所認為的：「全面民主化過程通常十分復雜，而且持續得很久。它涉及到非民主政權的終結和民主政權的登台，然後是民主體制的鞏固。」而在「鞏固民主體制」的過程中，從一黨執政到多黨競爭和從議行合一到三權分立的轉變是最值得關注的兩個方面，這不僅是因為對於共產黨居領導地位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多黨制和三權分立的確立明顯改變了政治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而且由於西方式的議會民主制「一直是建立在分權和多黨制基礎之上的」，仿照西方模式建構政治制度和體制的東歐國家亦必須首先在這兩點上有所動作。
東歐的政治轉軌並非空穴來風。蘇聯模式推行的危害、東歐社會主義建設的失誤、西方的長期滲透和蘇聯對東歐政策的變化逐步瓦解了東歐原有的政治制度和體制，歷史文化傳統和曾經有過的「民主」經歷、經濟因素、外部環境、民族和宗教問題更與轉軌進程息息相關。本書的後五章即試圖從歷史因素的作用和經濟、國際、民族和宗教等因素與政治轉軌的互動中，探詢東歐國家政治轉軌的發生原因和發展軌跡，把握政治轉軌的脈搏。
東歐開始政治轉軌至今已十年有餘，十餘年間，這樣的政治轉軌作為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現象，其走過的每一步都引起世人，特別是國外學者們的極大興趣。他們著書立說，或是反映某一國家轉軌的具體情況，或是論述政治轉軌的某一方面，如議會制度、選舉制度等的變化，或是從宏觀上探討東歐的「民主化」進程，他們對東歐政治轉軌的報道和反思為本書的寫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
國內學術界則更多地關注於東歐國家的經濟轉軌及其相關問題，對政治轉軌的研究相對缺乏，並且多集中在對政治轉軌中某一個特定問題，如東歐劇變的原因和教訓、左翼政黨的興衰等，或對某一時期某一國政局的分析上，可參照的系統論述政治轉軌的專著、論文不算很多。

❼ 股票市場如何影響經濟

按正常的角度說，宏觀經濟與股市的關系是作用與反作用的關系：宏觀經濟直接影響著股市，原因是它影響著投資者對上市公司業績的預期；股市行情變化對宏觀經濟只有間接反作用，沒有直接影響———企業的機器設備不會因為股價下跌而少掉一個零件，宏觀經濟更不可能因為一個電子符號的變化而突然轉向。
股市對宏觀經濟間接關系的第一項是融資。融資規模的大小，影響著生產或服務領域的投資量，由此影響著宏觀經濟數據。但在不同時期，它的作用是不一樣的。比如在經濟過熱時期，本來就要適度限制投資規模，股市融資額減少並不是什麼壞事。 還有國家股票影響國家經濟，國家經濟受影響，就影響到貨幣的價值，貨幣價值影響到匯率，匯率影響進出口貿易值，要是影響大就會出現貨幣膨脹，導致物價上漲，這就影響老百姓了。

❽ 經濟學問題

1.新興市場國家與轉型國家有一定的聯系，但新興市場國家並不包括所有的轉型國家。對實際判斷一個國家是否屬於新興市場國家，國際學術界還存在一些爭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廣大發展中國家在探索發展道路、改變落後貧困面貌的艱難過程中，前 而所謂新興市場國家的概念，可能正式出現在1994年美國商務部的《國家出口促進策略》中。其中提到，一個新世界正在崛起，未來美國將與這一類新的國家進行競爭，這類國家可稱之為「新興市場」國家。在這一語境中，新興市場國家一般特指市場經濟體制逐步走向完善，經濟發展速度較快，市場發展潛力大，正力圖通過實施體制改革與經濟發展進步而逐漸融入全球經濟體系的經濟體。就這個角度而言，新興市場國家與轉型國家有一定的聯系，但新興市場國家並不包括所有的轉型國家。

不過，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方面，其所發表的《世界經濟展望》通常把世界各國分為三大類，即先進經濟體、發展中國家和轉軌國家。從2004年開始，這家權威機構則將全世界國家分為兩大類：一個是包括亞洲新興工業經濟體在內的先進經濟體，另一個就是其他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由此可以看出，新興市場國家多屬於非發達國家，卻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存在明顯區別以至於可以單列出來。因此，新興市場國家不能等同於發展中國家。
具體來說，從地域范圍上講，新興市場國家主要集中於亞洲、中東歐和拉美三大區域。美國商務部就認為，組成新興大市場的十大新興市場國家有中國（包括大陸、香港、澳門和台灣）、印度、韓國、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南非、波蘭、土耳其以及作為一個整體的東盟。
英國《經濟學家》雜志也列出25個國家(地區)作為新興市場國家(地區)來進行有關數據統計。這些國家和地區分別是中國大陸、中國香港、中國台灣、印度、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韓國、泰國、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委內瑞拉、哥倫比亞、希臘、以色列、葡萄牙、南非、土耳其、捷克、匈牙利、波蘭、俄羅斯。
進入新世紀以來，西方媒體和經濟學家論及新興市場時，所提到的國家數目就更多了。2007年，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發表世界銀行前行長沃爾芬森的文章表示，新興經濟體「包括大約30個中等收入或貧困國家」。
由此可知，新興市場是由一些重要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部分轉軌國家以及個別發達國家所組成的。這些經濟體或國家大致具有如下特點：數目眾多，是一個群體；廣泛分布在亞非拉以及東歐等地區，且都是各地區的主要國家和各自地區經濟組織的核心成員；巨大的商品供應國和銷售市場，全球資本的重要流入對象，世界經濟的主要增長點。
不過，對實際判斷一個國家是否屬於新興市場國家，國際學術界還存在一些爭論。
一些學者在劃分新興市場國家時，重點考慮的因素有：人口眾多，資源豐富，市場巨大，是所在地區的大國，其發展狀況將影響周圍國家的發展；突然出現在國際舞台上，可能直接改變現存的世界局勢，在全球經濟中占據較大份額，在國際政治上擁有較大發言權；是重大國際政治、經濟和社會事務的主要或積極參與者；是全球擴展速度較快的市場，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世界貿易的增長；致力於開放本國經濟，平衡財政預算以及國有企業私有化。
另一些學者則認為，新興市場國家的衡量標准主要看用人均GDP反映的絕對經濟發展水平；市場管理體制，尤其是市場體制的自由度及增長率；市場的長期潛力性等因素。其中，還有學者特別強調評判一個國家是否屬於新興市場國家的最重要標准，就是看這個國家是否能有效地幫助外來供銷商和客戶進入市場參與商業活動。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判斷標准已不像美國商務部那樣或多或少沾染意識形態色彩，而是更加側重從市場管理體制、世界力量對比、世界格局的變化和全球治理的角度提出。正如西方知名財經作家約翰·特雷恩所說，「新興市場國家」不是發展中國家，並不包括「伊斯蘭」、「地中海」 或「拉丁美洲」那些沒有發生變化的國家，它是指那些正迎頭趕上的國家。
總之，新興國家走上快速發展軌道，其經濟實力以及在世界經濟中的積極作用不斷加強。這是相關發展中國家獲得政治獨立後，又一次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飛躍。雖然這一過程尚處於初始階段，但無疑預示著又一個新時代的即將來臨。

2.new resources；technology；immigrant

3.美國的醫保體系創立於20世紀大蕭條年代，醫療不公是美國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主要社會問題之一，它長期困擾著美國民眾。醫療不公主要指醫療資源（醫療保險計劃、醫療服務、醫療經費等）分配不公。與西方大多數發達國家相比，美國的醫療領域缺乏計劃性、法定性和社會性政策，卻以高度市場化運作為特色，國家公共醫保體系薄弱，導致醫療資源分配不公，弱勢群體受保率低下。雖然二戰以來，美國多屆政府重視醫改，但均不能特別有效地解決醫保領域中市場化和公共性之間的結合與互補，許多改革措施以失敗告終。

高度市場化醫療體系下的社會不公

美國是西方自由市場經濟模式國家的典型代表，雖然這並不排斥或反對政府對經濟生活的干預，但在醫療領域，美國政府的干預歷來比較薄弱。1965年以前，私營商業性和市場化是美國醫保體系的主要模式，公共醫保政策與制度嚴重缺失。

在市場化模式下，醫療保險的需求理論認為市場化是醫療資源配置的最佳方式，可以在市場公平的基礎上評價效率。但事實上，經濟領域的公平與社會領域的公平內涵不盡相同。經濟領域的公平是指市場經濟等價交換原則所體現的平等，而社會領域的公平主要體現在保障弱勢群體的基本生存需求方面。醫療公平屬於社會領域范疇，所以不能把經濟領域公平競爭、優勝劣汰的公平原則簡單運用於醫療領域。正如美國學者詹尼弗（Jennifer Prah Ruger）指出的那樣，醫療領域偏重市場化決策，會與健康公平原則相悖。

美國高度市場化的醫療體系，表面上可以實現醫療資源的公平配置、自由選擇、按需分配，實際上卻導致了社會某些層面的醫療不公。因為保險公司為了規避風險通常採取逆向選擇，他們擇優選擇收入高、健康、年輕、潛在風險低的客戶群體並為其提供相應的保險計劃；對收入低、健康狀況差、年老等弱勢群體，保險公司不是提高保費來抵禦風險，就是拒絕其投保來迴避風險。這種逆向選擇一方面使低風險人群因其預期健康狀況良好，但投保費用支出高而選擇少保、退保、棄保；另一方面使弱勢人群因其健康現狀差和預期健康風險發生率高而需要投保，卻被排除在保險市場之外——缺保、無保，這種情況是造成美國全民醫保覆蓋率始終處於發達國家最低水平的根本原因，其他發達國家幾乎達到100%的覆蓋率，而美國到奧巴馬改革之前覆蓋率一直維持在85%左右。

美國的醫療資源分配不公，是醫療保險市場化功能失靈的一種表現。醫療保險屬於一種特殊商品，但卻是社會保障的重要組成部分，需要政府幹預彌補市場失靈的漏洞來體現。二戰以後，因貧富兩極分化和老齡化的逐步加深，醫療領域的社會不公問題更加突出。1965年，美國政府終於頒布了「醫療照顧」和「醫療補助」計劃，規定凡年滿65歲及以上的老人可以享受「醫療照顧」計劃，凡收入在貧困線以下可以享受「醫療補助」計劃。雖然政府制定了公共醫保計劃，使弱勢群體直接受益，但享受公共計劃是有條件的，也是有限的。例如，加入「醫療照顧」計劃的條件苛刻，有些醫葯和醫療服務費用還須自己承擔。隨著醫療費用上漲，公共醫療的成本大幅上升，財政壓力瀕於失控。1970年代以後，美國醫改的關鍵問題轉變為成本控制，而不是擴大公共醫療支出，因此美國的無保和脫保率依然維持在15%左右。

種族歧視歷史痕跡中的醫療不公

美國的種族歧視問題是美國民主進程中最大的挑戰，種族歧視在公共福利政策中的政治色彩很重，影響了美國公共醫療制度的建立與發展。可以說，種族歧視是醫療不公的根源。

美國的種族歧視由來已久。在醫療領域，特別在醫療服務中，種族歧視和種族隔離最為嚴重，因為醫療服務必須有肌膚和身體的直接接觸，這是種族歧視中最禁忌的。為了隔離，社會通過提供給所謂劣等民族低劣的醫療服務、醫療條件、醫療設備而不斷強化醫療不公的社會現象。1960年代以前，美國的醫院有白人醫院、黑人醫院、綜合醫院之分，黑人只能到黑人醫院和綜合醫院看病。許多南方州，綜合醫院為數很少，如阿肯色、喬治亞、南卡羅來納、得克薩斯四個州，直到1957年還沒有綜合醫院。另外，黑人醫院無論是條件、設備還是醫務人員都比白人醫院的差，即使在綜合醫院里，為白人和黑人治療的設備和區域也是分開的。醫療資源的分配不公使許多黑人患病得不到及時治療，最典型的是亞拉巴馬州塔斯基吉（Tuskegee）市的梅毒醫療事件。20世紀30—70年代，塔斯基吉有將近400名男性黑人患有第三期梅毒，但因為他們是有色人種，沒有得到治療。

醫學教育機構和醫學組織同樣從創立之初就實施了種族隔離。美國的醫學教育機構很少接納黑人學生，到1950年代，只有兩所醫學院——霍華德醫學院和瑪雅醫學院對黑人學生開放，批准黑人學生實習的醫院只有10所，有黑人工作人員的醫院也很少。在廢除種族歧視和隔離之後，南部的醫學院在法律上成為開放性綜合學校，但在實踐中隔離依然十分嚴重。歷史上，所有南部各州的黑人醫師都被排除在州縣的職業團體之外，甚至被排除在美國醫學協會之外。

種族隔離成為美國建立和改革公共醫保制度的最大障礙。二戰接近尾聲時，羅斯福表示支持醫療保險改革；隨後杜魯門更加關注醫療改革，提出實行國家強制性全民公共醫保計劃，但是杜魯門計劃也難以逾越種族政治藩籬。1960年代中期，美國的種族政治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1964年國會通過了《民權法》，取締了公共領域的種族歧視。但種族政治依然影響著政府醫療政策的制定，1965年頒布的「醫療照顧」和「醫療補助」計劃是有限的公共醫保計劃，本身就是政府與各種利益集團爭論、妥協的產物。即使到1990年代柯林頓醫改時，還不得不顧忌種族政治的影響，小心地迴避引發公共醫療中種族問題的討論，所以柯林頓的醫改計劃主要包括了中產階級的醫療保障問題，而不是擴大底層有色人種的健康保障。

傳統核心價值觀與醫療公平原則的沖突

美國人傳統的核心價值觀在醫療資源分配尤其是醫療經費的分配中是矛盾沖突的，這種沖突使政府的公共醫療制度改革和完善的歷程特別艱辛。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是美國人傳統核心價值觀的基礎，但是對沒有醫療保險群體的道德關注也是美國民眾的核心價值觀，自由主義者將自由的原則看做是絕對的，在公平分配原則中，個人與公平存在沖突，以至於道德層面的核心價值不足以產生強大的力量去支持全民醫療保險政策的出台。

在美國人的主流哲學中，個人自由和自主權是主要的社會價值，而政府的作用是保護個人權利，尤其是財產權利。但在擴大全民醫保覆蓋方面，若要加大公共政策的力度，必然會損害或侵犯偏好自由選擇私營醫保的中等收入及富有階層的權利，因為政府主要是通過擴大稅收、將國民收入二次分配來保障弱勢群體的醫療公平的。自從1965年美國頒布有限的公共醫保計劃以來，圍繞是否實行強制性國家公共全民醫保的辯論從未間斷過。反對者強調自由和平等之間的價值沖突，把強制性國家公共全民醫保制度看成是激進的「社會主義醫療制度」而大加抨擊。支持者認為只有政府以及醫療管理部門擴大其立法和制定政策的職能，才能在市場失靈范圍內調控，為弱勢群體提供必要的和道德的社會醫療保障。柯林頓時期，醫療改革的辯論達到了高潮，政府提出的《醫療保障法案》，既遭到了共和黨的攻擊，又受到了各利益集團的抨擊，公眾意見也是紛繁復雜，辯論的焦點是美國正經歷一個多層面的醫療危機：醫療成本太高，無保或不足保險的比例太高，醫療服務質量參差不齊等。但是各種勢力在辯論過程中最終關注的是自身利益，無法達成共識，改革最終失敗。美國的傳統價值觀決定了它在制定公共政策中，容易產生不同的見解而難以達成統一的協定。

雖然美國歷史上存在一些醫療不公的問題，但隨著世界文明的發展和世界各國醫改的不斷深入，美國努力通過多次醫改的實踐，試圖為全民提供相對公平的醫療保障。當美國人不能在理解醫保公平問題的所有層面上達成共識時，就把醫保公平放在「健康權是人類繁榮的必要條件」這一層面上首先達成共識，以此在多維的具體爭論中達成暫時的和解與共識，並制定出政策和制度性安排，推動醫保公平的具體政策不斷完善。

4.不清楚two conflicting principles 是什麼。

希望能幫到你。

❾ 西南財經大學中國金融研究中心的科研成果

1 國別差異與銀行業對外開放風險評判 曾康霖 國際金融研究 2006/11
2 習慣的思維與理性的落差——簡議道德風險與逆向選擇 曾康霖 中國金融 2006/20
3 我國貨幣資金流動的區域差異分析 曾康霖 上海金融 2006/09
4 探索前沿 銳意創新——《資本市場稅制優化研究》評介 曾康霖 財經科學 2006/10
5 關注公司治理結構的焦點——探討當前三個敏感而又難以迴避的熱點話題 曾康霖 西南金融 2006/08
6 金融服務外包的風險控制及其監管研究 曾康霖 金融論壇 2006/06
7 現實與未來的思索:富人是否一定比窮人更講信用? 曾康霖 中國金融 2006/07
8 對區域民間金融的評析 曾康霖 西南金融 2006/01
9 對國有商業銀行股改引進外資的幾點認識 曾康霖 財經科學 2006/01
10 金融在縮小收入差距中有何作為 曾康霖 光明日報 2006/08/14
11 新制度經濟學與中國改革 曾康霖 經濟學動態 2006/4
12 金融學教程 曾康霖 中國金融出版社 2006年4月
13 中國轉型期信用制度建設研究 曾康霖 中國金融出版社 2006年5月
14 中東歐轉軌經濟國家股票市場制度研究 曾康霖 中國金融出版社 2006年5月
15 中國轉型期商業銀行公司治理研究 曾康霖 中國金融出版社 2006年5月
16 構建有效金融服務體系 支持新農村建設 劉錫良 四川省情報 2006/11
17 我們應如何解除農村金融壓抑 劉錫良 中國金融 2006/14
18 中東歐政府在銀行改革中的作用 劉錫良 中國金融 2006/11
19 一項對我國資本市場研究具有前沿性和創新性的成果——評江世銀博士著《中國資本市場預期》 劉錫良 財貿經濟 2006/06
20 資源稟賦與城市商業銀行組織形式選擇：山東個案 劉錫良 金融研究 2006/9
21 中東歐國有銀行產權改革研究 劉錫良 中國金融出版社2006年5月
22 中國漸進改革成本與國有銀行財務重組 陳野華 經濟研究 2006/03
金融與保險2006/6 全文轉載
23 證券業自律管理理論與中國的實踐 陳野華 中國金融出版社 2006年3月
24 行為金融學 陳野華 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 2006年6月
25中國外匯儲備的規模與運用——兼論匯金公司的利弊 馮用富 經濟學動態 2006/10
26基於極值理論方法的中國股指期貨保證金設定的實證研究 李曉渝潘席龍 統計與資訊理論壇 2006/04
27 股權分置改革推進中的風險預測 李曉渝潘席龍商業時代 2006/21
28 論金融工程學的工程學特色 李曉渝潘席龍 金融與經濟 2006/06

❿ 如何理解東歐國家經濟政治轉型及其性質

東歐國家經過10多年的轉軌，可以說已經不同程度建立起了市場經濟的框架。迄今為止，已有4個東歐國家成為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正式成員國，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對這些東歐國家經濟轉軌成果的承認。1995年，捷克成為第一個加入經合組織的東歐國家，1996年匈牙利和波蘭相繼加入該組織，2000年斯洛伐克成為了該組織的成員國。2004年，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斯洛維尼亞將成為歐盟的正式成員國。從整體上看，東歐的經濟轉軌取得了重大進展，這些進展突出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經濟改革設計上更加現實：東歐在劇變之初存在許多幻想，現在這些幻想不復存在。劇變之初的欣喜若狂已被謹慎理智的思考所取代。一位匈牙利學者指出了制度轉變初期的三個幻想：市場無所不能；私有化可以解決一切問題；體制轉變後西方援助會大量湧入，情況還立即變好。上述幻想的破滅反映在體制設計上更加現實，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在資源配置機制市場化的同時，注重國家干預，強調國家對於經濟的宏觀控制；二是在推進私有化的同時，注重現有國有企業的改造，強調其他方面的市場改革；三是在吸引外資、爭取外援的同時，把經濟體制轉換看成是一個內部變化的過程，強調經濟體制自下而上的變化。2、建立市場經濟所需要的法律制度：市場經濟是一種法律規范的經濟制度，需要一系列法律制度的支持。東歐各國基本上都通過了新的憲法、公司法、商業法、合同法、反不正當競爭法、預演算法、銀行法、破產法、私有化法、證券法、外國投資法等，適合市場經濟的法律框架已基本就位。3、通過緊縮政策基本實現了宏觀經濟的穩定。東歐各國在經濟轉軌中都實行了程度不同的緊縮的貨幣與財政政策，試圖通過減少補貼、削減開支、提高利率、抑制需求、取消稅收優惠等措施來實現宏觀經濟的均衡。東歐國家通過上述措施控制了通貨膨脹，其中波蘭、南斯拉夫1990年激進的穩定化計劃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控制住了高達四位數的惡性通貨膨脹。新南斯拉夫1993年通貨膨脹達到了創記錄的100萬％，這種惡性通貨膨脹的高記錄在戰時經濟的歷史上也是罕見的。1994年初，曾任聯合國、世界銀行顧問、年逾古稀的德·阿夫拉莫維奇執掌了南斯拉夫中央銀行大權，著手進行宏觀經濟的穩定。他以南斯拉夫的黃金儲備為基礎，發行新的第納爾，確定第納爾與馬克的兌換率為1：1，同時南斯拉夫實行嚴厲的緊縮政策。結果南斯拉夫惡性通貨膨脹的勢頭迅速得到遏制，價格迅速得到穩定。但到了1995年，價格穩定受到威脅。東歐的經驗表明，嚴厲的緊縮的貨幣與財政政策有助於遏制惡性通貨膨脹。在惡性通貨膨脹的宏觀經濟環境下不可能實現經濟增長。宏觀經濟的穩定化是有利於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這已被東歐經濟從衰退走向復甦的事實所證明。東歐絕大多數國家的通貨膨脹率目前仍為兩位數，這對於轉型國家而言仍然很高，因此東歐宏觀經濟的穩定化仍有許多事情可做。4、通過放開價格、放開外貿實現了經濟的自由化。東歐國家除匈牙利以漸進方式實現了價格與貿易的自由化外，都以激進的方式、一步到位，全面放開了90%的商品和勞務的價格，同時取消了進口的數量限制，解除了大部分商品出口的數量限制。迄今為止，東歐國家90%的商品和勞務的價格已放開，價格已成為引導資源配置、影響企業行為的重要信號。貿易自由化有助於引進競爭，打破壟斷，同時有利於利用本國的比較優勢，促進本國競爭力的提高。5、通過本國貨幣貶值實現了本國貨幣的國內可兌換性。東歐國家通過大幅度的貨幣貶值，使定值過高的本國貨幣的匯率接近於平行市場的匯率，實現了本國貨幣的國內可兌換性。在轉軌經濟中，匯率成為了宏觀經濟的穩定器，匯率的穩定促進了宏觀經濟的穩定。6、所有制改造取得了初步進展：東歐中小企業的私有化進展迅速，已經完成，而國有大型工業企業的私有化也取得了進展。東歐國家私有化的方式是多樣的，基本上是外部私有化、內部私有化與無償分配三種方式並用。目前新產生的私人部門發展迅速，成為促進私有化的一個重要因素。經濟轉軌以來，私人部門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佔比例有大幅度的提高。根據歐洲開發與重建銀行公布的數字，1994年中期，私人部門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捷克為65%，波蘭、匈牙利、斯洛伐克為55%，阿爾巴尼亞為50%，保加利亞、克羅埃西亞為40%，羅馬尼亞、馬其頓為35%，斯洛維尼亞為30%。而到了1998年，私人部門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匈牙利為80%，捷克、斯洛伐克和阿爾巴尼亞為70%，波蘭為65%，克羅埃西亞為55%，保加利亞為50%。1997年匈牙利的私人資產已佔國家資產的的3/4(其中國內投資者佔40%，外國投資者佔60%)。7、金融改革已經起步：東歐金融改革的主要內容是：保證中央銀行的獨立性；將中央銀行與商業銀行的職能分開，建立二級銀行體系；發展股票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