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市場行業間金融傳染

㈠ 當某個行業股票交易價格大幅下跌時為金融市場傳遞出那些信號

股票漲跌最直接就是供求關系的影響，當某個行業的股票集體下跌時，可能會引起恐慌盤的產生，造成散戶的集體出逃，間接引起大盤的下挫，而大盤下跌時，又會讓投資者認為還會繼續下跌，賣的人自然就會多，那麼漲停的買盤也會被全部成交，自然漲停板就會打開，而下跌的股票數量也會急劇增多，以至於影響到整個金融市場的投資信心，使整個金融市場都呈現出低迷的狀態。

㈡ 誰給分析下金融危機

編輯本段定義
金融危機又稱金融風暴，是指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與地區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標(如：短期利率、貨幣資產、證券、房地產、土地(價格)、商業破產數和金融機構倒閉數)的急劇、短暫和超周期的惡化.
編輯本段類型
金融危機可以分為貨幣危機、債務危機、銀行危機等類型。近年來的金融危機越來越呈現出某種混合形式的危機。
編輯本段特徵
其特徵是人們基於經濟未來將更加悲觀的預期，整個區域內貨幣幣值出現幅度較大的貶值，經濟總量與經濟規模出現較大的損失，經濟增長受到打擊。往往伴隨著企業大量倒閉，失業率提高，社會普遍的經濟蕭條，甚至有些時候伴隨著社會動盪或國家政治層面的動盪。在對待這次震撼世界的亞洲金融危機的問題上，朱鎔基在很多重要場合都態度堅定地表示，「人民幣堅決不貶值，不增加亞洲其他國家、地區的危機和困難。」，「我們是亞洲的一分子，同舟共濟，決不乘人之危。」朱鎔基所代表的中國政府的形象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尊重和贊許。海內外媒體都普遍認為朱鎔基是帶領中國人民在經濟改革大潮中走出困境。走向光明的最佳人選。（以上內容節選自《應用寫作》雜志1998年第10期《談朱鎔基講話的語言特色》）
編輯本段國際金融危機傳染機制出現新特點:
外部因素引起金融危機、金融危機國際傳染並非近年方才出現的現象。1873年，德國和奧地利經濟繁榮，吸引資本留在國內，對外信貸突然中止，導致美國傑·庫克公司經營困難；1890年，倫敦巴林兄弟投資銀行對阿根廷債權發生支付危機，加之當年10 月紐約發生金融危機，倫敦一系列企業倒閉，巴林銀行幾乎於當年11月份倒閉，只是在英格蘭銀行行長威廉·利德代爾牽頭組織的銀團擔保基金救助下方才得以倖免，但英國對南非、澳大利亞、美國和其他拉丁美洲國家的貸款因此事而銳減，致使上述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危機一直持續到1893年；1928年春，紐約股市開始繁榮，汲幹了本可投向德國、拉丁美洲的信貸源泉，導致上述國家和地區陷入經濟蕭條。中止發放海外信貸很可能加速海外經濟衰退，後者又會反過來對導致這一切的國家發生影響。20世紀 90年代，伴隨著國際游資的膨脹，國際貨幣、金融危機頻繁爆發，根據巴里·艾森格林和邁克爾·博多在2001年完成的一項研究，現在隨機挑出的一個國家爆發金融危機的概率都比1973年大1倍，國際貨幣、金融危機的傳染性也大大增強，往往爆發不久就如同傳染病一樣迅速從最早爆發危機的國家或地區蔓延到其他國家和地區。輿論界留下了許多描繪這一現象的詞彙：1994年墨西哥危機的「龍舌蘭酒效應」、「亞洲流感」、 「俄羅斯病毒」等等不一而足，而對貨幣、金融危機傳染機制的研究也迅速興起。由於多種危機傳染機制需要在資本項目和金融市場開放條件下才能實現，在很大程度上，我國依靠資本項目的適度管制和金融服務市場低開放度而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倖免於難，但時至今日，隨著我國經濟金融形勢的變化，盡管我國資本項目仍未完全開放，危機傳染的風險已經大大上升，震撼國際金融市場的美國次貸危機給我們敲響了警鍾，表明國際金融危機傳染機制出現了新特點。
廣義的貨幣、金融危機的國際傳染渠道可以劃分為非偶發性傳染渠道、偶發性傳染渠道兩大類，前者指在危機爆發前的穩定期和危機期都同樣存在的傳染渠道；後者指僅出現於危機爆發後的傳染渠道。由於第一類傳染渠道源於國家或地區間實際的經濟金融聯系，危機的傳染來自宏觀經濟基本面的變動，因此又稱為「真實聯系渠道」，或「基於基本面的傳染」，主要包括貿易聯系與競爭性貶值、政策調整、隨機總需求流動性沖擊等途徑。偶發性傳染與經濟基本面無關，僅僅是投資者或金融市場其他參與者行為(特別是非理性行為)的結果，因而又有「真正的傳染」、「純粹的傳染」之稱，主要包括內生流動性沖擊、多重均衡和喚醒效應、政治影響傳染等途徑。但這些傳染機制往往是建立在貿易聯系和「中心」國家對「邊緣」 國家投資的基礎之上，是因為來自發達國家的機構投資者紛紛棄新興市場資產而追逐母國優質資產所致。而就此次美國次貸危機對中國的影響而言，貿易聯系與外國對華投資機制的作用可能並不十分關鍵，反而是中國對外投資和中國企業海外上市可能成為最主要的危機傳染途徑，而且這樣的危機傳染途徑的重要性還會日趨提升。
編輯本段為何出現金融危機
當前的金融危機是由美國住宅市場泡沫促成的。從某些方面來說，這一金融危機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每隔4年至10年爆發的其它危機有相似之處。
然而，在金融危機之間，存在著本質的不同。當前的危機標志信貸擴張時代的終結，這個時代是建立在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美元基礎上的。其它周期性危機則是規模較大的繁榮-蕭條過程中的組成部分。當前的金融危機則是一輪超級繁榮周期的頂峰，此輪周期已持續了60多年。
繁榮-蕭條周期通常圍繞著信貸狀況循環出現，同時始終會涉及到一種偏見或誤解。這通常是未能認識到貸款意願和抵押品價值之間存在一種反身（reflexive）、循環的關系。如果容易獲得信貸，就帶來了需求，而這種需求推高了房地產價值；反過來，這種情況又增加了可獲得信貸的數量。當人們購買房產，並期待能夠從抵押貸款再融資中獲利，泡沫便由此產生。近年來，美國住宅市場繁榮就是一個佐證。而持續60年的超級繁榮，則是一個更為復雜的例子。
每當信貸擴張遇到麻煩時，金融當局都採取了干預措施，（向市場）注入流動性，並尋找其它途徑，刺激經濟增長。這就造就了一個非對稱激勵體系，也被稱之為道德風險，它推動了信貸越來越強勁的擴張。這一體系是如此成功，以至於人們開始相信前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所說的「市場的魔術」——而我則稱之為「市場原教旨主義」(market fundamentalism)。原教旨主義者認為，市場會趨於平衡，而允許市場參與者追尋自身利益，將最有利於共同的利益。這顯然是一種誤解，因為使金融市場免於崩盤的並非市場本身，而是當局的干預。不過，市場原教旨主義上世紀80年代開始成為占據主宰地位的思維方式，當時金融市場剛開始全球化，美國則開始出現經常賬戶赤字。
全球化使美國可以吸取全球其它地區的儲蓄，並消費高出自身產出的物品。2006年，美國經常賬戶赤字達到了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6.2%。通過推出越來越復雜的產品和更為慷慨的條件，金融市場鼓勵消費者借貸。每當全球金融系統面臨危險之際，金融當局就出手干預，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1980年以來，監管不斷放寬，甚至到了名存實亡的地步。
次貸危機導致發達國家金融機構必須重新估計風險、分配資產，未來兩年，發達國家資金將紛紛逆轉回涌，加強當地金融機構的穩定度。由此將導致新興市場國家的證券市場價格大幅縮水、本幣貶值、投資規模下降、經濟增長放緩甚至衰退，其中最為脆弱的是波羅的海三國和印度。新的金融危機將為中國經濟增長帶來壓力，但中國資金也面臨「走出去」抄底整合並購相應企業的好時機 。
編輯本段如何解決金融危機
中國的經濟從根本上是結構問題，說白了是流動性過剩，最根上的問題是銀行貸款貸多了，還有熱錢進的太多了，現在中國存貸量是多大，大家可以到網上查查，這是一個天數，這么大量在短時間內貸出去了，經濟勢必會形成泡沫，但是靠著貸款形成的繁榮應該不會長久，政府應該好好管管已經貸出的款，能不能回籠？有多少壞賬會生成。這是對中國經濟生死的宣判官，而不是不斷地提高准備金率，把現有的經濟血脈都抽回到心臟，讓已經貸出的錢和熱錢來統治中國的經濟。人民幣升值是個罪魁禍首，是熱錢流入的始作俑者，中國股市熱錢不會救，救了對中國也沒有好處，如果再堅持升值，將嚴重打擊中國的出口業，中國的外匯儲備價值。如果光是從石油進口來搞人民幣升值，不如直接動用外幣儲蓄補貼石油。
中國要進行結構治理，首先要先清理信貸系統，特別是對已經貸出的巨量資金進行跟蹤處理。如果這方面有缺口，必須多印票子，通過物價上漲（人民幣對內貶值）達到一個新的平衡點，這是中國人必須付出的代價。如果這部分沒有問題，立即停止人民幣升值，將儲備的美元盡快花出去，或者投資到美國去，買地產，而不是去救美國的金融機構。這樣美國就不會給人民幣施壓了，也拯救了美國的經濟。將來中國人無論是賺是賠，對現在都有好處。
要刻意保護好中國的股市和房地產市場，這是中國改革成果的體現，特別是房地產，世界各國都把房地產作為本國經濟的大堤（最後防線），一旦危及房地產，都會不惜一切代價進行挽救。中國的房地產偏熱是正常的，政府打壓只會給外資熱錢製造介入機會，讓中國人今後付出更大的代價。 要特別保護好房地產商，不要豬肉漲了，就把母豬也殺掉賣肉。房價漲了，不是地產商的錯。
股市政府必須得救，不救，百姓就要出問題，百姓沒有錢了，就會出本質問題。
股市不能靠外資來救，外資不會無緣無故地來中國，中國也沒有能力進行強權博弈，將外資強留在中國，這樣在流動過剩的情況下，不能再讓人民幣升值，任憑外資繼續大量流入。
中國也不能用貶值驅趕外資，因為中國的經濟已經和外資密不可分，驅趕了就會使經濟崩潰。
中國不必實行緊縮政策，如果這樣的話，是等於讓中國自己的錢退出經濟主戰場，讓外資和游資主宰中國經濟，到頭來使中國自己的資金無用武之地。
中國要好好管管金融機構圈錢的行為，中國不應該吹金融泡沫，資金不能在金融機構流來流去，要指導民眾，向產業方向投資，美國人很高明，人家搞高科技泡沫，互聯網泡沫，沒聽說搞金融泡沫，中國高金融泡沫，物價能不上漲嗎？錢都在高端轉來轉去，沒有更多在流轉在產業之中，經濟還能不出問題。
國家要把股權分置改革放緩，股權分置主要是國有股分置，通過解禁來和市場爭利（資金）不是好作法，國家可以將分置期由3年改為30年。大大減緩解禁速度，對股市可以起到拯救作用。
國家要對再融資進行嚴格控管，對上市企業，要實行效益監管，股價監管，如果由於再融資造成股價下滑，必須由再融資的錢向股東賠付，這樣就不會產生惡意圈錢的行為。
至於印花稅真不是個問題，降和不降不是問題的關鍵。國家去年收了2000多億印花稅，就算不降今年也收不上2000億了，降了也沒多少，與解禁比，與再融資比，根本算不了什麼。
政府應有的放矢治理結構問題，不好給中國經濟亂念緊箍咒。
編輯本段新世界性金融危機
未來兩年將出現世界性金融危機
次貸危機導致發達國家金融機構必須重新估計風險、分配資產，未來兩年，發達國家資金將紛紛逆轉回涌，加強當地金融機構的穩定度。由此將導致新興市場國家的證券市場價格大幅縮水、本幣貶值、投資規模下降、經濟增長放緩甚至衰退，其中最為脆弱的是波羅的海三國和印度。新的金融危機將為中國經濟增長帶來壓力，但中國資金也面臨「走出去」抄底整合並購相應企業的好時機。
世界范圍金融危機的烏雲正在聚集，未來兩年內，全世界將出現一次新型的金融危機。這一金融危機的最大受害者將是一些新興市場國家，這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帶來了挑戰和新的機遇。
資金流動逆轉將導致新興市場國家金融危機
為什麼未來世界將出現新型的金融危機呢？這要從發達經濟體與新興市場經濟體過去近十年來金融業發展的基本格局談起。
以美國和英國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在過去近十年 ，受益於全球化的大趨勢，經濟不斷繁榮，但這種繁榮的基礎其實比較脆弱。這些經濟體自身的儲蓄相對不足，消費不斷增長，經濟的金融化趨勢不斷加強，其集中的表現就是家庭利用已有的金融資產，尤其是房地產為抵押，向銀行借款來支持其日益高漲的消費。這一格局發展的必然結果就是消費信貸鏈的破裂，集中的表現就是美國的次級房貸危機。次級房貸危機導致美國的金融機構必須重新估計金融風險的成本，也使這些金融機構必須重新分配自己的資產，以降低風險。
反過來看，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在過去十年的發展過程中，吸引了大量發達國家的資金，以墨西哥、俄羅斯、印度、巴西等國為例，其證券市場上一半以上的資金來自於國外。日益高漲的海外資金不僅推動了本地資產價格的高漲，也推動了本地經濟的繁榮，同時也帶來了本地貨幣實際匯率的不斷升值。這一系列過程為這些經濟體發生金融危機埋下了種子，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兩個地區：一是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立陶宛和拉脫維亞，不僅經常賬戶出現了佔GDP 10%以上的赤字，同時財政赤字也日益加劇，國內價格上漲的趨勢愈演愈烈，而且，這些國家還實行了與歐元掛鉤的聯系匯率制度，這無疑是寫下了導致金融危機最佳的化學反應公式。
另一個非常脆弱的經濟體，就是印度。雖然印度經濟在過去3年內保持了年均8%以上的增長率，但是其宏觀經濟的情況不容樂觀：長期以來，印度的經常賬戶處於赤字狀態，證券市場一半以上的資金來自於海外，通貨膨脹率不斷上升，中央政府也是長期處於赤字狀態。
綜合考慮發達國家以及新興市場國家的一些經濟情況，我們不難得出一個結論：在未來兩年之內，世界經濟很可能發生資金流動逆轉的情形，那就是幾年前從發達經濟體爭先恐後湧入新興市場國家、追求高風險高回報的資金，在發達國家重估風險的情況下，紛紛逆轉涌回發達國家，加強發達國家金融機構的穩定度。這種趨勢的形成無疑會對發展中國家帶來直接的影響，並最終導致新興市場國家金融危機的形成。
新金融危機與亞洲金融危機的差異
這種金融危機同十年前發生的亞洲金融危機可能形式不同。十年前發生的亞洲金融危機，主要形式是國際收支的危機，那時亞洲出現了大量到期的外債需要償還，同時國際金融炒家紛紛擠兌，造成了這些國家外匯儲備不足，以至於不得不讓本幣大幅度貶值。新一輪金融危機的形式不見得以國際收支的短缺為標志，因為今天許多新興市場國家的外匯儲備量是比較高的，同時由於吸取了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這些國家並沒有大規模舉債，只是通過證券市場吸引了大量外資，但是，這並不等於說新興市場國家不面臨著金融危機，這種金融危機的形式是以大量的資金倒流從而導致本國證券市場價格大幅度縮水、本幣貶值，從而導致本地投資規模下降、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甚至於衰退為表象的，這和幾年前這些新興市場國家經濟高漲、資產價格泡沫化恰好形成了一個逆反的鏡面圖像。這一新型金融危機的導火索很可能是波羅的楚游，從波羅的海三國可能傳導至東歐各國，再傳到南亞包括印度，之後再進一步傳到其他一些新興市場國家。
資金流動不能盲目放開，財政政策須保留一定的靈活性
一旦這樣的金融危機發生，中國經濟面臨著怎麼的挑戰呢？可能的情況是，一部分外資的表現也會如在其他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那樣紛紛出逃，對於中國的國際收支會產生一定的沖擊，給中國經濟帶來一定的通貨緊縮的壓力，但對於目前高速運轉（事實上是過快運轉）的中國經濟並不是壞事。而且，這一資金倒流的情況也會使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有所緩解。但是不容否認，這種資金倒流會對國內的投資規模產生一定的沖擊，會在相當程度上導致中國經濟增長率的下降。另外，由於許多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增長率的下滑，也會間接通過對中國產品需求的下降，影響中國經濟的增長，這些都是這一新型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沖擊。
我們必須看到，這一新興金融危機的到來對中國也蘊藏著巨大的「商機」。在這一輪金融危機發生的時候，很多新興市場的資產價格將大幅度縮水，這將是中國資金出國投向這些國家的絕好時機，這也是中國企業「走出去」、整合並購相應企業的最好時機。為此，中國經濟界需要做好資金上和項目研究方面的准備。從宏觀層面上講，宏觀經濟政策必須考慮到這一輪新型金融危機發生的可能性，在資金流動問題上必須穩扎穩打，不能盲目放開，要考慮到大量資金出走的可能性和由此帶來的壓力。當一輪金融危機發生的時候，楚游的經濟增長率必然會出現下滑，我們的財政政策必須保留一定的靈活度，在繼續實行當前穩健財政政策的前提下，必須做好項目上和資金上的准備，一旦新一輪金融危機在周邊國家發生，中國就可以轉向積極的財政政策，找到一些有資金保障和社會效益的投資項目。
總之，新一輪金融危機的風險已經來臨，全速前進的中國巨輪必須考慮到金融風暴可能帶來的沖擊，把握機遇，化解風險，我們的經濟發展航程將會前途光明。
·原因
1997年7月2日，亞洲金融風暴席捲泰國，泰銖貶值。不久，這場風暴掃過了馬來西亞、新加坡、日本和韓國等地。打破了亞洲經濟急速發展的景象。亞洲一些經濟大國的經濟開始蕭條，一些國家的政局也開始混亂。
那麼，亞洲金融風暴爆發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呢？
在觀看了關於亞洲金融風暴的一系列報道和自己的研究之後，我找到如下幾方面的原因：
1.喬治·索羅斯的個人及一個支持他的資本主義集團的因素；
2.美國經濟利益和政策的影響；
3.亞洲國家的經濟形態導致。
一：喬治·索羅斯的個人及一個支持他的資本主義集團的因素：
「金融大鱷」「一隻假寐的老狼」是對這個金融怪才的稱謂。他曾說過，「在金融運作方面，說不上有道德還是無道德，這只是一種操作。金融市場是不屬於道德范疇的，它不是不道德的，道德根本不存在於這里，因為它有自己的游戲規則。我是金融市場的參與者，我會按照已定的規則來玩這個游戲，我不會違反這些規則，所以我不覺得內疚或要負責任。從亞洲金融風暴這個事情來講，我是否炒作對金融事件的發生不會起任何作用。我不炒作它照樣會發生。我並不覺得炒外幣、投機有什麼不道德。另一方面我遵守運作規則。我尊重那些規則，關心這些規則。作為一個有道德和關心它們的人，我希望確保這些規則，是有利於建立一個良好的社會的，所以我主張改變某些規則。我認為一些規則需要改進。如果改進和改良影響到我自己的利益，我還是會支持它，因為需要改良的這個規則也許正是事件發生的原因。」
眾所周知，索羅斯對泰銖的炒作是亞洲金融風暴的導火線。他是一個絕對有實力，有能力的金融家，然而通過玩弄亞洲國家政權，來達到他獲得巨額資本的目的顯然是卑劣的。
二：美國經濟利益和政策的影響：
1949年，新中國成立預示者社會主義陣營的建立。美國，作為資本主義頭號強國，有了危機感。他通過強大的經濟後盾在亞太地區建立起一個資本主義的統一戰線：韓國，日本，台灣直至東南亞，都成為美國的經濟附庸。這給亞洲一些國家飛速發展帶來了經濟支持。七十年代，東南亞一些國家的經濟迅猛發展。
但是，1991年，蘇聯解體標志著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美國當然不允許亞洲經濟繼續如此發展，於是，他開始收回他的經濟損失。對於索羅斯的行為，他是縱容的。
三：亞洲國家的經濟形態導致：
新馬太日韓等國都為外向型經濟的國家。他們對世界市場的依附很大。亞洲經濟的動搖難免會出現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狀況。以泰國為例，泰銖在國際市場上是否要買賣不由政府來主宰，而他本身並沒有足夠的外匯儲備量，面對金融家的炒作，該國經濟不堪一擊。而經濟決定政治，所以，泰國政局也就動盪了。
·啟示
（1）一個國家經濟的開放程度，是建立在強大的經濟實力和穩定的政權基礎上的，只有經濟實力雄厚，政權穩固才能談及真正的發展經濟。
（2）一個經濟學家，只有有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才能促進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否則，他將不是一個真正的經濟學家，並對經濟發展起阻礙作用。
（3）只有提高綜合國力，才能使一個國家立於不敗之地。
編輯本段產生
泰國的金融危機事發於股票市場和外匯市場的動亂。首先是外匯市場的美元收縮沖擊，使得泰銖在很短的時間內大幅度貶值，進一步影響了泰國的股票市場和金融體系，東南亞的金融市場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捆綁經濟，而且各國的貨幣不統一，在國際化的金融市場上美元最終成為交易單位。間接的為金融危機的爆發創造了助動力。
所以，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爆發來自於外匯市場的沖擊，貨幣危機又成了金融危機的附屬。
編輯本段亞洲金融危機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概況
1997年6月，一場金融危機在亞洲爆發，這場危機的發展過程十分復雜。到1998年年底，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997年6月至12月；1998年1月至1998年7月；1998年7月到年底。
第一階段：1997年7月2日，泰國宣布放棄固定匯率制，實行浮動匯率制，引發了一場遍及東南亞的金融風暴。當天，泰銖兌換美元的匯率下降了17%，外匯及其他金融市場一片混亂。在泰銖波動的影響下，菲律賓比索、印度尼西亞盾、馬來西亞林吉特相繼成為國際炒家的攻擊對象。8月，馬來西亞放棄保衛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堅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沖擊。印尼雖是受「傳染」最晚的國家，但受到的沖擊最為嚴重。10月下旬，國際炒家移師國際金融中心香港，矛頭直指香港聯系匯率制。台灣當局突然棄守新台幣匯率，一天貶值3.46%，加大了對港幣和香港股市的壓力。10月23日，香港恆生指數大跌1211.47點；28日，下跌1621.80點，跌破9 000點大關。面對國際金融炒家的猛烈進攻，香港特區政府重申不會改變現行匯率制度，恆生指數上揚，再上萬點大關。接著，11月中旬，東亞的韓國也爆發金融風暴，17日，韓元對美元的匯率跌至創紀錄的1 008∶1。21日，韓國政府不得不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援，暫時控制了危機。但到了12月13日，韓元對美元的匯率又降至1 737.60∶1。韓元危機也沖擊了在韓國有大量投資的日本金融業。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銀行和證券公司相繼破產。於是，東南亞金融風暴演變為亞洲金融危機。
第二階段：1998年初，印尼金融風暴再起，面對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印尼開出的葯方未能取得預期效果。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將實行印尼盾與美元保持固定匯率的聯系匯率制，以穩定印尼盾。此舉遭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美國、西歐的一致反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揚言將撤回對印尼的援助。印尼陷入政治經濟大危機。2月16日，印尼盾同美元比價跌破10 000∶1。受其影響，東南亞匯市再起波瀾，新元、馬幣、泰銖、菲律賓比索等紛紛下跌。直到4月8日印尼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一份新的經濟改革方案達成協議，東南亞匯市才暫告平靜。1997年爆發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使得與之關系密切的日本經濟陷入困境。日元匯率從1997年6月底的115日元兌1美元跌至 1998年4月初的133日元兌1美元；5、6月間，日元匯率一路下跌，一度接近150日元兌1美元的關口。隨著日元的大幅貶值，國際金融形勢更加不明朗，亞洲金融危機繼續深化。
第三階段：1998年8月初，乘美國股市動盪、日元匯率持續下跌之際，國際炒家對香港發動新一輪進攻。恆生指數一直跌至6 金融危機600多點。香港特區政府予以回擊，金融管理局動用外匯基金進入股市和期貨市場，吸納國際炒家拋售的港幣，將匯市穩定在7.75港元兌換1美元的水平上。經過近一個月的苦鬥，使國際炒家損失慘重，無法再次實現把香港作為「超級提款機」的企圖。國際炒家在香港失利的同時，在俄羅斯更遭慘敗。俄羅斯中央銀行8 月17日宣布年內將盧布兌換美元匯率的浮動幅度擴大到6.0～9.5∶1，並推遲償還外債及暫停國債交易。9月2日，盧布貶值70%。這都使俄羅斯股市、匯市急劇下跌，引發金融危機乃至經濟、政治危機。俄羅斯政策的突變，使得在俄羅斯股市投下巨額資金的國際炒家大傷元氣，並帶動了美歐國家股市的匯市的全面劇烈波動。如果說在此之前亞洲金融危機還是區域性的，那麼，俄羅斯金融危機的爆發，則說明亞洲金融危機已經超出了區域性范圍，具有了全球性的意義。到 1998年底，俄羅斯經濟仍沒有擺脫困境。1999年，金融危機結束。

㈢ 金融危機是如何傳染和擴散的

從美國華爾街擴散到歐日然後到全球

㈣ 金融危機傳染機制

金融危機傳染機制的綜合分析

理論界對危機傳染機制有著各自不同角度的表述。為了更加簡單而清晰地闡明金融危機的傳染機制，我們將其劃分為三類：貿易傳染效應、金融傳染效應以及預期傳染效應。貿易傳染效應是指一個國家的貨幣危機惡化了另一個與其貿易關系密切國家的國際收支狀況以及經濟基礎運行狀況。金融傳染效應是指一個市場由於宏觀經濟波動而導致的金融市場流動性缺乏，導致另一個與其有密切金融關系包括通過直接投資、銀行貸款、資本市場渠道等建立起來的各種金融聯系的市場的流動性缺乏，從而引發另外一國爆發危機。分為直接投資渠道、銀行貸款渠道和資本市場渠道。預期傳染效應是指即使不存在貿易、金融聯系，不同國家之間的金融危機也可能傳染，這是由於一個國家發生危機，另一些類似國家的市場預期發生變化，進而影響到投機者的信心與預期，從而導致投機者對這些國家的貨幣沖擊。 回顧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三次金融危機，無論是1992�1993年英國英鎊、義大利里拉的貶值所導致的歐洲貨幣系統危機，或是1994�1995年墨西哥比索危機所引發的拉美危機，還是1997�1998年泰國貨幣危機所演變成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其共同特徵是：三次金融危機都帶有明顯的傳染contagion效應，一個國家的金融危機會迅速擴散到其他國家和地區，演變成為區域性金融危機。而且隨著現象的頻頻發生，傳染後果的破壞性也越來越大，如：貨幣惡性貶值、外匯儲備耗盡，股市狂瀉、金融機構紛紛倒閉，經濟出現負增長，甚至影響了政府的穩定等等。金融經濟學家困惑的是為什麼金融危機會從一個國家波及至另一個國家這就是所謂的危機傳染問題。 國際上關於危機傳染的系統研究始於1992�1993年歐洲貨幣危機之後。早期的爭論主要集中於是否存在傳染，現在對金融危機的傳染性很少有人懷疑了，研究的重點放在了金融危機傳染的機制上：一國危機究竟是通過什麼渠道傳染給其他國的這里有必要給出「金融危機傳染」的准確含義，即指一個國家A的金融危機導致另一個國家B發生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強調的重點是國B發生金融危機的原因或前提就是國A的金融危機。 理論界對危機傳染機制有著各自不同角度的表述。為了更加簡單而清晰地闡明金融危機的傳染機制，我們將其劃分為三類：貿易傳染效應、金融傳染效應以及預期傳染效應。 貿易傳染效應是指一個國家的貨幣危機惡化了另一個與其貿易關系密切國家的國際收支狀況以及經濟基礎運行狀況。貿易傳染效應可分為「貿易夥伴型傳染」與「競爭對手型傳染」。一國與危機發生國的貿易聯系越緊密，危機傳染的概率就越大。由於發展中國家大多生產銷售類似的商品，其間的貿易往來並不是很多，因而「貿易夥伴型傳染」效應有限。而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存在互補性的貿易結構，眾多發展中國家往往出口競爭同一發達國家市場，故「競爭對手型傳染」成為危機傳染的主要渠道之一。 金融傳染效應是指一個市場由於宏觀經濟波動而導致的金融市場流動性缺乏，導致另一個與其有密切金融關系包括通過直接投資、銀行貸款、資本市場渠道等建立起來的各種金融聯系的市場的流動性缺乏，從而引發另外一國爆發危機。分為直接投資渠道、銀行貸款渠道和資本市場渠道。 預期傳染效應是指即使不存在貿易、金融聯系，不同國家之間的金融危機也可能傳染，這是由於一個國家發生危機，另一些類似國家的市場預期發生變化，進而影響到投機者的信心與預期，從而導致投機者對這些國家的貨幣沖擊。 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傳染機制可概括如下。由於泰國周邊國家的貨幣大多數都同美元掛鉤，當泰銖貶值後，泰國的出口競爭力便得到加強，但與泰國出口結構相似的周邊國家為了維持本國產品的出口競爭力，也會競相使本國貨幣貶值，即「競爭性貶值」。正是基於這種預期，國際投機者必然要對這些國家的貨幣做空，而投機性拋售就會對這些國家的貨幣產生巨大的貶值壓力。以上是貿易傳染效應的表現，而金融傳染效應則反映在：歐洲國家的金融機構在泰國和印尼等地都有投資，由於泰國金融危機導致歐洲國家金融機構的投資損失，使得歐洲國家的金融機構調整其投資組合以降低風險，從而從印尼等地投資，誘發印尼等國的貨幣危機。特別值得強調的是，在現實的經濟運行中，危機傳染的三個效應是同時作用的，尤其是預期傳染效應伴隨著危機傳染的全過程，並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由於經濟類型的接近，東南亞國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與泰國類似的經濟問題，如房地產和股市過熱、不良債權、經常項目逆差、匯率制度缺乏必要的靈活性，等等。投資者害怕當地也會發生金融危機，特別是由於信息的不對稱、不充分以及信息傳播速度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更加劇了投資者對類似國家的防守預期降低。正是在種種預期傳染效應之下，大多資金從新興市場撤走，從而導致其他國家的金融危機實際發生。美國著名經濟學家默頓•米勒在總結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教訓時指出：「由於泰國的戲劇性貶值，泰國的鄰邦和競爭者，如：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和南韓很快受到貨幣危機的傳染。」從泰國首先爆發的金融危機不僅傳遞到東南亞各國，而且傳遞到東亞地區，並通過外貿、外國投資企業和離岸銀行等渠道一波一波地向歐美國家和拉美國家的有關行業、領域傳遞。（上海金融報,中南財經政法大學,黃薇）

㈤ 股票市場投資如何有效規避金融風險

一炒短線
二設至獲利或虧損點
三有空學一下技術分析指標
四不要手癢
五不要道聽塗說跟進
六有錢有閑再玩

㈥ 哪位能簡單概述一下金融危機是怎麼回事

國際金融危機：是指發生一國的資本市場和銀行體系等國內金融市場上的價格波動以及金融機構的經營困難與破產，而且這種危機通過各種渠道傳遞到其它國家從而引起國際范圍的危機大爆發。
從世界經濟的歷史發展來看，金融危機所造成的危害是巨大的。嚴重破壞一國的銀行信用體系、貨幣資本市場、對外經濟貿易、國際收支平衡甚至整個國民經濟。金融危機爆發時的表現主要有：股票市場暴跌、資本外逃、市場利率急劇上揚，銀行支付體系混亂、金融機構倒閉破產、外匯儲備下降、本國貨幣迅速貶值。
（一）1929-1933年的金融危機
（二）美元危機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
（三）1992年英鎊危機
（四）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
（五）1997年開始的亞洲金融危機
國際債務危機和國際貨幣危機是重要的表現形式
國際債務危機：是個運用廣泛的術語，可以描述各種並不一定相關的金融現象。其中包括美國債務在80年代的迅速增長；高收益率「垃圾債券」市場的突然興起和消失；大多數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的經濟問題——前者可追溯到1973～1974年國際石油價格上漲，後者可追溯到80年代早期；及1989～1990年美國政府對其東南部許多儲蓄和貸款機構代價高昂的救援努力等。由於大多數金融恐慌和崩潰是由於某人或某機構無力按計劃承擔其義務而引起的——如在股市崩潰之後，靠貸款或「保證金」買入股票的投機者在其用作抵押的股票價值變得太低而資不抵債時無力償還其債務——因此，大多數金融危機在某種意義上講就是「債務危機」。
國際貨幣危機：又稱國際收支危機。貨幣危機的含義有廣義與狹義兩種。從廣義來看，一國貨幣的匯率變動在短期內超過一定幅度就可以稱為貨幣危機。（有的學者認為該幅度為15%～20%）從狹義上看，貨幣危機主要是發生在固定匯率制下，市場參與者對一國的固定匯率失去信心的情況下，通過對外匯市場進行拋售等操作導致該國固定匯率制度崩潰，外匯市場持續動盪等
國際金融危機發生的原因
（一）國際金融危機的制度背景
（1）國際金本位制下的制度缺陷
（2）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制度缺陷
（3）牙買加體系下的制度缺陷
（二）國際資本與國際金融危機
國際資本流動已經成為當前國際經濟政策討論的中心環節。傳統上，資本流動被看作一種被動的、調整性的附屬物。但是，對每一次金融危機後的考察，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頻繁爆發的危機表明，資本流動本身也會促成經濟形勢的變化和金融危機的爆發。一些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流入遠遠超過其經常項目賬戶赤字，過度的資本流入難以被國內經濟部門吸收。資本流入增加了資本進入國的外匯儲備，而這些外匯儲備最終又以種種方式迴流到了資本出口國，這種資本的大進大出使得資本流入國正常的經濟循環惡化，這些國家通過提供的外部融資，使得經濟周期的擴張階段得以延長和加強，同時推動國內需求和資產價格的膨脹。
（三）國際資本流動的易變性
國際資本流動容易受各種因素的影響。國際間利率的周期性變化、不同國家之間盈利機會的出現或喪失以及投機者信心因素和匯率預期的改變等都會對資本流動造成一定程度的沖擊。尤其是短期資本進入時來勢洶涌，撤離時也是勞師動眾，亞洲金融危機證明了這樣的事實：外國直接投資是比較穩定的資本流入，而證券資本的流入卻很不確定。
國際資本流動的易變性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分析：
1．新興市場國家金融市場相對較小。和發達國家的整體經濟規模、信用體系以及資本市場相比，這些國家金融市場的規模太小了，而吸收的資本凈流入太多了。
2．信息不對稱。由於缺乏信息溝通和了解，投資者的觀點和預期很不穩定，無法與東道國的經濟基本面相銜接。更為關鍵的是對於那些缺乏對信息的認識和了解的投資者來說更易產生「羊群效應」，而大量被推出歪曲的信息和評論以及暗箱操作更加劇了問題的復雜化。
3．資本流動的逆向效應。
在發生金融危機時，資本流動有一個重要的特徵是逆轉性——它一方面使資本輸入國由於風險預期的不斷變化而要償付更多的成本；另一方面國外的資本流入停止，停留在國內的國際資本開始逃離。即便是經營良好的企業，在利率攀升，匯率下跌和經濟前景暗淡的背景下都會劇烈地改變企業的利潤預期。
（四）國際資本流動與金融危機的實證研究
在金融危機爆發前，危機國一般都會出現資本大量流入、股票價格和房地產價格以及本幣升值的過程。本幣升值會抑制一國的出口和經濟增長，經常項目赤字，實質經濟因素發生逆轉。在此基礎上，金融市場就會出現貨幣貶值預期，當市場恐慌積累到一定程度後，投機資金便會發動攻擊，拋售本幣，本幣貶值，貨幣危機爆發。
（五）國際金融危機發生的內部因素
當一國爆發貨幣危機時，如果此時該國並不存在由國內因素導致的金融危機，那麼這一危機必然是由投機沖擊引起。實際上，投機沖擊更多是在一國經濟基礎出現明顯弊端時才會發動，與經濟基礎無關，純粹由於心理預期變化而導致的金融危機並不多見。這里以亞洲金融危機為例探討金融危機發生的內在原因。
（1）宏觀經濟政策失誤
綜觀亞洲各國的經濟發展，發現「亞洲奇跡」的很多方面是依託政府引導和行政強制實現的，這樣不可避免有很多的經濟政策失誤和權力腐敗，進而侵蝕一國經濟機體。如韓國從50年代開始，政府就沒有停止過對經濟的強力干預，為了加入GATT（WTO前身），韓國在30多年前，進行了半個世紀以來第一次戰略調整：從進口替代到出口導向。在1967年成為GATT成員以後，雖然在一些領域減低了關稅（總體關稅下降到14%），但在相當多的重要領域仍舊保持著強大的產業政策。比如汽車工業，韓國保護了20年時間。政府主導（關稅+產業護持）與「出口導向」共同構成了曾被當作發展典範的「韓國模式」的全部內容。韓國政府通過行政性手段拼湊大型企業集團，企業依靠國家保護盲目投資，金融機構呆壞賬日益積累，最後造成一種「尾大不掉」的尷尬局面。經濟內部結構問題和政府的深度參與必然產生的低效率和腐敗很快將韓國導入金融危機的困境。1998年，金大中政府推出「經濟復甦三年計劃」，把發展戰略從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轉變。
在一些亞洲國家，權力腐敗是經濟基本層面惡化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如印度尼西亞拒絕進行民主改革，實行家族式的集權統治，使國際的權力腐敗和權錢交易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總統蘇哈托家族甚至集聚了12個行業近400億美元的社會財富。在這樣一種背景下，不可能指望政府宏觀經濟政策能夠有什麼成效。
亞洲各國都大量舉借外債，經濟發展對外資的依賴性很強，對外債的管理失控，外債結構中短期外債太多，而且大肆揮霍進行房地產和資本市場的炒作。為了進行償付，必須保持高的出口增長和不斷增加的外資進入，一旦這兩者出現問題，資金鏈就會裂開，金融危機就要到來。
（2）亞洲模式的局限
亞洲國家的發展模式大體上可以歸結為「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60、70年代，日本用出口導向發展戰略，選擇了「貿易立國」政策，最終成為世界經濟大國，80年代後，東南亞國家爭相模仿，也帶來了這一地區10多年的繁榮。90年代以後，隨著收入的增長，傳統產品的市場容量已經飽和，市場相對縮小。而發展中國家普遍實行這一戰略，加上初級產品的技術進步，每個出口國的供給能力增長。東南亞各國的出口能下降，比較利益的轉移造成這些國家經濟的基本層面上出現結構失衡。
亞洲模式使得這些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要驅動力是外延投入的增加和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建立在這種增長方式基礎上的經濟發展是很難持久的。克魯格曼曾經警告過：「亞洲的經濟奇跡與其說是由於良好的計劃和生產率的提高，還不如說是由於有充足的勞動力和資本。」隨著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和周邊國家的競爭，這種低附加值產品的出口受阻，在推動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就被削弱。要維持經濟增長面臨兩個選擇：其一，像日本、韓國、台灣一樣進行產業技術結構升級；其二，開拓國內市場，降低工資率水平和進行本幣貶值。要在高附加值高技術產品市場上參與國際競爭，很多國家並無這樣的實力。經濟發展使工資水平增長，缺少向下彈性，就只有希望貶值來緩解出口壓力。亞洲各國在出口商品中的同質性非常明顯，在國際市場上構成了嚴重的惡性競爭，各國為了在國際貿易中占據有利位置，都有強烈的本幣貶值的願望。
（3）匯率政策的失誤
亞洲各國在匯率選擇上主要是與美元掛鉤的釘住匯率制和聯系匯率制。90年代以來美元對其它主要貨幣匯率大幅升值的情況下，引起了亞洲各國貨幣的相應升值趨勢，貨幣被人為地高估了，從而導致該地區的商品出口競爭力下降。為了維護固定匯率制，各國的中央銀行必須大量拋售外匯儲備，使外匯儲備大幅度減少，這樣就給國際的投機者提供了投機缺口。
不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的一個瓶頸就是資金短缺，與發達國家相比較，發展中國家資本市場的信譽遠遠不足以吸引到足夠的外資流入，各國紛紛進行了以放鬆管制為特徵的金融改革，80年代的拉丁美洲、90年代的東南亞，概莫能外。放鬆管制，吸引外資有兩個做法：一是提高利率吸引國際套利資本；二是開放金融市場吸引國際投機和投資資本。拉丁美洲和東南亞的金融放鬆面臨著很大風險，高利率使貸款在成本增加，容易誘發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亞洲大部分國家在實行固定匯率制的同時，也開放了本國的資本賬戶，大量的游動資本就可以無所阻攔的進入，使各國的金融體系潛伏著巨大的金融風險。
（六）金融危機的國際傳遞機制
國際金融危機傳遞是指引起各國匯率劇烈波動和金融市場秩序混亂的國際資本流動，它不僅由一國的金融危機影響到另一國，而且造成各國和地區之間的連鎖反應，即危機「傳染」。在金融一體化的今天，一國發生金融危機極易傳播到其它國家，這種因其它國家爆發的金融危機的傳播而發生的金融危機可稱為「傳染性金融危機」
（2）貨幣一體化安排
如果國家之間實行貨幣一體化制度安排，必須保持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匯率政策的一致性，在這種區域經濟鏈條最薄弱的環節容易受到沖擊，而一旦沖擊成功就具有連鎖效應。1992年，索羅斯旗下的量子基金正是利用歐洲各國在同一匯率機制問題上步調不一致的失誤，發動了拋售英鎊的投機風潮，迫使具有300年歷史的英格蘭銀行認虧出場。
在歐洲貨幣體系下，成員國之間雖然安排了相互間匯率浮動上下不超過2.25%的界限，但是這種貨幣一體化客觀上要求各國一致的貨幣政策和利率水平。當時德國剛剛統一，為了化解財政赤字實行緊的貨幣政策，形成歐洲貨幣體系內的其它貨幣貶值的強烈預期，最終以英鎊為首，波及到義大利、瑞典，芬蘭遭受投機者拋空而跌破界限。紛紛宣布退出歐洲的釘住匯率制。
（3）過分依賴國際資本
當影響比較大的金融危機發生以後，國際金融市場上的投機資本一般都會調整或收縮它們在國外的資產，至少會減少較大風險國家的資產。許多國家將不可避免地發生相當部分資本流出的現象，如果該國不能承受這種資本流出，該國就可能發生金融危機。
由於能源價格上漲和寬松的財政政策，美國在1980-1981年間面臨高通貨膨脹。不得不大幅收緊貨幣政策。美元利率上漲，拉丁美洲國家不得不借更多的錢維持資本運轉，到了1982年春天，受「馬島戰爭」影響，債權人對拉丁美洲國家迅速膨脹的貸款失去了信心，停止繼續增加貸款。這對於長期依靠資本注入的拉丁美洲國家無疑是致命的。
國際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的影響
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一體化發展，各國在經濟、貿易、金融等領域的一體化程度加強了，一國或一地區在經濟金融領域出現危機後，或多或少總要影響其它國家乃至全球。1997年秋季從泰銖貶值開始引發的亞洲金融危機波及了幾乎所有的東南亞國家和地區，並最終演變成沖擊全球的金融狂飆，引起了世界性的金融動盪和經濟困擾。
（一）經濟衰退，全球經濟增長放慢
1929-1933年的金融危機對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影響無疑是深刻的。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工業水平下降37.2%，其中美國下降40.6%，主要國家的經濟狀況退回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水平。而爆發在20世紀末的這場最大的金融危機給我們的教訓更為直觀。日本、韓國、東南亞國家和俄羅斯陷入嚴重衰退，其它國家經濟增長率都不同程度受挫。
拉丁美洲地區經濟增長率1998年比1997年下降了1.6個百分點，巴西從1997年的3.5%下降到1%。前些年保持強勁勢頭經濟增長的歐美國家也難以獨善其身。亞洲地區經濟增長停滯或成衰退，與該地區有密切貿易聯系的美國出口減少，在該地區投資的跨國公司利潤下降。1998年上半年，美國出口貿易出現90年代以來第一次負增長。據標准普爾公司估計，亞洲金融危機使美國所有部門在1998-2000年損失4180億美元。亞洲金融危機遲遲難以走出，使本已出現經濟泡沫的西方股市更加脆弱，美歐股市在危機期間持續暴跌，從而會減少投資者的財富效應，影響消費者開支和企業投資，導致經濟增長下降。
（二）貿易、投資自由化進程受阻
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的另一個負面影響是貨易自由化和投資自由化進程受阻。一方面，遭受危機打擊的國家會重新考慮過去在貿易、投資自由化方面所作的承諾，在以後的政策決定中更加謹慎。另一方面，經濟勢力強，經濟結構良好，受危機沖擊小的國家在危機後會由於本幣走強而使競爭力削弱，一旦危機國家出口恢復，貿易順差增多，貿易保持主義的呼聲就會增強。
（三）對國際金融體系的沖擊
每一次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往往都因現存的國際金融體系的一些致命缺陷而起。從而對國際金融的制度安排構成巨大沖擊，同時也提出嶄新的課題。就目前而言，國際資本流動規模如此龐大，甚至可以迅速吞噬一國的金融構架。如何防止貨幣危機的發生，需要各國共同努力來尋求辦法，需不需要管制？如何進行管制？需要採取什麼樣的匯率制度抵禦危機？政府之間，國際金融組織與政府之間如何協調？
30年代的大危機宣告了國際金本位制的滅亡，隨後誕生了以固定匯率制下的「雙掛鉤」為特徵的布雷頓森林體系。70年代的美元危機，牙買加體系取代了布雷頓森林體系。進入90年代以來，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的頻率更高，而原因也更為復雜，浮動匯率制也並沒有像設想中那樣自動實現內外均衡。1997年11月，亞太地區高級財政金融會議上通過了旨在加強亞洲地區金融合作的新機制，「亞元區」也開始進入政府間和學者討論的熱點話題。世界各國就如何防範金融危機的爆發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國際金融危機對東道國經濟的影響
（一）金融危機引發經濟、社會危機
金融危機的爆發極易引發經濟危機乃至於政治危機、社會危機，1994年墨西哥債務危機，新政府上台宣布比索貶值。1998提5月出現印度尼西亞政權更迭，阿根廷在危機中更是處於社會混亂、政府頻繁變動之中，一月之內，5個總統先後上台和下台。
金融危機中，外國資金往往大舉外逃，給該國經濟帶來沉重打擊。墨西哥1995年出現近200億美元的資金凈流出，泰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韓國和菲律賓私人資本凈流入由1996年的938億美元轉為1998年的凈流出246億美元，僅私人資本一項的資金逆轉就超過1000億美元，外資在短期內大量外流破壞了原來建立在外資流入基礎上的資金平衡。在外債管理松馳的一些國家，外債的總量和結構基本上處於失控狀態，外債與國內投資期限結構中的短借長放的「錯配」現象中十分嚴重，資金鏈一斷，損害是致命的。
金融危機的爆發還會引起匯率制度上的一些變革，給正常的生產貿易帶來不利影響。如30年代大危機後資本主義世界的普遍的外匯管制現象，1999年英鎊危機後歐洲區一些國家脫離了歐洲貨幣體系開始自由浮動，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後一些國家被迫採用了浮動匯率制。從短期看，這些新制度的實行往往因為政府的無效管理而給經濟帶來更大波動。
（二）金融危機對經濟秩序的影響。
危機爆發首先會造成金融市場劇烈動盪，1929年10月28日紐約股票市場價格在一天之內下跌12.8%，危機期間僅銀行破產倒閉達到上萬家。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外匯市場和股票市場劇烈動盪，各國貨幣對美元的匯率跌幅在10%或70%以上，大批企業、金融機構破產、韓國排名前20位的企業中有4家破產。
危機期間，各國政府往往採取緊縮性的財政貨幣政策更加加重了經濟困難，對外匯市場的管制可能維持很長時間，會對經濟帶來嚴重影響。從國際資本流動看，大量資本的頻繁進出擾亂了該國金融秩序，市場價格處於極不穩定狀態。這種不穩定的局勢也給公眾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帶來很大幹擾，一國經濟秩序陷入混亂。
（三）補救性措施對危機國的不利影響
一國發生金融危機後，政府將被迫採用一些補救性措施，緊縮性的宏觀經濟政策是最常用的手段，而危機的爆發有時候並不是因為政策的失誤導致的，這一措施的後果可能是災難性的。另外，為獲取國際金融組織和外國政府的資金援助，一國政府往往被迫實施這些援助所附加的種種條件，例如開放本國金融商品市場等，給本國經濟發展帶來很大負擔。
在解決80年代債務危機中，一方面各國政府、商業銀行和國際機構向債務國提供了大量臨時貸款。另一方面要求債務國實行緊縮的國內政學，以保證債務利息的支付。同時要求債務國進行以貿易自由化、私有化為特徵的政策調整，這些要求對發展中國家而言是比較苛刻的。

㈦ 傳染效應的金融市場的傳染效應

某些證據表明，傳染效應（表現為國際證券市場越來越大的相關性）曾經是1997－1998年新興市場危機的起因之一。這意味著：如果新興市場今天發生危機，這一現象會再次出現，但目前尚不清楚當前宏觀經濟形勢是否會引發這種大范圍的危機。在世界最近的一次金融危機（亞洲金融危機）後，全球股市呈現更大的相關性，這意味著現在新興市場一旦發生危機，各股市會同樣呈現密切的聯系。但是，過去加快危機進程的一些條件（如巨額外部融資需求）已不那麼明顯，而且金融市場已經令人信服地大幅降低了新興市場資產的價格。
某些證據表明，傳染效應（表現為國際證券市場越來越大的相關性）曾經是1997－1998年新興市場危機的起因之一。這意味著：如果新興市場今天發生危機，這一現象會再次出現，但目前尚不清楚當前宏觀經濟形勢是否會引發這種大范圍的危機。
在標准普爾公司降低阿根廷債券的級別之後的幾天，穆迪和惠譽兩家信貸評級機構又在10月12日採取了類似的行動。這些降級措施引起了憂慮：阿根廷主權債務不能按原有條件償還的危險可能引發類似於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後全球金融出現的動盪。這一動盪對各國經濟的影響主要表現在：
－－同阿根廷有直接經濟聯系的國家，如巴西和其他南方共同體成員國等貿易夥伴；
－－類似的外部金融需求，例如有巨大財政赤字（菲律賓）或巨大經常項目赤字的國家（立陶宛）。
「傳染效應」。亞洲金融危機完全展現的時間是1997年7月2日，當天泰銖暴跌，並引起了新興市場以及工業化國家證券市場的騷亂。危機始於5個國家的證券市場（泰國、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和韓國）並最終擴大到表面看來毫不相乾的國家（俄羅斯和巴西）和工業化國家的金融市場。 有：
－－由於實際行了與美元掛鉤的匯率機制，1995－1997年間美元對日元的升值削弱了幾個亞洲國家的對外經濟部門，大部分國家現在都已取消這一機制；
－－通過商業聯系或資本市場的聯系（例如風險溢價上升），一個國家的內部危機可能嚴重影響另一個國家的基本經濟變數。
不同的原因。亞洲危機同過去的危機，尤其是同80年代拉丁美洲債務危機和1995年墨西哥比索危機的區別表現在兩個問題上；
－－在亞洲，最嚴重的動盪是由私有部門事先和事後的金融決策（債務人和債權人兩方面都對資金流入「極為樂觀」而對流出則「極為悲觀」，他們主要從事巨額的跨國短期融資）引起的，而公共債務卻沒有起到重要作用（就像過去的拉美危機一樣），因為多數亞洲國家都擁有財政盈餘。（但是，亞洲各國政府通過控制匯率水平的承諾和促進私有企業借款的措施形成的巨大隱性財政負擔的危險已經受到嚴重關注。）
－－在亞洲金融危機發生時，國際環境已經是有利的，西方大國的生產和貿易都在強勁而穩定地增長，其利率也是歷史最低的。
結果，開始在一個國家（泰國）發生的匯率危機最後導致了多數東南亞國家的衰退並動搖多數新興市場和全球金融系統的全球性金融波動。
證券市場的表現。一種判斷這種傳染效應是否是經濟困難的後果的方法是評估危機前和危機發生時期的股市行為。如果股市歷史是相關的，那麼一個市場的變化將會引起其餘市場的變化。從這一意義上看，如果在危機中，這種相關性不發生巨大變化，那麼股市按照傳統的關系在發展。相反，如果危機開始後相關性發生重大變化，就可以認為這是金融傳染的跡象。對1997年危機前後全球股市所作的分析表明，亞洲市場同西歐、美國和拉美市場之間的相關水平發生了顯著變化：
－－在穩定時期（即危機前）亞洲市場對美國的影響反應非常明顯。在動盪時期（危機後），美國股市的沖擊對亞洲市場的影響加大，而對英國和歐元區市場的影響則較小。
－－同樣，歐元區、英國和美國市場對亞洲市場沖擊的反應也加大了。
－－危機後亞洲市場其他國際股市的結合變得更加明顯了。
這些結果說明，在亞洲危機後，全球股市的一體化程度提高了。
危機後。上述分析意味著，一個國家發生金融危機後，各國股市（乃至各國經濟）之間的相關性都有所增加。例如，這可能意味著，阿根廷主權債務的違約可能提高全球股市的相關性並進而將市場動盪傳播到另一個新興市場－－鄰近的（如巴西）或較遠的（如土耳其）。但是，當前的一系列宏觀經濟因素不同於1997－1998年的 1.內在的貼現：新興市場的資產定價中已經考慮到了影響經濟走向的各種因素，除了對阿根廷經濟疲軟的預期，還有全球經濟減速和美國為首的「反恐怖戰爭」導致的宏觀經濟不確定性的增大。相反，1997年亞洲危機是突然發生的風暴－－包括信貸評級機構和多邊機構在內都感到意外。今天，全球金融市場都十分了解阿根廷和巴西這些潛在的「有爆燃危險的」經濟體的狀況。（但是，值得提到的是遠在在泰銖暴跌之前，亞洲幾個「虎國」的股市就曾經發出過警告信號，可是大都沒有引起重視。）
2.外部融資：今天新興市場利用的外部資金比90年代中期到末期要少得多，那時亞洲國家的經濟在巨額經常項目赤字下運行，而現在該地區擁有盈餘。在經常項目看來脆弱的一些國家，如波羅的海國家，長期資本項目的流入改善它們經濟的可持續性。
如果阿根廷不違約（依然十分可能）目前的衰退還會影響巴西。同樣，阿根廷本國銀行債務的重組也會影響同阿根廷本國銀行有密切聯系的西班牙和其他外資銀行。
在世界最近的一次金融危機（亞洲金融危機）後，全球股市呈現更大的相關性，這意味著現在新興市場一旦發生危機，各股市會同樣呈現密切的聯系。但是，過去加快危機進程的一些條件（如巨額外部融資需求）已不那麼明顯，而且金融市場已經令人信服地大幅降低了新興市場資產的價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