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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雷電頌》作者簡介及寫作背景

《雷電頌》作者簡介及寫作背景

一、作家作品

郭沫若（1892～1978）：現、當代詩人、劇作家、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原名開貞。四川樂山人。於1919年開始發表新詩和小說。1921年出版的詩集《女神》，以強烈的革命精神，鮮明的時代色彩，浪漫主義的藝術風格，豪放的自由詩，開創了一代詩風。同年夏，與成仿吾、郁達夫等發起組織創造社。 1929年初參與倡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其間寫有《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等小說，作品中充滿主觀抒情的個性色彩。還出版有詩集《星空》等，並寫有歷史劇、歷史小說、文學論文等作品。抗日戰爭爆發後，出任國民政府軍委政治部第三廳廳長，負責有關抗戰文化宣傳工作。其間寫了《棠棣之花》、《屈原》等充分顯示浪漫主義特色的歷史劇，這些劇作借古喻今，緊密配合了現實的斗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繼續進行文藝創作。他是繼魯迅之後，中國文化戰線上又一面光輝的旗幟。

二、寫作背景

《屈原》寫於1942年1月，正是抗日戰爭的相持階段，半壁河山淪於敵手，國民黨政府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悍然發動"皖南事變"。他從抗戰的現實斗爭中深切感受到人民的呼聲和時代的責任，又從往昔的歷史回顧中汲取著斗爭的力量與澎湃的詩情。

郭沫若面對這樣的政治現實義憤填膺，於1941年，在周恩來同志直接指示下，在國民黨黑暗統治中心重慶，接連寫下六大歷史劇，以此為武器，配合黨向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了猛烈的斗爭。這六大歷史劇借古諷今，有一個共同的主題，即是反對投降、反對專制、反對分裂，堅持抗戰、堅持民主、堅持團結，其中以《屈原》為最有名。正如作者自己所說："對國民黨反動派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實行特務統治，製造皖南事變的罪行，全中國進步的人們都感受著憤怒，因而我便把這時代的憤怒復活在屈原的時代里去了。換句話說，我是借了屈原的時代來象徵我們當前的時代。"

《屈原》在當年國民黨統治的中心──重慶上演，產生過巨大的影響。尤其是"雷電頌"一幕中的獨白，激起過許多愛國者的共鳴。每次演出都被觀眾爆發出的雷鳴般的掌聲所淹沒。這個劇最終被國民黨當局禁演。

B. 5個中國科學家的名字與他的成果

錢學森；鄧稼先；他們研製出了原子彈；氫彈。

C. 屈原 賞析

五幕歷史劇《屈原》是郭沫若歷史劇的代表作。全劇截取了屈原生活中的橫斷面。在一天時間里，濃縮了屈原堅持聯齊抗秦、反對絕齊降秦、與楚國宮廷內保守勢力展開激烈斗爭的歷程，概括了屈原的精神品格。《雷電頌》是屈原在自尊的靈魂遭受最深凌辱、生命危在旦夕之際叩問天地表達自身理想的宣言書。「獨白」以詩意化的語言賦予自然雷電以神力，讓雷電化作手中的倚天長劍，去劈開黑暗，去焚毀這黑暗中的一切，《雷電頌》淋漓盡致，不可遏止地抒發了屈原熱愛祖國、堅持正義、渴望光明、反對黑暗的理想與要求。《雷電頌》是正氣歌，它以史為題材，以劇為形式，以詩為靈魂，「把時代的憤怒復活在屈原的時代里」，表現了抗戰時期人民抗戰要求和同仇敵愾的民族精神。

當時，國民黨統治集團瘋狂推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反動政策，氣焰囂張，橫行無忌。進步輿論遭到嚴厲壓制，進步作家遭到殘酷迫害。在沒有一點言論自由的環境里，人民大眾「反對內戰，一致抗日」的正義要求難以直接反映。分裂和倒退的陰影沉重地壓在人民的心上。一部分堅持斗爭的革命劇作家轉而致力於歷史劇的創作，借古喻今，用中華民族以往堅持正義、反對邪惡的斗爭史跡，來教育和鼓舞人民，通過歷史人物之口，表達人民的要求和希望。

郭沫若，是這一時期歷史劇作家的最傑出的代表。他作為進步文化界的旗手、詩人、歷史學家，既從抗戰的現實斗爭中深切感受到人民的呼聲和時代的責任，又從往昔的歷史回顧中汲取著斗爭的力量與澎湃的詩情。皖南事變後不久，他就曾指出：「文藝的內容斷然無疑地是以斗爭精神的發揚和維護為其先務。目前的中國乃至目前的世界，整個兒是美與惡、道義與非道義斗爭得最劇烈的時代，也就是最須得對於斗爭加以維護而使其發揚的時代。文藝工作者的任務因而也就再沒有比現時代更為鮮明，更為迫切。現實，最迫切地，要求文藝須作為反納粹、反法西斯、反對一切暴力侵略者的武器而發揮它的作用……」（註：《今天創作的道路》，1941年9月6日作，收於《今昔集》）。他隨即拿起歷史劇這種文藝武器，英勇地投身到這場維護民族生存、爭取人民民主的嚴峻斗爭中。他這個時期創作的六部歷史劇，全都是在最黑暗的日子裡寫成的：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寫成五幕劇《棠棣之花》，一九四二年一月，寫成五幕劇《屈原》，二月寫成五幕劇《虎符》，六月寫成五幕劇《高漸離》，九月寫成四幕劇《孔雀膽》，一九四三年四月寫成五幕劇《南冠草》；前後總共不到一年半的時間。在這些劇作中，郭沫若塑造了各種各樣的歷史人物：《棠棣之花》中的聶政、聶熒與俠累、韓哀侯，《屈原》中的屈原、嬋娟與南後、宋玉，《虎符》中的信陵君、如姬與魏王，《南冠草》中的夏完淳與洪承疇，《高漸離》中的高漸離與秦始皇，《孔雀膽》中的段功與車力特穆爾等。在這些人物的劇烈沖突當中，作者一方面深刻地揭露了外來侵略者、本國反動統治者和叛徒漢奸等形形色色丑類的本質，無情地鞭撻了他們貪婪狡詐、專橫兇殘、卑鄙無恥、自私自利的齷齪靈魂；一方面深刻發掘了自古以來中華民族英雄義士的高風亮節，熱情地贊揚了他們愛國愛民、忠貞剛直、見義勇為、大公無私、不怕犧牲等高尚品德。與黑暗反動勢力堅持進行頑強的不妥協的斗爭，是貫穿這些劇本的一個共同的基本精神；反對侵略、反對賣國投降、反對專制暴政、反對屈從變節，主張愛國愛民、主張團結禦侮、主張堅持節操，是這些劇本從不同角度所表現的共同主題。作者所展示的這一幕幕歷史悲劇，與眼前現實是那麼相似，因而自然而然地引起人們強烈的共鳴，大大鼓舞了人們反對國民黨反共投降政策、堅持全民族團結抗日的斗爭意志，有力地抨擊了蔣介石集團的法西斯暴政，推動了正在進行的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周恩來同志當時曾贊許地說：「在連續不斷的反共高潮中，我們鑽了國民黨一個空子，在戲劇舞台上打開了一個缺口。在這場戰斗中，郭沫若同志立了大功。」（註：夏衍：《知公此去無遺恨——痛悼郭沫若同志》，《人民文學》1978年第7期）

郭沫若這時期的歷史劇，在藝術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有不少創新，比他早期的歷史劇增多了現實主義成分，卻又充分顯示了革命浪漫主義的特色。譬如，作者對劇本所涉及的史料，總是盡可能地搜集佔有，精密研究，對有關人物的性格、心理、習慣，當時的風俗、制度、意識形態等，都有真切的了解；但在具體進行創作的時候，並不象過去某些歷史劇作者那樣拘泥於史料。他在把握歷史本質的基礎上，根據藝術規律、劇情發展和創作意圖，結合自己的理想和願望，「失事求似」（註：郭沫若：《歷史·史劇·現實》，1942年5月8日作，收入《沸羹集》）地大膽進行構思，使全劇的結構，人物的刻劃，情節的演變，文辭的錘煉，渾然自成一個完整的天地，形象逼真，具體生動，有顯著的戲劇效果。再譬如，在這些劇作中，作者結合情節的需要和氣氛的創造，插入相當數量的抒情詩和歌詞，由主人公朗誦，或由群眾演唱，感情激越，色彩斑斕，使全劇充滿著濃郁的詩意。這也是過去一般歷史劇以及話劇所不曾有的風格。

《屈原》，是郭沫若這時期歷史劇當中成就最高、影響最大的代表作。這個劇本取材於戰國時代楚國愛國詩人屈原一生的故事，以楚懷王對秦對交上兩條路線斗爭作為全劇情節線索，構成代表愛國路線的屈原與代表賣國路線的南後等人之間的戲劇沖突，從而成功地塑造了屈原這個文學典型和一系列人物形象，深刻地表現了為祖國和人民不畏暴虐，堅持斗爭的主題。

歷史劇固然是文學創作，不是史乘的復寫，「藝術上的真實非即歷史上的真實」（註：魯迅：1933年12月20日《致徐懋庸》）；然而，由於作者的創作動機、文學見解、個人風格等各方面的不同，他們所創作的歷史劇，仍有所不同；有的歷史本身的東西多一些，有的以歷史真實做基礎卻更多個人的創造。兩種類型各有千秋。郭沫若的歷史劇和這時期其創作家的歷史劇，大多屬於後一種。郭沫若創作歷史劇的動機，正是出於現實政治斗爭的需要。他說：「我要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噓些生命進去。」（註：郭沫若：《歷史·史劇·現實》）秦始皇並吞六國、統一中原，實行一系列具有進步意義的政治經濟政策，對於促進新興的封建主義制度的鞏固發展，在客觀上無疑起了積極的歷史作用。但是，從相對弱小的其他六國來說，秦國的武裝並吞，也確實給六國人民帶來巨大的災難。因此，主張聯合抗秦，反對秦國並吞，又是當時六國人民極其自然而正當的願望。而且，郭沫若認為，楚國曾有可能統一中國。「中國由楚人統一，由屈原思想來統一，我相信自由空氣一定更濃厚，學術的風味也一定更濃厚。」（註：郭沫若：《論古代文學》，1942年9月作，收於《今昔集》）在郭沫若看來，歷史沒有走這條路，不僅是楚國的悲劇，也是「我們全民族的悲劇」（註：郭沫若：《論古代文學》，1942年9月作，收於《今昔集》）。郭沫若正是持著這樣的歷史觀點，從反對侵略、反對投降、反對獨裁的現實政治斗爭需要出發，以戰國時代聯合抗秦的故事作題材，他作了《屈原》以及《棠棣之花》、《虎符》、《高漸離》等劇作。劇中的歷史人物，往往已經不完全同他們的「原型」一樣了。

劇中的屈原，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兼詩人的典型；深切的愛國愛民思想和英勇無畏的斗爭精神，是作者賦予這個典型的主要性格特徵。「在這戰亂的年代」，他心中時時繫念的是祖國和人民的命運前途。他之所以力主聯齊抗秦的外交路線，就是因為他早看透了秦國侵吞六國的意圖，認為唯有聯合抗秦才能保國安民。一向光明磊落的屈原，根本沒有料到南後之流竟然採取那麼卑鄙無恥的手段陷害他，橫加以「淫亂宮廷」之類的罪名。可是，即使在這種含冤莫白的情況下，他所拳拳關注的仍然只是祖國和人民。他「沉著而沉痛地」勸誡楚懷王，千萬不要因此丟棄聯齊抗秦的正確路線，「要多替楚國老百姓設想，多替中國的老百姓設想」。他所以憤怒斥責南後，也是恨她因此危害了祖國：「你陷害了的不是我，是我們整個兒的楚國啊！我是問心無愧，我是視死如歸，曲直忠邪，自有千秋的判斷。你陷害了的不是我……是我們整個兒的赤縣神州呀！」屈原把祖國的安危和人民的禍福，看得遠遠重於自身的利害得失。對於祖國和人民愛得愈深，使他對賣國集團恨得愈甚，而且終於使他沖破一切思想束縛去進行英勇的斗爭。昏庸專橫的楚懷王不聽屈原的一再忠告，粗暴地撕毀楚齊盟約，破壞了反侵略統一戰線，轉而依附秦國，走上妥協投降的道路，並且下令囚禁屈原。面對正在沉入黑暗的祖國，失去自由的詩人的滿腔憂憤，以《雷電頌》的形式無比猛烈地迸發出來。他呼喚著咆哮的風，去「吹掉這比鐵還沉重的眼前的黑暗」；他呼喚著轟隆隆的雷，把他載到「那沒有陰謀，沒有污穢，沒有自私自利」的地方去；他呼喚著閃電，要把閃電作為他心中無形的長劍，「把這比鐵還堅固的黑暗，劈開，劈開，劈開！」他呼喚著在黑暗中咆哮著，閃耀著的一切的一切，「發揮出無邊無際的怒火把這黑暗的宇宙，陰慘的宇宙，爆炸了吧，爆炸了吧！」這時的詩人，就象燃燒在黑暗中的一團熊熊的烈火。他渴望「這熊熊地燃燒著的生命」，為祖國和人民「迸射出光明」！《雷電頌》，是屈原斗爭精神最突出的體現。愛國愛民的深切感情，是詩人斗爭精神的源泉，而這雷電般的斗爭精神，又是此時此地詩人愛國愛民思想的最高表現。

《屈原》劇中，還刻劃了兩個性格迥然相異的女性形象——嬋娟和南後。確如作者自己所說的：「嬋娟的存在似乎是可以認為屈原辭賦的象徵的，她是道義美的形象化。」（註：郭沫若：《屈原與厘雅王》，收入《今昔薄劍》）她由衷地敬愛屈原，崇敬屈原的道德文章；她深知，「先生是楚國的棟梁，是頂天立地的柱石」。可是，平時看去，她不過是個天真純潔、謙恭好學的姑娘。只有當風雲變幻、濁浪排天的時候，她那平日蘊蓄在心中的崇高信仰、優秀品德，才突現出來。從她對變節投敵的宋玉的有力斥責，從她面對南後淫威所表現的堅定從容，特別是從她生命垂危時那番動人肺腑的傾討，使我們看到了一個「竟與桔樹同風」的搞尚靈魂，一個廣大人民道義精神的化身。嬋娟對屈原的敬愛和維護，形象地表現了廣大楚國人民對屈原的態度，從而對塑造屈原這個典型起到很好的烘托作用。與嬋娟相反，南後僅僅為了個人固寵求榮，竟然不惜取媚侵略勢力，與秦國暗相勾結，陷害屈原這樣的忠良，禍國殃民，而且所採用的手段又是那麼的卑鄙無恥。當她的陰謀得逞以後，她更加猖狂、恣肆，徹底暴露了她冷酷殘忍的本性。她的自私偏狹、陰險毒辣和冷酷殘忍，使讀者和觀眾形象地認識到，統治集團中的賣國勢力是怎樣的一群醜類。南後這個形象的刻劃，對屈原的典型塑造起到不可或缺的反襯作用，使屈原光明磊落、大公無私的品德，愛國愛民的感情和英勇無畏的斗爭精神，益加鮮明突出。

劇中的宋玉，是作為一個「沒有骨氣的無恥文人」來塑造的。他虛偽自私、全無操持、趨炎附勢、賣身求榮的性格，從另一個角度反襯了屈原忠直堅強、坦白狷介的品德，並同嬋娟形成鮮明對比。宋玉這個形象，對當時依附國民黨反動派的幫閑文人，無疑是有力的鞭撻。

人物塑造的成功，使劇本的深刻主題得到充分表現。觀眾和讀者從南後之流的陰謀，屈原的被誣陷，齊楚盟約的撕毀，屈原的憤怒呼喊，嬋娟的犧牲，自然聯想到現實生活中蔣介石反動集團的反共投降罪行，蒙受「千古奇冤」的新四軍所遭的殘殺，正處於危險之中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從而加深了他們對祖國前途的憂慮，燃起他們心中的怒火，鼓舞他們更加堅決地擁護共產黨打退反共高潮、挽救時局的正確主張，與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不屈不撓的斗爭。

《屈原》一劇中，穿插了相當數量的抒情詩和民歌。它們不是可有可無的裝飾，而是劇本的有機組成部分，對劇情發展，人物刻劃，主題表達，都起著重要作用。這是劇本藝術上的一個特點。譬如，全劇以屈原朗誦《桔頌》開始，結合屈原對於《桔頌》內容的闡發，展露了屈原的人生抱負：「在這戰亂的年代，一個人的氣節很要緊。太平時代的人容易做，在和平里生，在和平里死，沒有什麼波瀾，沒有什麼曲折。但在大波大瀾的時代，要做成一個人實在不是容易的事……我們生要生得光明，死要死得磊落。」因此，屈原時時以桔樹的「內容潔白」、「植根深固」、「秉性堅貞」自勵並勸勉青年，要他們「志趣堅定」，「心胸開闊」，氣度「從容」、「謹慎」、「至誠」，特別是要「不撓不屈，為真理斗到盡頭！」這與第二幕南後、靳尚策劃陰謀時所表現的自私偏狹、卑鄙陰險等種種丑惡心理，形成強烈對比，為隨之而來的劇烈沖突做好了准備。嬋娟犧牲後，《桔頌》再次出現，首尾呼應。它象是始終回響在一部交響樂中的主旋律，反復出現，騰挪婉轉，以強調劇本的主題——「不撓不屈，為真理斗到盡頭！」再譬如《雷電頌》，則被安排在全劇高潮的波峰浪巔，由主人公屈原獨白。這不僅是刻劃屈原典型性格的最重要的一筆，而且使劇本主題異常鮮明地突現出來。正如周恩來同志在重慶時說過的那樣：「那是郭老把自己胸中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忿恨，借屈原之口說出來的。《雷電頌》是郭老代表國統區人民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控訴！」〔註：許滌新：《疾風知勁草——悼郭沫若同志》，1978年6月22日《人民日報》。並可參閱張穎《霧重慶的文藝斗爭》一文（收入1977年3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懷念敬愛的周總理》一書）〕其它如屈原吟詠的《九章》、《惜誦》譯句，有助於表現詩人蒙受奇恥大辱之初的心情。釣者所唱的民歌《農民困在田間》，表現了勞動人民對飽吸人民膏血的統治階級的不滿。反復歌唱的《禮魂》，則表現了楚國人民對屈原的愛戴。正因為有這些精彩豐富的詩歌，自然而和諧地穿插在劇本中，才使劇本充溢著濃郁的詩意，具有更加感人的力量。

關於《屈原》的創作意圖，郭沫若曾經講過，是要「把這時代的憤怒復活在屈原時代里去」，是要「借了屈原的時代來象徵我們當前的時代」（註：郭沫若：《序俄文譯本史劇〈屈原〉》，1952年5月28日《人民日報》）。演出的實踐表明，作者的這個目的達到了。一九四二年春天，《屈原》開始在重慶上演，其反響之強烈，是以往歷史劇演出時所未曾出現過的，「從進步方面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熱烈的歡迎」（註：郭沫若：《序俄文譯本史劇〈屈原〉》，1952年5月28日《人民日報》）。盡管《屈原》後來被國民黨反動當局禁演，但是《雷電頌》的聲音仍然回響在整個山城，常常可以聽到群眾發出「爆炸了吧……」的怒吼聲；「在當時起了顯著的政治作用」（註：茅盾：《在反動派壓迫下斗爭和發展的革命文藝》，見《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紀念文集》）。

《屈原》不但是這一時期革命歷史劇最輝煌的代表作，而且在整個現代文學史上，也是不可多得的藝術瑰寶。

郭沫若這時期的歷史劇，除《屈原》以外，《棠棣之花》和《虎符》影響也很大。《棠棣之花》是在兩幕劇《聶熒》的基礎上改編而成。劇中所塑造的主人公聶政，不再是「士為知己者死」的「游俠」，作者賦予了他酷好正義、痛恨邪惡的品德和為民請命、舍己為人的精神；他應承嚴仲子之託，乘「孟東之會」的時機去刺殺俠累和韓哀侯，與他們「並沒有私仇」，主要是由於恨他們「勇於私鬥，怯於公仇」，「媚外求榮」，「使橫暴的秦國愈加橫暴起來」。作者希望國統區人民以聶政為「最好的榜樣」，在抵抗外來侵略者的同時，也要嚴懲國內反動統治者，「高舉起解放的大旗」，不惜用「鮮紅的血液，迸發出自由之花！」《虎符》寫成於《屈原》之後一個月。作者借「竊符救趙」的歷史故事，成功地塑造了主持公道、維護正義的反侵略志士——信陵君的形象，塑造了有見識、重義氣、賢淑而剛強的女性——如姬的形象。與此同時，作者還塑造了魏太妃這樣一個賢明的母親的形象，突出表現了她對信陵君、如姬的正義事業的同情和支持。作者說：「有一次周恩來先生在我家裡談到這件事，他說我們東方人是贊美母親的，何不從歷史中選一位賢母親寫成劇本？我受了這個慫恿，也曾經考慮了一下，便率性無中生有地造出了信陵君之母。」（註：郭沫若：《〈虎符〉寫作緣起》，收於《沫若文集》第三卷）

D. 桂林棠棣之華跟桂林灕江郡府哪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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