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信集團股票代碼

1. 證券的發展史

中國證券和證券市場自19世紀40年代產生後，經歷了40多年的萌芽階段，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初步形成。中國最早出觀的證券是外國在華企業發行的外資證券，最早的證券交易也是外商之間的外資證券的買賣，稍後才出現華商證券和華商證券交易。盡管如此，中國證券市場仍邁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證券產生的歷史，在中國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當時國家向大戶的舉貸和王侯給平民的放債，形成了最早的債券。漢唐以後，國家因軍事需要臨時向富商舉借巨款的事已不再是偶然現象。隨著商業的發展，飛錢、會票、當票等商業票據出現，證券的品種更加豐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明後清前，在一些投資大、收益高且又具有一定風險的行業，如上海沙船業，四川井鹽業，雲南、廣東礦冶業和山西金融業，已經較多地採用"招商集資、合股經營"的經營組織形式。這種組織形式明顯地具有資本主義的股份制特徵，而"集資合股"的參與者之間簽訂的載明權利責任的契約，則是中國最早的股票雛形。
當然，真正具有現代意義的證券的出現，在中國則是19世紀40年代以後的事。1840年鴉片戰爭後，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口相繼對外開埠通商，有價證券及其交易，就跟著第一批最先進入所開商埠的外國洋行在中國出現。外資在華設立的各類股份制公司企業，把西方國家已普遍採用的股份制公司的生產經營形式和集股籌資的方法帶到了中國。
中國仿效西方，採用股份制發行證券組織近代企業公司的活動始於19世紀70年代。與此同時，清政府洋務派從19世紀60年代起，舉辦旨在"自強"的軍事工業。由於清政府財政困難，經費難以為繼，70年代後，為借重民間私人資本，解決國家財力不足，洋務派仿效西方股份制，採用"官督商辦"和"商辦"等形式，興建了一批旨在"求富"的中國近代民用企業。1872年，北洋通商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委派上海商人朱其昂、朱其詔籌建上海輪船招商局。隨著該局的成立和第一期股本的認定和籌集，中國第一家近代意義的股份制企業和中國人自己發行的第一張股票誕生。繼航運業後，股份制公司形式又在保險業、礦業、紡織業和通訊電報業等方面得到普遍運用，於是又有一批華商股票應運而生。如仁和保險、濟和保險、開平煤礦、上海機器織布局、上海電報局等都是中國近代最早出現的華商股票。原先附股於外資企業公司的中國人，此時也紛紛移資或投資洋務民用企業，或自立門戶舉辦近代工礦企業公司。到19世紀80年代初期，全國各地創辦的新式工礦企業就有十五六家，這些礦業公司都發行了股票。至此，華商證券的發行已小有氣候。
證券一經產生，證券交易不久也隨之出現。據史料記載，1861年以前，上海等地就已有證券買賣交易活動，但僅局限在外商之間，買賣並不興隆。19世紀60年代以後，隨著上海殖民經濟的初步"繁榮"，外商證券交易在上海非常活躍。60年代中期，由於世界棉業投機熱潮席捲上海，在華外資銀行獲得豐厚利潤，其股票普遍大幅升水。如1864年利華銀行面值10英鎊的股票，市價曾高達25英鎊；（註：《字林西報》，1866年7月5日。）此外，五六十年代成立的外資航運公司獲利也很豐厚，航運公司股票成為銀行股票以外的另一買賣熱點，以致市場上證券交易額"日以百萬計，投機交易有時延至深夜"。
有了外商企業股票的交易，也就有了從事股票買賣的證券公司。1869年上海四川路二洋涇橋北，出現了中國第一家專營有價證券的英商長利公司，後來又有幾家這樣的公司相繼設立。"店多成市，該業始發達"。（註：《上海西商證券交易所之略史》，載《銀行周報》第3卷總第116期，1919年9月16日。）到19世紀80年代前後，外資又開始進入租界公用事業和其他實業，市面上又出現了上海自來水公司、上海電燈公司等十幾種新股票。西商各證券掮客為謀本業前途的發展，於1891年聯絡同業，組織上海證券掮客公會即上海股份公所，以買賣外商在華所設各事業公司的股票。外商在華組織的證券市場初步形成。
至於中國華商進行的證券交易，若將19世紀五六十年代華商附股外資企業公司的證券活動除外，至少在70年代初就零散出現。五六十年代由於上海小刀會起義和太平天國運動，社會資金大量聚集上海租界；另一方面，又由於中國新辦的近代企業不久便獲厚利，加上個別企業發放優厚股息的刺激，各色商人在地產、銀洋買賣投機之外，又熱衷於對新式企業的股票、債券的追逐。
1882年前後，先前成立的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等近代廠礦企業經營成功，獲利很高，股票價格成倍增長，如輪船招商局面值100兩的股票，1882年卻漲到了200兩以上；（註：《清查整理招商局委員會報告書》下冊，第31頁。）1881年年底，開平煤礦正式投產前夕，其面值100兩的股票在上海市場上的價格就漲至150兩左右，到1882年6月，竟還有人願以每股237兩的價格收進。（註：《申報》1882年6月13日。）受此影響，人們爭相購買荊門煤鐵礦、長樂銅礦及鶴峰銅礦等十幾種剛上市不久的礦業股票，這些股票的價格很快超過其面值。如長樂銅礦和鶴峰銅礦的股票面值均為100兩，1882年最高價分別達到220餘兩和170餘兩。（註：《平淮公司各股份市價》，見《申報》1882年各期。）當時的《上海新報》和《申報》等華文報紙，對此都有專門報道。這些礦業股票籌集的股金就有白銀300萬兩，其市場交易額估計在1000萬兩以上，這在當時是一筆十分可觀的資金。
受礦業股票上漲行情影響，其他上市的洋務企業股票價格也隨之全線上漲。如上海電報局100兩面額的股票，1882年曾突破了200兩大關；而上海機器織布局的股票價格也溢出原價15%左右。（註：《平淮公司各股份市價》，見《申報》1882年各期。）
華商證券交易，起初既沒有固定的場所，又沒有相應的交易規則，證券轉讓、買賣一般在親朋好友、熟人中"以親帶友、以友及友"進行。成交的價格卻視外商證券行情和證券本身的市場供求而定。後來，隨著證券發行量的擴大，持有證券的人增多，手中持有證券的品種和數量也越大，證券買賣變成了經常的需要。於是"為各項公司通路徑而固藩籬"（註：《申報》1882年9月27日。）的上海平準股票公司於1882年9月成立。該公司內部組織分明，還訂有章程，為股票交易提供了便利。它的設立首開中國有組織的證券市場的先河，成為中國自設證券交易所的權輿。
由於對礦業股票的過分投機，加之買辦商人胡光墉投機絲業失敗和中法關系趨緊等其他原因，引發了1883年10月的倒賬金融風潮。礦業股票連同其他華商股票即行下跌。低價出售也無人承接，連平時素有信譽的招商局、開平礦務局股票的價格也低到無以復加的地步，礦業股票更是無人問津，幾乎形同廢紙。介入股票投機和承做股票質押的錢庄受累倒閉，破產者不計其數。一度空前興盛的股票市場低落至極點，直至10年之後，一般商人仍"視集股為畏途"，（註：《論商務以公司為最善》，見《申報》1891年8月13日。）"公司"二字"為人所厭聞"，（註：《礦務檔》第七冊，第4358頁，台灣近代史研究所編，1960年版：《洋務運動》（七）第316頁，中國史學會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可見這次風潮對證券投資者心理打擊很重。
若把1895年前的中國早期證券和證券交易視作中國證券市場的萌芽的話，那麼，1895年以後至清末，中國證券市場就進入了初步形成階段。
隨著國外資本投資的銀行、工礦企業和鐵路公司在華的設立，以及鐵路借款、礦業借款與政府借款的簽訂，外國在華發行的外資證券規模迅速擴大。
與此同時，甲午戰爭的慘敗使"振興工商、實業救國"的呼聲再一次引發了中國第二次設廠辦公司的高潮。清政府頒布了一系列有利於工商業發展的法規，並採取了一定的措施鼓勵興辦各式銀行、企業。1897年中國通商銀行的創立率先揭開了中國近代化第二次高潮的序幕。1901～1911年間，中國先後創辦新式廠礦企業386家，資本額達8.8億多元，華商在機械製造、電力、采礦、棉紡和其他工業方面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華商股票的發行量也隨之大幅度的增加。
公債制度也在1894年前後移入中國。1894年清政府為籌措甲午軍費，仿效西方，向國內發行公債，"息借商款"。此後，又發行了"昭信股票"和"愛國公債"兩次公債。在此之前。1853年上海蘇松太道吳健彰為鎮壓上海小刀會起義，向外國洋行賒賬雇募船炮，首開中國近代舉借外債先河。隨後海防借款、軍需借款、抵禦外侮借款、賠款借款、實業借款、鐵路借款、礦業借款，甚至行政經費借款，一發不可收。清晚期共借外債208筆，債務總數為白銀13億多兩。（註：《清代外債史論》，第672頁，許毅著，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6年版。）
在證券交易市場方面，外商在華組織的證券市場也有了迅速的發展，最顯著的表現是上海眾業公所的設立與發展。原先設立的西商上海股份公所1895年以後因俄法借款、英德借款和英德續借款等金幣公債，以及怡和、老公茂、瑞記、鴻源等大紗廠新股票的面市，業務發展出現了較大轉機。1898年，該所修訂了章程，但仍無固定交易場所，證券的交易買賣，多在舊西商總會內或在匯豐銀行門前階沿進行。到1900年，英商趁八國聯軍入侵的混亂之際，攫取了中國的開平煤礦，由於這一產權的中外轉移，原持有該礦股份的華人紛紛將股票出售或轉讓，給原來不甚景氣的股票交易市場帶來了新的刺激。同年，上海股份公所在舊西商總會租定了部分房屋作為固定的所址。1903年，上海股份公所醞釀改組為上海證券交易所，1904年，按香港《股份有限公司條例》在香港注冊，定名為上海眾業公所。該所採取會員制，只有會員才能參與證券交易，公所成立不久，會員即擴充為100人，其中西商會員87名，華商會員13名。交易買賣的證券有中國和遠東各地的外商公司股票和公司債券、南洋各地的橡皮股票以及中國政府金幣公債，（註：《民國經濟史》，第153頁，上海銀行學會編，1948年版。）後來又增加市政公債。當時進入這個市場開拍的股票先後有：公和祥碼頭、椰松船廠、公益紗廠和其他一些橡皮股票。1909年又遷址上海外灘1號。
由於西商在華組織的證券市場除為外國在華企業公司在華籌集資金服務外，還是少數洋商投機劫利的工具，完全不顧中國社會經濟和投資者的利益，1910年爆發的橡皮股票風潮就是最好的例證。1903年，英國投機商人麥邊在中國成立藍格志拓殖公司，開業後的頭幾年並沒有多少業務，1909年國際市場橡膠漲價，國外經營橡膠園種植業和投資橡膠工業的人獲利豐厚。麥邊便藉此機會，於1910年初大造輿論，宣揚經營橡膠行業可獲巨利，並謊稱其公司在澳大利亞擁有大片的橡膠園。為了誘騙人們購買其公司股票，他編造該公司的經營發展計劃，奢言年分紅可達45%左右。人們不明真相，競相購買。"僅僅十先令之股票，未及標賣，已有以七十兩之巨價承購者"。（註：《上海西商證券交易所史略》，載《銀行周報》，第116號。）麥邊暗中掀抬股價，橡皮股票價格暴漲。麥加利、匯豐和花旗等外商銀行見有利可圖，便與麥邊勾結，承做橡皮股票的抵押放款。此舉又造成了該公司信譽可靠、實力雄厚、盈利可觀的假象。爭購者於是更加踴躍，連許多錢庄也都轉入其中。1910年3月末，橡皮股票的價格上升到其面值的二十七八倍，（註：《上海西商證券交易所史略》，載《銀行周報》，第116號。）麥邊暗地裡趁高脫手，捲款潛逃。其他外商亦步麥邊後塵，紛紛拋售手中的橡皮股票。這時，外資銀行宣布停辦此項股票的押款，（註：《上海錢庄史料》，第76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騙局敗露，人們又爭相拋售橡皮股票，但無人購進，橡皮股票價格一落千丈，最後成為廢紙。持票者紛紛破產，錢庄也因此倒閉了二十多家，市面極度恐慌，釀成了一場金融風潮。更為嚴重的是這次風潮使中國新興的證券市場遭受沉重打擊，中國股票市場自此進入低谷。
此期的華商證券交易市場較1883年前，交易規模總體上有所後退，但也不乏市場新熱點。一方面，隨著1895年後中國近代化第二次高潮的出現，尤其是銀行的創辦和商辦鐵路公司的出現，證券交易又漸有起色。銀行股票和鐵路股票、債券成為交易買賣的新熱點。1897年在上海成立中國通商銀行後，清政府又採取"官商合辦"的形式，設立了戶部銀行（1908年改稱大清銀行）和交通銀行。此外，還有一些地方性省銀行和私營商業銀行也在此期設立。這些新興的銀行發行了大量的股票，這些銀行股票在市場上十分受人青睞。1903年，清政府開放鐵路，"寓商於路"，提倡商人設立鐵路公司，集股籌資承辦鐵路。於是，1903-1907年，全國15個省份先後成立了18個"官商合辦"和"商辦"的鐵路公司，發行了大量的鐵路股票。這類股票一經發行，便成為市場亮點。在銀行股票和鐵路股票以及其他工礦企業股票發行與交易的帶動下，中國近代證券市場初步形成。而這時的政府公債由於發行量小，加之政府仍視購買公債為對朝廷的報效和捐助，故當時購入者，也不敢在市場上出售，所以還未形成交易市場。
另一方面，證券市場組織形式也有了較大的進步和發展。自上海平準股票公司倒閉後，雖先有1904年梁啟超提出了組織"股份懋遷公司"（即證券交易所）的倡議，後在1907年又有上海買辦商人袁子壯、周舜卿、周金箴等提出仿日本取引所組織公司的要求，但清政府未予重視和採納。華商證券交易一直處於無組織的狀態中。光緒末年，上海買辦商人王一享、郁屏翰等在南市關橋開設了專營證券的"公平易"公司，不久，買辦商人孫靜山在上海九江路渭水坊又開設了另一家專營證券的"信通公司"，但規模和功能遠不能與原先的上海平準股票公司相比。除上述專營的證券公司外，許多茶商、錢商、皮貨商、古董商和雜貨商以及買辦也兼做股票買賣。這些股票掮客經常出入茶館，在經營本業的同時，還洽談股票生意。約在1910年前後，股票交易買賣活動便固定在上海福州路的惠芳茶樓，中國證券市場進入了"茶會"時期。
總之，中國證券和證券市場自19世紀40年代產生後，經歷了40多年的萌芽階段，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初步形成。中國最早出現的證券是外國在華企業公司發行的外資證券，最早的證券交易也是外商之間的外資證券買賣，稍後才出現華商證券和華商證券交易。中國證券市場一開始便存在華洋兩個不同體系的市場，這正是舊中國社會性質的寫照。盡管如此，中國證券市場仍邁出了可喜的第一步，為後期的證券市場發展奠定了基礎。

2. 中國歷史上最早的股票，為何被指「搜刮民間財富」

我是「非本色」，這個問題算是問對了。

1894年（光緒二十年）8月1日，中日兩國宣戰，甲午戰爭爆發，但是清政府有限的財政，根本無法支撐起龐大的戰爭開支。為了籌集甲午戰費，清政府實施「息借商款」，開始了我國首次國內公債發行。

在此之前，清政府的籌款方式一般為借外債，另外就是國內籌款--捐輸。據《那桐日記》載：（1894年）8月17日，戶部司官奉堂官命令，集合京城諸多票號、銀號26家借款。到了26日，戶部候補主事裕紱呈遞一項條陳，重點之一就是籌款，條陳稱：「自海上軍興，海口又皆封禁，不獲已為權宜之計，借款英商，此策之下又下焉者也。蓋一借洋款，則海外皆知，與其謀及外洋，不若籌之內地。（戚其章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中日戰爭》）」作為戶部司官的裕紱，非常清楚清政府解決財政的手段：在急需用款時，常向洋商特別是英商借款。而《翁同龢日記》載：（1894年8月）30日，戶部尚書翁同龢致信司官那桐，稱「商款不宜撥歸內府，恐為言者所摭」。

據此推測，戰爭導致戶部無法劃給內務府相應的款項，不過，翁同龢不建議向外國借款，只有籌借內商款，並由內務府籌款。

昭信股票實物圖

從償還情況來看，「息借商款」的信用度還是較高的；而「昭信股票」基本沒有按照部定章程認真償還，一部分作為報效，據民國《安縣志》載：「自王公以下京外文武大小各有情願報效，不願領本息者，准其具呈繳票，按給獎敘」，有的地方「所收之款究置何處，今無檔案可查」根本不想還；還有的地方以增廣學額的辦法抵償，據《平度縣志》載：「以股票易實銀歸為辦學之款」。

無法「善終」的發債行為，嚴重透支著清政府的公信力，梁啟超認為「政府財政上之信用孚於其民」，可見，大清王朝已經走向暮年。

寫了這么多，飄過的也給個苦力贊唄。

3. 上海證券公司的變遷歷史誰有啊

中國證券和證券市場自19世紀40年代產生後，經歷了40多年的萌芽階段，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初步形成。中國最早出觀的證券是外國在華企業發行的外資證券，最早的證券交易也是外商之間的外資證券的買賣，稍後才出現華商證券和華商證券交易。盡管如此，中國證券市場仍邁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證券產生的歷史，在中國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當時國家向大戶的舉貸和王侯給平民的放債，形成了最早的債券。漢唐以後，國家因軍事需要臨時向富商舉借巨款的事已不再是偶然現象。隨著商業的發展，飛錢、會票、當票等商業票據出現，證券的品種更加豐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明後清前，在一些投資大、收益高且又具有一定風險的行業，如上海沙船業，四川井鹽業，雲南、廣東礦冶業和山西金融業，已經較多地採用"招商集資、合股經營"的經營組織形式。這種組織形式明顯地具有資本主義的股份制特徵，而"集資合股"的參與者之間簽訂的載明權利責任的契約，則是中國最早的股票雛形。
當然，真正具有現代意義的證券的出現，在中國則是19世紀40年代以後的事。1840年鴉片戰爭後，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口相繼對外開埠通商，有價證券及其交易，就跟著第一批最先進入所開商埠的外國洋行在中國出現。外資在華設立的各類股份制公司企業，把西方國家已普遍採用的股份制公司的生產經營形式和集股籌資的方法帶到了中國。
中國仿效西方，採用股份制發行證券組織近代企業公司的活動始於19世紀70年代。與此同時，清政府洋務派從19世紀60年代起，舉辦旨在"自強"的軍事工業。由於清政府財政困難，經費難以為繼，70年代後，為借重民間私人資本，解決國家財力不足，洋務派仿效西方股份制，採用"官督商辦"和"商辦"等形式，興建了一批旨在"求富"的中國近代民用企業。1872年，北洋通商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委派上海商人朱其昂、朱其詔籌建上海輪船招商局。隨著該局的成立和第一期股本的認定和籌集，中國第一家近代意義的股份制企業和中國人自己發行的第一張股票誕生。繼航運業後，股份制公司形式又在保險業、礦業、紡織業和通訊電報業等方面得到普遍運用，於是又有一批華商股票應運而生。如仁和保險、濟和保險、開平煤礦、上海機器織布局、上海電報局等都是中國近代最早出現的華商股票。原先附股於外資企業公司的中國人，此時也紛紛移資或投資洋務民用企業，或自立門戶舉辦近代工礦企業公司。到19世紀80年代初期，全國各地創辦的新式工礦企業就有十五六家，這些礦業公司都發行了股票。至此，華商證券的發行已小有氣候。
證券一經產生，證券交易不久也隨之出現。據史料記載，1861年以前，上海等地就已有證券買賣交易活動，但僅局限在外商之間，買賣並不興隆。19世紀60年代以後，隨著上海殖民經濟的初步"繁榮"，外商證券交易在上海非常活躍。60年代中期，由於世界棉業投機熱潮席捲上海，在華外資銀行獲得豐厚利潤，其股票普遍大幅升水。如1864年利華銀行面值10英鎊的股票，市價曾高達25英鎊；（註：《字林西報》，1866年7月5日。）此外，五六十年代成立的外資航運公司獲利也很豐厚，航運公司股票成為銀行股票以外的另一買賣熱點，以致市場上證券交易額"日以百萬計，投機交易有時延至深夜"。
有了外商企業股票的交易，也就有了從事股票買賣的證券公司。1869年上海四川路二洋涇橋北，出現了中國第一家專營有價證券的英商長利公司，後來又有幾家這樣的公司相繼設立。"店多成市，該業始發達"。（註：《上海西商證券交易所之略史》，載《銀行周報》第3卷總第116期，1919年9月16日。）到19世紀80年代前後，外資又開始進入租界公用事業和其他實業，市面上又出現了上海自來水公司、上海電燈公司等十幾種新股票。西商各證券掮客為謀本業前途的發展，於1891年聯絡同業，組織上海證券掮客公會即上海股份公所，以買賣外商在華所設各事業公司的股票。外商在華組織的證券市場初步形成。
至於中國華商進行的證券交易，若將19世紀五六十年代華商附股外資企業公司的證券活動除外，至少在70年代初就零散出現。五六十年代由於上海小刀會起義和太平天國運動，社會資金大量聚集上海租界；另一方面，又由於中國新辦的近代企業不久便獲厚利，加上個別企業發放優厚股息的刺激，各色商人在地產、銀洋買賣投機之外，又熱衷於對新式企業的股票、債券的追逐。
1882年前後，先前成立的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等近代廠礦企業經營成功，獲利很高，股票價格成倍增長，如輪船招商局面值100兩的股票，1882年卻漲到了200兩以上；（註：《清查整理招商局委員會報告書》下冊，第31頁。）1881年年底，開平煤礦正式投產前夕，其面值100兩的股票在上海市場上的價格就漲至150兩左右，到1882年6月，竟還有人願以每股237兩的價格收進。（註：《申報》1882年6月13日。）受此影響，人們爭相購買荊門煤鐵礦、長樂銅礦及鶴峰銅礦等十幾種剛上市不久的礦業股票，這些股票的價格很快超過其面值。如長樂銅礦和鶴峰銅礦的股票面值均為100兩，1882年最高價分別達到220餘兩和170餘兩。（註：《平淮公司各股份市價》，見《申報》1882年各期。）當時的《上海新報》和《申報》等華文報紙，對此都有專門報道。這些礦業股票籌集的股金就有白銀300萬兩，其市場交易額估計在1000萬兩以上，這在當時是一筆十分可觀的資金。
受礦業股票上漲行情影響，其他上市的洋務企業股票價格也隨之全線上漲。如上海電報局100兩面額的股票，1882年曾突破了200兩大關；而上海機器織布局的股票價格也溢出原價15%左右。（註：《平淮公司各股份市價》，見《申報》1882年各期。）
華商證券交易，起初既沒有固定的場所，又沒有相應的交易規則，證券轉讓、買賣一般在親朋好友、熟人中"以親帶友、以友及友"進行。成交的價格卻視外商證券行情和證券本身的市場供求而定。後來，隨著證券發行量的擴大，持有證券的人增多，手中持有證券的品種和數量也越大，證券買賣變成了經常的需要。於是"為各項公司通路徑而固藩籬"（註：《申報》1882年9月27日。）的上海平準股票公司於1882年9月成立。該公司內部組織分明，還訂有章程，為股票交易提供了便利。它的設立首開中國有組織的證券市場的先河，成為中國自設證券交易所的權輿。
由於對礦業股票的過分投機，加之買辦商人胡光墉投機絲業失敗和中法關系趨緊等其他原因，引發了1883年10月的倒賬金融風潮。礦業股票連同其他華商股票即行下跌。低價出售也無人承接，連平時素有信譽的招商局、開平礦務局股票的價格也低到無以復加的地步，礦業股票更是無人問津，幾乎形同廢紙。介入股票投機和承做股票質押的錢庄受累倒閉，破產者不計其數。一度空前興盛的股票市場低落至極點，直至10年之後，一般商人仍"視集股為畏途"，（註：《論商務以公司為最善》，見《申報》1891年8月13日。）"公司"二字"為人所厭聞"，（註：《礦務檔》第七冊，第4358頁，台灣近代史研究所編，1960年版：《洋務運動》（七）第316頁，中國史學會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可見這次風潮對證券投資者心理打擊很重。
若把1895年前的中國早期證券和證券交易視作中國證券市場的萌芽的話，那麼，1895年以後至清末，中國證券市場就進入了初步形成階段。
隨著國外資本投資的銀行、工礦企業和鐵路公司在華的設立，以及鐵路借款、礦業借款與政府借款的簽訂，外國在華發行的外資證券規模迅速擴大。
與此同時，甲午戰爭的慘敗使"振興工商、實業救國"的呼聲再一次引發了中國第二次設廠辦公司的高潮。清政府頒布了一系列有利於工商業發展的法規，並採取了一定的措施鼓勵興辦各式銀行、企業。1897年中國通商銀行的創立率先揭開了中國近代化第二次高潮的序幕。1901～1911年間，中國先後創辦新式廠礦企業386家，資本額達8.8億多元，華商在機械製造、電力、采礦、棉紡和其他工業方面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華商股票的發行量也隨之大幅度的增加。
公債制度也在1894年前後移入中國。1894年清政府為籌措甲午軍費，仿效西方，向國內發行公債，"息借商款"。此後，又發行了"昭信股票"和"愛國公債"兩次公債。在此之前。1853年上海蘇松太道吳健彰為鎮壓上海小刀會起義，向外國洋行賒賬雇募船炮，首開中國近代舉借外債先河。隨後海防借款、軍需借款、抵禦外侮借款、賠款借款、實業借款、鐵路借款、礦業借款，甚至行政經費借款，一發不可收。清晚期共借外債208筆，債務總數為白銀13億多兩。（註：《清代外債史論》，第672頁，許毅著，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6年版。）
證券交易市場方面，外商在華組織的證券市場也有了迅速的發展，最顯著的表現是上海眾業公所的設立與發展。原先設立的西商上海股份公所1895年以後因俄法借款、英德借款和英德續借款等金幣公債，以及怡和、老公茂、瑞記、鴻源等大紗廠新股票的面市，業務發展出現了較大轉機。1898年，該所修訂了章程，但仍無固定交易場所，證券的交易買賣，多在舊西商總會內或在匯豐銀行門前階沿進行。到1900年，英商趁八國聯軍入侵的混亂之際，攫取了中國的開平煤礦，由於這一產權的中外轉移，原持有該礦股份的華人紛紛將股票出售或轉讓，給原來不甚景氣的股票交易市場帶來了新的刺激。同年，上海股份公所在舊西商總會租定了部分房屋作為固定的所址。1903年，上海股份公所醞釀改組為上海證券交易所，1904年，按香港《股份有限公司條例》在香港注冊，定名為上海眾業公所。該所採取會員制，只有會員才能參與證券交易，公所成立不久，會員即擴充為100人，其中西商會員87名，華商會員13名。交易買賣的證券有中國和遠東各地的外商公司股票和公司債券、南洋各地的橡皮股票以及中國政府金幣公債，（註：《民國經濟史》，第153頁，上海銀行學會編，1948年版。）後來又增加市政公債。當時進入這個市場開拍的股票先後有：公和祥碼頭、椰松船廠、公益紗廠和其他一些橡皮股票。1909年又遷址上海外灘1號。
由於西商在華組織的證券市場除為外國在華企業公司在華籌集資金服務外，還是少數洋商投機劫利的工具，完全不顧中國社會經濟和投資者的利益，1910年爆發的橡皮股票風潮就是最好的例證。1903年，英國投機商人麥邊在中國成立藍格志拓殖公司，開業後的頭幾年並沒有多少業務，1909年國際市場橡膠漲價，國外經營橡膠園種植業和投資橡膠工業的人獲利豐厚。麥邊便藉此機會，於1910年初大造輿論，宣揚經營橡膠行業可獲巨利，並謊稱其公司在澳大利亞擁有大片的橡膠園。為了誘騙人們購買其公司股票，他編造該公司的經營發展計劃，奢言年分紅可達45%左右。人們不明真相，競相購買。"僅僅十先令之股票，未及標賣，已有以七十兩之巨價承購者"。（註：《上海西商證券交易所史略》，載《銀行周報》，第116號。）麥邊暗中掀抬股價，橡皮股票價格暴漲。麥加利、匯豐和花旗等外商銀行見有利可圖，便與麥邊勾結，承做橡皮股票的抵押放款。此舉又造成了該公司信譽可靠、實力雄厚、盈利可觀的假象。爭購者於是更加踴躍，連許多錢庄也都轉入其中。1910年3月末，橡皮股票的價格上升到其面值的二十七八倍，（註：《上海西商證券交易所史略》，載《銀行周報》，第116號。）麥邊暗地裡趁高脫手，捲款潛逃。其他外商亦步麥邊後塵，紛紛拋售手中的橡皮股票。這時，外資銀行宣布停辦此項股票的押款，（註：《上海錢庄史料》，第76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騙局敗露，人們又爭相拋售橡皮股票，但無人購進，橡皮股票價格一落千丈，最後成為廢紙。持票者紛紛破產，錢庄也因此倒閉了二十多家，市面極度恐慌，釀成了一場金融風潮。更為嚴重的是這次風潮使中國新興的證券市場遭受沉重打擊，中國股票市場自此進入低谷
此期的華商證券交易市場較1883年前，交易規模總體上有所後退，但也不乏市場新熱點。一方面，隨著1895年後中國近代化第二次高潮的出現，尤其是銀行的創辦和商辦鐵路公司的出現，證券交易又漸有起色。銀行股票和鐵路股票、債券成為交易買賣的新熱點。1897年在上海成立中國通商銀行後，清政府又採取"官商合辦"的形式，設立了戶部銀行（1908年改稱大清銀行）和交通銀行。此外，還有一些地方性省銀行和私營商業銀行也在此期設立。這些新興的銀行發行了大量的股票，這些銀行股票在市場上十分受人青睞。1903年，清政府開放鐵路，"寓商於路"，提倡商人設立鐵路公司，集股籌資承辦鐵路。於是，1903-1907年，全國15個省份先後成立了18個"官商合辦"和"商辦"的鐵路公司，發行了大量的鐵路股票。這類股票一經發行，便成為市場亮點。在銀行股票和鐵路股票以及其他工礦企業股票發行與交易的帶動下，中國近代證券市場初步形成。而這時的政府公債由於發行量小，加之政府仍視購買公債為對朝廷的報效和捐助，故當時購入者，也不敢在市場上出售，所以還未形成交易市場。
另一方面，證券市場組織形式也有了較大的進步和發展。自上海平準股票公司倒閉後，雖先有1904年梁啟超提出了組織"股份懋遷公司"（即證券交易所）的倡議，後在1907年又有上海買辦商人袁子壯、周舜卿、周金箴等提出仿日本取引所組織公司的要求，但清政府未予重視和採納。華商證券交易一直處於無組織的狀態中。光緒末年，上海買辦商人王一享、郁屏翰等在南市關橋開設了專營證券的"公平易"公司，不久，買辦商人孫靜山在上海九江路渭水坊又開設了另一家專營證券的"信通公司"，但規模和功能遠不能與原先的上海平準股票公司相比。除上述專營的證券公司外，許多茶商、錢商、皮貨商、古董商和雜貨商以及買辦也兼做股票買賣。這些股票掮客經常出入茶館，在經營本業的同時，還洽談股票生意。約在1910年前後，股票交易買賣活動便固定在上海福州路的惠芳茶樓，中國證券市場進入了"茶會"時期。
總之，中國證券和證券市場自19世紀40年代產生後，經歷了40多年的萌芽階段，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初步形成。中國最早出現的證券是外國在華企業公司發行的外資證券，最早的證券交易也是外商之間的外資證券買賣，稍後才出現華商證券和華商證券交易。中國證券市場一開始便存在華洋兩個不同體系的市場，這正是舊中國社會性質的寫照。盡管如此，中國證券市場仍邁出了可喜的第一步，為後期的證券市場發展奠定了基礎...參考資料：http://blog.163.com/darling_ran/#

4. 昭信股票的特點

第一，期限長，利率高。昭信股票以20年作為償還期，屬於長期債券，利率為5%，在同時期內算是高利率。這種類型的債券對於籌資者和投資者都有較大的風險。
第二，股票准許抵押、售賣，即准許其自由流通。現代債券有上市及非上市債券之分。一般來講，可上市債券因其流動性好、易於變現，為投資者所青睞。晚清公債券實際上不具備二級市場，但准其售賣，無疑是一個較大的革新。
第三，償債來源不明確。當代公債券償付本息的來源一般是每年加增稅收、將債務支出列入預算、設立償債基金等，確保按時償本付息。清政府似乎是選擇了第一條路，但語焉不詳，敘述簡略，並無確實的預算數目及確定的資金歸還股款，其真實的償債能力令人生疑。

5. 我國最早發行的兩支股票詳情介紹一下

康有為變法發行股票

1898年(農歷戊戌年)，以康有為為首的改良主義者通過光緒皇帝進行了一場資產階級政治改革，主要內容是：學習西方，提倡科學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發展農、工、商業等。這次運動遭到以慈禧太後為首的守舊派的強烈反對，這年九月慈禧太後等發動政變，光緒被囚，維新派遭捕殺或逃亡國外。歷時僅一百零三天的變法終於失敗。這場變革史稱「戊戌變法」。

康有為在戊戌變法失敗後逃亡海外，為了延續保皇黨，康有為在海外發動華僑，創辦了中國第一張跨國股票。

據東森新聞網報道，收藏了康有為發行的股票的黃先生表示：「以宣傳保國保皇保種為口號，先是進行捐款，後來以集資辦實業為主。」

康有為斥發行昭信股票是亡國之舉

其實，在康有為之前，清政府也曾發行過「股票」，不過，這份股票嚴格意義上來說是公債，它就是著名的「昭信股票」。

1898年1月30日，黃思永上書光緒《請特造股票籌借華款疏》，提出應發行借款「股票」，以充分挖掘和積聚華民的財富，尤其是應「嚴責中外臣僚，激以忠義奮發之氣，先派官借，以為民倡」，則「合天下之地力人力財力，類別區分，各出其餘，以應國家之急；似乎四萬萬之眾，不難借一二萬萬之款」。

此項借款關乎國家的自立自強，所以黃思永請將借款「股票」命名為「自強股票」。希望讓民眾明了政府借款是「因國計自強派股」，進而「人人曉以休戚相關之理，人人動其忠君愛國之忱」。後來，在制定章程之時，侍郎張蔭桓將之改名為「昭信股票」，意即「就認股數目以昭信守」，顯示政府信用。
在利益保障方面，此項股票定以一年見利，「既速且准」。正為財政危機困擾的光緒帝對黃思永的奏疏十分重視，傳旨「著戶部速議具奏」。戶部上《奏准自造股票籌借華款疏》，基本上同意黃思永的方案。光緒皇帝當即批准，並對此次募集公債寄予了厚望。

只是，昭信股票在發行過程中，雖然朝廷頒布了嚴格的章程，作了還本付息的規定，但也嚴重背離原定章程。昭信股票的發行，最終演化成為官府的苛派抑勒或強令捐輸，使民眾怨憤激增。昭信股票的發行導致人民怨聲載道，朝臣有煩言，光緒只得在九月間下詔「著即停止」。

康有為對發行昭信股票一事堅決反對，斥為亡國之舉，指出其結果只會「徒飽貪吏，於國計無益」。他還認為，無論外債內債都是挖肉補瘡，如果不從經營自強著手的話，「則賠款無已時，借款亦無已時，是坐自斃也」。

梁啟超後來評價昭信股票「實中國內債之嚆矢，而恐亦中國內債之末路也，……以若此之政府，本不足信，雖欲昭之，其烏可得」。

慈禧籌建自來水公司發行股票

在康有為之後，慈禧也曾發行過股票。光緒年間紫禁城的一場大火，使慈禧意識到自來水的重要，於是下令袁世凱籌建京師自來水公司，並且公開發行自來水股票。

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袁世凱通過農工商部委派周學熙在京承辦京師自來水廠。周學熙(1866-1947)安徽建德人，洋務運動重要人物周馥之子，民國初期地方財政、實業界的代表人物。

由於國庫空虛，創辦公司又需資浩大，所以公司採用了當時少有的集資方式——發行股票股本總額300萬元，專招華股，由於採用了許多靈活優惠政策，如交股金在先者10股送1股等，故資金迅速到位，京師自來水廠1908年即投入建設，1910年便完工投廠。這就是世人所說的「一場火」引發一張「股票」，一張「股票」引出一段「故事」的由來。

在那個年代，還沒有股票大廳，也沒有股民瘋狂炒股的畫面，只不過是一些留著長辮子的人手拿一大迭股票而已。不過，也不難想像這一張又一張投資工具，在當時民眾的生活中已經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6. 昭信集團的股票代碼

430073

股票專家陳牛牛為你解答。

7. 股票的名稱

股票不同國庫券,國庫券是國家財政當局為彌補國庫收支不平衡而發行的一種政府債券。因國庫券的債務人是國家，其還款保證是國家財政收入，所以它幾乎不存在信用違約風險，是金融市場風險最小的信用工具。國庫券是國庫直接發行的用以解決短期財政收支失衡的一種債券，由於期限短、流動性強、安全性高，被視為零風險債券或"金邊債券"(Gilt edged Bond)。
我國國庫券的期限最短的為一年，而西方國家國庫券品種較多，一般可分為3個月、6個月、9個月、1年期四種，其面額起點各國不一。國庫券採用不記名形式，無須經過背書就可以轉讓流通。發行國庫券的主要目的在於籌措短期資金，解決財政困難。當中央政府的年度預算在執行過程中發生赤字時，國庫券籌資是一種經常性的彌補手段，
國庫券的發行方式，通常實行招標制，即每次發行前，財政部根據近期短期資金的需要量、中央銀行實施貨幣政策調控的需要等因素，確定國庫券的發行規模，然後向社會公告。各投標人在規定的發行規模的約束下，分別報出自己擬購買的價格和數量。在眾多參與價格投標的投標人當中，出價最高者首先中標，之後按出價順序，由高到低依次配售，直至售完為止。這就是所謂的「競爭性投標」。也有一些小規模的金融機構，無力或不願意參與競爭性投標，便按照投標最高價和最低價的平均數購買，這是「非競爭性投標」。
一千元國庫券
國庫券因期限較短，故其發行價格一般採用貼現價格，即以低於票面金額的價格發行，到期時按票面金額償還。票面金額與發行價格的差，即是投資者的利息。國庫券發行價格的計算公式如下：
發行價格＝面值[1一貼現率×(發行期限/360)]
在國庫券的流通市場上，市場的參與者有商業銀行、中央銀行、證券交易商、企業和個人投資者。國庫券行市的變動，要受景氣動向、國庫券供求關系、市場利率水平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在美國，證券交易商在進行國庫券交易時，通常採用雙向式掛牌報價，即在報出一交易單位買入價的同時，也報出一交易單位的賣出價，兩者的差額即為交易商的收益，交易商不再附加傭金，在英國，票據貼現就是國庫券二級市場上最為活躍的市場主體。持有國庫券的機構和個人如需轉讓，可向貼現所申請貼現。英格蘭銀行實施公開市場操作，也以貼現所為中介，先向貼現所買進或賣出國庫券，然後貼現所再對商業銀行進行買賣。
國庫券是國家債券的主體部分和主要表現形式，也是歷史最為悠久的一種國債。
我國歷史上第一次發行國債是在1898年發行的「昭信股票」。北洋政府時期，從1912年到1936年共發行國債27種。在抗日前國民黨政府時期，從1927年到1936年共發行國債45億元。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政府共發行國債90億元。 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為了彌補財政收入的不足，各革命根據地人民政權發行過幾十種國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發行國債分為兩個時期：20世紀50年代為一個時期，20世紀80年代以後為一個時期。20世紀50年代由國家統一發行的國債共有六次。第一次是1950年發行的「人民勝利折實公債」，發行的目的是為了平衡財政收支，制止通貨膨脹，穩定市場物價。從1954年起，為了籌集國民經濟建設資金，連續5年發行「國家經濟建設公債」。 1968年本息還清後，一直到1981年國家沒有發行國內公債。 1981年以後，我國每年發行國債。1994年財政部第一次發行半年期、一年期和二年期國債，實現了國債期限品種的多樣化。短期國債的出現促進了貨幣市場的發展，同時也為中央銀行的公開市場操作奠定了基礎。
[編輯本段]基本特徵
作為債權債務證書，國庫券的債權人是投資者，債務人是國家，其本息償還保證是國家後續的財政收入。所以，國庫券幾乎不存在信用違約風險，是證券市場上風險最小的一種債券。國庫券的償還期限，各國規定不一。西方國家的國庫券，分為3個月、6個月、9個月和1年期4種，是一種短期政府債券。我國的國庫券有3年、5年和10年的，是一種中長期政府債券。
由於國庫券期限短、風險小、流動性強，因此國庫券利率比較低。美國國庫券利率僅僅高於通知放款利率。西方有些國家國庫券發行頻繁，具有連續性，如美國每周均有國庫券發行，每周亦有到期的，便於投資者根據投資需要選擇。國庫券發行通常採用貼現方式，即發行價格低於國庫券券面值，票面不記明利率，國庫券到期時，由財政按票面值償還。發行價格採用招標方法，由投標者公開競爭而定，故國庫券利率代表了合理的市場利率，靈敏地反映出貨幣市場資金供求狀況。
[編輯本段]特點
◆其利率是市場利率變動情況的集中反映。國庫券利率與商業票據、存款證等有密切的關系，國庫券期貨可為其它憑證在收益波動時提供套期保值。
◆流動性強。國庫券有廣大的二級市場，易手方便，隨時可以變現。
◆信譽高。國庫券是政府的直接債務，對投資者來講是風險最低的投資，眾多投資者都把它作為最好的投資對象。
◆收益高。國庫券的利率一般雖低於銀行存款或其他債券，但由於國庫券的利息可免交所得稅，故投資國庫券可獲得較高收益。
[編輯本段]歷史
國庫券是1877年由英國的經濟學家和作家沃爾特·巴佐特發明，並首次在英國發行。沃爾特認為，政府短期資金的籌措應採用與金融界早已熟悉的商業票據相似的工具。後來許多國家都依照英國的做法，以發行國庫券的方式來滿足政府對短期資金的需要。在美國，國庫券已成為貨市市場上最重要的信用工具。

8. 證券發展史

中國證券和證券市場自19世紀40年代產生後，經歷了40多年的萌芽階段，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初步形成。中國最早出觀的證券是外國在華企業發行的外資證券，最早的證券交易也是外商之間的外資證券的買賣，稍後才出現華商證券和華商證券交易。盡管如此，中國證券市場仍邁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證券產生的歷史，在中國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當時國家向大戶的舉貸和王侯給平民的放債，形成了最早的債券。漢唐以後，國家因軍事需要臨時向富商舉借巨款的事已不再是偶然現象。隨著商業的發展，飛錢、會票、當票等商業票據出現，證券的品種更加豐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明後清前，在一些投資大、收益高且又具有一定風險的行業，如上海沙船業，四川井鹽業，雲南、廣東礦冶業和山西金融業，已經較多地採用"招商集資、合股經營"的經營組織形式。這種組織形式明顯地具有資本主義的股份制特徵，而"集資合股"的參與者之間簽訂的載明權利責任的契約，則是中國最早的股票雛形。
當然，真正具有現代意義的證券的出現，在中國則是19世紀40年代以後的事。1840年鴉片戰爭後，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口相繼對外開埠通商，有價證券及其交易，就跟著第一批最先進入所開商埠的外國洋行在中國出現。外資在華設立的各類股份制公司企業，把西方國家已普遍採用的股份制公司的生產經營形式和集股籌資的方法帶到了中國。
中國仿效西方，採用股份制發行證券組織近代企業公司的活動始於19世紀70年代。與此同時，清政府洋務派從19世紀60年代起，舉辦旨在"自強"的軍事工業。由於清政府財政困難，經費難以為繼，70年代後，為借重民間私人資本，解決國家財力不足，洋務派仿效西方股份制，採用"官督商辦"和"商辦"等形式，興建了一批旨在"求富"的中國近代民用企業。1872年，北洋通商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委派上海商人朱其昂、朱其詔籌建上海輪船招商局。隨著該局的成立和第一期股本的認定和籌集，中國第一家近代意義的股份制企業和中國人自己發行的第一張股票誕生。繼航運業後，股份制公司形式又在保險業、礦業、紡織業和通訊電報業等方面得到普遍運用，於是又有一批華商股票應運而生。如仁和保險、濟和保險、開平煤礦、上海機器織布局、上海電報局等都是中國近代最早出現的華商股票。原先附股於外資企業公司的中國人，此時也紛紛移資或投資洋務民用企業，或自立門戶舉辦近代工礦企業公司。到19世紀80年代初期，全國各地創辦的新式工礦企業就有十五六家，這些礦業公司都發行了股票。至此，華商證券的發行已小有氣候。
證券一經產生，證券交易不久也隨之出現。據史料記載，1861年以前，上海等地就已有證券買賣交易活動，但僅局限在外商之間，買賣並不興隆。19世紀60年代以後，隨著上海殖民經濟的初步"繁榮"，外商證券交易在上海非常活躍。60年代中期，由於世界棉業投機熱潮席捲上海，在華外資銀行獲得豐厚利潤，其股票普遍大幅升水。如1864年利華銀行面值10英鎊的股票，市價曾高達25英鎊；（註：《字林西報》，1866年7月5日。）此外，五六十年代成立的外資航運公司獲利也很豐厚，航運公司股票成為銀行股票以外的另一買賣熱點，以致市場上證券交易額"日以百萬計，投機交易有時延至深夜"。
有了外商企業股票的交易，也就有了從事股票買賣的證券公司。1869年上海四川路二洋涇橋北，出現了中國第一家專營有價證券的英商長利公司，後來又有幾家這樣的公司相繼設立。"店多成市，該業始發達"。（註：《上海西商證券交易所之略史》，載《銀行周報》第3卷總第116期，1919年9月16日。）到19世紀80年代前後，外資又開始進入租界公用事業和其他實業，市面上又出現了上海自來水公司、上海電燈公司等十幾種新股票。西商各證券掮客為謀本業前途的發展，於1891年聯絡同業，組織上海證券掮客公會即上海股份公所，以買賣外商在華所設各事業公司的股票。外商在華組織的證券市場初步形成。
至於中國華商進行的證券交易，若將19世紀五六十年代華商附股外資企業公司的證券活動除外，至少在70年代初就零散出現。五六十年代由於上海小刀會起義和太平天國運動，社會資金大量聚集上海租界；另一方面，又由於中國新辦的近代企業不久便獲厚利，加上個別企業發放優厚股息的刺激，各色商人在地產、銀洋買賣投機之外，又熱衷於對新式企業的股票、債券的追逐。
1882年前後，先前成立的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等近代廠礦企業經營成功，獲利很高，股票價格成倍增長，如輪船招商局面值100兩的股票，1882年卻漲到了200兩以上；（註：《清查整理招商局委員會報告書》下冊，第31頁。）1881年年底，開平煤礦正式投產前夕，其面值100兩的股票在上海市場上的價格就漲至150兩左右，到1882年6月，竟還有人願以每股237兩的價格收進。（註：《申報》1882年6月13日。）受此影響，人們爭相購買荊門煤鐵礦、長樂銅礦及鶴峰銅礦等十幾種剛上市不久的礦業股票，這些股票的價格很快超過其面值。如長樂銅礦和鶴峰銅礦的股票面值均為100兩，1882年最高價分別達到220餘兩和170餘兩。（註：《平淮公司各股份市價》，見《申報》1882年各期。）當時的《上海新報》和《申報》等華文報紙，對此都有專門報道。這些礦業股票籌集的股金就有白銀300萬兩，其市場交易額估計在1000萬兩以上，這在當時是一筆十分可觀的資金。
受礦業股票上漲行情影響，其他上市的洋務企業股票價格也隨之全線上漲。如上海電報局100兩面額的股票，1882年曾突破了200兩大關；而上海機器織布局的股票價格也溢出原價15%左右。（註：《平淮公司各股份市價》，見《申報》1882年各期。）
華商證券交易，起初既沒有固定的場所，又沒有相應的交易規則，證券轉讓、買賣一般在親朋好友、熟人中"以親帶友、以友及友"進行。成交的價格卻視外商證券行情和證券本身的市場供求而定。後來，隨著證券發行量的擴大，持有證券的人增多，手中持有證券的品種和數量也越大，證券買賣變成了經常的需要。於是"為各項公司通路徑而固藩籬"（註：《申報》1882年9月27日。）的上海平準股票公司於1882年9月成立。該公司內部組織分明，還訂有章程，為股票交易提供了便利。它的設立首開中國有組織的證券市場的先河，成為中國自設證券交易所的權輿。
由於對礦業股票的過分投機，加之買辦商人胡光墉投機絲業失敗和中法關系趨緊等其他原因，引發了1883年10月的倒賬金融風潮。礦業股票連同其他華商股票即行下跌。低價出售也無人承接，連平時素有信譽的招商局、開平礦務局股票的價格也低到無以復加的地步，礦業股票更是無人問津，幾乎形同廢紙。介入股票投機和承做股票質押的錢庄受累倒閉，破產者不計其數。一度空前興盛的股票市場低落至極點，直至10年之後，一般商人仍"視集股為畏途"，（註：《論商務以公司為最善》，見《申報》1891年8月13日。）"公司"二字"為人所厭聞"，（註：《礦務檔》第七冊，第4358頁，台灣近代史研究所編，1960年版：《洋務運動》（七）第316頁，中國史學會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可見這次風潮對證券投資者心理打擊很重。
若把1895年前的中國早期證券和證券交易視作中國證券市場的萌芽的話，那麼，1895年以後至清末，中國證券市場就進入了初步形成階段。
隨著國外資本投資的銀行、工礦企業和鐵路公司在華的設立，以及鐵路借款、礦業借款與政府借款的簽訂，外國在華發行的外資證券規模迅速擴大。
與此同時，甲午戰爭的慘敗使"振興工商、實業救國"的呼聲再一次引發了中國第二次設廠辦公司的高潮。清政府頒布了一系列有利於工商業發展的法規，並採取了一定的措施鼓勵興辦各式銀行、企業。1897年中國通商銀行的創立率先揭開了中國近代化第二次高潮的序幕。1901～1911年間，中國先後創辦新式廠礦企業386家，資本額達8.8億多元，華商在機械製造、電力、采礦、棉紡和其他工業方面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華商股票的發行量也隨之大幅度的增加。
公債制度也在1894年前後移入中國。1894年清政府為籌措甲午軍費，仿效西方，向國內發行公債，"息借商款"。此後，又發行了"昭信股票"和"愛國公債"兩次公債。在此之前。1853年上海蘇松太道吳健彰為鎮壓上海小刀會起義，向外國洋行賒賬雇募船炮，首開中國近代舉借外債先河。隨後海防借款、軍需借款、抵禦外侮借款、賠款借款、實業借款、鐵路借款、礦業借款，甚至行政經費借款，一發不可收。清晚期共借外債208筆，債務總數為白銀13億多兩。（註：《清代外債史論》，第672頁，許毅著，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6年版。）
證券交易市場方面，外商在華組織的證券市場也有了迅速的發展，最顯著的表現是上海眾業公所的設立與發展。原先設立的西商上海股份公所1895年以後因俄法借款、英德借款和英德續借款等金幣公債，以及怡和、老公茂、瑞記、鴻源等大紗廠新股票的面市，業務發展出現了較大轉機。1898年，該所修訂了章程，但仍無固定交易場所，證券的交易買賣，多在舊西商總會內或在匯豐銀行門前階沿進行。到1900年，英商趁八國聯軍入侵的混亂之際，攫取了中國的開平煤礦，由於這一產權的中外轉移，原持有該礦股份的華人紛紛將股票出售或轉讓，給原來不甚景氣的股票交易市場帶來了新的刺激。同年，上海股份公所在舊西商總會租定了部分房屋作為固定的所址。1903年，上海股份公所醞釀改組為上海證券交易所，1904年，按香港《股份有限公司條例》在香港注冊，定名為上海眾業公所。該所採取會員制，只有會員才能參與證券交易，公所成立不久，會員即擴充為100人，其中西商會員87名，華商會員13名。交易買賣的證券有中國和遠東各地的外商公司股票和公司債券、南洋各地的橡皮股票以及中國政府金幣公債，（註：《民國經濟史》，第153頁，上海銀行學會編，1948年版。）後來又增加市政公債。當時進入這個市場開拍的股票先後有：公和祥碼頭、椰松船廠、公益紗廠和其他一些橡皮股票。1909年又遷址上海外灘1號。
由於西商在華組織的證券市場除為外國在華企業公司在華籌集資金服務外，還是少數洋商投機劫利的工具，完全不顧中國社會經濟和投資者的利益，1910年爆發的橡皮股票風潮就是最好的例證。1903年，英國投機商人麥邊在中國成立藍格志拓殖公司，開業後的頭幾年並沒有多少業務，1909年國際市場橡膠漲價，國外經營橡膠園種植業和投資橡膠工業的人獲利豐厚。麥邊便藉此機會，於1910年初大造輿論，宣揚經營橡膠行業可獲巨利，並謊稱其公司在澳大利亞擁有大片的橡膠園。為了誘騙人們購買其公司股票，他編造該公司的經營發展計劃，奢言年分紅可達45%左右。人們不明真相，競相購買。"僅僅十先令之股票，未及標賣，已有以七十兩之巨價承購者"。（註：《上海西商證券交易所史略》，載《銀行周報》，第116號。）麥邊暗中掀抬股價，橡皮股票價格暴漲。麥加利、匯豐和花旗等外商銀行見有利可圖，便與麥邊勾結，承做橡皮股票的抵押放款。此舉又造成了該公司信譽可靠、實力雄厚、盈利可觀的假象。爭購者於是更加踴躍，連許多錢庄也都轉入其中。1910年3月末，橡皮股票的價格上升到其面值的二十七八倍，（註：《上海西商證券交易所史略》，載《銀行周報》，第116號。）麥邊暗地裡趁高脫手，捲款潛逃。其他外商亦步麥邊後塵，紛紛拋售手中的橡皮股票。這時，外資銀行宣布停辦此項股票的押款，（註：《上海錢庄史料》，第76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騙局敗露，人們又爭相拋售橡皮股票，但無人購進，橡皮股票價格一落千丈，最後成為廢紙。持票者紛紛破產，錢庄也因此倒閉了二十多家，市面極度恐慌，釀成了一場金融風潮。更為嚴重的是這次風潮使中國新興的證券市場遭受沉重打擊，中國股票市場自此進入低谷
此期的華商證券交易市場較1883年前，交易規模總體上有所後退，但也不乏市場新熱點。一方面，隨著1895年後中國近代化第二次高潮的出現，尤其是銀行的創辦和商辦鐵路公司的出現，證券交易又漸有起色。銀行股票和鐵路股票、債券成為交易買賣的新熱點。1897年在上海成立中國通商銀行後，清政府又採取"官商合辦"的形式，設立了戶部銀行（1908年改稱大清銀行）和交通銀行。此外，還有一些地方性省銀行和私營商業銀行也在此期設立。這些新興的銀行發行了大量的股票，這些銀行股票在市場上十分受人青睞。1903年，清政府開放鐵路，"寓商於路"，提倡商人設立鐵路公司，集股籌資承辦鐵路。於是，1903-1907年，全國15個省份先後成立了18個"官商合辦"和"商辦"的鐵路公司，發行了大量的鐵路股票。這類股票一經發行，便成為市場亮點。在銀行股票和鐵路股票以及其他工礦企業股票發行與交易的帶動下，中國近代證券市場初步形成。而這時的政府公債由於發行量小，加之政府仍視購買公債為對朝廷的報效和捐助，故當時購入者，也不敢在市場上出售，所以還未形成交易市場。
另一方面，證券市場組織形式也有了較大的進步和發展。自上海平準股票公司倒閉後，雖先有1904年梁啟超提出了組織"股份懋遷公司"（即證券交易所）的倡議，後在1907年又有上海買辦商人袁子壯、周舜卿、周金箴等提出仿日本取引所組織公司的要求，但清政府未予重視和採納。華商證券交易一直處於無組織的狀態中。光緒末年，上海買辦商人王一享、郁屏翰等在南市關橋開設了專營證券的"公平易"公司，不久，買辦商人孫靜山在上海九江路渭水坊又開設了另一家專營證券的"信通公司"，但規模和功能遠不能與原先的上海平準股票公司相比。除上述專營的證券公司外，許多茶商、錢商、皮貨商、古董商和雜貨商以及買辦也兼做股票買賣。這些股票掮客經常出入茶館，在經營本業的同時，還洽談股票生意。約在1910年前後，股票交易買賣活動便固定在上海福州路的惠芳茶樓，中國證券市場進入了"茶會"時期。
總之，中國證券和證券市場自19世紀40年代產生後，經歷了40多年的萌芽階段，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初步形成。中國最早出現的證券是外國在華企業公司發行的外資證券，最早的證券交易也是外商之間的外資證券買賣，稍後才出現華商證券和華商證券交易。中國證券市場一開始便存在華洋兩個不同體系的市場，這正是舊中國社會性質的寫照。盡管如此，中國證券市場仍邁出了可喜的第一步，為後期的證券市場發展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