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軟體公司與中國軟體股票

⑴ 印度的軟體產業為什麼發達

政策引導產業發展，印度是個發展中國家，綜合國力不強。但印度政府的發展策略是從幾個主要產業入手，使用有限的資源和集中的政策扶持發展相關產業，成效就是使印度成為了世界軟體第二大國。

由於決策和定位得當，印度迅速崛起為一個軟體生產大國，1990年軟體產值為5000萬美元，到2004年印度的軟體出口值已達120億美元。印度還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發展目標：2008年要實現軟體出口500億美元，力爭成為世界軟體出口的龍頭。

(1)印度軟體公司與中國軟體股票擴展閱讀：

印度扶持政策：

1、融資優惠政策：包括設立信息技術產業風險投資基金，允許上市軟體企業進入國內外資本市場進行融資，允許外資對軟體技術園區內的企業100%控股，放寬對20大軟體出口企業的融資額度和收購額度的限制等。

2、稅收優惠政策：包括對軟體企業在2010年前免徵所得稅；對其開發所必須的軟體進口實施零關稅；對進口設備實施關稅減讓，對盈利企業免徵進口設備關稅，允許企業在國內市場上銷售相當於出口價值50%的產品等。

3、實施軟體技術園區計劃：印度政府在1992年啟動了軟體技術園區（TheSoftwareTechnologyParks，STP）計劃。在STP內的企業是100%的出口導向型企業，園區內的企業可以享受一系列優惠政策。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印度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軟體產業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印度軟體企業國際化研究

⑵ 印度人在軟體開發和網站開發上相比中國軟體公司具有什麼樣的優勢

具體原因有很多種，
我可以告訴你一個簡單的例子
印度有一個著名大學，叫做印度理工大學（不知道改名沒有）
據說這個學校畢業的人有一半可以在美國矽谷找到工作
印度有很多大學，可想而知，所以現在美國本土做軟體最多的是印度人
我猜想印度的大學培養軟體工程師的水平就和中國的大學培養拉圾的水平一樣

⑶ 印度軟體和中國軟體哪個發達

說中國落後於印度的是十五年前穿越來的吧，現在中國軟體行業只比美國差，歐洲日本都比不上中國的。世界十大軟體科技公司，五家美國四家中國一家日本。

⑷ 請問印度目前的軟體行業情況如何

印度軟體產業發展情況的探討與借鑒
[align=center]印度軟體產業發展情況的探討與借鑒——劉恆富（江蘇省軟體行業協會副秘書長）[/align]

一、 概況
眾所周知，印度是世界最貧窮的國家，佔全國53%的人口每天生活費在世界銀行標定的極度貧困線以下；印度的工業基礎薄弱，城市基礎設施落後，在印度，至今沒有高速公路，沒有地鐵，家庭電腦的擁有量微乎其微，但是，印度卻靠軟體暢通無阻地馳騁在「信息高速公路」上，成為世界的第二軟體大國。
截止2000年底，印度軟體產業的從業人員41萬人，企業數1000多家，平均每個企業300多人。1999年軟體產品出口額達37.76億美元，2000年出口60億美元的軟體產品或軟體技術服務。

二、 印度的軟體產值及出口情況
印度的軟體出口從1991年起步，發展速度很快，1996年
以來，年平均增長速度為55%，而我國為30%，2000年出口額為我國的15倍，一躍成為新崛起的軟體大國。
下表為1996年至2000年印度的軟體產值及出口情況
單位：億美元
1996年 1997年 1998年 1999年 2000年
內銷產值 5.31 7.73 10.9 15.86 21.82
出口值 8.59 14.38 24.09 37.76 60.00
小計 13.9 22.11 34.99 53.62 81.82

三、印度的軟體產業高速發展的分析

1、 印度的軟體產業高速發展首先是政府的大力扶持。
早在1986年，印度政府就開始關注軟體產業，對印度軟體產業的發展制定了整體有效的發展規劃，1991年印度政府就出台了發展軟體產業的鼓勵政策，其優惠程度相當於我國現行的鼓勵軟體產業發展的政策，個別政策甚至比我國先行的政策還優惠一些，例如實行零稅率，在銀行貸款方面享有優先權等；1998年7 月，印度政府又決定設立10億盧比的軟體風險基金，並規定優先貸款給開發軟體的高科技公司。
2、 與國際接軌沒有語言的障礙
長期以來，英國的殖民統治造就了印度的貧窮和落後，也給印度留下了一項最有用的遺產—英語。由於長期的英語環境的熏陶，這就使印度的知識分子和工程技術人員在思維方式、文化氛圍與國際接近，承接美國定單時沒有語言的障礙，使印度的軟體很容易地融入國際市場，因此在與國際接軌這一點上比我們有優勢。有人說，我們有些軟體人員寫的英語軟體文檔外國人看不懂，盡管這些文檔在語法上找不出什麼毛病。顯然這不僅僅是一個語言問題，還有對西方思維方式和西方文化的領悟問題。

3、 海外印度人群體成為印度軟體走向世界的橋梁
歷史上印度長期是英國的殖民地，在造成了印度的貧窮和落後的同時，也造就了海外印度人軍團。印度的軟體產業高速發展很大程度上也得益於海外印度人群體，由於在海外的印度人群體壯大成熟，這不僅給印度帶來了軟體產品的定單，帶來了軟體產業發展所必需的資金，也給印度的軟體產業發展帶來了商機。
印度的教育界在人才的外流問題上有自己的看法，印度理工學院班加羅爾分院院長沙達龍先生的看法可以說是這種觀念代表，他認為這種人才的流動不能叫外流，應該叫輸送。沙達龍先生七十年代去美國求學，獲得博士學位，20年前歸國任教，這些年來，他的學生基本上都出國了，現在有很大一部分在美國最好的公司工作，這些人對美國的信息產業、軟體產業有很深入的了解，並與美國的軟體產業界、IT界建立了廣泛的關系，在美國的軟體公司中許多印度人已經升到很高的技術和管理的職位，僅在美國歸谷就有700多家印度人主持的軟體公司，這一個海外印度人群體掌握了大量的最新市場信息、投資信息、技術信息和客戶的需求信息，對印度軟體產業的技術發展和市場開拓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當然，關鍵的因素是由於印度政府在軟體產業發展上給予海外印度人相當優惠的政策，為他們報效祖國提供了周全的服務，吸引他們將國外的資金、管理、技術、定單帶回國內，成為印度軟體走向世界的橋梁。

4、 印度的軟體出口為主
印度的工業落後，軟體的國內市場需求量很小，軟體以出
口為主。從1996年到2000年，這5年印度的軟體銷售總額為206.44億美元，軟體出口銷售額為144.82億美元，占銷售總額的70.15%。印度大中型軟體公司的出口比例更大，例如位於班加羅爾的Ininsys公司，該公司是印度最大的軟體公司之一，其軟體出口量占公司銷售總額的99%，國內銷售只佔1%。該公司全球雇員達1萬多人，其中在班加羅爾的雇員有5000多人，85%的軟體在國內班加羅爾開發，在美國的軟體銷售占銷售總額的73%，在歐洲的軟體銷售占銷售總額的18%，在亞太地區的軟體銷售占銷售總額的8%。
當然，由於印度國內軟體市場需求量很小，系統集成業相對落後，軟體企業基於硬體製造和系統集成發展而成的不多，有別於我國軟體企業大部分是混合模式。因印度國內軟體需求量小，只能走軟體出口的道路。

5、印度的軟體生產已形成規模。
印度的軟體企業的規模較大，超過1000人的軟體公司有100多家，員工超過5000人的有5家，最大的軟體企業之一的 Ininsys公司、塔塔公司已達到1萬人；印度軟體產業的從業人員41萬人，企業數1000多家，平均每個企業300多人。印度目前有28萬軟體工程師，平均每個企業的軟體工程師為280人；因專一性從事軟體的規模化開發和生產，生產效率相對較高，生產成本相對較低，因此市場拓展就較為容易。

6、印度重視信息技術人才和軟體人才的培養，軟體人才結構合理
到目前為止，印度擁有綜合大學200多所，高等院校6000多所，研究所2000所，主要分布在孟買、德里、加爾各答、班加羅爾等地，目前印度擁有各類科技人員350多萬人，是世界上繼美國、俄羅斯之後第三個人才大國。軟體人才30多萬人，這支人數眾多、素質較高的隊伍為印度的軟體產業發展提供了豐富的人力資源。例如其中最熱門的印度理工學院所屬的6所院校，在每年10000多畢業生中IT畢業生有2000多人，IT畢業生占畢業生總數的1/5，是印度高級軟體人才培訓基地之一。同時印度特別重視各層次軟體人才的培養，除高級人才外，印度現有軟體人才培訓點1030家，除承擔在職軟體人員的培訓外，重點培訓軟體基礎人才，現在每年培訓近100萬人次電子信息及軟體產業所需的基礎人才—「軟體藍領」。印度目前有28萬軟體工程師，平均每個企業280人；在印度的軟體企業中，已經形成了「項目經理、系統分析員、軟體工程師」合理的梯形人才結構。
印度企業對招聘軟體人員的考核十分嚴格，既重視優良的學業成績，更注重對新觀念、新知識的接受能力，對新環境的適應能力及團隊的協同工作能力，還對軟體人員在邏輯、數學和智能等方面進行測試，在軟體人員的使用過程中，注重不斷培訓，不斷對員工進行知識的更新和素質的提高。
在留住人才方面，在印度，軟體人員的工資大大高於傳統產業的工程技術人員，比起佔全國人口53%每天生活費低於世界銀行標定的極度貧困線的同胞來說，無疑是一步登天；而且每年還有加薪的機會，同時還有獎金、股權的收入；政府還提供低息貸款用於購房；除物質待遇優厚外，還提供優惠的繼續教育和學習培訓的機會，加強思想教育和素質教育，在素質教育中始終貫徹愛國心、事業心、成就感的教育。因此軟體人員相對比較穩定。
我國的軟體還處在項目開發的作坊階段，沒有進入軟體的工業化生產，軟體企業的技術人員以「白領」為主，基本沒有「藍領」，人才結構不盡合理。

7、印度相當重視軟體的質量管理
印度對軟體質量相當重視，也非常重視軟體和國際的接軌。印度較早就應用ISO9000標准認證和CMM模型對軟體企業進行質量和資質認證。印度軟體公司有170家通過ISO9000質量標准認證。是世界上軟體企業通過ISO9000質量標准認證最多的國家。全球通過CMM2級以上認證的軟體企業有200多家，我國僅有北京鼎新信息開發公司一家。全球通過CMM5級以上認證的軟體企業至今只有13家，印度有5家，我國一家也沒有。

8、印度軟體企業相當重視管理工作
印度的軟體企業以軟體出口為目標，除非常重視軟體和國際的接軌外，注重通過管理創新，培養企業核心競爭能力，注重不斷增強速度競爭意識、質量競爭意識、團隊競爭意識、國際市場競爭意識，通過強化國際市場開拓機制、強化企業內部管理、強化軟體質量控制，提高軟體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能力，提高企業在國際軟體界的形象和地位。

9、印度在軟體產業發展上採取務實的態度
首先是政府的務實，1986年印度政府就開始規劃軟體產業的發展，歷屆政府都把軟體作為主導產業來抓，1991年印度政府就制定了發展軟體產業的鼓勵政策，其優惠程度相當於我國現行的鼓勵軟體產業發展的政策；此後通過各屆政府的修改和補充，包括投融資、稅收、出口、收入分配、人才吸引與培養等政策逐步完善並具有較好的可操作性，特別是鼓勵軟體企業出口。通過12年的努力，印度的軟體產業已具備了很強的實力，成為世界第二軟體大國。1998年，印度政府在麥肯錫的幫助下，拿出了108條更加全面的政策，計劃在2005年從軟體大國變成世界IT強國。政府的務實和堅持不懈的努力是印度軟體產業成功的關鍵因素。
其次是企業的務實，印度的軟體企業在選擇定單時充分根據國際市場的需要，尤其是美國市場需要什麼，他們就做什麼。盡管他們也知道是美國公司利用印度的廉價勞動力來編程。印度的企業卻以很務實的態度努力去做，緊緊依靠為美國市場服務，奇跡般地發展了自己的軟體產業。
第三，軟體從業人員的務實，印度的軟體從業人員嚴格遵守客戶就是上帝的信條，以滿足用戶需求為最終目標，贏得了用戶的滿意，同時印度的軟體人員團隊精神很強，嚴格按照工廠化的程序生產軟體。

四、印度軟體產業的不足
印度2000年軟體產業的出口額為60億美元，為我國的15倍；近幾年來，印度軟體的增長速度平均為55%，我國為30%。但印度的發展也存在許多不足：
1、印度的軟體公司甚至大型的軟體公司都沒有自己品牌的軟體。
2、印度軟體企業的創新能力比較差，在創新能力方面與美國相比，要落後好幾年。這是印度軟體產業的定位所決定的。
3、印度軟體產業的發展環境較差，軟體產業的發展後勁不足。美國微軟公司地區專門帳戶經理托德.梅因曾抱怨在印度會經常遇到停電和部分燈火管制，上網條件和基礎設施也很差，對吸引國外軟體公司在境內投資
4、印度國內市場小

印度是英語國家，人力資源便宜，軟體以定製為主，主要滿足出口，內需較少。我國軟體技術開發人員15萬人,平均每個企業25人左右。根據國家統計局有關的統計，中國軟體企業90%在100人以下，而在所有的軟體企業中90%以上的軟體企業主要從事系統集成，開發的仍舊大多數集中在應用軟體。

⑸ 軟體概念股及軟體行業龍頭股有哪些

榕基軟體

公司是通用電子政務應用軟體最具競爭力的企業之一，專注於發展政府、質檢、軍事機關、電力和電信等行業應用軟體的研發、推廣，及相關計算機信息系統集成和服務業務。

在電子政務業務領域的歷史已超過11年，能夠提供一體化電子政務應用平台和整體電子政務解決方案，主要服務對象包括國內政府、質檢、軍事機關、電力和電信等，從事政務信息化、企業信息化建設業務和高新科技成果產品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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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頭條件：

1、龍頭股必須從漲停板開始，漲停板是多空雙方最准確的攻擊信號，不能漲停的個股，不可能做龍頭.

2、龍頭股必須是在某個基本面上具有壟斷地位。

3、龍頭股流通市要適中，大市值股票和小盤股都不可能充當龍頭。11月起動股流通市值大都在5億左右。

4、龍頭股必須同時滿足日KDJ，周KDJ，月KDJ同時低價金叉。

5、龍頭股通常在大盤下跌末期端，市場恐慌時，逆市漲停，提前見底，或者先於大盤啟動，並且經受大盤一輪下跌考驗。再如12月2日出現的新龍頭太原剛玉，它符合剛講的龍頭戰法。

一是從漲停開始，且籌碼穩定，二是低價即3.91元，三是流通市值起動才4.5億，周二才6.4億，從底部起漲，炒到翻倍也不過10億，

⑹ 中國軟體為什麼不及印度印度軟體是亞洲第一嗎

中國軟體業為何落後於印度 權威研究機構在預測未來全球經濟發展走勢時，很容易將中國和印度相提並論。同為擁有十幾億人口的發展中國家，同樣曾淪為殖民地，中國與印度有著不少相似之處。然而在今天，中國的軟體業卻遠遠落後於印度，是什麼原因導致了這樣的結果？中國軟體業該何去何從？ 從管理到解決方案都有差距 CMM5是一種規范化的對軟體開發過程的管理能力，即能夠很標准地完成需求調研，做出概要設計、架構設計和應用開發過程的管理策略。軟體大型工程產業管理能力的標志就是CMM系統。據統計，全世界能達到CMM5資質的公司只有59家，印度就佔了30多個，而我國能夠達到CMM5的寥寥無幾，大部分僅剛通過CMM3.這直接反映出我國軟體企業的管理能力與印度比相距甚遠。軟體企業的管理與產業鏈的設計、產業鏈關鍵環節的組織和路徑有著密切關系。軟體企業本身管理得好，意味著對軟體產業鏈和國際化理解得到位。 現在中國的很多軟體公司做了很多解決方案，但是真正能拿到國際上去給如世界500強這樣的企業的解決方案幾乎沒有。在描繪中印兩國軟體應用解決方案能力的差異時，中關村科技軟體有限公司總裁朱希鐸舉了一個生動的例子，前年他與印度最大的軟體公司塔塔公司會面時，塔塔公司問：「您做過哪些解決方案？」朱希鐸說：「我做過電信的計費系統、郵政的物流調動管理系統、辦公系統，等等。」塔塔公司說：「我們也就是做了這幾個解決方案。那您的這些解決方案都有哪些客戶？」朱希鐸說：「我們的客戶有貴州電信、廣東東莞電信等。」塔塔公司說：「世界500強里有不少都是我們的客戶。」 朱希鐸對記者感嘆道：這是什麼差異？這就是真正做解決方案的能力。從前期市場、授權的解決方案、銷售的管理、合同的管理、標書的設計到接受考核的服務系統等，我們與印度存在太大的差距，在某些方面，我們可能連概念都沒有。中國軟體業趕超印度軟體業，不是靠幾聲漂亮口號就能解決問題的，想要在國際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只能靠扎扎實實地練內功來提高企業的競爭能力。 落後的關鍵原因在路徑差異 有專家分析說，中國軟體業落後於印度最關鍵的原因在於兩國軟體產業的路徑有差異。從一開始，印度就把軟體作為產業在設計和發展，而中國卻把軟體作為產品來發展。 由於更多地受西方文化的影響，印度在發展軟體業時更加產業化，這包括產業組織和產業鏈設計等，而中國軟體的產品發展卻形不成一條鏈。導致兩種不同路徑產生的原因又多種多樣，與國家資源配置、文化特點、歷史積淀都有關系。印度是英聯邦國家，英文好並不是主要原因，而是他們的思考方式很西方、很現代、很產業，比較符合軟體的構架思路，而我們現在的思路可能相對封閉和局限，只立足做一些小軟體。因此中國的軟體產品做出來只是一個「包」，並且被「包」住了。 還有一個原因是我們對印度軟體業發展之路的成功經驗總結不足。不少人僅僅關注印度的軟體外包，卻沒有重點分析印度軟體產業走上國際市場的能力。雖然印度人的英文好，但是語言能力只是軟體能力設計和考核中最次要的因素，解決方案的能力才最為重要，即如何了解客戶的需求，並針對客戶的需求做成一套解決方案的產品，這是軟體產業在國際化能否做「一包」的關鍵因素。現在印度軟體業的主要產值來自「一包」，這是很掙錢的。而現在中國的軟體外包大部分做的是「三包」、「四包」業務，就是別人已經做好解決方案，我們只是做復制的工作。 高投入以獲得高利潤 我國的IT產業不僅不如發展中國家印度，還受到了來自發達國家跨國企業的威脅。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跨國IT企業利用在發展中國家的廉價勞動力，通過軟體外包的方式將大量職位流向發展中國家，中國也在其列。企業間的人才競爭正變得越來越激烈。中國的軟體企業正學著如何應對來自跨國IT企業的人才競爭。業內人士說，這沒有什麼更好的辦法，只能用與跨國企業同樣的方式競爭人才，比如同樣多的薪水。 國內現在的一些大型IT公司的待遇情況與國際是接軌的。現在不少國內企業已經有這樣的思想准備，要立足到能夠承受的人力資源國際化成本。 這樣的競爭思路正在為越來越多的人接受：用高人力資源成本和高研發成本換取高利潤，既而使公司進入良性循環的軌道。過去中國公司的成本鏈設計都是力爭低人力資源成本、低研發成本、低市場管理成本和低銷售成本，只換來了低利潤。這往往造成了某一環節成本過高就一定賠錢的局面。如今受到越來越激烈的國際挑戰的威脅，雖然國內軟體企業動作有快有慢，但大都意識到成本投入的「轉型」已是必不可少之舉。 與此相適應的是，一旦要創建一家軟體企業，必須考慮到用國際化的人力資源成本進行生產，公司還能不能掙錢？還能不能生存？只有充分考慮到成本與利潤的關系，一開始就走國際化的設計路線，公司才可能在市場上有競爭能力。 不少在中國做軟體的業內人士抱怨道，在中國做軟體最大的矛盾是投入與產出不成比例。中國市場需要提高對軟體及其服務價值的認識。從事軟體的開發以及產品的銷售和服務，需要付出很高的投入成本，與傳統產業不同的是，軟體產業的投入成本是無形的，人們因此往往漠視了軟體的高價值。現在令中國軟體企業最困惑的是，最後的產品許可什麼時候才能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成熟，使得客戶能承認軟體的高價值，並付出足夠的成本去購買？ 不花那麼多成本，軟體做不出來，不用那麼高級的人力資源成本，服務也做不了。但是現在用戶還接受不了那麼高的成本，還覺得軟體不值錢，服務不值錢。雖然現在這種情況比過去好多了，但實際成本還有差異。 有專家警告：「如果再不抓緊培育軟體市場，保護軟體的市場回報，中國的軟體企業將因為得不到相應的回報而越做越小。如果因為降低了成本而導致項目不到位，相關部門應該追究責任。」

⑺ 印度軟體行業比中國發達嗎

不好這么說

一般不了解印度的都認為印度軟體業比中國發達，但實際上印度的軟體業主要是外包型的，說白了就是給微軟啊、甲骨文啊之類的西方公司打工，很少有自己獨立的知名品牌。

中國軟體業不管怎麼說都有幾款在世界上都小有名氣（殺毒啊，網游啊等等），相反印度就很少有。

它的軟體業比中國有利的就是英語教育導致對程序的理解比中國人入手時要順利一些，但是從整個行業來看，印度軟體業整體實力跟中國差不多，至少不會好於中國。

⑻ 印度有哪些著名的軟體企業

印度「矽谷」雙雄

作為印度的「矽谷」,班加羅爾是製造億萬富翁的地方。他們當中的佼佼者是55歲的阿齊姆·普雷姆吉和54歲的穆爾蒂,他們各自的軟體公司已經是印度第三和第四大公司。在世界眼裡,他們是印度的「數字英雄」,是印度新經濟秩序的象徵。

普雷姆吉是家族企業的接班人,他本可以留在美國發展,但他父親1966年突然去世,他只能放棄學業回到印度孟買接管西印度蔬菜產品有限公司。普雷姆吉是一個經營奇才。在他的管理下,原來的蔬菜公司開始多樣化———生產浴皂液體燃料、照明器材、嬰兒爽身粉,並投資金融業。在發展的過程中,普雷姆吉又審時度勢轉向了電腦業。1977年,在一次投資和知識產權糾紛中,美國國際商用機器公司被趕出了印度。這給了普雷姆吉一個極好的發展機會,他的「維普羅」電腦迅速成為當地主要的電腦品牌。

普雷姆吉對人才獨具慧眼,對質量精益求精,生活作風簡朴。讓人意料不到的是,他從不用行動電話,在他眼裡,那不過是多餘的裝飾。

而據今年2月的印度《商業旗幟報》報道,在今年年初的一段時間,維普羅公司股票行情大漲,擁有該公司75%股權的普雷姆吉,現在擁有凈值15320億盧比,摺合352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三大富翁。

在印度軟體業,堪與普雷姆吉比肩的是信息系統公司的創始人穆爾蒂。穆爾蒂出生於中產階級下層家庭,共有兄弟姐妹7人。他小時候沉湎於幻想,直到在法國巴黎戴高樂機場工作了3年後才突然有所醒悟,要樹立當企業家的志向。

在軟體領域找到發展機會後,穆爾蒂和6位同事在1981年建立了信息系統公司。他們對企業經營活動採取高標准,成為其它印度公司學習的楷模。和維普羅公司一樣,今天的信息系統公司已經是印度軟體業的龍頭企業。它專門為通信、銀行和保險、零售商業和製造業設計軟體。隨著印度高科技的蓬勃發展,前景不可估量。

⑼ 中國軟體與印度軟體的發展優勢各是什麼

當中國經濟在20世紀80年代以閃電般的速度起飛，並且成為全球經濟強國時，全世界從最初對中國的不信任逐漸轉為由衷的欽佩。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主要以製造業拉動，增長率在2002年達到8%後，又在2003年增至9%。中國依靠巨大的國內儲備資金大力開展基礎設施建設，同時吸收大量外資在中國建立工廠，引進所需的國外專業技術。僅2003年度，中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資金就達到530億美元，占整個世界總投資額的8.2%(聯合國貿易發展會議 (UNCTAD)資料庫中外商直接投資的數據)，為當年的世界之最。

印度的經濟起步落後於中國大約10年，最近才為世人矚目。其崛起主要依靠西方工作崗位的地域性轉移。同時印度迅速造就了一批世界級的知識密集型企業，所屬行業包括軟體業、IT業和制葯業。這些行業在發展過程中很少得到政府的資助，卻有力地推動了經濟的發展：2003年印度國民生產總值增幅為8.3%，而2002年僅為4.3%；但是印度2003年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為47億美元，2002年則為30億美元。只相當於中國的一個零頭。

中國和印度經濟發展的道路截然不同。中國的經濟發展是政府深思熟慮後決策的結果，而印度的經濟發展則多少有點順其自然。中印兩種截然不同的發展方式孰優孰劣？哪種發展模式會造就強國？

中印產業：一硬一軟

中印兩種發展模式的不同點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第一，相比印度政府，中國政府更願意培育和指導整個經濟活動。中國政府大力投資硬體基礎設施，有權決定哪家企業能夠得到政府資源、哪家企業可在A股市場掛牌(即使該企業不一定是最好的)。與此相反，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印度政府越來越少干預經濟活動。第二，在外商直接投資上，中國樂於接受外資，而印度始終對此保持謹慎態度。

上述區別影響到哪類企業會成功。在中國，那些需要「硬體」基礎建設(如公路、港口、電力)的企業遠遠領先印度。並且在不久的將來仍將保持這一優勢。而印度的企業則在「軟體」基礎建設領域，即無形資產佔主導地位的行業中更勝一籌，如軟體業、生化業或廣告業等創新性行業。

生產流程快的製造類企業需要高效的道路和交通網路，因此這類企業在印度發展緩慢，但是那些不受發電機短缺及公路發展限制的企業卻發展迅速。軟性資產甚至支撐起了印度的汽車產業。與中國不同，印度汽車產業的成功並非依賴於跨國集團大量的資本投入，而是依靠智能化的設計開發出造價低廉的本土化車型。事實上，印度已經將許多高附加值的機械和電子元件輸出到中國。這些元件的生產更多靠的是專門技術而非基礎設施。

更重要的是，中國許多硬體資產企業之所以能夠生存下來，是因為政府注入了資金。政府能這樣做的原因是他們干預國內資本市場，在印度則沒有這樣的政府幹預，因此其成功企業主要集中在受資本限制較小的行業。設立一家軟體公司不需要大量資金，但建立一家大型鋼鐵廠卻相反。

印度政府對資本市場的較少干涉和不對缺乏有形資產的行業(如軟體業、生化業、媒體業)採取管制的政策，為創業者提供了空間。創業活動的推動依靠傳統企業(主要是家族企業)和新進入市場的企業。雖然印度的股票和債券市場並不完美，但在總體上能夠支持私營企業的發展。

良好的硬性基礎建設和中國政府對外資的熱誠歡迎，有利於跨國集團在中國開展經營活動。但是由於這些跨國公司同時帶來了他們自己的資本和高層人才，因此他們沒有必要大量依賴當地資源。中國不乏優秀的土生土長的創業者。然而，很多本土企業卻由於資本市場效率低下、銀行系統壞賬累累以及地方政府官員(而不是市場力量)決定融資對象的殘酷現實而舉步維艱。

中國和印度都有能力按照各自不同的道路將目前的發展勢頭再保持數十年。中國政府對於經濟的干涉，包括對外資開放的政策，大大提高了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這是印度社會所沒有的。也許這兩個國家都選擇了各自特定歷史背景下最好的道路。

當大家對這兩個國家進行比較時，很容易忘記印度的改革要比中國晚了十多年。隨著印度進一步放開對外商直接投資的限制，我們很可能會發現印度更加自由的經濟環境更有利於長期的經濟繁榮和企業發展。

中國模式：低效但強勁

為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找問題並不難：周期性產能過剩、政府幹預資源分配以及日益加劇的社會不平等現象都只是眾多缺點的冰山一角。但是人們很難再找到其他模式能如此強勁地推動經濟發展。

中國政府從推動經濟增長的角度對企業發展進行管理。在中國，你可以成為一個小企業主，但如果你想做大，就必須從政府背景的渠道中融資。從根本上講，政府官員有權決定哪個企業能得以發展。

這樣的政策對於實現企業成長的目標是十分成功的。中國迅速建立了足以推動經濟發展的大型企業。以作為製造行業支柱的汽車業為例。20年前，中國沒有真正的汽車產業，中國政府決定，必須引進像大眾汽車那樣的國外成熟企業教給國內生產廠商如何製造汽車。政府坦率地表示：「中國需要現代化，中國經濟需要發展。我們沒有能夠達到這樣目標的企業，所以想盡一切方法創造這樣的企業。」

中國經濟改革的根本機制是促進各省、市之間的競爭。在 20世紀80年代以前，中國沒有一家全國性企業，所有的企業都是地方性企業。隨著國內貿易壁壘的解除，地方創業者和支持他們的政府官員投資擴大經營規模，努力打入鄰近市場。確實，這會造成產量過剩和價格戰，但是經過一段相對較短的時間，生產的周期性會導致行業內企業的重新洗牌，使最有競爭力的企業存活下來。存活下來的企業憑借具有的全國性規模和真實的競爭優勢，不再依賴當地政府提供融資，從而能夠在國內外市場上長期參與競爭。

另外，我們認為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或銀行體制的改革與外商直接投資並無聯系。跨國企業固定資產的投資僅佔中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15%，所以他們對推動經濟發展所起的作用不是很大。中國必須利用自身的金融資源來支持經濟增長，所以，中國的資本市場正在發展之中。政府通過一系列措施來解決銀行問題，包括提高儲備金利率，改革分行業績和激勵機制以及採用更靈活的、以風險為基礎的定價政策。

中國發展模式的低效率是否會超過它對經濟發展的貢獻？我們認為不會。政府仍然控制著絕大部分金融資源，並且基本能夠合理分配——這就是中國經濟能如此快速發展的原因。和在高效市場上的私營經濟相比，政府無疑對於分配資金不甚在行。中國並不是一個高效的市場，而融資金額較少(無論是政府還是私營部門)的印度模式不能像中國模式那樣實現中國目前的增長。印度模式對於印度經濟而言可能同樣存在問題：家族式企業和其他個人投資者也許長於合理判定哪些投資對自己有益，但他們的投資金額不足以帶動中國那樣高速的發展。當印度國內外投資者看到印度的發展潛力後，印度吸引外資能力必將急速增長，這一點是完全在情理之中的。

行業層面的比較

「究竟哪一種模式更有利於經濟發展?」這個問題的答案不可能在國家層面找到，必須深入到行業層次。中國和印度都存在一些由於管制嚴格、缺乏競爭而導致發展緩慢、效率低下的行業。但兩個國家也都存在由於管制較松而蓬勃發展的企業。

麥肯錫全球研究學院一直認為高速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是生產率，阻礙提高生產率的主要障礙是政府微觀層面阻礙競爭的層層管制。印度就是這一觀點最好的注釋。

印度生產率較高的行業包括IT業、軟體業和業務流程外包行業。這些行業成功創造了數十萬就業機會和幾十億美元的出口額。這些具有潛力的新興行業躲過了政府的管制，避開了被扼殺的可能。IT、軟體和外包服務企業不受其它行業在工作時間和加班等相關勞動法規的管制，同時政府允許外商直接投資進入，而這在零售業等行業是不允許的。如果沒有這些國外資金的注入，這些行業是否會在印度起飛，就值得懷疑。到2002年為止，這些行業吸收的外資占整個印度吸收外資總額的15%。

生產率居中的是汽車行業。這個行業自從20世紀80年代政府放鬆管制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到1992年為止，多數針對外商直接投資的限製得以解除，這使得產量和勞動生產率得到很大提高。車輛價格也隨之下跌。即使發生了行業整合，但由於需求強勁，行業的就業狀況依然保持穩定。盡管如此，由於整車的關稅居高不下，國內的汽車製造商仍沒有直接參與國際競爭。這意味著該行業的效率尚未達到其應達到的水平。

處於生產率發展最低端的是消費電子行業。雖然該行業的外資投資限制早在20世紀90年代就開始解除，但是整個行業仍處於各類進出口關稅、國內稅賦和相關法規的層層束縛中，導致了印度的消費電子產品不僅無法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即使在國內價格也是一般消費者所無法承受的。食品零售業的情況則更糟，部分原因是國家完全禁止外資進入。該行業的勞動生產率僅為美國的6%。

再看一下中國。中國已擁有一些相對較為自由而富有競爭力的行業，如消費電子。它的勞動生產率是印度的兩倍。在過去20年間，該行業由於國外直接投資和國內同業的競爭壓力已具有國際競爭力。該行業的成功與政府對此行業採取的相對寬松的監管政策密切相關。當然，這相對寬松的監管政策很可能是由於當時政府並沒有意識到該行業的發展潛力。現在，中國每年生產的消費電子產品總值為 600億美元。

中國汽車行業的前景尚未明朗。政府將該行業定位於戰略性產業，加以嚴格管制，只希望通過開放獲得國外的資金和技術。市場已經對國外汽車製造商開放，消費需求得到很大提高，價格也降下來。然而，汽車行業也充分反映出政府幹預對遏制潛在國外投資的負面作用。國外汽車製造商只能通過建立合資企業進行投資，汽車配件必須從當地供應商采購，並且關稅之高使得進口車無法參與市場競爭。當然，隨著私營企業的壯大，競爭也在逐漸加劇。但中國合資企業的生產率仍然比日本和美國低——而且相比較中國的勞動力成本更低，這很讓人吃驚。

從行業層面比較，在IT和業務流程外包服務行業，中國即使花15年也未必能趕上印度；而在消費電子行業，中國則在整個市場上居於主導地位，印度再花10年也不能對中國構成嚴重的威脅。

汽車行業的勝負則難以定奪。印度市場中的競爭要素帶來了許多技術創新。印度利用低成本的勞動力，不採用耗資巨大的自動化生產。當地的工程師已經開發出 Scorpio等新型產品，這是一種SUV車型，其零售價僅為美國的一個零頭。在中國，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資已經將該行業做大，但是政府的管制卻限制了該行業的競爭潛力。

現在就判斷究竟是哪種經濟發展模式更好還為時尚早。實現強勁持久的經濟發展必須依靠較高的生產率，而且要著眼於行業的發展。而要實現較高的生產率，則要靠政府建立健全的管制機制，同時掃除一切阻礙競爭壁壘，為發展創造平等競爭的環境。中國和印度都有機會使企業和國家經濟實現繁榮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