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杠桿率與貨幣政策有什麼關系

㈠ 為什麼說貨幣政策就是宏觀政策

貨幣政策只是宏觀調控政策的一種，宏觀調控政策包括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

㈡ 宏觀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有什麼區別

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作政府需求管理兩大政策，其運作通過增加或者減少貨幣供給來調節總需求。調節貨幣供給角度來說，們區別於貨幣政策通過銀行系統，運用金融工具，由金融傳導機制使之生效；而財政政策則通過財政系統，運用財稅工具，又財政傳導機制使之生效。

財政政策指通過政府支出和稅收來影響宏觀經濟政府行。在短期中，財政政策 主要影響物品和勞務總需求，刺激或減緩經濟發展直接方式。政府經常通過同財政政策工具操作來影響經濟走向。政府預算支出狀況、預算赤字與GDP比值、稅種與稅率變動等都理財規劃師所需要密切關注經濟指標。比如興建公共工程，增加政府支出，減少出口稅，增加出口貿易量等！

貨幣政策指政府通過控制貨幣供給量來影響宏觀經濟行為。貨幣政策主要通過影響利率來實現的。貨幣量增加會使短期利率下降，並終刺激投資需求與消費需求，使總需求曲線發生位移。再貼現率市場經濟國家基準利率，其升降直接影響各類市場利率走向。同時法定準備率調整及公開市場業務操作都會影響貨幣供給量，進而影響利率水平。理財規劃師判斷各種金融工具利率走勢基礎於根據貨幣政策操作對基準利率和貨幣供應量變化做出預測。比如提高銀行存款、貸款利率，從而影響人民的消費行為，或者向市場增加或減少人民幣總量，改變市場通脹或通縮的狀況！

㈢ 什麼是宏觀杠桿率宏觀杠桿率和金融、實體經濟以及收入、財富分配有何關系推導宏觀杠桿率演化條件

宏觀調控的杠桿利率和實體經濟的收入重建一個正比例的關系。

㈣ 宏觀杠桿率上升勢頭明顯放緩帶來的積極意義

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去杠桿

一系列政策在多個領域共同發力。市場化債轉股、處置僵屍企業、調整考核評價標准……多措並舉之下，截至今年6月末，中央企業平均資產負債率為66%，較年初下降0.3個百分點。

管住貨幣供給總閘門為去杠桿、防風險創造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6月末，我國M2餘額177.02萬億元，同比增長8%，增速較上年同期低1.1個百分點。

一系列旨在遏制資金脫實向虛的強監管政策出台，委託貸款、信託貸款大幅萎縮，地方政府融資平台、房地產等去杠桿重點領域的不規范融資減少。上半年房地產貸款增加3.54萬億元，占同期貸款比重較上年低1.9個百分點。

「隨著金融監管加強，影子銀行等導致杠桿率上升的狀況將有較大改變，對地方政府隱形債務的清理、整頓和規范力度也在加大，預計未來我國杠桿率將總體趨穩，並逐步有序降低。」劉世錦說。

風險可控 去杠桿深刻影響中國經濟金融

隨著去杠桿工作穩妥有序推進，風險防範的藩籬正在逐步築牢。

一度持續攀升的銀行業不良貸款出現企穩向好的態勢。5月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1.9萬億元，不良貸款率1.9%，遠低於國際水平；貸款損失准備余額3.5萬億元，撥備覆蓋率183%，風險抵補能力充足。

資金脫實向虛勢頭得到遏制，截至5月末，銀行業在保持12%以上信貸增速的同時，總資產規模少增20多萬億元；同業理財在上年減少3.4萬億元的基礎上，繼續縮減1.2萬億元，已累計削減三分之二以上。

一頭連著企業，一頭連著金融機構，去杠桿，正對中國的經濟金融產生深刻影響：越來越多的資金從傳統產能過剩領域逐步退出，向高新技術產業等新動能聚集。

「我們對鋼鐵、水泥、煤炭等五大產能過剩行業融資余額較2013年末高峰時點下降近五成。與此同時，近兩年來對先進製造業貸款增長超過10%。」工商銀行江蘇省分行有關負責人表示。

從全國情況看，6月末，高技術製造業中長期貸款余額同比增長13.1%，比同期製造業中長期貸款增速高5個百分點。

「集中抽貸和蜂擁授信都容易產生信用風險，吸取前些年的教訓，雖然我們的資源在往新興產業方面轉，但也不能一哄而上。」一家城商行行長助理表示。

去杠桿，也正在潛移默化影響企業的發展理念。

「國家去杠桿的決心和力度很大，不會是一陣風，企業應適應形勢，先把自己的『泡沫』擠掉。」人福醫葯融資主管李陽帆告訴記者，今年公司很大一部分工作是做資產剝離，把精力聚焦在發展醫葯主業上，出售資產帶來的收益改善了公司的資產結構和現金流，公司發展更有底氣了。

根源治理 牢牢守住風險底線

盡管已初見成效，但去杠桿不能畢其功於一役，目前也存在一些問題和難點，需要通過有力但有序的措施，使宏觀杠桿率逐步回落到合理水平。

去杠桿，國有企業是重中之重。但高杠桿的國企集中在鋼鐵、煤炭、電力等行業，去杠桿與去產能、補短板等任務相交織，情況復雜。

「市場化債轉股和兼並重組應成為重點攻堅方向。目前已有部分企業陸續開展市場化債轉股，未來應擴大到更多負債率較高、產品有市場、有競爭能力的企業。」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學院高級研究員董希淼表示。

去杠桿，要發揮企業自身的積極性。「如果企業自身不走出過度擴張、過度負債的傳統路子，不主動聚焦核心業務，那麼去杠桿就成為金融企業的獨角戲，成效不會明顯。」一名銀行業人士表示。

高杠桿的形成，與我國的金融、財稅和國企等體制機制緊密相關。去杠桿要堅持著眼長遠、深化改革，強化根源治理。

在金融領域，要豐富金融市場體系，大力發展直接融資；在財稅領域，明確地方政府財權事權；在國企領域，要深化國企改革優化資本結構……從根源上去杠桿、防風險，要做的工作還有很多。

「去杠桿從本質上來說是要營造一個良好的經濟金融生態，促進企業持續健康發展。」董希淼表示。

守住底線，才有底氣。只要我們直面挑戰，主動作為，就一定能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為經濟行穩致遠保駕護航。

來自新華網

㈤ 利率與貨幣政策之間的關系

西方傳統的貨幣政策均以利率為中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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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能夠作為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是因為：

1、利率不但能夠反映貨幣與信用的供給狀態，而且能夠表現供給與需求的相對變化。利率水平趨高被認為是銀根緊縮，利率水平趨低則被認為是銀根鬆弛。

2、利率屬於中央銀行影響可及的范圍，中央銀行能夠運用政策工具設法提高或降低利率。

3、利率資料易於獲得並能夠經常匯集。

(5)宏觀杠桿率與貨幣政策有什麼關系擴展閱讀：

所謂經濟增長就是指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必須保持合理的、較高的速度。各國衡量經濟增長的指標一般採用人均實際國民生產總值的年增長率，即用人均名義國民生產總值年增長率剔除物價上漲率後的人均實際國民生產總值年增長率來衡量。政府一般對計劃期的實際GNP 增長幅度定出指標，用百分比表示，中央銀行即以此作為貨幣政策的目標。

當然，經濟的合理增長需要多種因素的配合，最重要的是要增加各種經濟資源，如人力、財力、物力，並且要求各種經濟資源實現最佳配置。中央銀行作為國民經濟中的貨幣主管部門，直接影響到其中的財力部分，對資本的供給與配置產生巨大作用。

因此，中央銀行以經濟增長為目標，指的是中央銀行在接受既定目標的前提下，通過其所能操縱的工具對資源的運用加以組合和協調。一般地說，中央銀行可以用增加貨幣供給或降低實際利率水平的辦法來促進投資增加；或者通過控制通貨膨脹率，以消除其所產生的不確定性和預期效應對投資的影響。

㈥ 我國的貨幣政策是什麼

中國經濟迎來重要里程碑——2020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首次突破100萬億元大關。頗為難得的是，這100萬億元的背後，既不是量化寬松政策，也沒有零利率甚至負利率。

作為少數實施正常貨幣政策的主要經濟體之一，中國的貨幣政策「穩」字當頭，讓世界看到了「世界引擎」的宏觀調控能力和水平。

既不「大手大腳」 也不「畏手畏腳」

當前，全球經濟復甦相對緩慢，美國擬推出新一輪刺激方案。在此背景下，中國貨幣政策的一舉一動牽動全球目光。

「堅持『穩』字當頭，不急轉彎。」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陳雨露日前再次重申了我國貨幣政策的基調。

「穩」字當頭如何體現？首先要在總量上保證貨幣總量適度，流動性合理充裕。既不讓市場缺錢，也不讓市場的錢溢出來。

近年來，一些主要發達經濟體不斷採取降息和量化寬松政策，開動「印鈔機」帶來的是債務高企、增長乏力……

中國是少數實施正常貨幣政策的主要經濟體之一，保持廣義貨幣（M2）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同名義經濟增速基本匹配。

央行發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12月末，我國M2餘額為218.68萬億元，同比增長10.1%；社會融資規模存量為284.83萬億元，同比增長13.3%。

貨幣政策既不能「大手大腳」，也不能「畏手畏腳」。在遭遇疫情沖擊時，經濟增速可能會大大偏離潛在的產出水平，需要把握好貨幣投放的力度、節奏和重點。

2020年，為應對疫情沖擊，央行三次降低存款准備金率釋放1.75萬億元流動性，推出9萬多億元的貨幣政策支持措施，推動金融系統向實體經濟讓利1.5萬億元，分層次、有梯度出台再貸款再貼現政策……

在「穩」字當頭的貨幣政策支持下，中國率先控制住疫情、率先復工復產、率先實現經濟正增長，基本面好於其他主要經濟體。隨著經濟企穩向好，中國GDP成功邁上100萬億元大關。

加大精準支持力度 穩定企業現金流

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精準，「精準」如何體現？

2020年我國新增貸款量創歷史新高——19.63萬億元。這些錢投向了哪裡？在全年新增貸款中，企（事）業單位的新增佔比超六成。其中，製造業企業、中小微企業貸款增長明顯。

數據顯示，2020年末，我國製造業中長期貸款余額同比增長35.2%，增速比上年高20.3個百分點，已連續14個月上升；普惠小微貸款余額增長30.3%，比上年高7.2個百分點；房地產貸款余額增速已連續29個月回落。

精準滴灌實體經濟還能從M1的數據變化得以印證。

「在穩企業保就業的結構性政策支持下，製造業、批發零售業得到了大量資金支持，穩定了企業現金流，推動了企業活期存款較快增加。」央行調查統計司司長阮健弘介紹，2020年11月末，我國製造業和批發零售業活期存款同比增長16.5%。

貨幣政策不急轉彎，要保持好正常貨幣政策空間的可持續性。因此，央行明確表示，2021年繼續發揮好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精準滴灌作用，科技創新、小微企業、綠色發展等重點領域的金融支持力度仍會加大，兩項直達實體經濟的貨幣政策工具也明確將延續實施。

處理好恢復經濟和防範風險的關系

當前，疫情變化和外部環境存在諸多不確定性，國際經濟金融形勢仍然復雜嚴峻，貨幣政策在有力支持實體經濟的同時，要處理好恢復經濟和防範風險的關系。

2020年，疫情沖擊使GDP增長率較低，也使我國宏觀杠桿率出現階段性上升。不過，去年第三季度以來，宏觀杠桿率增速已經放慢。去年12月，M2和社融增速較上月稍有回落，新增住戶部門貸款也較上月明顯少增。

專家認為，今年貨幣政策將在穩定宏觀杠桿率、化解債務風險和避免整體信用快速收縮之間做動態平衡，預計今年宏觀杠桿率增速可以回到基本穩定的軌道。

「當前，全球經濟復甦相對緩慢，對實體經濟的壓力傳導和金融體系內在脆弱性疊加在一起，外部風險需要警惕。」陳雨露認為，針對外部風險，要堅持「國內優先」原則，繼續做好自己的事。

2020年，我國防範化解金融風險攻堅戰取得重要階段性成果。陳雨露認為，2021年要「穩」字當頭，抓住工作重點，守住風險底線。完善金融監管體系、健全宏觀審慎管理、持續提升系統性風險防控能力。

㈦ 作為一種宏觀經濟調控手段，公債管理與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關系是怎樣

1、公債管理與財政、貨幣政策的同一性。財政政策主要是由稅收政策、支出政策以及赤字彌補政策等三個方面的內容所組成的。就財政政策實施的基礎條件而論，無論稅收政策的調節（減稅或是增稅），還是支出政策的運用（增支或是減支），都與財政的平衡狀況密切相關。而只要財政上發生赤字，就有一個赤字如何彌補的問題。盡管彌補財政赤字的方式不少，諸如向銀行借款，增發通貨，直接擴大征稅范圍或提高稅率等。但就由此而帶來的經濟社會效應來說，公債是彌補財政赤字的最佳方式。從實際情況看，各國政府的財政赤字也基本上是靠發行公債來彌補的。這就是說，作為彌補財政赤字基本方式的公債，是財政政策得以實施的基礎條件。貨幣政策主要是指中央銀行運用公開市場業務、調整貼現率和變動法定準備金率等「三大武器」來影響市場利率的形成和調節貨幣供給量。而公開市場業務的操作對象就是政府債券，它實質上是通過在公開市場（即金融市場）上買賣政府債券以控制金融市場的一種活動。公債管理就是中央銀行運用貨幣政策調節經濟的「傳導器」。
2、公債管理與財政、貨幣政策的差異性。盡管公債管理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有不可分割的關系，公債管理並不是財政政策或貨幣政策的一部分。它畢竟是一種相對獨立的經濟活動，有其獨特的運行規則。就作用范圍而論，公債管理既不能直接使公共支出和稅收的規模及相關流量發生變化，也不能直接使貨幣供給量發生變化。它所面對的僅僅是既定規模的公債，包括已經決定發行但尚未售出的新公債以及已經發行但尚未償還的舊公債。對既定規模的公債，採取有助於實現宏觀經濟政策目標的管理活動，乃是公債管理在宏觀經濟調控方面的作用范圍。就政策目標而論，公債管理固然在總體目標上須服從於財政和貨幣政策的基本要求，但直接目標同財政和貨幣政策卻不乏矛盾之處。例如，公債管理的直接目標之一就是盡可能降低舉債成本。為此，在財政政策上應控制公債的發行規模；還有，低利率時期多發行長期公債，高利率時期多發行短期公債，是在公債管理上降低舉債成本的必需途徑。這些通常是會同財政政策的直接目標發生沖突的。就操作手段而言，公債管理的操作主要是通過公債種類的設計，發行利率的決定，應債來源的選擇等來完成的。這既同財政政策主要通過調整稅收和政策支出以及彌補赤字的方式抉擇等去實施有不同之處，也同貨幣政策主要以公開市場業務、調整貼現率和變動法定準備金率「三大武器」加以實施有所區別。
3、可遵循的原則。在總體目標上，公債管理應當同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基本要求保持一致。公債管理是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所確定的政策框架內及經濟環境中進行操作的，其作用的力度不能超過兩大政策所允許的范圍，其作用力的方向不能與兩大政策所追求的目標相背。公債管理在宏觀經濟調控方面的作用，主要是配合各個時期的財政、貨幣政策，補充和加強它們的政策效應。在直接目標上，公債管理應當區別不同情況而分清主次。當公債管理的直接目標和經濟穩定增長的總體目標相一致的時候，公債管理的操作可以盡情去追求自己的目標；當公債管理的直接目標同經濟穩定增長的總體目標相矛盾的時候，直接目標就要讓位、服從於總體目標。公債管理的操作應當把追求總體目標放在首位，然後再考慮直接目標的實施問題。

㈧ 宏觀調控三大政策的關系

宏觀調控主要目標是維持總供給與總需求平衡,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穩定地增長。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作為有效的經濟調節手段,對國民經濟的調節作用體現在能夠影響總供給與總需求的規模和結構,達到總量與結構的平衡。因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進程中,我們必須正確認識財政與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相互關系,充分運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調節總供給與總需求的作用,履行政府宏觀調控的職能。

一

要正確認識財政與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相互關系,就必須客觀地分析兩者之間的差別。財政與貨幣政策是各自獨立的政策體系。其職能范圍與作用工具等不同,因而在功能、目標和實施上存在一定的差異,具體表現在:

(1) 功能差異。其一是明顯度不同。財政政策具有較高的明顯度,而貨幣政策具有一定的隱蔽性。財政預算一收一支,一目瞭然;銀行信用一存一貸,但存款可以派生貨幣,因而貨幣發行的合理界限很難掌握。其二是調控力度不同。財政政策的調節對象是財政收支,具有「剛性」特徵,如稅收和稅率、財政補貼等,都應保持穩定。貨幣政策的調節對象主要是貨幣發行量,在操作過程中具有可塑性、靈活性。因此,貨幣政策較之財政政策的調控力度更大些。其三是著重點不同。財政的政策主要調節總需求與總供給的總量。財政可以通過自己的收支活動,引導貨幣投向,從而達到優化經濟的供求結構、產業結構等目的。貨幣政策涉及到貨幣運動的所有領域,對經濟活動進行全面的調控,是一種總量宏觀調控政策。

(2) 目標選擇差異。調控總需求和調整產業結構是財政與貨幣政策面臨的共同的政策目標,但在總量政策方面的目標選擇上,財政採取長期適度從緊政策,金融則採取穩健的貨幣政策。財政與金融在結構政策方面的目標選擇也有一定的差異。財政採取壓縮一般建設、保證重點建設的政策目標。金融部門則實行擇優扶持,這樣易導致信貸資金流向一般建設,加劇一般性建設的膨脹。

(3) 實施差異。由於財政與貨幣政策的職能、作用、任務不同,因而各自採取的政策實施起來也不同。財政政策主要實行稅制改革、稅率調節、調節財政支出與補貼范圍等,貨幣政策主要圍繞著利率(包括貼現率) 、法定存款准備金與公開市場業務制訂相應的措施,例如:實行儲蓄保值貼補、調整法定存款准備金比率、開放國債二級市場等。因此,從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區別分析中,可以看到無論是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單獨運用其中某一項政策,都很難全面實現宏觀調控的目標。這就要求二者互相協調,密切配合,充分發揮它們的綜合調控能力。

二

要正確認識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相互關系,就必須實事求是地分析這兩個手段在協調配合中存在的問題。當前,在我國對國民經濟宏觀調控的實施過程中,由於兩大政策協調配合的制度尚未完善,傳統的計劃經濟時期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尚在兩大政策的制定與實施中發揮影響,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存在諸多問題,突出表現為:

其一,貨幣政策仍在相當程度上服從於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制定與實施過程中的獨立性原則難以保證。一是貨幣政策的制定被動地服從於中央和地方的經濟發展目標和財政收支目標。我國目前的經濟增長方式正從粗放型轉變為集約型,宏觀調控仍帶濃厚的行政色彩,因此貨幣政策不能夠有效地

逆經濟風向行事,被動地適應經濟增長和財政政策,只能對經濟的周期性波動起推波助瀾作用。二是中央銀行缺乏相對於財政部門的獨立性。財政部門常常通過間接方式迫使金融部門增加貨幣供應量,直接或間接地增加了央行的貨幣投放量。同時,財政信用的發展,分散了國家財力,削弱了央行的資金實力,直接導致央行宏觀調控能力的下降。三是金融部門缺乏相對於地方政府的獨立性。如在人事安排、管理許可權等方面常受地方政府的領導和干預。

其二,貨幣政策錯位調控經濟。從理論上講,貨幣政策是總量政策,它主要是在總量上調節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而財政政策是結構性政策,它主要是對需求結構和供給結構進行調節。當前我國財政與貨幣政策沒有明顯側重點,突出表現為貨幣政策的經濟總量調節作用受到財政干預而被削弱後,大量進行結構調節,貨幣政策的作用被無限度擴大,而財政政策的調節作用卻非常小,甚至起不到結構調節的作用。出現這樣的局面主要是因為: ①改革開放以來,金融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得到重新確立,金融機構不斷發展,金融承擔了80 %以上的資金聚集和供給任務。金融作用日趨明顯。②國家財政下降,近年來財政收入佔GDP 的比重不斷下降。財政收入過分依賴國有經濟,稅源狹窄,征管效果差,影響了財政收入的增長,使得財政收入的調節作用受到限制。③財政支出結構不合理,國家政府職能部門機構龐大、人員過多,使得行政和事業費用支出增長過快,而財政的投資不足,影響了通過財政支出對經濟結構進行調節的能力。

其三,財政政策功效與貨幣政策功效存在相互抵消的問題,主要是財政政策對貨幣政策的影響與制約。一是稅收的「剛性」特徵導致企業以貸繳稅。在財政收支「剛性」的特徵作用下,國家和地方通常採取行政手段督促下級政府完成稅收任務。因此,一旦企業資金周轉從緊,地方政府會要求銀行對企業追加貸款,以貸繳稅,將一部分信貸投放轉化為財政收入。這樣不僅破壞了政策的控制力度,而且也給企業增加了沉重的負擔,導致社會資金的不良循環。二是財政補貼不到位影響了信貸結構的調整。財政補貼是財政政策中調整產業結構的一項重要措施。財政補貼與信貸投放結構的運用,可以彌補貨幣政策在結構調整方面的一些缺陷。財政通過對一些需重點扶持的基礎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的貼息,可以有效地引導銀行資金的投向。但是,目前在財政貼息方面存在貼息范圍狹窄,貼息資金難以到位等問題。一些應當貼息的企業因得不到補貼而得不到信貸的支持。一些明確要貼息的項目因貼息資金難以到位,也給信貸結構調整造成一定的政策阻力。

三

要正確認識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相互關系,就必須針對現實中存在問題,分析原因,採取切實可行的措施來解決這些問題。

第一,要進一步建立和完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機制。建立這種協調機制,關鍵在於改善和理順財政、銀行等經濟綜合部門之間的關系。因為,這兩項政策的宏觀調控力度應協調同步,才能在實現宏觀調控的前提下,避免某一項政策的力度超出其自身承受能力而走向另一極端,出現政策偏差錯位,同時對另一項政策產生消極影響,造成一定的壓力。同時,還要減少地方政府對銀行信貸活動的不合理干預。財政部門歸各級政府領導,財政收支計劃由各級政府進行安排。金融部門則實行垂直領導,貨幣發行量由央行確定,信貸計劃通過各金融機構的信貸計劃層層控制。但現實的利益沖突導致政策實施過程中政府對銀行的不合理干預。地方政府從部門利益出發往往會不自覺地將銀行信貸活動納入地方政府管轄范圍。因此,必須改變將信貸活動作為地方政府管轄對象的做法,減少地方政府對銀行的不合理干預。

第二,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結合點應當一方牽連著財政收支的結構管理,另一方關繫到貨幣供應量的適度調控,有互補互利的因素。在傳統的計劃經濟時期,財政向央行透支是財政與貨幣政策的結合點,此時以財政政策為主動性手段,貨幣政策為輔助性手段。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經濟轉軌時期的財政體制和金融體制處在變革之中,結合點也隨之變動。在目前情況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最佳結合點是國債的發行和運作,從而把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作用有機結合,使二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首先,從國債的規模來看兩種政策的協調。一方面,通過發行國債,有利於財政集中資金,改變財政收支狀況,調整產業結構,增加基礎設施項目投資,擴大有效內需。另一方面,國債作為貨幣政策操作公開市場業務的對象,其規模大小是央行調節貨幣供給量的前提條件。如美國聯儲是國債市場上最大的買主和賣主,1990 年以來,總資產中約有82 %是國債。據預測,我國今後幾年的發債規模將繼續擴大,至2000 年,將超過3000 億元,這為央行開展公開市場業務提供了現實基礎。其次,在國債利率方面,財政和金融部門要做好協調。國債利率可採取浮動利率,隨時參照銀行存款利率調整,以吸引投資者,調動機構和中小投資者購買國債的積極性,國債政策的利率效益在質量上得到有效的運用。再次,國債品種應朝多元化方面發展,即中、長、短期三種類型的品種均衡發展,特別是短期國債,是央行實施調控,進行公開市場操作的首選對象,應當在國債品種中佔有一定比重。美國一年期以內的短期國債佔全部國債比重的35 %左右。目前,以我國現狀看,可以考慮發行特種國債,期限為5 - 10 年,這樣可為政策性投融資提供一筆金額大且使用期限長的資金來源,有利於增加財政結構性調整的職能。

第三,財政與貨幣政策作為需求管理的一種手段,在現階段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適度擴大、引導和刺激國內的有效需求。其一,作為財政政策方面要充分發揮財政杠桿在擴大有效內需中的引導與刺激作用。運用財政轉移性支付手段,如擴大財政補貼、增加社會福利等政策,提高轉移支付水平,穩定社會經濟,防止消費需求過度下降。同時,有選擇地運用稅率、稅制等政策工具調節,如提高部分產品的出口退稅率、再投資退稅或所得稅返還等措施,確保激活投資需求。此外,政府的財政投資行為也需按國家的產業政策進行,重點扶持農業和農村經濟,開發和擴大農村內需;加強基礎產業建設;支持中西部地區的經濟與資源開發等。其二,作為貨幣政策方面,可以嘗試進一步降低央行法定存款准備金比率和央行的貸款利率,調動商業銀行的投資貸款積極性,並通過貨幣創造乘數,增加貨幣供給量。同時可以降低貼現率,鼓勵商業銀行進行票據貼現業務,擴大再貼現規模,擇優發放貸款,刺激投資。公開市場業務操作也是貨幣政策的一種切實可行的措施。當然,貨幣政策的制訂和實施也需考慮到國家的有關產業政策和結構調整。

總之,經濟增長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合理搭配、協調使用的主要任務,也是宏觀調控中財政與貨幣政策相互關系的內在要求。只有正確處理好這種相互關系,才能充分發揮兩種手段的積極作用;也只有這樣,才能穩定我國宏觀經濟,實現擴大內需,促進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最終實現我國跨世紀的經濟發展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