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是什麼

Ⅰ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包括哪些

一、財政政策主要包括：
1，預算政策，根據財政收支的差額來調整預算，以刺激或抑制總需求來達到調節經濟的目的；
2，稅收政策，一般在經濟蕭條時，通過降稅或稅收優惠等途徑來刺激投資和消費需求，促進經濟增長；如果經濟過熱，則採取相反措施；
3，公債政策，主要通過發行公債來影響流動性，或通過調整國債發行利率影響金融市場，進而達到對經濟運行擴張或緊縮的影響；
4，公共支出政策，包括政府購買性支出和轉移性支出；
5，政府投資政策，通過調節政府投資規模影響總需求和供給，通過調整投資方向來調節經濟結構，促進資源配置和產業結構優化；
6，補貼政策，主要針對低收入的群體，通過增加財政補貼，提高其可支配收入，促進社會分配的公平，進而增加社會需求，拉動經濟增長。
二、貨幣政策一般包括：
1，一般性政策工具，主要包括法定存款准備金率、再貼現和公開市場操作；
2，選擇性政策工具，主要有消費者信用控制、證券市場信用控制、優惠利率和預繳進口保證金等；
3，直接信用控制，是指中央銀行通過行政命令直接對相關金融機構的信用活動進行控制；
4，間接信用知道，主要方式是通過道義勸告、窗口指導等辦法影響商業銀行的信用創造；
財政政策是指一國為實現預期的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對財政收支關系進行調整的指導原則和措施。
拓展資料：
一、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基本內容
財政政策工具也稱財政政策手段，是指國家為實現一定財政政策目標而採取的各種財政手段和措施，它主要包括財政收入(主要是稅收)、財政支出、國債和政府投資。財政政策工具有收入政策工具和支出政策工具。收入政策工具主要是稅收。支出政策工具分為購買性支出政策和轉移性支出政策，其中，購買性支出政策又有公共工程支出政策和消費性支出政策之別。
二、貨幣政策工具
貨幣政策工具是中央銀行為達到貨幣政策目標而採取的手段。 貨幣政策工具分為一般性工具和選擇性工具。在過去較長時期內，中國貨幣政策以直接調控為主，即採取信貸規模、現金計劃等工具。1998年以後，主要採取間接貨幣政策工具調控貨幣供應總量。現階段，中國的貨幣政策工具主要有公開市場操作、存款准備金、再貸款與再貼現、利率政策、匯率政策和窗口指導等。

Ⅱ 我國目前的財政與貨幣政策是什麼

積極的松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適度放鬆的貨幣政策。
貨幣政策是中央銀行為實現既定的目標運用各種工具調節貨幣供應量，進而影響宏觀經濟運行的各種方針措施。主要包括信貸政策和利率政策，收縮信貸和提高利率是「緊」的貨幣政策，能夠抑制社會總需求，但制約投資和短期內發展，反之，是「松」的貨幣政策，能擴大社會總需求，對投資和短期內發展有利，但容易引起通貨膨脹率的上升。財政政策包括國家稅收政策和財政支出政策，增稅和減支是「緊」的財政政策，可以減少社會需求總量，但對投資不利。反之，是「松」的財政政策，有利於投資，但社會需求總量的擴大容易導致通貨膨脹。
經濟形勢：經濟增長速度減緩和CPI持續高位的兩難選擇。
政策微調：降低存款准備金率，降低基準利率，允許存款利率上浮到10%，進行利率市場化的改革試行。

Ⅲ 目前，我國的貨幣政策是什麼

我們國家的貨幣政策主要是以下三個方面：存款准備金政策、再貼現政策以及公開市場操作，對我們國家經濟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這三大貨幣政策對於我們國家的影響是非常大的，這三個工具是我們國家的中央銀行最常使用到的三個工具，而且也是效果最為明顯的工具。對於我們國家的經濟的調節作用是非常明顯的，而且也受到了全社會的關注。

公開市場業務是我們國家最常使用到的工具，中央銀行在每一次國家的經濟出現問題的時候都會向市場釋放一定的流動性，基本上就是通過公開市場業務操作來釋放流動性的。在市場上的資金量比較大的情況之下，也會通過公開市場業務操作抽取一定的流動性。

通過以上三個方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貨幣政策工具對我們國家的影響非常大，而且我們國家的每一個行業所受到貨幣的影響都是非常大的。三大貨幣工具就是在影響我們國家貨幣量的基礎之上，對整個國家的經濟進行一定的調節。

Ⅳ 我國現行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什麼

在現代市場經濟體系中，市場調節與政府幹預，自由競爭與宏觀調控，是緊密相聯、相互交織、缺一不可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市場機制的完全有效性只有在嚴格的假說條件下才成立，而政府幹預的完美無缺同樣也僅僅與「理想的政府」相聯系。也就是說，市場調節與政府幹預都不是萬能的，都有內在的缺陷和失靈、失敗的客觀可能，關鍵是尋求經濟及社會發展市場機制與政府調控的最佳結合點，使得政府幹預在匡正和糾補市場失靈的同時，避免和克服政府失靈，這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無疑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一、市場失靈使政府的積極干預成為必要 西方發達國家及一批後發現代化國家市場經濟的實際歷程和政府職能的演化軌跡表明，市場調節這只「看不見的手」有其能，也有其不能。一方面，市場經濟是人類迄今為止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經濟運行機制和資源配置手段，它具有任何其他機制和手段不可替代的功能優勢：～是經濟利益的刺激性。市場主體的利益驅動和自由競爭形成～種強勁的動力，它極大地調動人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促進生產技術、生產組織和產品結構的不斷創新，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二是市場決策的靈活性。在市場經濟中，生產者和消費者作為微觀經濟主體的分散決策結構，對供求的變化能及時作出靈活有效的反應，較快地實現供需平衡，減少資源的浪費，提高決策的效率。三是市場信息的有效性。高效率的分配資源要求充分利用經濟中的各種信息。而以價格體系為主要內容的信息結構能夠使每一個經濟活動參與者獲得簡單、明晰、高效的信息，並能充分有效地加以利用，從而有利於提高資源配置的合理性。此外，市場經濟的良性運行還有利於避免和減少直接行政控制下的低效和腐敗等。但是另一方面，市場經濟也有其局限性，其功能缺陷是固有的，光靠市場自身是難以克服的，完全摒棄政府幹預的市場調節會使其缺陷大於優勢，導致「市場失靈 」（market failure），因而必須藉助凌駕於市場之上的力量——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來糾補市場失靈。 （－）市場不能保持國民經濟的綜合平衡和穩定協調的發展 市場調節實現的經濟均衡是一種事後調節並通過分散決策而完成的均衡，它往往具有相當程度的自發性和盲目性，由此產生周期性的經濟波動和經濟總量的失衡。在糧食生產、牲畜養殖等生產周期較長的產業部門更會發生典型的「蛛網波動」。此外，市場經濟中個人的理性選擇在個別產業、個別市場中可以有效地調節供求關系，但個人的理性選擇的綜合效果卻可能導致集體性的非理性行為，如當經濟發生通貨膨脹時，作為理性的個人自然會作出理性的選擇——增加支出購買商品，而每個人的理性選擇所產生的效果便是集體的非理性選擇——維持乃至加劇通貨膨脹；同樣，經濟蕭條時，也會因每個個體的理性選擇——減少支出而導致集體的非理性行為——維持乃至加劇經濟蕭條。再者，市場主體在激烈的競爭中，為了謀求最大的利潤，往往把資金投向周期短、收效快、風險小的產業，導致產業結構不合理。這就需要政府運用計劃，利用財政、貨幣、信貸、匯率、優惠、制裁等政策措施。經濟杠桿和法律手段，特別是採取「相機抉擇」的宏觀調節政策，適時改變市場運行的變數和參數，以減少經濟波動的幅度和頻率，同時通過制定發展戰略、發展計劃和產業政策，對若乾重要領域進行投資來引導生產力的合理布局，優化產業結構，保持宏觀經濟穩定與經濟總量平衡。 （二）自由放任的市場競爭最終必然會走向自己的反面——壟斷 因為生產的邊際成本決定市場價格，生產成本的水平使市場主體在市場的競爭中處於不同地位，進而導致某些處於有利形勢的企業逐漸占據壟斷地位。同時為了獲得規模經濟效益，一些市場主體往往通過聯合、合並、兼並的手段，形成對市場的壟斷，從而導致對市場競爭機制的扭曲．使其不能發揮自發而有效的調控功能，完全競爭條件下的「帕累托最優」（Pareto Optimum）即資源配置的最優化，也就成為純粹的假設，因此壟斷被視為市場經濟的「阿基里斯之題」。這就需要政府充當公益人，對市場主體的競爭予以適當的引導、限制，如制定反壟斷法或反托拉斯法、價格管制、控制壟斷程度等。這方面西方發達國家百年來的經驗教訓多有可供我們借鑒之處。這對市場秩序不健全、轉軌中的經濟體制還帶有某些行政壟斷痕跡的我國來說，政府對於促進市場發育和建立市場公平競爭程序負有更加重大的責任。這突出表現在政府應立足制度創新，盡快建立和完善公平競爭的規范體系和政策框架，加頒行全國性的反壟斷法（近期北京、上海等地已先後制定出一批地方性的反壟斷法規）與已經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相配套，防止可能發生的並遏止已經出現的各種形式的壟斷。 （三）市場機制無法補償和糾正經濟外在效應 所謂外在效應 （exter nality），按照經濟學家貝格、費舍爾等人的看法，是指「單個的生產決策或消費決策直接地影響了他人的生產或消費，其過程不是通過市場」。也就是說，外在效應是獨立於市場機制之外的客觀存在，它不能通過市場機制自動消弱或消除，往往需要藉助市場機制之外的力量予以校正和彌補。顯然，經濟外在效應意味著有些市場主體可以無償地取得外部經濟性（external－economies），而有些當事人蒙受外部不經濟性（external diseconmies）造成的損失卻得不到補償。前者常見於經濟生活中的「搭便車」（freeride）現象，即消費公共教育、公用基礎設施、國防建設等公共產品（public goods）而不分擔其成本，後者如工廠排放污染物會對附近居民或者企業造成損失，對自然資源的掠奪性開來和對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以及司空見慣的隨處抽煙等。這類外在效應和搭便車一般不可能通過市場價格表現出來，當然也就無法通過市場交換的途徑加以糾正。通過意識形態信念和道德教育固然能夠使之弱化，但作用畢竟有限。只有通過國家稅收或補貼政策或行政管制如特定的排污標准及徵收污染費以及在公共場所不準吸煙等規定，使外部效應內在化，最大限度地減輕經濟發展和市場化過程的外在效應，保護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 （四）市場機制無力於組織與實現公共產品的供給 所謂公共產品，是指那些能夠同時供許多人共同享用的產品和勞務，並且供給它的成本與享用它的效果，並不隨車用它的人數規模的變化而變化，如公共設施、環境保護、文化科學教育、醫葯、衛生。外交、國防等。正是因為公共產品具有消費的非排它性和非對抗性特徵，一個人對公共產品的消費不會導致別人對該產品的減少，於是只要有公共產品存在，大家都可以消費。這樣一方面公共產品的供給固然需要成本，這種費用理應由受益者分攤，但另一方面，「它一旦被生產出來，生產者就無法決策誰來得到它」，即公共產品的供給一經形成，就無法排斥不為其付費的消費者，於是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如前所述的經濟外在世以及由此而出現的「搭便車者」。更嚴重的是．既然若此，人人都希望別人來提供公共產品，而自己坐享其成，其結果便很可能是大家都不提供公共產品。而缺乏必要的公共產品，就不能社會經濟的客觀需要，大大降低社會資源配置的效率。這就需要政府以社會管理者的身份組織和實現公共產品的供給，並對其使用進行監管。 （五）市場分配機制會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和貧富兩極分化 一般說來．市場能促進經濟效率的提高和生產力的發展．但不能自動帶來社會分配結構的均衡和公正。奉行等價交換、公平競爭原則的市場分配機制卻由於各地區、各部門（行業）、各單位發展的不平衡以及各人的自然稟賦、教養素質及其所處社會驟條件的不同，造成其收入水平的差別，產生事實上學的不平等，而競爭規律往往具有強者愈強，弱者愈弱，財富越來越集中的「馬太效應」，導致收入在貧富之間、發達與落後地區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此外，市場調節本身不能保障充分就業，而失業現象更加劇了貧富懸殊，這對經濟持續增長是個極大的出協：少數巨富控制經濟命脈；潛在的資金外流；眾多的貧困者導致社會總消費的不足，從而市場難以發育等等。更嚴重的是，過度的貧富分化「不僅削弱了社會的內聚力，而且培養了不公正，因而不可避免地破壞了維系社會的政治紐帶。民眾……進而可能要求發生激烈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的變動」。經濟比較落後、收入偏低的一些少數民族聚居地區還可能會造成民族矛盾的激化。 （六）市場不能自發界定市場主體的產權邊界和利益分界，實現經濟秩序 在市場經濟活動中，個人企業等市場主體的各種經濟行為的方式及其目的的實現固然受到市場各種變數（原材料成本、價格、可用的勞動力、供求狀況等）的支配，並且這些變數以其特有的規律（即有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而自發形成的市場運行規律，亦即亞當斯密所說的「看不見的手」，它通過主體的獨立意志、自由選擇、平等互利等一系列市場原則表現出來。）調整著他們的行為，自發地實現著某種程度的經濟秩序；但是作為經濟人以謀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市場主體又總是在密切、廣泛、復雜、細致的經濟聯系中進行競爭，產生利益矛盾和沖突是不可避免的，而當事人自己以及市場本身否具備劃分市場主體產權邊界和利益界限的機制，更不具備化解沖突的能力。這就需要以社會公共權力為後盾的政府充當仲裁人，設定體現和保障市場原則的「游戲規劃」，即以政策或法律的形式明晰界定和保護產權關系的不同利益主體的權利，保證市場交易的效率和公正性。再進一步地說，市場競爭優勝劣汰的殘酷性容易誘發人們鋌而走險，產生非法侵犯他人權益的犯罪行為，擾亂社會經濟生活秩序。對此，市場主體更是無能為力。只有政府運用國家暴力作後盾才能防止和打擊經濟領域的違法犯罪行為，如通過資格認定、行政許可等制度預防經濟違法犯罪的發生，並嚴格依法查處經濟違法犯罪行為，確保市場機制運行的基本秩序及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此外，在制定適當的對外政策，爭取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和平國際環境，開拓本國商品市場和吸引外資，保護本國總體的和長遠的經濟利益等方面，政府無疑也具有市場所無法承擔的而又為現代市場經濟良性運行所必需的功能。 上述市場調節機制的缺陷和失靈，為政府幹預經濟活動讓出了空間，也正因為如此，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已經成為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有機組成部分。正如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薩繆爾森所說；「當今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取代市場來組織一個復雜的大型經濟。問題是，市場既無心臟，也無頭腦，它沒有良心，也不會思考，沒有什麼顧忌。所以。要通過政府制定政策，糾正某些由市場帶來的經濟缺陷」。因此，「現代經濟是市場和政府稅收、支出和調節這只看得見的手的混合體」。 二、政府失靈又決定了政府幹預必須適度、有效 市場失靈為政府幹預提供了基本依據，但是，政府幹預也非萬能，同樣存在著「政府失靈」（government failure）的可能性，用林德布洛姆的話說就是政府『識有粗大的拇指，而無其他手指」。政府失靈一方面表現為政府的無效干預，即政府宏觀調控的范圍和力度不足或方式選擇失當，不能夠彌補「市場失靈」維持市場機制正常運行的合理需要。比如對生態環境的保護不力．缺乏保護公平競爭的法律法規和措施，對基礎設施、公共產品投資不足，政策工具選擇上失當，不能正確運用行政指令性手段等，結果也就不能彌補和糾正市場失靈；另一方面，則表現為政府的過度干預，即政府幹預的范圍和力度，超過了彌補「市場失靈」和維持市場機制正常運行的合理需要，或干預的方向不對路，形式選擇失當，比如不合理的限制性規章制度過多過細，公共產品生產的比重過大，公共設施超前過度；對各種政策工具選擇及搭配不適當，過多地運用行政指令性手段干預市場內部運行秩序，結果非但不能糾正市場失靈，反而抑制了市場機制的正常運作。 （一）政府幹預的公正性並非必然。政府幹預的一個前提條件是它應該作為社會公共利益的化身對市場運行進行公正無私的調控，公共選擇學派把政府官員視作亞當·斯密所說的「經濟人」這一假設，固然有失之偏頗之處，但現實中的政府的確不總是那麼高尚，政府機構謀求內部私利而非公共利益的所謂「內在效應」（interalities）現象在資本主義國家的「金元」政治中有著淋漓盡致的表現。在社會主義國家，同樣在理論上不能完全排除政府機構的「內在效應」可能性，在實踐中，少數政府官員的腐敗行為更時有發生。政府部門這種追求私利的「內在效應」必然極大地影響政府幹預下的資源配置的優化，如同外在效應成為市場失靈的一個原因一樣，「內在效應」則市政府失靈的一個重要根源。 （二）政府某些干預行為的效率較低。與市場機制不同，政府幹預首先具有不以直接盈利為目的的公共性。政府為彌補市場失靈而直接干預的領域往往是那些投資大、收益慢且少的公共產品，其供給一般是以非價格為特徵的，即政府不能通過明確價格的交換從供給對象那裡直接收取費用，而主要是依靠財政支出維持其生產和經營，很難計較其成本，因此缺乏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直接利益驅動。其次，政府幹預還具有壟斷性。政府所處的「某些迫切需要的公共產品（例如國防、警察、消防、公路）的壟斷供給者的地位」決定著只有政府才擁有從外部對市場的整體運行進行干預或調控的職能和權力。這種沒有競爭的壟斷極易使政府喪失對效率、效益的追求。最後，政府幹預還需要具有高度的協調性。政府實施調控的組織體系是由政府眾多機構或部門構成的，這些機構部門間的職權劃分、協調配合、部門觀點，都影響著調控體系的運轉效率。 （三）政府幹預易引發政府規模的膨脹。政府要承擔對市場經濟活動的干預職能，包括組織公共產品的供給，維持社會經濟秩序等等，自然需要履行這一職能的相應機構和人員。柏林大學教授阿道夫·瓦格納早在19世紀就提出：政府就其本性而言，有一種天然的擴張傾向，特別是其干預社會經濟活動的公共部門在數量上和重要性上都具有一種內在的擴大趨勢，它被西方經濟學界稱為「公共活動遞增的瓦格納定律」。政府的這種內在擴張性與社會對公共產品日益增長的需求更相契合，極易導致政府幹預職能擴展和強化及其機構和人員的增長，由此而造成越來越大的預算規模和財政赤字，成為政府幹預的昂貴成本。 （四）政府幹預為尋租行為的產生提供了可能性。尋租是個人或團體為了爭取自身經濟利益而對政府決策或政府施加影響，以爭取有利於自身的再分配的一種非生產性活動（即不增加任何社會財富和福利），如企業通過合法特別是非法的形式向政府爭取優惠特惠，通過尋求政府對現有干預政策的改變而獲得政府特許或其他政治庇護，壟斷性地使用某種市場緊缺物資等。在這種情況下，大權在握的政府官員極有可能「受非法提供的金錢或其他報酬引誘，做出有利於提供報酬的人從而損害公眾和公眾利益的行為」。可見尋租因政府幹預成為可能（政府幹預因此被稱為「租之母腹」），又必然因這種干預的過度且缺乏規范和監督而成為現實。其主要危害在於「不僅使生產經營者提高經濟效率的動力消失，而且還極易導致整個經濟的資源大量地耗費於尋租活動，並且通過賄賂和宗派活動增大經濟中的交易費用。」從而成為政府幹預失靈的一個重要根源。 （五）政府失靈還常源於政府決策的失誤。政府對社會經濟活動的干預，實際上是一個涉及面很廣、錯綜復雜的決策過程（或者說是公共政策的制訂和執行過程）。正確的決策必須以充分可靠的信息為依據。但由於這種信息是在無數分散的個體行為者之間發生和傳遞，政府很難完全佔有，加之現代社會化市場經濟活動的復雜性和多變性，增加了政府對信息的全面掌握和分析處理的難度。此種情況很容易導致政府決策的失誤，並必然對市場經濟的運作產生難以挽回的負面影響。正確的決策還需要決策者具備很高的素質。政府進行宏觀調控，必須基於對市場運行狀況的准確判斷，制定調控政策，採取必要手段，這在實踐中是有相當難度的。即使判斷准確，政策工具選擇和搭配適當，於預力度也很難確定。而於預不足與干預過度，均會造成「政府失靈」。而現實中的政府官員很多並不具備上述決策素質和能力，這必然影響政府於預的效率和效果。 正因為政府的干預存在著上述缺陷，所以讓政府幹預成為替代市場的主導力量，其結果只能導致「政府失靈」，用「失靈的政府」去干預「失靈的市場」必然是敗上加敗，使失靈的市場進一步失靈。但客觀存在的市場失靈又需要政府的積極干預，「守夜人」似的「消極」政府同樣無補於市場失靈，同樣會造成政府失靈。因此，政府不幹預或干預乏力與政府於預過度均在摒棄之列。現實而合理的政府與市場間的關系應是在保證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前提下，以政府的干預之長彌補市場調節之短，同時又以市場調節之長來克服政府幹預之短，從而實現市場調節和政府幹預二無機制最優組合，即經濟學家所推崇的「凸性組合」。為此，就需要政府從最大限度地消除導致政府失靈的根源入手，針對政府失靈的兩個方面，採取切實措施（如確定有中國特色的政府經濟職能雙向重塑的總體思路；從理順政府利益關系入手保證政府幹預的公正、超脫；規范政府於預職能及行為；加強對政府調控行為的監督；提高政府決策的科學化程度；把競爭機制弓隊政府調控的某些領域等），在克服和矯正市場失靈的同時，更要防止和糾補政府失靈。

Ⅳ 我國當前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什麼

松的財政政策和適度放鬆的貨幣政策
貨幣政策是中央銀行為實現既定的目標運用各種工具調節貨幣供應量，進而影響宏觀經濟運行的各種方針措施。主要包括信貸政策和利率政策，收縮信貸和提高利率是「緊」的貨幣政策，能夠抑制社會總需求，但制約投資和短期內發展，反之，是「松」的貨幣政策，能擴大社會總需求，對投資和短期內發展有利，但容易引起通貨膨脹率的上升。財政政策包括國家稅收政策和財政支出政策，增稅和減支是「緊」的財政政策，可以減少社會需求總量，但對投資不利。反之，是「松」的財政政策，有利於投資，但社會需求總量的擴大容易導致通貨膨脹。
經濟形勢：經濟增長速度減緩和CPI回落、房價穩中趨升。
政策微調：允許存款利率上浮到10%，貸款利率放寬下限設定，進行利率市場化的改革試行。
根據我國現有情況我認為：總體是雙松，但貨幣政策放鬆必須是步伐緩慢，可以通過在放收結合中達到適當放鬆。財政政策則需要放鬆。
1．2013年經濟增加的速度繼續趨降。經濟增長減緩,會引起一系列的社會問題，主要為失業及由失業導致的社會穩定等一系列問題，通過放鬆的財政政策，減少稅收，達到提振經濟，解決就業，穩定職工收入，穩定社會的目的。放鬆的貨幣政策會使利率下降，企業經營成本下降，利潤率上升，刺激經濟增長，但放鬆貨幣政策引起信貸規模的一定增長，一是解決企業的資金鏈問題，在民營中小企業為主體GDP創造者的當今，可能效果不會明顯；二是在高准備率的環境下，金融機構通過金融工具的創新等已形成一定的繞過貨幣政策的做法，貨幣政策實際效果已打折扣。且現在房價這個社會問題還需要持續調控，一旦放鬆貨幣政策CPI會立即反彈，房價調控失效，需要適度放鬆，謹慎使用。
2．地方財政債券的發行等松的財政政策的實施，擠佔了貨幣流動性的釋放，擴大了投資但減少了消費。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擴張性的適度放鬆貨幣政策混合使用，使市場利率水平保持穩定，在CPI不穩定的情況下，存貸款利率不宜作大的松動，否則會使今年的調控（特別是對房價調控）付之東流。
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是實現國家宏觀經濟管理目標的客觀要求和必要條件。但兩大政策協調配合的效果，不僅取決於正確確定兩大政策的搭配方式及其具體操作，在很大程度上還取決於外部環境的協調配合。例如，需要有產業政策、收入分配政策、外貿政策、社會福利政策等其他政策的協同；有良好的國際環境和穩定的國內社會政治環境；有合理的價格體系和企業(包括金融企業)的運行機制；還需要有各部委、各部門和地方政府的支持配合。

Ⅵ 中國現行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什麼

貨幣政策：這是改革開放後的第二階段的貨幣政策，當時中國經濟出現」泡沫「勢頭，引發了一系列問題：一是投資與消費需求同時膨脹。二是通貨膨脹高達兩位數。三是貨幣供應量膨脹。四是金融秩序混亂。
針對1993年~1994年出現的嚴重通貨膨脹，政策面開始了從1993年至1997年長達四年的「軟著陸」宏觀調控，從治理金融秩序入手，深化金融體制改革，規範金融行為，完善金融法律制度，強化中央銀行宏觀調控能力，加強政策協調措施，綜合運用貨幣政工具，進行宏觀經濟調控。
一.從1994年開始，中國人民幣銀行逐步縮小了信貸規模的控制范圍。從1994年第三季度開始，正式向社會公布季度貨幣供應量指標，1995年初宣布將貨幣供應量列為貨幣政策的控制目標之一，1996年開始公布貨幣供應量的年度調控目標。二.對商業銀行實行資產負責債比例管理。1994年開始新一輪金融體制改革，強調國有商業銀行的統一法人體制和統一流動性管理，對商業銀行的信貸資金實行比例管理，對四家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實行增量考核,對其他商業銀行實行按余額考核.這樣,除四家國有獨資商業銀行之外的商業銀行已不受貸款規模限制.三.發展貨幣市場,開辦公開市場業務.1995年,財政部的國債發行採取了價格招標的方式,國債利率實現了市場化,國債發行品種增加了3個月期,6個月期和一年期三個品種.1996年1月,建立全國統一的銀行間拆借市場,並放開了同業拆借利率.4月,開辦公開市場業務,為中央銀行利用國債實施微調奠定基礎.四.擴大再貼現業務.為推廣商業票據使用,鼓勵商業銀行開展商業票據貼現業務,1996年中央銀行擴大了再貼現業務,當年全國商業匯率單方發生額近4000億元,商業銀行累計辦理貼現1995億元,中央銀行辦理再貼現1160億元,年底,中央銀行再貼現余額400億元.
成果:自1993年下半年開始的以整頓金融秩序,治理通貨膨脹為首要任務的金融宏觀調控收到了明顯的成效.至1996年底,國民經濟初步實現了」軟著陸」.
1997年下半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周邊國家貿易萎縮,貨幣貶值,資本抽逃.我國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的政策, 對我國外貿出口,資本流入等造成不利影響.同時,國內經濟處於經濟周期的低谷,多年的低水平重復建設造成產品結構不合理,產品相對過剩,出現了買方市場,國有企業改革緩慢,效益下滑,投資沒有好項目,消費沒有新熱點,內需嚴重不足.金融運行和貨幣政策操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復雜局面。一方面，擴大內需、增加就業，促進經濟增長目標的實現，客觀上要求進一步擴大貨幣供應，增加貸款投放；另一方面，由於經濟的、體制的、行政的原因，多年來積累的金融風暴逐漸暴露，尤其是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成為整個金融系統的重要任務。如何處理好支持經濟增長和防範金融風險,是實施貨幣政策面臨的主要問題.
第一.調整貨幣政策中介目標.1998年1月1日,人民銀行取消了實施近半個世紀之久的對國有商業銀行的貸款限制額的控制.由此,信用總量不再成為中介目標,金融宏觀調控對象完全轉為控制貨幣供應量.第二,人民銀行獨立性加強.為克服體制運行過程中的障礙,保障中央銀行能按照既定貨幣政策目標自主地操作,從而保證貨幣政策的穩定性,連續性和有效性.取消了人民銀行一,二級分行辦理中央銀行貸款的權力,取消了中央財政從中央銀行的透支和借款,切斷了向財政供應基礎的貨幣渠道,從而理順了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關系;取消了中央銀行向非金融部門的開發性貸款,割斷了固定資產政策性貸款與基礎貨幣的聯系,從而理順了貨幣政策與投資的關系.為徹底打破地區封鎖,消除行政干預,1998年11月,中國人民銀行撤銷了省級分行，跨省區設置9家區域性分行。這是人民銀行管理體制的一次重大改革，為人民銀行依法獨立行使貨幣政策職能提供了體制保證。
21世紀初期，中國經濟發展處於工業化中期的高速增長階段，面臨著相當有利的國際國內經濟環境，在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方面獲得加入WTO、西部大開發和擴大國內需求政策新的推動力量，經濟增長前景樂觀。
2000年以來的我國貨幣政策措施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1、積極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外幣管理體制。 為推進我 國利率市場化改革，促進經濟的對外開放，中國人民銀行 決定自9月21日起實施新的外幣利率管理體制。
2、積極推進個人信用制度建設，實施儲蓄實名制。
3、鼓勵商業銀行進行金融業務品種創新。
4、加強信貸政策指導，引導資金流向。
5、積極推進貨幣市場建設。
6、改進農村金融服務，支持農村經濟發展，引導規范民 間信用。
2002年下半年，我國經濟開始進入新一輪的經濟上升周期。在"非典"疫情嚴重、伊拉克戰爭爆發等不確定性因素較多的情況下，中國人民銀行根據外匯占款增加、貨幣信貸擴張壓力加大的狀況，在2003年4月就及時調整貨幣政策操作，加強預調，啟動中央銀行票據收迴流動性，並於9月份將存款准備金率從6%上調到7%，取得了良好效果。當年GDP增速從上年的9.1%提高到10%，CPI漲幅穩定在1.2%。 2007年，經濟出現過熱苗頭，價格上漲壓力加大，上半年GDP增速從2006年的11.6%進一步上升到12.2%，CPI漲幅從2006年的1.5%上升到3.2%。貨幣政策及時由"穩健"轉到「適度從緊」再到「從緊」。從2007年第三季度起，貨幣政策開始採取緊縮態勢，第四季度繼續收緊。全年10次上調存款准備金率共5.5個百分點，6次上調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其中，一年期存款利率累計上調1.62個百分點至4.14%，一年期貸款利率累計上調1.35個百分點至7.47%。相關措施有效地控制了通貨膨脹形勢，CPI同比漲幅在2008年2月達到高點後開始下行。
2008年，國內外形勢逐步發生變化。國內發生汶川大地震等嚴重自然災害，國際上美國次貸危機加劇，並在9月中旬急劇惡化為百年難遇的國際金融危機。針對形勢變化，我國宏觀政策相應從「雙防」轉向「一保一控」再到「靈活審慎」，貨幣政策則從2008年7月份就及時進行了較大調整。一是調減公開市場對沖力度，相繼停發3年期中央銀行票據、減少1年期和3個月期中央銀行票據發行頻率，引導中央銀行票據發行利率適當下行，保證流動性供應。二是於9月和10月連續三次下調基準利率，兩次下調存款准備金率，釋放保經濟增長和穩定市場預期的信號。三是取消了對商業銀行信貸規劃的約束。四是堅持區別對待、有保有壓，鼓勵金融機構增加對災區重建、「三農」、中小企業等貸款。五是擴大商業性個人住房貸款利率下浮幅度，支持居民首次購買普通自住房和改善型普通住房。
成果:貨幣政策調控效果逐步顯現。貨幣信貸平穩增長，銀行體系流動性充裕，金融業穩健運行。信貸結構進一步優化，對災區、「三農」和中小企業的信貸支持逐步加大。2008年前三個季度，受地震災害影響較重的四川、甘肅兩省合計新增貸款2141億元，同比多增566億元，比上年全年多增484億元。農業貸款增加3188億元，同比多增129億元。一些金融機構已成立專門的中小企業信貸部門開展試點工作，目前普遍反映試點成效良好，正在逐步推廣
當前,中國人民銀行將繼續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部署和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實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根據形勢變化及時適度調整貨幣政策操作，確保貨幣信貸穩定增長及金融體系流動性充足，促進經濟平穩較快增長，支持擴大內需，維護幣值穩定和金融穩定，加大金融對經濟增長的支持力度。一是根據形勢變化及時啟動保障經濟金融穩健運行的各項應對預案，加強國際協作，應對金融危機的不確定沖擊。二是確保金融體系流動性充足，及時向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支持。三是促進貨幣信貸總量穩定增長，加大銀行信貸對經濟增長的支持力度。四是加強窗口指導和政策引導，著力優化信貸結構。五是進一步發揮債券市場融資功能，拓寬企業融資渠道。六是密切監測國際資本流動，深化外匯管理體制改革。

Ⅶ 我國現在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什麼

1、我國現在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保持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
2、積極的財政政策。2015年，中國進入經濟發展新常態，經濟韌性好、潛力足、迴旋空間大，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在經濟處於「三期疊加」和新常態階段，政府穩健的宏觀政策、靈活的微觀政策、社會政策托底的總體思路，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實現了經濟穩定增長與推進結構調整的平衡，保持了宏觀政策連續性和穩定性。中央政府穩步推進經濟體系市場化改革和政府職能轉型，打破了政府部門和國有企業在產業發展中的管制和壟斷，促進了要素市場化，支持了私有經濟發展，推動了教育與研究改革、鼓勵人力資本投資，提升了要素生產率水平。
3、穩健的貨幣政策。2015年，央行審視「新常態」的階段性含義與特徵，長遠且動態的看待金融穩定和系統性風險問題，在加快結構轉型和緩解增長過快下行之間取得了平衡。總體來看，受貨幣政策寬松推動，2015年固定資產投資放緩速度慢於之前預期，但是其他一些因素的負面影響超出預期，最重要因素是在房地產下行和傳統的采礦、製造業去產能周期中，國內銀行體系出現了自主性信用收縮。因而，依然維持之前的經濟預測，GDP同比增速由2014年的7.2%回落至2015年的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