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對稱貨幣政策是什麼
❶ 限制性貨幣政策如何影響投資和消費水平
咨詢記錄 · 回答於2021-10-24
❷ 什麼是貨幣政策的非對稱性
就是貨幣政策的對``東西的影響程度不一樣，例如行業產出，貨幣政策沖擊對不同行業的影響程度不一樣，這種就是非對稱性！
❸ 貨幣政策的調整對資本市場的影響
利率作為貨幣政策的主要手段
1.銀行存款作為與證券投資、地產投資相對應的投資方式，當利率上升時，會增加人們銀行存款的預期，這必然減少資金向股市，樓市的流動。
2.由於企業有多融資渠道，上市公司同時擁有巨大的銀行貸款，當利率上升，會很大程度上抑制企業的擴張需求，這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企業的盈利能力，相對應，上市公司股價就會表現疲弱。
3.近幾次加息，央行採取的是非對稱加息，存款利率上調幅度大於貸款利率上調幅度，由於中國的銀行70%以上的收益來自利差收入，這樣的貨幣政策無疑縮小了利差，降低了銀行的盈利能力。
總的來說，成熟而穩定的資本市場的市盈率PE為利率的倒數。當利率越高市盈率越低，反之亦然。
❹ 什麼是非對稱下調 存貸款基準利率
非對稱下調是指存款貸款基準利率下調不一致,可以是都下調但程度不一致,可以是一個下調，另一個不下調。
基準利率是：
（1）金融市場上具有普遍參照作用的利率，其他利率水平或金融資產價格均可根據這一基準利率水平來確定。
（2）基準利率具有市場性、基礎性、傳遞性特徵。基準利率是利率的核心，它在整個金融市場和利率體系中處於關鍵地位，起決定作用，它的變化決定了其他各種利率的變化。
基準利率是中央銀行實現貨幣政策目標的重要手段之一，制定基準利率的依據只能是貨幣政策目標。
❺ 貨幣市場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在網上找了點相關的資料，你可以參考下
貨幣政策、資本市場與經濟增長
文/張中華（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在存在資本市場的條件下，企業和居民究竟將多大比例的貨幣資本用於真實投資或證券投資，取決於這兩種投資風險和收益的比較。股票的市場價格持續走高並大幅度地偏離其內在價值，使股票投資的預期收益率大幅度高於真實投資的收益，同時，我國邊際消費傾向呈現走低的趨勢，貨幣政策不能通過資本市場的傳導有效地促進真實投資與消費的增長。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從實質經濟的角度應著力於提高真實投資的預期收益率和提高居民的平均邊際消費傾向；從貨幣經濟的角度應科學確定貨幣政策調控目標，並著力於改進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
一、問題的提出
以1997年為轉折點，我國社會總需求與總供給對比關系發生了從總供給不足到總需求不足的巨大變化，宏觀經濟政策的基本著力點也由以往運用各種經濟的、法律的和行政的措施壓縮總需求轉向主要運用貨幣政策擴大總需求，先後採取下調利率、取消貸款限額、調整法定準備金率、恢復中央銀行債券回購業務等市場經濟通用的貨幣工具。中國人民銀行1998年1月對商業銀行取消貸款限額控制。1998—1999年先後兩次累計下調法定存款准備金率7個百分點，按1999年末的存款余額計算，相應增加金融機構貸款7000多億。從1996年6月以來7次降息，存款平均利率累計下調5．73個百分點，貸款平均利率累計下調6．42個百分點，減少企業利息支出2400億元。從貨幣供應量的增長與經濟增長率的對比關系來看，廣義貨幣(M2)1998～2000年分別增長15．4％、14．7％、12．3％(含股民保證金為14％)，狹義貨幣(M1)分別11．9％、17．7％、16．0％。1998～2000年GDP的增長分別為7．8％、7．1％、8．0％，無論是M0、M1還是M2都是大幅度超出經濟增長率的。但是，我國貨幣政策的效率卻十分有限，經濟的增長和就業的增加主要依賴於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
我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主要手段是通過發行國債，增加財政投資，以期通過投資的增長擴大社會總需求，進而刺激國民經濟增長和就業的增加。據統計部門的計算，我國的國債投資1998—2000年分別拉動經濟增長1．5個百分點、外百分點和1．7個百分點」。據財政部的分析，1998年至2000年，我國積極財政政策促進非農業就業分別增長0．57％、0．73％和0．71％，其中國債政策分別促進非農就業增長0．37、0．47和0．24個百分點e。繼1998—2000年連續3年GDP增長速度超過7％以後，2001年1～3季度我國經濟(GDP)增長7．6％，工業產品銷售率達到97％以上，城鄉居民收入分別增長7．4％和5．2％，這與財政投資的作用是分不開的。我國原定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時間為3～5年，現在人們的普遍呼聲是積極的財政政策近期不能淡出。
那麼，為什麼貨幣政策的效應不顯著，而必須主要依賴於積極的財政政策呢?貨幣政策不同於財政政策。財政政策可以通過稅收和財政支出直接作用於實質經濟，但貨幣政策必須通過一系列的傳導機制，才能對實質經濟產生影響。在市場經濟國家，貨幣政策一般通過貨幣渠道和信貸渠道傳導。在我國改革開放之前和之初，我國還沒有資本市場(指證券市場)，貨幣政策的傳導只能通過信貸渠道進行。隨著資本市場的建立與發展，貨幣政策的傳導也從單一的信貸渠道向以信貸為主的雙渠道轉變；貨幣政策調控的中介目標相應地從貸款額度轉向貨幣供應量。隨著公共市場操作的實施，貨幣政策的調控方式也由直接轉向間接調控。因此，貨幣政策的效應不僅受銀行信貸的影響，還受資本市場的影響。在我國，金融界對貨幣政策與信貸的關系研究甚多，但對貨幣政策與資本市場關系的研究剛剛起步，而且意見分歧甚大。因此，要提高貨幣政策的效應，必須深入研究貨幣政策與資本市場的關聯，分析貨幣政策傳導受阻的原因，並提出通過完善資本市場，改進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從而提高貨幣政策效應的對策。
二、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與資本市場
西方經濟學家關於貨幣政策傳導機制與資本市場關系的研究很多，歸納起來有兩類：一類是通過研究貨幣供給對投資的影響來揭示貨幣傳導機制與資本市場的關系；另一類則是通過研究貨幣供給對消費的影響來揭示貨幣傳導機制與資本市場的關系。主要的理論有以下一些：
1．托賓的Q理論。按照托賓的理論，在存在資本市場的條件下，貨幣供給的變動會通過利率結構的變動而改變貨幣與真實資產的相對吸引力，從而使資產發生明顯替代，最終導致投資以及收入的變化，即貨幣供給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傳導機制為M——r——q——I——Y。式中M為貨幣供給；r為貨幣利率；q為真實資產的當期證券市場價格與當期重置成本的比率；I為真實性投資；Y為真實產出。當貨幣供給M增加引起貨幣利率r的下降，使公眾的資產偏好轉向證券市場，從而引起真實資產的市場價格上漲，即q值上升，從而會刺激真實投資I的增長，進而會帶動Y的增加。
2．非對稱信息效應。非對稱信息指的是資本市場上證券的供給者即發行人與購買者所掌握的信息充分程度不同，而由於信息不對稱，資本市場上便會出現逆向選擇和道德問題。當貨幣供給量增多，股市價格上漲時，企業凈值提高，這意味著貸款人實際擁有較多的擔保品，股份公司違約逆向選擇的概率降低，降低了貸款人的風險，從而鼓勵對投資支出的融資貸款。同時，企業較高的凈值意味著所有者在企業投入較多的股本，而股本投入越多，所有者從事風險項目的意願越低，也不會將公司的貸款投資於個人有利但不能增加公司利潤的項目，從而就減少了道德風險。因此，股價上升，企業的凈值提高，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減少，可以導致較高的投資支出，從而促進經濟增長。非對稱信息理論的貨幣政策傳遞機制是為M——股價——凈值——逆向選擇——道德風險——貸款——I——Y。
3．財富效應。最早提出財富效應理論的是莫迪尼亞尼。他認為，消費不同於消費支出，因為前者不包括花在耐用消費品上的支出。消費者會按時間均勻地安排他們的消費，因此、決定消費支出的不僅僅只是當前的收入，而是消費者畢生的資財，其中包括金融財富。當股價上升時，消費者的畢生財富增加了，消費支出也會隨之增加。財富效應理論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為M——股價——財富——畢業資財——消費——Y。
4．流動性效應。流動性效應理論認為，企業或居民持有何種資產會考慮流動性的要求。耐用消費品諸如汽車、住宅等不具有流動性，當發生財務困難而必須出售這些資產時，不可能完全收回它們的價值；相反，金融資產如銀行存款、股票或債券，可以很容易地按完全市場價值出售而收回現金。當消費者持有的金融資產與負債相比為數很多時，他們對財務困難的可能性的估計會很低，因而較為樂意去購買耐用消費品。因此，當股票價格上升時，金融資產的價值提高，發生財務困難的概率估計也很低，耐用消費品支出會增加。流動性效應理論的貨幣傳導機制為M——股價——金融資產價值——財務困難的可能性——耐用消費品支出——Y。
我國資本市場已獲得長足發展，截至2001年月10月底，我國股票市場投資者開戶數已達到6577．05萬戶，在深、滬兩市上市的公司(包括A、B股)達1152家，市價總值為43742．14億元，流通市值為14560．16億元。我國股票市價總值和流通市值佔GDP的比重到2000年底分別達到57．8％和32．37％，資本市場對經濟的影響也隨之逐漸擴大。同時，近年來股市牛氣沖天：深圳綜合指數從最低的1994年的94．76點上漲到2001年最高的661．55；上證指數由1994年的325．89點，上漲到2001年最高的2245．43點。但是，我國現實經濟的運行不同於上述幾種理論的推導。
從資本市場對投資的影響來看，在存在資本市場的條件下，企業和居民有兩種可供選擇的投資方式：一是將貨幣資本用於真實投資；二是將貨幣資本用於證券投資。前者是直接作用於真實經濟增長的。後者可以增大真實投資的資金來源，但必須由發行證券的企業將所籌集到的資本用於真實投資，才能促進真實經濟的增長。如果發行證券的企業將所籌集到的資本又用於證券投資，則不能對真實經濟的增長起到促進作用。企業和居民究竟將多大比例的貨幣資本用於真實投資或證券投資，取決於這兩種投資風險和收益的比較。
中央銀行下降法定存款准備金比率，可供銀行用於對企業貸款的資金增加，在銀行貸款利率大幅下調後，企業真實投資的機會成本和財務成本也隨之下降，這是有利於促進企業真實投資的。但是，真實投資的預期收益率還受稅率、產品價格變動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僅就稅負而言，我國在降低利率的同時，雖然採取了一些刺激投資的稅收政策，諸如暫停徵收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提高出口退稅率等，但企業和居民的稅負不僅沒有降低，實際上還有所增加。在1997年前，我國稅收收入的增長率一直低於GDP的增長率，即稅收彈性系數小於1，其中1990～1996年間稅收的彈性系數平均為0．61。但是，1997—2000年，稅收彈性系數大幅度提高，這4年分別為1．98、2．40、3．33和3．32，平均為2．76，這就是說稅收增長率是GDP增長率的近2．8倍。稅收超常增長的結果是稅收佔GDP的比重不斷提高，由1997年的11．1％提高到了2000年的15．6％，每年增長1．5個百分點。2001年1～3季度我國經濟(GDP)增長7．6％，全國財政收入(不含債務收入)11872億元，同比增長24．2％；工業企業累計稅金總額3938．1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9．5％，其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稅金總額定704．1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7％。稅收增長繼續保持超過GDP增長的態勢。在國內生產總值為一定時，財政收入所佔比重提高，就意味著企業和居民所得相對減少，由此必然帶來企業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減少和投資預期收益率的下降，部分抵消了利率下調的作用。因此，在利率下調後，真實投資的預期收益並沒有明顯提高。同時，我國銀行貸款的主要對象是國有企業，貸款利率下調是行政安排的結果，由於國有企業負債普遍偏高，銀行資產不良，銀行在取消信貸額度控制後，加強了資產負債比例控制，並對企業自有資本比例的要求，「惜貸」成為商業銀行的普遍現象。1997～1999年，我國金融機構各項貸款的增長率分別為22．5％、15．5％、12．5％，呈現為逐年遞減的態勢。可見，貸款利率的下調對真實經濟貸款增加的作用並不明顯。
證券投資的預期收益率主要取決於證券資產價格，短期投資尤其如此。股票的價格是由資本市場的供求決定的，對利率變動的反應敏感，而且與利率成相反方向變化。存款利率的下調相對增高了證券市場的投資收益率。2000年末，1年期存款利率為2．25％，股票的平均市盈率的理論值為44．5倍，但滬、深兩市A股的平均市盈率近為60倍。股票的市場價格大幅度地偏離其內在價值，從而使股票投資的預期收益率大幅度高於真實投資的收益，也高於銀行存款的收益。迄今為止，上市公司極少有退出市場的，致使一些ST、PT股市場價格反而高於國企大盤績優股。這表明股票投資的風險並不大。因此，儲蓄資金大量分流進入證券市場。1997～1999年金融機構各項存款的增長率分別為20．1％、16．1％、13．7％，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同時，由於允許證券公司進入拆借市場和推出股票質押貼現，為貸款流入股市開了方便之門。據有關部門的估計，2001年初券商和基金公司從同業拆借市場借入資金規模在1000億以上，而深滬兩市上市公司股票抵押貸款的規模也在3000億左右。這些資金的流入，拉動了股市價格持續上漲，直至國有股減持政策出台。
在真實資產的當期證券市場價格與當期重置成本的比率q上升後，上市公司通過發行新股或配股可以籌措更多的資金，但是由於真實經濟的投資收益率低於股票的投資收益率，上市公司所募集的資金又大量以委託經營的方式流回到證券市場。2000年進行委託理財的上市公司達100家左右，按規定及時披露的上市公司僅57家，委託理財金額總計51億元。2001年提出增發方案的106家公司中有46家公司2000年進行了短期投資，43家公司資金並不存在缺口。另據全國人大常委會證券執法檢查組上海組的調查，上市公司在兩年內改變募集資金投向的達40％，1年以內改變的也有10％以上。證券發行企業所籌措的資金又大量流回股市，進一步推動股市價格的上漲，造成股市價格與真實資產價值的進一步偏離和股市泡沫。總起來看，由於股市嚴重扭曲，股市的投資收益率高於利率且高於實質經濟的投資收益率，利率通過股市對真實投資所起的逆向調節作用大於正向調節作用。
在我國，企業上市的主要目的在於籌資，由於公司治理結構不完善，加上信息披露不充分甚至嚴重失真，股東和受託人之間的信息是不對稱的，也很難對受託的經營者進行有效的約束，股權融資的風險和責任遠遠小於債權融資。而且很少有上市公司派發紅利，向銀行借款卻要按期還本付息，股權融資的財務成本也低於債權融資。因此，上市公司可以通過不斷配股來獲得資金，而無需向銀行借款。越是股價高，上市公司從股市獲得資金越多，向銀行的借貸便隨之減少，甚至根本不需要向銀行借貸。在股票價格普遍上漲時，上市公司將資金反過來投資於股市，公司的賬面資產和利潤很快可以得到大幅度的增加，從而會增加上市公司經營者的道德風險。股價下跌後企業的賬面資產和利潤會隨之減少，但通常不會影響到經營者的既得利潤。因此，我國的貨幣政策很難通過非對稱效應促進真實投資的增長和產出的增加。
再從資本市場對消費的影響來看，居民的消費無疑會受利率及股價變動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但我國居民所擁有的金融資產占總財富的比例及股票投資者占居民總人數的比例都遠遠不及發達國家，居民消費的變動主要還取決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高低及收入分配狀況。近年來，我國居民收入總水平雖有較大幅度提高，但基尼系數已由1967年的0．15上升到2000年的0．458，已處於警戒線(美國為0．4左右)e。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按五等分組分析，我國20％高收入戶與20％低收入戶人均年收入之比，1990年為4．2倍，1993年為6．9倍數，1998年為9．6倍；而美國90年代末20％高收入人均年收入與20％低收入組的分配差距是10倍。我國高收入戶的生活費收入占城鎮居民生活費的比重已從1991年的26．5％上升到1998年的30％，低收入戶同比由14．5％下降到12％。同時，行業間的差別已由1990年的1．72倍擴大到2000年的2．63倍。農民占我國人口的70％，農民收入的提高無疑可以提高社會平均的邊際消費傾向。但是，從1997年農民收入增幅持續4年下降，2000年上半年僅增長1．5％。另據趙人偉計算，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別指數已達3．71，遠高於國際平均指數1．7。我國儲蓄存款中超過80％的存款為不到20％的儲戶所有，而這部分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較低。因此，利率下降後，雖然居民儲蓄存款的增長幅度下降，但繼續保持較快增長的態勢，目前已突破77萬億人民幣，收入差距的拉大部分抵消了利率下調的作用。
我國股票市場投資者開戶數已達到6577．05萬戶，剔除機構投資者和家庭重復開戶數，投資於股市的居民住戶約3500萬個，以3口之家計算，股市價格變動影響的人口約為1億人左右，不到總人口的1/12，而美國1998年有41％的家庭持有股票。我國的股票投資者絕大多數為城市居民或機構投資者，很少有農村居民購買股票。在城市居民中，高收入階層的投資額遠遠高於低收入階層，而城市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遠遠低於農村，城市高收入階層的邊際消費傾向低於低收入階層。因此，當股票價格上漲時，因為財富效應和流動性效應的影響，股票投資者的消費可能有所增長，但對全社會消費支出的增長作用不大。同時還必須看到的是，資本市場具有集聚社會財富的功能，將社會財富向高收入階層集中，加大收入分配的差別。據廣東中誠信公司的研究，在股票投資者比例最高的上海市，自1996年1月——2000年5月，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與深滬兩市指數正相關系數分別達到0．717和0．638。但在這種相關性背後所隱含的事實是，上海、深圳是我國資本市場的最大受益者。中國如此之大，證券交易所卻只有深滬兩家，別無分店。每年兩地所獲得的證券交易印花稅收分成便有數億之多，還不說證券公司、上市公司紛紛在兩地設立分支機構和辦事處以及股東為獲得申購股票而需將大量的資金匯往兩地交易所。因此，兩地居民的收入水平及其增長速度也遠遠高於全國平均水平。總起來看，資本市場的財富效應和流動性效應對整體消費的作用並不明顯，相反在股市價格持續走高的同時，我國邊際消費傾向呈現走低的趨勢。從1991—1998年，我國邊際消費傾向分別為1．05、0．65、0．80、0．82、0．85、0．73、0．58、0．35，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
還需指出的是，在不存在資本市場的條件下，貨幣只用於產品和勞務交易，貨幣的需求量也只包括對產品和勞務交易的需求。在存在資本市場的條件下，貨幣還用於證券的交易，因而貨幣需求同時取決證券交易的需求。證券市場規模越大，證券價格越高，投機性越強，貨幣需要量通常也越大。所以，簡單地比較貨幣供給增長率與GDP的增長率，藉以說明貨幣供給量是否適當，是不可靠的。同時，資本市場還會影響貨幣需求的結構。從統計資料上看，金融體系的流動性有所改善，貨幣流動性比率(M1／M2)明顯提高，2000年逐季上升，且高於上年同期，年末達到39.5％，為1995年以來的最高值。但是，由於客戶用於股票交易而存入各證券公司的保證金存款2001年以前並未計入M2，境內外幣存款也未計入，再加上存款實名制實施以後，個體經營戶的資金從儲蓄存款賬戶流回企業賬戶，於是發生了「流動性幻覺」。
三、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不暢的深層制約因素
從根本上看，我國自1997年以來出現的總需求不足，不是貨幣緊縮的結果，而是體制改革的結果，貨幣政策傳導不暢也在於它與體制性緊縮的矛盾。
就真實經濟而言，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在初期是以政府放權和財政讓利為主要內容的，無論是擴大企業自主權、包括對國有企業實行利潤分成或承包經營制以及對地方政府實行稅收分成或財政大包干，還是價格改革等，都帶有擴張需求的性質。擴大企業自主權使企業成為相對獨立的投資主體，對國有企業實行利潤分成或承包經營制以及對地方政府實行稅收分成或財政大包干增加了企業和地方政府可供支配的投資資金，長期被政府管制的低價格放開加上總供給不足形成了良好的投資預期，因此促進了投資特別是預算外投資的迅速增長。同時，企業職工固定工資制度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企業職工工資與企業經濟效益掛鉤，加上行政事業單位工資改革，使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得到迅速提高；農村土地承包經營責任制的實行、農產品價格的調整以及農村非農產業的發展則使農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得到較大幅度的提高。這些改革的舉措促進了消費的增長。
進入90年代後，以生產資料價格基本放開、實行分稅制、整頓金融秩序和推進企業並購重組為標志，我國經濟體制的改革由擴張性轉變為收縮性。在價格基本放開以後，企業已不可能通過價格的繼續提高獲得利潤，相反在價格達到一定的水平後，由於國際國內市場的競爭，一些行業和企業還必須以降低價格作為競爭手段，企業的利潤預期相應降低。分稅制改革的最終結果是提高了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及中央財政收入占整個財政收入的比重，這無疑有利於增加中央政府對宏觀經濟的調控能力，但客觀上減少了地方政府、企業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無論是對地方政府、企業、居民的投資還是消費，都產生了緊縮性的作用。金融企業貸款審批許可權的普遍上收，資產負債比例的控制，對貸款責任的終身追究大大強化了各級銀行的內部責任。企業兼並重組的推行，使企業時刻面臨著被兼並重組甚至破產倒閉的風險，企業經營者因經營不善還會受到行政上或經濟上的懲處，這無疑會對企業的擴張沖動產生制約作用。
上述改革從整體上說是建立市場經濟體制所必須的，其中價格由市場決定、實行分稅制、企業破產兼並在西方市場經濟國家也是被普遍採用的。問題在於我國在實行制度的同時，沒有進行相應的配套改革或者配套改革措施沒有到位。例如，西方經濟國家對一般的產品價格放任決定，但對農產品價格實行國家保護，我國在放開農產品價格的同時卻沒有相應地建立起農產品保護制度，更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和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分稅制是西方市場經濟國家普遍實行的稅收制度，這種制度與政府的職能及轉移支付制度是相互配套的。但我國在實行分稅制的同時，沒有相應地轉換政府職能，收縮政府職責范圍和精減政府機構，轉移支付的力度也不夠，因而在實行分稅制的同時，必然加重企業和居民的負擔。同時，西方的稅收以所得稅為主體，而且稅率具有累進性，這種稅收結構和稅率設計通常具有自動穩定器的功能，在經濟高漲時期，稅收增加，對經濟的過度擴張產生抑製作用；經濟衰退時期，稅收減少，對經濟增長可以起到刺激的作用。相反，我國的稅收以流轉稅(增值稅、消費稅和營業稅)為主體，這種稅收結構不僅不具有自動穩定器的功能，而且是為抑制投資和消費而設計的。值得指出的是，我國銀行利潤率低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稅負太重。除33％的所得稅外，我國銀行還需要針對營業收益徵收7％的營業及附加稅。整頓金融秩序以及加強對國有銀行的內部管理是必需的，但我國嚴格限制非國有銀行的發展，阻礙了整個金融業的發展和非國有銀行與國有銀行之間競爭的展開，尤其使中小型民營經濟特別是個體經濟的融資受到限制。國有銀行的資本金嚴重不足，國有銀行經營者的責任與收益不對稱，「惜貸」必然成為國有銀行經營者的理性選擇。對於生產企業而言，破產兼並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但是我國對私人財產缺乏明確的憲法保護，國有企業內部缺乏有效的激勵機制。對居民而言，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大量職工下崗失業也在所難免，但我國沒有健全的社會養老保險和失業救濟制度，醫療、教育、住房制度的改革，增加了城市居民的支出預期，但醫療保險、義務教育等制度不健全，他們必須為防病、養老、教育子女和購買住房而增加儲蓄。
就資本市場而言，貨幣政策傳導不暢，深層原因也在於資本市場制度的缺陷。首先，公司上市制度存在缺陷。在市場經濟國家，只要達到上市標準的最低要求，便可發起設立上市公司並發行股票。在我國，公司上市雖然不再由政府直接審批，但仍需由券商推薦，並經過專家評審等程序，並且上市公司的總量受計劃的嚴格限制。公司上市是政府或專家選擇的結果，而不是市場選擇的結果。專家是受政府委託的，不可能完全超脫於政府，而且缺乏有效的責任約束，不可能真正對股民負責。因此，我國上市公司的質量仍然存在問題，而且股票的供給不能對股市需求變動作出靈敏的反應。其次，股權結構存在缺陷。由於我國傳統經濟以國有經濟占絕對優勢地位，而上市公司大多是通過對國有企業進行改制而組建起來的，我國現有上市公司的股份結構中不僅設置有社會公眾股、法人股，還設置有國有股(含國家股、國有法人股)。截至2001年6月30日深滬兩市上市公司1121家，存量總股本為3943．63億股，其中國有股為1786．06億股，占總股本42．23％。由於股權過度集中於國有，上市公司的董事長、總經理通常由國有資產管理部門或政府委派的人擔任，普通股東很少關心公司的經營管理，也很難有效地制約經營者的行為，社會公眾股東的投資行為短期化。占上市公司總股本比例近70％的國有股和企業法人股是不能流通的，股價只能反應社會公眾所持股份供求關系的變化，股市價格被嚴重扭曲。再次，信息披露不規范。一些上市公司不能依法及時、准確披露法律規定必須披露的信息，有的公司甚至隱瞞巨大事實或散布虛假信息，以達到上市、重組或操縱股市的目的。一些中介機構還為上市公司提供虛假審計報告、資產評估報告和資信證明。這就使投資者不能根據上市公司真實的價值進行理性的投資，也為「莊家」的炒作提供了可能。復次，沒有實現優勝劣汰的退出機制。由於大多數上市公司是在政府的扶持下從原國有企業的母體中脫胎而出的，而且又在政府的控制下進行經營，況且上市公司的存亡還影響到當地的稅收和就業，各地政府對上市公司普遍採取保護政策。一旦上市公司因經營業績不佳而停止交易，地方政府通常會採取注入資本或種種重組手法加以挽救，因此很少的上市公司真正退出市場。最後，證券監管行政化，政府主要憑借行政手段進行干預和調控。正因為資本市場存在上述制度性缺陷，股價的變動嚴重偏離上市企業的真實價值，積極的貨幣政策只能刺激股市的投機，而不能有效地刺激實質經濟的發展。
❻ 中國今年實行了哪些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
中國經濟正處在企穩回升關鍵時期，將繼續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作為首要任務，保持宏觀經濟政策連續性和穩定性，所以應該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依靠拉動內需來解決問題，如何利用好消費和投資，這就需要政策來推動、激發，這個政策就是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由於受到一系列不利因素的影響，我國的出口企業的生存狀況著實讓人擔憂，於是，國家出台一系列包括提高出口退稅率等政策以「拯救」出口企業。而四季度以來，國內宏觀調控方向發生了根本性轉變，保增長成為經濟工作首要目標，作為拉動經濟增速效果最明顯，見效最快的基礎建設投資規模已經大幅增加，特別是11月以來，國家對鐵路、公路、港口等基礎設施投資幅度明顯加大。
❼ 怎樣理解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逆向經濟趨勢的風向
論我國貨幣政策作用的非對稱性和調控模式的選擇
【摘要】在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前提下，存在著貨幣政策作用的非對稱性：緊縮性貨幣政策對降低經濟增長速度的作用大於擴張性貨幣政策提高經濟增長速度的作用。從我國貨幣政策操作過程的實踐來看，如何選擇合適的調控模式是非常關鍵的問題。
關鍵詞：貨幣政策 非對稱性 相機抉擇 單一規則
一、貨幣政策的非對稱性及其成因
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問題研究的是貨幣政策能否系統地以及能多大程度上影響產出，對於這個問題的爭議一直是宏觀經濟學的熱點問題。在這個前提下，緊縮性貨幣政策具有降低經濟增長速度的作用，擴張性貨幣政策具有提高經濟增長速度的作用。早在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即提出了「流動性陷阱」，認為貨幣政策在大危機面前不如財政政策得力，但他從來沒有完全否定過貨幣政策的有效性。20世紀40年代初，著名經濟學家漢森曾言到：「貨幣武器確實可以有效地用來制止經濟擴張。」同時他也注意到：「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蕭條所提供的充分證據表明，恢復經濟增長僅僅靠廉價的貨幣擴張是不充分的。」目前的一些實證研究，發現了美國和歐洲的一些國家當中確實存在顯著的貨幣政策非對稱性。
貨幣政策產生非對稱性的作用主要有以下三個原因：第一種是由於在經濟周期的不同階段，經濟行為主體的預期形成機制和作用方式不同，因此導致了貨幣政策作用的非對稱性；第二種是存在銀行和資本市場上的各種信貸約束，這些信貸約束只有當貨幣政策緊縮時，才能夠成為緊約束，並且發揮實際作用；第三點是經濟當中存在各種名義粘性和實際粘性，例如價格粘性和工資剛性等，這些粘性因素使得價格在經濟擴張期間向上變化的靈活性高於經濟收縮期間向下變動的靈活性。
二、貨幣政策非對稱性下的我國宏觀調控模式的選擇
在中國改革開放後的20多年當中，經歷了大約4～5個完整的經濟周期波動，從1998年開始，連續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劉金全（2002）所作的實證分析結果表明：緊縮性貨幣政策對實際產出具有顯著的降低作用，強於擴張性貨幣政策對於產出的促進作用。
1993~1996年我國發生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央行在制定貨幣政策時選擇貨幣供給量作為中介指標，實際上是在執行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主要是為了防止社會因貨幣供給量失控而造成的物價上漲。貨幣供給量對於物價水平的影響十分顯著，要平抑物價，就必須嚴格控制貨幣供給的增長。1997年之後的5年內，我國經歷了長達5年的通貨緊縮的時期，一方面供大於求的過剩經濟急需增加貨幣供給量，以啟內需；另一方面銀行體系大量存款閑置。央行增加貨幣供給量的行為也被經濟主體規避風險的反向選擇所化解，也就是說，在通貨緊縮時期，貨幣政策的作用大大下降了。正是由於貨幣政策的非對稱性作用的存在，我國應該謹慎選擇合適的貨幣政策的中介指標和調控模式。
凱恩斯和弗里德曼兩名經濟學界著名的學術泰斗，在調控模式上有著不同的看法。凱恩斯認為貨幣需求是不穩定的，應實行相機抉擇的貨幣政策，逆經濟風向行事；由於邊際消費傾向的遞減和資本的邊際效益遞減，導致有效需求不足，因此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定為充分就業。弗里德曼認為貨幣需求是穩定的，主張用「單一規則」的貨幣政策代替凱恩斯的相機抉擇的貨幣政策，提出以一個長期穩定的貨幣供給的增長率作為貨幣政策的操縱目標，最終目標為物價穩定。
相機抉擇也叫反周期貨幣政策，是指政府根據經濟運行的階段特徵以及政策效果來相機抉擇使用宏觀經濟政策。相繼抉擇通常要考慮以下幾點：
（1）逆風向行事
當經濟衰退時，通常選擇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當經濟過熱或出現通貨膨脹時，通常選擇緊縮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
（2）政策的時滯
經濟中存在的不同類型的時滯如數據時滯、認識時滯、立法時滯、執行時滯、作用時滯。政府要及時實行和選擇經濟調控措施，避免前一輪調控政策在經濟風向轉換後才發生作用。
（3）政策的組合和協調
通常有雙緊雙松和一緊一松的政策組合。「單一規則」認為由於貨幣政策時滯等原因，反周期的干預不僅不能熨平周期，反而會加劇周期波動。其推導邏輯是：消費函數的穩定性，決定貨幣需求的穩定性；貨幣需求的穩定性決定貨幣供給具有穩定性；貨幣供給的穩定性決定了貨幣政策調控模式必然是「單一規則」。
事實上，世界各國在貨幣政策調控模式選擇上無一例外地奉行「相機抉擇」模式。美聯儲利率的頻繁調整是眾所周知的；中國存款准備金率的變動曲線也不是水平的。此外，從中國貨幣政策表述的繁復多變中容易看出（見表1），我國中央銀行基本上時按照「相機抉擇」的貨幣政策調控模式。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國貨幣供應量的沖擊存在非對稱現象，正向的貨幣沖擊效果和負向的貨幣沖擊效果相比，效果相對較弱，這也解釋了我國對經濟運行宏觀調控的「剎車容易，啟動難」現象。
從貨幣政策操作應力求完善上看：①隨著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由貨幣渠道向利率渠道轉化的趨勢，貨幣政策不宜簡單地以貨幣供應量增長率是否適度來衡量而應把握貨幣供應量增長率與經濟增長和物價上漲之間的關系。應該更加關注最終目標，即物價上漲水平而非中間目標即貨幣供應量的變化；②近年來我國資本市場發展迅速，一方面，資本市場投資與銀行儲蓄存款的替代關系越來越明顯，客戶保證金對貨幣層次結構的影響越來越大，致使M2指標的全面性受到質疑；另一方面，我國資本市場的財富效應不顯著，資產價格對實體經濟尤其是投資與消費的影響並不大。因此，貨幣政策的操作應主要以實體經濟的穩定和增長為目標，同時適當兼顧資本市場的需要；③生產者和消費者的預期和信心對貨幣政策的有效傳導作用日益增強。我國的貨幣政策實踐應適當考慮預期因素的作用，在貨幣政策決策前，對預期因素的作用有一個「預期」，以保證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由於貨幣政策的實施依賴於對未來經濟變動的預期，而經濟運行具有不確定性，人們理解市場變化、預期的改變以及理解社會公眾對貨幣政策變動的反應在目前力所不及，因此，中央銀行適時、謹慎地相機抉擇來實施貨幣政策並採取漸進微調的方式進行操作可能是一種現實的選擇。
三、新時期下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如何組合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結構不斷變動調整，各種不確定性的發生，加劇了我國政策的復雜性。當前我國央行的利率管制，國有商業銀行的壟斷性、風險約束、非利潤約束以及管理許可權的高度集中，企業、個人的悲觀性經濟預期等都成為影響貨幣政策作用效力的因素。
1998年以來，我國連續幾年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利用國債資金進行重點建設，有力地拉動了經濟增長，抑制了通貨緊縮趨勢，而且加快了經濟結構的調整。同時又實施了穩健的貨幣政策，在貨幣供應量方面多數時候進行擴張性操作，有力地支持了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到1999年，通貨緊縮基本停止，經濟恢復到8%的增長速度，可以說，1997年以後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基本上符合經濟理論的邏輯和經濟現實的要求。問題是在中國2003年經濟增長率達到9.1%，從而進入了新一輪經濟周期的上升階段後，宏觀調控應實施怎樣的轉向呢？
目前，我國經濟不是全面過熱，而是帶有明顯的局部過熱的性質，部分行業和地區投資增長過快，資源瓶頸越來越明顯。針對國民經濟中的這些矛盾和問題，原有的積極財政政策不利於控制固定資產投資的過快增長和緩解通貨膨脹的壓力，反而有助於加大投資與消費比例的失衡，形成逆向調節。因此，必須及時調整政策的方向，以適應經濟形勢變化的需要。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作為國家宏觀調控的兩大重要政策，它們的作用機制、方向和適用的條件均不相同，並且不可相互替代。一般而言，貨幣政策的行政時差比財政政策短，但財政政策的特點是一旦政策措施確定，其影響比需要經過傳導機制漸漸展開作用的貨幣政策更為直接和迅速。在膨脹和緊縮總需求的作用上，由於財政政策的直接作用，在克服需求不足，促進經濟加速方面起到突出作用，而貨幣政策在抑制貨幣增長、治理通貨膨脹方面的作用是強而有力的。
我國目前面臨投資增長過快、局部過熱、通脹壓力巨大等情況，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不但不能緩解經濟生活中的深層次矛盾，還會加劇經濟的升溫，但政策轉型又不能過快，而應採取相對中性的政策。在兩大政策的配合上，由於經濟過熱時，要想通過緊縮的宏觀經濟政策抑制過旺的需求，克服通貨膨脹和經濟泡沫，財政政策往往不如貨幣政策有效。因此，應實現以貨幣政策為主，合理地選擇政策目標、政策工具和政策主體的作用方向，形成財政貨幣政策密切配合的相機抉擇的政策機制。
隨著國內經濟發展的不斷深入，我國金融改革的進行，經濟全球化的加快，政府必須據此適時調整財政、貨幣政策的目標和工具。另一方面，在心理預期、政治環境、科技進步等外部因素的作用下，財政、貨幣政策的短期效應還有著很大的不確定性。因此，今天提出的政策遲早也會有不合時宜的一天，這是經濟形勢決定政策調整的必然規律。我們的最終目標不是要找到適合中國情況的惟一政策措施，而是要審時度勢、積極主動地利用財政、貨幣政策等工具，真正實現財政、貨幣政策的相機抉擇，以持續、穩定地推進市場經濟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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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崔建軍，論提高中國貨幣政策有效性的途徑[J].河南金融管理幹部學院學報
❽ 什麼是經濟不對稱性
工資增長與經濟增長不對稱
到2005年第三季度，美國經濟已經16個季度持續增長，但在此期間，薪水的增長速度比二戰後任何一段相似的增長時期都要緩慢。根據美國政府發布的數據，美國公司的現金收益中，轉化為工資和薪金的比例為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低。
這種經濟增長與工資增加之間的不對稱，部分是勞動力市場全球化的結果，也解釋了布希政府為什麼在失業率已經是四年來最低的情況下，依然致力於降低貿易壁壘、推動貿易自由化。工資增長速度過快很可能引起通貨膨脹，而自由貿易帶來的工資增長緩慢，在經濟保持一定增長速度的情況下依然保持了通貨膨脹率的低水平，因此受到布希政府的推崇。
然而，工資在國民收入中的比例下降「毫無疑問會引發一些問題」，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伯特·索洛說。一個沒有將其增加的財富廣泛分配的經濟「表現是很糟糕的」。這也引發了財政部與美聯儲之間的爭論：如果不會引起通貨膨脹，低失業率將向何處去？雙方對合適的失業率水平存在分歧。
從2001年最後一個季度到2005年第三季度這段時間內，公司對雇員的回報(包括健康福利)年均增長4.3%，這是戰後經濟狀況相似的時期中增長率最低的一次。
佐格比國際公司去年12月所做的民意測驗發現，盡管經濟增長了7870億美元，但是只有28%的美國人表示他們比一年前更為富有，52%的人認為財務狀況沒有變化，而有20%認為收入狀況惡化。只有38%的人認為布希總統的工作做得「很好」或「非常出色」。
政府與美聯儲之間的分歧
美國財政部長斯諾1月6日表示工資增長率將上升。「我們正處在一個反轉點，國民收入中工資所佔的份額很快就會反轉上升。」
這可能需要進一步降低失業率，而這正是美聯儲所反對的。美聯儲去年12月的貨幣政策例會認為，資源的高度利用(尤指勞動力和產能)預示著通貨膨脹的風險。
美國財政部官員則反對這一想法。「誰都不知道無通貨膨脹情況下的充分就業率是多少」，斯諾在政府公布去年12月4.9%的失業率數據後說，「我相信比現在的數據還要低。我們還有降低失業率的空間。」
索洛也表示美聯儲應當尋求充分就業，這意味著失業率可能要低於現在4.9%的水平。「自由貿易的標准經濟依據是國內經濟的充分就業。」他說。
自由貿易受冷落
自由貿易正在失去某些美國國會議員的支持，他們抱怨全球化阻礙了美國工資水平的上漲。白宮最近出台了一項法案，要求僱主為其移民雇員出具符合工作條件的證明，並且批准在美國和墨西哥邊境建立700英里長的圍牆。去年7月，泛美地區一項貿易協議僅獲得2票贊成而慘淡收場。
眾議員辛奇說：「支持自由貿易和全球化的人越來越少了。你工作得更辛苦，工作時間更長，而你得到的報酬卻越來越少。人們都搞不清楚究竟是怎麼回事。」
美國參議院財政委員會主席查理斯·格拉斯利去年1 2 月2 0 日表示，旨在降低貿易壁壘的全球協議在國會很少有人理會，除非明顯對美國的公司和員工有利。
❾ 貨幣政策對資本市場的影響是什麼
利率作為貨幣政策的主要手段
1.銀行存款作為與證券投資、地產投資相對應的投資方式，當利率上升時，會增加人們銀行存款的預期，這必然減少資金向股市，樓市的流動。
2.由於企業有多融資渠道，上市公司同時擁有巨大的銀行貸款，當利率上升，會很大程度上抑制企業的擴張需求，這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企業的盈利能力，相對應，上市公司股價就會表現疲弱。
3.近幾次加息，央行採取的是非對稱加息，存款利率上調幅度大於貸款利率上調幅度，由於中國的銀行70%以上的收益來自利差收入，這樣的貨幣政策無疑縮小了利差，降低了銀行的盈利能力。
總的來說，成熟而穩定的資本市場的市盈率PE為利率的倒數。當利率越高市盈率越低，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