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經濟如何支持實體經濟

Ⅰ 央行擴張性貨幣政策對於實體經濟，企業帶來什麼影響

擴張性貨幣政策是貨幣政策的一種，通過提高貨幣供應增長速度來刺激總需求，在這種政策下，取得信貸更為容易，利息率會降低。因此，當總需求與經濟的生產能力相比很低時，使用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最合適。貨幣政策調節的對象是貨幣供應量，即全社會總的購買力，具體表現形式為：流通中的現金和個人、企事業單位在銀行的存款。流通中的現金與消費物價水平變動密切相關，是最活躍的貨幣，一直是中央銀行關注和調節的重要目標。

Ⅱ 1.為什麼國家每年要發行貨幣 2.每年發行的貨幣如何進入實體經濟通過什麼途徑呢

社會的總價值再不斷提高，由此導致貨幣的需求量上升，即使社會總價值恆定不變，由於人為或自然損毀，流通中的貨幣也會減少，所以也需要發行貨幣。只要將貨幣的發行量控制在合理范圍內就不會導致通貨膨脹。一般情況下，政府通過轉移支付，勞務，政府采購等進入實體經濟

Ⅲ 幣圈觀點：加密貨幣必須賦能實體經濟才能行穩致遠

幣安趙長鵬：單個實體已經不可能殺死比特幣及其底層的區塊鏈技術。長遠來看加密貨幣無法被壓制，政府不應該將加密貨幣視為威脅。

火星資訊：加密貨幣是一種無法逆轉的趨勢，也會存在巨大的風險。如何通過加密貨幣賦能實體經濟，這是幣圈行業最應當關注的方向。一場結合賦能實體經濟的區塊鏈及加密貨幣技術將會推動產業的重構和發展。

Ⅳ 我國當前經濟調整期如何利用貨幣政策促進經濟穩定增長

第一，打補丁，增強央行針對性流動性投放的反應能力。央行單一的貨幣投放渠道在利率市場化脫媒提速的大背景下，或會導致市場短期的大幅波動。由此，貨幣政策也進入了打補丁的操作方式，主要表現為SLO（短期流動性調節工具）、SLF（常備借貸便利）、定向逆回購和差別准備金動態調整機制。
2013年的SLF操作始於6月，當月余額為4160億元，自2014年1月20日起，人民銀行在北京、江蘇、山東、廣東、河北、山西、浙江、吉林、河南、深圳開展SLF操作試點，由當地人民銀行分支機構向符合條件的中小金融機構提供短期流動性支持，對象包括城市商業銀行、農村商業銀行、農村合作銀行和農村信用社四類中小金融機構；而差別准備金動態調整機制目前還僅限於滿足「三農」信貸需求。預計這種補丁式仍將延續一段時間。

SLF操作的好處是由商業銀行主動發起，央行會對缺乏流動性的商業銀行提供點對點的必要支持，但也會提出相應的整改要求，以加強流動性投放的針對性和有效性，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實現了窗口指導的作用。但需要指出的是，SLF只能作為補充流動性的臨時工具，不能形成人民幣投放的長效機制，同時由於其本身操作的不透明，讓市場難以形成穩定的一致預期。

第二，換目標，價格優先，市場化引導利率走廊。更好的方法也許是給出一段時間內的目標利率水平或者波動區間來穩定市場預期。筆者判斷，央行很有可能把原來注重數量的管理方式，逐步轉換成更為市場化一些的價格管理。但顯然價格和數量這兩個目標不可能同時實現，也就是說如果要維系一個持續的銀行間的價格水平，就必須不斷做無限量的流動性供給或者回收操作。這個價格水平肯定是一個范圍，突破這個走廊，就進行相應的貨幣投放或者回收。而貨幣政策的松緊就由這個走廊相對上一個階段的高低來判斷。
這似乎同頂層決策者一直強調的所謂「上下限管理」理念是兼容的，在那裡「上限」是防止通貨膨脹，「下限」就是穩增長、保就業。而對應到資金價格水平，上限是不能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也不要危及實體經濟的弱復甦；下限則要增加套利成本，避免誘惑投資機構強化期限錯配而不斷提高杠桿率。考慮到利率市場化的遠景，盡快轉向價格目標－－SHIBOR、貸款基礎利率和國債收益率，也有助於未來基準利率體系的培育，即構造中國的利率期限結構和利率風險結構，預期這些改革在今年都會逐漸加快步伐。

第三，主動轉換貨幣供給機制，參與貨幣競爭，布局謀篇。最新的貨幣政策執行報告顯示，在貨幣投放機制清單中，央行已將准備金列入第二順序上的備選項。筆者的理解是，因為中國的基礎貨幣投放基本都是來自於外匯占款，盡管現在並沒有看到外匯占款的系統性下降，但是沒有人敢拍胸脯說，到今年年底QE正式全部退出，美聯儲資產負債表絕對下降（也可能提前加息）的時候，還能保證沒有資金流出。一旦出現基礎貨幣不能充分供應的情況，就只有靠提高貨幣乘數（降低法定準備金率）來釋放廣義流動性。
從這個角度來看，QE的退出也未必完全是件壞事，如果外匯占款真的逐漸枯竭，那麼中國貨幣投放機制必然面臨轉型，這就從「打補丁」走到了「換系統」。如果「降准+組合央票操作」成為央行的常規選擇，以形成能夠產生市場一致預期的可持續的流動性投放新機制，中國貨幣政策的主動性就會顯著增強。難點在於市場總覺得准備金率的調整意味著明顯的貨幣政策轉向，但這是一個固化的偏見。

同時，在利率市場化不斷推進的大背景下，也要求法定存款准備金率回歸常態，通過可能即將擴容的國債規模，來主動化貨幣調節能力，切斷對外匯占款的依賴性。並不斷教育市場中國貨幣供給的獨特性，在進一步消化外匯儲備的同時，構建離岸蓄水池，輸出人民幣。這是對目前依舊如火如荼的高烈度貨幣競爭的正面回應。

只有在貨幣發行上甩開美元，更新系統後，才能加速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無需諱言，這是一個此消彼長的零和博弈。人民幣以生產型國家的代表性貨幣上位是國際貨幣體系未來走向穩定、均衡和公正的唯一解。必須抓住這個窗口期機會，努力爭取輸出貨幣，並使得人民幣最終成為儲備貨幣的一員，這不僅可以壓制濫發的儲備貨幣，還有利於中國獲取國際資源的定價權和鑄幣稅。

第四，匯率與利率政策協調，謀求內外均衡。大型經濟體通常應該放開匯率，優先國內政策目標，讓利率目標獲得政策自由。適當地壓制內部的利率、放開外部的匯率，也會減緩套利資本的大幅進出。最近的熱點是人民幣匯率的連續大幅貶值，這並不一定代表資本大量從中國流出，從走勢上看，這一次央行主動引導貶值的跡象比較明顯，中間價在貶值而離岸價格一開始還在升值。可對比的是2013年6月份（QE退出強烈預期），國內利率快速上行時，離岸人民幣對美元大幅貶值，但在岸的人民幣中間價仍在繼續升值。結合1月份超預期的外貿和外匯占款數據，因此央行有意對人民幣匯率進行階段性修正的跡象較為明顯。
當局的主要政策意圖可能是打破人民幣2005年以來形成的單邊升值預期，對市場進行風險警示，進而抑制跨境利率匯率套利，即套息交易。目前的市場情況下，人民幣貶值效應將產生疊加效應，使匯率收益由正轉負，人民幣貶值2%-2.5%將使企業的套利收益付之東流。預計短期人民幣中間價可能在6.10-6.20之間波動，NDF可能會在預期扭轉下波動區間擴大到6.40甚至以上。當然央行的核心目的可能應該還是為即將擴大的人民幣匯率波動區間做熱身（預期二季度就可能會擴大到4%的幅度），未來三個月人民幣匯率或維持寬幅震盪。這會明顯加大套利交易的難度，並贏得一定的主動性。

第五，守住底線，強化溝通。底線思維很重要，必須要考慮到最壞的場景來布置壓力測試。2014很可能成為最驚險的一年，筆者聞到了霧霾空氣中一絲危險的味道，今年一開年就到處紅燈頻閃。如果三大風險碰頭──即房地產泡沫破裂（杭州、常州的房產價格下跌警告），地方融資平台違約（無法出售土地融資），那麼就會產生大量的壞賬，並直接摧毀掉銀行體系（當然首當其沖的是影子銀行，例如各種涉礦、涉地產信託一再出現的違約警告）。不幸的是，這三個風險往往高度關聯，因而是會系統性的同時爆發。再考慮到今年的全球流動性格局，這往往還會導致資本外逃和本幣價格的持續性貶值（人民幣的連續大幅貶值搞不好可能會弄巧成拙）這四者疊加就必然是全面混亂的硬著陸。拒絕四者碰頭和共振，這就是底線。
當然，貨幣當局最好是通過開放性的機制和人事安排來加強與市場的有效溝通，例如銀行間市場上流傳的一個吐槽就是，去年6月央行和市場機構深深對視了幾天，覺得對方都真正懂得了自己，但實際情況是，接下來的半年中大家反而誤會更深。政策的不透明和市場的超調反應歷來就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對於本來就容易神神叨叨的金融市場而言，前瞻的預期管理和即時溝通非常重要，這對全球貨幣當局來說亦是一個一貫的難題。

Ⅳ 金融如何支持實體經濟發展

隨著實體經濟的不斷發展，居民儲蓄的不斷上升會限制生產投資的增長，使許多生產過程因缺乏投資被困在沒有經濟效益的規模上。虛擬經濟則可以其流動性和高獲利性吸引大量暫時閑置和零散的資本投入到股票、債券和金融衍生品等虛擬資本上，全社會的沉澱資本就由此投入到實體經濟中滿足實體經濟發展過程的資金需要。如銀行系統通過儲蓄存款將社會上的閑散資金集中起來，由貸款、投資等方式讓企業在證券市場上通過發行股票、債券、票據、可轉換債券等金融工具吸收社會閑散資金，滿足其進一步發展之需。由於金融市場上融資渠道的拓寬、融資技術的提高、融資成本的下降，使儲蓄轉化為投資的渠道更通暢、更便捷，為實體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融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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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 國常會：加大金融支持實體經濟力度，需要從哪些方面著手

需要給予實體行業一定的經濟補助、提高消費者的購買欲、引進更多投資商、針對消費者出台優惠政策、聯合實體行業促銷等。

Ⅶ 如何解讀最近都在討論「扶持實體經濟發展」

眾所周知，對實體經濟的支持主要是靠央行的貨幣政策和財政部門的優惠財稅政策共同產生協同效應的結果。而目前在我國，央行與財政的協同效應沒有完全發揮好，表現在我國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在扶持實體經濟發展的均衡點一直沒有找到，在實施或落實支持實體經濟政策上出現的「多龍治水」格局一直沒有被打破，政策權力分散化傾向明顯，難以形成統一的合力，政策效力甚至出現相互抵消局面，大大削弱了對實體經濟的支持能力。
而且更讓人不理解的是，這種現象不是現在才發生的，以前一直存在；這個問題若得不到有效解決，確實會對扶持實體經濟發展的整體政策效力帶來不利影響，這個問題應引起國務院的高度重視，也確實該對導致互懟的原因進行認真反思的時候了。
而且還要看到，盡管兩者之爭最突出表現是如何為搞好實體經濟提供更好的政策支持上，央行是釋放流動性通過增加信貸供給、降低貸款利率、減輕實體經濟成本來支持實體經濟發展；財政部門是將國務院相關財稅優惠政策落實到位，擴大優惠稅減免范圍、並將營改增試點向全國推廣等，讓實體經濟直接減輕稅費負擔，以便輕裝上陣，減輕經營負擔和壓力。
可見，兩者的目的都是讓實體經濟享受到「陽光雨露」，為破解實體經濟融資難、融資貴創造條件，讓實體經濟真正走出經營困境，恢復生機和活力，兩者的本意是好的，都是無可厚非的。
事實上兩部門也是這么做的， 央行近年來為緩解實體經濟融資困局，在貨幣政府操作上確實殫精竭慮，把貨幣政策工具運用發揮到了極致的水平，多次降准降息，還有逆回購操作、短期便利借貸等的使用，對支持實體經濟發揮了重要作用。而財政部門近年也不斷擴大小額納稅人的免徵范圍，提高納稅起征點，推廣營改增全面試點，以及最近國務院出台的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五項措施，將破解實體經濟融資困局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Ⅷ 貨幣如何影響經濟體系

貨幣究竟如何影響經濟？這是經濟學最古老、最持久、最重要的問題之一。經過數百年的發展，貨幣金融理論經歷了從貨幣中性理論到貨幣經濟理論的演變過程，經濟理論也經歷了從實物經濟理論到貨幣經濟理論的演變過程。今天，已經很少有人離開經濟談貨幣或離開貨幣談經濟了。

早期學者(他們被凱恩斯歸入「古典學派」)強調貨幣的中性性質。他們認為，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能確保經濟平穩運行，貨幣不過是覆蓋於實物經濟之上的一層「面紗」，並不影響就業、產出等實際變數，貨幣經濟與實物經濟毫無二致。他們因而採取「二分法」(dichotomy)，將貨幣理論與經濟理論截然分開，認為任何積極的貨幣管理都是多餘的，甚至是有害的；貨幣管理的任務只在於控制貨幣數量，穩定物價水平，維持貨幣的購買力。「古典學派」的這一思想是以「薩伊定律」和瓦爾拉斯一般均衡理論為基礎的。根據「薩伊定律」，供給能自創需求，而貨幣僅有便利交易的功能。從穆勒父子、大衛·李嘉圖等「古典學派」經濟學家的理論中，都能看到「薩伊定律」的影子。如詹姆斯·穆勒認為，當一個人生產的任何一種商品多於他本人的需要時，這就只能表明他打算要某些其他商品。約翰·穆勒認為，所有賣者都必然是買者。李嘉圖認為，任何一個佔有商品的人都必然是一個需求者。根據瓦爾拉斯一般均衡理論，如果一種商品出現超額供給，其他商品必然出現超額需求，並且這種暫時的不均衡將通過自發的價格調整迅速消除；貨幣不過是一種特殊的商品，其實是多餘的。

傳統貨幣數量說，如費雪方程式MV=PT，將「古典學派」的貨幣中性思想公式化了。費雪認為，在長期中，貨幣流通速度(V)與商品交易量(T)都不受流通中貨幣量(M)變動的影響。因此，物價水平(P)的變動與貨幣量(M)的變動成正比；貨幣數量增減不改變商品間的相對價格，也不對生產和就業產生任何影響。

上述認識是片面的，它僅僅看到了貨幣的交易媒介職能，而未考慮其價值儲藏職能(貨幣的這一重要職能使賣者可以不是買者，所以只有在貨幣經濟的條件下，才有可能出現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也忽視了貨幣在媒介資本轉移、實現儲蓄配置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何況貨幣流通速度也非一成不變，貨幣與物價的關系就更不是一一對應了。同時，「古典學派」貨幣中性論的理論基礎(「薩伊定律」與一般均衡理論)也都忽略了貨幣經濟的重要特徵(貨幣購買商品，商品購買貨幣，但商品並不購買商品)，所以才將貨幣經濟等同於實物經濟。當然，他們的錯誤不只緣於認識的片面，還與時代局限有關。當時的貨幣金融不發達，貨幣與經濟不像現在這樣須臾不可分離，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人們對貨幣與經濟的關系的理解。

瑞典學派經濟學創始人魏克賽爾，首先拋棄了「二分法」、「貨幣面紗觀」與「貨幣中性論」，而將貨幣理論與經濟理論合二為一，從而開創了貨幣經濟理論。他看到了貨幣利率與自然利率相一致或相背離對經濟的作用機理，指出政府有必要採取一定的貨幣政策，使貨幣利率與自然利率保持一致，以消除貨幣對經濟的不利影響。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承襲其主張，於1930年出版《貨幣論》，將魏克賽爾貨幣經濟理論公式化，更於1936年撰著《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著重論述貨幣管理對解決失業問題的積極作用。他認為，貨幣供求決定利率，利率決定投資，並通過乘數效應成倍作用於就業和國民收入。他的這一邏輯從其書名就可見一斑。於是，「通過凱恩斯的理論，貨幣理論從價格水平的理論轉變為整個產出與就業的預期理論」。當代西方宏觀經濟理論正是沿著凱恩斯開辟的這條道路發展起來的。魏克賽爾與凱恩斯可謂貨幣金融理論史上的里程碑式人物。前者是貨幣經濟理論的開創者，後者則將貨幣因素融入其整個經濟理論體系中，並提出了具有重大實際意義的政策主張，從而使貨幣經濟理論深入人心。

「大蕭條」是20世紀資本主義經歷的最大經濟危機。1929～1933年，美國實際國民生產總值下降30%，物價下降33%，失業率上升到25%的最高值，工業產出下降37%。四年間，貨幣存量下降33%，流通速度下降近1/3，每年有近9%的銀行倒閉。到1933年底，倒閉的銀行大約為1929年銀行數的一半。「大蕭條」以悲劇性的方式宣告了古典「二分法」的破產，並使凱恩斯理論及政策主張廣泛傳播。由於凱恩斯的思想源於魏克賽爾，因此可以說，當代許多宏觀調控政策及其理論支撐，可追溯至100多年前。這就是理論的價值和意義。

1959年，格利和肖出版了《金融理論中的貨幣》，提出「金融中介機構的機能學說」。該學說是對魏克賽爾與凱恩斯貨幣經濟理論的發展。它既分析了貨幣，又分析了其他金融資產；既分析了銀行，又分析了非銀行金融機構；既是貨幣經濟理論，又是金融經濟理論。因而，該學說是在貨幣金融新發展的歷史條件下，對貨幣、金融與經濟關系的更深刻的認識。

但是從20世紀50年代後期起，西方國家普遍發生了通貨膨脹，有的還出現滯脹。凱恩斯主義的影響日漸式微，格利和肖的學說也因此未得到足夠重視。而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學派，乘機祭起反對凱恩斯主義的大旗。他們在承認短期內貨幣影響實體經濟的同時，認為長期中貨幣存量的變化只會引起物價水平變動(與傳統貨幣數量論不同，他們認為貨幣存量變動與物價變動不一定存在精確比例關系)，又回到貨幣中性論的老路上去了。更有甚者，形成於20世紀70年代的理性預期學派認為，貨幣不僅在長期中，而且在短期內也是中性的。上述兩派的理論統稱為市場出清的貨幣意外模型。即在市場出清的假設下，如果沒有貨幣幻覺效應(如果僅僅是名義變數的變動引起了一個人按實際項目計算的需求或供給變動，那麼他就出現了貨幣幻覺)，貨幣就不會影響就業和產出；而貨幣幻覺效應的有無，又取決於公眾預期強度(理性預期的強度最高)。也許是受到理性預期學派影響，20世紀80年代初出現的「真實經濟周期理論」甚至認為，經濟增長與波動完全取決於實際變數，與貨幣無關。值得一提的是，理性預期理論還是金融市場「有效市場假說」的基礎。後者提出「市場效率論」，豎起一道金融市場與金融中介自身約束的「煙幕障」，讓人們相信金融創新有百利而無一害。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2008年9月，擁有150多年歷史的著名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倒閉，次貸危機全面爆發，引發了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與「大蕭條」一樣，這次危機也是一次對既有理論的巨型而真實的「社會實驗」。兩次「社會實驗」表明，「大蕭條」源於人們未能正確理解貨幣金融與經濟的關系，這次危機同樣源於人們對此問題的認識偏差。正是以「有效市場假說」等理論為支撐，華爾街才得以製造出復雜艱深的次貸衍生品，進而誘發了這次全球金融危機。隨著「有效市場假說」遭遇「滑鐵盧」，其提出者尤金·法瑪，這位一直以來呼聲很高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候選人，也因此在2008年和2009年兩度與諾獎失之交臂。

這次全球金融危機也提醒經濟學界，必須更廣泛更深入地研究貨幣金融與經濟的關系。過去幾十年的某些理論觀點，可能低估了貨幣金融因素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實際上，「金融中介機構的機能學說」的代表人物之一的格利，在50年前就說過：金融世界的廣闊，使許多將自己束縛於這個世界一隅的貨幣理論家和決策者感到渾身不自在。而該學說的政策主張，包括對銀行資產投資實行更嚴格的控制、強化對銀行的檢查程序、將貨幣控制范圍擴大到非銀行金融機構等，都成了本輪危機的現實救助手段。經歷過此次全球金融危機並渴望獲得理論解釋的人們，如果讀到該學說，是否會感嘆「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呢？

梳理西方貨幣金融學說的數百年歷史，從中可以看到，相關學說如同鍾擺一樣，始終圍繞「貨幣是否中性」的問題來回搖擺。理論的紛爭，既來自研究者的假設條件和研究方法的差異，又源於研究者各自不同的價值觀和信仰。可以斷言，爭論還會繼續，但真理將越辯越明，實踐會對理論作出選擇。「大蕭條」讓人們選擇了貨幣經濟理論，這次全球金融危機又讓我們看到了金融對經濟的深刻影響和持續效應，真所謂「理論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樹常青」。

回望貨幣金融理論發展史，留下的是先賢學者對貨幣金融與經濟關系不斷深化認識的曲折足跡。孰是孰非，唯有讓時間來證明。時間也能讓後人的探索與前人的「足跡」遙相呼應。時間還能讓人感慨：前人的一些認識，有的在今天看來是如此膚淺而讓人忍俊不禁，有的卻是那麼深刻而富有遠見。或許現在，由於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我們對曾經讓人興奮不已、眼花繚亂的金融創新感到困惑與迷茫，甚至從盲目迷信轉為避之不及，但展望未來，可能在短短數年後，我們又會對金融與經濟的關系產生更深刻的理解。理論總是在反復曲折中螺旋前行，並日益彰顯其現實價值和指導意義。

Ⅸ 央行：下一階段保持貨幣政策穩定性 聚焦支持實體經濟

8月9日，中國人民銀行公布了2021年第二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明確了下一階段貨幣政策的主要思路。
據觀點地產新媒體獲悉，央行表示，要統籌今明兩年宏觀政策銜接，保持貨幣政策穩定性，增強前瞻性、有效性，堅決不搞「大水漫灌」，繼續聚焦支持實體經濟，助力中小企業和困難行業持續恢復，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確保「十四五」開好局、起好步，推動經濟行穩致遠。
針對下一階段，報告提出，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精準、合理適度，穩字當頭，堅持實施正常的貨幣政策，搞好跨周期政策設計，增強宏觀政策自主性，根據國內經濟形勢和物價走勢把握好政策力度和節奏，處理好經濟發展和防範風險的關系，維護經濟大局總體平穩，增強經濟發展韌性。
建設現代中央銀行制度，健全現代貨幣政策框架，完善貨幣供應調控機制，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保持貨幣供應量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同名義經濟增速基本匹配，保持宏觀杠桿率基本穩定。
此外，要密切跟蹤研判物價走勢，穩定社會預期，保持物價水平總體穩定；深化匯率市場化改革，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穩定市場預期，加強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引導企業和金融機構堅持「風險中性」理念，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健全金融風險預防、預警、處置、問責制度體系，構建防範化解金融風險長效機制，分類施策補充中小銀行資本，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具體放哪包括：一是保持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完善貨幣供應調控機制，健全中央銀行調節銀行貨幣創造的流動性、資本和利率約束的長效機制，管好貨幣總閘門，保持貨幣供應量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同名義經濟增速基本匹配，保持宏觀杠桿率基本穩定。
二是繼續落實和發揮好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的牽引帶動作用,運用好碳減排支持工具推動綠色低碳發展。保持再貸款、再貼現政策穩定性，實施好兩項直達實體經濟貨幣政策工具的延期工作，繼續對涉農、小微企業、民營企業提供普惠性、持續性的資金支持。
三是構建金融有效支持實體經濟的體制機制。統籌推進普惠金融、綠色金融、科創金融、供應鏈金融等融合發展，完善金融支持科技創新體系，促進實現金融與科技、產業良性循環。
四是深化利率、匯率市場化改革，暢通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健全市場化利率形成和傳導機制，持續釋放LPR改革潛力，完善中央銀行政策利率體系，暢通利率傳導渠道，推動實際貸款利率進一步降低。
五是加強金融市場基礎制度建設，服務實體經濟，防範市場風險。堅持防風險與促發展並重，持續推動債券市場高質量發展。加強債券市場法制建設，壓實中介機構職責，落實公司信用類債券信息披露要求，完善信用評級制度。堅持市場化法治化原則，持續落實債券違約處置機制建設各項成果，堅決打擊各類逃廢債。繼續加強資本市場基礎制度建設，更好保護投資者利益，促進資本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六是進一步推進金融機構改革，不斷完善公司治理，優化金融供給。堅持以強化公司治理為核心，深化大型商業銀行改革，建立中國特色現代金融企業制度。
七是健全金融風險預防、預警、處置、問責制度體系，構建防範化解金融風險長效機制。密切監測、重點排查重點領域風險點，抓緊補齊監管制度短板，加快完善現代金融監管體系，加強監管協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