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為什麼出現貨幣
A. 揭秘 為什麼古雅典銀幣動輒上萬
德拉克馬，希臘語為「τετράδραχμον」，英語譯作「Tetradrachm」。公元前5世紀，雅典生產了大量的4德拉克馬銀幣，其正面為雅典的守護女神雅典娜；背面為橄欖枝和雅典娜的守護鳥貓頭鷹，右側幣文為地名「雅典」（AΘE）。據現存歷史文獻和古礦場遺留下來的證據，今人可確定這些銀幣的用料來自雅典附近的Laurium銀礦，在巔峰時期（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年），該地年產白銀可達100萬盎司。
德拉克馬銀幣並不僅限阿提卡地區流通，實際上它也用於國際貿易，為無數的貨幣樹立了典範，因此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
B. 雅典最初的四個部落
雅典國家的產生
作者 恩格斯
國家怎樣靠部分地改造氏族制度的機關，部分地用設置新機關來排擠掉它們，並且最後全部以真正的國家機關來取代它們而發展起來；同時受這些國家機關支配的，因而也可以被用來反對人民的，武裝的「公共權力」，又怎樣代替了氏族、胞族和部落中自己保衛自己的真正的「武裝的人民」——關於這一切，至少是它的初始階段，再好莫過於從古雅典來加以研究，各種形式的更替，基本上已由摩爾根描繪出來了；我所要補充的，多半是引起這種形式更替的經濟內容。
在英雄時代，雅典人的四個部落，還分居在阿提卡的各個地區；甚至組成這四個部落的十二個胞族，看來也還有自己單獨的居住地，即凱克羅普斯的十二個城市。制度也是英雄時代的制度：人民大會，人民議事會和巴賽勒斯。從有成文歷史的時候起，土地已被分割而成了私有財產，這種情形正是和野蠻時代高級階段末期已經比較發達的商品生產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商品交易相符合的。除了穀物以外，還生產葡萄酒和植物油；愛琴海的海上貿易，逐漸脫離腓尼基人的控制而大半落於阿提卡居民之手。由於地產的買賣，由於農業和手工業、商業和航海業之間的分工的進一步發展，氏族、胞族和部落的成員，很快就都雜居起來；在胞族和部落的地區內，移來了這樣的居民，他們雖然也是本民族的同胞，但並不屬於這些團體，因而他們在自己的居住地上被看作外人。在和平時期，每一個胞族和每一個部落都是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務，也不向雅典的人民議事會或巴賽勒斯請示。但是那些住在胞族或部落的地區內而不屬於這個胞族或部落的人，自然是不能參與這種管理的。
這就擾亂了氏族制度機關的正常活動，以致在英雄時代就需要設法補救。於是實行了據說是提修斯所規定的制度。這一改變首先在於，在雅典設立了一個中央管理機關，就是說，以前由各部落獨立處理的一部分事務，被宣布為共同的事務，而移交給設在雅典的共同的議事會管轄了。由於這一點，雅典人比美洲任何土著民族都前進了一步：相鄰的各部落的單純的聯盟，已經由這些部落融合為單一的民族[Volk]所代替了。於是就產生了凌駕於各個部落和氏族的法的習慣之上的雅典普遍適用的民族法[Volksrecht]；只要是雅典的公民，即使在非自己部落的地區，也取得了確定的權利和新的法律保護。但這樣一來就跨出了摧毀氏族制度的第一步，因為這是後來容許不屬於全阿提卡任何部落並且始終都完全處於雅典氏族制度以外的人也成為公民的第一步。據說是提修斯所規定的第二個制度，就是把全體人民，不問氏族、胞族或部落，一概分為Eupatriden即貴族、Geomoren即農民和Demiurgen即手工業者三個階級，並賦予貴族以擔任公職的獨占權。不過這一劃分，除了由貴族擔任公職以外，並沒有起什麼作用，因為除此以外，它並沒有規定各個階級之間的任何權利上的差別。但它有著重大的意義，因為它向我們展示了新的、悄悄發展起來的社會要素。它表明，由一定家庭的成員擔任氏族公職的習慣，已經變為這些家庭擔任公職的無可爭辯的權利；這些因擁有財富而本來就有勢力的家庭，開始在自己的氏族之外聯合成一種獨特的特權階級；而剛剛萌芽的國家，也就使這種霸佔行為神聖化。其次，它表明，農民和手工業者之間的分工已經如此牢固，以致以前氏族和部落的劃分在社會意義方面已不是最重要的。最後，它宣告了氏族社會和國家之間的不可調和的對立；建立國家的最初企圖，就在於破壞氏族的聯系，其辦法就是把每一氏族的成員分為特權者和非特權者，把非特權者又按照他們的職業分為兩個階級，從而使之互相對立起來。
以後的雅典政治史，直到梭倫時代，知道得很不完全。巴賽勒斯一職已經廢除；國家首腦人物已由貴族中所選出的執政官來充任。貴族的統治日益加強，到了公元前600年左右，已經變得令人不能忍受了。這時，貨幣和高利貸已成為壓制人民自由的主要手段。貴族們的主要居住地是雅典及其近郊，在那裡，海上貿易以及附帶的有時仍然進行的海上掠奪，使貴族們發財致富，並使貨幣財富集中在他們手中。由此而日益發達的貨幣經濟，就像腐蝕性的酸類一樣，滲入了農村公社的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傳統的生活方式。氏族制度同貨幣經濟絕對不能相容；阿提卡小農的破產是與保護他們的舊的氏族聯系的鬆弛同時發生的。債務契約和土地抵押（雅典人已經發明了抵押辦法）既不理會氏族，也不理會胞族。而舊的氏族制度既不知有貨幣，也不知有貸款，更不知有貨幣債務。因此，貴族的日益擴展的貨幣統治，為了保護債權人對付債務人，為了使貨幣所有者對小農的剝削神聖化，也造成了一種新的習慣法。在阿提卡的田地上到處都豎立著抵押柱，上面寫著這塊地已經以多少錢抵押給某某人了。沒有豎這種柱子的田地，大半都因未按期付還押款或利息而出售，歸貴族高利貸者所有了；農民只要被允許作佃戶租種原地，能得自己勞動生產品的六分之一以維持生活，把其餘六分之五作為地租交給新主人，那他就謝天謝地了。不僅如此，如果出賣土地所得的錢不夠還債，或者債務沒有抵押保證，那麼債務人便不得不把自己的子女出賣到國外去做奴隸，以償還債務。父親出賣子女——這就是父權制和專偶制的第一個果實！要是吸血鬼還不滿足，那麼他可以把債務人本身賣為奴隸。雅典人民的文明時代的歡樂的曙光，就是如此。
以前，當人民的生活條件和氏族制度還相適應時，這樣的變革是不可能的：但是現在這一變革發生了，人們不知道它是怎樣發生的。我們暫且回轉來看一下易洛魁人吧。這時強加在雅典人身上而他們可以說並未參與策劃並且又確乎違反他們意志的狀況，在易洛魁人中間是不能想像的。在易洛魁人那裡，年年不變的生產生活資料的方式，決不會產生這種彷彿從外面強加的沖突，這種富人與窮人、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之間的對立。易洛魁人離支配自然的地步還遠得很，但是在他們能起作用的自然界限以內，他們是支配著自己的生產的。除開他們的小小園圃的歉收，他們的河流湖伯內的魚類的罄竭以及森林中獵物的絕跡以外，他們知道他們獲取生活資料的方式會產生什麼結果。所必然產生的結果是生活資料，盡管有時少，有時多；但是決不會產生那種無意中產生的社會變革，氏族聯系的破裂，或同氏族人和同部落人分裂為互相鬥爭的對立階級。生產是在極狹隘的范圍內進行的，但生產品完全由生產者支配。這是野蠻時代的生產的巨大優越性，這一優越性隨著文明時代的到來便喪失了。奪回這一優越性，但是以今日人類所獲得的對自然的有力支配以及今日已有可能的自由聯合為基礎，這將是下幾代人的任務。
希臘人的情形就不同了。業已出現的對畜群和奢侈品的私人佔有，引起了單個人之間的交換，使產品變成了商品。這就包含著隨之而來的全部變革的萌芽。當生產者不再直接消費自己的產品，而是通過交換把它轉讓出去的時候，他們就失去了對自己的產品的支配權力。他們已不再知道產品的結局如何，於是產品有那麼一天被用來反對生產者、剝削和壓迫生產者的可能性便產生了。因此，不論哪一個社會，只要它不消滅單個人之間的交換，它便不能長久保持對它自己的生產的支配，不能長久保持對自己生產過程的社會效果的控制。
然而，產品是怎樣在單個人之間的交換發生以後以及隨著產品變成商品而迅速地支配了它的生產者的——這一點雅典人不得不親自來體驗了。隨著商品生產，出現了個人單獨經營的土地耕作，以後不久又出現了個人的土地所有制。隨後就出現了貨幣，即其餘一切商品都可以和它交換的普遍商品。但是當人們發明貨幣的時候，他們並沒有想到，這樣一來他們就創造了一種新的社會力量，一種整個社會都要向它屈膝的普遍力量。這種未經它自身創造者的預知並違反其意志而突然崛起的新力量，就以其全部青春時代的粗暴性使雅典人感受到它的支配了。
怎麼辦呢？古老的氏族制度，不僅無力反對貨幣的勝利進軍，而且它也絕對沒有辦法能在自己的結構內部給貨幣、債權人、債務人以及逼債等找到立足之地。但是新的社會力量已經存在；挽回舊的美好時光的虔誠願望和渴望，都沒有能再把貨幣和高利貸從世界上消除。而且，在氏族制度中已經打開了一系列其他的次要缺口。在全部阿提卡境內，特別是在雅典城本身，各氏族和胞族的成員相互雜居，已經一代比一代厲害了，盡管這時雅典人仍然只能把土地而不能把自己的住宅賣給本氏族以外的人。隨著工業和交換的進一步發展，各種生產部門——農業、手工業（在手工業內又有無數行業）、商業、航海業等——之間的分工日益充分地發展起來；居民現在依其職業分成了相當穩定的集團；其中每個集團都有好多新的共同的利益，這種利益在氏族或胞族內是沒有存在的餘地的，因而就需要創設新的公職來處理這種利益。奴隸的數量已經大大增加，那個時候肯定就已經遠遠超過自由的雅典人的數量；氏族制度最初並沒有奴隸制，因而也就沒有控制這大批非自由人的手段。最後，貿易把許多外地人吸引到雅典來，這些外地人是為了易於賺錢而定居這里的；按照舊制度，他們既沒有權利，也不受法律保護，所以盡管有傳統的容忍精神，他們仍然是人民中間令人不安的異己分子。
一句話，氏族制度已經走到了盡頭。社會一天天成長，越來越超出氏族制度的范圍；即使是最嚴重的壞事在它眼前發生，它也既不能阻止，又不能鏟除了。但在這時，國家已經不知不覺地發展起來。最初在城市和鄉村間，然後在各種城市勞動部門間實行的分工所造成的新集團，創立了新的機關以保護自己的利益；各種公職都設置起來了。這時，年輕的國家首先就需要一支自己的軍事力量，而在操航海業的雅典人中間，起初只能是一支海上的軍事力量，用以進行個別的小規模戰爭和保護商船。在梭倫以前的一個不能確知的時期，設置了諾克拉里，即小規模的區，每個部落設十二個；每一諾克拉里必須提供一隻戰船，配備上武器和船員，此外，還要提供兩個騎士。這個設拖對氏族制度起了雙重的破壞作用；第一，它造成了一種已不再直接等同於武裝起來的全體人民的公共權力；第二，它第一次不依親屬集團而依共同居住地區為了公共目的來劃分人民。這有什麼意義，可以從下面看出來。
既然氏族制度對於被剝削的人民不能有任何幫助，於是就只有期望正在產生的國家。而國家也確實以梭倫制度的形式給予了這種幫助，同時它又靠犧牲舊制度來增強自己。梭倫揭開了一系列所謂政治革命，而且是以侵犯所有制來揭開的，至於他在公元前594年實現改革的方式，我們在這里可以不談。迄今的一切革命，都是為了保護一種所有制以反對另一種所有制的革命。它們如果不侵犯另一種所有制，便不能保護這一種所有制。在法國大革命時期，是犧牲封建的所有制以拯救資產階級的所有制；在梭倫所進行的革命中，應當是損害債權人的財產以保護債務人的財產。債務簡單地被宣布無效了。詳情我們雖然不大清楚，但是梭倫在他的詩中自誇說，他清除了負債土地上的抵押柱，使那些因債務而被出賣和逃亡到海外的人都重返家園。這只有通過公開侵犯財產所有權才能做到。的確，一切所謂政治革命，從頭一個起到未一個止，都是為了保護一種財產而實行的，都是通過沒收（或者也叫作盜竊）另一種財產而進行的。所以毫無疑問，2500年來私有財產之所以能保存下來，只是由於侵犯了財產所有權的緣故。
但現在必須防止這種使自由的雅典人變為奴隸的情形重演。這一點，首先是通過普遍實行的措施而做到的，例如禁止締結以債務人的人身作抵押的債務契約。此外，又規定了個人所能佔有的地產的最大數額，以便至少把貴族對於農民土地的無限貪欲限制一下。然後又對制度本身作了修改；對我們說來，最重要的有以下幾點：
議事會規定由400人組成，每一部落為100人；因此在這里，部落依然是基礎。不過這是新的國家組織從舊制度中接受下來的唯一方面。至於其他方面，梭倫把公民按照他們的地產和收入分為四個階級；500、300及150袋穀物（1袋約等於41公升），為前三個階級的最低限度的收入額；地產少於此數或完全沒有地產的人，則屬於第四階級。一切公職只有三個上等階級的人才能擔任；最高的公職只有第一階級的人才能擔任；第四階級只有在人民大會上發言和投票的權利，但是，一切官吏都是在這里選出的，一切官吏都要在這里報告自己的工作；一切法律都是在這里制定的；而第四階級在這里佔多數。貴族的特權，部分地以財富特權的形式得到更新；但人民卻保留有決定的權力。此外，四個階級都是新的軍隊組織的基礎。前兩個階級提供騎兵，第三階級提供重裝步兵，第四階級提供不穿甲胄的輕裝步兵或在海軍中服務，大概還領薪餉。
這樣，在制度中便加入了一個全新的因素——私有財產。公民的權利和義務，是按照他們的地產的多寡來規定的，於是，隨著有產階級日益獲得勢力，舊的血緣親屬團體也就日益遭到排斥；氏族制度遭到了新的失敗。
然而，按照財產來規定政治權利，並不是國家不可缺少的辦法。雖然這種辦法在國家制度史上起過很大的作用，但是許多國家，而且恰好是最發達的國家，都是不需要它的。即使在雅典，它也只起了暫時的作用；從亞里斯泰迪茲的時候起，一切公職對每個公民都是開放的。
其後80年間，雅典社會就逐漸採取了一個它在以後數百年中都遵循著的發展方向。在梭倫以前的時代盛行的農村高利貸，以及地產的無限制的集中，都受到了節制。商業以及靠奴隸勞動日益大規模發展起來的手工業和工藝，都成了流行的職業。人們也比較開通了。舊時殘酷剝削自己司胞的方法，已經棄而不用，如今主要是剝削奴隸和雅典以外的買主了。動產，即由貨幣、奴隸以及商船構成的財富，日益增加，但是，這時它已經不是單單用作購置地產的手段，像在眼光狹小的最初時期那樣，——它已經變成目的本身了。結果，一方面形成了新階級即從事工商業的富人對舊的貴族權力的勝利競爭，而另一方面，也使舊的氏族制度的殘余失去了它的最後地盤。現在氏族、胞族和部落的成員遍布於全阿提卡並完全雜居在一起，因此，氏族、胞族和部落已不適宜於作為政治集團了；大量的雅典公民不屬於任何氏族；他們是移民，他們雖然取得了公民權，但是井沒有被接納入任何舊的血族團體；此外，還有不斷增加的僅僅被保護的外來的移民。
這時，幫派斗爭在進行著；貴族想奪回他們以前的特權，並在短時期內佔了上風，直到克利斯提尼革命（公元前509年）最終把他們推翻，但與之同時也推翻了氏族制度的最後殘余。
克利斯提尼的新制度撇開了以氏族和胞族為基礎的四個舊部落。代替它們的是一種全新的組織，這種組織是以曾經用諾克拉里試驗過的只依居住地區來劃分公民的辦法為基礎的。有決定意義的已不是血族團體的族籍，而只是常住地區了；現在要加以劃分的，不是人民，而是地區了；居民在政治上已變為地區的簡單的附屬物了。
全阿提卡被劃分成一百個區域，即所謂德莫，分別實行自治。居住在每個德莫內的公民（德莫特），選舉出自己的區長（德馬赫）和司庫、以及審理輕微案件的30個法官。各個德莫同樣也有自己的神廟及守護神或英雄，並選出侍奉他們的祭司。德莫的最高權力，屬於德莫特大會。摩爾根說得對，這是實行自治的美洲市鎮區的一種原型。當時在雅典正在產生的國家藉以開始的單位，正好和現代國家在其最高發展階段上藉以完結的單位相同。
十個這樣的單位，即德莫，構成一個部落，但是這種部落和過去的血族部落不同，現在它被叫作地區部落。地區部落不僅是一種自治的政治組織，而且也是一種軍事組織：它選出一個菲拉爾赫①即部落長，指揮騎兵；一個塔克色阿赫，指揮步兵；一個將軍，統率在部落境內徵召的全體軍人。其次，它提供5艘配有船員和船長的戰船；並且有阿提卡的一位英雄作為自己的守護神，英雄的名字也就是部落的名稱。最後，它選舉50名代表參加雅典議事會。
結果組成了雅典國家，它是由10個部落所選出的500名代表組成的議事會來管理的，最後一級的管理權屬於人民大會，每個雅典公民都可以參加這個大會並享有投票權；此外，有執政官和其他官員掌管各行政部門和司法事務。在雅典沒有總攬執行權力的最高官員。
由於實施這個新制度和容納大量被保護民——一部分是移民，一部分是被釋奴隸，——血族制度的各種機關便受到排擠而不再過問公事；它們下降為私人性質的團體和宗教社團。不過，舊氏族時代的道德影響、傳統的觀點和思想方式，還保存很久，只是逐漸才消亡下去。這一點從下面的一個國家設施中可以看出來。
我們已經看到，國家的本質特徵，是和人民大眾分離的公共權力。雅典在當時只有一支國民軍和一支直接由人民提供的艦隊，它們被用來抵禦外敵和壓制當時已佔人口絕大多數的奴隸。對於公民，這種公共權力起初只不過作為警察而存在，警察和國家一樣古老，所以18世紀的質朴的法國人就不講文明民族而講警察民族（nations policees）①。這樣，雅典人在創立他們國家的同時，也創立了警察，即由步行的和騎馬的弓箭手組成的真正的憲兵隊，或者如德國南部和瑞士所說的Landjager②。不過，這種憲兵隊卻是由奴隸組成的。這種警察職務，在自由的雅典人看來是非常卑賤的，以致他們寧願讓武裝的奴隸逮捕自己，而自己卻不肯去干這種丟臉的工作。這仍是舊的氏族觀念。國家是不能沒有警察的，不過國家還很年輕，還未享有充分的道義上的威望，足以使那種必然要被舊氏族成員視為卑賤的行業受到尊敬。
現在已經大體上形成的國家是多麼適合雅典人的新的社會狀況，這可以從財富、商業和工業的迅速繁榮中得到證明。現在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所賴以建立的階級對立，已經不再是貴族和平民之間的對立，而是奴隸和自由民之間的對立，被保護民和公民之間的對立了。到了雅典全盛時期，自由公民的總數，連婦女和兒童在內，約為9萬人，而男女奴隸為365000人，被保護民——外地人和被釋奴隸為45000人。這樣，每個成年的男性公民至少有18個奴隸和2個以上的被保護民。大量奴隸的存在，是由於許多奴隸在監工的監督下在手工工場，在大房間內一起工作。但是，隨著商業和工業的發展，發生了財富積累和集中於少數人手中以及大批自由公民貧困化的現象；擺在自由公民面前的只有兩條道路：或者從事手工業去跟奴隸勞動競爭，而這被認為是可恥的、卑賤的職業，而且也不會有什麼成效；或者就變成窮光蛋。他們在當時條件下必不可免地走上了後一條道路；由於他們數量很大，於是就把整個雅典國家引向了滅亡。所以，使雅典滅亡的並不是民主制，像歐洲那些討好君主的學究們所斷言的那樣，而是排斥自由公民勞動的奴隸制。
雅典人國家的產生乃是一般國家形成的一種非常典型的例子，一方面，因為它的形成過程非常純粹，沒有受到任何外來的或內部的暴力干涉，——庇西特拉圖的篡位為時很短，並未留下任何痕跡82，——另一方面，因為它使一個具有很高發展形態的國家，民主共和國，直接從氏族社會中產生：最後，因為我們是充分知道這個國家形成的一切重要詳情的。
C. 在古希臘，雅典的「貓頭鷹銀幣」，為何能夠通行於廣大希臘世界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奴隸制和手工業的發展，因為錢幣對於經濟的意義很大，而雅典的“貓頭鷹幣”的價值只有在交易中顯現出來，奴隸制和手工業也就成為“貓頭鷹幣”通行的原因了。
D. 古希臘最早的「錢幣體系」，是如何產生的
古代希臘最早的錢幣，就像亞里士多德描述的那樣，是由稀有金屬製作並帶有權威的圖像在上面來證明它的重量和價值。原則上，幣制可以由一些權威機構頒發，例如神廟、個人、國家或企業，但是在古代，關於錢幣製造的權力到底歸誰則沒有太多爭論。
另外，還有其他收入。除以上3種之外，還包括罰金和富有公民或外邦人的捐贈。在德拉古立法中曾提到，作為議事會或民眾會議員的雅典公民，如不出席會議者，將按照其財產所劃分的登記除以不同程度的罰款。梭倫也賦予400人議事會懲處罪人並處以罰金或判刑的權力，也可任意將罰金收入補償衛城的開支。
米爾提亞戴斯向雅典人要求了70隻船，還有軍隊和金錢，並承諾他們如果追隨他的話會發財致富，雅典人聽從了他的話。他帶著這支軍隊去圍攻帕洛斯，圍城62天之後沒有成功很不光彩的回到了雅典。受到了雅典人的彈劾，人民大會要求將其處死。最後米爾提亞戴斯的朋友不停地敘述他的功績，改變了雅典人的看法，贊成不判他的死刑，但是判處了他50塔蘭特的罰金。
公益捐助制度是古代雅典的城邦制度之一。它要求雅典的富人在某一年裡以貢獻財產以及時間的方式來為城邦服務。公益捐助作為雅典海軍和雅典節日的資金源，對雅典的公共財政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E. 貨幣,商品 和銀行的產生順序
貨幣制度是國家用法律規定的貨幣流通的結構和組織形式。
一開始資本主義國家使用的是銀單本位制，這種貨幣制度滿足了當時商品經濟並不很發達的社會的需要。最早的銀行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巴比倫，那時的寺廟就已有經營保管金銀、發放貸款、收取利息的活動。在公元前500年的希臘，公元前400年的雅典和公元前200年的羅馬帝國，都可以找到原始銀行的雛形。
近代銀行起源於中世紀的歐洲，主要出現在當時的世界商業中心義大利的威尼斯、熱那亞等城市。
F. 希臘為什麼會有擠兌情況產生
2012年5月希臘組織聯合政府失敗令它退出歐元區的風險攀升，希臘人擔心該國脫離歐元區後採用的新貨幣會沒人要，紛紛到銀行去提領存款，銀行開始出現擠兌現象。
2015年7月9日，希臘雅典，希臘債務危機深化，民眾扎堆兒領取養老金。 2012年5月15日，希臘總統帕普利亞於和各政黨領袖會商的文稿紀錄顯示，他當時曾說：「希臘央行行長普羅沃普洛斯告訴我，市場現在還沒有到驚慌的程度，但大量的擔憂可能最終演化為恐慌。」
他披露，2012年5月15日下午4時，他與普羅沃普洛斯通電話；後者表示，提款和流出的資金已達到了7億歐元(約合人民幣56億元)。據普羅沃普洛斯估計，流出規模可能達8億歐元(約合人民幣64億元)，包括銀行接到的對德國國債的買盤指令。 雖然希臘人這幾年來一直不斷到銀行提取現款，但像過去幾天那麼快速地提取存款實在非同尋常。
根據希臘央行的數據，自2010年1月以來，希臘企業和家庭共提取了720億歐元(約合人民幣5796億元)的存款，截至3月底，所有銀行剩下的存款只有1650億歐元(約合人民幣1.32萬億元)。
許多希臘民眾希望希臘可以繼續留在歐元區，但他們卻不希望政府遵守歐元區制定的節約措施。
歐元區部長們同意延長希臘削減債務水平的時間，但是尚未決定是否發出下一筆救助基金，這關繫到希臘是否能保持其償付能力。
G. 古希臘時期的貓頭鷹銀幣是一種古代貨幣嗎
公元5世紀中期為止，雅典(ATHENS)鑄幣已經定型，其圖案正面是頭戴頭盔的帕拉斯.雅典娜(智慧女神)，背面是她的象徵物貓頭鷹，這種錢幣被稱作"貓頭鷹"幣，是當時古代世界最重要的國際通貨之一。
貓頭鷹銀幣的使用范圍遠超出雅典的范圍，在地中海范圍內以及更遠的小亞細亞都有發現硬幣的蹤跡，甚至還出現一些貓頭鷹硬幣的仿造品，盡管質量參差，但是基本的形制保留了下來。比如說，公元前5世紀在埃及、阿拉伯半島和巴比倫地區仿鑄的貓頭鷹銀幣還都保留了代表雅典的字母，這正是說明了雅典的貓頭鷹銀幣的形制也成為貨幣本身的標志，成為了一種國際上的通貨。正是因為這些事實，雅典的貓頭鷹銀幣不僅適合雅典內部政治發展的需要，也滿足雅典在體系范圍之外的貿易網路的需要。
H. 雅典民主政治
不同的社會制度的民主制度在本質上是不同的，各個國家的民主制度在形式上也各具特色，但各國對民主含義的理解還是有共同之處，即「民主意味著在形式上承認公民一律平等，承認大家都有決定國家制度和管理的平等權利。」[1]就這僅有的共同之處來說，它已是相當古老的觀念了。這種古老的觀念最先產生於古雅典，並確實體現在雅典的政治制度中。
古雅典城邦的政治制度開創了人類史上民主政治之先河，為現代民主政治提供了分析和研究的歷史原型。研究雅典的民主政治，對於我們理解民主政治的含義和內容會有所裨益。
雅典民主政治形成
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與發展雅典民主政治有一個產生、發展的過程。為雅典民主政治奠基的光榮應屬梭倫。
在梭倫以前，氏族貴族是雅典國家的統治者。在此期間，貴族會議具有無上權威，王者執政官、軍事執政官等「國家高級官吏之任用都以門第和財富為准；而且他們最初是終身職，後來方改為十年一任。」[2]而雅典城邦的貧民(被保護民、「六一」漢)非但政治上無權，還時刻受到淪為奴隸的威脅，因為交不起地租的「六一」漢們是要以其身體或子女作為抵押的，而債務人的借款則要以自己的人身作但保。雅典平民之困苦和無權與舊氏族貴族的特權地償還的對立，引起了雅典平民(工商奴隸主、小農、手工業者、貧民)與舊氏族貴族的激烈斗爭。
公元前621年頒布的《德拉孔法典》已表明雅典平民力量增長，但貴族後裔仍然對國家享有獨占的統治地位。
處於城邦平民與貴族後裔激烈斗爭的危急中的雅典國家急需建立一種新的秩序。公元前594年，被選為首席執政官的梭倫，擔負起建立這一新秩序的重任。出身於平民而又由經商致富的梭倫力圖建立起一種能使各方共容的制度。其宗旨是，對平民來說，「自由不可太多，強迫也不應過分。」
梭倫頒布解負令，使債務無效、債務人份地上的記債碑被拔除；梭倫宣布永遠禁止債務的人身但保，這就廢除了債務奴隸制；梭倫確認私有財產、土地的斷承、買賣的合法性，同時規定限制最高佔地額。所有這些，宣告了雅典人的人身自由，使雅典的貧民獲得了解放。
與此同時，梭倫進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全體阿提卡公民按照法定財產資格(以地產收入為基礎)分為四個等級；富農、騎士、中農和貧農。前三個等級的年土地收入分別在500、300、200墨狄那（每墨狄那約等於41公升)。無土地收入或其收入在200個墨狄那以下者是貧民。公民大會是最高權力機關，一切成年的雅典公民、包括最的貧民都有參加公民大會的權利。公民大會負責立法、決定戰和等最高政務，並選舉國家的最高官吏，新設立400人議事會，負責為公民大會審核提供議案、處理日常政務。
梭倫還創立了「陪審法庭」作為雅典的司法機關，任何公民都可向陪審法庭提出申訴。
梭倫的改革意味著曾享有世襲特權的貴族後裔的失敗、標志著富裕的工商奴隸主階級的崛起以及這個階級同雅典自由農、手工業者及貧民聯盟的勝利。盡管存在著財產特權，雅典貧民都能參加國家的政治生活並在立法、司法活動中為保衛自身利益發揮重要作用。但是斗爭遠未結束，梭倫創立的缺席還不穩固。梭倫卸任以後，由反以梭倫改革的貴族後裔組成的平原派與堅持梭倫制度的商人、手工業者組成的沒海派仍在激烈地斗爭。同時，山區農民形成的山居派也參加了這一斗爭，他們要求進一步改革，重分土地。最後，雅典政權落在庇士特拉妥手中。雖曾兩次被逐，庇士特拉妥最終還是建立了僭主政治。這種僭主政治對梭倫創立的制度顯然是個反動。於是，盡管庇士特拉妥「處理國政也是溫和的」，「每事仁慈溫厚對待犯法的人尤其寬大，並且撥款借貸貧民」[3]，但其政權畢竟不能長久。僭主政治歷史時49年便告結束。
公元前509一508年，克里斯提尼在梭倫立法的基礎上進一步改革。根據地區原則，全體阿提卡居民被重新劃為十個部落（三分區），每個部落在內地、沿海、雅奧城郊三個區域中各佔一區。這樣，打亂了舊有的戶籍，削弱了舊部落、氏族中貴族後裔的勢力。重新設立500人議事會以代替梭倫時的400人議事會，第四等級公民也有了參加議事會的權力和機會。
克里斯提尼的改革，使貴族寡頭政治派的勢力一厥不振。但圍繞國家政治制度問題，民主派與寡頭派的斗爭並未結束。希波戰爭結束後，到伯里克利斯執政時代，貴族會議的職權則幾乎完全彼取消。於是，雅典的民主政治進入全盛時期。
在這一時期，公民大會（Ecclesia）「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負責通過法律，解決戰爭與靖和、城邦糧食供給問題，聽取執政官等負責人的報告，審查監督國家官吏，審查和終審陪審法庭的案件並決定國家的其它一切重大事務。大會每月約舉行4次，在公民大會中，容許有充分的發言自由。
於是，雅典人創立了一個公民自由平等、主權屬於全體公民的政體形式。
雅典民主政治形成的原因
為什麼在古代東方文明國家一般都形成中央集權的專制制度，而在地中海的希臘世界卻產生雅典這樣的民主典型呢？思考這一問題的人們常常首先矚目於雅典的特殊的地理環境，並力圖將此說成是雅典民主政治形成的決定注因素。但這不能讓人信服。與雅典地理條件相似、同屬於希臘世界的某些城邦國家如科林斯、麥加拉建立的卻是寡頭政體。可見，地理環境與人類社會的政治制度並沒有直接的、必然的聯系。不能否認雅典民主政治制度的形成和發展包含著地理環境的影響，但這種影響是間接的，而不是直接的，更不是決定性的。應當說，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和發展是其經濟、政治、歷史及文化傳統等多方面復雜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首先，古代雅典國家形成時已具有相當高度的社會生產力。這是雅典國家一開始便卞同於東方文明古國的特點之一。荷馬的英雄史詩表明，在原始社會解體階段，希臘地區已經使用鐵器和牛耕。東方文明古國形成時期要比淮典國家形成時期早得多，而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卻要低下得多。埃及在古王國時代還主要使用木犁、木器來耕作。到中王自時代在埃及才出現青銅工具。鐵在新王國時期還因其稀少而被視為貴金屬——此時距埃及統一國家形成已經歷了大約1000年。馬克思曾認為，這種過於低下的文明程度和廣大的幅員是需要中央集權的專制政府的原因之一。而較發達的社會生產力則使雅典國家形成時期在農業、手工業方面都存在以個體經營為主的生產活動方式，在此基礎上，便排除了中央集權的專制政府幹預的必要性。
其次，以雅典的地理環境和較發達的社會生產力狀況為背景，古雅典國家形成時期便具有自身的社會經濟活動特點。
位於阿提卡半島的古代雅典境內群山起伏，不利於發展糧食生產，但園藝、畜牧、植果、養蜂業卻頗為興旺。阿提卡擁有的銀礦、粘土等礦藏有利於手工業的發展。三面環袍阿提卡半島的愛琴海與地中海相連，阿提卡西岸的幾個天然良港使雅典人有發展航海貿易的便利條件。對外來浪食的依賴和出口手工業產品和衣產品的必要，使阿提卡居民不斷擴大對外交往，與海外建立密切的經濟。文化聯系。這樣，在雅典國家形成之初，阿提卡社會已有了較發展的商品貨幣關系，在相當大程度上突破了自然經濟的局面。這時，雅典己成為地中海東部經濟、貿易、文化的中心。在梭倫時代，「動產，即由貨幣、奴隸以及商船構成的財富，日益增加，但是，這時它已經不是單單用作購置地產的手段，象在眼光狹小的最初時期那樣——它已經變成口溝本身了。」[4]與之相反，古代東方文明國家普遍地以自給自足的農村經濟為基礎。如馬克思所指出的：1在印度有這樣兩種情況：一方面，印度人民也象所有東方各國的人民一樣，把他們的農業和商業所憑借的主要條件即大規模公共工程交給政府去管，另一方面，他們又散處於全國各地，因農業和手工業的家庭結合而聚居在各個很小的地點。由於這兩種情況，所以從很古的時候起，在印度便產生了一種特殊的社會制度，即所謂村社制度，這種制度使每一個這樣的小單位都成為獨立的組織，過著閉關自守的生活。」[5]「這些田園風味峋農村公社不管初看起來怎樣無害於人，卻始終是東方專制制度的牢固基礎」[6]。
再次，雅典國家產生時的生產力狀況、地理環境和經濟活動的特點使以血緣關系為紐他人氏族組織受到較徹底的破壞。氏族組織受到破壞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在商品、貨幣關系發展的基礎上的私有制的擴大和發展，尤其是隨著土地的抵押、轉讓、買賣而普遍化了的土地私有。梭倫時代公開以立法確認土地私有和買賣。尚在梭倫之前，土地私有已是一個普遍的事實。土地買賣扣私有破壞了氏族組織賴以存在的基礎——土地公有。另一方面，在較發展的商品經濟活動力基礎上，阿提卡居民對外交往頻繁、同外邦人雜居現象極為普遍。這使建立在血緣關系叢礎上的氏族組織難以行使正常的管理職能，以至逐漸喪失自身存在的必要性。由於較徹底地破壞了氏族組織，阿提卡居民在商品貨幣關系中民立了自由、獨立的身份，初步連立了相互平等的關系，這為他們在國家形態下重新組織起來時建立民主政治提供了社會關系背景條件。
馬克思所認為的以亞細亞生產方式為基礎的東方文明古國是什麼情況呢？馬克思關於亞細亞社會的概念，有三個基本特點。第一，沒有土地私有制，即使退一萬步說，至少，土地也是屬於國家所有。第二，亞細亞社會的基礎是村社制，每一個村莊通過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的緊密結合而達到自給自足。第三，中央集權起著支配作用。這種權力是：在歷史過程中確立的，這是由於要使農業滿足人口不斷增長的需要而必須舉辦水利工程）和其它公共工程的那種環境造成的結果。」[7]
如果我們只著眼於上面所講的情況，那還不足以說明雅典國家民主政治產生的必汾性。一國的政體，並不僅僅簡單地適合著該社會的環境和經濟關系。一國統治階級中各個階層、各個派別的力量對比關系，以及取得領導權的那個階層或派別的政治意識，對該國政體也有著直接的影響。
在雅典較為發達的海外貿易和手工業生產的基礎上，雅典社會產生了一個相當強大的工商奴隸主階層。這個階層在雅典國家形成之初就已存在，隨著其財富的與日俱增而要求取得統治地位。如果說舊氏族貴族富有者曾用」六一」租、債奴制使雅典小農、手工業者不斷破產並把他們置於自己統治下的話，那麼，工商奴隸主則竭力要求保證自由小農和手工業者獨立存在，這樣，才能保持對外出口的貨源和國內的消費市場。於是，工商奴隸主和自由小農、手工業者可以在經濟利益一致的基礎上樹起政治聯盟的大旗。結果，在以梭倫為代表的工商奴隸主領導下的政治改革使雅典國家較早地廢除了本族債務奴隸制，規定了最高佔地限額，在雅典國家保存了大量的自由民小農、手工業者和自由的城市貧民。乙小農經濟和獨立的手工業生產構成古典社會全盛時期的經濟基礎。」[8]這些人是擁護和支持民主改革的強大的社會力量。而在古埃及、古巴比倫等國家，王室和貴族都擁有規模巨大的農庄和手工作坊，佔有眾多的奴隸和各種類型的依附農民，這是形成君主專制統治的階級基礎。
此外，更為重要的是，以工商奴隸主為領導的雅典平民是通過逐步改革的方式來建立民主政治的。在改革的過程中，並無明顯的內戰、暴動、流血的痕跡。同時，被從獨占的統治寶座上推翻下來的土地貴族，在新的民主政體中也還有一席之地。考慮到工商奴隸主中相當一部分成員就是從土地貴族中轉化來的，他們之間在經濟上還有著相當的利益一致之處，於是，在他們之間實現政治妥協就存在可能性。見聞廣博的梭倫或許總結過其它國家政治改革的經驗，以至他在政治改革中對貧民、對土地貴族都採取一種中庸的態度，這就使妥協能成為現實。結果，奴隸主統治階級的各階級、各派別都在民主政體中共容。民主政體是照顧到相互妥協的奴隸主自由民各階層利益的政體形式。
總的來說，在考察雅典民主政治的成因時，我們應看到當時雅典社會的經濟、政治、歷史、文化和自然環境等一系列條件的復雜的綜合作用。這些條件相互間緊密聯系。根據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我們可以認為雅典社會不同於古代東方文明國家的那種特殊的生產方式是促成雅典民主政治形成的根本原因，但我們決不能把這一命題簡單化。
雅典民主政治的特點和作用
雅典民主政治，不同於一般萌芽中的國家的原始民主制度。同古代東方專制主義國家相比，它具有許多明顯的特點。
首先，雅典民主制度體現著雅典奴隸主自由民多數人的主權。伯里克利斯曾自豪地宣稱：「我們的制度之所以被稱為民主政治，因為政權是在全體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數人手中。」[9]體現雅典人這種公民主權觀念的，便是民眾大會權力至上的制度。雅典的民眾大會是所有成年雅典公民皆可參加的大會。在這里，任何公民都可發言；一切法律在其頒布之前都要在這里討論通過；所有重要的國家官吏者；要在這里選舉產生，一切關於戰爭與和平及其它重大國務都要在這里經過辯論、以多數人的意見作決定。通過這種制度，雅典的普通公民確實有許多機會去影響乃至決定政府的決策。而通過選舉產生的官吏，也能較好的體現和執行民意。
其次，同公民主權密切相聯系的是公民個人的自由和平等。事實上，這正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出發點。「大家認為平民政體具有兩個特別的觀念：其一為『主權屬於多數』，另一為『個人自由』」。「平民主義者先假定了正義（公道）在於『平等』，進而又認為平等就是至高無上的民意。」[10]雅典人的自由平等觀念可以溯源於氏族社會的傳統，又被強化於雅典進入階級社會後的特殊的生產方式。
再次，雅典的官吏制度是具民主原則的重要體現。「自由的要領之一（體現於政治生活）為人人輪番當統治者和被統治者。」[11]國家的一切公共職務（除十將軍之職外）向一切等級的公民開放，只有為保證任職者能正當、順利地履行職責的一些極少的、必要的條件限制。如規定，陪審法庭中的陪審官必須是年滿30歲以上的、不欠公共債務的公民。官吏的選舉一般都以抽簽的方式進行，所以普通公民擔任公職的機會是相當多的。
重要的官吏是以民眾大會舉手選舉的方式進行，原則上，「所考慮的不是某一個特殊階級的成員，而是他們有真正的才能。」[12]
復次，引人注目的是，在雅典國家有一整套相當嚴密的制度，保證公民對國家官吏實施有效監督。在雅典，所有的官吏在任職前要接受資格審查。一般實施這種審查的權力機關是陪審法庭。但對於將於次年任職的議事會成員、執政官等重要官吏，則首先由500人議事會審查其資格，而後再由陪審法庭審查，最後決定權在於陪審法庭。由於雅典的陪審法庭實際上是掌握在人民手中，因而，雅典的司法執政官還負有對國家官吏的監督責任，他們可就國家官吏包括議事會的主席的違法行為向民眾大會提出公訴。為防止國家官吏貪贓任法、利用職權謀取私利，雅典專門設有十個會計員，「所有卸任官吏都要犯帳目對他們報告。」[13]這些會計員將核查結果提交陪審法庭，一旦發現貪污、盜用公款等犯罪行為，陪審法庭將以罰金或其它刑罰來處罰犯罪的官吏。在所有的雅典國家機關中佔比較特殊地位的十將軍職務，盡管可連選連任，但也要在每年經受十次公民大會的信任投票。如果這種投票反對其中任何一個官吏，他便應在陪審法庭中受審，如有罪，則決定他1為刑罰或罰金」[14]。此外，前所提及的「貝殼放逐法」更是雅典人監督官吏的有效手段之一。
如前所述，雅典人的500人議事會負責國家的日常政務，是雅典國家極其重要的機關。為了防止議事會的獨斷專橫，雅典人採取了分權的方法，剝奪了議事會原有的判處死刑、監禁和罰金的最高權力，確立了陪審法庭最高司法審判和監察權，甚至於使陪審法庭擁有保護憲法的權力。亞里士多德記述：「人民使自己成為一切的主人，用命令，用人民當權的陪審法庭來處理任何事情，甚至議事會所審判的案件也落到人民手裡了。」[15]在議事會內部，也採取措施，防止權力集中。議事會實行十個部門(三分區)的50人團輪流擔任主席團的制度，每個主席團任期約一年的1/10。主席團中每天由抽簽選出一名總主席，負責保管國家金庫、檔案和廟宇的鎖鑰和國璽；並在民眾大會、500人會議開會時任主席。但總主席任職只一日夜，不得延長，也不得再度任此職。這些措施，有利於避免因長期任職形成事實上的權力集中以至專制獨裁之流弊。
此外，在雅典的政治生活中，與民主相得益彰的是雅典國家的法制。伯里克理斯宣稱：「解決私人爭執的時候，每個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16]法律是適用於所有人的，沒有人能處於法律之外，享受特權。
雅典人雖然極其珍視公民的個人自由，但這種自由從來也沒有淪入無法無天、「人人各行其願」的地步。「在我們的私人生活中，我們是自由的和寬恕的；但是在公家的事務中，我們遵守法律。這是因為這種法律使我們心服。」亞里士多德認為「平民政體較少發生內訌，比寡頭政體較為安全。」[17]這是因為，在象雅典這樣的民主政治國家裡，解決統治階級各派的矛盾和斗爭時，基本上都遵循著一定的法律程序，於是，以暴力和流血的手段進行爭權奪利的斗爭的事很少見。
雅典人極重視法律的穩定和權威，雖然允許修改法律，但有著嚴格的限制。在雅典，提交公民大會討論的議案事先都要經過議事會的審查。公民個人雖然可以在民眾大會上提出修改或廢除以往的法律或提出新的議案，但若這種提議得不到通過的話，則將被起訴為不法行為，提議人要受到罰金處分，甚至有生命之虞。
雅典人不但重視成文法，而且也重視習慣法。「我們服從法律本身，特別是那些保護被壓迫者的法律，那些雖未寫成文字、但是違反了就算是公認的恥辱的法律。」[18]
雅典的民主制度，對雅典國家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
雅典民主政治的建立曾大大地促進了雅典經濟的發展。雅典的手工業、商業、航海業和種植業的發展，又使雅典的對外貿易迅速擴大。雅典的皮里優司港成為地中海東部最繁忙的港口。「我們的城邦這樣偉大，它使全世界各地一切好的東西都充分地帶給我們，使我們享受外國的東西正好象是我們本地的出產品一樣。」[19]
在雅典民主政治下形成的自由寬松的學術條件和允許個人才能自由全面地發展的氛圍，使雅典的科學文化空前地繁榮。當代西方哲學的各主要派別以及倫理學、美學、邏輯學、政治學、法學等學科都可以在以雅典為中心的希臘文化中追根溯源。此外，在數學、醫學和其它一些科學方面，雅典人也有傑出的貢獻。因而，伯里克利斯在一次演講中驕做他說，（我們的城市是全希臘的學校。」[20]
最引人注目的是，在這種制度下雅典公民表現出的愛國主義熱情。在馬拉松之役，雅典士兵能一舉擊敗六倍於己的波斯軍隊，若非具有為捍衛自己的制度而激發出的巨大勇氣和才智，這是不可想像的。正是雅典城邦的民主制度和生活方式激勵著雅典人為之慷慨而戰，從容赴死，「因為他們只要想到喪失了這個城邦，就不寒而慄。」[21]
結 語
在我們對雅典民主政治作了如上的分析和評述之後，我們還必須記住，雅典的民主政治是建立在奴隸制基礎上的，其實質上是以雅典工商奴隸主為領導的奴隸主階級對於奴隸、非公民群眾實行專政的工具，歸根結底，它是為奴隸主階級整體的經濟利益而服務，是奴隸主自由民階級的民主。這種有限的階級民主決定了這種民主有巨大的局限性和狹隘性。
在雅典全盛時代，自由公民的總數連婦女和兒童在內約為90000人，而男女奴隸為365000人。構成雅典居民人口大多數的奴隸喪失自由，不享有公民權，因而不能參預政治活動。和在其它希臘國家一樣，奴隸主可以恣意虐待和懲處奴隸。在手工作坊、礦山、農場，奴、討iiR迫以簡單的工具進行繁重的工作。事實上，恰恰是在奴隸的艱辛勞動的基礎上，奴隸主自由民才有進行政治活動的可能；恰恰是在爿：除奴隸於政治生活之外，對奴隸實施壓迫和專政的前提下，才有奴隸主自由民的民主。所以雅典的民主是奴隸主自由公民的特權民主。
這種特權性的民主甚至被進一步強比。在號稱全盛的伯里克利斯時期，雅典公民的范圍非但沒有擴大，反而進一步縮小，由於公元前151年通過的特別法令規定只有父母都是雅典公民的人才可成為雅典公民，於是雅典的居民中一下子有5000家失去了公民權。並且從此以後，雅典失去了從其他城邦補充自由公民的可能性。
雅典民主的范圍非但是狹小的，其自由民內部的民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徒有其表。在伯里克利靳時期，享有充分權利的公民總數約有30000人至35000人，而公民大會的出席人數通常不超過2000人至3000人。作為雅典普通公民的農民和手工業者，為了謀生的需要，常常不能出席約10天舉行一次的公民大會。園而，他們表現自己的意志、影響政府決策的能力大大減弱。更何況，在實際上，雅典的政權是掌握在工商業奴隸主上層人物的手中。他們壟斷著十將軍職位，操縱著國家的內外政策。由於十將軍職位可以連選連任，所以，這在雅典民主政治中留下一個明顯的漏洞——很容易形成將軍的集權，在實際上控制政府。
使得推典民主政治大為減色的另一因素是雅典的對外霸權主義政策。雅典在希波戰爭後，利用它和其它希臘城邦建立的提洛同盟及在同盟中的領導地位，對向盟中的各邦進行控；ji啊口剝削。雅典控制同盟的金庫，派遣使者向向盟各國收取貢款。雅典國家在伯羅奔尼撇戰爭期間的龐大財政支出在相當大程度上依賴於這筆貢款。同時，雅典奪取各盟邦的》軍，向各盟邦推行軍事移民，派遣雅典公民以重裝步兵身份移後同盟城邦領取份地，克里昂台這樣對雅典人說，「你們的帝國是一個對屬民統治的暴君統治；……你們峋幀號權依靠你們自己的優越勢力，而不是依靠他們對你們的好感。」[22]
歸很結底，由剝削階級的性質所決定，雅典的民主是狹小范圍的、殘訣不全的民主，並且也缺乏進一步發展的餘地。
對雅典民主政治的分析應當使我們明白：奴隸主剝削階級民主一方面意味著對奴隸和非公民群眾專政；另一方面意味著保障奴隸主公民的自由、平等、參預國政，就第一方面的含義而言，這種民主政治同歷史上剝削階級國家採用的其他各種政體並無區別。而就第二方面的含義來說，這種民主政治向歷史上剝削階級國家採用的其它政體形式相比，有相當的進步意義。因為在寡頭政體、君主政體和專制政體等形式下，連統治階級內部的民主都談不上。雅典的民主政治實踐表明，保證統治階級內部的民主，國家非但可以很好地履行對奴隸、非公民群眾專政的職能，而且可以很好地平衡統治階級內部各階層、各集團的利益，較長期地保證政治穩赳口經濟繁榮。
社會主義民主是社會主義國家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掌握政權的組織形式。同以往一切剝削階級國家的民主不同，社會主義民主是最廣泛的民主，一方面是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對極少數剝削階級分子和敵對分子的專政；另一方面是占人數絕大多數的工人和勞動群眾享有最充分的民主、自由和參預國政的權利。正由於這種本質上的不同，正由於這是最大多數人的民主、是對少數人的專政，所以，強調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體在保障人民內部民主方面的功能，研究為了實現這一功能而應採用的政權組織形式，使其不斷完善，這對於不斷推進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建設，發展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度，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I. 雅典的奴隸制經濟是如何發展的
伯里克利時代，雅典的奴隸制經濟也獲得了巨大的進展。在公元前5世紀伯里克利當政期間，正是這個工商業城邦的社會經濟進人繁榮的歷史時期，這是雅典通過自己的經濟實力，並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通過對提洛同盟成員國的壓榨來實現的。手工業發展迅速，行業繁多(當時雅典已有二十幾種)，分工精細，產品質量精美，光彩奪目，盛銷海外。雅典商業也非常發達，在地中海與黑海沿岸許多地方都留下了商人的足跡，比雷埃夫斯港成了一個國際商埠，進出口的中介貿易十分興旺。雅典的造船業水平很高，已能製造排水量達250噸的商船，建造的戰艦稱「長身船」，可使用50個劃船手。商品貨幣關系得到了充分的發展，這與這一時期雅典國家的對外擴張息息相關。反對波斯入侵者的勝利，又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促進了這種商品貨幣關系的發展。商品貨幣關系對雅典的民主政治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這種影響表現在，由於工商業的發展給雅典公民中的那些貧困階層提供了一定的生活來源，而公民職業與謀生手段的多樣化，有利於維持城邦和雅典民主政體的穩定。
J. 金銀幣的歷史摘要
最早的希臘古幣並非出現在今日希臘本土，而是出現在小亞細亞呂底亞王國，准確的時間很難確定，但一般認為出現於公元前671-前546年。幣材選用呂底亞王國首府莎迪斯（sardes）河中的自然金銀礦。組成3金1銀，俗稱琥珀金（elcetrum）。幣一面為呂底亞徽記牛首，獅首，另一面為壓印印記，琥珀金標注重（stater）約14克，相當於士兵一個月的餉金。此前，所有貴金屬塊幣（bullion）均通過秤量使用。呂底亞王國克羅伊斯（croesus）採用標准總量和成色的塊金為幣，從而大大的便利了商業交易活動。
此類標准幣很快在小亞細亞從西向東部波斯推廣，並橫跨愛琴海到希臘本土以及地中海沿岸地區。
公元前6世紀末波斯仿此幣製造了大利克（daric）金幣和西克利（siglos）銀幣。1大利克=20西克利。幣面為波斯弓箭手形象。與此同時，裏海沿岸及土耳其沿岸也相繼出現了類似的銀幣。
希臘本土及愛琴海各島嶼上則演變為各種城幫徽記的希臘城邦幣。公元前525年雅典出現了著名的4德拉克銀幣，正面是雅典女神，背面為其護鳥貓頭鷹圖案。由於希臘北方馬其頓（macedonia）及色雷斯（thrace）地區蘊藏豐富銀礦，所制古希臘幣大量流傳到地中海周邊地區，促進了商業貿易活動。 金座：江戶時期金幣鑄造所。有後藤四郎家世襲的大判金座與後藤庄三郎家世襲的小判金座。後藤庄三郎得德川家康信任，始創江戶金座。同時期在京都、佐渡亦設有金座。關原之戰後不久，江戶小判金座成為主要金幣鑄造所，受勘定奉行直接管轄。內設「御金改役」、「金座」（造幣所）、「吹所」三個部門，包攬除大判外的所有金幣的鑄造、監查。1869年廢止。其舊址即今東京日本銀行總行所在地。銀座：江戶時期銀幣鑄造所。最初由德川家康於1601年（慶長六年）設於伏見（今京都郊外），至1608年遷至京都。1606年在駿府另設銀座，於1612年遷至江戶，在幕府的保護下享有銀幣生產特權，並向幕府繳納「運上」金。由大黑常是家世襲歷代長官。為進行海外貿易，又曾於平戶設銀座，1614年遷至長崎。1772年（安永元年）幕府禁止設立新錢座後，與金座同時開始鑄造銅錢。1869 年廢止。其舊址作為地名沿用至今。
錢座：也叫鑄錢座。江戶時期掌管銅錢製造、發行的機構。但不同於金座、銀座，而屬於非常設機構。1636年（寬永十三年）幕府任命銀座年寄秋田宗古在江戶芝及近江坂本開設錢座，鑄「寬永通寶」。1736年（元文元年）又在大坂、長崎增設錢座。其後由於混雜和非法行為，幕府於安永年間（1772—1780年）陸續廢止除金座後藤庄三郎所轄之外的一切錢庄。1835年（天保六年）鑄造「天保通寶」。各錢座均受金座、銀座師傅統轄，而不任命專門官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