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邊區貨幣怎麼流通

『壹』 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為何在東北發行一種特殊的貨幣「流通券」

抗日戰爭勝利後，日軍撤離東北，國民政府著手接收東北的各項工作，在經濟方面，除對日軍留下的工廠等各部門進行整頓接收外，還對金融行業進行專門的整頓，專門成立東北行轅經濟委員會。在通貨方面，並沒有在東北各省使用法幣，而是發行東北流通券，以取代偽滿洲國統治時期日軍發行的滿洲銀行券。

最後，關內利率較高，游資數量大，而東北利率較低，且抗戰勝利後，東北急需大量資金恢復發展生產，扶助工商業者復原工作，如果此時東北資金因關內高利率的吸引，大量資金入關，這樣的話，對於關內、關外的經濟均為不利。發行東北流通券，使關內貨幣體系與關外不同，國民政府當局便可以通過匯兌管制，限制資金流向關內，來達到收攏資金，恢復生產的目的。

『貳』 日軍戰領區用的是什麼錢

山西被日軍佔領期間，前後以察鈔、蒙疆圓和日軍專用手票作為貨幣。硬通貨主要是（國民正府中央銀行發行的）銀元。另外，由共❤產❤黨領導的晉察冀邊區政❤府還發行了「邊幣」，也在山西抗日根據地內流通。

抗戰爆發前，中國北方省份（包括綏遠、察哈爾、山西）的主要銀行是察哈爾商業錢局（察哈爾商業錢局於1933年12月10日開辦，資本總額50萬元，先收足6萬元，1935年時收足10萬元，總局設張家口，並在天津、北平、宣化、蔚縣、懷來、涿鹿設立分局。1935年後開始發行紙幣。1937年抗戰爆發後，該行被偽「蒙疆銀行」收並。察哈爾商業錢局發行的紙幣又稱察鈔）。

日軍入侵後，察哈爾商業錢局撤離佔領區並帶走其全部資本和未發行的貨幣。日本軍政❤府遂於1937年9月27日迅速成立了察南銀行，行使貨幣發行權。

另外，日軍還在東亞的日佔區廣泛使用「專用手票」。起初，這種日軍專用手票的發行是用於支付士兵的支出。這樣做的目的是無限量的軍票不能兌換為日元，這樣就不會使日本發生通貨膨脹。然而，它對東亞當地經濟的破壞性影響卻不可估量。

從1937年起，這種貨幣成為了中國日佔區的「法定貨幣」。一段時間後它改由傀儡政權銀行發行。傀儡政❤權蒙疆聯合自治政❤府成立後，當局將察南銀行與察南豐業銀行、綏遠平市官錢局、冀東銀行等三家較小的地方銀行合並，成立（偽）蒙疆銀行。（偽）蒙疆銀行從1937年起發行蒙疆圓，與日本軍用手票和日元等值掛鉤。

『叄』 抗日期間敵占區用的日偽貨幣什麼樣

抗日期間敵占區用的日偽貨幣主要有：

1、日本軍票

二戰時期，日本瘋狂發行軍票，日本軍民的一切公私經濟的收支，完全使用「軍用手票」，更逼令佔領地居民兌換軍票作為貨幣。由於軍票發行時不會有保證金作為兌換支持，也沒有特定的發行所，所以軍票不能兌換日圓。基於這個緣故，日本政府以此作為支配佔領地經濟的一種手段。戰後，軍票淪為廢紙，給日佔區人民帶來了巨大損失。

『肆』 二戰時期日軍佔領北平後北平的貨幣流通情況

有 日軍和汪偽發行了水分很大的貨幣

『伍』 抗戰烽火中的大江銀行和大江幣，是如何誕生的有何作用

1942年春，新四軍第七師相繼開辟了皖中、皖南遊擊根據地。為統一領導皖中地區的斗爭，中共皖鄂贛邊區委員會在無為恍城成立，隨後成立皖中行政公署，並成立皖中總金庫。1943年，根據地軍民取得了反「掃盪」和反頑斗爭的重大勝利，各項建設日益完善。同年六七月間，為進一步控制金融陣地，保護根據地資源和人民的利益，皖中行政公署遵照中共中央和華中局的指示，在皖中總金庫的基礎上成立大江銀行，並發行大江幣。大江銀行的成立以及大江幣的發行，不僅迅速穩定了根據地的金融秩序，更加快了根據地經濟建設和發展，同時為抗日前線提供了可靠的物質保證。

1943年大江銀行成立時，行址初設於團山裡附近的大榆樹，後遷無為縣湯家溝，行長由行署 財經 處處長葉進明兼任，銀行內設發行科、業務科（又叫營業科）、會計科，後設湯家溝、含（山）和（縣）兩個分行。為了適應群眾生活需要，湯家溝分行還下設嚴橋、石澗埠、黃洛河三個兌換點。大江銀行的主要任務是：代理金庫，發行貨幣，配合貨檢、稅收、外貿等部門掌握和調劑市場金融。大江銀行成立後，銀行和金庫合署辦公。金庫的主要職能是統一收支各項公款，因此大江銀行成立後即成為皖江抗日根據地代理金庫。

大江銀行的主要業務是有計劃地組織提供各種貸款，促進根據地生產、經濟的發展。大江銀行的貸款分為日常貸款和專項貸款兩大類。日常貸款包括工業貸款（包括紡織貸款、打鐵貸款、肥皂貸款、造紙貸款等），農業貸款（主要有種子貸款、農具貸款、耕牛貸款、墾荒貸款等，在青黃不接時還有口糧貸款，夏秋收割之際，為防止奸商壓價收購糧食，以免谷賤傷農，還推出了抵押貸款）以及商業貸款（主要是幫助商店、合作社組織貨源，采購根據地緊缺物資，對凡有鋪面的商店均予以發放）。專項貸款主要有種麥貸款、災民貸款、抗洪貸款、軍屬貸款、勞模貸款等。除貸款業務外，大江銀行還三次發放短期抗日公債，公債持有者到期可以在根據地內任何兌換點自由兌換實物或大江幣。

大江銀行貸款採取低息鼓勵政策，農業貸款利息為八厘到一分二厘之間，工商貸款利息為一分到一分五厘，災荒貸款、種子貸款則不收利息。特種貸款不僅不收利息，而且銀行實行損失分擔政策，凡商人用特種貸款去敵占區購買28種重要物資運回根據地途中的損失，由銀行分擔一半經濟損失。

為完成大江幣的發行任務，根據地軍民克服重重困難，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印鈔廠廠長許開良曾為閩西造紙廠工人，懂得造紙技術，便在大榆村北面下胡里的山溝建了一座小型造紙廠，以楮樹皮等為原料，以土法制紙技術，製作印鈔的專用紙張。沒有鈔版，根據地採用古老的木刻印刷，以楮樹、黃楊樹等硬木為原料，由《大江報》社美術編輯、青年木刻家吳耘負責設計、雕制鈔版。

木刻印刷的大江幣，票面具有現代版畫風格，在巴掌大小的空間中，展現了無窮無盡的藝術想像，不僅蘊藏了深厚豐富的思想內涵，而且展示了現實廣闊空間，把抗日根據地軍民生產、生活、戰斗諸多元素濃縮、呈現出來。既有表現根據地軍民努力生產的春耕圖、秋收圖及建造水閘、修建長江堤壩等圖景，也有描繪根據地軍民艱苦戰斗的站崗圖、埋雷圖和升旗圖、歡慶勝利圖，還有表現軍民合作的工農兵學商圖案、根據地的山村、城鎮、日出圖案等。

通過多方努力，根據地很快印刷並發行了木刻版的大江銀行壹圓、貳圓、伍圓券3種面值的鈔票。後來通過秘密途徑，根據地從上海購得鈔紙和印鈔機器設備，使印鈔條件得到改善，印鈔質量得到提高，不久又印刷並發行了伍圓、壹圓、伍角、貳角、壹角等面值的大江幣。至1945年9月，大江幣累計發行7種面額，18種圖案、26種版別、39種不同色別，有木刻、石印、膠印三種印製方式，流通於皖中的長江南北和蕪湖以西的無為、巢縣、廬江、舒城、桐城以及皖南廣大地區。

大江銀行在發行貨幣時實行統一計劃，統一管理，實物保證的方針，規定根據地內一律以大江幣為流通手段，各單位在預算、決算中一律用大江幣作為計算工具，根據地內一切商品價格以大江幣為計算單位。為保障大江幣的安全，根據地政府和大江銀行在印製中採用了多重防偽技術，更提出並落實「三防一基金」原則。所謂「三防」是：一要防止粗製濫造、盲目發行，每批印發的數量一定要經過區黨委的批准；二要防止與敵占區錢幣、國統區錢幣混雜流通，在中心區禁止使用偽幣與法幣，各地設兌換所，建立和鞏固本位幣陣地；三要防止敵、偽、頑偽造的假幣流入。「一基金」，就是為維護幣值穩定，用糧、油、棉、麻、布五種實物作為准備基金，並在大江幣背面註明該幣相當於多少實物。

大江幣投放根據地市場後，很快排擠了淪陷區錢幣和國統區法幣，方便了生產生活。到1943年底，大江幣基本上佔領了根據地的金融陣地，成為皖江抗日根據地市場流通的唯一貨幣。

大江銀行的創辦和大江幣的發行，也為新四軍七師部隊和根據地黨政機構的財政收支提供了穩固的保障。皖江根據地創建之初，新四軍七師和根據地各機構的費用支出基本上以國統區的法幣作為計量單位，大江銀行發行大江幣後，隨著根據地的物資流通以及貨幣交換開始統一以大江幣作為計量單位，新四軍部隊里發給津貼也採用大江幣，「每月津貼費上下級是一樣，每月只發大江幣一、二元」，「1942年每人每月十元伙食費，每月津貼費分別為2元、1.5元、1元三個等級，對年齡大的領導同志略為高一點」。

1945年抗戰勝利後，奉中共中央指示，新四軍七師部隊率領皖中地區黨政軍機關幹部，北移蘇北淮安地區。皖江地區黨委與 財經 處討論後決定，立刻命令大江銀行停止印發大江幣，並制定出回收全部大江幣的具體辦法。當時，根據地黨政軍機關，都把糧食、木材、傢具和各種日用品標價拍賣，用於回收大江幣。回收的大江幣，分頭集中在團山李、牌樓、嚴橋、石澗埠等地，堆在院子里，澆上火油，當眾燒毀。為此，新四軍還專門派武裝部隊守衛監護。回收大江幣的工作，在七師北撤的後衛部隊離開皖中時基本結束。但由於時間緊急以及當時特殊的環境，一些大江幣仍存民間，沒有收回。

對於原印刷廠的一些人員，動員技術人員隨軍北撤，或者回南京、上海。他們的生活接濟，由上海的大成公司負責。大成公司、印鈔廠、香煙廠的不少幹部，參加了蘇皖邊區政府的工作。大池洲的印鈔廠設備，於1945年10月拆散裝箱，運往蘇北地區。當時，走的是長江轉運河的水路，租了四條大木船，並向蕪湖一家貿易公司借了一條拖輪，連同軍工廠、報社的機器、物資一同裝載運走。大江印鈔廠的速度快、效率高的對開膠印機納入華中印鈔三廠。這些機器很快安裝好，被用於印製華中幣的新任務。至此，歷時3年的大江銀行隨著抗戰的勝利結束完成了自己光榮的 歷史 使命。

新中國成立初期，安徽省不少原屬老革命根據地的群眾，陸續到其所在地區的中國人民銀行，要求將持有的抗戰時期皖中根據地發行的大江幣兌換成人民幣。

中共安徽省委立即決定回收民間保留的大江幣。安徽省財政經濟委員會、中國人民銀行安徽省分行、支行、華東軍政委員會財政經濟委員會、中國人民銀行華東區行乃至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聯合進行摸底調查、研究磋商、請示批示、反復醞釀，最終出台相關的兌換比價以及開展兌換工作後應採取的相應舉措。不久，群眾手中的大江幣順利得到兌換。

（作者單位：民革蕪湖市委會宣傳處）

原文刊登於2021年12月16日《人民政協報》第10版春秋周刊

作者：張衛強

『陸』 解放戰爭期間解放區發行的貨幣與法幣是怎樣兌換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的貨幣統一
從中國歷史上看，每一個新興王朝在實現統一後的首要經濟措施就是貨幣統一。從現代政府來看，貨幣統一更是其獨立統一的前提和調控經濟的首要條件。新中國建立前後，黨和人民政府是在什麼條件下、怎樣實現貨幣統一的，應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可惜這方面的研究還很不夠，有待進一步深入。本文試圖對此作些初步論述，以期拋磚引玉。[1]

一、 舊中國貨幣混亂狀況

鴉片戰爭以後，由於帝國主義侵略和封建勢力阻礙，中國的現代化道路十分坎坷，從衡量國家獨立統一程度的貨幣發行和流通來看，在1949年以前，中國尚出於分裂、落後、政治經濟發展極為不平衡的混亂狀態。

清末以來，隨著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封建政治的解體，我國的幣制即開始陷入混亂狀態。1935年國民黨政府幣制改革以前，市場上除了銀兩、銀元混用外』不少地方銀行（主要為省行）、外國銀行、私營行庄也都發行過在市場上流通的紙幣（尚不包括各革命根據地和偽滿蒙政權發行的貨幣）。僅就銀元來說，就有鷹洋（因上有鷹的圖案而得名，又稱「墨西哥洋」）、龍洋（因上面有龍的圖案而得名，清政府鑄造）、大頭銀洋（又稱「袁大頭」，上有袁世凱頭像，北洋政府鑄造）、船洋（因上面有帆船圖案而得名，南京國民黨政府鑄造），此外還有英國、法國、日本過去發行的銀元；如果再算上地方政府鑄造的成色低的各種銀元，其種類達幾十種之多。

1935年國民黨政府的幣制改革，試圖結束混亂，實現貨幣統一，使我國的貨幣走上現代制度。但是不久爆發的日本全面侵華戰爭，不僅使國民黨的貨幣統一落空，而且法幣（紙幣）的發行，反而為國民黨政府實行通貨膨脹政策提供可能。從1936年6月到1949年5月，國民黨政府的貨幣發行額增加了1445億餘倍。劇烈的通貨膨脹必然導致物價飛漲。打個比方，1937年6月，全國法幣發行量為14．1億元，此時如果一個人有12億元法幣（按兌換比價摺合銀元 元），這筆錢幾乎等於國民黨政府的貨幣發行總量；但是到1942年，則變成中儲券（汪偽政權發行的紙幣，強迫人民按與法幣1：2的比價兌換）6億元，1945年10月又變成法幣300萬元（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在淪陷區按中儲券與法幣200：1的比價收兌中儲券）。而到1948年8月國民黨政府實行第二次幣制改革時（用金元券取代法幣，按1：300萬比價收兌），只變成1元金元券了，按當時物價可買5升米；從1948年8月到1949年5月，物價又上漲了6441326倍，1元金元券的購買力只相當於9個月前的0．000000155元，這時連一粒米也買不到了，一粒米的價格以變成130金元券了。[2]

如此劇烈的通貨膨脹，必然導致拋棄這種紙幣。抗戰勝利以後，在國民黨統治區，盡管國民黨政府實行幣制改革和禁止金銀、外幣流通，強迫人民將其兌換成國民黨政府發行的紙幣，但是並不能阻止金銀、外幣的廣泛流通。在城市，金銀、外幣實際上已經取代了金元券成為市場流通中的等價物；在鄉村，由於銀元、銅幣等硬通貨不足，以物易物在市場流通中的比重越來越大，糧食、布匹在許多地方成為市場交換的等價物。

劇烈的通貨膨脹也為外國貨幣佔領我國市場打開了大門。除了美鈔、港幣廣為流通外，在市場上還流通著英鎊、法郎、叨幣（新加坡幣）、越幣、葡幣、印度盧比、緬幣等各式各樣的外幣，除蘇聯及東北亞國家外，幾乎周邊國家和華僑較多國家的貨幣在中國市場流通中都被派上用場。據估計，在 1949年全國解放前夕，在中國流通的美鈔約有3億美元，港幣約有5．8億港元。港幣發行量的半數流入了華南。

二、人民幣的誕生和關內解放區貨幣的逐步統一

1、人民幣產生的背景。

1947年7月，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反攻，這是中國革命的歷史性轉折，全國性勝利已經為期不遠。隨著中國革命轉入戰略進攻，晉綏、晉察冀、晉冀魯豫和山東解放區逐漸連成一片。為了適應革命形勢的發展需要，在中共中央的領導下，籌劃組建「中央銀行，發行統一的貨幣」的工作遂提上議事日程。1947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在批復華北財經辦事處的報告中指出：「目前建立統一的銀行有點過早，進行准備工作是必要的，至於銀行名稱，可以用中國人民銀行。」1947年11月，華北財經辦事處確定有南漢宸負責組織中國人民銀行籌備處。經過一年的調研、協商、准備，1948年12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在河北省石家莊市宣告成立（由原華北銀行、北海銀行、西北農民銀行合並而成），並從即日起發行中國人民銀行鈔票「人民幣」。當時確定發行人民幣的任務是統一各解放區的貨幣，同時作為新中國的本位幣。人民幣的發行方針是「適當穩定」。即要根據各地區生產和商品流通情況以及市場貨幣松緊的程度，有計劃地慎重地將人民幣投入市場。

2、關內解放區貨幣的逐步統一。

中國人民銀行成立和人民幣發行以後，立即開展了關內解放區的貨幣統一工作。1948年12月1日華北人民政府關於建立中國人民銀行和發行人民幣的布告即指出：「於本年十二月一日起，發行中國人民銀行鈔票（下稱新幣），定為華北、華東、西北三區的本位貨幣，統一流通。所有公私款項收付及一切交易，均以新幣違本位貨幣。新幣發行後，冀幣（包括魯西幣）、邊幣（晉察冀）、北海幣、西農幣（下稱舊幣）逐漸收回。」[3]

為了在貨幣統一過程中不使人民群眾的利益遭受損失，人民政府採取了「固定比價，混合流通，逐步收回，負責到底」的方針，有計劃按步驟地將各解放區發行的貨幣逐步收回。統一的辦法主要有以下兩種：

（1）固定比價，混合流通。1948年12月發行人民幣時，華北人民政府根據各解放區的物價水平，規定了人民幣與冀難幣、晉察冀邊幣、北海幣、陝甘寧商業流通券的合理比價，並停止了上述各地區貨幣的發行，要求各地銀行按照規定比價逐步收回上述貨幣。天津解放前後，華北人民政府再次公布人民幣對各解放區貨幣的固定兌換比價（有的是重申，有的是新規定）。例如：對中州幣是1：3；對冀南幣、北海幣、華中幣是1：100；對長城銀行券是1 200；對晉察冀邊幣、熱河省銀行券是1：1000；對西農幣、陝甘寧商業流通券是1：2000；對冀熱遼邊幣是1：5000。這些比價，與當時市場流通中形成的自然比價基本上是一致的。

採取固定比價、混合流通的過渡辦法，可使各地區之間原來被割斷的經濟關系得到迅速恢復和發展，既方便了群眾兌換和流通，也不致引起市場震動。但是，這種辦法又是靈活的。在平津戰役期間，為了適應站著的需要，中國人民解放軍曾規定暫准東北銀行券、冀南幣作為人民幣的輔幣在平、津地區流通，其他解放區的貨幣則不準進城流通使用。平津戰役勝利結束後，華北人民政府於1949年4月15日宣布：停止東北銀行券和冀南幣在平、津地區流通，並限期進行收兌。與此同時，華北人民政府與東北人民政府在山海關建立了聯合辦事處，掛牌兌換華北、東北兩地的貨幣，實行通匯，以便利兩個地區之間的往來。

（2）按規定比價全部收回各解放區行的貨幣。為了消除一些人擔心各解放區發行的貨幣過了兌換期限會停兌作廢的疑慮，，中國人民銀行總經理南漢宸於1949年1月10日發表談話保證：「人民政府不但對人民銀行新幣負責，而且對一切解放區銀行過去發行的地方貨幣負責。將來我們收回地方貨幣的時候，一定按照現在所規定的比價收兌，兌到最後一張為止。」[4] 隨後，中國人民銀行對收兌各解放區貨幣的工作作了多次布置，並規定凡持有解放區貨幣者，在兌換期限以後仍可到人民銀行按規定原比價兌換。以後，人民政府不但對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解放區所發行的貨幣負責收回，而且對土地革命時期根據地銀行發行的貨幣、期票、公債也按合理的比價收回。

到新中國成立前夕，人民政府通過銀行業務、財政徵收、貿易回籠等方式，陸續收回了關內各解放區發行的貨幣，華北、西北、華東和中南大部分地區的貨幣已經統一為人民幣，為新中國的貨幣統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三、收兌和肅清國民黨政權發行的貨幣

早在人民幣發行之前，各解放區即與國民黨政府發行的紙幣開展過有效的貨幣斗爭。在1947年夏秋轉入戰略反攻至1948年11月沈陽解放前這段時間，解放區的對敵貨幣斗爭主要表現為排擠蔣幣，即限期禁止蔣幣流通，同時組織力量將蔣幣推向國民黨統治區換回物資。

1949年1月平、津解放以後，對蔣幣則以兌換為主，排擠為輔。1949年1月1日天津解放後，市軍管會立於16日頒布通告，規定自即日起，金元券可以流通10天，在此期間按人民幣對金元券1：6的比價予以兌換。2月2日，北平軍管會也發布通告，規定自即日起金元券可以流通20天，在此限期內，人民群眾有拒用金元券及議定比價的自由。政府的收兌比價為1：10，但是勞動人民可以按1：3的優待比價每人兌換金元券500元。為了做好收兌工作，北平市人民銀行在市內設立了247處兌換點，組織了5000多人做收兌工作，結果僅用18天即順利完成了收兌工作，共收兌金元券8億多元。在兌換期內，人民政府准備了大批糧食、食油、煤炭等物資，源源不斷地運進天津、北平，使廣大人民可以用兌換到的人民幣購買生活必需品，不僅樹立了人民幣的信譽，也安定了人民的生活。在限期收兌金元券的同時，人民政府還採取了把金元券排擠出解放區的辦法。天津市人民政府規定，凡持有金元券10萬元以下者，可向人民銀行申請登記，開給金元券攜帶證，憑證可攜帶金元券到國統區；同時 放寬對進入解放區物資的限制，以鼓勵人民群眾把金元券運到國統區換回物資。

隨著金元券的迅速貶值，人民政府在新解放區也將兌換比價不斷調低，收兌期限也越來越短，一般不超過10天。4月23日南京解放後，兌換比價為1：2500，期限為10天；5月27日上海解放時，鑒於國民黨政府已土崩瓦解，人民政府遂採取了無限制無差別的收兌方針，規定人民幣與金元券的比價為1：10000，並在市內設立了369個兌換點，僅用7天即完成收兌工作，共收兌金元券36萬億元，占國民黨政府金元券發行總量的53%。

1949年7月，潰逃中的國民黨政府又在廣州、重慶發行「銀元券」，企圖最後一次利用紙幣劫掠大陸人民的財富。對此，中共中央以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名義宣告，今後在新解放區，銀元券一律作廢，不再收兌；並號召國統區人民團結一致，拒用銀元券，從而加速了銀元券的崩潰。但是，在華南和西南解放以後，為了減輕人民的損失，人民政府還是限期收兌了銀元券。如重慶解放以後，軍管會宣布按人民幣100元兌換銀元券1元的比價收兌，僅10天即收兌完畢。共收兌銀元券1017萬元，摺合人民幣101700萬元。[5]

1949年4月人民解放軍勝利渡江後，解放戰爭改變了過去先解放鄉村後佔領城市的辦法，而是隨著人民解放軍的迅速推進，首先佔領處於統治地位的城市。而此時的江南廣大農村，由於對國民黨政府的惡性通貨膨脹深惡痛絕，金元券、銀元券等紙幣基本被排斥，代之以銀元、銅元甚至以物易物。因此，江南解放以後，對農村來說，只是人民幣如何去佔領的問題。

四、禁止金銀計價流通和私相買賣

1、金銀計價流通情況及原因。

建國以前，由於國民黨政府實行了惡性通貨膨脹政策，其發行的法幣、金元券等紙幣在解放戰爭後期信譽一落千丈，金、銀等硬通貨重新回到流通領域，尤其是銀元，由於過去曾廣泛流通、民間貯藏較多，遂重新成為市場上計價流通的主要貨幣，其需要量也越來越大。由於銀元自1948年以後逐漸成為主要流通手段，其價格也不斷上漲，速度往往超過一般商品。以上海為例：1949年1—5月批發物價上漲78307倍，而銀元則上漲了112971倍，黃金60682倍，美鈔80553倍。就全國看，銀元的價格是其本身價值的2至3倍，這在舊中國的歷史上是空前的。抗戰前一兩黃金可換110枚銀元，而1949年5月只換30至40枚銀元了。

1949年各大城市解放後，由於解放戰爭正在進行，人民政府的支出大於收入，人民幣也不得不實行逐漸膨脹的辦法，1949年4月底人民幣發行總量為607億元，7月底達到2800億元，11月達到20000億元，1950年2月底達到41000億元，3月份則達到49100億元，。雖然人民幣的流通范圍不斷擴大，但通貨膨脹仍然不可避免，從1949年1月到1950年2月（3月統一財經後物價即下降），全國13個大城市批發物價指數上漲91．11倍；天津1949年2月至1950年2月，麵粉、小米、小麥、20支紗、白細布五種商品價格綜合上漲103．7倍。由於人民幣幣值不穩，加上舊中國造成的人民不信任紙幣的心理，人們仍然願意使用和保存金銀等硬通貨。同時，國民黨政府的長期惡性通貨膨脹還造成了一個龐大的金融投機勢力，即當時所謂的「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金」，據估計，1948年僅上海一地參與金融投機活動的人數就達50餘萬（主要為買賣金銀，即俗稱「黃牛」和銀元販子），北平市的街頭，也到處都是銀元販子。各大城市解放之初，眾所周知，這些金融投機勢力仍很活躍。因此，人民幣的主要對手不是國民黨發行的貨幣，而是金銀美鈔，尤其是銀元。

2、禁止金銀計價流通，嚴厲打擊銀元投機活動。

為了有效制止金融投機，使人民幣盡快驅逐金銀，佔領市場，同時又不至引起人民幣過量發行，人民政府採取了禁止金銀流通和低價兌換的凍結政策。

為了制止金融投機，穩定物價，各地人民政府在頒布禁止金銀計價流通私相買賣的法令後，即組織行政力量和人民群眾嚴厲查緝金銀投機活動。 1949年3月4日，北平市軍管會查輯銀元黑市，在3天內拘捕銀元販子380人。而人民幣與銀元的最大較量則發生在江南解放以後的華東地區。早在人民解放軍渡江以前，以南京、上海、杭州為重心的華東地區已經成為銀元的天下，金元券事實上成為銀元的輔幣。江南解放以後，金元券「不打自倒」，而盤踞市場已久的銀元則成為人民幣的主要敵人。

1949年6月初，江蘇、浙江城市以上海為為中心，金融投機分子掀起銀元漲風。上海的投機分子以證券大樓為大本營，利用電話網與全市各個據點進行聯絡，報喊行情，哄抬價格，從6月1日至10日的10天內將銀元價格抬高了兩倍，從而帶動了物價的上漲。在這種情況下，根據中共中央「關於打擊銀元使人民幣佔領市場陣地的指示」，上海市人民政府經過周密調查和部署，於6月10日頒布《華東區金銀管理暫行辦法》，同時立即行動，在投機分子集中活動的高峰時刻，一舉查封了證券大樓，緝獲現行投機分子1000餘人，拘捕其中情節嚴重的200餘人，對其他的投機據點也一並取締。在此前後，人民政府還廣泛開展宣傳教育，發動人民群眾聲討銀元投機，堅決拒用銀元，取締了街頭巷尾的銀元黑市交易。終於使人民幣完全佔領了市場。隨後，南京、武漢、杭州等其他大城市也開展了打擊銀元的斗爭，並取得勝利。同年12月5日，廣州市人民政府組織了2000餘人，對地下錢庄和炒賣金銀、外幣攤檔（當地稱其為「剃刀門楣」）集中的地段進行了大清查，查獲地下錢庄170家、「剃刀門楣」498個，對1016個投機分子分別給予懲處或教育釋放。

在解決取締銀元買賣和嚴禁金銀計價流通的同時，各地人民政府還採取了由人民銀行掛牌收兌金銀的辦法。由於社會上金銀較多，為了不致因兌換而大量增加市場上的人民幣，加劇通貨膨脹，人民政府實行了低價凍結政策（西南地區解放以後，由於該區銀子較多而人民政府掌握的物資不夠多，為避免沖擊市場，索性暫時不予收兌金銀），即人民銀行的兌換牌價較大幅度低於黑市價格，從而使富人不願將手中的金銀去兌換人民幣而願意保存起來。但是這種低價也不是低到不合理的程度，同時也考慮到兌換者的利益，隨著物價上漲，幾次調高兌換牌價。到1949年底，上海收兌銀元108萬多枚，北京收兌22萬多枚。1950年3月物價趨於穩定以後，國家適當提高了金銀兌換比價，加上人民幣幣值穩定，國家收兌的金銀數量大增。以廣東省為例，1950年一年共收兌黃金745．5萬兩（其中下半年收兌的佔71．1%），銀元101．2萬枚（其中下半年收兌的佔73．7%），純銀5323．6萬兩（其中下半年收兌的佔98．2%）。[6]

3、促使人民幣下鄉，佔領農村市場。

由於國民黨政府實行劇烈通貨膨脹政策，紙幣迅速貶值，農村的抵制辦法就是拒用紙幣，在市場交換中使用銀元等硬通貨或者實行以物易物，糧食和布匹在許多地區成為交換的一般等價物。1949年4月人民解放軍渡江以前，解放戰爭是先解放鄉村並包圍城市，然後再解放城市。因此，在金融和貿易方面，人民幣就先在鄉村生了根，城市一解放，人民幣佔領市場、恢復城鄉交流，都是比較容易的。渡江以後，情況則不同了，由於我們是先佔城市，後占鄉村，而城鄉均是銀元市場，鄉村非但不能幫助城市推行人民幣，而且本身人民幣的推行也十分困難。即使在北方的老解放區，由於人民幣也在貶值，鄉村中的實物交換所佔比重也較大。如果說在城市解放後，人民政府是用行政手段快速有效地禁止了金銀流通，使人民幣迅速佔領了市場；那麼對於幅員廣大的新區農村來說，以經濟手段為主使人民幣佔領並擴大市場則是最佳選擇，因為行政命令為主不僅實施成本過高，而且會導致實物交換比重的增加。經濟手段的有效實施是以人民幣幣值基本穩定為前提條件的，因此，人民政府採取的促使人民幣下鄉措施和人民幣真正深入廣大農村、佔領農村市場，則是在1950年3月統一財經之後。政府促使人民幣下鄉的經濟措施主要有以下三種：一是稅收，即政府在鄉村徵收的各種稅費，除公糧外，一律徵收人民幣，以促使人民幣的流通；二是通過農貸和押匯（埠際押匯和進出口押匯），使人民幣深入農村；三是通過大力開展城鄉物資交流，即鼓勵工業品下鄉和大量收購農副產品，使人民幣取代銀元和實物交換，佔領農村市場。經過1950至1951年的上述財政、金融、貿易三大經濟手段的促進，銀元基本退出市場，以物易物的比重也大為縮 小，人民幣終於深入到農村。據個別調查，1950年3月統一財經以前，人民幣尚未佔領新解放區農村，老解放區農村的流通量也很有限；而到1952年底據人民銀行總行估算，農民持有的人民幣已達11萬億元，占當時人民幣流通總量的40．4%。[7]

4、對少數民族地區實行耐心等待、穩步前進的政策。對於少數民族地區，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則採取了完全不同的政策，充分照顧到少數民族的利益和習慣。

1950年，西北、西南都曾決定在少數民族地區，應照顧少數民族群眾長期形成的心理和習慣，暫准行使銀元，待條件具備後再逐步用人民幣收兌。例如同年8月西北軍政委員會制定的「管理銀元辦法」（經中財委批准）即規定：（1）甘肅大部、寧夏、青海部分地區仍應繼續堅決貫徹禁絕銀元流通的既定政策，僅甘肅拉卜楞區、寧夏阿拉善區、青海西南部等少數民族聚居地區，暫准銀元與人民幣同時流通，然後再逐漸以經濟為主輔助人民幣市場的擴大，俟條件成熟時（可能需要數年）再行禁止銀元。（2）在暫准銀元流通的地區，為了加強政府對銀元的統一掌握與管理，可考慮有人民銀行領導成立（吸收當地有威望人士參加）「貨幣交易所」按照當地銀元與人民幣的市價進行集中的自由交易，以解決持有人民幣或銀元者相互需要之困難。如該地區銀元缺乏，只准人民銀行有計劃以匯兌方式向該區調劑，其他公私單位都不準自由攜往。（3）暫准銀元自由流通地區的國營貿易公司及其他國營企業（郵政、交通等）和稅務機關一律禁止收受銀元，以支持人民幣流通范圍的穩步擴大；但是國營貿易公司收購土產時，視具體情況，可用銀元。（4）為了推行人民幣下鄉、組織經濟力量、削弱銀元流通的市場基礎，國營貿易公司和人民銀行必須盡力擴大業務。（5）在銀元暫准流通區與禁止區的交界地帶，應加強銀元的緝私工作。[8]

1953年初，西南暫准銀元流通的少數民族地區（不包括西藏）銀元價格下跌、幣直不穩，人民幣流通范圍開始擴大，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政府可以選擇的辦法有以下兩種：一是沿用所採取的辦法，繼續壓迫銀元價格下降，然後一次收兌或只收進不放出，肅清銀也流通；二是在目前基礎上，通過穩定人民幣與銀元的比價來穩定貨幣市場，以開展物資交流，從而使少數民族逐漸轉變喜愛硬幣心理，建立人民幣威信，在將來條件完全成熟、少數民族完全同意的情況下，才水到渠成地統一貨幣。1953年2月25日，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建議中央採取後一種辦法，3月7日中央批復同意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的報告，提出：對少數民族地區的金融、貿易政策應採取穩步前進而對少數民族（包括本地商人及上層分子）有利的方針。切忌躁進，尤不可將內地辦法搬進少數民族地區實行，並要求其他混合使用銀元和人民幣的少數民族地區，亦照此報告合理調整人民幣與銀元的比價。

五、嚴禁外幣在市場上流通，加強外匯管理

如前所述，舊中國貨幣混亂、外國貨幣廣泛流通，特別是解放戰爭後期，由於國民黨政府的貨幣信用崩潰，美鈔、港幣等外幣更是成為流通領域的主要計價手段之一。美鈔主要流通於北平、天津、上海、武漢等大中城市，尤以上海為最多；港幣則主要流通於華南地區，廣東、福建等地，幾乎是港幣的天下。

針對上述情況，各地解放後，人民政府立即加強了外匯管理，制定了外匯管理辦法，禁止一切外國貨幣在中國市場上流通。同時還規定：無論中國人還是外國僑民，凡持有外國貨幣者，必須在限期內，按規定牌價到中國人民銀行或其指定機構兌成人民幣，或者作為外幣存款換取外匯存單；因公務或旅行進入中國國境者所持有的外幣和票據，必須在中國人民銀行設在邊境的兌換機構兌成人民幣或作為外幣存款；一切外匯業務，包括國際貿易結算、國際匯兌、外匯買賣，都必須由中國銀行辦理或在其監督下由指定的銀行經營。

收兌外幣的工作，大致分為兩個階段。1949年初平、津解放到建國前為第一階段，這個階段的主要工作是收兌華北、華東、中南等大中城市中的外幣，以美鈔為主；1949年10月廣州解放到1950年底為第二階段，這個階段的主要工作是收兌廣泛流通於華南城鄉和西南邊疆地區的外幣。

在第一階段，人民政府一方面嚴厲取締外幣黑市買賣，另一方面則採取折實存款的辦法，吸收外幣存款，由於行政手段和經濟杠桿雙管齊下，效果較好。到1949年底，天津兌入103萬美元、97萬港元、其他外幣摺合120萬美元；上海則兌入758萬美元、149萬港元，吸收各種外匯、外幣存款共計1242萬美元、572港元、65萬英鎊。[9]

在第二階段，以驅逐和收兌港幣為主的禁止外幣流通工作更為艱巨。在1949年10月廣州解放至1950年2月，為了把港幣迅速逐出市場，人民政府對港幣採取了堅決肅清、排擠為主、兌換為輔的方針（因港幣數量巨大，如大量收兌將會引起物價暴漲），將港幣打入黑市，以促使其迴流香港和海外。 1949年11月18日，廣州市軍管會宣布：人民幣為合法貨幣，凡完糧納稅以及一切公私款項收付、物價計算、賬務票據契約，均須以人民幣為計算及清償本位，嚴禁外幣流通使用，但是由於港幣流通普遍、深入農村，兌換尚需時日，暫准按人民銀行的牌價使用。同時，人民政府還開展了拒用外幣的宣傳教育運動。為了打擊港幣黑市，穩定金融局面，人民政府於12月4日對地下錢庄、剃刀門楣進行了大掃盪，查獲地下錢庄170家、剃刀門楣498檔沉重打擊了港幣黑市，把港幣與人民幣的黑市比價由12月4日的1：3333元壓低到12月10日的1：1540元（同期人民銀行牌價為1：1500元）。斗爭的結果，確定了人民幣為市場流通中的唯一合法貨幣；鏟除了港幣黑市的據點——地下錢庄、剃刀門楣；並對人民群眾進行了拒用外幣的宣傳教育。

1950年2月以後，由於人民幣流通范圍擴大，同時交通的恢復也使政府掌握了較多的物資，基本具備了禁止港幣流通的條件。在這種情況下，1950年2月3日，廣州市軍管會宣布：禁止港幣流通使用。與此同時，人民銀行將兌換牌價提高，以利收兌；並頒布優待外幣存款辦法，准許外幣存款移作自備外匯或按優待僑匯的牌價支取人民幣。隨後，廣東也先後宣布禁止港幣流通。1950年3月統一財經以後，由於實行「三平」政策，物價幣值都趨於穩定，港幣黑市比價已為人民銀行的牌價所控制，人民幣已經完全佔領了城市市場。這個時期貨幣統一工作的主要任務是大量收兌港幣、組織人民幣下鄉。以廣州市為例，3月中旬以後每日的港幣收兌量比3月中旬以前每日最高量增加了100倍。僅1950年一年，廣東省就收兌港幣9211．3萬元、美鈔71．65萬元。據估計，到1950年9月底，停留在華南民間的港幣已不到原來的五分之一，人民幣已經完全佔領了城鄉流通市場。

六、中國大陸貨幣統一的實現

1949年至1950年的貨幣統一行動，並不是在全國范圍內進行的。它只是集中於關內的廣大地區，而對較早解放的東北、內蒙和剛解放的新疆並沒有實施貨幣統一，三個地區仍然行使其原有的地方貨幣，中央人民政府沒有急於實行全國貨幣的統一。這個決策是相當英明正確的。

1、東北和內蒙地區的貨幣統一。

1949年和1950年初，關內廣大地區隨著解放戰爭的勝利推進而開展了貨幣統一，同時人民幣也因戰爭原因而不斷貶值，解放區的物價呈現出較大幅度的波動。而此時的內蒙和東北則因解放較早（內蒙於1948年 月全境解放，東北則於1948年11月全境解放），提前進入國民經濟恢復階段，物價基本穩定下來。以東北為例，1945年12月至1948年12月，東北解放區的物價上漲422倍，而1948年12月至1949年12月，按10城市的批發物價計算，其上漲幅度僅為62%，其中旅大地區的物價總水平還略有下降。如果用幣值尚未穩定的人民幣取代東北、內蒙的地方貨幣，勢必要造成兩地的物價隨關內物價波動，從而對兩地的經濟恢復

『柒』 晉察冀邊區紙幣

1938年3月20日，號稱整個中國紅色金融史當中獨一無二的寺院里的銀行——晉察冀邊區銀行在山西省五台縣成立，日軍進攻新口、太原時曾一度撤走，形勢好轉以後，又遷回。剛開始發行的紙幣面值有1角、2角、5角、1元、2元、5元、10元、50元、100元、200元、500元、1000元，石印，1945年5月停止印製發行。以邊區幣10元對冀南幣1元的比率並行流通，1948年12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成立後，晉察冀邊區銀行紙幣才以1000元摺合1元人民幣兌換收回並停止流通。1946年8月印有「冀熱遼」字樣的紙幣在當時的河北、熱河解放區流通，膠印，刷色有紅、綠、棕、紫、灰、藍灰、黃棕、黑棕等，1948年12月1日，按5000元摺合1元人民幣兌換收回並停止流通。晉察冀邊區銀行發行的貨幣信譽很高，廣受群眾歡迎。在開展對敵貨幣斗爭、發展邊區經濟、保障軍隊供給、支援戰爭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晉察冀邊區銀行（包括總行、冀中分行、冀熱遼分行）共發行57種年版的紙幣，面值多達14種。圖案豐富多彩，既有寶塔亭台、清河橋、帆船、村莊等自然風光，又有萬里長城、頤和園銅牛、天壇、牌坊等文化古跡，還有耕地、牧羊、牧馬、收割、運肥等景象。行名採用中英文對照，票面的正背面均有行長和副行長的朱印和中英文簽名，書法以隸書見長，蒼勁有力。邊飾花紋精美而多種多樣，票面號碼系人工單獨列印而成。 由於歷經戰亂的原因，晉察冀邊區紙幣收藏難度較大，特別是1000元、2000元、5000元等高值上品紙幣更是難以收集到。在收藏市場上，一枚晉察冀邊區1938年版亭橋圖伍元（7品）成交價為280元，1943年版抬石過河牛耕圖伍拾元（8品）易手價不低於260元。每一張紙幣都記錄著當年晉察冀邊區軍民抗日救國保家鄉的奮斗歷程，應當是珍貴的革命歷史文物，具有較高的收藏價值。
極具欣賞性和收藏價值 很有收藏價值的自己到這里看看http://www.336688.net/gmingp/ShowClass.asp?ClassID=21&page=3

『捌』 解放戰爭時期，貨幣怎麼用的

解放戰爭時期的貨幣應該是有3種，一種是從清末流傳下來的銀元，也就是現大洋；另一種是共產黨解放區印發的邊區票；還有一種就是國民黨統治區發行的法幣。電影里共產黨在老百姓家留下的就應該是邊區票，這種邊區票是可以到解放區的財政部門兌換成現大洋的，這樣就可以在國民黨統治區流通。

『玖』 抗戰時淪陷區和國民政府控制區各自用的貨幣是什麼

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至一九四五年日軍投降的這段時間里，日本在中國大陸扶持的偽政府共成立了滿洲中央銀行、中央儲備銀行、冀東銀行等七家偽政權銀行，每家銀行都發行紙幣和硬幣，同時，日本的橫濱正金銀行、朝鮮銀行發行的貨幣和日本軍用票也大量湧入中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這批貨幣流通在中國各淪陷區，成為日本侵略者與其扶持的偽政府掠奪中國人民財富的工具。所以說日佔區使用的貨幣太雜，國民政府控制區使用法幣，共產黨控制區使用的是邊鈔。銀圓在那時候一直都是所有人認可的流通貨幣。

『拾』 抗日戰爭時期,可以在全國流通的貨幣有哪幾種

抗日戰爭時期,可以在全國流通的貨幣，能被當做是硬通貨幣的大概只有袁大頭銀圓了，這個銀圓在敵我戰區里老百姓都普遍比較認同的硬通貨幣，雖然那時通行的偽法幣名義也是全國流通的，但僅僅只是名義上的全國流通，實際上很多的日偽區，抗日根據地是不認偽法幣的，而銀圓是真正能做到全國流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