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主權什麼時候提出

① 超主權貨幣的背景

為了在即將於下周召開的倫敦G20峰會上占據一個更有利的地位，世界各大經濟體近來紛紛加緊展開從輿論攻勢到實際政策等各方面的博弈。目前來看，針對本次全球金融危機的成因及治理方案，國際上的主要經濟大國明顯分成了三派意見：美、日、英三國主張通過大規模的資金注入——也就是所謂「救市」——穩定住岌岌可危的金融市場；以法、德兩國為代表的歐洲則對救市的效果持懷疑態度，認為必須盡早改革現行的不合理的國際金融和貨幣體系；以中、印、俄、巴等「金磚四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大國則既不否認救市的必要性，同時又強調改革的重要性，只是其改革呼籲更多地著眼於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機構中的代表權。
在此背景下，周小川文章的價值就顯得非同尋常，預計這也是本次峰會上中國將要開出的最重要的葯方。更加值得一提的是，周小川的建議不同於之前美、歐各懷私利的主張，它具有高度的公平性和客觀性，並無顯著傾向於本國利益的動機，因而又平添了幾分公信力。
在文章里，周小川重提凱恩斯60年前的大膽設想，建議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創設的特別提款權（SDR）進行改進和擴大，以「大處著眼，小處著手，循序漸進，尋求共贏」的改革，逐步創建「具有穩定的定值基準並為各國所接受的新儲備貨幣」。文章的核心意思是要在未來建立一種不與任何國家主權掛鉤的「世界貨幣」，以此作為國際儲備和貿易結算的工具。文章還就它的實踐操作性作了探討，並提出了一套相應的解決方案。
應當說，這是一個看起來極其理想主義的設想，其現實障礙是不言而喻的。假如它能夢想成真，那將是人類歷史上第一種在地球上任何一個地方都不能實際流通但卻同時又承擔著溝通地球上所有不同貨幣間交易結算使命的貨幣符號。而之前的國際儲備和結算貨幣，不論是黃金還是美元，實際上都是相應的那個時代中最具有穩定購買力的真實貨幣。這也意味著今後貨幣的信用將不再依託於貨幣中介物本身的價值或其背後的政治、經濟、軍事等綜合實力。然而，在一個至今仍完全由主權國家規則支配、「世界政府」遙不可及的「叢林式」世界體系中，發行這種「世界貨幣」的「世界中央銀行」——權且假設它是IMF——自身的權威又託身何處呢？退一步說，就算IMF得到了全世界所有國家或主要大國的共同支持，在技術上它又如何確定「世界貨幣」的發行量呢？會不會由於這種「世界貨幣」本身的發行不當而造成全球性的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
實際上，周小川的主意十分類似歐元的前身「歐洲貨幣單位（ECU）」。但這里有一個必要的前提：如果沒有歐洲一體化和統一貨幣的預設目標，ECU的功效將是極其有限的——它本身只是一個中間過渡產物。也就是說，假如世界各國不能就未來建立統一的真實「世界貨幣」達成共同的追求方向，「升級版SDR」的前景就將大打折扣。
在全球經濟日益不可分割、美元體系日益力不從心的當下，與其說周小川提出的是一個解決方案，還不如說他拋出了一個開放性的問題，相信這個問題一定能贏得舉世共鳴。最早公開類似設想的其實是俄羅斯政府，它在3月16日提出的建立「超國家儲備貨幣」（super national reserve currency）的主張，與周小川的「超主權儲備貨幣」可謂異曲同工，只是周小川的方案更為細致和具體。那麼，一周以後，它會不會因為中國和俄羅斯的聯手而成為金融危機重重陰霾下倫敦城裡的主旋律呢？

② 世界貨幣會統一嗎

過去幾十年來，美元已經成為無可置疑的全球貨幣，世界各國持有美元在各地市場進行交易，特別的石油。Steil寫道：「美元當今的特權地位不是天上賜予的，美元最終也是被另一種誠信的貨幣所支持，別人會願意接受它在過去買到的等值的東西在未來的回報。這給了美國政府機構巨大的負擔以保證這種誠信。不幸的是，這些機構未能肩負起這一重擔。魯莽的美國財政政策正在削弱美元一直處於擴張的全球貨幣的地位。」（譯者註：美元與黃金脫鉤導致貨幣誠信缺失，斯特爾卻把責任推卸在美國政府機構！因為政府是換屆的，他只是含含糊糊說是政府，卻不指出是哪屆，而金融寡頭的霸權是不換屆的，連美國政府都被作為替死鬼了！！）

在認識到可能的美元價值的情況下，Steil指出了他對對中國和其它「美元儲備豐富的央行」的不斷關注。請記住，中國獨自擁有超過一萬億美元儲備，而來自東方的對於以美元進行清算的抱怨已開始引起騷動。（譯者註：斯特爾厲害，打擊之前不忘記拍馬屁，中國1.5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真的威脅美國了嗎？是不是奪人財富還要滿足一下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的虛榮心啊？曾經有人說中國現在外匯儲備多了，以前小平同志出國哪有外匯可帶啊。沒想到啊，21世紀的中國還真有「刻舟求劍」的真事呢。）

即使Steil不問，這個問題也是令人心痛和不言而喻的：如果中國和其他國家「擔心不能承受美元儲備之輕」，世界將會怎樣？如果美元被各央行迅速傾銷，世界經濟將會怎樣？

所有這一切都突出了一個戰略現實，可以歸納為三個詞：危機，平等、機會。正如金融大亨A W Clausen所說，「新的跨種族的全面的政治經濟制度總是產生於征服或共同的危機。」（譯者註：不是次級債危機，還會是什麼呢？請注意英國每日電訊2007－12－29的文章：「次級債危機將使1929年大蕭條看上去象是閑庭信步」）

Robert Mundell, 「歐元之父」，世界上最受人尊敬的經濟學家之一，也指出危機是變革的起點。在2007年5月的講座中，蒙代爾指出，「國際貨幣改革通常在面對全球性的危機的反應和威脅時才成為可能。」

這個諾貝爾獎得主還把他的手指指向可能的危機觸發點，他說「全球經濟危機必將涉及美元」，而統一的世界貨幣將被看作是全球性美元災難的「一個偶然」。（譯者註：那麼惡意做空美元，既作為苦肉計蒙騙全球，又可以實現單一世界貨幣的願景，當然就順理成章了。這里，我非常同意劉軍洛兄關於做空美元可以作為「無風險投資」的理論。連美聯儲和國際金融寡頭都要做空美元，咱還怕啥？？但要注意時間點！）

在類似危機的思維中，Benn Steil似乎提供的是一種利他主義的解決方案。為了避免出現危機，在問題不可挽回之前，所有的國家所要做的就是放棄主權。

各國政府必須走出的致命觀念，即民族獨立必須是在自己的領土上發行和控制通用貨幣。

「國家貨幣和全球市場不能簡單地混合在一起，否則他們將釀造致命的貨幣危機和緊張的地緣政治局勢，並以此製造破壞性的保護主義的借口。」

那麼應該如何除掉貨幣主權呢？Steil坦率地說，世界需要重組為三個區域性貨幣：美元，歐元，和一個新的亞洲貨幣。這項建議與羅伯特.蒙代爾的工作遙相呼應，他一直周遊世界講授一種新的基於美元（dollar），歐元（euro），日圓（Yen）的國際貨幣單位。根據蒙代爾的計劃，在這三種貨幣的基礎上，形成了一個「世界貨幣單位」，被稱為「滴（DEY）」，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是這個貨幣的總經理。（譯者註：以後地球人買東西，問價格都是「這衣服幾滴？筆記本電腦幾滴啊？」）

實施蒙代爾的計劃可能不會太遙遠，因為主要貨幣板塊塊正在世界不同地區形成，歐元在歐洲率先獲得成功。南美洲，東南亞，以及非洲都盼望建立區域性貨幣區。中東也在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實際上，在2010年，如果一切都按計劃進行，由中東國家組成的海灣合作理事會（Gulf Cooperation Council，GCC），包括科威特和沙烏地阿拉伯，都將有他們自己的區域金融體系。GCC將坐落在關鍵會員國阿聯酋的迪拜，這個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城市。

北美洲也歡迎貨幣一體化。北美貨幣體系這個多年的概念已經出現在央行的圈子裡，並建議用阿梅羅（Amero）作為新的大陸貨幣的名稱。[見2007年7月份 Forcing Change發表的19頁報告中對這一進展的描述]。

如果不是有阿梅羅（Amero），肯定有人相信美元應該成為三國的貨幣。

1999年5月，經濟學家Judy Shelton向美國眾議院的銀行和金融服務委員建議北美洲美元化。其他人也同樣一直在研究這個大陸的貨幣選擇，目的是建立一個約束力日漸增強的涵蓋加拿大，美國和墨西哥的新區域經濟體系。

但是，區域貨幣塊如何演變成單一的全球貨幣呢？Morrison Bonpasse，全球單一貨幣委員會總裁(Single Global Currency Association, SGCA),該委員會是一組以世界貨幣為工作目標的經濟學家，回答了這個問題：「二十一世紀的貨幣聯盟，以及那些倖存下來的二十世紀貨幣聯盟，是通向未來之路和全球貨幣聯盟的里程碑。

Bonpasse深入地闡述了這一點，「感謝歐洲和其它的貨幣聯盟取得的成功，我們現在知道了如何建立並維持第三代：一個擁有全球央行和單一世界貨幣的全球性貨幣聯盟。世界正准備開始為單一的全球性貨幣做好准備，正如歐洲為歐元做的准備，阿拉伯海灣國家為自己的共同貨幣做准備一樣。在由佔世界GDP相當比重的代表性國家建立了全球單一貨幣目標之後，這個項目就象前面的區域性貨幣那樣向前推進。」

「簡言之，區域貨幣模式是世界貨幣模式的墊腳石。然而現在民族主義盛行。」 Bonpasse寫道:「這個可以很簡單地來說明：如何從目前的147種貨幣變成1種。" 不斷發展的克服民族主義的殘餘力量的政治意志是邁向3-G世界的主要挑戰。歐元的實施，貨幣聯盟的經濟和政治就密不可分地綁在了一起；這兩點的邏輯都指向了3-G世界。」（譯者註：中美之間的金融戰爭，其實質就是通過美國實施苦肉計－次級債的多米諾骨牌方陣，製造全球大衰退，消除中國強硬的國家主權意識，從而搬開攔在通向單一世界貨幣「光輝道路」上最重的絆腳石！）

「現在的問題不是世界是否會採用單一的全球貨幣，而是何時採用？以及如何順利和廉價採用或是粗糙地、昂貴地和混亂地採用？對國際主義者而言，國家主權是壓倒一切的障礙，為了讓全球中央銀行和世界貨幣存在，必須要形成一些政治安排。」

羅伯特.蒙代爾在2003年作了名為「國際貨幣體系和單一世界貨幣案例」的講座理解了這個政治問題的，他的反應很坦率：「沒有世界政府的單一世界貨幣是不可能實現的。強制執行單一貨幣將涉及重大的組織問題」。

但這個現實並沒有阻止SGCA和其他有同樣想法的人進行的漸進性規劃。正如Bonpasse斷言：

「現在是時候認真追求建立單一世界貨幣的目標了，這個世界貨幣由全球貨幣聯盟內部的全球中央銀行管理。」

SGCA 已經有了日期: 2024年。至於全球中央銀行的總部，Bonpasse 建議設在巴塞爾，蘇黎世或日內瓦。

「瑞士有良好的貨幣聲譽，把全球央行放在瑞士，是對那些加入全球貨幣聯盟成為會員的的國家的必要的鼓勵。」

「全球央行的治理結構應該是比較容易設計，可以借鑒現有的成功模式，如美聯儲、歐洲中央銀行、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聯合國，和一些相關的組織如世界衛生組織。」（譯者註：如果借鑒美聯儲的治理架構和組織架構，世界豈不是盡在西方掌控了嗎？美聯儲的治理架構就是：羅斯柴爾德家族和其代理人洛克菲勒家族控制了紐約聯儲，紐約聯儲控制了美聯儲）

「不是每個人都喜歡這些組織結構，但它的確可以磋商政治問題。」

他是對的：這是一個政治問題。對Richard Cooper 來說，當他在新罕布希的布雷頓森林召開的1984年美聯儲會議上提出全球央行和世界貨幣的想法時，就顯然是這樣。

「在今天這個想法的政治可行性是很遙遠的，在人們對這個想法習以為常之前，要號召一個真正匯集了貨幣主權的考慮將需要多年。」

然而，即使在當時，Cooper還是提出了一個具體的時間表，並開始嚴肅地考慮這個問題: 「這個單一的貨幣制度實在太激進，以至於在不久的將來是難以面對的。但25年後，它就不那麼過於激進了。」

回想起來，Cooper的計時似乎相當精確：1984年，二十五年後，即2009年，今天，單一世界貨幣的想法正在啟動並被SGCA這類組織和主要倡導者如羅伯特.蒙代爾所牽引。此外，國際清算銀行－這個被認為是世界上中央銀行家的中央銀行－已公開考慮圍繞區域集團建立單一世界貨幣的可能性。（譯者註：蒙代爾何時來設計亞元呢？如果他設計的亞元以日元為基礎，對中國意味著什麼？？）

但所有這一切，「是在幫助非洲農民，」或是帶來全世界工人平等的工資嗎？

可能不是。而且，它將給予國際銀行卡特爾一個前所未有的權力，這是從來沒有過的或沒有經歷過的。就象一個全球金融的批評家曾經寫道的：「金錢就是金錢，銀行業務是銀行業務，既不承認任何忠誠，不承擔復利」。

「感謝上帝，他通過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給了我們勝利。所以，我親愛的弟兄們，堅定、不動搖、始終為上帝工作。」

③ 2． 開放經濟下，一國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是什麼蒙代爾政策組合理論在實現這些目標方面的主張是什麼

蒙代爾教授對經濟學的偉大貢獻： 一是開放條件下宏觀穩定政策的理論(蒙代爾-弗萊明模型)， 二是最優貨幣區域理論。蒙代爾教授敏銳地觀察到，從20世紀60年代至今，世界經濟發展中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與全球化的發展，產品、服務、尤其是資本可以通過貿易和投資大規模的跨國界流動。在一個更為開放的經濟體系中，一國的貨幣主權和財政政策效果更多的受到外部世界的制約，宏觀調控能力下降。經濟學越來越難以對經濟前景進行預測，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傳統的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面臨新的挑戰。 在國際金融領域，他是一位偉大的先行者和預言家。 經濟政策、匯率和貨幣 瑞典皇家科學院在授獎賀辭中稱：「蒙代爾教授奠定了開放經濟中貨幣與財政政策理論的基石……盡管幾十年過去了，蒙代爾教授的貢獻仍顯得十分突出，並構成了國際宏觀經濟學教學的核心內容。」 蒙代爾的研究之所以有如此重要的影響，是因為他是在准確預料未來發展方向的基礎上進行選題的。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國際貨幣安排的格局是各國都有自己的一套貨幣，並且幾乎所有的學者都認為這是必須和理所當然的，國際資本市場開放的程度也相當低。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蒙代爾提出了超前於現實的問題：與國際資本市場一體化相關的貨幣與財政政策的結果會如何？這些結果將如何依賴於一個國家是採取固定匯兌抑或採取自由匯兌？一個國家都該有自己的一套貨幣嗎？經過提出和回答這樣一些問題，蒙代爾改造了開放經濟中的宏觀經濟理論。 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期發表的幾篇論文中，蒙代爾發展了開放經濟中的貨幣與財政政策（即「穩定政策」）的分析。他在《固定和彈性匯率下的資本流動和穩定政策》中探討了開放經濟中貨幣與財政政策的短期效應，分析得很簡單，但結論卻很豐富、新穎、清楚。在這篇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論文中，蒙代爾把對外貿易和資本流動引入了傳統的IS-LM模型（該模型由197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希克斯發展，用於分析封閉經濟），闡明了穩定政策的效應將隨國際資本流動的程度而變化。他論證了匯率體制的重要意義：在浮動匯率下貨幣政策比財政政策更有威力，在固定匯率下則相反。 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後半期，蒙代爾已是芝加哥大學學術界的領袖人物。他那個時候的許多學生，現在都已成為這一領域中卓有成效的研究者。 假定資本具有高流動性，國外和國內的利率一致，那麼在固定匯率下，央行必須干預流通市場，以滿足該匯率下公眾對外幣流通的需求。結果是，央行將失去對貨幣供給的控制，不得不被動地調整貨幣供給以適應貨幣需求（國內流通）。央行試圖通過所謂的公開市場操作執行單一國家貨幣的政策也將是無效的，因為無論利率還是匯率都不可能被影響。但是，如果增加政府支出或其他財政措施，則可以提高國民收入和國內經濟水平，從而避免上漲的利率和強勁的匯率障礙。 再看看浮動匯率。浮動匯率是由市場決定的匯率，在該匯率體制下，央行對流通領域的干預受到限制，財政政策就沒多大威力了。在貨幣政策不變的情況下，增加政府支出將導致對貨幣的更大需求和追求高利率的傾向。資本的流入將強化除去政府支出的全部擴張效應後的凈出口較低的地區的匯率。但是，在浮動匯率下的貨幣政策將成為影響經濟活力的有力工具。擴大貨幣供給往往會提高較低的利率，導致資本流出和更疲軟的匯率，而這反過來可以使凈出口增加從而促進經濟擴張。 浮動匯率和高資本流動性准確地揭示了許多國家當前的貨幣體制。但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早期，幾乎所有的國家都被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固定匯率聯結在一起，因此，對浮動匯率和高資本流動性的後果進行分析完全像是滿足學術好奇心而已。為什麼這好奇心會發生在蒙代爾身上？這可能與蒙代爾出生在加拿大有關，因為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加拿大就開始放鬆管制，允許自己的貨幣與美元聯系浮動。隨著國際資本市場的開放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蒙代爾的遠見卓識更與隨後的十年緊緊相關。 在蒙代爾之前，穩定政策不僅是靜態的，而且假定一個國家所有的經濟政策都被一隻單獨的手所調整和組合。作為對照，蒙代爾用了一個簡單的動態模型，來考察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這兩種工具，它們各自怎樣走向自己的目標、外部和內部的均衡，以帶動經濟隨時間的推移而接近目標。這意味著兩個不同的權威——政府和央行——將為穩定政策工具承擔各自的職責。蒙代爾的結論直截了當：要防止經濟不穩定，政策與經濟生活的聯系就應與兩種工具的功效一致。在他的模型中，貨幣政策與外部平衡聯系，財政政策與內部平衡聯系。蒙代爾最初關注的不是貨幣與財政政策分離本身，而是解釋分離的條件，他率先認為，央行應該獨立地對價格穩定負責，這一思想在後來被人們普遍接受。 從蒙代爾進行的短期和長期分析中也可得到有關貨幣政策條件的基本結論。在資本自由流動條件下，貨幣政策既能夠被導向；外部目標比如匯率，也能夠被導向；內部（國內）目標比如說價格水平，但是它們不是同時進行的。這個「矛盾的三位一體」對理論經濟學家的意義是不言自明的。 蒙代爾的貢獻已經被證明是國際經濟學研究的分水嶺。它們引入了動態方法，在清晰區別存量和流量的基礎之上，分析兩者在經濟走向長期穩定的調整過程中的相互作用。蒙代爾的研究也對凱恩斯主義者的短期分析和古典經濟學的長期分析進行了必要的調和。後來的研究者擴展了蒙代爾的成果。這個模型被擴展到綜合包括了家庭和企業的預期決策、另類金融資產和更具動態的經常項目和價格調整。盡管有這些修正，蒙代爾的絕大多數結論仍然經受住了考驗。 最優貨幣區域 固定匯率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早期占據著主流地位，少數研究人員討論過浮動匯率的優點和缺點，但都認為一國有自己的通貨是必須的。蒙代爾1961年在其論文中提出「最優貨幣區域」問題看起來似乎有些激進：幾個國家或地區放棄各自的貨幣主權而認同共同的貨幣，在什麼時候會更有利？蒙代爾的論文簡要地提到了共同貨幣的好處，比如貿易中更低的交易費用和相關價格更少的不確定性等。這些好處後來得到了更多的描述。而最大的缺點是，當需求變動或其他「非對稱沖擊」要求某特定地區削減實際工資的時候，維持就業就很困難。蒙代爾強調，為抵消這些不利因素，勞動力需要具有較高的流動性，這一點非常重要。蒙代爾刻畫了這樣一個最優貨幣區域，該區域的國家和地區之間移民傾向足夠高，高到可以保證某一個地區面臨非對稱沖擊時仍可以通過勞動力流動來實現充分就業。其他研究者擴展了這一理論並確定了附加標准，比如資本流動、地區專業化、共同的稅收和貿易體制等。 蒙代爾幾十年前的思考，與今天密切相關。由於世界經濟中資本的流動性不斷變強，在曾經固定但現在可以調整的匯率體制下，匯率越來越變得脆弱；一些地區正捲入這個問題。許多觀察家認為一個國家在貨幣聯合或浮動匯率（蒙代爾的論文討論的兩種情況）之間必須選擇其一。不必多說，蒙代爾的研究也影響到歐元的誕生。經過對利弊的權衡，EMU研究人員把最優貨幣區域經濟思想當作新的葯方予以了採納。

④ 數字人民幣的發展歷程是什麼

數字人民幣，字母縮寫按照國際使用慣例暫定為「e-CNY」，是由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的數字形式的法定貨幣，由指定運營機構參與運營並向公眾兌換，以廣義賬戶體系為基礎，支持銀行賬戶松耦合功能，與紙鈔硬幣等價，具有價值特徵和法償性，支持可控匿名。
2014年，中國人民銀行成立專門團隊，開始對數字貨幣發行框架、關鍵技術、發行流通環境及相關國際經驗等問題進行專項研究。
2017年末，中國人民銀行組織部分商業銀行和有關機構共同開展數字人民幣體系（DC/EP）的研發。DC/EP在堅持雙層運營、現金（M0）替代、可控匿名的前提下，基本完成了頂層設計、標准制定、功能研發、聯調測試等工作。
2019年底，數字人民幣相繼在深圳、蘇州、雄安新區、成都及未來的冬奧場景啟動試點測試。
2019年底數字人民幣相繼在深圳、蘇州、雄安新區、成都及未來的冬奧場景啟動試點測試，到2020年10月增加了上海、海南、長沙、西安、青島、大連6個試點測試地區。
2020年4月19日，中國人民銀行數字貨幣研究所相關負責人表示，數字人民幣研發工作正在穩妥推進，先行在中國深圳、蘇州、「雄安新區」、成都及未來的冬奧場景進行內部封閉試點測試，以不斷優化和完善功能。
2020年5月，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表示，數字人民幣目前的試點測試，還只是研發過程中的常規性工作，並不意味著數字人民幣正式落地發行，何時正式推出尚沒有時間表。
2021年7月，數字人民幣試點已經有序擴大至「10+1」，即「10個城市+1個冬奧會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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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貨幣替代的貨幣政策

1969年3月，V．K．Chelly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論文首次提出「貨幣替代」這一概念。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後，隨著以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為代表的固 定匯率制被浮動匯率制代替，人們普遍認為浮動匯率制度有利於一國貨幣當局維持其貨幣主權，可以根據國內的經濟情況獨立地 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因此，傳統理論認為在浮動匯率制下，國際收支總是趨於平衡，不存在兩國之間貨幣的凈流動，貨幣當局也無需干預市場以保證幣值，所以， 浮動匯率制將使得兩國貨幣在供給方是完全不替代的。但是麥爾斯（MareA．Miles，1978） 提出質疑，理由是傳統理論只關注貨幣供給方面的擾動在國家間的傳遞，而貨幣替代現象的 出現使得貨幣需求方的國際聯系更加明顯，所以即使在完全浮動匯率制度下，國內居民對本外幣的相對需求變化也會改變國內的貨幣總量，從而影響貨幣政策的有效 性，使得該國貨幣政策或多或少受到其他國家貨幣政策的制約。我們可以看到，貨幣政策在浮動匯率制下保持完全獨立性的一個重要前提是各國貨幣在需求方也是不 替代的，即一國居民只持有該國貨幣。但在當前的國際經濟一體化環境中，這一前提顯然是難以成立的。外國貨幣政策的變動會導致該國居民和企業對本外幣的相對 需求發生變化，對持有的現金余額幣種結構和數量進行調整，從而導致貨幣的跨國流動，使該國的貨幣政策喪失獨立性。
瓊斯（DouglasH．Joinse，1985） 的觀點認為在開放經濟中，若兩國之間私人部門把本外幣均視為生產貨幣服務的可替代投入，那麼持有一種貨幣的機會成本上升，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時候會引起兩國 對另一種貨幣的需求增加，從而導致貨幣的跨國流動，削弱了該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羅傑斯（JohnH．Rogers，1990） 研究了貨幣替代條件下外國較高的通貨膨脹率對本幣的實際需求、本幣流通速度，特別是對該國通貨膨脹率的影響。他認為外幣實際余額的初始存量和對外幣余額的需求彈性是形成該國經濟對浮動匯率制「隔絕效應」的兩個主要變數。另 外，Bergstrand和Bundt（1990）運用協整的實證方法分析了貨幣替代對美國貨幣政策獨立性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從長期來看，貨幣替代是 影響貨幣政策獨立性的重要因素。
麥爾斯（MainA．Miles，1978）建立開放經濟下的兩國模型，做出如下假定：兩國間存在對稱性的貨幣替代現象；兩國貨幣間是完全自由兌 換，資本市場也是高度開放的；世界范圍內貨幣需求與供給總是平衡的；兩國的利率水平是人們持有本外幣余額的相對機會成本；價格浮動是彈性的，不考慮時滯。由此證明在貨幣自由兌換和浮 動匯率制的條件下，一國貨幣供給的增加會因共同的貨幣替代原因導致兩國的貨幣跨國境的流動。貨幣替代使各國的貨幣政策之間產生高度的相關性，同時 也減少了各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有效性。

⑥ 貨幣制度與國家主權的聯系應該怎樣理解

從古代開始有可以稱之為貨幣制度的制度,幾千年來,都是與國家的主權 ( 也包括諸侯的、城邦的、地區的政治權力 )
不可分割地結合在一起的.但這樣的觀念和准則卻在 20 世紀中受到嚴重的挑戰.
先是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建立起美元在全球的主導地位.但相當長的期間,在控制與反控制的較量中,各國的貨幣主權依然還是得以保持；有的貨幣如德國馬克等,還很有與美元分庭抗禮的態勢.在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之外,還曾同時存在著社會主義世界的集中計劃經濟體制的貨幣制度.但到了
20 世紀的後十年,貨幣制度對主權的挑戰卻沿著兩個趨向而迅速強化.
一是貨幣局制度與美元化.特別是美元化,連本國的本幣都讓位於外國貨幣——美元,無疑意味著貨幣主權的徹底否定.這一進程,有可能講一步推進.
二是歐元登上歷史舞台.歐元是超越歐洲各國傳統邊界的貨幣；歐洲貨幣當局是超越各國貨幣主權的統一的中央銀行.對於傳統的貨幣制度觀念,這更是直截了當的挑戰.
全面分析貨幣主權面臨挑戰之所以由來的歷史條件、經濟根源和對世界格局的影響,是當前世人所關注的重大課題.貨幣發展的歷史表明,一些看似不成問題的觀念,隨著時間的推移,客觀條件的變化,也會走向自我否定.

⑦ 誰能告訴我所有世界預言家的預言

迪堡1951年畢業於哈佛商學院，隨後在紐約一家管理咨詢公司供職，但由於多次強烈建議客戶採用電腦化管理，迪堡三次遭到公司解僱。他後來在回顧這段經歷時說:「(我的觀點)太超前了，當時還沒有企業採用電腦辦公。」

迪堡在1952年撰寫了一本名為《自動化》的書，在書中詳細闡述了未來電腦的應用，他大膽地預測，未來的企業將把可編程設備應用到日常管理中。

迪堡的預言來自他二戰期間在海軍服役的經歷，當時他仔細觀察了戰艦的反飛機火力控制系統，由此想到可將這些技術應用到商業運營中。

1954年，迪堡創辦了自己的咨詢公司John Diebold & Associates，湊巧的是，這一年通用電器也推出了首個企業級大規模電腦系統。

在此後約半個世紀的時間里，迪堡為AT&T、IBM、波音這樣的大公司及芝加哥、紐約等城市提供咨詢服務，一些外國政府，如約旦、委內瑞拉也成了他的客戶。

1961年，迪堡的公司為紐約一家銀行開發了一個電子網路系統，這個系統能隨時更新所有交易信息，為用戶提供在各個支行辦理業務的便利。他的公司還開發出了供醫院使用的信息系統，通過電子方式保存各種病歷及數據等。這些創新在當時的美國社會都是非常超前的。
1961年，蒙代爾在一篇論及「最適當貨幣區」的文章中，首次提出了「什麼時候、哪幾個地區的國家放棄貨幣主權，而改用共同貨幣會有好處」這個重要問題。蒙代爾認為，建立共同貨幣的好處在於貿易交易成本的下降以及相對價格不明朗因素得到減少等。但他同時也研究了共同貨幣可能存在的弊病，其中最主要的是：當某個區域的需求有變或出現「不對稱震盪」，以致實際工資需要下降時，很難令就業率維持在高水平。因此蒙代爾認為，共同貨幣區如需要穩健運作，必須有高度的勞工流動率來配合，以抵銷上述干擾。在共同貨幣區內某地區出現「不對稱震盪」時，若該地區有極高的勞工流動率，就能維持全民就業。歐洲就是蒙代爾心目中的「最適當貨幣區」。

蒙代爾的研究具有獨創的超前性。70年代中期以前，當全球大多數國家仍以「布雷頓森林協議」制定固定匯率政策，即採用固定匯率之際，蒙代爾已進行有關浮動匯率及資金高度流動的突破性研究。他除了考慮一個國家應在何時放棄本國貨幣外，還闡明了不同匯率體系採取不同政策有何意義。如果推行浮動匯率，貨幣政策將扮演主導角色，財政政策只起輔助作用；但若採用固定匯率，情況則相反。在資金自由流動的條件下，貨幣政策可以通過匯率等外在目標或穩定價格等內在目標為導向，但不能同時以上述兩個目標為導向。

作為歐元的理論奠基人，蒙代爾對歐元的誕生評價甚高。他在發表的一篇文章中稱，「歐元可能是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美元取代英鎊主導貨幣地位以來，在國際貨幣體系中最重要的發展。」

⑧ 貨幣的起源與本質

貨幣的起源，與貨幣的本質

原創：至道學宮白雲先生2019-07-17

錢是怎麼來的，錢為什麼會值錢？

貨幣是什麼呢，簡單的講，貨幣就是我們常說的錢。我們都知道，錢是非常重要的，做什麼都離不開錢。那錢到底是怎麼來的呢？錢為什麼會值錢呢？今天我們就簡單的說一說，來把這個問題講清楚。天氣炎熱，文章不會太長，希望大家看得輕鬆些。

錢是怎麼來的，這是貨幣的起源問題。錢為什麼值錢，這是法定貨幣的信用價值問題。我們分開來講。

先來說說第一個問題，錢是怎麼來的。

從錢的起源上來講，歷史上所有的貨幣都可以分為兩大類型。一類是中心化貨幣，另一類是去中心化貨幣。中心化貨幣，信用基礎是政府。去中心化貨幣的信用基礎，則是私人機構。

也可以把中心化貨幣，稱之為主權貨幣；把去中心化貨幣，稱之為私人貨幣。近現代私人貨幣的全球化，就是我們現在所理解的世界貨幣。這個我們後面詳細講。

兩種類型的貨幣，源頭上都是起源於中國。主權貨幣的起源，是來自於中央王朝的朝貢貿易，由中央政府發行，信用價值由中央政府來賦予。而私人貨幣，則是起源於中國的民間商賈，它是由民間的商賈來發行，其信用價值也是由民間的商賈來賦予。

朝貢貿易才是全球化的正常態

兩種貨幣在起源上的先後順序，是先有中央王朝發行主權貨幣，然後才有了私人貨幣。也就是說，在國家產生之前，是沒有真正的貨幣的，也沒有真正的信用體系。

當我們講國家的形成這件事的時候，可以認為，它等價於中國的形成。因為中國文明的國家形態，大概在一萬年前，就已經很成熟了。而西方人，他們直到最近四五百年，才能勉強理解什麼是國家。也就是在霍布斯時期，他們才和中國學習，怎麼靠建立國家來統治人民。從這點也可以認為，當我們講文明的時候，文明這個詞等同於中國文明。西方這短短幾百年的文明，在漫長的文明史中，可以忽略不計。

在五百年前的西方，他們既沒有國家，也沒有文明，更沒有貨幣。它們和樹林子裡面的一群猴，並沒有什麼區別。至於什麼西方中心論的偽學術偽歷史體系，都是後來幾百年西方人偽造杜撰出來的，根本就是子虛烏有的事。什麼古埃及古希臘古羅馬，歷史上都是不存在的。

由中國主導的朝貢貿易，是自古以來，歷史上全球化的正常形態。這種正統的全球化，產生了中國所主導的主權貨幣。放大到中國所主導的天下秩序中，中國的貨幣，就是整個天下的中央貨幣，中國的戶部，就是整個世界的央行。歷史上中國主導的全球信用體系，是中央主權信用體系的全球化。而一當中央失去對經濟貿易的控制權，商賈控制經濟和貿易時，則就會產生私人信用。

私人貨幣全球化，明朝江南白銀資本塑造了近現代幾百年的歷史

私人信用的全球化，蒙元時期，建立了基於金本位的，私人化全球信用體系的雛形。西方人關於中國到處都是黃金的幻想，還把中國想像成是現實中的天堂，很大的原因，是蒙古人建立了金本位的世界貿易和世界貨幣，並把這種全球化，推動到了西方人那裡。

蒙古人推動的這種全球化，相對於正統的朝貢貿易全球化而言，它是一種異端的全球化，是商賈資本家和軍事集團結合的全球化。它是後來幫會加行會行全球化的最早雛形。

蒙古人為什麼突然就崛起了，是因為宋朝放任了對民間資本的管控，導致它們做大做強，取代了中央政府，成為了天下真正的統治者，他們就是金融僭主。這些資本家，他們先是用契丹人做打手，來對抗北宋政府，又利用黨項人和金人作為軍事打手，對抗北宋政府。而這個期間，政府一敗再敗，一退再退，資本家接管了一切。於是，他們最後再用蒙古人做軍事打手，把他們的私人信用，蔓延到了全世界。並不是蒙古人所向披靡，而是背後的錢所向披靡。這些錢，無論選擇誰，作為他們的軍事打手，被選中的軍事集團，都能所向披靡。

大宋王朝為什麼一直打不過蠻族，因為中央政府對金融失去了控制，當資本家控制了一切時，中央政府就成了資本家天然的敵人。後來的西夏黨項人為什麼被滅族了，因為他們背叛了背後的金融僭主。契丹人和金人為什麼後來不行了，因為他們被背後的金融僭主拋棄了。

這種私人全球信用體系的最終成熟，是在明朝時期，也就是基於銀本位的全球信用體系。明太祖重建中央信用體系，摧毀了蒙元時期的金本位私人信用體系，資本家們卷土重來，再次用銀本位發起挑戰。到了成祖時期，中央信用體系就被打得瀕臨崩潰。一直硬撐到明神宗時期，才不得不宣布白銀是法幣於是，資本家們大獲全勝，再次接管了一切。銀本位的私人化全球信用體系，直接催生了西方現代文明的誕生，也催生了西方現代銀行體系的誕生。也可以說，我們近現代的幾百年歷史，都是明朝時期金融戰爭的延續。

明朝的江南銀本位私人全球信用體系，一共生了兩個後代。一個後代是金本位的英鎊，和石油本位的美元。作為當前世界貨幣的美元，是私人信用體系的全球化的最高峰。

可以認為，當年英國和滿清的戰爭，就是英國用金本位這種信用體系，來攻擊滿清的銀本位信用體系。在滿清時期，銀本位已經被打擊到奄奄一息，而中國的私人資本家，還在苦苦堅守銀本位，直到民國政府的金融大戰敗，中國的銀本位信用體系，才被徹底斬首，退出歷史舞台。

至此，中國徹底失去了世界貨幣的鑄幣權，同時也失去了金融主權。先是中央失去了全球鑄幣權，接著鑄幣權交給了江南的資本家，再接著江南的資本家，又把全球鑄幣權交給了西方人。

中國所主導的全球信用體系，生於上古時期的朝貢貿易，死於民國時期的金融大潰敗。而在這長達幾百年的金融大戰中，為英國政府設計金本位制度的牛頓，東印度公司，匯豐銀行，美第奇家族，拿破崙，摩根家族……等等，它們都是中國的敵人。

在由資本家聯盟，所主導的私人信用體系，這種金融形態，可以稱之為行會金融。私人信用體系，產生於行會組織。定價，結算，支付，都是行會來解決的問題。金融的行會，也就是銀行，由銀行為天下管錢。這種金融體系的天職，就是為了資本的增殖為服務，它天然的要吃人。

由中央政府主導的國家金融，則是戶部，也就是財政部為天下管錢。這種金融體系的天職，是天然的為社會服務。

古代的貨幣分級管理理論

基於朝貢體系的全球信用貨幣，在上古時期就已經很成熟了。目前，我們能看到的關於這種貿易體系，和全球信用體系，比較完整的文字記載，是在《尚書·禹貢》中。

先有中央帝國，然後建立全球貿易體系，最後是全球信用體系。我們現在一講到全球化，就覺得這個詞很時髦。實際上呢，全球化是自古以來就有的事情，朝貢貿易，就是歷史上的全球化。

英鎊的錨是黃金，美元的錨，早期是黃金，也就是金本位。後來換成了石油，變成了石油本位。那基於中央帝國朝貢貿易的全球通用貨幣，這種中央貨幣的信用基礎是什麼呢？它是一種什麼本位的貨幣呢？

這里需要敲黑板一次。大家要注意了，白銀，黃金，石油，它們都只是私人貨幣屬性的信用載體。

中央政府發行的中央貨幣，它是一個多層復合貨幣體系。在《管子》一書中有非常詳細的論述。天子用的貨幣是珠玉，諸侯用的貨幣是金銀，卿大夫用的貨幣是銅鐵，百姓用的貨幣是布帛。天子和諸侯之間的貨幣，有固定的兌換匯率。諸侯和大夫之間，也有固定的兌換匯率，卿大夫和百姓之間的貨幣之間，也有固定的兌換匯率。

天子相當於是中央政府，諸侯相當於省級政府，卿大夫相當於縣級政府，百姓則是基層行政單位。從中央到政府，貨幣的兌換關系是不會亂的。而且貨幣也不能亂用，不能僭越。古人在信用體繫上，也講究禮制。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就是不同的級別，所使用的貨幣，規格也不同。

我們中國人為什麼喜歡玉呢？因為玉在古代是最高級的貨幣，是天子才能使用的貨幣。看吧，這就是文化本能。因為我們中國太有文化了，我們的歷史太悠久了，所以呢，我們中國人的生活中，文化本能無處不在。但是在古代呢，普通人是不能隨便使用玉的，更不能收藏玉，這是僭越。我們現在所講的玉文化，其實背後都是一部貨幣史。雖然現在的人，都不記得玉是一種貨幣了，但是依然還保存著這種文化本能。

現在考古界喜歡挖祖墳，經常能挖到幾千年前的墓中有玉器，說明那挖的都是侯王級別的墓葬。

除了喜歡玉，中國人還非常喜歡金銀。同樣有是文化本能，因為金銀自古都是貨幣。在古代，普通人使用金銀，也是僭越。因為金銀是諸侯一級的政府，才能使用的法定貨幣。這些上層貨幣，只能兌換，不能在更下一級的體系中流通。喜歡玉的人都知道，好玉比金銀還貴，為什麼玉這么貴，因為自古以來，玉就比金銀貴。玉是天子用的貨幣，金銀只是諸侯用的貨幣。

這樣分級管理法定貨幣的好處是什麼呢？首先，什麼層級，使用什麼規格的法定貨幣，用禮制和法律加以約束，禁止跨層流通，這就不會出現私人貨幣現象。其次，如果哪兩層之間，匯率變化出現了異常，就能及時的定位，是哪一級政府的貨幣數量，或者經濟狀況出現了問題。再次，如果出現金融交易的異動，可以有好幾道防洪大堤，不會導致金融災害很快蔓延到中央財政部，這樣就能層層屏藩，保護好國家的金融安全。

貨幣的本質：信用本於天

分級管理，各級政府之家的法定貨幣，和固定匯率都確定好了。那貨幣和商品之間的定價，怎麼確定呢？一個東西值多少錢，這個是確定的嗎？這個也是確定的。

古人的做法，是把天下的山川大澤，土地物產，和人口數量，等等，全部計算一遍，因為在自然經濟的條件下，一個國家，在不出現大的災害的情況下，一年能出產多少糧食，多少樹木等財貨，這些基本上是個彈性區間內的確定值。然後再根據這個精確的確定值，來確定各級政府，總共發行多少貨幣。

也就是說，在這樣的信用體系下，貨幣的信用，和自然的物產，是一一對應的關系，既不會多，也不會少。或者簡單的說，古代的中央貨幣，它的信用價值錨定的是天地萬物。那時候的貨幣，就是萬物流通的尺度。而且，還是多層的復合錨定。天子錨定天，諸侯錨定天子，卿大夫錨定諸侯，百姓錨定卿大夫。商賈錨定百姓，夷狄錨定商賈。也就是說，貨幣信用的本質，從最源頭上來看，它的價值來源於天。

美元上面有句話是這么寫的，In God We Trust。這句話翻譯過來，就是「我們相信狗蛋」。西方人為什麼會有這種思想呢？因為它們的這個思想，就是中國自古以來的信用本於天思想的山寨版。西方人認為，狗蛋就是它們的天。

古人用輕重之術動態控制金融系統，輕輕鬆鬆穩定物價

萬一出現了災年，經濟產出減少，如果不能及時回籠貨幣，貨幣投放量就會變多了，導致貨重幣輕，這會出現通貨膨脹。如果是豐年，經濟產出增加，如果不能及時的增加貨幣供給，貨幣投放量就變少了，導致貨輕幣重，這就會出現通貨緊縮現象。

古人是怎麼解決這個問題的呢？那就是管仲所講的輕重之術。要根據經濟發展的情況，及時的調整貨幣供給，保持貨幣的投放量，和經濟產出，始終相一致。如果貨幣投放量不動的話，也可以調整商品的投放量，比如古代的開倉放糧，就是用增加商品供給的方式，來調節物價。幣重，就是幣貴的意思，錢越來越值錢了，東西就越來越便宜了。幣輕，就是幣賤的意思，錢毛了，錢越來越不值錢了，東西就變貴了。

在這種貨幣體系下，物價想亂，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說，那時候的社會，物價是不會怎麼出現異常變化的。物價不亂，自然也就不會出現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現象。更不會出現經濟危機現象。

反觀我們現在的信用體系，幾乎找不到任何確定的東西，所有的東西，都是不確定的。這非常的荒謬，簡直是荒謬到了極致，因為信用不可信，因為貨幣不能給萬物定價，一切都是不確定的。

從貨幣理論上看，現在的人，和古人相比，智力下降的太嚴重了。現在人對貨幣方面所表現出來的智力，和古人的差距，比猿猴和現代人的智力差距還要大。現在的人連個物價都解決不了，可見智力太匱乏了。

為什麼信用一定要可信，物價一定要穩定？這是一個哲學問題。因為古人認為天地萬物，都是按照常然的法則運轉的，天不會出現不確定的東西，所有的東西都是恰到好處，既不多也不少，保持著動態平衡和動態穩定。這里的天，就是中國古人所講的上帝。天和上帝基本上是同義詞。

再敲黑板一次，只有中國人才有上帝。外國人並沒有上帝。它們的那個最高主宰並不叫上帝，而是叫狗蛋，或者叫其他什麼奇怪名字。

中國的天子作為天的受託人，代表上帝來管理天下萬物，那麼人在統治和利用萬物的時候，就不能破壞天定的萬物之間的動態平衡，不然就會被天懲罰。所以呢，中國的天子，誠惶誠恐，對萬物進行精確的計算，對貨幣的投放也進行精確的計算，以保持文明活動中，萬物被人管理和利用時，也能保持動態平衡和動態穩定。

萬物本是一體，只有每個東西都恰到好處，不多不少的正正好適宜，萬物作為一個整體的大生命，才能正常的運行。如果這個太多，那個太少，就好比說，一個人胳膊太長，有一公里那麼長，眼睛太大，有臉盆那麼大，耳朵太小，只有芝麻那麼大，腿太短，只有手指頭那麼短。那這還是個人嗎？他的生命還能正常的運行嗎？顯然是不能的。古人治理經濟，也是把整個經濟體當作一個生命來治理的。如果物價出現了異常波動，如果某些東西太多，某些東西太少，說明這個生命出現了妖異病態現象，它就要死亡了。

在古人看來，一切都是有序的，一切都是確定的，一切都是可以度量的，一切的價值都是可精確的，這些都是天定的。人管理天下萬物，只要讓萬物和天定的秩序保持一致，這就是信。信了之後，才能取用萬物，而不失其和，經濟才能永續發展，人才能永續繁衍。解決物價問題，對古人來說，只是一個幼兒園水平的事。而對於現在的人來說，解決物價問題，則是一個比登天還難的事情。現在人講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對古人來說，也是一個幼兒園水平的事情。

現在美元所主導的貨幣體系，問題到底出在哪裡呢？在於人們不再能夠理解貨幣的本質，在於已經不再能夠理解自然造物的秩序之美，也無法理解萬物本是一體的道理。現在的一切，都荒謬好笑到了可怕的地步。現在的貨幣，以美元為主導的全球貨幣體系，它根本不能稱之為貨幣，因為它一切都是不確定的，一切都是不可信的，一切都是無價值無意義的，它的一切都好笑到了不可救葯的地步。

如果非要說，這種貨幣是個什麼東西的話，那它就是個笑話，它就是人類智力墮落到谷底的恥辱柱。

⑨ 關於央行數字貨幣，這是周小川迄今最深入的一次公開解讀

數字人民幣漸行漸近。繼深圳紅包之後，有消息稱，近期數字人民幣可能還會在其他城市進行公開測試。

但大多數人對於央行數字貨幣依舊陌生，各種誤解、誤讀也不可避免。

在不久前舉行的第二屆外灘金融峰會上，央行數字貨幣研究所所長穆長春澄清了人們對於數字人民幣最大的一個誤解，他表示：「 微信、支付寶和數字人民幣不是一個維度上的，微信和支付寶是金融基礎設施、是錢包，而數字人民幣是支付工具、是錢包的內容 ……同時，騰訊，螞蟻的各自的商業銀行也屬於運營機構，所以和數字人民幣並不存在競爭關系。」

11月27日，在北大數字金融研究中心舉辦的「數字金融創新與經濟發展新格局」系列研討會暨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成立五周年活動上，中國金融學會會長、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周小川則進一步釐清了中國央行數字貨幣（DC/EP）、數字人民幣（e-CNY）以及全球央行數字貨幣（CBDC）之間的關系。

周小川表示， DC/EP是一個雙層的研發與試點項目計劃，並非一個支付產品。DC/EP項目計劃里可能包含著若干種可以嘗試並推廣的支付產品，這些產品最後被命名為e-CNY，即數字人民幣 。

此外， DC/EP與CBDC的開發思路並不相同。比如，在CBDC的設想中，貨幣所有權和負債責任都歸央行，而在DC/EP中，第二層商業機構實際上擁有e-CNY的所有權以及可支付的保證。

周小川還強調，在DC/EP的雙層運營體系中，作為第一層架構主體的中央銀行與第二層主體之間，並非人們所理解的簡單的批發-零售關系。事實上， 第二層機構需要承擔KYC、反洗錢以及用戶數據隱私保護等一系列合規責任，而一般的CBDC往往認為這些責任都歸屬於央行。

周小川介紹， DC/EP是一個雙層的研發與試點項目計劃，並非一個支付產品。DC/EP項目計劃里可能包含著若干種可以嘗試並推廣的支付產品，這些產品最後被命名為e-CNY，即數字人民幣。

DC/EP雙層運營體系指的是：第一層是中央銀行，第二層為商業銀行、電信運營商和第三方支付網路平台公司等 。目前來看，已經開始運行的工農中建四家銀行以及中國移動、中國電信、中國聯通、螞蟻、騰訊等都在第二層之列。

周小川認為， 第二層機構至少應該承擔以下責任：第一 ，要有適當的資本以減少風險。 第二 ，了解客戶，即KYC（Know your customer）的責任。在此基礎上，也要承擔起反洗錢和數據隱私保護的責任。 第三 ，技術和設備方面的投入、設備的運行保養等責任。

作為第一層架構的主體，央行的責任則包括以下方面：

首先是維護數字人民幣的幣值穩定。 央行可以通過對第二層機構做出資本金或發行准備金上的要求來維持幣值穩定。

其次是建設可靠的結算與清算等基礎設施 。周小川認為，理論上來說，央行內部也要從事研發，但央行自身的研發重點並非數字貨幣產品本身，而是應更加註重建設可靠的結算與清算等基礎設施。

第三，央行有責任促進不同支付產品之間的互聯互通 。當不同支付產品使用的標准或參數不一致時，央行可以在其中進行協調，從而提高產品的通用性，這對消費者將更加有利。

第四，央行要在動態演變系統中准備好應急和替代方案。 無論是系統故障還是升級換代，都需要有替代品或應急方案以保證支付功能不被中斷，否則整個市場都有可能受到影響。從這一角度看，央行自身也應研究一種能夠起到應急或替代作用的數字貨幣。

總體來說，周小川認為， 在DC/EP這個雙層運營體系中，央行需要通過自身的角色設計充分調動各主體積極性，從而使得各主體的長處都能夠充分發揮。

周小川表示， DC/EP的開發思路與國際上一直在提的CBDC並不完全一致，DC/EP並非CBDC體系中的一種想法 ，二者之間主要有以下區別：

首先，DC/EP中的第二層機構事實上擁有e-CNY的所有權和可支付的保證，同時也擁有相應的系統、技術和設備。

周小川透露，這一思路在一定程度上研究借鑒了香港三家發鈔行（匯豐、渣打和中銀香港）的情況。發鈔行每發行7.8元港幣，就要交給香港金管局1美元，同時金管局會發放一個100%備付證明書。從資產負債表來看，各銀行發出的鈔票是其負債，資產則是准備金，而中央銀行的負債是其發出的備付證明。由此， 從資產負債表的角度來看，這種發行模式和CBDC所設想的貨幣所有權和負債責任都歸央行有所不同。

周小川也提出，為了維持幣值穩定，央行可以採取不同的方法。比如要求現鈔100%的准備金，又比如採取類似於香港的做法提供證明書，也可以嘗試安慰函的形式。需要注意的是，在不同的方案之下，央行的支持程度也是不一樣的。此外， 即使是100%的准備金，其針對的也只是現鈔，在中國就是M0，其他的准現金類均不包含在內，更遑論M1和M2。

其次，DC/EP中雙層主體之間的關系也並非部分人認為的「央行搞批發、二層機構搞零售」 。正如前文所述，第二層機構需要履行包括KYC、反洗錢以及數據隱私保護等在內的一系列合規責任，而一般意義上的CBDC通常認為這些責任都歸屬於央行。周小川也同時指出，為了更好地保持系統穩定性，了解系統運行狀況，央行應該掌握其所需的交易數據，但這只屬於備份性質，央行本身不涉及直接的商業利益。

曾有人用這樣一個比喻來解釋央行和第二層主體之間的關系：商業銀行發央行數字貨幣好比是發了一個信封，信封里的鈔票是中央銀行的鈔票，但不同的銀行設計的信封、防偽等都不一樣，但本質上，信封里放的都是央行的貨幣。對此，周小川表示，「這個比喻很有意思，但並不完全准確。」

他進一步解釋稱，信封里放的可以是央行的貨幣，也可以是央行發放的備付證明書或安慰函，甚至也可以放商業銀行自己設計的東西。 但無論如何，最終都要保持其穩定性和有效性。從這個角度看，第一責任人是第二層機構，而非央行。

事實上，早在2015-2016年，人民銀行就在國際上提出了雙層體系的設想。 之所以考慮雙層體系，主要是因為結合國情來看，中國的央行數字貨幣更適宜採用一種競爭性、多方案、動態演進的經營體系。

中央銀行是否有能力判斷並選擇最優技術路線？對於這一問題，周小川給出的答案是「很難」。此外，從一種方案切換到另一種方案，對於中國這樣的大國來說，將耗費極長時間。從紙幣換代經驗來看，每代人民幣切換都需要十年左右，而且還有很多遺留問題。但同時，我國的超大規模市場可以容納或試行多種技術方案。因此，一個競爭性、多方案的央行數字貨幣體系更適合中國。

DC/EP還是一個動態演進體系。 金融 科技 的發展十分迅速，支付系統也必須適應這種發展速度，不斷演進迭代。周小川提醒， 在這一過程中要重視反壟斷，因為壟斷可能會對新的技術路線形成阻礙。

周小川還談到對於區塊鏈和分布式記賬技術（DLT）的看法。就區塊鏈和DLT的一些技術特性，如去中心化，周小川認為， 需要考慮去中心化是不是支付體系現代化所真正需要的特性 。

他的觀點是，其實不見得，而且搞不好還可能帶來不少弊端 。

再如不可篡改性，周小川指出，現有系統特別是賬戶系統，被篡改的概率極低。而且，也要考慮交易出錯時如何主動修改的問題。「在支付領域中偶爾會發生錯誤，需要更改，但這種更改並不只是通過一筆負向交易做對沖，而是要同時徹底更改或抹除原本錯誤的交易記錄，否則錯誤的交易信息可能會被誤用，比如錯誤地進入徵信系統。然而，目前區塊鏈強調的不可篡改性恰恰和這種需要存在矛盾。」

周小川同時表示， 區塊鏈和DLT一直是央行數字貨幣體系中的方案之一，但是其仍有技術問題待解決，尤其是支付處理能力亟需提高。從零售系統應用的角度來看，這一技術暫時無法佔據主流，仍需進一步發展完善。

對於人們普遍關心的數據隱私保護問題，周小川表示， 數字貨幣交易要求可控匿名，這意味著既要有匿名性，但又不能完全匿名，需要保證監管機構特別是反洗錢機構能夠掌握這些數據，在此基礎上，要最大限度保護客戶隱私。

周小川主張，要充分研究和吸收歐洲的《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中的一些規則。

目前，我國面臨的一個難題是，此前大數據交易盛行時，很多個人隱私數據已被泄露，而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數據已被泄露或買賣。盡管可以刪除一些信息或者更換密碼和賬戶，但這類操作非常復雜耗時，且無法有效保證安全。周小川提出， 在這種情況下，需要一些風控手段來保障數據隱私安全，比如對賬戶進行分層次的限額管理等。

在談到央行數字貨幣的跨境支付問題時，周小川認為， 類似Libra的以跨境匯款為側重點的應用存在一定問題，數字貨幣跨境支付還是應注重在零售系統中的應用，同時重點解決跨境 旅遊 等經常項目的支付問題。

在以零售為基礎的前提下，周小川強調，要尊重各國的政策和法律規定。一個國家如果十分強調其自身的貨幣主權、強調其自身的匯率制度和有關兌換和匯款的規定，那麼數字貨幣在推行時也應對其給予充分尊重。有的國家會擔心本國「美元化」或「人民幣化」，對此，周小川認為， 央行應把主要精力放在跨境支付合作的清算環節。

本文據中國金融學會會長、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周小川在北大數字金融研究中心舉辦的「數字金融創新與經濟發展新格局」系列研討會暨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成立五周年活動上的演講寫作而成，未經本人審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