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應以什麼政策為主貨幣政策為輔

1. 宏觀經濟學論述題:目前經濟形勢，應該採用什麼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

1、財政政策是國家制定的指導財政分配活動和處理各種財政分配關系的基本准則。它是客觀存在的財政分配關系在國家意志上的反映。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財政政策又是國家干預經濟，實現宏觀經濟目標的工具。

2、貨幣政策也就是金融政策，是指中央銀行為實現其特定的經濟目標而採用的各種控制和調節貨幣供應量和信用量的方針、政策和措施的總稱。貨幣政策的實質是國家對貨幣的供應根據不同時期的經濟發展情況而採取「緊」、「松」或「適度」等不同的政策趨向。運用各種工具調節貨幣供應量來調節市場利率，通過市場利率的變化來影響民間的資本投資，影響總需求來影響宏觀經濟運行的各種方針措施。調節總需求的貨幣政策的四大工具為法定準備金率，公開市場業務和貼現政策、基準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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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何搭配使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實現內外平衡

如何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實現內外平衡

目前，隨著加強宏觀調控藝術的迫切性不斷提高，作為最具代表性的兩大調控工具，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也逐漸擺脫了傳統的「松」「緊」搭配，而逐漸嘗試在經濟總量、結構和制度等多重優化目標下的協調。黨的十七大也明確指出，要「綜合運用財政、貨幣政策，提高宏觀調控水平」，在此有必要在總結歷史實踐的基礎上，分析未來的兩大政策配合目標與重點。

國內兩大政策協調的歷史考察

改革開放以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方式，是與經濟總量和結構特徵、體制改革特點密切結合在一起的。其中，總供求與社會資本的平衡情況，以及政策主管部門的權力演變，都是決定兩大政策協調的主要因素。根據這些因素的變化，可以把兩大政策協調方式的歷史演變劃分為四個階段。

一是從1979年到1992年。這一階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更多著眼於影響總供給，並且以「松」為主的擴張性政策搭配出現更多。二是從1993年到1996年。該階段財政貨幣政策一直採取「雙緊」配合，政策協調目標就是通過緊縮性政策來控制赤字、減少發債、壓縮政府開支、控制貨幣總投放量等，與此同時，兩大政策配合也逐漸獲得制度改革方面的基礎，其中1994年的稅制和分稅制改革逐漸奠定了公共財政的基礎，而1995年通過的《中國人民銀行法》也使得貨幣政策制定進一步獨立。三是從1997年到2002年。1997年以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由適度從緊快速轉為「雙松」配合，此間，兩大政策協調的一個重點，是集中在為建設項目和企業共同提供流動性和信用支持方面，試圖通過刺激微觀主體的活力，來帶動有效需求的提高。四是從2003年至今。2003年開始，中國經濟形勢再次發生變化，出現了通貨膨脹壓力加大、信貸和投資增長過快、外資流入偏多等問題。在這一背景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開始出現向「雙緊」過渡的趨勢。兩大政策協調的一個新特點，是除了共同作用於傳統的經濟總量目標之外，在更多的領域有了配合的創新和實踐。

綜合我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的實踐，可以得出幾個基本結論。

第一，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逐漸向市場化調控轉型，為發展新型的兩大政策協調機制奠定基礎。進入21世紀，財政政策在發展公共財政的總體框架下，從注重用政府投資性支出影響經濟逐漸過渡到稅收、公債、轉移性支出等多項工具的綜合運用。而隨著金融體制改革的推進，貨幣政策也逐漸具有市場經濟國家的特徵，而不僅是傳統的信貸控制。

第二，從兩大政策的作用效果看，財政政策從強到弱，貨幣政策從弱到強。改革開放之初，財政政策居於主導地位，貨幣政策的作用幾乎沒有。1985年之後，隨著金融體系的發展，通過控制信貸規模而影響貨幣供應量，成為貨幣政策的核心模式。1994年分稅制改革也弱化了中央政府財政政策的實施空間，使貨幣政策成為兩大政策協調的主導方。1998年以後，由於貨幣政策作用不理想，擴張性財政政策才再次走上前台，但這並沒有削弱政府對貨幣政策作用的期望。事實上，在2004年積極財政政策淡出前後，貨幣政策仍是政策協調的主要一方。進入2007年，開放經濟環境下貨幣政策面臨了更多的困境，使政府開始意識到財政政策應在宏觀調控中擔負更多的職責，這對兩大政策協調提出了全新的挑戰。

第三，迄今為止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主要通過關注總需求管理，致力於實行經濟總量穩定。我們知道，在凱恩斯主義政策理念影響下，財政與金融的協作問題，主要研究在封閉體系的自由利率條件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是如何通過有效配合來促進總需求水平的穩定。對於健全的市場經濟國家來說，這樣的政策選擇是相對有效的。然而對中國這樣面臨發展與轉軌雙重任務的經濟體來說，則顯得過於單一。長遠來看，兩大政策協調，還必須關注結構調整性的供給管理、開放條件下的金融制度優化等層面，這也是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未來應根據不同目標展開兩大政策協調

隨著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提高，當前的中國經濟開始面臨更加復雜的內外局面，被寄予厚望的單一貨幣政策難以達到多重調控目標，往往在貨幣內部穩定與對外平衡之間陷入兩難境地。進一步強化財政政策的作用，尋求新的兩大政策搭配機制，成為宏觀調控的重要選擇。根據不同目標，筆者認為，未來的兩大政策協調應該從以下幾方面展開。

第一，基於經濟總量均衡目標的政策協調。作為傳統的政策協調目標，為了促使經濟總量平衡，兩大政策往往致力於 「松」「緊」結合的需求管理政策。將來這方面的政策創新，首先應注意嘗試更多的「松」「緊」搭配方式，其次是注意理順政策傳導機制，對「松」「緊」的程度從模糊目標到逐漸量化。此外，雖然經濟均衡條件的表達式有所區別，但都是「儲蓄等於投資」這一基本形式的演變。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要圍繞兩大政策對國民收入恆等式中不同變數的影響而有序地展開，才能形成嚴密的邏輯思路，因此，這也要求同樣重視兩大政策協調對需求和供給管理的作用。當然，在追求宏觀經濟均衡的過程中，也要注重發揮政策協調作用，促進局部市場或經濟領域的效率與均衡。當前經濟中，需要政府加強調控的領域非常多，而兩大政策也有很多具體領域可以加強協調。例如，在發展循環經濟方面，既需要政府財政稅收政策的引導，也需要金融創新工具的支持。

第二，基於經濟結構優化目標的政策協調。經濟結構調整一直是中國經濟增長面臨的根本問題，而由於種種原因，財政貨幣政策協調一直沒能在此方面發揮作用。在這方面兩大政策有充分的功能可以發掘。對於實體經濟結構，有產業結構、產品結構、區域結構、城鄉結構等領域；對金融結構，則有金融機構、金融產品、金融市場等眾多熱點。對實體經濟結構問題，應該是財政政策為主，貨幣政策為輔；對金融結構問題，則是貨幣政策為主，財政政策為輔。當然也有二者並重的，例如，國內儲蓄投資結構失衡下的流動性過剩問題，就是兩大政策協調都可以大有用武之地的領域。

第三，基於開放經濟下實現內外均衡目標的政策協調。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宏觀政策選擇面臨更多外部約束，也有了更多可協調的領域。例如，在浮動匯率條件下貨幣政策對實體經濟作用要大於財政政策，隨著人民幣匯率逐漸走向浮動，貨幣政策卻受到制度約束而產生內外平衡的困境。在此情況下，無論如何，都要充分考慮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在內外均衡中的協調，建立有效的配合與分工機制。在實踐中，成立中投公司和財政部發行特別國債，就具有多重政策協調意義。一方面其可以為央行公開市場操作增加有效的調控工具，另一方面還可以分離央行對沖職能，有利於央行當前更好地執行「從緊」的貨幣政策，使貨幣政策不再屈從於匯率政策。

第四，基於金融穩定與發展目標的政策協調。一方面，在調節貨幣供應量方面，兩大政策有很多協調空間。例如在同一個財政年度內，財政收支不會平穩地流入和流出國庫單一賬戶，往往在某段時期出現較大的收入或支出凈額。在大量發行國債或稅收高峰期，國庫就會有巨額的凈收款，商業銀行的存款和儲備就會相應減少，從而引起貨幣供應量的乘數遞減。反之，在財政支出的高峰期，國庫會有巨額凈付款，商業銀行存款和儲備就會相應增加，從而引起貨幣供應量的乘數遞增。按照慣例，有關財政超收收入的使用安排會在當年的11月份確定，12月份開始支付，這就造成了幾乎每年的第四季度，財政支出都會大幅增加，增加短期流動性過剩壓力。另一方面，金融市場的規范化、現代化發展，也要依靠政府債務政策的協調。如國債是央行公開市場操作的主要對象，是其貫徹實施貨幣政策的主要渠道和場所，也是構建市場化利率曲線與核心金融市場的前提，在這方面的兩大政策協調迫切需要改進。

第五，基於財政目標的政策協調。反過來看，貨幣政策對財政政策的沖擊也常常出現。例如，在財政部發行國債的過程中，如果短期內央行緊縮貨幣政策的力度迅速增加，就會強烈沖擊債券市場，導致國債發行成本上升，甚至會流標。再比如，由於我國仍由央行代理國庫，財政當局的國庫現金管理改革，就必須有央行的主動配合，否則寸步難行。而由於財政存款事實上起到貨幣緊縮作用，因此可以理解當前貨幣當局配合改革的動力有限。所有這些問題，都需要強化兩大政策的協調與平衡來加以解決。

第六，基於制度優化目標的政策協調。健全的制度是兩大政策協調的必要條件，由於沒有真正建立財政與貨幣當局自身的協調機制，也使兩大政策配合的效果經常大打折扣。從國外前沿的經濟學理論來看，對於兩大政策配合，一種重要的思路，是利用博弈論來分析財政與貨幣當局的協調問題。原因在於，由於政策制定者的目標不同，同樣的兩大政策組合方式，可能會產生不同的效果。在實踐中，為了改善兩大政策協調的效果，很多國家都建立了政策當局間的交流和協商機制。例如，在英國，作為主要的財政和金融政策制定部門，英格蘭銀行、金融服務局和財政部之間的分工十分明確，並且建立了一種三方會談機制，英格蘭銀行提供貨幣政策的走向，金融服務局提供金融市場的情況，財政部反饋財政政策運行，並且當各方意見無法統一時，由財政大臣進行裁決。

從我國情況來看，雖然在歷史上，經常由中央確定一段時期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方式，但往往只是確定了政策 「擴張」或「緊縮」的大方向，在「松」「緊」力度，以及動態協調方面，都缺乏明確的原則。究其原因，就是因為沒有真正建立起兩大部門的交流通道，無法在日常工作中，充分考慮不同政策的銜接和配合。長遠來看，我國應該考慮建立持續性的兩大政策磋商機制。一方面，可考慮設立專門的財政貨幣政策協調委員會，由財政部、央行、稅務總局等部門領導組成，定期舉行會議，交流對宏觀經濟形勢、國債市場、國庫存款狀況的判斷，以及對政策沖突情況進行處理等。另一方面，應加強兩部門的政策執行人員的溝通，包括專門數據的互通有無、工作理念的交流，以及政策工具協調的路徑磨合等。這樣，才能真正使兩大政策配合具有堅實的制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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