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战什么时候打响

⑴ 美联储惊魂夜后多家亚洲央行出招，金融战争打响了吗

是的，金融战争打响了！如今一些国家的金融政策，其实就是金融战争，这种战争比实际的战争更可怕，兵不血刃，很多国家就是在这一涨一跌中，国家财富被洗劫一空

美联储的行动对于全球金融都有着重大影响。在美联储连续三次大幅加息75个基点的决议下，全球的央行基本上都坐不住了。尤其是这20年来的一些新兴国家央行，如果不采取有力的加息手段，或者维持本国货币汇率的干预手段，那么很有可能资本外流会加速，汇率持续会大跌。

但对于美国来说，最重要的是要维护本国的利益，现在他们的最大关注点还是通胀率的有效下降，否则这个圣诞节有可能民众会更加强烈的攻击美联储的政策，而现在到来的中级选举，则对民主党更为不利。

⑵ 抗战时期的金融战

人们都知道战争需要钱。抗战时期，郭沫若曾引用英国基钦纳元帅的话：“现代战争有三要素，即人力、财力和火力。其中，金融资源的动员尤为重要，它决定了其他要素的动员能否真正落实。”财政动员包括政策和实践中的许多内容，如增加税收、发行债券、财政控制等。最直接最重要的是为战争提供足够的军费，保证调度方便。所以，在战争阴云笼罩华北的1937年六七月间，蒋介石频繁会见外国财政顾问施典法尼，讨论最多的问题就是财政和国防经济。在这前后，正是因为对金钱的敏感，国民政府考虑、策划、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银行现金转移，从中可以看出国民政府在应对战争方面的努力和局限。

风吹草动中的现金关注

1935年底，由于日本的压迫，成立了冀察行政委员会，“华北特化”成为现实。毫无疑问，吉查行政委员会有一定的日本背景，聚集了一批亲日分子，执行的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兼顾了日本的利益。1936年上半年，华北地方当局与南京中央政府围绕外资银行现金转移问题发生争执。

法币百元钞票

法币改革后，中国的货币制度由银本位制转变为纸币制。经过与中国金融当局的谈判，外国银行纷纷接受了这一系统改造，并在银行支付现金以换取法定货币。1936年初，华北地区除日本外的所有外国银行与中国达成协议，将其现金运往南方，兑换成法定货币。然而，当外国银行纷纷将白银运往南方时，一个程出现了。外交部长张群在给财政部的一封电报中说：“天津港汇丰银行、麦格理银行、花旗银行、中法工商银行、德华银行、毕华银行、华益银行等银行现有白银共计四百七十二万余元，拟运往上海兑换中国法币，并有财政部的护照备案。但是天津海关不肯放过，至今没有发货。天津海关拒绝放行，是因为华北地方当局的指示。天津市市长肖振英指责上海再给一点利息，换取向南方运送现金。他给财政部长孔祥熙发了一封电报，说现在的海洋里有一个对人民来说是和平的地方。一旦白银被运往南方，必然会动摇平金地区的金融基础。更重要的是，他指责外国银行向南方海运，因为海运到上海后，他们会给予额外的利息，但在石平不会。

对于萧振英的指责，孔祥熙断然否认，并回电给萧振英：“在沪外资银行兑换法币没有优厚的规定。经过几个月的接触，他们会交出来，而上海的日资银行还没有遵守，证明了道听途说。幸好不要信。”然而，肖的指责并非空穴来风。3月31日，张群外长在给财政部的信中说，“能否将各银行现有的白银交由天津央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附近银行，兑换成法币，并请求协助参照各国银行在上海交银的办法，给予两年5%的利息，以符合法律规定，使京沪办法统一？”由此可见，上海似乎有优惠措施换取外资银行携带现金南下，只是因为华北当局的阻挠，这种做法无法实施。当然，上海的措施不仅是地方政府会做，也离不开国家政府的支持。

经过谈判，国民政府向华北地方当局作出让步，允许外国银行暂时不向南方运送现金，而华北地方当局则得寸进尺，继续控制局面

国民政府与华北地方当局围绕外资银行现金支付的交涉，看似只是孤立的中央与地方的利益之争，但如果向前看，可能会发现问题并不那么简单。早在法定货币改革刚刚开始的1935年11月9日，日本驻华北北平领事馆武官高就向宋提出了《华北金融紧急防卫要纲》，要求禁止华北流通的白银南移。宋同意了日本的这一要求，并与河北省主席尚振、山东省主席韩复举一起下令禁止南方运钞。可见，华北地方当局控制现金的企图，实际上是在日本的唆使和支持下进行的。

国民政府与华北地方当局围绕运送现金南下问题的斗争，以国民政府的让步告终，但可以看出南京此时已经开始重视现金的集中。之后，随着中日关系日益紧张，国民政府集中现金的要求日益迫切。1936年8月下旬的成都事变和9月初的北海事变相继发生。中日围绕这两起案件展开谈判，日本以武力相威胁，于是两国相持不下。9月24日，蒋介石在与吴鼎昌、王士杰商谈外交时表示：“我应尽速准备全盘计划。如果开战，那将是一场长期战争，以期最后胜利。”基于这种判断，姜开始计划紧急运送现金以防不测。同一天，姜特电告诉青岛市市长沈鸿烈：“对日外交不可避免地要破裂。请尽快做好准备，以免发生意外。”并要求他密切注意对日本的侦察。

10月23日，致信蒋介石：“为以防万一，已商孔部长从青岛带约1000万元人民币到世界各地。晚上打算去济南见面。”青岛是日本一直觊觎的地区。青岛现金运济南应该是有备无患。27日，沈鸿烈向蒋介石报告，即日起，从清城第三交通银行运一千万元银币到济南，并推测：“此处日方表示有希望不准现金出境。这一次要把现金全部运出去，国家新特勤局年轻起来，难免不趁机产生一些副作用。”从几天后的报道来看，沈鸿烈提到担心日本的干涉，这确实是一句空话。30日，沈鸿烈报道：“当装货刚结束时，日本代理机构惊悉突然打来电话，要求市政府停止送货。严词拒绝时，送货车辆已于昨日下午六时半抵达济南，所有现金由韩行长在重重保护下存入济南各银行金库。”青岛银可以说是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冲出来的。

大规模战争来临时的现金转移。

Xi事变后，面对日军的不断挑衅和甲午战争，中国的抗日呼声越来越高。

几乎难以避免。当时的银行家已经观察到这样的危险，1937年6月6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副经理杨介眉在与天津分行经理资耀华的往来函电中讲道：“危机四面逼来，日甚一日，万一发生战事，全国金融必致混乱，行中营业务望紧缩。”

作为首先爆发冲突的地区，华北的现金状况自然成为国民政府关心的首要重点。杨格说：“华北大约有4000万盎司的白银储备由于日本侵华而无法动用。”财政部次长徐堪给外交部次长徐谟的函电中有更为确切的说法：“查北平存银约一千五百万元，存贮东交民巷；天津存银约四千一二百万元，存贮法租界。”战争爆发不久，国民政府就不断部署从华北撤出现钞。据统计，卢沟桥事变后半个多月的7月29日，平津、济南几大银行所存钞票减少了11698万元，较之卢沟桥事变前减少50%多。可以说，抢运现钞的成效是显著的。

1937年的上海

经过国民政府的努力，到7月28日，现银部分，从汉口移至洛阳近2000万元，从上海南运香港4300多万元。钞票内移动作更大。除前述平津、济南钞券转出近半数外，从上海运出4.6亿余元，内移存至南昌、长沙、杭州三地，由此本来是全国金融中心的上海库存5.5亿元，变成了南昌3.1亿元、长沙2.4亿元、杭州1.2亿元，长沙、南昌成为最大的现金增长地区，半个月内，长沙现钞增加2.2亿余元，南昌现钞增加1.3亿元，这和其处于沿海到纵深内陆的中间地带，便于担当起现金转运中间站的地位相关。上海、平津则成为钞票和现金移出最多的地区。一场现金的大流动随着战争大规模爆发有组织地展开。

紧急密集的现银外运

大规模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已开始有组织地将现金外移。早在1936年9月中日关系一度紧张时，孔祥熙即报告蒋介石：“密存沪现银除前后运美外结至昨日计共8300万，昨又直接运美1200万，拟感日运港转美1200万，今日直接运美2400万……预计所存现银本月内当可全数运出。”此后，国民政府的现金外运工作没有中止。截至1937年4月30日，“存在国外和香港可供掉换外汇的白银数量以及我们存在纽约和伦敦的银行资金，总计为169725174.94美元。这个数字与三月的数字相较，显示增加了13213957.10美元。”其中，存旧金山的白银有12091071.61盎司，折合美元5440982.22元；存香港白银有38560482.24盎司，折合美元17352217.00元。

战争状态下，许多操作都需要适应战争形势的变化。因此，在现金大规模内运和外运时，也有不得已的反向操作。8月13日，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委托香港汇丰银行秘密装轮运现钞5000万元到上海，应付战争爆发后的提存紧张局面。当时上海存款额在15—20亿元间，所需的现钞量大面广，而原来四行库存5.5亿元已内移4.6亿元，造成不得不从香港紧急调运现金应付提存的状况。

战争爆发初期集中抢运现银工作告一段落后，各地现银外运工作次第展开。1937年8月，长沙、西安存银的移运工作逐步展开。13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令其：“西安现银最好亦运往香港。”27日，财政部致函四行联合办事处：“查发行准备项下所存长沙现银，兹奉委员长蒋谕：应赶速运出，只言运赴广州，不必说运香港等因，相应密函奉达即希贵处查照，即日遵办并希将运银数目报部以便转呈为荷。”9月，四川白银也开始起运。据统计，1937年8月至1938年8月从中国运出的白银价值法币42000万元。

运至香港的白银全数送交香港汇丰银行集中保管。1937年9月13日，中国银行驻港办事处贝祖诒致函中央银行席德懋：“各行存港白银全数送交港汇丰银行集中事，经向汇丰银行洽办，先电陈报，今日汇丰银行来称，拟请各行正式以书面授权该行予以全权，任由分批装运出口。”外运的现银暂时得到了安全保管。

然而，到战争中期，鉴于日本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的企图日益明显，香港逐渐处于战争威胁之下，国民政府不得不考虑进一步的转运工作。1940年6月底，中国银行驻港办事处请示广州分行，讨论将存放香港的现银转运美国。8月2日，中央银行广州分行致函中国银行：“关于存港白银汇运美国一案，日前准贵行函开，已将白银94箱、银条17条、黄金一箱送交汇丰仓库，交敝行杨专员接收，等因。兹查上项金银已由该行加套木箱，并代出面保险，于本月廿三日交美轮亚当士总统号转运纽约大通银行收存。”由此可以看出，香港沦陷前，现银转运已提前一步，藏在香港的硬通货多数已被移出。日本占领香港后，由横滨银行代表日本政府接收中国在港各银行资产时，接收到的绝大部分是已发行和未发行的钞券，1941年12月12日驻港办事的交通银行总经理唐寿民致电董事长钱新之讲道：“港九自八日起终日轰炸，炮声震天，四行同人困居孤岛……钞券因航机由港府征用，他运势不可能，正在万分艰苦中尽力办理销毁，能销若干殊无把握，如能由渝请求港府设法交通工具，或可运出。现局势极度恐怖，市内交通时断，各行提存极涌，小票不易得，支付困难。”

现金抢运的成效和局限

不得不说，国民政府抢运钞券现银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常被动的。钞券内移与现银外运、不同地区存银外运的缓急，基本上取决于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下一个具体目标。尽管在1936年初，针对华北外资银行存银，国民政府已经遭遇了来自日方支持下华北地方当局的压力，但是国民政府并未吸取教训，在大规模战争来临前未能作出一个整体、规划的移运方案。一开始就使国民政府陷入被动的天津存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天津租界时，几乎全部被日本攫夺。其中，在中国银行名下有21870406元，交通银行名下有26417979元，河北省银行名下有4248049元。这是最初种下的恶果。

不过值得肯定的是，国民政府抢运到的地方，存银几乎没有落入日本的虎口。这场被迫展开的现金抢运行动，无疑又是有组织且比较有序的。对于国民政府的现银外运，当年财政部的报告中总结道：“可以忠实地说，我们的流动资产从一切方面来看，都未受到损害。”财政顾问杨格也给予较高评价，“要不是这么办的话，中国早就遭到了近乎致命的打击。”正是由于内移与外运有组织的部署，轻重缓急有效的运作，使法币发行准备金得到基本保障，从而使“战争开始时，中国在提供浩繁的战争费用方面，较以往任何时期都处于更强有力的地位，储备较过去雄厚得多”。杨格甚至讲道，“如果没有这种依靠，中国是不能长期抗战的”。蒋介石自己也对1936年中日关系紧张时的现金移运准备不无自得，他判断：“此次倭寇之所以急求转圜而转变缓和者，其最大原因，是余令上海中央行现银输散内地之一£，倭寇探得此实情，乃知余决心抗战准备……故京沪未动一兵，而倭寇畏慑，无人能知其所以然者。对外战争，不在兵力之强弱与大小，运用之妙，有如此者也。”

全面战争爆发前后，国民政府的资金内运和外运工作，是战时经济动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相当程度支持了中国对日抗战的展开。大规模的现金内运和外运，使中国金融在大规模战争爆发后，最大限度避免了损失，形成战争初期财政坚固和外汇稳定的状态。1937年6月间,法币对美元的汇价平均为29.65美分（最高29.78、最低29.53），而在1938年2月间则为29.79美分（最高29.90、最低29.69），可见，法币在全面抗战初期并未跌落。反之，“日军在中国的失败，再加以别的种种原因，却使日圆维持一先令二便士的标准，极感困难”。这些无形中为全面抗战爆发初期中国政府信誉和社会信心的树立奠定了基础。这场无声息的现金抢运行动，构成了国民政府金融动员最核心的部分，是中日间一场未见刀光剑影却精彩纷呈的“金融暗战”。

相关问答：你好！问你一下一万块钱五厘的利息一个月利息是多少钱

按月说的话，五厘的利息是指：1元钱1个月的利息是5厘，即千分之五。

一万块钱的利息就是50元。

⑶ 金融成败在大战之前

有多少钱（资本），打多大的仗；有多少资源（人力、物力和生产力），打多久的仗。前者取决于交战方的战争融资能力，后者则决定了交战方的战争持续能力。

这里不论述俄罗斯和北约那个更持久。先总结金融战对大战成败的影响。其中包括一战二战和中央苏区。我们依据时间线一一看来。

先看一战时期数据对比：

总人口：同盟国约1.44亿，协约国约6.65亿；可投入战争人数：同盟国约2500万，协约国3000万至4000万；全球制造业产量占比：同盟国19%，协约国28%；工业潜力：同盟国与协约国相比为1：1.5。这些数字对比，还没有算上美国。

尼尔·弗格森在《金钱关系》一书中，以残酷的口吻写道：“一战的决定性因素除了鲜血的流淌，还有资本的流动，二者的意义同等重要。”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鲜血和资本，都是它的两种血液，也是国家进行战争的两种能力。前者是国家的战争资源动员能力，后者是指国家的战争融资能力：发钞、举债，是国家支撑战争的重要手段。

金融战几乎是比一战呼啸的炮弹更早打响的。1914年7月，在战争爆发的前夜，“英格兰银行将贴现率从3%提高到10%，柏林没有贴现中心，资金立刻出现了恐慌”。德意志帝国银行出现挤兑风潮，一个月减少存款20%。

德国先是“马克与黄金脱钩，停止兑付黄金”，随后又将3个月国债纳入货币体系，这等于事实上的增发货币。在金本位时代宣布自己的货币与黄金脱钩，断送了自己的贷款途径。1915年，德国的进口水平已降到战前的55%”。德国人持有的9.8亿-13.7亿英镑的海外投资，被英、法、俄包括后来加入的美国将其中至少60%进行查处和没收。德国航运领域受到的打击尤为剧烈。由于击沉和充公，德国丧失了629艘商船，总吨位达230万英吨”。你手中能弄到多少钱，将决定你打多大规模、多长时间、多强烈度的战争。这几乎就是现代战争的铁律。

战争对于经济的恶化，总是从金融开始。因为金融是经济生活最敏感的温度计。当战争残酷地迎面走来时，它脱缰野马一般的耗费，对于参战国经济和金融无止境的索求，成为谁也无法回避的现实。

看不到尽头的绞肉机式的战争，把一个个国家拖进了债务的深渊。“截至1917年，俄国外债额达8.24亿英镑，意大利和法国净外债额同样巨大。截至1919年，英国向联邦自治领和战时的盟国提供贷款共计18亿英镑，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2%，并向美国和其他国家借贷13亿英镑（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2%）”。这意味着所有国家不但要背负起债务国的重担，还要无一例外地让自己的国家和国民承受严重通货膨胀的啃噬和煎熬。

美国这个战前的债务国，慷慨地向自己从前的债权人敞开钱包，先后分别借给英国47亿美元、法国40亿美元，开始扮演“战争的最后借贷人”角色。 历史 证明，谁能扮演这个角色，谁就将是战争最后的胜利者。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19年，美国在国外的总投资额高达70多亿美元，协约国向美国的借贷也高达100亿美元”。与此相应，美国的黄金储备也在迅速增加，占世界黄金储备量的40%。从此，国际金融中心也逐渐偏离伦敦，开始向纽约转移。

德国先打败了金融战，然后输掉了一战。美国则借一战奠定了地位。

从1932年7月苏区币开始发行，到1934年10月红军退出中央苏区止的两年零三个月间，有一半以上的时间苏区币事实上无法兑现的。

而随着反围剿战争形势的恶化，苏区面积日益缩小，原本薄弱的经济基础因此进一步弱化。苏区银行储备的银圆被大量用于到白区采购物资，同时苏区币的印量不断激增，以供应战争和维持政权的开支。在流通区域日益缩小的情况下，纸币发行量却猛增3倍，导致了物价飞速上涨，币值不断跌落，市场上公然拒用或折价使用中央苏区纸币现象时有发生，苏区财政状况因此开始不断恶化。货币战场与现实战争由此形成了一种恶性互动。

最终，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苏区的货币战争也随之失败。由此也验证出了一条更为根本的经济原理——货币主权消失在政治主权之前。

抗日战争中，山东是中共唯一的全面控制了战略要点的省份，在抗战胜利时，山东解放区面积已达12.5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92%，占全国解放区总面积的13%；解放区拥有2400万人口，占山东总人口的90%。

与此同时，在1935年国民政府开始发行金汇兑本位制的法币，禁止银圆继续流通——电影《血战台儿庄》里面给敢死队发银圆的情节设置是不符合史实的，至此中国境内基本结束了银本位时代。日军大举侵华之后，敌占区伪政府发行的纸币更是不可能兑换贵金属的，本质上法币和伪币其实都已经属于“信用货币”

共产党一度在根据地维护国民党法币的货币地位，这事实上等于把货币主权拱手让人，同时也会让根据地的经济运转最终陷于大通胀之中。1942年年初，刘少奇回延安途经山东指导工作，批评山东分局“缺乏独立自主精神”。山东分局财委会接受这一批评，一改以往维护法币的态度，明确提出将在根据地取消法币流通作为既定目标。然后，便有了抗战以及解放战争时期赫赫有名的“北海币”

蒋介石、宋子文等人在解放战争后期为了聚敛黄金、美钞，不惜滥发金圆券导致国统区经济运行陷于瘫痪。金融崩溃在战场崩溃之前。

而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不惜付出巨大伤亡也要避免使用重炮，以保存工业设施。也是保障金融基础，俄罗斯在乌克兰如出一辙。

1945年5月，希特勒德国投降后数天，美军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一个小镇附近缴获了一辆装载20多箱英镑钞票的德国军用卡车，并发现恩施河上漂流着大量的钞票。驻德国法克福的盟军司令部闻讯后一面派兵保护这车巨款，并组织打捞河上的钞票，一面火速将此事通知了伦敦。不久，英格兰银行一名专家赶到了法兰克福，验证的结果使在场的人大吃一惊：这笔约2100万英镑的巨款全是膺品！联系到1943年起陆续发现的英镑伪钞事件，伦敦方面立刻意识到这是经过纳粹精心策划的有组织的行动。于是，英国政府不得不宣布在市面上流通的5镑和5镑以上面额的英镑钞票统统作废，必须兑换成新发行的钞票才能使用。

1944年，拥有的黄金储备已占世界黄金储备的60%，工业生产总值也相当于全球的50%，制造的商品已占世界总量的35%，军事工业能力是轴心国的两倍。1944年7月22日，最终方案浮出水面。美元在华盛顿山脚下的布雷顿森林里夺得了国际货币之王的桂冠。德国马克帝国轰然崩塌。1945年5.9日，德国战败。

短时期的速战，和持久战，需要的是完全不同的能力，正如短跑冠军拿不了长跑冠军一样。

军事装备决定短期胜负，金融决定中期胜负，而资源，则是持久的能力，在这一方面，没有哪个国家超过俄罗斯。

而中国，仅凭工业能力，只能维持中期战争，长期战争，则必须在能源革命之后。

对此，大家要有清醒的认识。

⑷ 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中香港为什么能挺过来

原因：因为1997年的香港不仅自身拥有82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且身后还有中央政府128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两者相加超过日本的2080亿美元，居当年世界第一位。

香港金融保卫战：

1997年香港回归伊始，亚洲金融危机爆发。7月中旬至1998年8月，国际金融炒家三度狙击港元，在汇市、股市和期指市场同时采取行动。他们利用金融期货手段，用3个月或6个月的港元期货合约买入港元，然后迅速抛空，致使港币利率急升，恒生指数暴跌，从中获取暴利。

面对国际金融炒家的猖狂进攻，香港特区政府决定予以反击。1998年8月，香港金融管理局动用外汇基金，在股票和期货市场投入庞大资金，准备与之一决雌雄。28日是香港股市8月份恒生期货指数的结算日，特区政府与炒家爆发了大决战。

(4)中国金融战什么时候打响扩展阅读：

亚洲金融危机指发生于1997年的一次世界性金融风波。1997年7月2日，亚洲金融风暴席卷泰国。

不久，这场风暴波及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韩国、中国等地。泰国、印尼、韩国等国的货币大幅贬值，同时造成亚洲大部分主要股市的大幅下跌；

冲击亚洲各国外贸企业，造成亚洲许多大型企业的倒闭，工人失业，社会经济萧条。打破了亚洲经济急速发展的景象。

亚洲一些经济大国的经济开始萧条，一些国家的政局也开始混乱。

泰国，印尼和韩国是受此金融风暴波及最严重的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和香港也被波及，中国大陆和台湾则几乎不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