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私营金融的改造花了多少时间

『壹』 一化三改造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建国初期，国家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基本政策是以利用和限制为主。 为了统一金融市场，1952年下半年最先是对私营金融业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资本家交出经营、财务和人事三权，只拿股息，安排工作。从1953年开始，逐步扩大到对其他行业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采取排挤私营批发和有计划扩展加工定货的方针。通过各项经济手段，国家基本上控制了私营企业的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两个重要环节，使其在经营范围、价格、利润、市场条件等方面都受到一定限制，并在不同程度上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在这些企业实行“四马分肥”，即企业利润按国家税收、企业公积金、职工福利金和资方股息红利这四方进行分配，使企业的经营性质有了很大改变。1955年8月以后，形成了对私营工商业改造的高潮。到1956年底，已实现公私合营的企业占原有私营企业数的99%。私营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已基本上不复存在。在工业企业总产值中国营占68.2%，公私合营占31.7%。

『贰』 请说一说三大改造时期的情况

三大改造
即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又叫农业合作化运动。从1951年12月开始，党中央颁发了一系列的决议，规定了我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到1956年底，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在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三阶段后基本完成，全国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96.3％。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3年11月开始至1956年底结束，全国90％以上的手工业者加入了合作社。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4年至1956年底全面进行。党对之采取了“和平赎买”的政策，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逐步将其改造成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而且将所有制改造与人的改造相结合，努力使剥削者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极大地促进了工、农、商业的社会变革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从特定的历史条件看，三大改造运动确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惟一选择”性，这些“特定的历史条件”就是意识形态的作用、执政党的价值取向、一边倒的立场、帝国主义的威胁、苏联模式的影响。但统而观之，这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严格地说都不是构成历史必然性的充分条件，所以在这些条件下发生的“必然”很难说就是历史的必然性，在这些条件下发生的“惟一选择”很难说就是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惟一选择。一种直到现在仍然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虽然三大改造运动存在一定问题，但三大改造是历史的必然，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惟一选择。
“三大改造”的依据是“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因此，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评价与对三大改造的评价直接有关。对于这条路线有三种评价：一是龚育之提出的：“既是水到渠成，又是重要发展”；二是薛暮桥提出的“基本方向正确，但搞早了或搞急了”；三是林蕴晖提出的“战略思想的重大变更”，认为它离开了我国国情，离开了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
目前，随着研究的深入，尽管仍有基本肯定、基本否定、部分肯定部会否定等多种不同看法，但是对于这样一个亿万人民群众参加的运动，在大规模运动的数年中生产力水平没有下降并得到较快发展的状况，越来越趋于实证性的具体分析了。
站在21世纪初期的历史高度看待发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三大改造运动，我们应该说些什么呢？ 一种曾被视为绝对纯粹和完美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它建立之后不到30年的时间就成为束缚生产力的桎梏而难以坚持下去，不得不让当年已经消灭了的经济成份重新复活起来，这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所以，问题不在于三大改造运动是快还是慢，是早还是迟，不在于是用15年完成还是用3-5年完成，问题在于通过三大改造运动建立的这种纯粹的“公有制”违反了经济发展的本性，问题在于运用国家权力消灭了当初不该消灭的经济成份，从而也就消灭了经济的活力。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的深入，对于我国建国初期历史约7年之久的“三大改造”更多学者采取了实证性的分析研究。一方面，对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私营金融业改造的必要性予以充分的肯定，并指出改造工作中的缺点与不足；另一方面，将1953年以后的改造运动与当时经济发展战略和工业化的主客观环境联系起来，分阶段、分行业的进行实证性的研究与分析，就“一五”期间的客观经济状况而言，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决定了建立以高度集中的行政手段管理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又决定了三大改造的必要性及其可能性；同时，三大改造的提出与工业化还存在相悖的一面，即脱离生产力水平的改造速度和改造目标。三大改造对工业化的积极作用包括：在基本建设投资金额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维持了资金和物资的基本平衡和市场的基本稳定；在当时的环境下，帮助私营企业克服生产任务和原材料不足等困难等。其消极作用包括：经过对资改造，私营企业也同原有公营企业一样，难以进行独立的经济核算，影响了品种的更新、质量的提高和固定资产的更新；使农业增长速度放慢，从而也影响了工业化的速度等等。三大改造正负两方面的作用在不同年度作用的程度不同。在“一五”期间特别是前4年，积极因素是主要的；1957年以后，消极因素逐步占居主要方面，这种消极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突出。由于以往对于三大改造的两重性缺乏深入探索，将其中符合我国历史条件所采取的一些作法和“一五”期间宏观决策正确、实施合理所带来的成就，简单地套用社会化大生产需要摆脱私有生产关系束缚的一般原理加以解释；将针对特殊历史条件的部分具体作法上的意见分歧，简单地、普遍地归结为两种思想、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从而导致了理论与中国社会实际的偏离。对于农业合作化的背景以及合作化的不同阶段也作了具体分析。对于不同行业特点的手工为改造予以了不同的评价，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对象、改造的方式与阶段也开始作具体的分析与评价，并且正力求通过微观的实证分析使论证有充分的说服力。
就五十年代中国经济和中国历史的全局而论，重要的是，无论早几年或几年，保留多少私有成分，经营管理上和计划方法上具有多大程度应有的灵活多样性，总之，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不可避免的。”

『叁』 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为什么要采取赎买而不是没收政策呢

赎买有以下原因:
1、就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我国经济形式非常严峻
2、和平赎买政策可以减少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阻力
3、工商业资产阶级力量比较大，用和平方式可以团结他们投入到三大改造中
4、我党当时经济知识相对还比较匮乏，用和平赎买方式有利于维持工商业的发展，为改造的完成服务.
拓展资料：
其原因：
1、从商业地理角度分析，人口始终缺乏有效支撑的商业。商业地理学意义上提到的消费人口支撑绝对是所有实体商业的经营的根本。缺乏人流支撑的商业，要想做旺，相比成熟地段的商业需付出超出10倍的努力，同时还需要超精彩的产品和大量的营销宣传作为铺垫。
2、商场规划理念陈旧，没有合理空间的商业项目
(1)传统百货式的柜台空间。新兴商业要想具备生命力，必须具有体验空间。因此当那种传统百货商场式的层高，已经无法满足体验空间的设计。为展示空间或者特色主力店而配置的挑高中庭，就是需要突破原有结构进行再造。
(2)人流动线的致命错误。没有环形人流动线的商场，往往会出现大量的尽端廊道。人流没法引入，将导致窝藏在廊道尽端的店铺人流很少到达，从而门课罗雀。这也是商业设计中的致命的大忌。
(3)柱网过密，层高过低，导致商家展示形象面太差。商场最重要的功能是陈列和展示，而密集的柱网和过低的层高，都是展示形象的杀手因素。
3、配套设施严重不足的商业。
(1)停车位匮乏或者使用不便。在影响商业项目的诸多因素中，停车位绝对属于最重要的一个。停车位的充沛程度以及方便程度，决定了一个项目的客户吸引力。
(2)餐饮配套设施不齐备。餐饮是当前购物中心里最重要的人流发动机。很难想象，现在没有餐饮店的购物中心将会有多大的人流。但有很多百货商场式的项目，前期建筑未设置烟道、排污池、隔油池等餐饮产品加工所需的。

『肆』 中国建设银行建于哪一年

中国建设银行成立于1954年10月1日。总行位于北京金融大街25号，是中央管理的大型国有银行，国家副部级单位。
中国建设银行主要经营领域包括公司银行业务、个人银行业务和资金业务，在29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支机构及子公司，拥有基金、租赁、信托、人寿、财险、投行、期货、养老金等多个行业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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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金融平台迁移改造需要多久

第一点看是什么规模的金融平台，第二点是想要进行什么样子改造方式。一般情况下几天到1个月的时间都是有可能的。

『陆』 金融业几时诞生

金融业定义 金融业是指经营金融商品的特殊行业，它包括银行业、保险业、信托业、证券业和租赁业。 编辑本段金融业特点 金融业具有指标性、垄断性、高风险性、效益依赖性和高负债经营性的特点。 指标性 指标性是指金融的指标数据从各个角度反映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和个体状况，金融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晴雨表。 垄断性 垄断性一方面是指金融业是政府严格控制的行业，未经中央银行审批，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允许随意开设金融机构； 金融 另一方面是指具体金融业务的相对垄断性，信贷业务主要集中在四大商业银行，证券业务主要集中在国泰、华夏、南方等全国性证券公司，保险业务主要集中在人保、平保和太保。 高风险性 高风险性是指金融业是巨额资金的集散中心，涉及国民经济各部门。单位和个人，其任何经营决策的失误都可能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 效益依赖性 效益依赖性是指金融效益取决于国民经济总体效益，受政策影响很大。 高负债经营性 高负债经营性是相对于一般工商企业而言，其自有资金比率较低。 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处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位，关系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优化资金配置和调节、反映、监督经济的作用。金融业的独特地位和固有特点，使得各国政府都非常重视本国金融业的发展。我国对此有一个认识和发展过程。过去我国金融业发展既缓慢又不规范，经过十几年改革，金融业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在成长。随着经济的稳步增长和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金融业有着美好的发展前景。 编辑本段金融业的产生与发展 金融业起源于公元前2000年巴比伦寺庙和公元前 6世纪希腊寺庙的货币保管和收取利息的放款业务。公元前5～前3世纪在雅典和罗马先后出现了银钱商和类似银行的商业机构。在欧洲，从货币兑换业和金匠业中发展出现代银行。最早出现的银行是意大利威尼斯的银行(1580)。1694年英国建立了第一家股份制银行──英格兰银行，这为现代金融业的发展确立了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此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业迅速发展，并对加速资本的积聚和生产的集中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信用活动为中心的银行垄断与工业垄断资本相互渗透，形成金融资本，控制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命脉。 中国金融业的起点可追溯到公元前 256年以前周代出现的办理赊贷业务的机构，《周礼》称之为“泉府”。南齐时(479～502)出现了以收取实物作抵押进行放款的机构“质库”，即后来的当铺，当时由寺院经营，至唐代改由贵族垄断，宋代时出现了民营质库。明朝末期钱庄（北方称银号）曾是金融业的主体，后来又陆续出现了票号、官银钱号等其他金融机构。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现代 金融业的产生与发展 银行在中国出现较晚。鸦片战争以后，外国银行开始进入中国，最早的是英国丽如银行(1845)。随后又相继设立了英国的麦加利银行（即渣打银行）和汇丰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俄国的华俄道胜银行等。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家银行是 1897年成立的中国通商银行。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中国的银行业开始有较快的发展，银行逐步成为金融业的主体，钱庄、票号等相应退居次要地位，并逐步衰落。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基本上是与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互为推进的。这表明了金融业与工商业之间的紧密联系，及其对国民经济的重要影响。 现代金融业 金融业经过长时间的历史演变，从古代社会比较单一的形式，逐步发展成多种门类的金融机构体系。在现代金融业中，各类银行占有主导地位。商业银行是现代银行最早和最典型的形式，城市银行、存款银行、实业银行、抵押银行、信托银行、储蓄银行等，虽都经营金融业务，但业务性质常有较大差异,而且,金融当局往往对它们的业务范围有所限制。现代商业银行一般都综合经营各种金融业务。大商业银行除在本国设有大量分支机构外，往往在国外也设有分支机构，从而成为世界性的跨国银行。现代大商业银行通常是大垄断财团的金融中心。持股公司已成为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业的重要组织形式。 与商业银行性质有所不同的是专业银行。专业银行一般由国家（政府）出资或监督经营。其业务特别是信贷业务，大都侧重于某一个或几个行业，并以重点支持某些行业的发展为经营宗旨。 中央银行的建立是金融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现代金融业中，中央银行处于主导地位。它是货币发行银行、政府的银行和银行的银行，负责制定和执行国家的金融政策，调节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一般也是金融活动的管理与监督机关。 除银行外，现代金融业中还包括各种互助合作性金融组织（如合作银行、互助银行、信用合作社或信用组合等）、财务公司（或称商人银行）、贴现公司、保险公司、证券公司、金融咨询公司、专门的储蓄汇兑机构（储金局、邮政储汇局等）、典当业、金银业、金融交易所（证券交易所、黄金交易所、外汇调剂市场等）和资信评估公司等等。现代金融业的经营手段已十分现代化，电子计算机和自动化服务已相当普及。 编辑本段中国的金融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金融业始创于革命根据地。最早的金融机构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广东、湖南、江西、湖北等地的农村信用合作社，以及1926年12月在湖南衡山柴山洲特区由农民协会创办的柴山洲特区第一农民银行。随着革命战争的发展，各革命根据地纷纷建立起农村信用合作社和银行。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河北石家庄市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银行逐步并入中国人民银行。政府没收了国民党的官僚资本银行，并对私营金融业进行了社会主 金融业 义改造。在此基础上建立起高度集中统一的国家银行体系。同时，政府在广大农村地区，发动和组织农民建立了大批集体性质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并使它们发挥了国家银行在农村基层机构的作用。高度集中的“大一统”国家银行体系与众多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相结合是50～70年代中国金融业的最显著特点。 从1979年起，中国开始对金融业进行体制改革。中国人民银行摆脱了具体的工商信贷业务，开始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国家专业银行逐一成立；保险公司重新成立并大力发展国内外业务；股份制综合性银行和地区性银行开始建立；信托投资机构大量发展；租赁公司、财务公司、城市信用合作社、合作银行、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所、资信评估公司、中外合资银行、外资银行等都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形成一个以专业银行为主体，中央银行为核心，各种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并存的现代金融体系。

『柒』 概述新中国的一化三改造

三大改造，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至1956年，新中国仅仅用了4年时间，就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跨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1952年9月，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  第二年9月，中共中央公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从特定的历史条件看，三大改造运动确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惟一选择”性，这些“特定的历史条件”就是意识形态的作用、执政党的价值取向、一边倒的立场、帝国主义的威胁、苏联模式的影响。  但统而观之，这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严格地说都不是构成历史必然性的充分条件，所以在这些条件下发生的“必然”很难说就是历史的必然性，在这些条件下发生的“惟一选择”很难说就是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惟一选择。
 
  对于这条路线有三种评价：一是龚育之提出的：“既是水到渠成，又是重要发展”；二是薛暮桥提出的“基本方向正确，但搞早了或搞急了”；三是林蕴晖提出的“战略思想的重大变更”，认为它离开了我国国情，离开了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
   站在21世纪初期的历史高度看待发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三大改造运动，我们应该说些什么呢？ 一种曾被视为绝对纯粹和完美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它建立之后不到30年的时间就成为束缚生产力的桎梏而难以坚持下去，不得不让当年已经消灭了的经济成份重新复活起来，这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的深入，对于我国建国初期历史约7年之久的“三大改造”更多学者采取了实证性的分析研究。  一方面，对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私营金融业改造的必要性予以充分的肯定，并指出改造工作中的缺点与不足；另一方面，将1953年以后的改造运动与当时经济发展战略和工业化的主客观环境联系起来，分阶段、分行业的进行实证性的研究与分析，就“一五”期间的客观经济状况而言，优先发展重工业的
  其消极作用包括：经过对资改造，私营企业也同原有公营企业一样，难以进行独立的经济核算，影响了品种的更新、质量的提高和固定资产的更新；使农业增长速度放慢，从而也影响了工业化的速度等等。  三大改造正负两方面的作用在不同年度作用的程度不同。

『捌』 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方式是怎样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当时所要建立的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国家实行的基本经济政策也是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各种经济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对于数量众多的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则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1953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直接向单一公有制的社会主义过渡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于是国家开始通过“公私合营”的方式，逐步将全部私营资本主义企业转变为实际上为国家所有的国营企业。这个改革过程到1956年底基本结束，我国的经济成分也由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转变为基本上由国营经济和合作经济组成的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

一、“公私合营”由经营方式转为改造方式

政府与私人共同投资合作经营企业，早在清末洋务运动中就已产生，当时称之为“官商合办”，在清末和国民党统治下，“官商合办”成为官僚资本控制民族资本和官僚侵吞国有资产及收益的重要方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没收官僚资本和敌产过程中，对于那些含有私人股份较多的国营企业和含有国家股份较多的私人企业，凡是不便清退者，就将其改组为公私合营企业。同时，由于一部分大型私营企业遇到困难或由于发展的需要，也希望国家投资（或将贷款转为投资）共同经营。针对这种情况，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周恩来提出：“公私合营是以国家为领导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可以为社会主义创造条件。资本家也很希望合营，因为合营了，企业的原料供应等方面的问题就有保障了，并且还能得到贷款。但是，我们不得不有所选择，对那些与国计民生关系较重要而又对双方有利可图的企业，就可以先合营。总之，要分清轻重缓急，逐步发展。”为此，中财委专门发出指示，提出国家投资私营企业与之合营，必须有三个前提条件：一是符合国家经济发展计划；二是私营企业主完全自愿；三是企业有发展前途，投资效益高。因此，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对工商运输企业的公私合营是采取慎重发展方针的，主要工作是对现有公私合营企业进行清理整顿和加强管理。为了吸收社会游资和侨资，使其投入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产业，从1950年起，政府还在各地倡导成立了一些公私合营性质的投资公司，其中国家的股份一般不超过25%。

1949年至1952年，公私合营工业企业由193家增加到997家，增长4.2倍，产值增长5.2倍，在上述企业中，公股所占比重，1949年为70.7%，1952年则为60.7%。另据对695家公私合营企业的调查，公股中来自没收官僚资本及敌产的占62.18%，解放后国家的新投资则占31.14%。

由于公私合营企业基本上都是股份制企业，因此其经营管理机构为董监事会领导下的厂长（或经理）负责制。国家对公私合营企业公股的管理，则是政府将公股的监督管理权交给政府有关行业管理机构，财务及收益管理则委托给交通银行。交通银行针对旧中国官商合办企业公私股权不平等，企业或为官僚所垄断、或为私股所操纵的情况，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公私合营企业也不应一手管起来，必须通过由公私股代表组成的董监事会来管理。

在管理方式上，国家对公私合营企业的管理领导，不是由行政命令解决问题，而是通过董监事会中的公股代表，用协商的方法与私股代表共同决定经营计划、财务计划以及人事安排等，来贯彻政府的政策和意图。公股代表的人数由股份的多少决定。公股代表一般由交通银行、工商管理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三方选派，银行委派的公股代表负责财务资金的合理使用，工商管理机构委派的代表负责监督指导其合法经营及纳税等，业务部门委派的代表则根据计划，帮助企业进行合理生产。为了使公股代表的意见一致，公股董监事中设有首席代表人，董监事开会前，公股代表一般先取得一致意见，如果公股在董监事中只占有一个席位，则公股代表由交通银行委派。交通银行总管理处还专门制定了选派公股董监事及其工作职责暂行条例，并对在职干部兼任公股董监事等职务的收入及费用支报等作了具体规定。

关于国家与公私合营企业之间的物资调配问题，中财委规定：公私合营企业的物资，国家如需调用时，应征得该企业同意后按价购买；该企业如向国家申请调拨物资时，经国家同意后按价付款调拨。关于企业的收益，在扣除公积金、公益金后，按股派发股息红利，公股的股息红利由交通银行负责收取并解交财政部。至于公股是否增加投资或将股息红利等公股收入转为投资，则由政府主管部门决定，一般是由各地财委报请中财委审批。

在1953年6月以前,即中共中央还没有将公私合营作为和平改造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的主要方式时，政府对于公私合营是很谨慎的，严格遵循迫切需要发展、符合国家投资计划、资本家真正自愿三个原则。正如毛泽东在1953年评论的那样“南向让三，西向让再”。当时中财委之所以这样做，一是当时国家资金紧张，不得不考虑资金的使用效益和优先发展国营经济；二是鉴于国民党曾用这种方式控制或吞并民族工业，尽量避免因公私合营引起民族资产阶级的误会和不安。

1953年6月，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通过调查，提出公私合营是改造资本主义企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好办法，这个建议为中共中央所接受。由于此前已经解决了个体农业和手工业通过合作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这就成为毛泽东明确和正式提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因素。毛泽东采纳了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公私合营来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应该说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正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迫切需要寻找一种适合中国国情（主要指统一战线）、不同于苏联东欧没收方式的“和平赎买”方式，而公私合营恰好满足了这个要求（特别是对人的改造和利用，如周恩来所说的“慈航普渡，同登彼岸”）。二是企业内部，由于“五反”运动，资本家已不敢管理，而工人也不服从其管理（资本家又不能解雇工人），为国家通过参股接管企业创造了条件（可不必向过去那样，控制权取决于股份的多少）。三是从外部看，国家已经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原料、资金短缺，特别是实行主要农产品统购统销以后，私营企业困难很多，国家统筹安排公私企业的产供销势所必然。而公私合营，即国家从内部控制企业，比加工定货、统购包销等从外部调控更有效，更易于将生产纳入国家计划，达到均衡生产和供求平衡。

1953年9月7日，毛泽东邀集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座谈。毛泽东在会上谈了他对资本主义改造的如下设想：第一，“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有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改造。”第二，“稳步前进，不能太急。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3年至5年的时间，因此不应该发生震动和不安。”“至于完成整个过渡时期，即包括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基本上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是三五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第三，“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而且要出于资本家的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这和对地主不同。”10月27日，在工商联全国代表大会上，李维汉又代表中共中央对毛泽东的上述思想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

二、单个企业的“公私合营”

由于当时公私合营企业既被置于国家的直接计划管理之下，；在信贷、原料和销路方面得到保障；又可充分利用了资产阶级的资本、人材，加上选择公私合营的企业都为由发展前途的企业，因此合营后企业的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公私双方皆大欢喜，这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采用这种改造方式的决定因素。这里仅分析一下1955年全行业公私合营前公私合营企业的经济效益情况及其原因。

1953年初，交通银行将公私合营企业股权移交给地方主管部门，年中，中央决定有计划地公私合营，1954年才真正开始。但是1953年即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原料、资金均短缺。据1953年初李维汉对上海的调查，当时只要国家银行把信用收紧一下，许多资本家就会陷入困境。上海及其制造业只要国家加工、订货停止，就要大部垮台。只要国家不配售铜料，就可以扼死上海三十七个私营行业。

对于私营企业来说，1952年主要是受“五反”运动影响，劳资关系紧张，1953年以后则是内外交困。就外部来说，原料、市场被国家控制，原料短缺，销售渠道不畅。就内部来说，劳资关系紧张，企业主缺乏经营自主权；资金短缺（“五反”退赔、清退职工“小股子”、缺乏自己筹集资金渠道、银行贷款减少）。在这种情况下，私营企业通过公私合营，即可解决三个困难，一是企业内部的劳资矛盾因合营而基本消除；二是企业的供销因纳入国家计划与国营企业同等待遇，困难不复存在；三是资金不足问题因国家注入资金而得到解决。

三、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迅速实现

1954年，我国农业因严重自然灾害未能完成预定计划，从而使得1955年上半年工业因原料不足而不能完成计划。在农产品短缺而供给又掌握在国家手中的情况下，因为国家首先要保证国营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的资金和原料供给，因此，私营工业，特别是那些规模小、技术落后的企业，遇到较大困难。1954年底以后，私营企业面临的困难主要有以下四个：

一是原料缺乏，1955年除了农产品原料短缺外，工业产品原料因经济紧运行和国家加强计划供应，私营工业也得不到充分供应。

二是资金不足。1952年底国家完成对私营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短期资金市场即完全控制在国家手中，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的贷款实行了“以存定贷”的方针，即贷款额不得超过私营企业的存款。

三是原有供销渠道被打乱。由于大多数私营工厂生产规模很小，没有承担国家的加工定货任务，其原料在过去基本上都是从市场购买，产品也是靠私营商业渠道销售。

四是经过两年的“吃苹果”（即对单个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剩下的私营工业企业多是规模小、技术落后或效益差、没有前途的企业。

1955年下半年，在毛泽东的推动下，中国农村出现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出现，一方面消灭了广大的农村私有经济，使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更加孤立，使其感到社会主义已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也使党和政府产生了早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急躁心情。

农业合作化是国家为增加农产品以保障工业化需要的情况下,诱导农民进行的,并不是家庭经营效益太低或已经存在不下去了（对富农和中农尤其如此）。特别是1955年的合作化高潮，对于部分农民来说,带有较大的外部强迫性。而1955年工业部门的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对大型的私营企业来说，可能受政治影响和社会压力，出于“早晚要合营，晚合营不如早合营，越早越主动”、“早上船能有好座位”的心理；但是对于那些规模很小、处境艰难的小企业主和资本家（这部分资产和产值虽不大，却人数众多）来说，由国家包下来的合营，不缔是一种经济上、政治上甚至是心理上的解脱。1955年底开始的私营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于大多数私营企业主来说，是先陷入经营困境，后接受合营改造的。

选自：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国国家资本的历史分析》第三编第七章第二节

『玖』 开发1万平米商业金融地产项目从拿地到建成要花多少时间

这个问题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
土地必须招拍挂 ，在此环节顺利拿到土地，取得土地证 ；之后开始正式立项，报规报建这段程序，取得用地规划证、规划证、建筑施工许可证；之后正式开工土建，项目如果在南方又逢雨季，工期就长，如果在北方少雨土建封顶到内外装和机电安装全部完成最快也要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