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常态是什么
❶ 什么是中国经济新常态新常态下如何进行金融工具创新请提炼至少三个观点,并进行必要阐。
“新常态”至少应该蕴含以下几个政策寓意:
一是经济增速正式告别8%的快速增长,潜在增长率在2020年前后回落至7.5%左右;
二是宏观政策告别常态的调控和刺激,如果经济增速在7.2%以上的合理区间,不会采取非常规的刺激措施;
三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悄然转换,政府投资让位于民间投资,出口让位于国内消费,创新驱动成为决定中国经济成败的胜负手;
四是在推动新型工业化使命的同时,强力扶持服务业,经济结构避重就轻;
五是告别货币推动型增长模式,控制包括房地产在内的资产价格泡沫和债务杠杆优于经济增长本身。
❷ 新常态下金融如何发展
在经济步入新常态的阶段,无论是传统金融还是新兴金融形式,都应当正确定义自己、定义行业、定义金融服务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在变革和创新中寻求一条正确的道路,在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也为自身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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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 互联网金融新常态指的是啥意思
互联网金融新常态指的是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新金融。
❹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的金融风险主要是什么
经济新常态下,金融风险应然存在。主要是来源于债务问题。因为债务是诱发危机的主要根源。对,一定要控制住债务问题。不要债务出现大面积出现违约,必然导致经危机。
❺ 新常态下金融业发展趋势与特征是什么
“新常态”将给中国金融业带来什么影响?中国金融业面临什么样的发展机遇和挑战?近日,在“第十届中国证券市场年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张承惠对于“新常态”下的金融业发展机遇和挑战进行详细地分析和解读。
金融业所处环境发生改变
张承惠认为,“新常态”将给中国金融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经济增速放缓上,并将成为一种新常态。经济增速的放缓对于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会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速度减缓带来客户群体的重大改变;另一方面,对金融业的资产质量也会带来影响。
同时,工业增速下降,驱动动力转换。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呈现减缓趋势;另一方面,民间投资比重上升,过去很长时间依靠国有经济和政府投资,建设基础设施是经济的主要驱动力,现在这种力量正在发生质的转换。
另外就是消费支出和资本形成的变化。消费支出增加,产业结构开始转向服务业为主导。今年经济在明显放缓的基础上,第三产业到三季度的比重上升到
48.8%,比去年同期提高2.6个百分点。这说明中国经济已经告别了以工业为主体的时代,开始进入以服务业主导的新时代,这将对金融业产生重大影响。
第四个是货币政策基调由相对宽松进入稳健的新常态。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的M2增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为15%以上,在金融危机期间更加惊人,曾经达到过接近40%超宽松的状态。现在M2在10月份已经降到12.6%,最近连续几个月以低于15%的增速在运行,这个态势非常清晰。
第五个是利率的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市场化的定价机制在逐步推进,对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来说,利差存在着缩小的趋势。除了中国银行以外,上市银行利差都是在缩小,上市银行净利润增幅从2010年的31.4%降到今年上半年的10.67%。
第六是新的竞争者加入带来的变化,互联网以及类金融机构加入,无形中加剧了竞争。
第七是人口老龄化,这将对金融业产生巨大影响。中国老年人口呈基数大、增速快、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的特点,中国未富先老这样一个特殊的国情,也会给金融业带来挑战和机遇。
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张承惠指出,大环境的改变,使得金融业在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和消费金融领域、有极大的发展空间。同时,对于跨国公司投资走出去的信贷服务、人民币国际化的跨境业务支付、城镇化基础设施投资信贷等方面也面临相当机遇。
从证券业来看,未来的发展机遇在于资产证券化。资产证券化可以从场内、场外两个角度进行。现在场内正在推进,但是速度不够快。场外大量的金融创新出来的类资产证券化不是标准的证券化,但是实际也是在做资产的流转,并且还有大的发展空间。
另外,作为中国金融市场上的短板,金融衍生品如果发展不佳,对于稳定金融市场运行、扩展金融市场都是不利的,也不利于实体经济的风险管理。
保险领域的发展空间主要体现在农业保险。农业保险从2008年农保补贴政策从试点到全国推广,规模不断扩大,但是深度和广度不够,还有发展空间;另外,保险业中的责任险占比很低,未来会有大的发展;随着中资机构走出去,未来海外保险也会得到大力发展。
企业在走出去时,总体反映金融服务不足。大量企业走出去,需要融资以及特定金融服务,所以,对于走出去企业的金融服务需要加强。
面对机遇和挑战,金融业应该做一些调整和改变。一是改变传统的以工业及大企业为服务重点的做法,要把自己的经营重心下沉;二是改变传统的以抵押和担保作
为风险防范主要工具的做法,创新信贷模式;三是通过创新改变同质化竞争的格局向差异化竞争过渡;改变长期垄断经营形成的心态,放下身段为客户服务;四是改
变以我为中心的做法,增加一些跨机构和跨领域的业务合作,建立起大银行和小微信贷机构的合作机制。
❻ 金融业怎么应对经济新常态政策
中国经济的风险何在?我国经济运行中的风险,主要是金融风险、债务风险、房地产风险以及产能过剩风险等。比方说防金融风险,宏观上就是要把握好融资结构。应大幅提高工商企业面向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比重,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规范和约束非银行金融机构融资行为。如果一个地方的发展,70%、80%的资金都靠银行贷款,那就说明这个地方的金融有问题,搞得不活。一个地方的信托、租赁、小贷、抵押、担保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得不到发展,高利贷、典当行、“老鼠会”等就会盛行,容易导致金融“三乱”。当然,如果一个地方50%、60%的融资都是靠利息比银行高几个点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又会导致这个地方企业融资成本整体很高。要更好地解决融资问题,关键是要努力推动直接融资市场、直接金融市场,通过股票市场、银行间市场、企业债券等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去年,重庆政府帮助企业筹集到一千四五百亿的低利息、低成本的资金,都是从资本市场上来的,是直接融资。今年,我们提出新增6000亿元融资,要做到25%来自直接融资市场,45%来自银行,30%来自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前,我们的直接融资大体只有10%左右,希望通过加大直接融资的力度,能够形成银行、直接融资市场、非银行金融机构45:30:25的融资比例。经济生活中,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产能过剩的风险,我恰恰认为这是最重要的风险。本质上讲,市场经济通过充分竞争才能有效益,这就必然会导致产能过剩,但产能过剩也有个度的问题。比方说,一个企业研究开发出一个新产品,这就会形成一个新的市场。先做的人一马当先,独占鳌头,获得效益最大化,这就是创新驱动的魅力所在。旁边人看到先行者效益很高,群起而上都模仿,之后逐渐会达到供求平衡。供求平衡了还要竞争,就会有个后来者居上的概念。后来者本事比你大,人才结构比你好,资本更密集,就会把老企业淘汰出局。这时候,市场就会产生过剩。产能过剩有个经济学逻辑:如果行业过剩10%—20%的时候会产生优胜劣汰,属于良性竞争;一旦过剩超过20%,比如全行业过剩30%、40%甚至50%,几乎所有企业,都会泥沙俱下,大家通通赔本,形成行业性亏损。现在中国差不多十来个行业,钢铁、电解铝、玻璃、有色金属、水泥等等都是如此。比如钢铁行业,市场每年需求6亿吨,产能却达到10亿吨,严重过剩,行业平均利润率在3%以下,企业普遍亏损。更严重的是,实体经济产能过剩还会连累金融业,造成银行坏账,增加诱发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的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说,防止产能过剩,既是宏观经济问题,也是微观经济问题,每个行业、每个企业概不能外,传统工业、房地产业、高科技产业、金融业都是如此,都可能在市场竞争中出现过剩。俗话说:“千做万做赔本生意别做”,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醒头脑,任何一家企业都要关注自身行业产能是否过剩。县长和企业家都不要碰过剩产业这些年,重庆经济之所以表现良好,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按照中央要求,坚决不碰产能过剩行业。工业方面,8年前,全国每年煤炭产量20亿吨,重庆有4000万吨。8年间,我们严格控制煤炭行业新增产能,在全国产量达到50亿吨时,我们还是4000万吨。2000年,全国钢铁产量1亿吨,重庆是600万吨,现在全国10亿吨产能,重庆仍然是600万吨。由于没有跟风而上,产能过剩行业占比较小,我们工业面临的压力就较小,效益自然就好。在房地产领域,要防止产能过剩,重在把握好六个比例关系:一是城市建设用地。按照城镇化规律,每1万城市人口配置一平方公里建设用地,就能基本平衡。重庆主城1000万人口,城市规模也就是1000平方公里。有些城市只有50万人,却搞了100平方公里,规模过剩就容易变成鬼城、空城、死城。二是商品住宅。一般是人均40平方米,1000万人就造4亿平方米住宅,造得再多,房子卖不掉,房产商破产,银行贷款收不回来,就会连累整体经济。三是商铺,原则上每2万元商业销售值要配备1平方米商铺。如果一个城市只有四五十亿商业零售额,却建了100万平米商铺,每平方米商铺零售额不到一万元,肯定赔本。四是写字楼,大体也是2万元GDP配一平方米的比例,不能造得太多。五是各类贸易批发市场,包括钢材市场、建材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家具市场等。现在有的区县城,一搞批发市场,就想搞成义乌那样100万平方米、年销售额100亿元。中国毕竟只有一个义乌,从现实出发,我们举全市之力搞一个是可能的,如果每个县城搞一个,肯定过剩。六是城市综合体。这种集百货零售、写字楼、餐饮娱乐、住宅于一体的大型综合体,一个区县城奋斗三五年搞一个,是能够盈利的,如果一时兴起,搞上五六个,量变引发质变,大家就都会亏本,这样的生意做不得。产能过剩不仅表现在传统产业、落后产能,战略性新兴产业如果不按市场规律事,一哄而上,也可能出现产能过剩。比如光伏电池,那是高科技产品,是新兴战略产业,也是节能环保产业。但前几年,全国大干快上,产能严重过剩,照样一年亏损几百亿。当年,长安集团也想在重庆搞这类项目,化医集团也有投资冲动,但都被市政府压下了,回过头来看,这个决策是有先见之明的。不管区县长还是企业家,一定要牢记,赔本生意不做,过剩产能的事不做,要有基本的行业分析。经济风险的源头是产能过剩,工业、服务业的产能过剩会带动整个金融的产能过剩。同样,金融如果不为实体经济服务,自我循环、自我膨胀,也会搞得过剩,诱发金融危机,美国金融危机前车可鉴。这方面,没什么高端产业和落后产业之分。信托投资看似高端,搞自我循环,会遭遇过剩危机。县城里家家楼下搞小饭馆,最后没有顾客,也是全面亏损。反之,哪怕你是洗脚理发,只要与市场需求匹配,经营得当照样赚钱。总之,有市场需求的产业才是好产业,我们搞调结构,关键就是把过剩产能压下去,把有市场、有效益、有资金流量的产业发展起来。这样,经济发展才会顺畅,保障和改善民生才能更有基础。
❼ 什么是中国经济新常态 新常态与旧常态的区别
中国经济新常态定义:
在增长速度换挡、结构改革阵痛、社会矛盾愈发尖锐时期,集中体现为与潜在增长率相协调、与过去一段时期高增长相较而言现实相对较低增长率的社会经济形态。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点:
1、增长速度的新常态,即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挡。这是由潜在增长率的换挡决定的,也是由中国经济总需求结构变化所决定的。总需求各个构成中,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上升,投资与净出口的贡献将有所弱化;相应的,中国储蓄—投资关系也将有所改善,经济增长的目的从旧常态扭曲的“为生产而生产”切实转向“为普罗大众消费而生产”。实行这一转变,要求从单纯强调做大蛋糕到“做大”与“分好”蛋糕并举,改善居民、企业与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关系。
2、增长的主要力量,将转向主要依靠转型升级、生产率提升的创新驱动型增长,即增长主要源于供给面的积极变化,而非人为需求拉动的增长。这意味着,宏观经济政策将从过去侧重于需求面的管理转向侧重于供给面的管理;增长与资源配置的机制更加市场化,市场起决定性的作用,减少政府对经济资源的直接配置或行政干预,这不仅可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也会极大地降低腐败机会。
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不仅仅表现为“量”的新常态,更应当指资源配置机制的新常态,即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让资源在市场信号的引导得到相对更有效的配置。这意味着,新常态中的经济灵活性将会有所提高。
3、增长与资源配置机制的市场化,不仅要求推动市场的对内对外开放,放松对经济主体的市场准入限制,实行更加严格、公平、公开透明的产权和市场参与者的司法保护,而且要求适当降低政府所得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同时,人口老龄化对安全性、收益相对稳定的资产需求上升,完善货币政策机制要求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这三方面因素意味着,未来政府债券总量可能会明显上升,国债期限结构也会更加多元化。
4、宏观经济政策的新常态,将宏观政策的“稳”与微观政策的“活”有机地结合起来。所谓“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即是要保持政策定力,“少折腾”甚至“不折腾”,从总量宽松、粗放刺激转向总量稳定、结构优化的宏观审慎政策,这决定了货币政策在未来一段时期均可能具有“点、面”结合且“以点带面”的特点。全球经济再平衡过程中国将使中国美元本位的货币供给机制得到弱化,提高中国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央行的信用独立性,这将决定货币政策操作将不会像“旧常态”那样以紧缩和冻结流动性为主。这表明,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新常态将为中国货币政策打开新的空间,也为存款准备金比率缓慢有序地降到正常水平创造了积极条件。
5、利率市场化进一步深化乃至最终基本实现市场化的总体水平。利率决定机制的变化将迫使央行逐步放弃存贷款的利差管理,利率水平将能够更好地反映消费者的时间偏好率,也能够更好地体现企业的真实资本回报率和风险状况。但受潜在增长率和资本边际产量下降的影响,中国未来利率的总体水平可望会维持在较低的水平。
中国经济旧常态的特点:
1、经济增长率的持续性上升;
2、高储蓄—高投资是其第二个重要特征,同时也为经济增长率持续上升提供了资本供给上的保障;
3、人口红利贡献巨大;
4、经济旧常态对房地产业的依赖度上升,经济、金融和地方财政均有房地产化的倾向;
5、扭曲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6、在货币层面,旧常态表现为货币供给机制的高度美元本位化的同时,走的是高信贷、高货币投放的通胀之路。
❽ 选择圈互联网新闻,互联网金融回归常态的标志是余额宝不再风光
未来国内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就是要让它回归到金融市场的常态,回到金融的本性。而金融市场的常态,就是一方面通过金融工具及金融产品来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成为增加民众增长财富的渠道,而不是让资金在体系内循环,另一方面金融市场的风险无所不在、无时不有,因此,公平竞争的环境、严格的市场监管,维护良好的金融秩序是金融市场得以发展的关键。互联网金融也是如此。而且,互联网金融首先是金融,离开金融的本性也就没有互联网金融。金融本性的核心就是对风险的定价。阿里巴巴是在2013年6月份推出余额宝的。而余额宝推出之时,正是国内金融市场流动性十分紧张之际,即当时大闹“钱荒”。在这个非常时刻,金融市场流动性十分紧张,同业市场拆借利率全面提升,商业银行只能各出奇招来解燃眉之急。在这种环境下,余额宝透过互联网技术及货币基金等方式,吸收大量居民的存款投资于利率不设上限的同业市场。余额宝这种疯狂生长是建立在三个前提条件下的,一是国内同业市场的流动性一直处于严重短缺,否则同业市场的拆借利率不会快速飚升,余额宝的高收益也无从谈起;二是大量的居民存款会源源流向余额,一旦后一期的资金流入中断,前一期高收益也无从谈起;三是余额宝运作者能够严格地监管自律,也有能力面对存款资金不流入的流动性风险等。而这些条件只是在非常态下才会出现,一旦金融市场回归常态,这些条件都会消失。也就是说,只有在当时那种非常态的条件下,即“钱荒”不仅大幅推高当时同业市场利率,也制造了大量为应付资金需要而设的短期资产。在这种情况下,余额宝才能够在享受高收益的同时,又能够让期限错配风险得以控制。否则,互联网金融所面临的风险就可能暴露出来。比如说,当央行不断地向同业市场释放流动性,同业市场的利率逐渐回到常态时,余额宝的整体收益率立即下降,从而流入余额宝的资金也就突然中断。比如余额宝资金的流入从2014年第一季度的3560亿元,第二季度立即下降到330亿元,一个季度之内萎缩超过了九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余额宝资产期限严重错配,那么其风险立即就会暴露出来。所以,互联网金融要回归到常态,回到金融的本性,就是得利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来改变人类经济的时空边界,来改变传统市场中的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程度,来改变投资者进入金融市场准入方式,弱化投资者进入市场的专业性要求等,并以其小额、快捷、便利、交易成本低、信息较为公开透明、普惠等优势,来创新出更多、更好、更实惠能够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产品与工具,而不是在非常态下短期盈利及在市场内循环的工具。
❾ 经济新常态是什么
全球经济危机的大爆发宣告了世界经济步入“大调整”与“大过渡”的时期。这种大时代背景与中国阶段性因素的叠加决定了中国经济进入增速阶段性回落的“新常态”时期,并呈现出与周期性调整不一样的新现象和新规律。因此,宏观调控理论、调控模式及其工具也应该做出相应调整
1“新常态”不仅具有坚实的事实基础,还有相应的理论支撑编辑
自2010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指标在本轮调整中呈现出几个新现象:一是随着GDP增速逐步回落,CPI却保持相对稳定,没有出现整体性通缩;二是随着GDP增速跌破8%的水平,就业水平并没有恶化,反而在服务业的不断发展中有所改善;三是很多金融企业的财务指标依然不错,但总体金融风险却在持续上扬。传统的周期理论和发展理论都不能很好解释这三大现象,但潜在经济增长理论与结构理论的新发展却能够充分说明这3个新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回落的主导因素不是传统的总需求不足,而是潜在增速的回落,不是传统的周期性波动,而是结构性的趋势下滑。[1]
2治理“新常态”的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应该转换编辑
鉴于目前中国经济增速回落的主导型因素是结构性的,凯恩斯主义的逆周期调控理论就不能成为宏观调控的核心理论基础,需求导向的强刺激就不能成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合理选择。因此,结构性改革政策框架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一方面通过改革来重构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强化总供给、总需求对于价格机制反应的灵敏度,另一方面通过化解深层次结构问题,创造新阶段的增长源。[1]
3宏观经济调控要强调定力,还要强调底线管理编辑
目前中国不仅处于“增长速度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的叠加期,同时也处于房地产周期、全球化周期、存货周期以及固定投资周期的叠加期。这决定了我们依然面临着不少周期性问题。
但是,如何区分结构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却是大难题。在一个实际与潜在增速都存在易变性的时期,最好的办法就是底线管理,即一方面要守住就业的底线和通胀底线,另一方面还要守住风险底线。守住这些底线,在很大程度上就守住了宏观经济潜在水平的大致区间和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所以,宏观调控一方面需要强调在面对趋势性回落过程中保持定力,切忌草率启动强刺激政策,另一方面还要强调“底线管理、区间调控”。[1]
4要不断探索新的宏观调控工具编辑
这主要体现在5个方面:一是将“微调”与“预调”常态化,在“新常态”框架中合意的增长速度是不断变化的,因此需要不断进行探索。二是打破“调控”与“被调控”的两分法,将改革与调整贯彻到底。当前,结构性问题不仅出现在宏观经济运行体系之中,也出现在调控主体之中。因此,传统的改革者与调控者都是被改革与调整的对象。三是重视结构性问题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国际金融危机让我们认识到传统宏观经济政策不能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此,在中国目前杠杆率过高、金融风险持续攀升的环境中,必须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作为宏观调控的第三只手。四是在区间调控中更注重定向调控,瞄准突出问题确定“靶点”,在精准、及时、适度上下功夫。应该强化“定向宽松”与“定向收紧”相组合的结构政策,如货币政策在保持总量稳健的基础上,对“三农”和小微企业进行定向宽松,对房地产、产能过剩行业进行定向紧缩。五是突破传统分类治理的教条,强化综合治理的导向。在“新常态”中,社会、经济、宏观、微观的运行体系都面临重大调整,都将出现强烈的外部性,因此单一领域的工具难以达到预期目标,全面改革与调整需要各领域的多种工具相互配合进行综合治理。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1]
5新常态下的新机会编辑
我国2013年服务业增加值首次超过了工业增加值。新常态背后有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切换、制度环境改变,机会要比过去大得多。未来十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最少有七个机会。
6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的机会编辑
概说
“十二五”初期,七大新兴产业占经济比重只有5%,计划到2015年占比提高到8%,到“十三五”提到10%。这就意味着从“十二五”到下一个五年计划,新兴产业的增长速度要在20%~22%之间。比如节能环保产业,未来5年内的投资需求超过3万亿元,固废处理投资有望达到7000亿元,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投资超过8000亿元。未来7年内,新能源投资将达到5万亿人民币。[2]
服务业的跨越性发展和机会
过去几年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最值得期待的是服务业。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例,发达国家平均是在70%,全世界平均在60%,我国则不到50%。
我国2013年服务业增加值首次超过了工业增加值,服务业成了中国第一大就业主体,吸纳就业人数超过了制造业。照这个趋势,未来几年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就要达到50%,等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之和。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GDP的贡献超过了资本的贡献,净出口的贡献则是负数。[2]
城镇化的机会
去年四季度,中央开了城镇化会议,提出了新城镇化概念,就是“人的城镇化”。过去农民工到城里打工,本质还是农民,到一定的时候还得回家种自己的自留地,这不叫城镇化。真正的城镇化是现在已经在城里的2.6亿农民工,首先要变成城里人,户籍要改变;其次,他们要和城里人一样享受教育、养老和各种服务,享受城里人享受的一切。
这个巨大的变化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机会。一个农民进城,国家至少要投资10万元,算算2.6亿人相应投资是多少?城镇化是我们未来二三十年经济增长的强有力推动力。[2]
中西部地区崛起的机会
我国实施了一系列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政策,现在看政策已经起到了效果。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这几年,劳动力人口红利的减少,中西部的发展机遇大了,这几年中西部的经济增长速度都是远超过沿海的。中西部和东部刚刚改革开放时的基础完全不一样了,他们已经有了非常好的基础设施,交通运输四通八达,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接受了改革开放。所以,今天中西部的崛起完全不必像东部沿海需要那么长的时间。[2]
中西部崛起还有一个优势,《福布斯》叫“城市经营成本指数”,即在不同的城市办企业,经营成本是不一样的。当然,这个优势不一定永远有,将来还是要靠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来取得优势。
技术变革的机会
在我国,移动互联和大数据不仅给生产经营带来了巨大变化,也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现在我国的手机用量达到了13亿部,是全世界最多的,移动互联用户达到5亿户,也是全世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比的。据测算,我国2015年移动支付的交易规模将会超过1.5万亿元,每年增长将近100%。加上云计算、搜索引擎、移动终端、传感器的普及,一个大数据时代扑面而来,会给我们的产业带来一次根本性的变革。[2]
企业“走出去”的机会
我国这几年已经成为净资本输出的国家。“走出去”有很多挑战,制度、法律、贸易封锁、融资难、文化等等,但从主流上看,中国企业“走出去”,现在是一个好时机。
欧美国家现在主动招商引资,特别是美国。美国认为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不允许再发生,因此又开始再工业化过程。另外,欧洲国家也积极欢迎中国企业到他们那里投资,有一些国家给予减税,甚至免税优惠。但中国不光要看到欧美市场,还需要到新兴市场去投资。[2]
新兴业态的机会
现在很多新的业态涌现出来,与过去完全不一样。比如,基于互联网技术的中介服务平台。
还有基于产业链、工业链的延伸和细分的业态,包括服务外包、服务配套、配件研发、商贸、物流,也是很好的机遇。基于社交网络趋势,像博客、微博、微信、交友、婚恋,即时通信类,像上哪吃饭、买什么东西等等,太多了。这些都是新的业态,都有非常广阔的想象空间。[2]
❿ 什么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经济新常态的特征
中国经济新常态就是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在经济结构对称态基础上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可持续稳增长。经济新常态是强调结构稳增长的经济,而不是总量经济;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及在对称态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仅是GDP、人均GDP增长与经济规模最大化。经济新常态就是用增长促发展,用发展促增长。经济新常态不是不需要GDP,而是不需要GDP增长方式;不是不需要增长,而是把GDP增长放在发展模式中定位,使GDP增长成为再生型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模式的组成部分。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9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会议首次阐述了新常态的九大特征——
会议认为,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研判未来走势,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
从消费需求看,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2014年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
从投资需求看,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必须善于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
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过去供给不足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主要矛盾,2014年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
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2014年以后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
从市场竞争特点看,过去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2014以后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统一全国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必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
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2014以后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
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
这些趋势性变化说明,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应答时间:2020-12-23,最新业务变化请以平安银行官网公布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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