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如何防止金融风险
Ⅰ 如何更好的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以下材料供你参考：
加强金融监管念，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随着金融全球化和金融混业经营的日渐深入，如何实现我国金融监管水平质的飞跃，建立起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国际惯例，又符合我国国情的监管体制，以达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目的，是当前所面临的紧迫而又棘手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应从以下五方面下手来加强金融监管：
（一）建立健全金融监管法规，完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面对我国加入WTO的新形势，为顺应世界金融业发展潮流，遵循国际惯例，我们应当根据我国金融市场开发的状况、外资金融机构的设立和经营等情况及时清理和完善现的法律法规。同时还要相应加强我国金融业市场准入和业务规范、金融行业竞争、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金融网络化电子化等方面的立法。要建立健全信用体系，加强社会信用制度建设，通过增强借款人的偿还能力和偿还意愿，促进借款人履约水平显著提高，降低金融风险，加大对违法违纪行为的打击力度，从而为维护我国金融业健康发展。此外，我们还应当对金融监管的执法理念进行调整，给金融个体更大的行动和选择空间，以适应金融业务发展的需要。
（二）更新金融监管理念，明确金融监管内容。从我国现有的金融监管方式来看，主要存在监管目标不够明确，偏重于合规性监管和事后监管等弊端，已难到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要求。为此，我们应当更新监管理念，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变：一是从传统的合规性监管向经营性风险监管和功能性监管转变，现在的合规性监管主要侧重于金融机构的审批和业务经营的合规性，是一种一般性、浅层次、静态的金融监管方式；而经营性风险监管则是以风险监管为中心，着重设立风险监管指标体系，早期预警体系和有效的“进入-退出”机制等，是一种深层次，前瞻性动态的监管方式，有利于统一监管标准，有效配置监管资源和提高监管成效；功能性监管关注的是金融产品所实现的基本功能，以金融业务来确定相应的监管机构各监管规则，强调的是跨机构，跨市场的监管，减少监管职能的冲突、交叉重叠和监管盲区，二是从单纯维护金融安全监管提升到兼顾金融安全和提高金融业核心竞争力上来。
过去金融监管往往以牺牲效率为代价来追求所谓的“安全”，难免会产生“惜货”和“大量超额储备”等现象，这是一种监管成果的变形和异化；真正的监管应当在维护安全的基础上努力提高金融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注重在监管中不断提出解决问题的切实措施，将监管和强化法人治理结构，强化风险管理等有机结合在一起，做到兼顾安全和效率。三是以外部监管向内外结合型监管转化。目前我国金融业自律意识较差，行业竞争往往处于无序和牺牲效率追求总量的状态，加上金融监管信息存在严重的不对称，所以金融监管主要侧重于外部监管；但是从国外金融监管改革的潮流来看，应当采用内外结合型监管方式，逐渐将监管重心转向金融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控制度，督促他们建立完善的金融机构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机制，确保金融机构的稳定健康发展。
（三）建立和完善信息披露制度，金融机构披露的准确性和全面性将直接影响看金融监管制效率和成果，从美国安然公司和环球电讯公司破产事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完全披露信息或披露假信息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当前，我国在信息披露方面与国际标准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披露的作不真实，如高估资本充足率和资产质量、准备金提取严重不足等；二是披露的信息不充分，如缺乏对非财务信息的披露和风险管理的定量信息，对会计报表附注不够重视等；三是缺乏对信息披露的具体规范和统一规定等等。因此，我们应当进一步健全信息披露制度，统一信息披露原则和披露标准，规范披露内容，
注重会计报表和报表附注的真实性，满足披露信息的有用相关、可靠和中立，报表附注则应当包括会计政策、资产质量情况，可能构成损失的或有事项金额和衍生金融产品的实际状况等。要进一步改进披露方式，采用自愿披露和强制披露相结合的方法，强调补充报表的披露；创新披露手段，借助于现代信息技术，以实时披露代替定期披露，以复合数据披露代替财务数据披露以期达到巴塞尔协议和国际通行惯例的要求。
（四）完善金融监管操作，加快基础设施建设。首先是要制定金融机构市场准入的统一量化监化监管标准，确定区域内的金融机构数量和业务规模结构，确定金融业务结构和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严格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从而保证适度竟争和防范化解风险，其次，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非现场监管，科学地设计统一的金融机构报表体系，力求金融信息全面、真实和及时地反映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和风险状况，同时开发先进的报表分析软件，建立一套严格准确地反映银行资产负债运用结构、流动性、盈利性和资产质量等情况的比例分析体系，强化预警功能，对金融机构进行连续跟踪，充分发挥事前监管的作用，将金融风险扼制于萌芽状态。第三，加强金融信息系统的基本设施建设，因为金信息不仅是中央银行和监管当局进行货币政策和实施金融监管的依据，也是其改善金融服务，提高政策透明度，进行有效监管的基础，因此，应尽快建立一个适应金融发展变化，标准统一，检索方便，资源共享的金融信息系统和包括企业和个人在内的信用信息系统，实现金融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进行实进的风险评估和风险预警。
（五）加强队伍建设，提高金融监管人员素质，我国己加入WTO，金融全球化，自由化的浪潮汹涌而至，科学技术高速发展，金融创新日新同异，这些都要求金融监管人员掌握最新的科学知识，最新的技术手段，最先进的监管方法和最新的金融信息。监管人员如不具备这些素质，金融监管的质量和效果将大打折扣，因此，必须加强队伍建设，努力造就一支具备以上素质的金融监管队伍。一是要建立优胜劣汰的人才竞争机制，择优调配优秀人才和业务骨干充实副监管岗位，并在人、财、物方面向监管一线倾，形成突出金融监管这一主线的工作氛围。二是加强业务培训，采取“走出去，请进来”，以会代训等多种形式，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地对监管人员开展业务培训，如指派监管人员到金融机构进行实践锻炼，逐步熟悉金融机构的各项金融实务和业务流程，为监管工作打下基础；聘请学有所长，精通业务的学者，专家办理讲学，使监管人员更多、更快、更好地了解、掌握先进的监管理念和监管方式，开拓视野，全面提高监管人员的执法水平。三是加强对监管人员的“再监管”，着重抓好对监管人员职业道德教育和行为规范考核，使之依法行政，文明执法，树立良好的监管形象。
此外，金融监管是一个长期、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应当在坚持从本国国情出发的原则下，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教训，在坚持效率性、协调性、独立性和前瞻性有机结合的前提下，继续强化我国的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各类金融风险，使我国经济稳步、持续、健康的发展。
希望能帮到你。
Ⅱ 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的对策主张有哪些
论金融危机的法律防范
作者： 刘俊海 | 2004年12月12日22时19分 | 【内容提要】 内容提要
本文从分析金融危机的爆发原因入手，主张从从公法与私法（民商法）两个层面上构建防范金融危机的法律机制。作者指出，政府干预过多过滥，不可能有效地预防和化解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只能加剧和推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腐败行政、低效行政、黑箱行政本身就是金融隐患，过多过滥的审批本身就是金融风险；为防范金融风险，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法律形式必须限制在五个层次上。本文还从民商法的视角提出了防范金融危机的法律对策，即：积极稳妥地完成全部国有专业银行的公司制改革；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国家控股的商业银行全面推行强制担保贷款制度；及早改变目前过分依赖于商业银行的危险局面，依法鼓励发展直接资本市场；尽快建立公司重整制度，实施公司拯救计划，避免公司、企业不必要的破产；预防泡沫经济，必须预防泡沫企业的滋生和蔓延；强化商业银行、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义务与责任；进一步强化公司的社会责任，避免由于过分强调公司的营利性而破坏应有的信用关系、金融秩序、交易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作为股东有限责任原则的例外，人民法院应当适用否认公司法人资格的法理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
一、引言
源于1997年下半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先是给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和马来西亚经济以重创，1998年底又席卷了菲律宾、香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对当前发生在亚洲地区和其他地区（如巴西、俄罗斯）的金融危机的实质应当有清醒的认识。金融危机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又可能进一步诱发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虽然我国的金融市场和人民币币值在东南亚金融风波面前保持了相对稳定，但金融法制不健全，金融监管薄弱，金融秩序仍有待整顿。1998年12月9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加快制定金融管理的法律法规，建立和完善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有效机制”。因此，必须采取切实有力措施完善现行的中国法治，从制度上防范金融危机。
一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既有国内的原因（内因），也有国际大环境的原因（外因）；就内因而言，既包括市民社会和市场机制本身存在的金融隐患，也包括政治国家和政府干预诱发的金融隐患。因此，要从根本上防范金融危机，必须对症下药，从公法与私法（民商法）两个层面上构建防范金融危机的法律机制。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探讨国内公法与国内私法中的金融危机防范问题。当然，从国际公法与国际私法角度探讨国际金融秩序与经济秩序的安定性与可信赖性、加强各国之间的立法协调与金融监管合作也是非常必要的。
二、从公法的视角看政府干预在防范金融危机中的应有角色
（一）政府干预过多过滥，不可能有效地预防和化解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只能加剧和推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目前能够幸免金融危机的原因在于，政府对经济生活进行了有效的干预，于是开始怀疑市场机制的作用，认为市场机制不如政府干预可靠。笔者认为，必须承认以下事实：我国目前能够幸免金融危机的原因很多，不仅有正确、及时的政府干预，也有20年来改革开放所逐渐形成的坚实的基本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亚洲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生活已经造成了负面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有可能继续加深；虽然我国人民币的汇率稳定，但我国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我国存在着不少爆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隐患。
毋庸置疑，为避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阴影，我国离不开政府干预；即使亚洲金融危机过去了，我们仍然要充分发挥政府干预的积极作用。但问题在于，如何界定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范围，如何处理好政府干预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机制这只“无形的手”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规范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行为。如果片面迷信政府干预万能论，不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一味纵容、鼓励不符合公正、效率、法治精神的政府干预行为，不仅不会阻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建立，而且会加剧和推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成也萧河，败也萧河。过去人们经常把“亚洲经济奇迹”主要归因于强大的政府干预；今天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也主要归咎于强大、过度的政府干预。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腐败行政、低效行政、黑箱行政本身就是金融隐患；过多过滥的审批本身就是金融风险。
（二）为防范金融风险，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法律形式必须限制在五个层次上
恰当地界定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范围，必须遵循以下原则：既要重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又要注意发挥政府在弥补市场机制缺陷、维护良好市场秩序方面的导向和校正作用；既要着力塑造和保护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市民社会，预防政府行政权对商法自治领域的不当侵入，又要强调和树立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应有权威；既要告别政府万能论，避免重弹政府大包大揽的老调；又要摒弃政府无为论，反对漫无边际地削弱政府职能；既要坚决转变和革除政府直接管理企业的旧职能，又要创造性地扩充和发展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新职能。
上述理念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主导思想。但是，把理念转化为现实，比起把理念表达清楚更为不易。在操作层面上如何解决好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企业自治之间的衔接与契合，法学界似乎还缺乏深入的探讨。笔者认为，以经济行政机关和企业的相互关系为座标，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法律形式可以从以下五个层次上去观察：
1• 尊重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 简称尊重型干预）。
这是第一层次的干预。商法自治是私法自治原则（Prinzip der privatautonomie
）或意思自治原则（L’ autonomie de la volonte
humaine）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该原则，企业在法律规定和公序良俗容忍的范围和限度内，有权为了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以自己的名义实施各种商事行为，从而为自己创设一定的商事权利、设定一定的商事义务，国家对此只能消极地予以确认和保护，而不能积极地予以干涉和妨碍。企业商法自治原则是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需要和体现，也是现代商法和经济法的共同基础。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又可以引申出三项基本原则：（1）企业财产所有权尊重（所有权绝对或所有权不可侵）原则。企业的生存和盈利，要求这个企业拥有实实在在的财产所有权（包括法人所有权）、特别是可以使用的资源，最为典型的包括资本、劳动、管理与技术。（2）企业的商事行为自由（含契约自由）原则。尽管有些当代法学家发出了“合同死亡”的慨叹，但契约自由在商法中作为一项根本原则并未发生动摇。（3）过错责任原则。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谁有过错，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营风险。该原则有利于鼓励企业放心大胆地开展商事流转、缔结各种商事关系，更好地取得利润的最大化。
在市场经济社会，市场风险和金融隐患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要求建立利益与风险、权利与义务对称机制，要求实现决策权利、决策利益与决策风险的企业化、分散化，能够在微观层次上自动、公平地抑制体制性金融危机的爆发。这种避险功能的发挥表现在两个层次上：首先，有利于实现市场风险与政治国家的隔离，既避免了政治国家制造的市场风险，又能把现有的市场风险局限于市场机制之中，从而防止了市场风险对政治国家的冲击；其次，能够合理地在市场主体之间分配市场风险，从而实现市场机制本身对市场风险的吸收和消化。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债务人的违约、企业的资不抵债与关门破产不会诱发体制性的金融风险与信用危机。可见，为避免政府干预制造不必要的金融风险，为避免全体纳税人与全社会承担本不应由自己承担的金融风险，必须强调企业商法自治、诚实信用、契约自由与自己责任等基本市场法则。
当前，经济行政机关转变职能的重要内容就是，尊重企业财产所有权和企业的经营自由，满腔热忱地推动企业主体的商人化、法人化和平等化，推动企业行为的市场化、自由化、契约化、竞争化、公平化、公正化、规范化和诚信化。政府作为市场经济中的“裁判员”，要主动撤离资源的配置活动，不得随意越过市场、直接干预企业的投融资等商事活动，更不得与民争利。政府投资上项目，应当精而又精，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重复建设，重复投资本身就是金融隐患。强调企业自治或企业意思自治，是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实现商事权利由政府回归企业的关键。因为绝大多数商事活动是靠无形的手，即市场主体的个体自我调节机制去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尊重型干预就是不干预、少干预；微观干预最少的经济行政机关是最好的经济行政机关。
鉴于我国多年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尚未完全养成自觉尊重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的习惯，政府的这种尊重义务应当被视为当前我国经济行政机关对企业所负的首要义务。要在实践中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在观念上打破人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盲目迷信国家和政府、甚至认为国家和政府万能的固有观念。在相当长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我国将实行“小政府、大市场、大社会”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和政府不可能为公民个人和企业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一揽子福利，并因此而取消公民个人和企业的自我奋斗。
2•保护企业公平竞争与公正交易应有秩序（ 简称保护型干预）。
这是第二层次的干预。仅仅尊重企业商法自治还是不够的。因为企业的经营自由，在不法利益和不良动机的驱使下，有可能被滥用。假冒伪劣、限购排挤、商业贿赂、商业欺诈、虚假广告、非法传销、倾销、搭售、围标、行政垄断、经济垄断等丑恶商事现象也会滋生蔓延。没有健全的市场管理法治，就没有消费者和企业赖以公正交易和公平竞争的大舞台，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信号也会失真，从而误导企业行为。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政府应当坚决制止和反对损害消费者和竞争者利益的不法、不正当行为，为企业和经济组织创造良好的公平竞争与公正交易秩序，努力培育和维持一个涵盖各类生产要素的、成熟、开放、诚实、公平、统一的社会主义大市场。要维护市场经济的公正性、公开性、公平性，经济行政机关必须发挥应有的保护性职能。但政府不得为了私利而限制公平竞争、垒起行政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的“篱笆墙”。行政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不仅保护落后，压抑竞争；而且阻碍资金流、物流与信息流在全国大市场内部的循环，在深层次上潜伏着金融隐患。所谓“地方保护主义是块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的实用主义态度必须予以纠正。
保护型干预与尊重型干预是密切相连的。因为，保护企业公平竞争与公正交易应有秩序，实际上就是要保护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不被滥用。但要明确，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受到了侵害，并不必然导致行政权的干预。在很多情况下，博大精深、体系严密的民商法原则和制度，包括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合同制度、民事侵权制度和民事责任制度等，都足以被企业和市场主体自觉引用，从而铲除不法、不当的市场行为，理顺受害人与不法、不当行为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恢复市场的正常秩序。而且，即使行政权介入的结果，导致了不法、不当行为人的行政法律责任，也不能代替受害人与不法、不当行为人之间私法关系的再调整。经济行政机关以行政罚款代替民事赔偿的做法更是错误。
3•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 简称宏观调控型干预）。
这是第三层次的干预。政府直接管理经济的传统模式要尽快向宏观经济调控模式转变。在真正还权于企的同时，把大多数经济行政行为由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微观管理模式转变为间接、宏观调控模式。把综合经济管理部门改为宏观调控部门，绝不是简单的名称更换。宏观经济调控要“抓大放小”，该管的管住、管好；不该管的，放开、放活。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与其说是企业，不如说是市场。因为，政府原则上不能直接介入企业的微观商事活动，对企业决策直接产生影响作用的，与其说是政府，不如说是被政府引导和调控的市场。政府、市场、企业这三者的关系可以概括为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宏观经济调控以追求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宏观利益为目标。如果说市场机制和商法自治原则的主要功能是保持和增强企业活力，那么宏观调控和宏观调控法律制度的主要功能是对国民经济进行合理的调节，确保国民经济经济有序运行。所谓“没有微观管理权，宏观调控权必然用不好”的观点是错误的。
要确保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方向正确、效果良好，就必须明确宏观调控的目标。在实践中，对此存在着广狭不同的解释。狭义解释仅限于经济增长率和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涨幅；广义解释除覆盖这两项内容外，尚包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涨幅、财政收支差额、货币发行量、外贸进出口总额、人口自然增长率、城镇登记失业率、农村贫困人口减少数量、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基本建设计划新增主要生产能力、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率。
笔者认为，宏观调控的目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背景下，有着不同的内容。但不管在何时何地，宏观调控的目标还是具有一些本质性的要求，那就是：平衡经济总量，优化经济结构，防范金融风险，抑制通货膨胀，推动国民经济的稳定、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其中，总量平衡与稳定发展是宏观调控目标中的精髓。当然，这种目标需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允许在不同的情形下有所侧重。但是，片面追求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是错误的，在当前亚洲金融危机加深和世界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本世纪初的“泰坦尼克号”就是因为船长轻信了一位记者的建议、为创造舆论轰动而全速行驶、最终撞遇冰山而沉没的。
为了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就要设计一系列宏观经济调控手段。这些手段主要包括：（1）政策引导。即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方针和产业政策，在此基础上制定行业规划和行业政策，控制总量平衡，规划和调整产业布局；（2）杠杆引导。即根据产业政策和规模经济要求，运用利率、税率、汇率和价格政策等经济杠杆，引导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实现资源合理配置；（3）信息引导。政府要及时发布各类与企业经营密切相关的宏观调控政策及其贯彻情况的反馈信息，从而引导企业决策行为；（4）市场准入。即政府为了实现特定的宏观调控的目标，根据法律规定，对适格企业发放行政许可。未获行政许可的企业不得进入特定市场。为兼顾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与经济行政的廉洁性与公正性，应当严格规制政府发放行政许可的范围与程序。行政许可的适用范围要少些，少些，再少些；精些，精些，再精些。铺天盖地的行政审批和行政许可，不仅起不到防范金融危机的作用，反而会对金融危机的爆发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既然行政审批无法担保上市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对投资者和社会负责，保障不了企业在被审批后一定能够承担社会责任，为何不取消不必要的行政审批，代之以行政登记和高强度的社会信息披露制度呢？（5）行政指导。即政府为了实现特定的社会经济利益目标，运用其享有的行政权，引导和规劝企业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6）法律监督。事中和事后的监督，与事先引导同等重要。政府要加强对企业商事行为的监督检查，制止违反宏观调控法律制度、破坏宏观调控的企业活动。
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绝不是互相孤立、互不搭界的。它们应当彼此协调、相互衔接、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一个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即宏观调控体系。在一部庞大的全国性宏观调控大机器中，每个调控部门只不过是一个螺丝钉。因此，各个宏观调控部门一定要识大体、顾大局，随时牢记共同的宏观调控目标。要强调部门间的团结、合作、沟通、默契和团队精神。宏观调控机制内部不能发生内耗。尤其是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这四家宏观调控部门，要力戒不同的宏观调控手段之间各自为战、互不协调，甚至互相矛盾、互相抵销、让企业和市场主体搞不清究竟以哪个调控手段的马首是瞻。值得指出的是，虽然我国的金融风险监管机构体系已经初步形成，既包括中国人民银行，也包括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等监管机构。但是，这种多头监管的体系也存在着各自为政、互不协调的弊病，亟待改革。这对于深化金融改革，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调控监管体系，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应当明确，宏观调控法的重心与其说是规制被调控者的行为，不如说是规制调控者的行为。宏观调控者应当自觉接受法律的规制和监督。
4•促成企业享受法定权利和利益（ 简称促成型干预）。
这是第三层次的干预。这一干预的特点是促成和帮助企业取得最佳的经营效果。它既不同于消极的尊重型干预和保护型干预，也不同于直接的给付型干预。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例如，提供企业决策和经营活动所需要的信息和咨询；协调企业与其他单位之间的关系，保障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秩序；为企业正常的购并活动、投融资活动和其他商事活动，清除地方政府、政府部门或其他社会组织的不正当干预；为企业摆脱历史包袱、轻装上阵而建立和完善职工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
政府进行促成型干预要注意度的把握，力求帮忙而不添乱、热情而不专断，力戒喧宾夺主、包办代替，更不得助纣为虐。例如，政府可以为民营企业的合并和重组创造条件，但不得越位干预，硬性捏合、拉郎配；政府可以为企业的股票上市清除障碍，但不得搞“捆绑上市”、“包装上市”的恶作剧；若此等等。
5• 向企业提供某种经济利益（ 简称给付型干预）。
这是第四层次的干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当的经济利益给付也是必要的。经济行政机关有义务为了推动整体社会经济利益（如鼓励开发中西部地区、鼓励开发高科技产品、鼓励产品出口创汇、鼓励民间投资、鼓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而向企业政府采购、政府补贴和奖励（如出口补贴、退税、贴息）等经济利益。当前，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不是过热，而是偏冷。为确保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政府应当加大对科教、农业和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从而拉动市场内需，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政府还可以直接向企业提供定单，与企业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包括政府采购合同在内的经济行政合同将会愈来愈成为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重要有效形式。
政府的给付型干预不仅适用于企业，而且也适用于作为公民个人的劳动者、消费者等市场主体。如政府有义务为劳动者创造就业机会、提供社会保障体系等。从广义上说，经济行政机关向企业提供的信息和社会服务，实质上也是一种给付，只不过与传统的财物型给付有所不同而已。
给付型干预是围绕特定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或者为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利益而展开的，不是为了企业的个体经济利益而搞扶贫救济、“普渡众生”。应当充分体现平等对待的原则，不得开后门。因而，这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无止境地向企业输血、企业无休止地向经济行政机关要钱要物的“跑部钱进”现象不同。
（三） 经济行政权的行使要遵守法定、效率、公平、人权尊重四原则
1•经济行政权法定原则
经济行政权法定原则应予尊重。虽然政府与被干预企业之间不平等，但也要贯彻经济行政权主体法定、内容法定与发动程序法定原则。要杜绝违法行政、脱法行政、卖法行政、弄法行政。经济行政权的行使不仅要合乎行政法，也要合乎民商法和经济法的规定。民商法和经济法实质上都是对经济行政权的限制。因为行政权力与商事权利都是资源的法律配置方式，二者此消彼长，是一种零合关系。商事权利的应有生存空间被确认、扩大了，行政权力的滥用空间也就相应地缩小了。行政权力制造的金融风险就能降到最低限度。
经济行政行为本身就是法律手段。不少官方文件经常把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相提并论，有违法治精神。因为，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都是法律手段；二者有时很难划分，如税收手段；法治经济也不容忍超法律的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建议把上述提法改成“民事手段、行政手段和刑事手段”或者“立法手段、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的三分法。
不仅具体行政行为要合法，抽象行政行为也要合法。在政府制定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时，既要大胆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果敢地进行制度创新，也要注意避免无谓的名词创新，预防和减少不应有的概念混乱。经济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中的术语应尽量与现行法律和基本法学原理中的术语一致起来。为解决好这一问题，政府部门应当自觉、主动地聘请法学家参与经济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的论证、起草和把关。
2•效率原则
经济行政权的行使要体现合法性原则，也要体现效率原则。政府要增强服务和效率意识，自觉树立尊重市场主体合法利益的市场主体本位意识，从骨子里面剔除轻视企业权利、鄙视商法自治的封建官本位意识。要增强政府的公仆意识，必须十分强调纳税人的主人意识、公民的人权意识。一些政府工作人员误以为“经济法治”是指政府用法律手段（法）治企业、整企业，而不是指依法保护、成全、服务于企业。这种观念急需转变。要破除官气十足的衙门作风，克服“门难进、脸难看、话难说、事难办”的怪现象，制止公文丢失、公文旅行、审批速度过慢、甚至谎称公文丢失、拖着不办、坐等进贡行贿等封建社会旧官场上恶劣伎俩的重演。经济行政机关应当有一部可资遵循的、对办事期限作出明确规定的《行政程序法》。依笔者之见，如果经济行政机关超过了法定办事期限，仍然不给予明确答复，既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反对；那么，有关的企业和市场主体有权推定经济行政机关已经默示地表示同意。此种推定权，应当得到所有经济行政机关，乃至全社会的尊重。其他经济行政机关不得以该机关没有审批、盖章为由，拒绝为企业和市场主体提供行政服务。
3•公平原则
经
Ⅲ 金融风险的防范原则
从分析金融危机的爆发原因入手，主张从从公法与私法（民商法）两个层面上构建防范金融危机的法律机制。作者指出，政府干预过多过滥，不可能有效地预防和化解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只能加剧和推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腐败行政、低效行政、黑箱行政本身就是金融隐患，过多过滥的审批本身就是金融风险；为防范金融风险，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法律形式必须限制在五个层次上。本文还从民商法的视角提出了防范金融危机的法律对策，即：积极稳妥地完成全部国有专业银行的公司制改革；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国家控股的商业银行全面推行强制担保贷款制度；及早改变目前过分依赖于商业银行的危险局面，依法鼓励发展直接资本市场；尽快建立公司重整制度，实施公司拯救计划，避免公司、企业不必要的破产；预防泡沫经济，必须预防泡沫企业的滋生和蔓延；强化商业银行、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义务与责任；进一步强化公司的社会责任，避免由于过分强调公司的营利性而破坏应有的信用关系、金融秩序、交易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作为股东有限责任原则的例外，人民法院应当适用否认公司法人资格的法理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
一、引言
源于1997年下半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先是给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和马来西亚经济以重创，1998年底又席卷了菲律宾、香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对当前发生在亚洲地区和其他地区（如巴西、俄罗斯）的金融危机的实质应当有清醒的认识。金融危机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又可能进一步诱发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虽然我国的金融市场和人民币币值在东南亚金融风波面前保持了相对稳定，但金融法制不健全，金融监管薄弱，金融秩序仍有待整顿。1998年12月9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加快制定金融管理的法律法规，建立和完善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有效机制”。因此，必须采取切实有力措施完善现行的中国法治，从制度上防范金融危机。
一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既有国内的原因（内因），也有国际大环境的原因（外因）；就内因而言，既包括市民社会和市场机制本身存在的金融隐患，也包括政治国家和政府干预诱发的金融隐患。因此，要从根本上防范金融危机，必须对症下药，从公法与私法（民商法）两个层面上构建防范金融危机的法律机制。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探讨国内公法与国内私法中的金融危机防范问题。当然，从国际公法与国际私法角度探讨国际金融秩序与经济秩序的安定性与可信赖性、加强各国之间的立法协调与金融监管合作也是非常必要的。
二、从公法的视角看政府干预在防范金融危机中的应有角色
（一）政府干预过多过滥，不可能有效地预防和化解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只能加剧和推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目前能够幸免金融危机的原因在于，政府对经济生活进行了有效的干预，于是开始怀疑市场机制的作用，认为市场机制不如政府干预可靠。笔者认为，必须承认以下事实：我国目前能够幸免金融危机的原因很多，不仅有正确、及时的政府干预，也有20年来改革开放所逐渐形成的坚实的基本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亚洲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生活已经造成了负面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有可能继续加深；虽然我国人民币的汇率稳定，但我国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我国存在着不少爆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隐患。
毋庸置疑，为避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阴影，我国离不开政府干预；即使亚洲金融危机过去了，我们仍然要充分发挥政府干预的积极作用。但问题在于，如何界定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范围，如何处理好政府干预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机制这只“无形的手”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规范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行为。如果片面迷信政府干预万能论，不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一味纵容、鼓励不符合公正、效率、法治精神的政府干预行为，不仅不会阻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建立，而且会加剧和推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成也萧河，败也萧河。过去人们经常把“亚洲经济奇迹”主要归因于强大的政府干预；今天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也主要归咎于强大、过度的政府干预。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腐败行政、低效行政、黑箱行政本身就是金融隐患；过多过滥的审批本身就是金融风险。
（二）为防范金融风险，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法律形式必须限制在五个层次上
恰当地界定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范围，必须遵循以下原则：既要重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又要注意发挥政府在弥补市场机制缺陷、维护良好市场秩序方面的导向和校正作用；既要着力塑造和保护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市民社会，预防政府行政权对商法自治领域的不当侵入，又要强调和树立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应有权威；既要告别政府万能论，避免重弹政府大包大揽的老调；又要摒弃政府无为论，反对漫无边际地削弱政府职能；既要坚决转变和革除政府直接管理企业的旧职能，又要创造性地扩充和发展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新职能。
上述理念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主导思想。但是，把理念转化为现实，比起把理念表达清楚更为不易。在操作层面上如何解决好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企业自治之间的衔接与契合，法学界似乎还缺乏深入的探讨。笔者认为，以经济行政机关和企业的相互关系为座标，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法律形式可以从以下五个层次上去观察：
1• 尊重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 简称尊重型干预）。
这是第一层次的干预。商法自治是私法自治原则（Prinzip der privatautonomie）或意思自治原则（L’ autonomie de la volontehumaine）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该原则，企业在法律规定和公序良俗容忍的范围和限度内，有权为了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以自己的名义实施各种商事行为，从而为自己创设一定的商事权利、设定一定的商事义务，国家对此只能消极地予以确认和保护，而不能积极地予以干涉和妨碍。企业商法自治原则是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需要和体现，也是现代商法和经济法的共同基础。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又可以引申出三项基本原则：（1）企业财产所有权尊重（所有权绝对或所有权不可侵）原则。企业的生存和盈利，要求这个企业拥有实实在在的财产所有权（包括法人所有权）、特别是可以使用的资源，最为典型的包括资本、劳动、管理与技术。（2）企业的商事行为自由（含契约自由）原则。尽管有些当代法学家发出了“合同死亡”的慨叹，但契约自由在商法中作为一项根本原则并未发生动摇。（3）过错责任原则。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谁有过错，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营风险。该原则有利于鼓励企业放心大胆地开展商事流转、缔结各种商事关系，更好地取得利润的最大化。
在市场经济社会，市场风险和金融隐患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要求建立利益与风险、权利与义务对称机制，要求实现决策权利、决策利益与决策风险的企业化、分散化，能够在微观层次上自动、公平地抑制体制性金融危机的爆发。这种避险功能的发挥表现在两个层次上：首先，有利于实现市场风险与政治国家的隔离，既避免了政治国家制造的市场风险，又能把现有的市场风险局限于市场机制之中，从而防止了市场风险对政治国家的冲击；其次，能够合理地在市场主体之间分配市场风险，从而实现市场机制本身对市场风险的吸收和消化。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债务人的违约、企业的资不抵债与关门破产不会诱发体制性的金融风险与信用危机。可见，为避免政府干预制造不必要的金融风险，为避免全体纳税人与全社会承担本不应由自己承担的金融风险，必须强调企业商法自治、诚实信用、契约自由与自己责任等基本市场法则。
当前，经济行政机关转变职能的重要内容就是，尊重企业财产所有权和企业的经营自由，满腔热忱地推动企业主体的商人化、法人化和平等化，推动企业行为的市场化、自由化、契约化、竞争化、公平化、公正化、规范化和诚信化。政府作为市场经济中的“裁判员”，要主动撤离资源的配置活动，不得随意越过市场、直接干预企业的投融资等商事活动，更不得与民争利。政府投资上项目，应当精而又精，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重复建设，重复投资本身就是金融隐患。强调企业自治或企业意思自治，是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实现商事权利由政府回归企业的关键。因为绝大多数商事活动是靠无形的手，即市场主体的个体自我调节机制去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尊重型干预就是不干预、少干预；微观干预最少的经济行政机关是最好的经济行政机关。
鉴于我国多年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尚未完全养成自觉尊重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的习惯，政府的这种尊重义务应当被视为当前我国经济行政机关对企业所负的首要义务。要在实践中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在观念上打破人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盲目迷信国家和政府、甚至认为国家和政府万能的固有观念。在相当长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我国将实行“小政府、大市场、大社会”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和政府不可能为公民个人和企业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一揽子福利，并因此而取消公民个人和企业的自我奋斗。
2•保护企业公平竞争与公正交易应有秩序（ 简称保护型干预）。
这是第二层次的干预。仅仅尊重企业商法自治还是不够的。因为企业的经营自由，在不法利益和不良动机的驱使下，有可能被滥用。假冒伪劣、限购排挤、商业贿赂、商业欺诈、虚假广告、非法传销、倾销、搭售、围标、行政垄断、经济垄断等丑恶商事现象也会滋生蔓延。没有健全的市场管理法治，就没有消费者和企业赖以公正交易和公平竞争的大舞台，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信号也会失真，从而误导企业行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政府应当坚决制止和反对损害消费者和竞争者利益的不法、不正当行为，为企业和经济组织创造良好的公平竞争与公正交易秩序，努力培育和维持一个涵盖各类生产要素的、成熟、开放、诚实、公平、统一的社会主义大市场。要维护市场经济的公正性、公开性、公平性，经济行政机关必须发挥应有的保护性职能。但政府不得为了私利而限制公平竞争、垒起行政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的“篱笆墙”。行政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不仅保护落后，压抑竞争；而且阻碍资金流、物流与信息流在全国大市场内部的循环，在深层次上潜伏着金融隐患。所谓“地方保护主义是块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的实用主义态度必须予以纠正。保护型干预与尊重型干预是密切相连的。因为，保护企业公平竞争与公正交易应有秩序，实际上就是要保护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不被滥用。但要明确，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受到了侵害，并不必然导致行政权的干预。在很多情况下，博大精深、体系严密的民商法原则和制度，包括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合同制度、民事侵权制度和民事责任制度等，都足以被企业和市场主体自觉引用，从而铲除不法、不当的市场行为，理顺受害人与不法、不当行为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恢复市场的正常秩序。而且，即使行政权介入的结果，导致了不法、不当行为人的行政法律责任，也不能代替受害人与不法、不当行为人之间私法关系的再调整。经济行政机关以行政罚款代替民事赔偿的做法更是错误。
Ⅳ 金融风险预警的方法主要有哪些
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预警方法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重要研究领域，新的技术和方法不断涌现。文章先后分析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监测预警方法，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间的监测预警方法，以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预警监测方法，并对这些方法进行比较分析。作者认为国际上已经形成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预警方法对我国建立并完善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要结合我国金融行业和金融市场发展的阶段进行创造性拓展。
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预警方法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重要研究领域，新的技术和方法不断涌现。文章先后分析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监测预警方法，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间的监测预警方法，以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预警监测方法，并对这些方法进行比较分析。作者认为国际上已经形成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预警方法对我国建立并完善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要结合我国金融行业和金融市场发展的阶段进行创造性拓展。
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预警方法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重要研究领域，新的技术和方法不断涌现。按时间划分，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预警方法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呈现出由简单到复杂、由静态到动态、由线性到非线性、由局部到系统等特征，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对系统重要性机构、系统关联及风险传染的研究分析也受到高度重视。不同的监测预警方法有各自的优势和缺陷，最终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要根据一国金融市场发展程度、数据信息统计完备程度以及金融监管体系来决定。本文以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节点，将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预警方法的研究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对各个时期主要风险预警监测方法进行了描述和对比分析，
Ⅳ 如何做好金融工作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也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做好当前金融工作，必须着眼国家安全大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把主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准确研判形势，全面综合施策，确保我国金融安全高效稳健运行，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必须坚定必胜信心。我国有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丰富经验，经过多年发展，金融体系、金融市场、金融监管、金融法治和金融调控体系也日趋完善，银行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高，财政赤字和负债率低，可动用的工具手段多，我们有足够的智慧、能力和底气筑牢风险防线。要切实把维护金融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经济基本面好的有利条件，坚持预防为先、标本兼治、稳妥有序、守住底线。我们要直面挑战，主动作为，形成全国一盘棋的防控格局，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让金融更好地为我国经济行稳致远保驾护航。
严加监管，严格执行，守住底线，让金融市场正常运行。
Ⅵ 如何做好民间金融风险的维稳和处置
如何规避和防范民间融资风险
为尽量降低民间融资风险，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特建议：
1.加大宣教力度。要利用各种媒体和手段加大宣教力度，让民众能自觉区分什么是合法的民间融资，什么是非法融资。区别合法与非法民间融资最根本的界限，就是看是否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筹集资金，是否获得了有关部门的许可。如一家投资公司通过了有关部门批准，资金来源都是几个股东的，并且借出的利率不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风险由股东承担，这是合法的，也是有利的，反之就是属于非法融资。
2.完善监管措施。建议政府经济、金融等相关部门加强与人民银行的沟通与合作，建立健全多层次的外部监管体系。一是协调经济、商务、金融办等相关主管部门的工作联系，形成有效共识，清理和整顿各类中介机构，让各种形式的民间金融机构切实发挥其正面积极作用，实现合法化、阳光化、规范化。二是积极推广民间借贷登记备案制度。将借贷信息纳入征信管理体系，并以法制和行政手段强制借贷双方承担数据的报送职责，将体制外循环的资金纳入有效监管范围。三是完善对于民间借贷的事前预警信息披露、事中合同订立和履行、事后债务追偿以及司法介入等监管措施，加快形成稳定、可控、预见性强的民间借贷外部监管体系。
3.积极引导民间资本“脱虚入实”。当下，有相当部分人特别是有部分企业家认为，做实体经济没搞头。中小微企业太难做，不如做“钱生意”来得快。而从长远发展来看，民间借贷“正能量”的有效释放，关键在于“脱虚入实”，在实体经济中找到合适的投资渠道。随着三中全会《决定》的落实，相关行业和领域将相继对民间资本放开限制。因此，我们要充分调动民间资本投资实体经济的积极性，使目前正在暴露风险的民间借贷资金转化为有益的产业资本。
4.切实完善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一方面政府要引导金融单位坚持在信贷资源配置上继续给予中小微企业适度倾斜，通过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满足其多样化的资金需求；另一方面政府经济、金融部门要协调金融单位加快推进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等直接融资业务发展，促进民间资本与民营企业的有效对接。
5.掌握几种常见的风险防范措施
第一，借给公司还是借给公司老板个人，怎么做才更为安全？ 首先从法律上来说，无论个人之间的借贷，还是个人与公司之间的借贷，只要双方意思表达一致，约定的利息不超过法定的限制范围，都是有效的。建议您若出借给个人，则要求他的公司提供担保；若借给公司，则要求他个人提供担保，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第二，借贷人将“两证”作抵押借钱，必须到相应的国土、房产部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并弄清楚该房产是否有其他抵押权。
第三，如果通过典当行融资，要认识到当金并非越高越好。典当行的收费标准由国家统一规定，每月需支付一定的综合手续费。借的越多，交的越多，且当期不宜过长。
第四，对赊购交易融资风险的防范。做销售经营的，免不了有些老客户要赊购。而赊购实质也是一种民间的融资行为。其中风险如何防范呢？首先，可以在商品采购合同中约定商品的所有权在货款付清后才发生转移，即保留物权；其次，可以在采购合同中要求您的客户提供另外一家公司进行连带保证责任的担保，以免发生客户无力偿还而造成损失的情形；最后，对于赊购者的名称、住所地及偿债能力必须了解核实清楚，以便必要时对债权采取法律措施。
第五，融资“保底条款”问题。亲戚朋友开公司、办厂，邀您入伙，约定无论企业盈亏保本保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保底条款违背了联营活动中共负盈亏、共担风险的原则，属无效合同。一旦出现法律纠纷，除本金可以返还外，在合同中约定的固定收益就不受法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