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如何应对金融风险

A. 央行采取什么措施应对金融危机

(1)货币政策则从2008年7月份就及时进行了较大调整。调减公开市场对冲力度，相继停发3年期中央银行票据、减少1年期和3个月期中央银行票据发行频率，引导中央银行票据发行利率适当下行，保证流动性供应。
(2).宽松的货币政策。9月、10月、11月、12月连续下调基准利率，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存款准备金率的下降，贷款基准利率的下降，目的是增加市场货币供应量，扩大投资与消费。
(3)2008年10月27日还实施 首套住房贷款利率7折优惠；支持居民首次购买普通自住房和改善型普通住房。
(4)取消了对商业银行信贷规划的约束。
(5)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鼓励金融机构增加对灾区重建、“三农”、中小企业等贷款。
(6)促进对外贸易：进出口行业是首当其冲地受到影响，并且从业人员众多（据统计已达亿人）。一是增加出口退税；二是人民币升值，都是增加出口竞争力的手段；
(7)对外经济合作与协调(如中日韩之间的货币互换等) 。
以上为主要的货币政策，其他政策

B. 面对当前的金融危机，中国应采取怎样的对策

第一，首先是让国内经济稳定发展。目前我国实体经济也遇到了困难，国内经济风险主要包括：一是通胀转向通缩的可能性在增大，二是国内资本流入转为流出的可能性在增强，三是信贷紧缩形势下，国内的非法集资形势比较严峻，四是中国经济不稳定的因素在增加。目前我国的经济中存在的问大多是政府因素造成的。因为中国现在是政府主导的经济，这种环境下，很多民企就希望凭借关系弄个牌照，给块地，弄个贷款什么的，没有把注意力放到创造财富上来。中国的竞争体制不是一个创造财富的竞争体制。真正的竞争应该是谁能盈利、谁能创造品牌，谁有技术。改革就要从这个方面来进行。我们要改变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从审批制转换成登记制，焕发企业本身的活力。

第二，建立平准基金，发展国内股市。

可能有人会说，你这个提法和美圆大幅度贬值丝毫没有关系。其实大家好好想想，股市暴跌70%，损失最大的是谁？难道不是国有资产的疯狂贬值！由于人民币是不可自由兑换货币，所以我们国家的财富是以两种形式存在的，一种是外汇储备，一种是国内的资产。目前中国的两种财富面临的是在一年中同时被大量消灭的风险。因为国家对外支付美圆，就必然在国内换成人民币，当然大部分人民币就进了股市，而股市的下跌，又造成了国内财富的损失，国内股市市值下降了20万亿人民币，约等于2.9万亿美圆。

如果今天这20万亿人民币市值没有被消灭，那中国企业手中必定有大量资产去抢购全球低价资源。所以，如果美国以发行美圆来应对本次金融危机，中国的办法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考虑成立平准基金，把外汇储备换人民币资产，对国内市场注入流动性，以股权换美圆，鼓励中国的上市公司企业通过股市，把资产抵押换成美圆，让中国的公司去全球的股市收购资源类上市公司。虽然美国的金融市场出现了问题，但是很多高科技公司，资源类公司的基本面还是好的，只不过因为流动性匮乏，导致他们缺乏发展的资金，中国企业走出去要比主权投资基金去收购要好的多，同时，国内的企业也可以借此次机会走出去，不要害怕失败。我们国家要借此改变审批制度为备案制度，只要企业的并购方案行为合理，真实，并非借此让资金流出，那么我们都要鼓励走出去，购买高科技、资源品，一举让我国的科学技术上一个新的台阶。

我们企业并购的目标是什么呢？全球的两大铁矿石公司、前五大石油公司、黄金公司、飞机机械等制造公司、航空航天公司、高科技网络公司。我国是缺少资源的制造业大国，中国股市上涨，那么企业就有足够的钱去收购全球资源重要企业。我们站上了全球上游产品的定价权，全球定价权必定是最终在我们手里。

第三，让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

美国有外汇储备吗？没有，为什么世界其他都要有外汇储备，为什么美国没有呢？因为他有铸币权，本次美国的金融危机对全球影响这么大，就在于美元是储备货币，美国有铸币权，所以我们国家可以考虑让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其实人民币已经可以在中国周边半流通，成为储备货币已经是水道渠成的事情。具体的实行办法中应当考虑如何防止美圆的外逃冲击。我们认为如果美国无限发行美圆，让美圆崩溃，全世界不再兑换美元，那么人民币储备是必然的事情。

第四，考虑织建立新的世界货币体系。

我们认为，应当探讨建立世界储备货币的可能性，模式既可以参考欧元模式，也可以参考GDP资产抵押模式，谁抵押的资产多，那么你的发言权就大，货币的可信度就大，如果哪个国家爆发金融危机，可以立即让这个国家要么提供更多的资金抵押，要么冻结这个国家的货币交易。

第五,把外汇储备变成实质财富.

中国必须消化不断增长的外汇储备增长压力,所以我们必须冒投资失败的风险,把手中的美元储备和美国政府债券转化为真实资产,无论是黄金还是其他资源,都是我国下一轮经济高速发展所必须的,一定要想办法让外汇储备变成国人可以享有的国民财富,让中国人拥有更多的世界财富.

C. 央行副行长李波：采取宏观审慎措施防范系统性风险

5月24日，人民银行副行长李波在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指出，中国在构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方面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宏观审慎政策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金融监管架构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李波指出，要充分发挥宏观审慎政策结构性靶向调控的作用，针对房地产金融、跨境资本流动、债券市场等特定领域的潜在风险，及时采取宏观审慎措施，防范系统性风险。
李波亦提到，建立全覆盖的金融风险监测预警体系，重点加强对加杠杆行为、债务及金融周期的监测，并逐步将主要的、重要的、有系统性影响的金融活动、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纳入宏观审慎管理。
在完善金融监管框架方面，李波建议可以将监管部门的审慎监管职能和行为监管职能进一步明晰和分设。

D. 中国如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近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发表题为《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的署名文章。周小川在解读十九大报告时，重点围绕当前我国面临的金融风险表现、成因及对策展开论述，着重强调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

在周小川的文章中，透露着未来金融行业发展大的政策方向，包括进一步推进金融业的改革开放，这是主动防范金融风险的未来抉择；金融监管还会进一步强化，除当前实行的加强影子银行、同业业务、互联网金融监管外，建立健全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对非法金融活动和乱办交易所等乱象严格监管，以及加强对监管干部被监管对象俘获的利益输送行为的问责也是未来监管重点；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监管协调也将进一步加强，央行将在维护货币稳定的职责上进一步维护金融稳定，这也意味着其权责进一步提升；高杠杆是宏观金融脆弱性的根源，去杠杆会持续下去，在此背景下，货币政策不会放松，将继续保持稳健中性；金融企业的公司治理将进一步推进。

此外，周小川还提及了中央和地方监管部门未来监管的几大重点领域，“一手抓金融机构乱搞同业、乱加杠杆、乱做表外业务、违法违规套利，一手抓非法集资、乱办交易场所等严重扰乱金融市场秩序的非法金融活动。”

在加强党的领导方面，周小川则强调，党的领导要同金融企业法人治理必须一体化，必须贯彻到公司治理全过程，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企业公司治理机制。

系统性风险是指金融机构从事金融活动或交易所在的整个系统(机构系统或市场系统)因外部因素的冲击或内部因素的牵连而发生剧烈波动、危机或瘫痪，使单个金融机构不能幸免，从而遭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系统性风险包括政策风险、经济周期性波动风险、利率风险、购买力风险、汇率风险等。这种风险不能通过分散投资加以消除，因此又被称为不可分散风险。 系统性风险可以用贝塔系数来衡量。

E. 国家怎样应对金融危机

1、政府要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进一步扩大内需；
2、抑制价格的结构性上涨，防止通货膨胀；
3、出台措施，保持金融市场的稳定，防止股市大起大落；
4、保证中小企业的资金供应，进一步促进就业、再就业，防止工人大量失业；
5、对个人而言，要谨慎对待股市、楼市的投资；要谨慎对待跳槽；要谨慎的处理商业投资行为
金融危机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当前的危机标志信贷扩张时代的终结，这个时代是建立在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美元基础上的。其它周期性危机则是规模较大的繁荣-萧条过程中的组成部分。当前的金融危机则是一轮超级繁荣周期的顶峰，此轮周期已持续了60多年。
繁荣-萧条周期通常围绕着信贷状况循环出现，同时始终会涉及到一种偏见或误解。这通常是未能认识到贷款意愿和抵押品价值之间存在一种反身（reflexive）、循环的关系。如果容易获得信贷，就带来了需求，而这种需求推高了房地产价值；反过来，这种情况又增加了可获得信贷的数量。当人们购买房产，并期待能够从抵押贷款再融资中获利，泡沫便由此产生。近年来，美国住宅市场繁荣就是一个佐证。而持续60年的超级繁荣，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例子。
每当信贷扩张遇到麻烦时，金融当局都采取了干预措施，（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并寻找其它途径，刺激经济增长。这就造就了一个非对称激励体系，也被称之为道德风险，它推动了信贷越来越强劲的扩张。这一体系是如此成功，以至于人们开始相信前美国总统罗纳德�6�1里根(Ronald Reagan)所说的“市场的魔术”——而我则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市场会趋于平衡，而允许市场参与者追寻自身利益，将最有利于共同的利益。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因为使金融市场免于崩盘的并非市场本身，而是当局的干预。不过，市场原教旨主义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成为占据主宰地位的思维方式，当时金融市场刚开始全球化，美国则开始出现经常账户赤字。
全球化使美国可以吸取全球其它地区的储蓄，并消费高出自身产出的物品。2006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达到了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2%。通过推出越来越复杂的产品和更为慷慨的条件，金融市场鼓励消费者借贷。每当全球金融系统面临危险之际，金融当局就出手干预，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80年以来，监管不断放宽，甚至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
次贷危机导致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必须重新估计风险、分配资产，未来两年，发达国家资金将纷纷逆转回涌，加强当地金融机构的稳定度。由此将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的证券市场价格大幅缩水、本币贬值、投资规模下降、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衰退，其中最为脆弱的是波罗的海三国和印度。新的金融危机将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压力，但中国资金也面临“走出去”抄底整合并购相应企业的好时机。

F. 金融危机下，中央银行应采取哪些政策

我国中央银行职能及化解金融危机的政策
（一）金融系统稳定评估和预警政策
金融系统稳定评估和预警政策就是对金融系统进行评估，对金融风险进行预警预报。完善的金融系统稳定评估和预警政策有利于避免和降低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损失，有利于防止和降低国外金融危机的传染和冲击，也有利于防范和化解金融自身的风险。由于我国的金融稳定工作于2003年才刚刚正式起步，对系统性金融危机的认识和评估还比较困难。因此，为加强我国的系统性金融危机监测和管理，要强化银行、证券、保险三个行业的风险监管，大力推动这三大行业各自的系统性风险评估。人民银行金融稳定要在单个金融机构、单个行业的微观审慎监管的基础上，监测和预警中观和宏观层面的更为重要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加强对金融业整体风险的监测预警和评估，并借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广的“金融部门评估规划”，尽快探索建立像金融稳健指标、压力测试标准与准则评估等一些包括相关经济指标在内的金融稳定统计指标体系。
（二）存款保险政策
存款保险政策是指由存款性金融机构集中起来建立一个保险机构，各存款性金融机构作为投保机构交纳保险费，当投保机构面临危机或破产时，由保险机构向其提供流动性资助或代替破产机构在一定限度内对存款者支付存款。由此可见，存款保险政策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稳定存款人信心和稳定金融体系的作用。我国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目前正在加强对我国银行存款保险政策的研究，创造条件尽快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银行存款保险体系。
（三）最后贷款人政策
各国中央银行大都承担最后贷款人职能（欧元区成员国的央行除外），中国人民银行也不例外。作为金融机构的最后贷款人，中国人民银行承担着对有关金融机构流动性监控、救助有问题金融机构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职责。最后贷款人政策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最后一道防线。最后贷款人政策的合理有效运用，可以挽救一些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防止流动性问题扩大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但是，过多的运用最后贷款人政策来救助金融机构会导致道德风险：给予金融机构管理层冒险激励以得到更多的隐性的援助补贴；金融机构债权人因存在政府会出面援助有问题金融机构的预期而降低对金融机构行为的监督和选择。因此，中国人民银行在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能时应当有其决策标准。也就是说，并非对每个有问题金融机构都一律提供流动性支持。当有问题金融机构申请中央银行流动性支持时，中国人民银行一要看该机构是否具有系统性特征，即该机构的破产是否会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二要看该机构是否已经资不抵债。中国人民银行应当建立一套指标体系，以判断有问题机构的风险状况及其风险特征，从而为其是否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能提供决策依据，以确保中央银行资金安全，防范道德风险。
（四）支付清算体系
支付清算体系被认为是金融基础设施的核心，因此，各国中央银行把支付清算系统的安全性与高效性放在维护金融稳定的首要位置，力求使中央银行对支付清算系统的监测管理涵盖与大额资金交易有关的各个领域。而从中国目前看，已经初步形成了以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为核心，商业银行行内系统为基础，同城清算所并存的支付清算体系。从金融稳定的角度看，现行支付结算体系存在三个主要问题：
风险管理。由于人民银行负责支付清算系统的建设和相关标准的制定，而中国银监会负责对银行卡业务的监管及相应的资金交易。这部分风险监管尚游离在人民银行的支付系统监管之外，对支付系统的稳定性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
支付的最终性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已经完成结算的支付是否可以撤销，是否是无条件的。尤其是参与清算的金融机构破产情况下的支付最终性。一般而言，从违约到破产通常需要一定的时间。市场参与者在破产情况下进行支付是否有效，还有待于法律的确认。
轧差安排的法律确认。这是一个关系到结算及时性的问题。我国现行法律还没有关于轧差安排的专门条款或者司法解释，在实际操作中也不存在废除轧差结果的做法，已有的做法是破产参与者引起的损失都由中央银行兜底。这种做法会使参与者淡化风险意识，也不利于支付服务的市场化发展。
（五）危机管理的应急政策
防范金融危机要立足于早分析、早校正。要尽快建立和完善风险处置措施，尤其在由于个别金融机构风险引发的金融危机中，要有一些政策和措施及时地发现金融机构的风险，使金融机构在风险加大或资产质量变差的情况下，有足够的压力尽快地加以纠正。同时，对于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可预测性、传染性和危害性，也需要通过建立长效的危机应急处理政策才可能在突发性金融危机发生时将损失降至最低、将风险控制在最小范围内。为此，人民银行应做好以下工作：
危机应急组织体系。统一制定和部署金融应急处理方案及其组织实施。人民银行总行、分行以及中心支行要建立相应的应急小组。
金融应急信息共享政策。中央银行和其他各个监管部门，应就监管信息的沟通建立相应政策；中央银行与各有关涉及应急处理政策的政府部门建立应急信息共享政策；涉及金融稳定评估的各个部门之间应建立信息交换政策。
金融应急备份系统。这个备份系统包括备份的支付结算网络、备份的数据库和数据处理中心、备份的计算机网络系统、备份的工作场所、备份的办公网络系统等，建立有效的金融应急备份系统，可以在金融危机发生时保证金融业务的连续性，即使在金融系统遭受大范围破坏后也能够迅速恢复。

（2141个字）

G. 政府如何面对金融危机

从金融层面上讲，金融风暴对中国的冲击可能不会太大。因为中国的金融系统还没有与世界接轨，货币还没实现可自由兑换，中国的决策者对于购买外国资产一直持非常谨慎的态度。

第二个层面，是实体经济层面。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日发表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金融危机正使世界经济进入“严重低迷”时期。欧美发达国家增长大幅放缓，有些国家甚至出现负增长。在这种形势下，对中国商品的进口需求会大幅度萎缩，这对于对外贸依存度很高的中国来说，贸易顺差增幅放缓甚至负增长，对中国GDP的增长会产生影响。

第三个层面，是信心的问题。目前中国政府和企业家们对中国未来经济的稳定还是持较为乐观的态度。不过，在国际经济的低迷情势下，信心受到影响他们还会增加投资吗？这是一个问题。

戴科认为，不管如何，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已经是事实。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已经比去年下降了两个百分点，明年经济增长可能会更缓慢。不过，中国的经济仍在增长，通胀仍在可控制的范围内，中国经济远没有“滞胀”的风险。戴科说，中国人经常说风险和机遇是并存的，他很赞同这句话。在这场经济危机中以及在未来世界金融秩序中，中国正在扮演并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这是肯定的。

按照购买力计算，中国对全球GDP的贡献已经超过10％，欧盟和美国的贡献超过20％。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投资者之一，中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权利和责任不可避免地也加大了，中国不仅是世界经济和金融秩序的参与者，也将成为新秩序的制订者
今年出的宏观政策很多,而且上半年和下半年的相反的.上半年CPI持续增长,宏观政策以抑制投资增长为主,下半年由于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发酵,宏观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为主.
1、货币政策：上半年持续收缩货币供给，主要手段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票；下半年则开始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并基本纲领上停止了央票的发行，这意味者社会的总通货增加，能够刺激投资。存款准备金率的下降还有很多空间。
2、利率政策：理论上利率上升能抑制投资，但上半年加息次数并不多，这主要是担心和国外的利率差过大会吸引国际游资进入，反而增加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下半年则连续强烈的降息，将来还会降息目的就是刺激投资。
3、财政政策：上半年是稳健的财政政策，以收支平衡或略有盈余为目标，下半年则改为积极的扩张性财政政策，2年4万亿的财政支出目的就是增加政府支出以弥补国外市场的疲软。
4、汇率政策：稳定！RMB现在是升不得也降不得。升，那会给外向型企业以致命的打击；降，不说美欧会强烈反对，就是从中国经济的情况看，也会造成国内目前的畸形更加发育，实在是一利而百害。中国只有彻底改隔国民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增加人民的收入和消费能力，才能解决，到时候RMB仍然会走上升值的轨道。
5、税收政策：改革增殖税，适当增加出口退税可以减少企业负担，帮助企业度过难关；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征税底线，增加人民的可支配收入，以增加消费。
6、产业政策：利用这个机会，关停一批落后的企业，减少市场竞争和资源消耗。
7、民生政策：推进医疗改革、加强退休、医疗、失业保险、加快廉租房建设等政策能有效降低个人的生活压力，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从而增加消费。

针对金融危机的经济萎缩，失业增加等负面影响，主要有以下政策措施，应该说这些政策措施与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失业、国际收支4方面的国家宏观经济目的都相关，都会正面影响：
1.宽松的财政政策：减少税收（已实施了证券交易税的下降和利息税的取消），扩大政府支出（40000亿拉动内需正在实施中）；
2.宽松的货币政策：存款准备金率的下降，贷款基准利率的下降，目的是增加市场货币供应量，扩大投资与消费。2008年10月27日还实施 首套住房贷款利率7折优惠；
3.促进对外贸易：进出口行业是首当其冲地受到影响，并且从业人员众多（据统计已达亿人）。一是增加出口退税；二是人民币升值，都是增加出口竞争力的手段；
4.减少企业负担：劳动法的调整等；
5.加强公共财政的社会保障/医疗等方面的支出，保持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的稳定；
6.对外经济合作与协调。等

1下调印花税是一个重大利好，这项政策其实就是降低了市场参与者的交易成本，将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最重要的是，印花税的下调释放了一个明确的政策信号，即管理层要恢复市场的信心。
2. 印花税下调表明了管理层稳定市场的态度，而本轮下跌幅度已经从股价上反应了各方面的利空。
3. 从“5·30”等历史经验来看，印花税的下调无疑将大大助推股市的短期走势，却不能改变股指的运行趋势。
总之，下调印花税并不是包治百病的“万能药”，在对国内股市保持信心的同时，也要看到后市存在不确定性，以及市场本身存在的问题

理论意义：当大多数钱存入银行的时候~利率下调~是为了刺激人们消费或者拿钱去投资~也就相当于人们再拿钱去存银行就没什么利益咯！所以这时候就把钱取出来去投入市场或者进行消费~刺激市场经济的增长~ 这时候贷款利率相对较低，也刺激了人们贷款去投资市场~
政策意义：利率下调，国债利率会上升~这时候刺激更多的人去买国债，这样国家财政的金钱就更流通咯！

存款准备金是指商业银行按照规定存入央行的钱，而这些钱占商业银行吸收存款的比例就是存款准备金率了，比如，有100块存款，交了15块的存款准备金，那么存款准备金率就是15%
存贷款利率就是银行指在银行存款和向银行贷款的利率
这两个东西的调整是货币政策，也就是控制市场货币流通量的手段，提供存款准备金率，意味着银行可贷资金减少，减少货币供应量，提高存贷款利率，意味着存款更划算，贷款更贵，那么会吸引大家存钱，减少贷款，也是减少货币供应量
如果是提高利率，借贷成本增加，所以相对而言，只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就是温和的做法了

财政部税政司副司长郑建新12月9日表示，明年1月1日增值税转型改革的推出将减轻中国纳 税人负担1230多亿人民币。

郑建新说，目前，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已经在迅速向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领域延伸，我国也深受其累，因为我国很大的经济组成成分是靠出口，所以我国政府以及相关部门都在积极地想办法，看如何采取措施，能够迅速地消除这些影响。

郑建新表示，在这种环境下，我们也准备要在明年1月1日把增值税转型推出来，以前我们是生产型增值税，是企业购进的机器设备所含的增值税是不允许抵扣的，而实现这个改革以后企业购进设备所含的增值税可以抵扣。我们大概算了一下全国大概可以减轻纳 税人负担1230多亿人民币。这项改革可以消除当前生产型增值税税制所决定的重复征税的因素，可以降低企业设备投资的税收负担，有利于鼓励投资和扩大内需，促进企业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对于增强企业发展后劲，提高企业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克服当前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面对全球金融寒冬下严峻的经济形势，人民币汇率既不大升也不大贬。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是最佳选择

H. 中国如何面对金融危机

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宏观调控，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增长。

初中的说法。

I. 央行最新发声：涉及房贷、降准、汇率等问题 来看七大要点

4月14日，人民银行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一季度信贷社融数据，并回应房地产金融、人民币汇率、货币政策等热点问题。

央行表示，数据显示，一季度，流动性合理充裕，金融总量稳定增长；一季度人民币各项贷款增加8.34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6636亿元。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降低实体企业的经营成本；3月，新发放的企业贷款利率为4.37%，比上年12月低8个基点。

当前，国内疫情发生频次有所增多，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但我国经济韧性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下一步，人民银行将适时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更好发挥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详解一季度产业贷款投放结构特点

一季度新增人民币贷款的结构数据被更多披露。4月14日，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阮健弘表示，今年一季度，新增人民币贷款8.34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了6636亿元，这是统计上的高点。

其中，3月末，全部产业本外币中长期贷款余额71.69万亿元，同比增长11.9%，比同期全部本外币贷款的增速高0.9个百分点。一季度，全部产业中长期贷款新增3.59万亿元，同比少增4215亿元。

阮健弘表示， 从产业贷款投放的结构上看，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持续高增长。3月末，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增长29.5%。其中，高技术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增长31.9%。

二是工业的中长期贷款增速较高。3月末，工业中长期贷款增长20.7%，明显快于全部产业的中长期贷款增速。

三是基础设施业中长期贷款的增长有所回落。3月末，基础设施业中长期贷款增长13.2%，比上月末低0.5个百分点。

四是出口相关行业中长期贷款增速较快。3月末，出口相关行业中长期贷款增速31.8%，比上月末回升了0.6个百分点。

阮健弘表示，预计未来信贷投放继续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支持经济复苏。人民银行将继续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通过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服务力度，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

此外，针对市场关心的长三角地区是否受近期疫情影响出现信贷投放收缩的问题，4月14日，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阮健弘表示，今年一季度，长三角地区贷款增速高于全国。3月份，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人民币贷款分别新增1247亿元、3245亿元、3957亿元、1315亿元，同比分别多增222亿元、514亿元、1212亿元、391亿元。

阮健弘表示，3月末，人民币贷款的增速是11.4%，增量比年初新增了8.34万亿元，同比多增6636亿元。其中，长三角地区的贷款增速高于全国。按可比口径统计，3月末，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人民币贷款余额增速分别为11.5%、14.9%、15.8%和13.7%。上海贷款增速比全国高0.1个百分点，江苏、浙江和安徽分别比全国高3.5、4.4和2.3个百分点。

新设两项专项再贷款 规模总计2400亿

按照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人民银行将创设科技创新和普惠养老两项专项再贷款。4月14日，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对两项新专项再贷款进行了介绍。

关于科技创新再贷款，孙国峰表示，人民银行将通过科技创新专项再贷款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加大对科技创新企业的支持力度。该工具支持企业的范围包括“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等科技企业。支持范围按照科技部和工信部现有标准认定，金融机构自主选择范围内的企业开展融资服务。该工具适用的银行包括国家开发银行、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邮储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等21家全国性金融机构。总额度为2000亿元，利率为1.75%。

在操作方式上，科技创新专项再贷款采取“先贷后借”的直达机制，金融机构向企业发放贷款后，人民银行按期对符合要求的，贷款期限在6个月及以上科技企业贷款本金的60%提供资金支持。

关于普惠养老专项再贷款，央行将通过该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向普惠型养老机构提供优惠贷款，降低养老机构融资成本，面向普通人群增加普惠养老服务供给。该工具推出初期先选取浙江、江苏、河南、河北、江西等5个省份开展试点，试点额度为400亿元，利率为1.75%。试点金融机构为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等7家全国性大型银行。

金融机构按市场化原则，对符合标准的普惠性养老机构项目发放优惠利率贷款，贷款利率与同期限、同档次LPR大致持平。普惠养老专项再贷款也采取“先贷后借”的直达机制，按季发放。人民银行对符合条件的贷款，按贷款本金等额提供专项再贷款资金支持。

银行要灵活调整住房按揭等还款安排

央行金融市场司司长邹澜表示，受疫情近期多发、部分居民收入下降、房地产建筑营销活动受阻等因素影响，商品住宅销售额出现了下滑，个人住房贷款发放额也有小幅回落。但我国个人住房贷款的资产质量整体较好，不良率长期维持在0.3%左右的较低水平。

对于个人住房贷款的信用风险情况，央行金融市场司司长邹澜表示，我国个人住房贷款的资产质量整体较好，不良率长期维持在0.3%左右的较低水平。也就是说，每1000笔个人住房贷款大约只有3笔暂时处于不能正常还款的状态。从历史上看，我国个人住房贷款质量与就业、收入关系非常密切，反而受房价波动影响比较小，这与有些国家的情况有较大差异。

数据显示，我国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公积金贷款余额约7万亿元，两项合计超过46万亿元，对应大约1亿笔贷款。

邹澜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部分居民收入受到短期影响，存在推迟偿还月供、重新安排还款计划的需求，银行从贷后风险管理的角度出发，对于此类特殊情形，也需要有针对性的安排。因此，2020年1月，人民银行等五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其中明确对于受疫情影响的四类人群，金融机构要灵活调整住房按揭、信用卡等个人信贷还款安排，合理延后还款期限，对因疫情影响未能及时还款的可不作逾期记录报送。

“从大型银行当时的实践来看，在疫情初期，个人住房贷款不良率一度由0.29%上升到了0.37%；延期还款政策实施后，贷款质量总体保持稳定；随着后来疫情缓解，居民收入恢复，贷款偿还很快恢复正常，到2020年末，不良率已经回到了0.29%的原有水平。”邹澜称。

今年以来，国内疫情多发，各界对延期还款的关注升温。邹澜表示，人民银行将持续关注疫情形势，指导银行重点做好几方面工作：

一是强化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对于正常还款有困难的客户，要区分是还款能力，还是还款意愿的原因；要区分是受疫情影响的短期还款能力，还是中长期还款能力，将延期还款政策落到实处。

二是加大政策宣传力度，适当简化业务流程，聚焦重点客户群，因地制宜采取更大力度、更有针对性的措施。

三是针对零售业务链条长、客群多样化的特点，要加大各层级业务培训，完善客户服务体系，落实征信权益保护，畅通投诉维权渠道。

此外，受疫情等多种因素影响，部分已售住宅项目缓建停工、延期交房，人民银行也将会同相关部门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指导银行综合项目实际、借款人意愿等，依法依规妥善协商处理，切实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多城银行自主下调房贷利率

邹澜介绍，我国房地产市场区域特征非常明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和首付比例的确定遵循因城施策的原则，采用了“全国－城市－银行”三层定价机制。

具体来说，全国层面，首套房贷利率不得低于相应期限LPR，二套房的房贷利率不得低于相应期限LPR加60个基点，这是全国都要遵守下限政策。人民银行各省分支机构则指导省级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在全国政策下限的基础上，确定辖内每个城市的贷款利率加点下限，实践中多数城市直接采用了全国下限标准。银行则根据自身经营和客户信用风险状况，在各城市利率政策下限的基础上，合理确定每笔按揭贷款利率的具体加点数值。

因此，邹澜强调，近期房贷利率下调主要发生在银行层面。3月，由于市场需求减弱，全国已经有100多个城市的银行根据市场变化和自身经营情况，自主下调了个人房贷利率，平均下调幅度在20个到60个基点。部分省级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也配合地方政府的调控要求，根据城市的实际情况，在全国政策范围内，下调了本城市首付比例下限和利率下限，这是地方政府、银行根据市场形势和自身经营策略做出的差别化市场调整，适应了房地产市场区域差异的特征。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继续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围绕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目标，因城施策配合地方政府履行好属地责任，更好满足购房者合理住房需求。

稳妥有序推动企业申设金控公司

自《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实施以来，近日，中国中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和北京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金控公司设立许可已获批，目前还有三家已受理企业。央行宏观审慎局局长李斌表示，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的重要目的是全面持续掌握整体经营状况，防范金融风险，推动稳健可持续发展，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人民银行正按程序开展审批工作，并稳妥有序推动其他具备设立情形的企业申设金融控股公司。

李斌 强调，人民银行始终坚持监管初衷，在开展金融控股公司准入管理过程中重点考量以下因素：

一是非金融企业应实质控制两类及以上金融机构，且所控金融机构的类型和资产规模符合规定情形。

二是拟设金融控股公司的股东资质要合规，大股东核心主业突出，资本实力比较雄厚，经营规范、投资资金真实合法。

三是拟设金融控股公司股权结构应当简单、清晰、可穿透，能穿透识别实际控制人和最终受益人。

四是组织架构健全，风险管理等制度有效，确保金融控股公司设立以后有完善的公司治理、健全的风险隔离机制、充足的资本水平等。

李斌表示，人民银行将持续推动具备设立情形的企业以申设金融控股公司为契机，摸清家底，推动金融与实业有效隔离，完善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实现对金融板块股权的集中管理。

“这有利于提升后续金融控股公司整体监管的有效性，促进金融控股公司依法合规经营，防范形成跨机构、跨市场、跨业态的风险传染，维护金融体系稳定，提升服务实体经济和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助力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李斌称。

对增量高风险金融机构建立硬约束的早期纠正和限期整改机制

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孙天琦表示，截至2021年末，全国高风险金融机构316家，数量连续六个季度下降，较峰值压降过半，金融风险处置进入了常态化阶段。下一步，人民银行将做好宏观和微观跨周期管理，争取走在金融风险曲线前面。

2021年四季度，人民银行完成了对4398家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央行评级。从整体上看，大部分机构评级结果在安全边界内（1-7级），资产占比约99%，全国高风险金融机构（8-D级）316家，数量较峰值已减少333家，现有316家高风险机构总资产仅占银行业总资产的1%。24家全国大型银行评级一直优良，资产占比70%左右，发挥了金融稳定的压舱石作用。

孙天琦表示，市场经济是有周期的，金融会随着经济周期起伏，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个别高风险机构。因此，既不要在经济上行期盲目乐观，也不要在经济下行期过度悲观。

在金融风险化解举措方面，孙天琦透露，央行针对增量高风险金融机构建立具有硬约束的早期纠正和限期整改机制，将央行监管评级和早期纠正机制有序衔接，对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要早认定早处置，认定要准、下手要稳、下手要快、下手要坚决。对评级良好的金融机构，探索建立科学的监测预警体系，对异常指标早发现、早预警，避免潜在风险演变为实质风险。

“2021年，金融稳定部门共发现有潜在风险苗头问题、个别指标出现异常的银行共274家，通过及时采取措施，推动了189家有序化解了风险隐患。其中，50%左右的机构在一个季度内就可以完成纠正。”孙天琦称。

对于存量高风险机构的风险化解，孙天琦表示，要安好既有政策和工作安排，严格压实金融机构及其股东的主体责任，压实监管部门监管责任，压实地方政府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推动落实建立地方党政主要领导同志负责的财政金融风险处置机制。

孙天琦表示，下一步，人民银行将不断提高金融监管有效性，完善有效制衡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体系；推动建立中小金融机构多渠道、市场化资本补充机制；引导中小金融机构找准定位，服务当地、服务小微和“三农”，服务城乡居民；地方政府要加强信用环境建设，打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此外，针对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孙天琦表示，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定位于由中央掌握的应对重大金融风险的后备资金，与存款保险基金和相关行业保障基金双层运行、协同配合。在常规金融风险处置中，主要由存款保险基金和相关行业保障基金依法依职责投入，不涉及金融稳定保障基金的使用；在重大金融风险处置中，金融机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地方政府、存款保险基金和相关行业保障基金等各方，依法依职责充分投入相应资源后仍有缺口的，经批准后，按程序使用金融稳定保障基金进行重大金融风险处置。

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

随着美元指数不断走强突破100，人民币汇率能否保持稳定备受市场关注。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表示，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有升有贬，双向浮动，目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水平与上年末大致持平，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总的看，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了基本稳定。

孙国峰表示，人民银行、外汇局在帮助外贸企业应对汇率波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明显成效。2021年，企业利用远期、期权等外汇避险产品管理外汇风险的规模同比增长59%，高于同期银行结售汇增速36个百分点，企业套保比例同比上升4.6个百分点至21.7%。

展望未来，孙国峰表示，下一步人民银行将坚持以我为主，主要根据国内经济形势把握好稳健货币政策实施的力度和节奏，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的功能，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把握好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平衡。同时密切监测国际宏观经济金融形势，稳妥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冲击。

J. 如何运用宏观审慎监管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运用宏观审慎监管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宏观审慎管理防范系统性风险的政策工具。目前，国际上基本形成了一致意见，宏观审慎管理的政策工具设计主要应从以下三个维度来考虑：一是时间维度，主要是关注顺周期效应，即随着时间的推移，金融系统的风险是否在金融体系内部和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作用下被放大了。这主要考虑采取逆周期政策。二是跨行业维度，主要关注某一特定时点上由于银行间相互依赖的支付体系和共同风险敞口。这主要考虑不同金融机构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针对系统的重要性银行制定严格的规则。三是结构维度，根据金融系统的结构特征，制定限制金融体系风险承担和抗风险能力的措施。
央行行长周小川曾指出，宏观经济审慎监管首先是逆周期政策，应从防范系统性风险的角度出发建立逆周期调控机制。他还表示，要加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弥补监管真空和不足，防范和控制好潜在的系统性风险。第一，在逆周期政策方面，当前主要经济组织和监管当局最为推崇的政策工具是逆周期资本缓冲，它要求金融机构在经济繁荣时期持有更多的资本，以利于其在经济低迷时期可以维持合理的信贷供应。根据巴塞尔协议Ⅲ的基本框架的规定，各成员国可根据“信贷/GDP”指标超出趋势值的程度等要求银行增加2.5%以内的逆周期资本缓冲，以保护金融体系由于信贷激增所带来的逆向冲击。近几年，我国央行在不断探索逆周期的货币信贷动态调控机制，以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对系统性风险的调控作用。该机制将利率、汇率等价格型指标和货币信贷增长等数量型指标通过窗口指导等方式进行风险提示，以减少金融机构“羊群效应”对系统性风险的放大作用，另外还运用信贷政策、差别准备金等政策工具来引导和加强货币信贷的平稳增长和调控，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第二，在加强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方面，根据巴塞尔协议Ⅲ的基本框架，系统重要性银行应当在最低资本要求的基础上具备更强的承担损失的能力。其政策工具主要是系统性资本附加和系统性流动性附加，它是依据金融机构对系统性风险的边际贡献，要求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应当持有与其系统地位相对应的附加资本金和流动性资本，以缓解其自身失败导致的向其他金融机构的传染效应。第三，针对金融体系的结构特点，巴塞尔协议Ⅲ提出了对流动性和杠杆率的要求。为提升控制流动性风险的能力，提出了LCR（流动性覆盖比率）和NSFR（净稳定融资比率）两个指标。作为对最低资本要求的补充，新的杠杆率测算涵盖了表外风险。除此之外，宏观审慎管理还将一些影响金融体系失衡的宏观经济指标，包括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通货膨胀率等，纳入到了金融部门的评价计划中。
二是中央银行主导宏观审慎管理。在国际金融管理体制改革中，加强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管理中的职权已成为一种趋势。2008年次贷危机之前，国际上普遍实行的是中央银行主要负责货币政策，让渡监管职权给专门的监管机构。金融危机的爆发显示出了这种制度安排的弊端。2009年1月，由各国政府部门和理论界资深人士组成的30人集团公布的《金融改革：一个金融稳定框架》报告中提议，应当给予中央银行足够的监督权和必要的政策工具，使其不仅在金融危机时期也能在信贷扩张时期发挥更大作用。受此影响，英美、欧盟等国家纷纷扩大了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监管中的权限。
长期以来，对于中央银行是否应拥有金融监督职权一直存在着分歧。一种观点认为，中央银行不能兼任金融监管职能和货币政策职能，否则存在利益冲突：央行对微观金融的关注会影响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另一种观点则赞同央行应当同时具有金融监管职能和宏观政策制定职能，理由是：由于央行具有降低系统性风险的目的，因此在特定情况下扮演着最终贷款人的角色，理应对金融机构行使监管权力。2008年的金融危机则反映出：中央银行缺乏对金融机构特别是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不利于金融系统性风险的防范。
在我国，赋予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管理职权的意义在于：第一，有利于我国政府从宏观层面和国家整体上对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进行识别和判断。第二，我国中央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国际组织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有利于我国以国际视野展开系统性风险的早期预警工作。当然，加强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监管的职能并不意味着取缔金融监管机构，而应当是正确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第三，有助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