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大行如何做普惠金融

A. 普惠金融政策

普惠金融政策是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是当前我国普惠金融重点服务对象。
普惠金融，是指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具体如下：
1、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有利于促进金融业可持续均衡发展，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助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增进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
2、2018年8月5日，由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与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微众银行合作编写的中国普惠金融创新报告（2018）在北京公开发布。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第六条 国家对社会保险基金实行严格监管。
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立健全社会保险基金监督管理制度，保障社会保险基金安全、有效运行。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采取措施，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社会保险基金的监督。第七条 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全国的社会保险管理工作，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社会保险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社会保险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社会保险工作。第十条 职工应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人员养老保险的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B. 普惠金融是什么

普惠金融这一概念由联合国在2005年提出，是指以可以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服务对象是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

五大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

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鼓励大中型商业银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国有大型银行要率先做到，实行差别化考核评价办法和支持政策，有效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2017年5月3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要求大型商业银行2017年内要完成普惠金融事业部设立。

“金融机构不能光看重大企业、忽视小企业，更不能‘晴天送伞、下雨撤伞’!”李克强在2017年5月3日的常务会上指出，“要通过发展普惠金融，提高金融服务覆盖率和可得性，为实体经济提供有效支持。”总理说：“大型商业银行一定要树立正确的理念，成为普惠金融的骨干力量。你们责无旁贷!”

(2)国有大行如何做普惠金融扩展阅读：

普惠金融定向降准于2018年1月25日全面实施

2018年1月17日12时30分，中国人民银行(央行)在其官方微博“央行微播”发布消息称，2017年9月30日，人民银行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对普惠金融实施定向降准的通知》(银发[2017]222号)。目前，有关金融统计工作正在抓紧进行，预计普惠金融定向降准可于2018年1月25日全面实施。

2017年9月30日，央行宣布从2018年起对普惠金融实施定向降准政策：为支持金融机构发展普惠金融业务，聚焦单户授信500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经营性贷款，以及农户生产经营、创业担保、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助学等贷款。

统一对上述贷款增量或余额占全部贷款增量或余额达到一定比例的商业银行实施定向降准政策。

定向降准考核机制，2014年由央行引入，目前已经实施超过三年。通过对满足审慎经营要求且“三农”或小微企业贷款达到标准的商业银行实施优惠准备金率，并按年根据商业银行“三农”或小微企业贷款投放情况动态调整其准备金率的方式，建立正向激励机制，引导商业银行改善优化信贷结构，增强对“三农”和小微企业的支持。

与原来的定向降准政策相比，即将在1月25日落地的普惠金融定向降准政策，是根据国务院部署对原有定向降准政策的拓展和优化，以更好地引导金融机构发展普惠金融业务。

值得关注的是，在2017年9月30日央行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对普惠金融实施定向降准的通知》后，市场曾预测此次定向降准或将释放8000亿流动性，但后来市场又普遍认为，实际规模可能在3000-3800亿，远低于此前的预测。而3000亿的资金规模，甚至低于近期的中期借贷便利(MLF)投放规模。

对于市场最为关注的本次普惠金融定向降准对货币政策和流动性的影响，一些市场研究者在政策出台时认为“接近全面降准”“相当于普降0.5个百分点”，随后央行直管的《金融时报》撰文称，此次定向降准只是政策微调，不是变相全面降准。

央行有关负责人早前亦表示，对普惠金融实施定向降准政策并不改变稳健货币政策的总体取向。同时，定向降准政策释放的流动性也是符合总量调控要求的，银行体系流动性保持基本稳定。

根据央行规定，此番普惠金融实施定向降准政策保留了原有的两档考核标准：凡前一年上述贷款余额或增量占比达到 1.5%的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可在人民银行公布的基准档基础上下调0.5个百分点;前一年上述贷款余额或增量占比达到10%的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可按累进原则在第一档基础上再下调1个百分点。

其中，第一档考核标准基本适应绝大多数商业银行普惠金融领域贷款的实际投放情况，有助于鼓励其将信贷资源持续向普惠金融领域倾斜。

对于第二档考核标准，央行直言，“这一档标准相对较高，只有在普惠金融领域贷款投放较为突出的商业银行才能达到，但这有利于建立正向激励机制，也属定向降准政策题中应有之义。”

按照央行规定，国有商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都有资格参与普惠金融领域贷款实施定向降准政策的考核。同时，想要享受定向降准，银行还要符合宏观审慎经营标准：上年三个季度(含)以上宏观审慎评估(MPA)评级均在B级(含)以上。

C. 中行普惠金融贷款条件

条件如下：
1.借款人必须是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或者农户等，有营业执照而且已经通过年检。
2.借款人通过了中国银行信用评级，并且达到一定级别要求。
3.借款用途必须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而且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
4.借款人可以提供银行认可的担保证明。
【拓展资料】
中国银行（BANK OF CHINA），经孙中山先生批准，于1912年2月5日正式成立。总行位于北京复兴门内大街1号，是中央管理的大型国有银行， 国家副部级单位。
2011年9月23日，中国银行首个境外大宗商品融资中心在新加坡挂牌。中国银行副行长岳毅说，中行是首个在境外成立大宗商品融资业务区域中心和福费廷业务区域中心的中资银行。随着亚太区贸易发展，尤其是中国和东南亚贸易发展，中资银行的贸易融资业务也在快速发展，自1936年起就开始在新加坡经营业务的中国银行也迎来新的发展契机。至2013年中行在新加坡有7个分支机构。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当天也和中国石化子公司联合石化签署了开展大宗商品贸易融资的协议。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魏苇和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助理局长黎秀婷出席了当天的挂牌和签约仪式。
中国银行注重与金融机构的全面合作，通过互荐客户、资源共享和共同开发新产品，为客户提供更加全面的服务。中国银行亦通过纽约、法兰克福和东京分行进行美元、欧元和日元清算，上述分行和新加坡分行均为当地一级清算银行。
中国银行在企业网银上推出了票据池的业务，在中行的企业网银中可以帮助客户集中管理票据，通过建立企业票据池，将持有票据“入池托管”，方便了日常票据管理。中行提供票据真伪辨别、票据到期提醒、票据到期委托收款等服务。银行还提供票据保管的服务，可以将票据实物保管工作外包给银行操作，免去了保存票据的担心。

D. 中原银行普惠金融业务的劣势

我国普惠金融还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
我国幅员辽阔，经济发展不均衡，区域发展水平不一，全面推进普惠金融面临着较大挑战。近年来，打着“普惠金融”旗号而进行的伪创新在我国大行其道，侵害了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也在一定程度上了扰乱金融秩序，影响社会稳定。
在这种情况下，普惠金融如何做到“成本可覆盖”“风险可控制”仍有待进一步探索。
要改变普惠金融的不足和问题，除需要加大政府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做好基础设施及信用环境建设外，重要的是借助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和创新推动我国普惠金融进一步发展。2016年9月，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发布《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提出“数字普惠金融（DigitalInclusiveFinance）”。
毫无疑问，数字普惠金融引领是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出路。从银行层面看，关键是坚持商业可持续原则，依靠金融科技创新产品和服务，探索普惠金融发展新模式，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之路，提升普惠金融服务能力和效率。

E. 关于银行会如何开展普惠金融问题

银行的一般举措：
1、加大资金供给，缓解普惠金融重点领域融资难融资贵。
2、加强渠道建设，提升普惠金融服务便利性。一是推进线上服务。二是加快自助银行建设。广泛铺设，推进乡镇市场。
3、拓展服务模式，提高普惠金融服务可获得性。
4、创新驱动，推进普惠金融业务商业化运作。
5、多措并举，建立专业化经营机制。
6、普惠金融数字化

拓展资料：
普惠金融，是指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
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是当前我国普惠金融重点服务对象。
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有利于促进金融业可持续均衡发展，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助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增进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
2018年8月5日，由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与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微众银行合作编写的中国普惠金融创新报告（2018）在北京公开发布。10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情况报告》摘编版。
普惠金融这一概念由联合国在2005年提出，是指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等弱势群体是其重点服务对象。
当前，国际社会发展普惠金融虽已取得一定成绩，但仍有不足，根据世界银行估算，2014年仍有约20亿成年人无法享受到最基础的金融服务。
为了进一步推动全球普惠金融发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京指出，在召开的G20峰会上，普惠金融将被列为重要议题之一，有3个关于普惠金融的重要文件会提交给峰会讨论。
据了解，这3个文件分别为：一是《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包含8项原则，66条行动建议，这是国际社会首次在该领域推出高级别的指引性文件；二是《G20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升级版，增加了数字普惠金融领域的新指标；三是《G20中小企业融资行动计划落实框架》，提出改善中小企业征信体系、鼓励动产抵押融资、改革中小企业破产制度三项优先改革措施。

F. 为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智慧银行应当如何做

2018年中国银行业发展历程与现状分析 五大方面揭露发展，融合大技术自我创新改革

中国银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40年，人们充分享受到了银行业改革开放释放的红利。银行体系也从最初的大一统格局逐步发展成为多元化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体系，发展模式从最初的粗放式规模比拼，走向了如今的创新推动、精耕细作。

在并不久远的上世纪90年代末，四大国有银行还受困于1.4万亿不良贷款，曾被称为“技术性破产”，但通过体制改革、财务重组、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挂牌上市，国有大行实现“脱困”并快速崛起。与此同时，一批股份制商业银行陆续登陆境内外资本市场，又掀起了银行业改革开放新浪潮，也标志着银行走向公众持股的现代企业制度深化之路。

这20年的改革波澜壮阔，银行业综合实力大幅提升，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在今年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最新世界500强排行榜中，工农中建四大行仍然稳居前50名，交行、招行、浦发、兴业、民生等银行亦均在前300名之内。

如果说成功化解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跻身全球银行业前列，是中国银行业在十年前就已交出的答卷，那么如今的中国银行业更多了一份责任与担当。四大行已全部跻身巴塞尔协议Ⅲ的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之列，中国银行业也从银行间无序竞争、高风险运行走到有序发展、风险可控。

改革没有终点，只有进行时。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面对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中国银行业顺势而为，掀起数字革命，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成为新时代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中国银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18年三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达到264万亿元，同比增长7.0%。其中，大型商业银行本外币资产达到98万亿元，占比37.2%，资产总额同比增长6.9%;股份制商业银行本外币资产为46万亿元，占比17.3%，资产总额同比增长4.0%。

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负债243万亿元，同比增长6.6%。其中，大型商业银行本外币负债91万亿元，占比37.3%，负债总额同比增长6.7%;股份制商业银行本外币负债43万亿元，占比17.5%，负债总额同比增长3.4%。

1、从“大一统”到“专行”再到“商行”

时间回到1978年，人民银行刚刚从财政部独立出来，那时的“央妈”既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又办理具体的商业银行业务，既是金融行政管理机关，又是经营金融的经济实体，“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

当改革的号角吹响，金融体制改革大幕缓缓拉开。1979年10月，邓小平提出“要把银行作为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从1979年到1984年的5年间，国有银行改革开始起步，先后经历了农行恢复、中行改革、建行独立与工行分设，国有银行破壳而出。其间，1983年9月，国务院作出《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央行制度框架初步确立。

从“大一统”到国家专业银行基本框架确立，一开始四大国有银行身上都担负着专业经营的政策性使命，各有分工。

不过，随着市场经济改革进一步深化，新的问题接踵而至。在商品经济条件下，银行在性质上应该属于企业类型，即以盈利为目标，通过合法经营以收入抵补支出，努力实现利润最大化。当我国经济体制已从单一的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就在客观上要求国有专业银行进行商业化改革。

于是，中国银行业改革更进一步，开启了从专业银行到商业银行的再次转型。一开始，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主，它们的改革目标主要集中在企业化经营或运营机制的转换方面。四大行分工经营的格局逐步被打破，出现了“中行上岸，农行进城，工行下乡，建行进厂”的竞争格局。

与此同时，从1986年开始，以交通银行股份制重组为开端，深圳招商银行中信实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等一批商业性股份制银行陆续成立。

在利益机制的驱动下，各专业银行不仅突破了专业分工的界限，而且开始突破行业分工的界限，开始组建各自的信托投资公司、开办大量的证券机构，并向房地产、保险、投资等领域拓展，形成了事实上的综合经营模式。

1993年12月，《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实现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分离，并将国家专业银行办成真正的国有商业银行。至此，我国四大国有专业银行的改革方向正式定位于商业银行。

从一元银行体制到多种类型银行业金融机构并存，中国银行业翻开了历史巨变的第一章。

2、跃谷底：借力AMC脱困重生，飞跃谷底股改上市

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并非一帆风顺，有辉煌也有低谷。

事实上，前一阶段国有专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的转变并不彻底，仍然存在着发展主要靠国家信用和行业垄断、管理体制实行官本位等诸多问题。

亚洲金融风暴中的1999年，受困于国外金融剧烈波动与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双重影响，国有商业银行陷入资本金严重不足、不良贷款比例飙升的窘境，机构和人员臃肿、盈利能力和竞争力下降等问题也相继暴露。1999年，受困于1.4万亿不良贷款的四大国有银行进退维谷，处境艰难。

抱着壮士断腕的决心，银行业商业化改革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布局。1999年，国务院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相继成立东方、信达、华融、长城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AMC)，并规定存续期为10年，分别负责收购、管理、处置相对应的建行、中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工行、农行所剥离的不良资产。

将四大行巨额坏账剥离，使其成为干净的“好银行”，这是一场脱胎换骨的改革。

从不良泥沼中抽身的四大行，终于有余力将改革的重点聚焦公司治理的现代化，这也为后续上市腾飞蓄力。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秘书长、中国银行业协会原专职副会长杨再平说，国有银行改革是中国银行业改革的主线和主战场，其一是业务经营商业化和市场化，第二是公司治理现代化，二者缺一不可。

随着2003年银监会正式挂牌成立，对银行业的监管由新成立的银监会来行使，人民银行不再肩负具体的金融监管职责，最重要的使命变成了维护金融稳定。至此，正式形成了由人民银行负责货币政策，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实施分业监管的“一行三会”格局。

从危机中走出的四大行，在经历了拆分、专业化、商业化的涅槃后，终于迎来了上市的小辉煌。

2005年10月，建行率先在香港公开发行股票。2006年6月1日和7月5日，中行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先后公开发行上市;同年10月27日，工行实现A+H股同步上市。2008年10月农行股改方案获批，标志着国有银行改革进入收官之战。

这是一场与自己的赛跑，中国银行业在发展赛道上不断超越自我。截至2018年三季度，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达264万亿元，是1999年的约16倍，是1978年的约1389倍。

3、乘东风：股份行快速崛起，走向公众持股

事实上，比四大行更早上市的，是股份制商业银行。股份行的挂牌上市，成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1987年5月，深圳发展银行以自由认购形式首次向社会公开发售人民币普通股，成为中国第一家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行。1999年11月，浦发银行成功在上交所挂牌上市，标志着中国股份行的快速崛起。

公众持股对一家银行的好处不言而喻，资本金进一步夯实、股权结构清晰、公司治理优化，为银行业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支点，更为股份行自身注入了迅速扩展经营领域和规模的巨大动能。

事实上，上市后的股份行均呈现出资产规模快速扩张、负债结构优化、利润高速增长、资产质量提高、盈利能力趋稳等特点，并实现了全国性甚至跨国的网点铺设和业务经营等巨大变化。

回顾股份行的发展历程，在成立之初，不少银行都起步于服务改革开放最具活力的地区经济。从中国改革开放最具活力的地方辐射到全国，从全国辐射到全球，股份行在迎来自身黄金成长期的同时，也实现着从“立足本地”到“辐射全国、走向世界”的蝶变。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进程的持续推进，股份行“走向世界”的脚步逐渐加快。包括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开展中外银行间的深度合作;一些股份制银行在境外开设分支机构，并购海外银行，拓宽业务领域，提升跨境金融实力。

4、超车道：经受金融危机考验，国际化突飞猛进

2008年一场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曾经叱咤风云的“大而不能倒”的华尔街五大投行几乎全军覆没。中国银行业在危机冲击下，虽未独善其身，但却独树一帜。2008年中国银行业利润总额、利润增速、全行业资本回报率三大指标名列世界前茅。

这让危机笼罩下的全球金融业看到了一线生机，也为中国率先走出金融危机打下了扎实基础。杨再平说，美国金融行业遭受重创时，中国的银行业恰恰在全球范围内表现良好，可谓“一枝独秀”，这完全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

金融危机前，由于国外银行绝大部分财务状况良好，不愿意接受被并购，即便有好的并购标的，也会面临诸多竞争对手，中国银行业很难对其实施并购。不过金融危机让全球银行业，特别是华尔街大银行损失惨重，而中国商业银行却平稳渡过难关，全球银行业洗牌，为中国商业银行的跨国经营带来了良好契机。

虽然中国银行机构已经做到规模足够大，但更多是依托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和市场，真正面向全球客户，为不同市场类别提供不同产品的国际化能力还有待加强。进一步加强对外开放，便成为突破藩篱的唯一选择。

通过海外并购实现国际化经营渐成趋势。经过多年探索，中资银行的国际化理念正在发生改变，逐渐从设立海外分支机构、代理处转向参股、并购海外银行。这是中国银行业国际化战略突飞猛进的阶段。

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正式提出，在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一带一路”倡议纵深发展等契机下，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化经营能力不断提升，并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特征。中资银行海外机构布局中，围绕“一带一路”的发展尤其迅猛，“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仅三年间，约22家中资银行在全球63个国家和地区开设了1353家境外分支机构，其中五家大型商业银行的境外机构数约为1279家。

5、升维度：科技赋能，打造开放银行

近年来，全球经济正面临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为核心的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大机遇，创新驱动发展成为引领中国经济加速发展的新动力。这其中，自然也有中国银行业科技改革的影子。

从2012年开始，中国银行业经历了与互联网金融同台PK，“如果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的“1.0时代”。随后，传统银行如工、农、中、建与互联网金融巨头一拍即合，合作进入蜜月期的“2.0时代”。不过，实际上仍只有极少数银行能够主导与互联网巨头的合作。

为了摆脱单一渠道对自己发展的局限，银行一面低调培育自己的内生科技力量，强调技术独立，用活用好自己的数据禀赋，另一面不断向外拓展自己的“朋友圈”，打造开放式银行，终于迎来了“无界开放银行”的“3.0时代”。

目前，多家银行纷纷释放了打造开放银行的信号。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业务三部主任杨彬认为，开放银行有三个显著的特点，即：秉承以服务用户为中心的理念;通过API接口或SDK等技术实现银行与第三方之间的数据共享;构建一个生态，联合产品和服务提供方，满足用户的全部需求。

传统银行业一贯的优势是信用风险管控，是流动性管理，是KYC(清楚你的客户及其产品)，是合规，是稳健，是品牌;是线下网点遍布全省、全国甚至境内外;是牌照赋予的存款吸收能力，带来互联网金融垂涎的资金成本，以及多牌照框架里的综合金融能力(不少银行集团同时具有券商、信托、基金、保险、金融租赁等多牌照)。

而互联网金融和科技金融公司的生存逻辑，则是流量入口、获客成本、线上场景以及深得客户体验优化之道的产品模式。

传统银行实施进一步金融科技赋能，已经初尝甜头。智慧银行与IT系统升级后，差错率大幅下降，而客户的便捷程度大大提升。

这是一轮科技推动的改革，也是一轮银行自我驱动的改革。从自身的优势出发，银行将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与银行传统业务进行深度融合，各显所长。中国银行业已经吹响了“科技赋能银行”的“集结号”。

G. 普惠金融什么意思

普惠金融，是指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

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是当前我国普惠金融重点服务对象。

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有利于促进金融业可持续均衡发展，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助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增进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

(7)国有大行如何做普惠金融扩展阅读：

普惠金融重视消除贫困、实现社会公平，但这并不意味着普惠金融就是面向低收入人群的公益活动。中国银行业协会党委书记潘光伟指出，普惠金融不是慈善和救助。

而是为了帮助受益群体提升造血功能，要坚持商业可持续原则，坚持市场化和政策扶持相结合，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确保发展可持续。

普惠金融需要讲究市场性原则，在发展普惠金融过程中，既要满足更多群体的需求，也要让供给方合理受益。

H. 什么是普惠金融体系，如何建立多层次

这个概念来源于英文“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是联合国系统率先在宣传2005小额信贷年时广泛运用的词汇。其基本含义是：能有效、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目前的金融体系并没有为社会所有的人群提供有效的服务，联合国希望通过小额信贷（或微型金融）的发展，促进这样的金融体系的建立。
普惠金融体系应该包括以下几个层次的内涵：
1、首先是一种理念：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孟加拉乡村银行总裁尤纳斯教授说：信贷权是人权。就是说，每个人都应该有获得金融服务机会的权利。只有每个人拥有金融服务的机会，才能让每个人有机会参与经济的发展，才能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建立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
2、为让每个人获得金融服务机会，就要在金融体系进行创新，包括制度创新、机构创新和产品创新。
3、由于大企业和富人已经拥有了金融服务的机会，建立普惠金融体系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传统金融机构服务不到低端客户甚至是贫困人口提供机会，这就是小额信贷或微型金融——为贫困、低收入人口和微小企业提供的金融服务。为此，首先要在法律和监管政策方面提供适当的空间。其次，要允许新建小额信贷机构的发展，鼓励传统金融机构开展小额信贷业务。

I. 我国如何建立普惠金融

新常态是目前人们对经济运行状态的基本判断，表明我国经济发展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需要以新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去适应这种改变，并不失时机地构建新的体制机制。今天，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胡滨博士做客《理论周刊》，就新常态下如何构建中国普惠金融体系，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胡滨认为，在新常态下，金融服务要下沉，要扎根于消费者保护，要着重提升金融服务的深度、广度和便利性。因此，发展普惠金融就成为中国金融服务转型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