杠杆财政金融怎么改革
① 美国在金融危机中去杠杆化有哪些措施
小马的政策你也看到了 目前来看 危机还具有深层次的冲击 短期仍不容乐观
② 简析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及改革思路。
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危害及应对
2008年，金融风暴席卷而来，全球正面临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由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全球金融体系的长期失衡，这场源自美国的金融风暴，波及范围之广、冲击力度之强、连锁效应之快都是前所未有的，它给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影响，引起了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忧虑。可以预见，危机的演变以及各国的应对将对全球金融、经济乃至于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一）这场金融危机的成因，涉及美国的消费模式、金融监管政策、金融机构的运作方式，以及美国和世界的经济结构等各方面因素，尽管各方的说法还不尽一致，但以下几点已为多数人所认同。
一、房地产泡沫是危机的源头祸水。
次贷危机说到底是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引发的危机，而房地产泡沫的催生既和美国社会的“消费文化”有关，也和美国不当的房地产金融政策和长期维持的宽松货币环境有直接关系。
美国经济长期以来一直有高负债、低储蓄的特征，不但居民大手大脚地借债消费，而且国家也鼓励大规模借贷和超前消费。近年来，个人消费支出占美国GDP的比重达到了70%的历史新高。从2001年末到2007年底的6年中，美国个人积累的债务更是达到过去40年的总和。可以说，美国政府和社会近年来一直是在债台高筑的危险状态下运行的。
美国人近年来不断增强的消费勇气主要来自于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为了应对2000年前后的互联网泡沫破灭和2001年“9·11”事件的冲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简称美联储）打开了货币闸门，试图人为改变经济运行的轨迹，遏止衰退。2001年1月至2003年6月，美联储连续13次下调联邦基金利率，使利率从6.5%降至1%的历史最低水平。
货币的扩张和低利率的环境降低了借贷成本，促使美国民众蜂拥进入房地产领域。对未来房价持续上升的乐观预期，又使银行千方百计向信用度极低的借款者推销住房贷款。所有的人都把希望寄托在了房价只涨不跌的预期上。在2001年至2005年的5年中，美国自有住房者每年从出售房屋、房屋净值贷款、抵押贷款再融资等套现活动中平均提取了近1万亿美元的“收益”。当经济开始周期性下滑，货币政策出现调整，利率提升，房价暴跌，泡沫也随之破灭，整个链条便出现断裂，首先是低信用阶层的违约率大幅上升，从而引发了次贷危机。
二、金融衍生品过多掩盖了巨大风险。
传统上，放贷银行应该把贷款记在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上，并相应地把信用风险留在银行内部。但是，美国的大批放贷机构却在中介机构的协助下，把数量众多的次级住房贷款转换成证券在市场上发售，吸引各类投资机构购买；而投资机构则利用“精湛”的金融工程技术，再将其打包、分割、组合，变身成新的金融产品，出售给对冲基金、保险公司等。这样一来，提供次贷的银行变魔术般地销掉了账上的抵押贷款这类资产。表面上看，这是皆大欢喜的“金融炼金术”：购房者能以极低的首付款甚至零首付获得房产；提供抵押贷款的金融机构不必坐等贷款到期，通过打包出售债权方式便提前回笼了资金；提供资产证券化服务的金融中介可以在不承担风险的情况下赚取服务费；由抵押贷款演变成的各种新型金融产品，又满足了市场上众多投资者的投资牟利需求……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调查，美国次贷总额为1.5万亿美元，但在其基础上发行了近2万亿美元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进而衍生出超万亿美元的担保债务凭证（CDO）和数十万亿美元的信贷违约掉期（CDS）。
资产证券化所创造的金融衍生产品本来可以起到分散风险、提高银行等金融机构效率的作用，但是，资产证券化一旦过度，就加长了金融交易的链条，使美国金融衍生品越变越复杂，金融市场也就变得越来越缺乏透明度，以至于最后没有人关心这些金融产品真正的基础是什么，也不知道其中蕴含的巨大风险。
在创新的旗号下，投机行为一波一波地被推向高峰，金融日益与实体经济相脱节，虚拟经济的泡沫被“金融创新”越吹越大，似乎只要倒腾倒腾那些五花八门的证券，财源就可滚滚而来。通常，虚拟经济的健康发展可以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但是，一旦虚拟经济严重脱离实体经济的支撑，就会逐渐演变成投机经济。起初1元钱的贷款可以被逐级放大为几元、十几元甚至几十元的金融衍生品，金融风险也随之被急剧放大。当这些创新产品的本源——次级住房信贷资产出现问题时，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就犹如空中楼阁，轰然坍塌下来。
三、美国金融监管机制滞后，致使“金融创新”犹如脱缰之马。
以负有维护美国经济整体稳定重责的美联储为例，它只负责监督商业银行，无权监管投资银行；而负责投资银行的监管方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也只是在2004年经过艰难谈判后才获得监管权的。这就使得像美国国际集团（AIG）这样涉及多领域的“巨无霸”，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处于根本无人监管的灰色地带，可以自由自在地进行“金融创新”。
金融评级机制在此次危机中，也出现了严重失误。那么多金融机构的贷款出现了问题，它们发行的金融产品有那么多漏洞，金融评级机构居然“视而不见”，使很多问题债券、问题银行能够长期被评估为“优等”。一位在某评级机构的结构性金融产品部门工作的业内人士形象地说，什么都可以评级，我们甚至可以评估一头被结构化的母牛。这无异于在鼓励华尔街大施“金融炼金术”，肆无忌惮地四处“圈钱”。
由于国际金融体系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而美国又无视一些国家多次提出的加强监管的建议，因此，整个国际层面也缺乏有效的金融监管。在监管滞后的整体气氛下，金融机构的贪婪性迅速膨胀。
（二）此次金融风暴，本质上是美国模式市场经济治理思想的严重危机。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教授大卫·科兹指出，目前的美国金融风暴，是资本主义一种特殊制度形式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形式作用的结果。由于金融管制的解除，没有了国家的密切监管，资本主义的金融部门就会出现内在的不稳定。
冷战结束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新自由主义不仅仅只是美国经济政策的基础，也成为美国在全球推行金融自由化的工具。新自由主义虽然对治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国家的滞胀起到了一定的疗效，但它不是万能的。
所谓新自由主义，是一套以复兴传统自由主义理想，以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社会的干预为主要经济政策目标的思潮。一些学者称之为“完全不干预主义”，因其在里根时代勃兴，因此又称其为“里根主义”。而“金融大鳄”索罗斯把这种相信市场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理念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索罗斯在接受法国《世界报》采访时表示，“（华尔街的危机）是我所说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这一放任市场和让其自动调节理论的结果。危机并非因为一些外来因素，也不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是体制给自己造成了损失。它发生了内破裂。”
新自由主义的模式，突出强调“最少的政府干预，最大化的市场竞争，金融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由于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主导作用，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对这个体系也形成了极大影响。包括会计制度、市场评级体系、风险控制程序，乃至金融政策，甚至市场适用的语言、计价货币等，统统采用的是美国规则，国际金融体系实际上成了美国金融体系。很显然，这不符合平等、公平、协商的国际原则，无视各国发展阶段、管理水平、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差异。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未来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与调整要想取得成果，就必然要触动这一思想基础。
（三）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发生的金融风暴，必然会产生比以往更强烈的冲击。
首先，这个全球性的影响来自于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上世纪70年代，在美国主导下建立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但是，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美元仍然是当今国际储备和贸易结算的主要货币。直到目前，美元在国际结算和全球各央行外汇储备中的比重一直维持在60％以上。“领头羊”一出问题，必然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致使全球金融市场迅速陷于极度恐慌之中。
其次，金融全球化让世界在享受全球化带来的红利的同时，也带来了相应的风险。由于金融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今天世界各地都处在不同程度的金融开放之中，大笔“热钱”在全球各地迅速流动，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品将全球金融机构盘根错节地联系在一起，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又占据着最为有利的地位。最典型的就是，美国一些金融机构把大量的房地产抵押债券打包后，出售给了很多国家。正因为如此，发源于美国这一全球最大经济体和最发达金融体系的金融风暴，才会造成史无前例的影响。
随着全球金融动荡的加剧，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流动性短缺、股市大跌、汇率震荡、出口下降、失业率上升等现象，全球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正面临严峻考验。
金融风暴首先重创了美国的银行体系，粉碎了这个“世界最完备体系”的神话。美国商业银行的市场集中度远远落后于欧洲国家。美国有大量的州立银行与中小银行。这些银行在过去几年内投资了大量的次级抵押贷款金融产品以及其他证券化产品。次贷危机爆发后，它们出现了大面积的资产减记与亏损。这些中小银行抵御危机的能力很差，也很难得到美国政府的救助，因此在未来破产倒闭的概率很高。
在世界范围内，欧洲银行业受殃及最深，因为欧洲银行过分依赖于短期借贷市场，而不是通常的客户储蓄。新兴市场经济体也很难独善其身。金融危机爆发后，大量资金从新兴市场经济体撤离，一些自身经济结构比较脆弱、对外资依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正面临严峻考验。
最令人担忧的是，全球金融危机不可避免地要传导至实体经济领域，拖累甚至阻滞全球经济增长。目前，美国房地产投资已经持续缩减。而在房地产市场与股票市场价格交替下挫的负向财富效应的拖累下，美国居民消费日益疲软。由于自身股价下跌，美国企业投资的意愿和能力均有所下降。而由于能够提供的抵押品价值下跌，美国企业能够获得的银行信贷数量也大幅下降。美国经济在2009年陷入衰退几乎已成定局。欧元区经济、日本经济等发达经济体和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在2009年的增长前景也不容乐观。
由于美国经济占全球比重近30%，其进口占世界贸易的15%，美国经济衰退将导致全球商品贸易量下降，进而影响一些外贸依存度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和经济增长。而危机对实体经济的严重影响，很有可能带来全球范围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形成经济复苏的新障碍。大规模救市措施，也会使本来就有巨大财政赤字的美国政府雪上加霜，一旦出现大肆发行债券、印发钞票，势必会导致美元信用下跌，并推高全球通胀率。
规模空前的金融风暴是对世界各国经济治理能力的考验，是对世界各国加强国际合作的诚意与决心的考验。目前，国际社会正密切关注着这场危机的走势，关注着全球各国的应对举措及其所产生的效应。一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席卷各国的金融风暴；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呼唤整个世界采取共同的行动。规模空前的国际救市行动，迅即在全世界展开。世界各国在密切关注初步救市效果的同时，正积极谋求下一步的举措，深入思考如何从根本上消除深层隐患，积极探索未来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和调整的方向。
（四）次贷危机首先是信用危机，救市的首要目标就是要恢复金融市场信心。美国的救市方案主要是通过政府收购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注入资金以增加流动性等方式来救活金融业；而欧盟国家一开始就采取了向金融机构注资，并确保储户不受损失的方式；还有不少国家通过减息、免税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另外一些国家则采取了向市场抛售美元以支持本国货币的做法；有的还运用国家主权财富基金，投资本国股市挽救金融企业。
由政府向金融机构注资，换取部分股权，以解决资本不足的救市方法，通常被称为“暂时的国有化”。这种从稳定金融市场入手、阻止危机向实体经济延烧的传统手段，虽然在历史上曾经奏效，但在本次史无前例的世界性危机中能否再显神威，谁也还说不清。至少在五个方面，人们还“心中无底”：
一、危机尚未看到尽头。目前美国金融机构减记的资产，仅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的总亏空额的一部分，其中还不知道埋藏着多少“定时炸弹”。不少经济学家认为，风暴仅仅是开始，目前市场流动性仍未完全恢复，一旦未来引发更多的银行等金融机构倒闭，甚至是国家“破产”，现有的救援计划，只能是杯水车薪。
二、现在的救援措施只是短期的、初步的，尽管已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但能在多大程度上阻止金融危机的瘟疫向实体经济传染，目前尚很难断定。虽然各方对衰退程度的评估不尽相同，但大多认为，此次衰退的时间可能会较长，短期救市之后必须有中长期的“后招”紧跟。
三、很多国家仍然是根据本国利益出手救市，全球缺少更为紧密的合作和协调。最典型的是欧洲的“三步曲”：先是“隔岸观火”，断言危机与欧洲“相距甚远”；几天后就变为“紧急救火”，但还是各自为战；最后欧盟才呼吁各成员联手“全力灭火”。经济整合程度最高的欧盟尚且如此，其他就可想而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前已呼吁各方协调政策，共同应对，在英法领导人的呼吁下，美国开始着手筹备国际金融峰会。但从欧美的立场看，它们之间也存在一定分歧，美国试图确保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但欧盟显然更希望借这次危机对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四、救市如何逐步转向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有效和全面的改革，尚不明朗。救市只是治标，只有将救市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与调整这一治本之策结合起来，才能有助于信心的全面恢复，并对全球经济真正起到有效的拉动作用。因此，救市的根本问题不仅仅在于稳定市场，更在于怎样才能有助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
五、救市能否成功，仍主要取决于发达国家的政策力度，因为它们在全球经济中仍占着大比例的份额。虽然发达国家在此次危机中受损较重，但发达国家处于国际金融体系、贸易体系的上游，它们显然有着更多的手段来避险或转移风险，甚至转嫁危机。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将会给全球经济造成极大伤害，使复苏变得更为遥远。
当然，大难当前，人们不仅看到了危机的严重性，也看到了战胜危机的可能性。危机是史无前例的，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现时国际社会所具有的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也是史无前例的，手段比过去更充足，经验比以往更丰富，力量比以往更强大，合作的愿望也比以往更强烈。
（五）虽然人们对本次金融危机的成因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还在不断思索之中，但在如何处理开放与管制、创新与监管的关系方面，一种明确的共识已经形成。这就是在减少金融管制，促进金融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必须把握适度的原则，处理好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管制之间的平衡，处理好金融业与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的关系，否则，过度的自由化和缺乏有效监管的创新必然带来巨大的风险，造成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金融业具有内在的脆弱性，监管是弥补“市场失灵”的必要手段。从国家层面看，有效的金融监管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构成全球金融体系第一道防线的基础。伴随着全球金融业关联性与互动性的增强，各国和各经济体应当从管理系统性风险的角度实施监管，并通过加强协调来逐步完善监管体系。当然，加强监管并不意味着因噎废食，不是片面追求金融业稳定而拒绝开放和创新。不同国家由于金融业发展程度的不同，对待金融业的开放与创新的态度也应有所差异，关键在于把握自由化和金融管制之间的平衡。一方面要通过金融创新来为经济服务，另一方面更需要加强金融监管，保证金融安全。
从国际层面看，最紧迫的问题是原有的治理方式已严重滞后，国际金融组织是在用过时的管理方式来应对全新的全球市场。管理缺位、乏力，直接导致了漏洞的出现。正如法国总统萨科齐所说，世界将不能再继续用20世纪经济的工具来运营21世纪的经济。因此，如何加强管理，特别是加强对国际主要货币发行和大型银行的监管是未来需要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
目前，国际社会就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必要性和思路正在形成越来越多的共识。随着市场规则和监控的不断加强，特别是一些制度性措施的落实，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互信将会逐步恢复。
（六）目前的全球金融体系基本上是发达国家建立起来的，主要体现了发达国家的利益，也更有利于维护发达国家的利益。特别是国际经济旧秩序使少数发达国家控制国际经济调节机制，使国际生产体系、国际贸易体系、国际金融体系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从各方面限制和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随着冷战结束、发展中国家的兴起，整个国际经济格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少数西方发达国家“独大”的局面被打破。自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总体经济实力在不断增长。1990至2006年，发展中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从15.9%上升到25%，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上升到30%，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超过50%。在此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对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呼声日益加大。
国际金融体系应该怎样改革，还有待国际社会的进一步对话、协商与探索，但有一条重要原则是必须明确的，这就是新体系应该充分体现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尽快改变发展中国家始终处于国际金融体系的边缘，沦为发达国家危机转嫁对象的现状。
改革的具体切口，首先要从对全球金融和经济运行具有重要作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开始，增大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进而朝着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方向努力。
发达国家当然不会轻易放弃传统的优势地位。此次金融危机发生后，个别西方学者就提出，没有中国等国的“过度储蓄”所助长的超低利率，美国等发达国家就无法长期维持“疯狂放纵的金融创新行为和借贷消费”，这场危机也就不会出现。这种本末倒置的论调，表面上看是在为那些金融投机商、失职的监管者开脱罪责，实质上是在维护西方在现有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既得利益。这种颠倒黑白的谬论，只是一种偏激的噪音，连多数西方经济学家都对此难以认同。但可以预料，在未来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中，这样的声音还会出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还会有激烈交锋。
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是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新背景下发生的。它用事实再次警示人们：经济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它不会自动确保全球经济健康发展，需要以新的思维、新的方式谨慎把握与应对，否则就会产生破坏性的冲击，甚至造成全球性的灾难。
全球各国的救市行动目前正趋向于更加主动，在第一阶段各国政府通过注资银行确保流动性之后，近期又加大力度，普遍采取了降息的做法。这些措施虽然未必能彻底解决问题，但对于恢复市场信心和融资渠道来说，已经产生了一些积极的作用。
全球性危机也在呼唤着全球性应对。前不久在北京闭幕的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向全世界发出了呼吁，当此金融危机愈演愈烈之际，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应继续加强协调合作，坚定、果断、负责、及时地采取有效措施，综合运用有效可行的经济和金融手段，以达到恢复市场信心、稳定全球金融市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目标。
目前，世界各国正密切关注即将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国际金融峰会。人们期望，此次会议既能务实高效地解决当前和今后的问题，又能体现平等、互利、共赢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为稳定金融市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③ 如何深化财税金融改革（如何看待宏观经济形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两大重要手段，今年以来，新一届政府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全面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政策支持和发展动力。
如何看待我国当前的财税金融改革？在经济增速放缓和财政收入增幅下滑的背景下，应当如何更好地深化这一领域的改革？记者为此采访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
“营改增”倒逼财税体制改革，未来要推进资源税、房产税等改革
8月1日起，“营改增”试点将在全国范围推开，每年可为纳税人减税1200亿元以上，伴随这一改革继续推进，减税额还要上升为年度数千亿元。据测算，去年，“营改增”使上海的经济增长了0.6%左右，增加就业14万人。
“不只是减税，这一改革还会倒逼财税体制的配套改革。”贾康说。随着“营改增”试点逐步向全国各地和全部行业扩围，需要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分配关系，加快财税体制改革。随着“营改增”试点范围的扩大，有关部门必须认真研究和推进三方面工作：一是积极稳妥推进“营改增”在全国范围、各个行业推开。二是调整政府间财政体制安排，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和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三是优化转移支付结构，完善转移支付制度，进一步提高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此外，还要完善预算收支管理制度，进一步增强预算的完整性、透明性并提高其绩效水平。
“营改增”对我国当前财税体制改革而言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意义，影响深远。贾康说：“财政问题，实质上是公共资源配置体系与机制问题，要服务全局。当前我国各项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和攻坚阶段，非常有必要使多项改革协调并进，其中包括价、税、财等通盘协调的配套改革。”
贾康认为，从近中期来看，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至少包括这样几方面：进一步通过“营改增”改革，消除服务业发展的重复征税因素，并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分步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积极研究推出环境税改革，理顺基础能源、资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对节能降耗形成长效杠杆机制。适时扩大房产税改革试点，构建地方税体系。推进个人所得税分步走向“综合加分项扣除”模式的改革，即把工薪收入之外的其他收入也综合纳入超额累进税率的调节范围，并针对家庭赡养负担等因素的不同情况作出专项扣减。积极推进省以下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释放经济发展潜力。
经济增速在合理区间，不需要出台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
今年上半年，我国GDP增长速度7.6%，有市场人士呼吁出台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保证经济增长。贾康认为，在上半年经济增速7.6%的基础上，我国实现全年经济增长预定目标的调控压力并不太大。只要密切跟踪运行态势、相机抉择微调，就能够在后两个季度之后，顺利实现全年7.5%或者更高一些的目标。
2013年以来，新兴经济体特别是金砖国家，呈现经济增长下滑趋势。而从世界范围来看，美国经济增长出现了一定的恢复态势；欧洲应对债务危机取得重要进展，宽松财政政策有望推进经济增长。随着发达经济体复苏过程的推进，新兴经济体的机会和潜力释放空间也有望扩大。
如无特别的情况变化，没有必要重启类似于“4万亿”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方案，可利用当前相对放缓的固定资产投资进度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并立足全局、放眼长远，着力于促使市场更好发挥“优胜劣汰”的作用挤掉一些落后、过剩产能，将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的结构优化、质量提升。
从我国当前财政状况来看，财政必须“过紧日子”，大力压缩行政成本和一般性开支，但对于具有刚性特征的民生支出，必须作为重点来保障。
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让金融业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针对部分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的融资难的问题，应如何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让金融业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出现融资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我国社会融资结构不合理、直接融资渠道过少的原因，也有信贷政策不合理、金融市场发展不足、政策性融资机制发展不畅等因素的制约，因此，解决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难，应该多管齐下。”贾康说。
信贷政策方面，在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积极促进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配合，改善“三农”和中小微企业发展中的融资状况，积极开展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纠正偏差。同时，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形成科学合理的基准利率曲线，适度联通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利率定价机制，增大金融市场的利率弹性。
金融市场建设方面，应当进一步扩大金融债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等发行规模，增加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的境内金融机构主体，逐步推动境内企业赴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完善并优化人民币对外汇期权交易，研究完善存款保险制度方案，做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准备工作。
拓宽融资渠道方面，推进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建设，加快吸引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建立各种为小微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与此同时，应当安排一定比例的政府资金专门用于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培育和发展诸如小额贷款公司、产业创新基金等专业化的市场主体，以及信用担保机构。
作者：吴秋余
④ 国企改革有什么方法可以降低杠杆
国企降低杠杆方式：
一是改善公司治理，出台国企资产负债约束机制，支持通过增资扩股、引入战略投资者等充实资本，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二是完善企业债务重组政策，建立关联企业破产制度，探索破产案件快速审理机制。研究解决“僵尸企业”破产费用保障问题，建立政府、企业、银行依法合理分担损失的机制。
三是拓宽社会资金转变为股权投资的渠道。支持各类股权投资机构参与市场化债转股。制定筹措稳定的中长期低成本股权投资资金的办法，出台以市场化债转股为目的设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措施。研究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开展转股资产交易。
四是加强市场化债转股实施机构力量，指导金融机构利用现有机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开展市场化债转股，支持符合条件的银行、保险机构新设实施机构，鼓励资产管理公司增强资本实力。
五是出台有针对性的业务指引，规范引导市场化债转股项目提高质量，推动已经签订的债转股协议金额尽早落实，切实降低企业负债率。
⑤ 我国为什么要进行金融体制改革
促进国民经济有又快发展之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特别是过去十年来，金融在宏观调控中发挥重大作用，在调节经济运行、服务经济社会方面的功能不断增强。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目前我国的金融体制还不完善，改革需要继续深化，稳步推进。
一、金融在现代经济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首先，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是由其自身的特殊性质和作用所决定的。现在，我国的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发达的货币信用经济或金融经济。金融运行得正常有效，则社会资本的筹集、融通和使用充分而有效，社会资源的配置也就合理，对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机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次，金融是现代经济中调节宏观经济的重要杠杆。由于市场经济周期性繁荣与衰退的缺陷，所以有必要对其进行及时的宏观调控。金融在建立和完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金融业是联结国民经济各方面的纽带，国家可以根据宏观经济政策的需求，通过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运用各种金融调控手段，适时地调控货币供应的数量、结构和利率，从而调节经济发展的规模、速度和结构，在稳定物价的基础上，促进经济发展。
最后，在现代经济生活中，货币资金作为重要的经济资源和财富，成为沟通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命脉和媒介。现代一切经济活动几乎都离不开货币资金运动。从国内看，金融连接着各部门、各行业、各单位的生产经营，联系每个社会成员和千家万户，成为国家管理、监督和调控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杠杆和手段；从国际看，金融成为国际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实现国际贸易、引进外资、加强国际间经济技术合作的纽带。
二、十七大报告中有关金融体制改革的论述
作为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金融体制改革近年来一直被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各类金融市场，形成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结构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提高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竞争力。优化资本市场结构，多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健全和严格市场准入制度。完善国家规划体系。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
可见十七大报告对金融的认识，从一种服务性质的工具，上升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性要素。这种认识的转变，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战略走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转折，也是社会建设走向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必然转折，更是中国经济真正实现现代化并融入世界主流经济的必然转折。
三、当前我国金融市场体系的缺陷和不足
1.金融主体市场化尚不完善。政府筹资具有强制性；央行独立性不强，行政味道浓厚，调控乏力；国有商业银行商业化转型不彻底；居民金融风险意识差。
2．市场客体缺乏，金融创新不足。具有流动性的、面向社会发行的各种信用工具不足，使市场流动性不足，绝大部分金融资产集中于银行存款，虽然近期国家已经推出股指期货，但是投资渠道仍然不多，不利于金融市场的发展，也不利于储蓄向投资有效转化。
3.市场结构失衡。我国货币市场相对资本市场而言，容量小、结构不完善，这也制约了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加剧了股票市场的投机性和波动性。在货币市场内部，票据市场发展缓慢；在资本市场内部，国债市场、股票市场发展快，而企业债券市场发展滞后，基金市场发展缓慢且不规范，机构投资者起不到稳定市场的作用。
4.法律法规不完善。国有大型金融机构以其得天独厚的政策优势欺压中小机构，取得竞争优势；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个人投资者的利益容易受到侵害；政策模糊，法律存在漏洞，违法违规的操作时有发生。
四、贯彻十七大精神，推进金融体制改革
1．“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各类金融市场，形成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结构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提高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竞争力。”
金融体制改革需要深入落实到各类金融市场。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经营的金融产品各不相同，但对于贯彻宏观调控政策、调节市场资本流动方向、推动生产和生活内需起着重要的协调作用。现代金融体系要求金融业在符合中国现有国情的基础上，快速应对经济的既好又快的发展模式，使金融产品品种多样化、经营方式灵活化、管理结构企业化、部门功能高效化、内控制度精细化。
提高竞争力，不是一名空话，要实实在在地把握市场，把握自身。从提升自身的经营水平入手，创新更多符合市场运营的金融产品，提供更多市场认可的服务项目，从深层意义上做到“市场促进金融、金融推动市场”。
2.“优化资本市场结构，多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鼓励民间融资，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功能，形成了与正规金融的互补效应，并且可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减轻中小企业对银行的信贷压力。
直接融资不能仅限于个体居民的闲散资金，行政部门、各企事业单位、各级政府的各项活动资金，同时要积极上市吸收并积聚资本，提高吸储力度，扩大转贷底盘，进一步将资本转置到位，使市场上的资本充分循环流通，稳定并扩大经济持续发展的势头。
3.“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完善民主监督机制，加强内控制度的学习和检查力度。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对权力部门人员的人财物管理使用、关键岗位的监督，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
强力推进金融生态环境建设，适宜的金融生态环境是金融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当前，我国金融业正处于重要转折期和重要发展期，进一步加强和改善金融生态环境显得尤为重要。必须不断优化金融生态环境，促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科学发展观下的金融市场发展和建设的核心。建立以人为本的资本市场，就要求必须加强资本市场的制度性、基础性建设，使资本市场真正发挥资源配置的中介作用。以人为本的资本市场，首要的是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形成良好的市场环境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4.“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
汇率改革在国内金融改革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意义， 更具弹性的汇率将使国内企业面临不同的市场条件， 而资本市场改革的各项措施势必要与此相协调，统筹兼顾，使经济社会产生的摩擦降低到最小。
⑥ 如何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吸引金融资本积极参与地方经济建设
运用税收杠杆，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穿袄提领子，牵牛牵鼻子。”当前，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载体，是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来源，也是国税部门行政管理的相对人。在金融危机形势下，国税部门应该把为企业服务作为“牛鼻子”，努力在税收政策上进一步扶持，在税收管理上进一步规范，在税收服务上进一步改进，帮助企业解困，促进企业发展，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一）在税收政策上进一步扶持克服当前特殊时期面临的困难，离不开企业自身的努力，也离不开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和各级政府所采取的帮助企业的措施。从国税部门来讲，最重要的是用好用足现有的税收优惠政策。第一，认真落实各项税收调控措施。实施好结构性减税政策，落实好国家支持“三农”发展、促进资源综合利用、扩大消费需求、促进就业再就业、鼓励自主创新、扶持返乡农民工创业等方面的税收政策，支持成长型和就业型企业发展，为地方企业发展壮大和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供良好的税收政策环境。重点是落实好四项税收调控措施。一是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2009年1月1日起，允许增值税购进（包括接受捐赠、实物投资）或自制（包括改扩建、安装）固定资产发生的进项税额，凭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和运输费用结算单据从销项税额中抵扣，降低设备投资税收负担，支持企业更新技术装备。二是全力落实好成品油消费税改革措施和部分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增值税调整政策。确保各项改革措施顺利实施，平稳过渡。三是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放宽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认定标准。对从事货物生产或者提供应税劳务的纳税人，以及以从事货物生产或者提供应税劳务为主，并兼营货物批发或者零售的小规模纳税人，认定为一般纳税人的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标准从100万元以上降低为50万元以上；除此之外的纳税人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从180万元以上降低为80万元以上。降低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征收率。2009年1月1日起，将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分别从工业6％和商业4％统一降低为3％，减轻中小企业税收负担。对中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实行低税率。对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按2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和全民创业。四是全面落实国家出口退税政策。简化出口退税管理程序。进一步扩大下放生产企业退税审核权限范围；对于纳税信用等级为A级或B级的出口企业，在申报出口退税时尚未到期结汇的，可先申报退税并在货物报关出口之日起210天内向退税部门提供出口收汇核销单；实行自动核销方式的出口企业，退税部门可依据外管提供的电子数据及核销清单进行审核，不再需要提供出口收汇核销单。加大出口退税力度。争取出口退税计划，切实加快退税审核进度，做到应退尽退，缓解出口企业资金压力；深化远程申报系统应用，完善系统功能，适时开发退税审核结果远程反馈功能，切实减轻出口企业负担；进一步落实重点出口企业联络员制度，支持出口企业做大做强。支持“走出去”企业发展。帮助“走出去”企业充分利用境外税收优惠和双边税收协定的优惠待遇，消除境内外双重征税，保护企业合法权益，降低“走出去”企业整体税负，促进企业发展壮大。第二，积极研究解决企业改革、发展中的税收政策问题。围绕地方经济发展的战略部署，大力开展税收政策调研，深入研究现行税收政策的实施和调整对经济发展和企业经营的影响，提出积极有效的对策建议，在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工业化进程、促进科技进步、做大做强支柱产业和优势企业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特别是要认真研究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对接的具体措施，提供有效的税收政策支持。同时，要把促进就业再就业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特别要关注困难群体、高校毕业生、返乡农民工就业问题，积极研究运用税收政策支持全民自主创业、鼓励企业吸纳安置，最大限度拓展就业空间，切实增加低收入者的实际可支配收入，以创业促就业，以就业促发展，以发展促和谐。第三，加强税收政策落实情况的检查监督。健全税收政策执行情况反馈评价机制，选定一批重点行业、重点企业作为当前国家出台的宏观税收调控政策落实情况的联系点，跟踪政策执行效果，特别是对铜加工、成品油、资源综合利用、重大技改项目等具有特殊性的产品、企业和行业，重点跟踪调查，定期收集、汇总有关数据，及时分析研究税收政策调整、执行对江西经济、税收的影响，促进各级领导的科学决策；同时，及时掌握政策落实进展情况，解决政策落实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确保税收政策落实准确、全面、到位。加大税收监督力度，继续开展重点执法检查和效能监察，重点检查新出台的税法和税收政策的落实情况、规范税务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执行情况以及规范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落实情况，确保政策效应不偏移、不弱化。（二）在税收管理上进一步规范国家扩大内需、促进增长，到2010年底将完成4万亿投资。税收作为财政收入主要来源，在预算支出大幅增加的压力下，对于支撑政府性投资，控制财政赤字，担负重要使命。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国税部门必须进一步依托“四位一体”税源管理机制，为平衡地方财政收支和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资金保障。第一，正确处理经济与税收的关系。一是牢固树立税收为经济发展服务的观念。我们要正确认识税收与经济的关系，强化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服务意识，牢固树立税收服从服务于经济发展的观念，充分发挥税收的职能作用。二是牢固树立依法治税的观念，找准坚持依法治税与促进经济发展的结合点。加快经济发展，需要理顺依法治税与促进经济发展的关系。依法治税是税收工作的基础、灵魂和立足点，是税务机关的基本职责。依法治税与发展经济实质上两者是辩证统一关系，坚持依法治税本身就是对发展经济的促进。国税部门通过依法应收尽收，筹集财政收入保障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资金需要；依法禁止收“过头税”，可避免加重企业负担，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通过不折不扣地落实各项税收政策，可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促进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应当看到，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依法治国、依法治省、依法治税是大势所趋，国税部门促进经济发展的思路不能局限于过去单纯依靠减免税的做法，必须破除单纯通过减免税“放水养鱼”的传统观念，树立新型的税收经济观，立足于为企业营造一个公平法治的税收环境。第二，适度放宽管理措施。在依法治税的前提下，灵活运用税收政策，对税收优惠有幅度规定标准的一律从优执行，对没有明文禁止和未明确的政策从宽掌握，以缓解企业融资困难，减轻企业经营成本。一是延长纳税人申报纳税期限。自2009年1月1日起，将所有纳税人的纳税申报期限由每月10日延长至15日，方便纳税人申报纳税。二是支持困难企业渡过难关。2009年，经国税机关批准，小规模就业型、成长型困难企业缴纳增值税可以实行按季申报；资金周转困难的企业可以申请缓缴税款，并免交滞纳金，缓解纳税人资金周转压力。对成长型、就业型困难企业已批准享受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如2008年已满三年，可继续延长一年。三是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农民工返乡创业免交税务登记工本费。执行增值税起征点国家规定的最高上限，即：销售货物的起征点定为5000元；销售应税劳务的起征点定为3000元；按次纳税的起征点定为200元。四是继续推行依法稽查、文明执法。依法慎重采取强制执行、税收保全措施，确保税收执法行为合法、规范、必要、有效。科学安排检查计划，规范检查计划管理，严格检查计划审批，最大限度减少多头检查、重复检查现象。鼓励企业在限期内开展自查，对自查中发展的一般性税收违法行为，允许企业只补缴税款、滞纳金，免予罚款处罚。改进检查方法，提高检查效率，缩短检查时间，最大限度减少对纳税人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第三，进一步提高机关效能。各级国税机关要从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出发，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扎实开展机关效能建设，推进依法行政工作，进一步提高税收行政效率和税收服务水平。一是严格控制税务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减少税务行政处罚的随意性，切实保障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及其他税务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二是改进税务行政审核审批。坚持合法、合理、高效、便民和权责统一、监督有效的原则，进一步清理和规范税务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精简审批项目，简化审批流程，压缩审批时限，不断提高审批效能。三是以最快速度依法为纳税人减、免、缓税事项。坚决贯彻国家结构性减税政策，按规定程序以最快速度、最优政策为纳税人减、免、缓税事项，缓解纳税人资金困难，支持纳税人生产经营。（三）在税收服务上进一步改进当前这个特殊时期，对优化税收服务、营造税收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越是困难的时候，企业对运行环境就越敏感、越依赖，通过这次金融危机，企业更能感受到这一点。税收服务是企业运行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纳税人营造一个平等竞争的税收环境，既是国税机关的职责，也是国税机关为纳税人提供的最好的服务。在今后的工作中，国税机关要重点以法律法规为依据，以现实需求为导向，以信息化为依托，创新服务内容和手段，营造良好税收政务环境。通过税企双方的共同努力克服金融危机的影响，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第一，进一步加大税收政策宣传力度。采取举各类培训班等形式，利用媒体、网络、税服务厅等载体，加强政策宣传和纳税辅导。对外，重点是开展政策宣传和培训，组织国税人员认真学习领会税收政策的具体规定和操作规程，确保全体国税人员准确理解政策、正确把握政策和严格执行政策，确保每一位国税人员都必须熟悉每一条税收优惠政策，每一条税收优惠政策都必须落实到每一户应该享受的企业。对外，重点是抓好政策宣传和辅导，帮助纳税人掌握和运用好各项税收政策；组织对企业法人和财务人员进行业务培训，让企业及时了解、掌握新政策，按政策规定计算、申报纳税；积极与企业沟通，了解企业在在的问题，考虑政策在实际执行中的困难，提出相应的解决法。另外，做好对地方政府的税法宣传，全面分析政策调整可能对当地经济、财政收入带来的影响，提请政府应该按照调整后有关政策的精神，调整经济发展的思路，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尤其要重视环保、节能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积极扶持出口产品企业的生产和竞争能力，充分释放税收在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方面的政策效应。第二，进一步减轻纳税人不必要的税负担。继续优化流程、整合业务，简化资料、简并报表，凡未经总局发文明确和省局批准，各地自选增设的要求纳税人的涉税事项和报送的涉税资料一律取消。纳税人申请的涉税事项，统一由税服务厅集中受理，做到一次告知；对同一纳税人不同税种的信息采集、调查核实等工作，由税收管理员统筹实施，避免同一事由多头、多次找纳税人。第三，不断创新服务内容和手段。一是创新服务平台。加强税服务厅建设，进一步规范税服务厅窗口设置，有条件的地区可以试行自助税。打造“国税网上税收服务厅”，拓宽税方式和报税渠道，引导纳税人选择使用多元化电子申报缴税方式，使纳税人足不出户地履行纳税义务。继续推广多元化电子申报和增值税发票网上认证系统。积极稳妥地推进财税库银横向联网电子缴税和同城通，方便纳税人税。二是推行分类服务。在通过税服务厅提供一般性纳税服务的同时，按照“一企一策、一户一帮”原则，开展“一对一”服务纳税人活动。对大型企业，继续推行税收服务直通车制度；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大力加强网络税平台建设；对个体工商户，重点关注其发票领购、就近缴税、税法咨询以及停歇业等方面的服务需求；对农村纳税人，提供定期的上门税咨询服务。三是推进国、地税联合。要充分利用好现有政府行政服务中心资源，加强登记信息的交换与共享，为推行联合税务登记工作做好准备。
⑦ 经济转型期如何推进金融体系改革
经济转型期如何推进金融体系改革
5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2016金融街论坛上表示，我国金融业改革的着力点是构建现代金融体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改革的体制性目标是建立有效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当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现代金融体系。目前，国务院已决定由人民银行等十部委共同编制国家金融“十三五”专项规划，即“十三五”现代金融体系规划。当前经济转型关键时期，如何推进金融体系改革，探索谋划现代金融体系建设新路径，一时间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对此，国研网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陈道富。
国研网：当前，我国在一系列政策推动以及内外部经济因素影响下，经济正平稳转型到新常态，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我国金融体系面临哪些困难与挑战？
陈道富：我国当前正处于深刻的经济转型期。经济转型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与国际经济的高度融合引起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二是经济增长从高要素投入转向寻求经济效率；三是开始平衡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原有的金融体系大体上是适应原有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模式的，当经济转型时就会出现各种金融困境，这也是金融需要转型的信号。
一、“三元悖论”与“中心外围”结构制约中国的货币政策
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金融的跨境融合就给原来相对独立的金融体系带来冲击，集中表现为所谓的“三元悖论”和“中心外围”结构。
“三元悖论”揭示了一个经济体不同同时实现汇率、利率及资本管制三个目标。“三元悖论”成立是建立在无套利均衡基础上的。如果将汇率看作货币对外价值，利率看作货币的对内价值，资本自由流动则意味着国内外形成一个统一市场，则三元悖论本质上是一价定律在货币领域的体现，即一种商品在一个市场只能有一个价格。要想破坏一价定律，则只需破坏该定律成立的前提条件即可，如一个市场、同质商品、无套利成本等。因此，在不同制度和市场结构下，可以有多种方式达到市场均衡。“三元悖论”仅揭示瞬间无套利均衡要求，无法判断哪个组合的均衡结构更好。
中国当前正在寻找“三元悖论”所揭示的汇率波动、资本管制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之间的平衡点。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资本账户逐步开放，跨境资金流动日益频繁、规模巨大。2009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的错误遗漏方向开始从净流入，转为净流出，截至2015年底累计净流出5939亿美元。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从2014年二季度开始出现净流出，截至2015年底累计净流出5600亿美元。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近些年出现较大幅度升值，2011年4月以来，分别升值了27.6%和30%。其中，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波动幅度逐步加大。跨境资金流动规模和频率的增大，在有限的汇率波动幅度内，给国内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带来了较大的挑战。央行的外汇占款和外汇储备分别与2014年的5月和6月达到历史高点，截至2016年1月和2月，分别减少了30906亿元人民币和7908.92亿美元。我国的基础货币余额2015年3月达到历史高点后开始下降，截至2015年底已累计减少2万亿元人民币。
中国的金融体系与世界金融体系的融合，不仅受套利均衡的“三元悖论”约束，还接受了金融资源的世界再配置。从全球动态均衡来看，二战后全世界金融体系存在明显的“中心外围”的美元周期结构。这与是否采取浮动汇率没有太直接关系。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世界采取基于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固定汇率体系，美元波动牵动全球资金流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进入了以浮动为主的汇率体系，但仍呈现明显的美元周期。美国的利率和汇率调整，引导着全球资金的流动。随着资本账户的逐步开放，中国也成为世界美元周期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周期与美国并不完全相同，近些年甚至出现较为明显的分化，但仍深受美元周期。
二、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割裂
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但中国近些年金融的发展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实体经济发展需要。一方面货币大量投放，各类金融创新活跃，发展迅速，另一方面企业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除了承担大量经营风险，还不得不管理并承担大量金融风险。企业不是不得不应对流动性风险（资金使用的期限，与金融体系真正提供的资金期限不匹配，不得不从事期限匹配的流动性管理），甚至卷入金融操作（杠杆率不断提高，通过委托贷款等方式，为其他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乃至进入国外被归入金融业的房地产业和地下金融行业）。此外，通胀预期和资产泡沫的阴霾始终无法消除。
货币凝聚着人类的普遍信任。在经济阶段转换期，特别是经济增长模式和动力的转换期，在原有的增长点和增长模式下出现产能过剩，竞争过于激烈，盈利状况恶化，难以凝聚社会普遍信任。但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并没有经过社会实践的充分检验，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规模还较小。这样以商业盈利模式为基础的社会信任大幅下降，社会普遍信任转向以物和政府信用为主，表现为房地产和政府信用（含隐性担保）的过度膨胀。
货币借助资产实现扩张或收缩，支持货币扩张的资产价值的来源不同，货币扩张对实体经济具有不同效果。
当实体资产属于新的商业创造(包括新项目、原有项目的扩大、改建等)，货币因此而扩张会带来实体经济的真实扩张，从而引起对现有实体资源的争夺，引发实物资源的相对价格和绝对价格水平的调整。如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当这些投资机会被证明确实具有稳定回报，货币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就能实现良性循环。但当投资机会并不具有稳定回报，成为不良资产，货币金融体系则需要通过不良资产退出实现货币收缩来及时承认错误。如果不良资产不能及时退出，则在经济体中保留了多余的货币创造，产生虚假繁荣的货币基础。
当实体经济属于现有的存量资产，只是实现了证券化进入金融领域（货币的深化）。这种类型的货币扩张不再对实物资源产生增量需求，只是产生金融领域的资产供给。如农村经济（自给自足经济）的货币化，货币的国际化及各类资产的证券化等。货币深化并不会带来对现有资源的增量争夺，只是货币金融体系的边界扩大。
当资产价值增加来源于现有金融资产的价值重估（利率或者风险偏好变化，那么并不产生金融领域的资产供给，只是实现金融资产的再配置。如我国上一轮股市繁荣期，大量上市公司将非上市公司装入上市公司，以获取两者之间的价差，等等。当价值评估重估以合理定价机制为基础时，这是利用金融体系利用其价值评估体系以较低成本提高资源优化配置效率的过程，是广义的套利和资源整合过程。但当价值评估的定价机制不合理，存在非理性因素主导，或者存在内幕交易、市场操纵时，不再是套利和资源整合，而是价值的再分配和欺诈掠夺。
当经济处于转型期是，经济体中的投资机会匮乏，货币扩张越来越多的由存量投资机会证券化和价值重估实现时，货币的大量投放并不能带来实物资源价格的上涨，而会表现为资产价格的上涨。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通货膨胀相对稳定，但不断出现资产泡沫。投资者普遍面临“资产荒”难题，不断寻找价值洼地，提高风险偏好。从微观企业来看，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企业盈利状况较好，但由于缺乏新的投资机会，上市公司保留较大比例的现金。我国近期更是出现上市公司的盈利不高，但股票价格较高。当房地产价格上涨与货币投放相互实现时，市场参与者陷入了囚徒困境：虽然不看好房地产内在价值，但由于房地产价格上涨会显著损害货币持有者的购买力，不得不参与房地产的追逐。
三、金融运行与金融管理的割裂
微观金融机构从业务发展出发，顺应实体经济转型的需要已进行了大量创新。从实践看，近些年随着我国金融放松管制，金融跨业和跨界融合日趋丰富，传统金融领域外出现了大量创新。受制于本身的缺陷和政府经济社会管理框架的制约，金融管理无法有效回应金融发展。
在相当长时期内，我国金融体系事实上承担着除资源优化配置外的宏观调控、产业政策的功能，“窗口指导”、“行业目录”广泛存在。我国政府（中央和地方、一行三会、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投资者保护机构）在金融领域的职责和管理架构，特别是政府和不同市场主体在风险管理和风险承担方面的界线并不清晰。政府在金融领域中，所有者、监管者、行业促进者、经营者的职责交错，甚者承担了部分社会安全网的职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责（险）利并不能基本匹配，大量的金融风险最终转化为财政风险和货币风险。
事实上，我国有必要将监管部门应从微观金融风险中解放出来，更多关注行业风险和系统性风险。加强一行三会、中央和地方在监管方面的分工合作。强化政府在平衡市场力量（消费者、投资者保护；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方面,尤其是防止部分金融机构将某个领域的市场影响力不合理地渗透到其它市场）的职责。需要发挥行业协会在促进行业发展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市场服务机构的作用，推动服务中介的去行政化进程。金融机构应在风险管理方面有一定的自主性并因此承担相应的风险损失，获取必要的风险收益。
国研网：“十三五”时期，金融改革将面临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两大任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列为2016年五大结构性改革任务之一。当前存在哪些金融风险？
陈道富：随着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和经济金融转型的不断深入，过去多年积累的体制机制矛盾让我国进入了金融风险集中暴露期。个人认为金融风险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风险是中国经济阶段性转换和经济下行伴随的风险。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为6.9%，今年的增长目标为6.5%~7%。随着经济下行和世界经济环境的恶化，一些企业会破产退出，同时更多风险也会暴露。这一类风险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免，必须要面对的。
第二类风险是“三期叠加”之前的一些政策所导致的负面效果新的阶段表达而产生的风险。
第三类风险是金融改革本身的风险。金融改革是中国进行的巨大探索，无论是利率、汇率市场化还是资本账户开放或者国内的政策调整，本身都是风险和收益并存的过程。越是伟大的改革转型，越是要踏足未知领域，对未知的探索是金融领域企业家精神的体现，是可能带来巨大收益的。中国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决心“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这是主动暴露并解决问题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金融风险。从投资的角度看，承担资产风险也是获取金融收益的主要途径。因此，金融风险是破旧立新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是“危”和“机”并存，需要在实践中实现“转危为机”。
国研网：在当前经济转型大背景下，您认为金融体系的转型应该如何推进？
陈道富：目前，我们看到金融体系非常火热，看到互联网金融，看到体制外的体系，看到非常火热的金融，所有人都在从事金融业，都在做金融业务。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实体经济融资难等等一些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所以，我们需要寻找实体经济真正响应的方面，大致有三个方面：
第一，金融体系放在更广的范围内，放在经济系统、社会系统里，它的命题是经济发展阶段提出的命题，这个命题就是所谓的新常态或者三期叠加，所以首先要服务于新常态，尤其是转轨过程。转轨过程对金融体系来说，它的价值发现功能，重新创造价值功能，给金融体系提出了很强烈的要求。
第二，金融体系本身，整个世界的金融体系都不是稳定的系统，怎么实现它的优化配置？如果是一个稳定的系统，它是缺乏流动的系统。大家看到的乱，看到的不协调，一方面是发出了信号，在制度上有缺陷、有限制。另一方面，其实反映的是中国金融体系成长、突破过程中的烦恼。金融体系必须要面对他的乱，面对他的不稳，只有真正去面对自己金融体系不稳的根源，才能解决他。所以这个过程，中国需要充满活力、总体稳健的金融体系，这又是矛盾又是统一的过程。微观上需要活力，需要寻找经济的增长点，需要寻找市场机会，需要套利，需要破。在宏观上稳定的系统，一定是权、责、利一致的，中国现在很多问题都是制度设计上在破坏权、责、利，有一些是无意识的破坏了权、责、利，因此，宏观上就要进行对应，所以这是第二个层面，把金融体系变成一个有活力的、稳健的体系，这个过程中需要打破金融体系之间不合理的流动性障碍，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更加开放的系统，所以我们要从市场生发出来，更加市场化，更加开放的系统，需要开放、活力、稳健的系统。
第三，对金融体系来说它不是一张白纸，金融改革会在第三个层面产生问题，中国的金融体系是金融的转型。它最终的目标来源于实体经济，但是它又不是一张白纸，它是在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下进行的金融改革，是在原有的金融体系里进行的金融变革，所以它只能是一种成长。这种变革的深度取决于处在哪个层面上，在枝节上的改革、改良，这些年的金融改革中已经做了很多了，就是大家讲的很多物理层面的变革。接下来是理念上的变革，这种变革需要建立在原有的基础上。所以怎样在现有的格局下归位，原有的金融体系相当程度上表现为错位，表现为对金融体系认识上的偏差，所以需要一种归位，需要一种转型的设计，这种归位有横纵两个坐标。
第一个是财政和商业的横的关系，中国一直在处理财政和金融的关系，今天中国很多问题都是来源于金融在执行很多财政、产业的职能，财政和金融之间到底如何协调？如何在这个光谱上处理政府和商业机构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中国需要重新考虑的，金融体系外施加了很多金融体系不可完成的任务，或者不是最优完成任务的时候，所以首先需要做这方面的讨论。
第二个是纵轴，金融体系怎么发挥作用？整个企业家创新的最初动力就是破坏权、责、利的有限责任，只拿股本金，到这儿而止，这是一个断层。在国家层面可以看到国家隐性担保的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破坏权、责、利的一致，需要在宏观上进行纠偏。但是我需要给你的偏差产生巨大的活力，这是在纵轴上，你会发现怎么划分微观实体的权利，行业监管，金融救助，宏观调控，整个纵轴的关系，这是在商业运行的点上，依然是需要分工才能完成的灵活金融体系，中国在这方面其实有很多的偏差。
为什么讲中国是“成长的烦恼”？小孩子总有青春叛逆期，在小孩不懂事的时候，家长处于爱护，可以给小孩任何指点。但是小孩成长起来了，有自己的思维，自己行为能力的时候，有自己的发展空间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种叛逆。这时候不是把我认为应该怎么做更好的东西给你，而应该是包容的，允许你犯错，允许你探索，允许你有不一样价值观。这里面就会涉及到微观主体、监管部门和宏观救助的关系。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改革真正能推动的力量都是来源于自己，其实最核心的是自己怎么看到自己没有跟上金融变动的情况。
所以国家再怎么管理，怎么面对金融体系更加灵活响应实体经济需求产品的风险点，所谓系统性风险一定是制度上的偏差，使得这种风险可以持续累积。国家要做的，就是在中国这个土地上寻找真正的风险点，建立起针对这样风险点的监管体系、救助体系、宏观调控体系，这是今后三五年会产生化学变化的地方。我希望中国金融体系在未来，能为中国经济新常态形成稳健、灵活、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发挥资源优化配置功能的一个体系。
⑧ 如何用财政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把重点放在供给侧，“破”、“立”、“稳”、“补”、“改”相结合，以新供给带动新需求，推动新的供需平衡，实现经济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发展。
“破”：支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
湖南日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是一个主动减量的过程，但这可能是个艰难的过程。财政部门如何发挥引导作用，做好“减法”？
郑建新：去产能方面，主要是清理规范财政对竞争性领域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对长期亏损、债台高筑、无药可救的“僵尸企业”要下决心停止补贴和保护。同时，要加快推动钢铁、煤炭等行业淘汰落后产能。今年，中央财政将设立专项资金，用于解决钢铁、煤炭行业“僵尸企业”人员安置问题，省财政将加强跟踪衔接，积极争取支持。结合我省实际，省财政也将研究制定烟花爆竹企业整合集中的奖补政策，促进产能优化。
化解房地产库存方面，从长远看，要加快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健全财政转移支付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保障、教育等问题，引导形成在就业地买房或长期租房的需求；中短期，则可通过实施相应的税收、贷款、公积金等组合优惠政策，并积极推进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支持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
去杠杆方面，主要是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防范和控制财政风险。近年来，省财政摸清了全省政府性债务存量，初步建立了债务限额管理机制、风险预警机制和存量债务化解激励约束机制，在省级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试编了债务预算。下一步，还将继续加强限额管理、风险管理和预算管理，合理控制债务规模，细化风险预警等级，将省级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债务预算编制范围扩大到水利、能源、保障性住房等领域，并编制三年滚动计划。2016年，经积极争取，中央初步下达我省置换债券发行上限约3263亿元，全省每年预计可节省利息约290亿元；2017年全部置换完成以后，全省每年预计可以节省利息370亿元。
“立”：支持引入新模式、发展新产业
湖南日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目的在于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培育发展新动能。财政部门如何发力？
郑建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是个“立”的过程，重点是支持引入新模式、发展新产业，进而培育新动力。
引入新模式，就是支持传统产业借助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工具，运用新的生产模式、商业模式、营销模式，拉近与市场有效需求的距离，实现无缝对接。
发展新产业，就是支持实施“制造强省行动计划”，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个性化、服务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先进轨道交通设备、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规模化成长，加快培育3D打印、智能机器人、高性能数字芯片等新增长点。
培育新动力，就是支持科技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做好以上工作，一是要用好用活财政支持经济发展的各类专项资金。财政对企业的支持，必须由过去的直接补贴和无偿补助为主，转为更多运用股权投资、基金投入、贷款贴息、后补助等市场化支持方式。二是要设立并运营好新兴产业发展基金。去年10月，省政府已决定设立“湖南省新兴产业发展基金”，总规模暂定50亿元，重点支持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文化创意、生物医药、信息、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在架构上采取母子基金模式，新兴产业发展基金作为总的母基金，下设5支产业基金；这5支基金再与社会资本合作成立创投企业，作为子基金，直接投资于产业企业。
“稳”：稳定投资、扩大消费
湖南日报：投资、消费是我省经济增长传统动力。如何继续发挥投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郑建新：在稳定投资方面，主要是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和增信功能，创新投融资机制，综合运用政府债券、专项基金、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等财政金融工具，多渠道筹措资金，着力保障好交通、能源、水利、“两房两棚”、“两供两治”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目前，筹建基础设施类投资基金的工作已取得进展，铁路建设基金的融资方案和操作办法已获省政府认可，主要是通过与国开行等银行合作，以股权投资形式引入社会资本，低成本适度运用杠杆，带动长期低息贷款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按照这一模式，省财政正在研究构建高速公路、水利等领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新型融资机制。推广PPP模式也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先后分两批向社会集中发布了82个省级示范项目，总投资达1351亿元，特别是在41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垃圾收运体系建设上探索出了一条政府与企业合作的环保治理新路。下一步，要抓好示范项目的落地和推进，在污水垃圾处理领域支持市县全面推进PPP模式，并建立奖补机制。
在扩大消费方面，主要是积极培育健康养老、文化旅游等新的消费热点，大力支持网上购物、在线交易、农村电商等新的消费模式，促进消费结构升级。
“补”：补短板，扩大有效供给
湖南日报：如何“补短板”，扩大有效供给？
郑建新：补短板首先是补经济发展的“四大短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反复强调，县域经济、非公经济、开放型经济、金融服务业是当前阻碍我省经济发展的“四大短板”。财政部门必须立足自身职能，积极寻找补短板的切入点和突破口。
在县域经济方面，将继续实施特色县域经济强县工程，以县域为平台，以产业为中心，整合资金，集中投入，突出支持县域优势产业发展。在非公经济方面，重点要发挥好就业补助资金、创业担保贷款奖补资金、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中小微企业融资补助资金等相关资金的支持作用，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开放型经济方面，要大力支持重要平台、重点企业和重大项目建设，加快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外贸竞争新优势，实现出口与进口、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均衡发展；同时要开拓新兴市场，支持企业走出去。在金融服务业方面，要抓紧研究财政扶持政策，突出重点，着力支持产业投资基金、私募金融、创新金融、普惠金融、民营金融发展，打造金融产业链，培育地方金融领军企业，推动本土金融企业上市，培育发展金融租赁公司、消费金融公司、互联网金融等新兴业态，推进资产证券化。
其次，要补扶贫这块社会发展“短板”。要全面推进精准扶贫，大幅增加扶贫投入，创新扶贫机制，探索以省为主创新建立医疗保障、低保兜底“两项机制”，以县为主搭建产业发展、就业培训、异地搬迁、基础设施建设、生态扶贫“五大平台”。近期要重点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省里已成立扶贫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作为省级投融资主体，统筹全省易地扶贫搬迁项目资金。要求县市区按照市场化运作原则，利用现有县级融资平台公司设立子公司，作为项目实施主体，与省里对接，落实各项任务。县级财政还要通过整合专项资金、增加预算安排等渠道，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向项目实施主体支付项目费用，偿还贷款本息。
“改”：通过改革降成本
湖南日报：中央要求，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打出“组合拳”。我省如何切实降低企业成本？
郑建新：帮助企业降成本，主要是通过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税费负担、社保缴费、财务成本、电力价格、物流成本等。财政部门主要从两方面发力。
大力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一方面，减税清费。今年，将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全面推开营改增改革，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纳入改革范围。进一步清理取消、整合规范现有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逐步减少项目数量，继续实行目录清单管理，完善公示制度，提高收费政策的透明度。对已取消或免征的收费项目开展“回头看”，防止乱收费现象反弹。另一方面，实行财政收入预算弹性控制，并适当调低收入增长预期，防止收“过头税”和乱收费，给企业和市场主体留出更多的可用资金。
积极支持、深度参与其他领域的重大改革，如简政放权、国企改革、金融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农村改革等。
⑨ 要稳妥推进吗改革，落实推动中央与地方财政
1、 2017年：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好各项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会议回顾，2016年“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总需求，妥善应对风险挑战，经济社会保持平稳健康发展”。会议指出，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会议强调，2017年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同时，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坚持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思路，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总需求，加强预期引导，深化创新驱动，全面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今年没有提具体的GDP目标，意味着政府已经不再简单追求经济增长，从稳增长更多转向改革和调结构。各项政策以“稳”为主，稳是主基调，稳是大局，在稳的前提下要在关键领域有所进取，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奋发有为。在政策托底的同时，坚持供给侧改革为主、需求侧适度扩大为辅。17年来看，供给侧改革的推动以及调控房地产，金融防风险，供需两方面结合，可能会出现类“滞胀”格局，经济增速平稳或略走弱，但工业品为代表的通胀水平上升。
2、 财政政策：积极有效，并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会议指出，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预算安排要适应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保障民生兜底的需要。”去杠杆方面，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要支持企业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加大股权融资力度，加强企业自身债务杠杆约束等，降低企业杠杆率。
——其中 “控制总杠杆率”、“宏观上管住货币，微观信贷政策要支持合理自住购房”、“降低企业杠杆率”，从社会结构来看，居民加杠杆受限，而企业在去杠杆周期，因此，整体来看，政府或将小幅提升杠杆，延续2016年“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的说法，预计2017年我国赤字率或小幅提升（赤字率可能从3%提高到3%-4%），具体的力度有待两会确认，对应的国债与新增地方债额度将有所增加。与此同时，我们认为降低企业税费负担有利于增加经济活力，尤其是在目前全社会资本回报率较低的情况下。不过，个人税费改革在此并未提及，有待推进。
此外，会议还提出，“稳妥推进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落实推动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加快制定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总体方案，抓紧提出健全地方税体系方案”。12月16日，财政部也在其官网上发布《国务院关于实行中央对地方增值税定额返还的通知》，表明“以2015年为基数实行定额返还，对增值税增长或下降地区不再实行返还或扣减，返还基数右财政部核定”。
3、 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但不意味农产品通胀
会议指出，今年以“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为抓手，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初步成效，部分行业供求关系、政府和企业理念行为发生积极变化。明年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会议还提出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提到农业供给侧改革，市场认为明年农产品价格可能也会出现像今年煤炭钢铁那样的爆发式行情。我们认为这可能曲解了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本意。农业供给侧并不是简单粗暴的去化农业产能，而是要理顺价格和供需关系，包括收储制度的改革。今年已经推行了玉米等收储制度改革，补贴农民而不是补贴玉米价格，今年玉米价格尽管有所上涨，但主要是减产导致的，而不是改革导致的。本质上农产品价格仍是看供需关系。明年政府可能继续鼓励农民减少玉米种植，增加土豆和大豆种植。农作物结构有所调整。但育种能力的提高，使得目前新种子会提高每亩单产，比如美豆今年单产就明显提高。此外，农村土地的集约化，从小农户种植转向大农户机械化种植也会提高种植效率。因此，农业供给侧改革并不等同于农产品通胀。目前在农产品中，除了油脂和白糖基本面相对支持价格上涨，其余的产品还看不到价格明显上涨的基础。
4、 货币政策重提流动性闸门，偏紧态度显现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明年货币政策的定调是“稳健中性”。尽管仍是“稳健”，但含义可能已经发生了一定变化。这次提到“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适应货币供应方式新变化，调节好货币闸门，努力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和机制，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
从历史上来看，当货币政策提到“闸门”或者“流动性闸门”都意味着货币政策处于收紧的基调上，比如2010年下半年到2011年上半年，2013年全年以及2014年上半年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都提到了“闸门”。
从目前经济环境来看，PPI近期有快速上升的压力，带动CPI也缓慢上升，而全球的通胀水平和通胀预期也在上升，加上今年房地产过热，货币政策在年内其实已经针对通胀风险悄然收紧，包括近期流动性偏紧推动整体市场利率大幅上升。不过，目前央行尚未对基准利率进行调整。如果明年美联储持续加息，如果加息次数达到2-3次甚至更多，那么在美元走强以及人民币汇率压力增强的情况下，国内央行可能也会考虑适度提高基准利率。但前提是经济仍保持相对平稳发展。
不过目前国内经济基本面更类似于“滞胀”格局，上中游工业品价格上涨带来通胀压力，但下游的终端需求可能在房地产调控以及居民杠杆放缓的情况下逐步放缓。这可能对下游企业构成不利。因此货币当局在“滞胀”局面下更艰难平衡货币政策的松紧程度，可能处于边走边看的状态。
对于流动性而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适应货币供应方式新变化”，如果外汇占款的流出一直使用逆回购和MLF进行对冲，那么可能会存在机构可质押券不够以及LCR指标分子缩水导致融出资金意愿减弱等问题，货币市场流动性偏紧的格局即使在央行不提升基准利率的情况下可能都会处于紧平衡状态。我们的市场调查中，投资者也普遍认为明年7天回购利率平均水平处于2.5%-3.0%区间，高于今年2.0%-2.5%区间。而近期债券市场的剧烈调整已经较大程度反映了货币政策的收紧，明年利率水平不会再出现明显的上升，甚至可能会有一定幅度回落。
5、 房地产调控延续
中央经济工作会提提到：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既抑制房地产泡沫，又防止大起大落。要在宏观上管住货币，微观信贷政策要支持合理自住购房，严格限制信贷流向投资投机性购房。
这意味着明年仍会保持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通过限购限贷以及房贷政策打压投机需求，支持刚性自住买房需求。
而就在2015年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当时对房地产的基调仍是化解房地产库存，提到“取消过时的限制性措施”。而2016年的房地产放松使得房地产快速上涨，导致目前又转变为进行调控，市场的起落很快。明年预计房地产销量有明显的放缓，房贷增量也相应下降，也会一定程度带动房地产投资回落。这是明年经济向下的风险点。
6、 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
会议提到，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会议并没有明确指出金融风险点是哪些。但指出是有“一批”。我们认为这些风险点可能包括今年政府很关注的金融杠杆风险、P2P、互联网金融风险、近期的保险举牌、房地产首付贷和土地拍卖融资等房地产违规融资、部分商品期货过度炒作等等。而近期资金面的收紧已经对金融杠杆以及债券杠杆进行了一定去化和调控。预计明年银行理财新规还会对过快发展的银行理财业务进行约束。预计明年整体金融杠杆都会有所放缓，从而导致货币流通速度放缓以及货币增速放缓，这也会某种程度上制约金融资产泡沫。
2001-2016年财政货币政策基调
2001：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继续发行长期建设国债，保持必要的投资拉动力度……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加大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要加强信贷管理，降低不良贷款比例，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2002：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明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发行一定规模的建设国债。要进一步用好国债资金。调整和优化国债资金的使用方向和结构，着力提高使用效益。集中力量办大事，确保重大项目的投入和建设。要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2003：要继续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2004：要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第一次转向稳健）
要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继续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过快增长。
2005：坚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2006：要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要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加强流动性管理，合理控制信贷投放和优化信贷结构。要注意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合理引导和有效调控。要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的协调配合。
2007：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转向从紧）
完善和落实宏观调控政策，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好势头。要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按照控总量、稳物价、调结构、促平衡的基调做好宏观调控工作。明年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
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重要作用，严格控制货币信贷总量和投放节奏，更好地调节社会总需求和改善国际收支平衡状况，维护金融稳定和安全。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防止投资反弹，促使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水平。要采取有力措施抑制价格总水平过快上涨。
2008：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转向适度宽松）。
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促进货币信贷供应总量合理增长，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引导和改善市场预期，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进一步改善国际收支状况。保持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2009：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重点。要突出财政政策实施重点。
要密切跟踪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把握好货币信贷增长速度。要积极扩大直接融资，引导和规范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2010：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转向稳健）。
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发挥财政政策在稳定增长、改善结构、调节分配、促进和谐等方面的作用；保持财政收入稳定增长，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下决心压缩一般性支出，厉行节约；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坚决防止借“十二五”时期开局盲目铺摊子、上项目。
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按照总体稳健、调节有度、结构优化的要求，把好流动性这个总闸门，把信贷资金更多投向实体经济特别是“三农”和中小企业，更好服务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2011：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要继续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加大民生领域投入，积极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严格财政收支管理，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货币政策要根据经济运行情况，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合理增长，优化信贷结构，发挥好资本市场的积极作用，有效防范和及时化解潜在金融风险。
要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促进房价合理回归，加快普通商品住房建设，扩大有效供给，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2012：“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逆周期调节和推动结构调整的作用。”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结合税制改革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各级政府要厉行节约，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把钱用在刀刃上。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注意把握好度，增强操作的灵活性。要适当扩大社会融资总规模，保持贷款适度增加，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切实降低实体经济发展的融资成本。要继续坚持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不动摇。要高度重视财政金融领域存在的风险隐患，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2013： 必须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要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厉行节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扩大营改增试点行业。
要保持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改善和优化融资结构和信贷结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推进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金融运行效率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2014：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力度，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
2015：“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实行减税政策，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在适当增加必要的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的同时，主要用于弥补降税带来的财政减收，保障政府应该承担的支出责任。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为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降低融资成本，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社会融资总量适度增长，扩大直接融资比重，优化信贷结构，完善汇率形成机制。
2016：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预算安排要适应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保障民生兜底的需要。 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适应货币供应方式新变化，调节好货币闸门，努力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和机制，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
要在增强汇率弹性的同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