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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源如何提高质量

发布时间: 2022-08-10 14:50:53

① 现代金融如何提速发展

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现代化经济发展的重心在实体经济上,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金融的发展。金融不仅要回归到实体经济本源,还应该发挥共荣共生,互相促进的作用,发展质量高、效率优、创新强、体制活、协调性好的经济环境,为实现普惠金融,改善金融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起到了积极作用。

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业的本质要求,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金融业必须要实现自身的改革和发展。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利于提高金融的供给质量,使得实体经济融资环境逐步生态化,实现供需动态平衡。

将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和薄弱环节,更好地满足实体经济发展需求,从服务实体经济质量效益入手,尽快构建适应新经济信用管理体系,利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催生新企业需求,创新传统的抵押担保方式,全面革新信用管理,建立“渠道+场景”、“线上+线下”的一体化综合金融供给体系。

金融发展的过程中,应该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建立包容共享的绿色生态体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快生态文明体系改革。绿色金融是绿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发展农村金融的过程中,必须持续增强绿色发展理念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发展绿色金融,把握好稳增长、调结构、控总量之间的关系,通过差异化的信贷政策,对绿色新兴产业和传统落后产业之间的信贷转化,以资本节约、质量改善、效益提升为核心,引导资金向生态农业方向发展,构建市场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实现绿色金融服务的多样化,提升绿色金融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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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如何提高中小银行金融市场部的管理效能

配置效率改进措施

第一,大力发展中国债券市场,深入推进股票市场上市制度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例,转变社会融资方式。社会融资方式借以减轻对银行信贷方式的过度依赖,既能形成银行体系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外在压力,又能纾解银行体系改革的内在风险。

第二,货币当局应改变以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控制信贷规模等数量调控手段为主的货币政策思路,逐渐过渡为以利率价格手段为主,流动性延续宽松手段为辅的策略。流动性延续适当的宽松,可以提供金融资源供给避免伤害到实体产业正常性贷款需求,与利率价格上调合力形成对金融资源需求的有效调控。

第三,政府主动适时调整国家产业政策与财政投资进度,控制好国内基础设施等固定投资的过快增长,从而避免信贷配给手段下造成对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的变相“挤出效应”。
据审计署去年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显示,2010年底,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174.91亿元,其中银行贷款为84679.99亿元,占比79.01%;已支出的债务资金中用于市政建设、交通运输、土地收储整理、科教文卫及保障性住房、农林水利建设等公益性、基础设施项目的支出占86.54%。另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去年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企业投资占比为35.60%。

③ 学术论文刘光溪《优化金融资源配置 完善地方金融管理》 —加快推进金融纵向改革的步伐

优化金融资源配置 完善地方金融管理
—加快推进金融纵向改革的步伐
云南省金融办党组书记 主任 刘光溪

我国金融业深受大一统管理体制的影响,这一体制造成高度的金融垄断、高度的金融压抑、高度的金融监管,严重制约了地方金融机构特别是中小微金融机构的发展,导致地方金融监管与调控的缺失,国家高度垄断了金融资源。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各种专业性、管理性金融机构先后从人民银行和财政部门分离出来,并普遍采用分支式的组织形式。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金融业的主要特点,从而奠定了近30年来我国金融制度演进的内在基础。
中国入世后,金融业逐步对外开放承诺形成刚性的制度约束,我国金融业掀起新一轮横断层面的改革与对外开放。由于改革主线是在分业监管体制和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结构上做文章,没有在纵向层面进行放权让利,打破金融垄断,而是中央金融部门进一步集中了各方面的金融资源,成为金融资源主要供给者和金融资源垄断者;地方作为资金支撑项目的落脚点,中小微企业、三农经济、县域经济等实体经济成为金融服务的薄弱领域,地方金融资源稀缺进一步加剧,存在严重的金融压抑。近几年来,为了推动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地方政府大力发展地方金融,充分发挥金融对资源的配置作用,为实体经济提供金融服务。各种新兴金融机构、小微金融机构提升了地方金融的服务能力,拓展了地方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成为我国地方金融业重要的补充。在我国地方金融机构中,各种游离于体制之外的民间金融长期以来是中小微企业重要的资金供给者,民间金融活跃但缺少约束的现实状况,无疑加大了民间金融的脆弱性。
金融资源供给与需求不一致,中央金融部门与地方政府存在重重的博弈,导致金融运行成本增加。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成为当前社会各阶层和民间大众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和焦点,建立国家与地方分层有序的金融监管体系成为必要。国家“十二五”规划第一次提出“强化地方政府对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处置的责任”,明确指出地方金融发展和管理体系建设的问题,十分符合我国经济金融在纵向结构及横向结构均存在巨大差异的现状。2012年1月6日,全国第四次金融工作会议指出,强化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意识和责任,有利于坚持发挥中央监管部门指导、协调和监督作用,维护金融业改革发展战略、金融宏观政策、监管规则与标准的一致性和权威性,又能引导和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大力改善金融环境,促进经济和金融健康发展。2013年7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支持地方人民政府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管,对非融资性担保公司进行清理规范。2013年8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强调地方人民政府要在健全法治、改善公共服务、预警提示风险、完善抵质押登记、宣传普及金融知识等方面,抓紧研究制定支持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政策措施;切实落实融资性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投资(咨询)公司、股权投资企业等机构的监管和风险处置责任,加大对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的打击惩处力度;化解金融风险,切实维护地方金融市场秩序。
中央金融业的高度集中垄断、地方正规金融的高度压抑以及民间金融的高度脆弱交叠存在,是近30年来我国金融业发展的现实状况。本文拟从我国金融管理体制存在10个方面的不匹配问题,探讨如何构建和完善分层有序的金融管理体系,强化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推动金融业市场化改革与发展,进一步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为地方经济金融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提供金融支撑和保障。
一、我国金融管理体制存在的不匹配问题
(一)我国金融体制纵向层面的不匹配问题
1.国家金融政策统一制定与地方金融政策制定权和经济差异化发展需求不匹配。金融政策是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在法律法规赋予的权限范围内,在金融市场上通过各种金融工具或者金融手段,调节政府与非政府之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国内与国外之间金融资产的流量与存量的各种行政性行为。金融政策主要通过利率、汇率等价格机制以及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业务等数量供求机制,调节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实现市场供求平衡,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此外,通过行政管理手段对金融法规进行完善和补充,实现一定政策倾斜突破和差异化管理手段是金融政策的重要补充职能。金融政策一般根据经济目标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要具有可控性、可测性、灵活性和可变性,才能适应市场调节需求和经济形势的变化,充分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
国家各金融部门高度集中了金融政策的制定权与操作权,有利于确保国家金融政策的权威性与统一性,然而却忽视了金融政策灵活性、可变性的本质特征。实际上,我国幅员辽阔,各个省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居民消费习惯、教育水平、文化传统、信用状况、民族特性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这种地域的差异性、经济发展不平衡对高度集中高度统一的金融政策形成制约,间接抵消了金融政策特别是紧缩性金融政策的操作效应。在我国金融政策操作实践中,扩张性和紧缩性金融政策呈现出严重的不对称效应。近10年来,我国紧缩性金融调控政策很难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
显然,国家相关部门统一制定的金融政策不可能充分考虑各个地方对金融政策差异化的需求,比较难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从而导致国家金融政策的有限性与不对称性。地方经济作为金融资源供给主要落实地和金融政策主要调控对象,它的发展需要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金融政策制定权与调控权,形成国家金融政策为主导,地方差异化金融政策为补充的金融政策体系,才能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现实状况,满足地方经济差异化、多元化发展的金融服务需求。
2.国家金融法律法规统一制定与地方金融立法缺失不匹配。法律法规是金融发展的制度基础,主要规范规定各种金融市场活动主体具有长效性行为以及相关经营交易活动。不同的法律法规体系决定了金融业发展的不同路径。作为单一制国家,我国金融领域的立法权主要集中在全国人大。国务院办公厅、一行三会、外管局、财政部以及发改委等部委分别从各自监管的角度,制定了一系列行政法规以及部门规章。上述的法律法规基本上涵盖了我国金融业发展的方方面面,并详细规定了各行业在市场准入、持续监管、自律管理等方面的市场行为,成为金融改革、金融发展的制度基础。金融法律法规与金融政策相比较,在较长时期内具有相对稳定是其主要特点。
然而,高度集中统一的金融法律法规保证中央立法权的权威性,却对金融业发展形成种种制度性约束:一是全国高度集中统一的金融法律法规必然造成金融资源的高度垄断集中,形成金融机构大而不倒的局面,不利金融风险的防范与金融市场化改革发展,其结果必然是银行捆绑财政,中央财政部门成为金融风险最后承担者;二是形成金融资源配置马太效应,加剧了东部、中部、西部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落后地区、农村地区很难获得金融资源的支持;三是间接影响到金融机构经营机制,各大金融机构很难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特色化、差异化的金融服务,造成所谓地方正规金融高度压抑,发展严重滞后;四是地方民间金融作为地方经济差异化发展主要资金供给者,只能向地下化、灰色化发展,进一步加剧了民间金融发展的不规范和脆弱性。
我国现行集中统一的金融法律法规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省级人大的金融立法权和地方政府的金融监管权,这就造成了地方金融监管空白、缺失与薄弱,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金融服务县域经济、“三农”经济、小微企业、民生经济等实体经济质量的提升。结果,发展地方特色金融,成为地方政府被动被逼被迫的选择。地方政府发布各种指导性文件支持地方金融发展,这从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家金融法律法规贯彻落实的难度,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地方金融管理混乱。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和地方金融机构培育和发展,国家应赋予地方省人大一定的金融立法权和地方政府金融调控权和监管权,以此推动地方金融监管体制建立与完善,加快市场化改革发展。
3.国家金融业垂直监管与地方金融监管权缺失的不匹配。金融法律法规决定了金融业监管模式与金融机构组织结构。我国金融机构普遍采用分支式的组织形式,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是我国金融业主要特点。国家相关部门集中了我国金融业主要监管权,一行三会一局、财政部金融司、发改委财金司是我国金融业的主要监管者。
由于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分业垂直、高度集中的金融监管体系导致监管条条分割,监管链过长,不能及时反映地方金融信息,导致监管成本增加,经营风险、道德风险的出现不可避免。以国有银行改革为例,金融资源供需失衡导致巨额的三角债与银行不良资产的出现,特别是四大国有银行在股份制改造过程中第二次剥离不良资产,其规模远远超过了第一次剥离水平。同时,由于受到金融监管成本与监管效率的制约,外汇管理局、证监会、保监会大多在州(市)一级设立监管机构;银监会只在经济发达县级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办事处;人民银行作为县级唯一健全金融监管机构,由于部门职能限制,很难发挥扶持地方金融发展的作用。显然,高度集中、分业垂直金融监管体系很难真正实现有效监管,还造成了地方金融监管真空、监管弱化、监管滞后的出现。
近年来,随着地方新兴金融机构特别是贴近基层、贴近社区、贴近民生等小型微型金融机构的培育和发展,国家相关监管部门已无力激发地方各类金融市场主体的活力,难以完善对地方新兴金融机构的管理。各种游离于正规金融之外的民间金融活跃但缺少约束,在存贷利差过高情况下,加重了民间金融经营的投机性与风险性,违约破产所产生的社会成本加大,容易引发社会动荡。因此,参照我国分税制放权让利的改革措施,实施下行、下沉、下放、下移、下调的金融改革,让渡部分金融管理权给地方政府部门,增加地方政府金融管理的话语权,是健全地方各项金融监管制度,强化地方政府金融监管责任,优化金融监管资源配置,维护地方金融稳定的有效途径。
4.国家金融资源统一供给与地方金融资源缺失和差异化需求不匹配。金融资源只有发挥市场基础性配置功能,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才能实现金融资源价值最大化。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和国有大型金融机构是金融资源主要供给者和实际控制者,然而与消费、投资、出口以及政府公共支出相联系的金融资源需求主要来自地方项目单位,这就造成金融资源供给与需求的不一致。在过去30年金融制度变迁过程中,中央金融资源供给导向和地方金融资源需求导向虽然交替存在,但从总体上看,金融资源需求导向占据了主导地位。事实上,国家金融部门并没有真正掌握金融资源配置的主导权,而是受到地方政府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巨大压力所趋使。
金融资源供给与需求普遍存在非均衡性现象,导致国家与地方之间、各金融机构总行与分行之间存在层层委托代理关系,导致金融资源配置的社会成本增加,不利于我国经济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广。金融资源的过渡集中,国家以权力配置金融资源成为必然,各个地方政府只有通过跑(步)部进京,寻求金融资源分配的政策倾斜。结果,权力干预有形之手代替市场无形之手配置金融资源,造成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同时,进一步推动地方政府加强对地方金融资源的调控配置,以满足贴近市场、贴近基层的金融资源差异化需求。
5.国家信用资金指导性配额与地方项目市场化资金需求的不匹配。1998年,我国取消了信贷计划指标,对银行机构信贷规模采取存贷比例控制,但事实上还存在变相的信用资金计划分配问题。在过去10多年信用资金指导性分配过程中,人民银行主要通过直接信用控制如信用配额、存贷比控制以及选择性货币政策如消费者信用控制、证券市场信用控制等手段控制社会信用总规模。以信贷资金分配为例,中国人民银行通过信贷额度发放指导性计划对各大商业银行进行调节;各大商业银行在人民银行规定计划限额范围内在内部层层分解,下达各级分行年度信用资金分配计划,实现了通过信贷分配计划对各省级分行进行二次控制。同时,人民银行各省级分行还监控辖区内信贷资金分配计划,加强对地方金融控制。
信用资金计划分配的制度安排造成落后地区信用资金流出不可避免,而金融机构分支式的组织结构则为信用资金流出提供了便利。由于地方实体经济的各种落地项目是按照风险收益的市场化原则进行经营,在利率管制、汇率管制的情况下,金融市场上的价格机制还不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这就促使各金融机构总部通过信用资金跨省市调动,主动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结果导致地方金融发展的长期非理性,金融资源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流动,从县、州(市)两级向中心城市集中。全国各地金融资源分配不均的情况更加突出,使得贴近基层、贴近市场以及经济落后地区的金融资源更加稀缺。显然,作为金融制度核心要素的金融交易关系依然是一种以政府为主体的配额交易关系,使得落后地区风险较大或者收益较低的项目很难获得正规金融支持。
(二)我国金融体制横断层面的不匹配问题
1.金融分业垂直监管与金融资源横向共享不匹配。在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演进路径中,金融业基本上形成了分业监管模式。由于受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金融监管不仅形成条条分割式的监管体系,还存在“九龙治币”的问题,造成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相互推诿,监管效率低下,金融监管弱化、金融监管真空、金融监管滞后成为不可避免现象,这不利于金融风险及时防范与化解,同时还留下了大量金融政策、金融法制的空白。各个监管部门之间难以实现金融信息共享,这不利于金融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作用。以债券发行监管为例,发改委、证监会、人民银行分别负责非上市公司债券、上市公司债券以及中期商业票据发行的监管权,财政部则代理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为此,温家宝在全国第四次金融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我国债券市场管理不统一,市场互联互通不顺畅,不利于完善债券市场管
理体制,建立统一准入制度和监管标准,落实监管责任,扩大债券市场规模,营造良好的市场制度环境。
分业垂直金融监管体制与“九龙治币”金融监管模式容易形成监管真空,存在监管套利,导致监管成本过大,监管缺乏效率。在全球金融业普遍实行混业经营的大背景下,金融监管边界越来越模糊,这从一定程度上需要加强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横向联系。近几年来,随着我国金融机构逐步实现综合经营,地方作为资金支撑项目的落脚点和金融资源主要需求者,更需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信息资源的优势,主动优化配置金融监管资源,为金融业发展提供良好制度环境。
2.我国金融高货币化与金融发展低效率不匹配。经济落后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增长需要积累一定货币资金。货币资金积累越多,计划投资的规模就越大,经济增长也就越快。M2是用来度量货币资金供应重要指标,它与名义GDP比值(货币化指数)反映了一个国家金融发展程度。西方发达国家货币化指数接近1左右时,普遍存在一个倒U的拐点,此时,一个国家金融发展建立了相对成熟、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货币化指数全面超过欧美发达国家水平,接近日本水平,货币化指数并没出现历史性拐点,而是继续保持上升趋势。2005年,我国货币化指数创下历史新高,攀升到1.8左右,此后一直保持相对较高水平,并没出现所谓的货币化拐点。
高货币化是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金融高度集中垄断的结果,这也是我国经济增长奇迹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高货币化是国家通过对货币供应量控制满足消费、投资、出口等方面货币资金需求,获得了巨额的货币红利,促进了经济增长。然而,高货币化没有真正反映我国金融发展的实际状况,还从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金融业运行效率十分低下,计划的货币资金与信贷资金供给仍然是我国信用资金主要供给手段。中央金融存在高度垄断、地方正规金融存在高度压抑以及民间金融存在高度脆弱相互交叠,造就了我国金融的高货币化现象。结果,我国货币政策不对称效应出现了,地方各种游离于体制之外的民间金融作为县域金融的重要补充,间接地抵消了缩紧性货币政策的效应,紧缩性货币政策在我国是低效甚至是无效的,中央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有限。
探索建立统一规范的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可以代替目前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部门联系会议,形成稳定固定的监管机制,实现金融监管信息共享,推动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结合我国国有金融机构的现实状况,组建金融国资委是实现超级监管的有效途径。金融国资委不仅将管理财政部、汇金所持中央级国有金融资产,还将使中国人民银行逐步从管理出资人职责及部分金融监管职责中退出,银监会、保监会及证监会三家监管机构将从出资人角色中逐步退出,集中行使金融监管职能。
在探索地方金融管理体系建设过程中,各省市可以借鉴中央金融国资委以及上海市、成都市等地方成立金融国资委的管理经验,组建地方金融国资委,改变地方金融机构由国资委、金融办等部门多头管理而不统一的现状。成立地方金融国资委有利于理顺地方金融机构出资人管理职能,实现地方金融机构之间管理信息的横向共享,促进金融资产保值与增值,完善地方金融管理,推动地方金融发展。

④ 金融市场是如何发挥配置金融资源这项功能的

通过金融机构
比如 证券市场
期货市场
保险公司
银行
社保基金
等将手中有多余资金的人的资金流入需要投资或者支出的人手中
大大的提高了资源效率
利率放开不一定
因为一些大的金融机构也许会更加容易操控市场==诸多原因

⑤ 金融业怎样服务好供给侧改革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发展依靠改革开放、加入WTO和劳动人口三大红利,保持经济持 续高速发展。然而,近来中国经济己经步入由高速増长转为中高速増长、经济结构调整趋于优化、 新旧动力转换的新常态时期,以往需求侧的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对经济増长的拉动日 渐乏力,结构性的供需错配现象也较为严重,亟待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缓解现有经济结构失衡 问题。金融资源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资源,金融的功能就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两者互促共生。 如果说实体经济是肌体,资金是血液,金融体系则是血管。金融业必须助力供给侧改革,亦将得 益于供给侧改革。金融业通过推进利率市场化、改善融资结构以及健全银行业结构等方式,解放 金融束缚,为供给侧改革提供更为有力的金融支撑。而供给侧改革也是金融业自身转型发展的助 推器。通过转变经营理念和改革体制机制,金融机构将更有效地配置和使用金融资源,提高金融 供给体系的服务质效。
一、以针对性金融改革服务供给侧改革
2015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强调,要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 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的适应需 求结构的变化。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方面在于金融端,关键是金融的制度性改革,核心是降低企业 成本、去融资杠杆、提升资本效率。深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善和优化融资结构以及健全完善银 行业结构,是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
经过20余年的稳步推进,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己取得重大突破,金融机构都己具有自主决 定利率浮动的权力。充分发挥市场在价格形成和变动过程中的作用,有利于更好的引导金融资源 配置,不断完善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交易机制,推动社会融资方式的多元化;有利于分散金融 风险,降低企业负债率和融资成本;有利于促进居民财富的増长,引导居民理财和消费行为理性 改变;有利于资金流向高收益、高科技和前景好的新兴产业和初创企业,为中国经济再平衡和产 业结构调整创造良好的条件;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从外延粗放式的増长模式转向内涵集约式的増 长模式,真正实现供给侧改革的目标。与此同时,利率市场化也对银行等金融机构带来定价、结 构以及风险三方面的挑战。从产品定价来看,利率市场化导致短期利差震荡、中期利差下降,金 融机构需不断提升产品风险定价能力。从产品结构来看,为减少利差收窄的不利影响,金融机构 需要调整产品结构,即通过综合化经营扩大非息收入,进而会増加高风险高收益资产的占比。从 风险管控来看,利率震荡导致波动性増加,加之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其强烈的逐利动机也可能 带来轻视风险的倾向,这对金融机构的风险管控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虽然利率市场化改革己取 得决定性的进展,未来仍有三方面任务需要持续推进。一是央行主导的商业银行基准利率体系应 尽快退出,相应的由市场主导的金融机构利率体系应逐步建立,以最终实现利率市场化。二是増 强金融机构的市场化定价能力,逐步弱化对央行基准存贷款利率的依赖。三是进一步疏通利率传 导机制,让短期利率的变化能有效影响存贷款利率、债券收益率和其他市场利率。
供给侧改革成果在资本市场的体现,主要就在于激活资本市场,为企业创造更多元化的融资 渠道,提供更低成本的融资方式。目前中国企业的融资结构仍以间接融资为主,2015年,新増直 接融资仅占社会融资规模増量的23.2%,虽比2014年攀升6.03个百分点,但仍属于较低水平。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本身并无绝对的好坏之分,只是在中国直接融资比重过低,导致了对间接融资的过度依赖,产生了杠杆率过高、金融风险过于集中、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等难题。加快资 本市场建设,健全多层次、多元化、互补型、功能齐全和富有弹性的资本市场,有助于提高直接 融资比重,更好地满足创新型増长模式下实体经济多样化的融资需求。直接融资无需金融中介机 构介入,有助于盘活存量资产,减少企业对银行信贷等间接融资方式的依赖,降低经济转型调整 阶段的金融风险;提升直接融资比率有助于避免由于依靠银行信贷加杠杆,而造成非金融部门财 务不可持续的现象,有助于企业降成本、去杠杆,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为有效促进供给侧改革,商业银行应通过开展投贷联动、优化信贷投向、完善银行业结构和 创新农村信贷制度等四个方面举措用好増量、盘活存量,构建治理良好、结构合理、充满活力和 创造力的银行业机构体系,为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一是 积极开展投贷联动,让“双创”成为发展新动力。改变过去商业银行只为客户提供信贷支持,PE/VC 企业提供股权融资服务的方式,准许银行通过子公司开展投资,以“股权+债权”的模式,可以 为创业期的小微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企业提供有效融资。投贷联动能够有效地将商业银行的资金、 客户、品牌和渠道优势与风险机构的风控能力和投资能力的优势相结合,切实支持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二是商业银行应准确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做好信贷投向的“加减法”。一方 面,对科技产业、新兴行业、小微企业的信贷投放“做加法”。紧密贴合国家经济发展、结构调 整的大政方针,加大对“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等战略新兴产业的信贷支持;另一方面, 对过剩产业、垄断行业、落后企业的信贷投放“做减法”。加大力度盘活信贷存量,促进“僵尸 企业”和问题企业不良贷款的出清,推动不良贷款的化解和处置工作,严格限制“两高一剩”行 业的信贷额度和规模。三是加大力度推进民营资本建立小型银行的过程,构建城市小型商业银行 队伍,门当户对地为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加强和丰富金融体系的“毛细血管”,针对性地提 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四是创新农村信贷制度,发展普惠金融。近日,《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 权抵押贷款试点暂行办法》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暂行办法》颁发,并鼓励地方政府 部门通过贴息、风险补偿基金、担保公司担保等多种方式,建立贷款风险补偿及缓释机制。银行 业应合理自主确定贷款抵押率、额度、期限、利率,简化贷款手续,解决农民融资难问题,盘活 农村土地资产,増加土地流转,帮助农民増收致富,加快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步伐。
二、以体制机制创新推动银行自身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促进经济运行效率提升。通过体制 机制改革提高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更有效地配置和使用金融资源,既是供 给侧改革的要求,也是银行推进自身改革和转型的需要。商业银行更有必要从体制机制改革和经 营理念转变入手,加快推进自身的供给侧改革,以适应新环境的要求;有效支持经济体正在开展 的供给侧改革,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商业银行自身供给侧改革主要涉及以下三个领域。
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优化公司治理机制,提高经营和决策效率。进一步完善有中国特色 的公司治理机制,为有效服务实体经济奠定治理基础。充分发挥党委、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 的作用,探索党委领导核心和现代公司治理有效结合的新途径和新方式。推进内部经营机制改革, 充分调动银行经营管理人员服务实体经济的积极性。通过实施用人薪酬机制改革、推行职业经理 人和全员全产品计价考核等制度真正打破“大锅饭”,推动银行从业人员主动提高服务意识和服 务效率。
建立多元化和轻资本的业务模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商业银行应不断加大资产结构、负债 结构以及表内外业务结构的调整力度,努力打造“轻型银行”。在资产业务方面,要顺应资本市 场和直接融资发展的要求,把同业业务、债券投资等非信贷业务作为发展重点,降低信贷类资产 的比重。在负债业务方面,要转变以存定贷的传统理念,打造以资产驱动负债的经营思路,进一 步提高负债的主动性。通过大力发展投资银行、资产托管、财富管理、现金管理、交易型银行等 新型业务和表外业务降低风险权重,使风险加权资产増速低于总资产増速、管理资产増速高于资 产规模増速。以经营效率提升真正实现低资本占用和低成本扩张,以相对较少的资本投入驱动相对较大的金融资源,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构建市场化、精细化和专业化的业务管理机制,提高管理效率。要打破传统管理体制的桎梏, 深入探索事业部制和子公司制,推动经营管理模式从以块为主向条块结合转变,有效提升专业化 经营管理能力,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进一步顺应利率汇率市场化、资产负债结构变化、表内 外结构变化的要求,持续深入推进资产负债管理转型创新,推动资负配置和管理从被动、单一、 表内向主动、多元、全表管理转变,更加注重全资产和大负债的动态、组合和前瞻管理。通过内 涵式、精细化管理机制的建设,更有效地服务实体经济。

⑥ 银行如何争取金融资源做大区域金融规模

1、单列普惠信贷计划2、经济资本占用调整3、增加人员配置4、加大费用支撑。
1、单列普惠信贷计划2019年3月,银保监会发布《关于2019年进一步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明确了单列信贷计划的政策要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年初要以完成“两增”目标为导向,在客观预估当年本行各项贷款增速的基础上,单独制定普惠型小微企业信贷计划,并分解至各一级分行。信贷计划需经本行主要负责人签字认可,执行过程中不得挤占、挪用。监管部门要求银行单列信贷计划并不是全新的要求,而是对以前政策的延续和强化,在此之前设立大型银行的普惠金融事业部都会有普惠信贷计划,会对投放进行专项管理。但是不少中小银行还没有这方面的规划,或规划不够清晰。提出单列信贷计划要求有利于对普惠的进一步专项支持,进一步落实人、财、物的配套支持。2、经济资本占用调整经济资本是银行进行内部非预期损失计量和管理的一种手段。经济资本占用对银行贷款来说也是成本之一,因此银行在计算贷款收益时,需要扣减经济资本占用成本。银行一笔贷款收益=利息收入-资金成本(FTP供应价格)-增值税-经济资本成本(经济资本占用成本)-风险成本(不良拨备)-运营成本-其它成本。其中:经济资本成本=授信业务经济资本*经济资本回报率。经济资本回报率=账面利润/经济资本占用额*100%,反映的是经济资本的使用效率。通常银行内部计价时会给个固定值,10%。授信业务经济资本=授信余额*经济资本占用系数。经济资本占用系数通常分为基础系数和调整系数。基础系数通常以客户内部评级结果为主要维度进行设置,进行分级量化。具体方式可参加下表。如一户普惠企业内部评级为BBB,它的基础系数则为13%。小微企业内部评级 基础系数AA,5%A ,7%BBB 13%BB 22%B26%C28%调整系数通常与授信产品品种、投向、期限、担保等要素挂钩,银行内部会根据上述几个要素设置对应表,并进行量化计算。调整系数=产品品种调整系数×投向调整系数×期限调整系数×担保调整系数×其他调整系数。如一户普惠企业的调整系数可计算80%*100%*90%*70%*100%=50.4%。案例:一笔内部评级为BBB的500万元贷款的经济资本成本则可计算为:经济资本成本=500*(13%*50.4%)*10%=500*0.655%=32.76(万元)通常各银行为落实监管要求,提升一线投放普惠贷款的积极性,会在经济资本占用上给予普惠贷款一定优惠措施。如下调基础系数,下调产品、投向、期限和担保的调整系数,以降低普惠贷款投放对应的经济资本成本,让一线投放普惠贷款可以产生更多的贷款收益。3、增加人员配置银行要想发展好普惠金融业务,条线队伍建设是普惠金融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没有人,干不成普惠金融;没有专业的人,干不久普惠金融。对银行来说,培养一支健全、专业、经验丰富的普惠条线队伍,是一开始就须认真布局的事情。增加总分行普惠金融部门人员配置:普惠发展的教训经验表明,“火车跑的快、全靠车头带”,没有强有力的中场支撑,普惠金融业务的发展就没有未来。健全总分行部门人员配置,提升条线专业化、精细化的管理能力,是首要工作。尤其须提升中场的发展规划、客群定位、产品设计、渠道建设、风险控制、过程管理、队伍管理能力。银行通常会在总分行部门中设置3个团队:产品、险、综合管理团队,作者认为,在普惠金融线上化发展的趋势下,再设置1个科技团队显得尤为重要。培养适合自身的客户经理展业队伍:银行普惠金融客户经理队伍有两种模式:一是建立普惠金融专营客户经理队伍,这些客户经理只做普惠金融业务,并有独立的客户经理评级体系和考核体系;二是全功能客户经理模式,即客户经理既做大公司业务,也做普惠金融业务。在实践中,两种模式都有,部分银行也没有严格区分,两种模式同时存在:在支行层面,客户经理大小业务都做,可自行选择是否进入普惠专营客户经理序列。两种模式从目前实践来看,没有明显优劣之分,各银行实践不同、体制不同、成效也不同,关键要适合银行自己的实际情况,建立行之有效的人员管理机制。4、加大费用支撑银行需要给予普惠金融条线一定的费用支撑,如营销费用、广告费用、人员培训费用等,用于提升人员营销积极性、加大对外宣传推广力度和提升人员专业能力。部分银行通过打广告很好的树立了银行品牌形象和普惠金融专业形象,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因此,作者也建议银行适当加入广告预算,开展对外宣传。如可以通过本土广播电台、灯箱广告、框架广告、动媒体、网站、微信、专业期刊等渠道投放一定的广告。

⑦ 如何提高贷款质量

您好,提高贷款质量从:1.转变经营管理理念,由贷款管理向风险管理转变,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贷款风险分析、控制与防范...

2.建立完善的信贷人员“进出”机制,始终保持信贷队伍的高效性、专业化,切实提升信贷人员整体...

3.坚持审慎经营的原则,严格选择贷款客户,加强对借款人的监督和检查,及时了解借款人的生产经营...

4.持续优化信贷结构,扎实做好信用工程,确保信贷资金的投放张弛有度;

5.严格执行“贷款三查”制度,切实做到“五岗”分设,“三权”分立,形成相互制约、相互监督

如果急用钱,可以考虑通过贷款缓解压力,同时也要量力而行。现在申请贷款的方式很多,您可以通过抵押申请银行贷款,更方便的方式是申请个人信用贷款,建议您选择正规平台,保障您的个人利益及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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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如何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目前,金融业进入了去杠杆、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阶段。而金融改革剑之所指,就是力图减少金融资源内部循环,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助推资金进入实体经济。

2017年,银行业针对空转套利等问题加强整改、严肃追责,禁止杠杆多、嵌套多、链条长、套利多等行为,主动压缩同业业务。银行表外资产扩张放缓,资金空转现象减少,企业融资链条缩短,有效缓解了实体经济融资压力。与此同时,5家大型国有控股银行挂牌普惠金融事业部,为实体经济进一步提供有效支持。一些关键性指标正在发生积极转变:贷款结构优化,新增贷款更多投向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民生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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