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金融中心衰退的原因有哪些
⑴ 详细介绍一下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谢谢了!
1997年6月,一场金融危机在亚洲爆发,这场危机的发展过程十分复杂。到1998年年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97年6月至12月;1998年1月至1998年7月;1998年7月到年底。第一阶段: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
10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台湾当局突然弃守新台币汇率,一天贬值3.46%,加大了对港币和香港股市的压力。
10月23日,香港恒生指数大跌1 211.47点;28日,下跌1 621.80点,跌破9 000点大关。
11月中旬,东亚的韩国也爆发金融风暴,17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创纪录的1 008∶1。21日,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暂时控制了危机。
但到了12月13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又降至1 737.60∶1。韩元危机也冲击了在韩国有大量投资的日本金融业。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于是,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
(1)东京金融中心衰退的原因有哪些扩展阅读:
(1)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但由此而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如民族国家间利益冲撞加剧,资本流动能力增强,防范危机的难度加大等。
(2)不合理的国际分工、贸易和货币体制,对第三世界国家不利。在生产领域,仍然是发达国家生产高技术产品和高新技术本身,产品的技术含量逐级向欠发达、不发达国家下降,最不发达国家只能做装配工作和生产初级产品。在交换领域,发达国家能用低价购买初级产品和垄断高价推销自己的产品。在国际金融和货币领域,整个全球金融体系和制度也有利于金融大国。
⑵ [转载]制造大国为何难成金融大国(第一部分)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孙立坚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不仅使各国经济深受重创,也让当年九月开始成为世界最大外汇储备国的中国开始意识到,对于美国金融体系的过度依赖性所带来的挑战。到了今天越来越多的国人都希望通过大力发展国内的金融体系,把中国变成金融大国,从而绕过美国,直接靠自己来管理自己生产和创造的宝贵财富。然而当我们回溯历史,就不难发现制造业大国挑战金融大国角色早有先迹可循,只是这种尝试往往都以失败而告终,比如日本的泡沫经济,以及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正因如此人们开始寻思:为什么制造业大国总绕不开金融发展的瓶颈,制造业大国究竟有无能力摆脱固有的金融局限性,从而向金融大国成功转型?中国在制造业大国和金融大国的两种发展模式中应该做出如何的选择,或者可不可能建立并驾齐驱的战略?围绕这些问题,我在近期给复旦大学全校学生做的一次公开讲座中,谈了一些自己这些年来的研究心得。一、 “制造大国”和“金融大国”之间的差异性 从日本、东亚四小龙、东盟五国乃至当今的中国所不断打造出东亚制造业立国的奇迹中,我们不难发现:劳动与资本等 生产要素价格和供应的稳定 是这些国家能够在世界经济的舞台上保持强大的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基础;而资本积累、标准化生产和不断拓宽市场来发挥制造业做大做强所需要的“规模经济性”,则是这些国家能够以制造业立国的前提条件。当然,技术更新、管理效率等“软实力”更是这些国家能够以无与伦比的“性价比”优势立足于国际市场的制胜法宝。虽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推进,制造业国家彼此间的竞争开始变得日益残酷起来,再加上市场一体化的进程也给制造业的健康成长带来了很多负面的影响,但是,不管怎样,这些国家为了能让自己继续立于不败之地,它们不断通过政策优化、“软实力”强化和国际合作等方式来弥补自己所面临的制造业大国“比较优势”恶化的挑战。 比如,日本企业今天受到泡沫经济崩溃的影响,靠大量的研发投入来强化自己的“软实力”变得日趋困难,他们不得不收缩自己的生产战线,把宝贵的资源配置到自己今天最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少数几个核心部件的制造环节上。这种商业生态直到最近日本东北部大地震爆发后才让世人清楚的意识到,世界很多著名的成品厂商因为来自日本的核心部件供应缺货而又一时找不到能够替代的其他商家,今天不得不陷入延误和停产的尴尬局面。而中国世界加工厂的地位,也在随着生产要素价格的日益上涨和要素市场的价格自由化改革的推进所带来的波动风险加大而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让我们注意到的是,在当前欧美经济还处于低迷和不稳定的阶段,制造业国家的“消费活力”又处在一个十分有限的状态下,如果此时没有一个良好的“信价比”优势做支撑,那么,这种制造业国家的经济复苏就会变得日益艰难。 与此相比,金融大国的“商业生态”却在很多方面与制造大国有本质的区别:首先,要素价格不能充分的波动,就不可能产生创新的动力,不可能通过获得高收益方式来规避和分散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类金融风险。而要素价格的波动很多情况下都会给制造业带来巨大的麻烦。在日本85年和美国签订广场协议后,因为日元的大幅升值,导致其制造业的本国生产成本相对于出口获得的海外收益大幅上升,结果本国出现了产业空心化和金融泡沫化的严峻局势,而那时日本政府却想通过大量投放货币以恢复日元的贬值优势,但结果给泡沫经济的恶化推波助澜,让日本一个制造业大国和强国陷入了深重的经济危机灾难,直到今天还无法完全复原。幸好,日本大企业那时都纷纷离开了本土,靠自己已经建立起来的制造业品牌优势在国际市场上寻找适合制造业生存的良好环境,这才让日本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得以延续,而后来接班的日本政府也在这场泡沫危机的灾难中充分认识到了制造业立国的“性价比”特征,放弃了原来想靠日元升值的强势来打造东京国际金融中心,从而弥补日本制造业强而金融弱这样失衡结构的梦想。并且,用零利率的高风险手段来维护日元贬值和稳定的格局以确保日本制造业在国际舞台上的充分竞争力。所以,说到底, 金融赚的是“波动”的钱,而制造赚的是“稳定”的钱。 其次,追求“差异化”的金融创新模式是金融大国的发展之本。任何制造业中所需要的大规模的投资或资本积累以及不断开拓市场的努力都会增加金融创新活动的风险和成本而无法达到它们所需要的高收益回报。因为金融大国是靠知识、信誉、制度和敏捷性来谋求差异化的选择中获利,而不是像在制造大国中表现出来的银企之间那固有的紧密合作关系或者配合制造业规模生产所需要的风险控制为主导的金融体系的运行模式,更不会出现不顾对方投资者利益保护的制度环境成熟与否就去抢占越来越多的市场,从而通过同质化的产品来谋求规模经济性的效果。相反,金融大国的强势就在于依靠人才、品牌、市场发展深度和交易技术的精良,通过他们创造的各类“差异化”金融产品和差异化的交易方式来战胜对手,从而获得金融全球化的大环境给他们创造的日益增长的超常收益和风险分散的绝好机会。他们不在乎所在国家和地区征税标准是否高于制造行业,而却十分在乎那里的市场的流动性和创造财富“标的”的质量。像英国伦敦从事金融业人员的所得税在全球都处于高位,但是,集中到它市场的金融人才、业务流量和金融交易的便捷性也是世界首屈一指。所以,我们又可以说, 金融赚的是“差异化”的钱,而制造赚的是“标准化”的钱。 尽管跨国企业也在不断的打造差异化的产品来寻求自己不断改良的商业环境,但是,制造业这种差异化,无论是从深度还是从广度,都无法和金融行业对其产品的风险和收益特征,对从业人员的交易时机、交易对象的选择,以及各类市场的交易条件、相关制度设计等方面所提出的一系列苛刻的“差异化”要求相比。美国之所以会有一大批优秀的年轻创业人员和技术精英继往开来,层出不穷地涌现,除了因为它拥有世界最好的大学和竞争力最强的就业市场之外,还在于它金融大国的运行模式支撑了它成为创新大国的增长方式:即要不惜代价去争夺最优良的人才、设备和技术,以此来争取获得高额回报的“隐性”机会,而不是像制造业那样不惜代价去开拓销售的最终市场,以此确立收益稳定增长的“显性”机会,于是,这样发展的结果是,前者导致要素价格不断提高,而后者却促使要素价格不断下降,至少最多做到通过要素投入结构不断优化以缓解竞争所带来的要素价格不得不下调的压力。 第三,“软实力”的突出表现是金融大国保持活力和竞争力的根本。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它们对风险的认识与制造业国家有本质的区别。比如, 投机力量的缺失可能会严重影响到风险特征的释放和资产定价的合理性。为此,金融大国不仅仅在于对所有金融资产的价格的变化完全放开的市场机制的保证措施,而且还会刻意在制度上引入投机机制,比如,卖空、裸卖空的机制。因为只有充分保证投资者的差异化需求,才能最大程度的确保市场流动性,以此提高价格发现的能力和风险分散的效果。在美国,无论你是出于投机、套利还是出于控制风险的目的,你都能找到相应的金融产品,你都能委托管理这类差异化产品交易的专业化金融投资团队。而在制造业国家,因为缺乏在“波动”中游刃有余、在“差异化”中获得收益这样的“软实力”,所以,任何金融市场的投机行为或者对资产流动性的高要求都会降低企业的生产效率,甚至会构成稳定生产、确保就业的威胁力量。比如,制造业国家往往会对只开展企业信贷业务的银行机构设定较低的流动性规制。往往会对引起价格波动的投机力量实施严格的管制,有时,为了确保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很多国家的政府还干预并非投机因素引起的市场价格波动问题。甚至以牺牲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的效率为代价来确保实体经济规模经济性的优势不受到影响。因此,某种程度上又可以说, 金融赚的是驾驭风险的“软实力”钱,而制造赚的是规避风险的“硬实力”钱。 即使金融活动中所需要的硬实力也是为了充分发挥软实力作用而存在的,而制造行业中所需要的软实力更是为体现商品价值的硬实力而服务的。具体而言,金融体系的软实力主要表现在所在国家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的创新能力是否能有机融为一体,发挥出资源配置过程中所需要的六大功能:价格发现功能,流动性保障功能,风险分散功能,信息生产功能,公司治理功能和价值创造功能。所以,像制造业那样去模仿纽约和伦敦成熟市场所打造的“硬实力”,而忽略金融体系发展最为重要的是“功能机制”能否有效发挥的关键问题,以此想改变中国目前“世界加工厂”的地位,成为像英美那样的“金融大国”,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当然,制造业的硬实力主要还是体现在是否能够提供让消费者满意的一流的产品和服务方面。 但是,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正如上面已经阐述过的道理那样,要想突出发挥制造业的实力水平,有时不得不妨碍金融业实力的发挥。因为我们很难区别眼下的投机是有利于实体经济生产价值的发现,还是有利于资源配置过程中固有的风险释放,或者事后才知道,这样的投机方式根本就和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沾不上边,而纯属一部分人利用自己的信息和专业优势来从劣势的群体中“合法”掠夺它们宝贵财富的手段。最严重的案例莫过于刚刚发生的美国次贷危机,尽管美国是当今没有异议的金融大国,但是,它们事前也无法正确的解读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行为和由此带来当时的繁荣景象究竟对实体经济的市场效率改善是有利还是不利,直到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监管部门才意识到当时的投机现象完全是华尔街上演了一出道德风险的闹剧。如果这场深重的金融危机发生在制造业国家,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它们事后抗衡金融危机的能力一定会让它们无法摆脱诸如美国大萧条时代的灾难局面。幸好,今天美国作为全球金融大国的“软实力”远远超过了大萧条时代只是作为制造业强国的水平,否则,这一次的灾难会彻底动摇美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强国地位。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与后来经济复苏困难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就是来自于金融软实力的脆弱上。
⑶ 日本或美国金融危机后如何应对房地产泡沫 采取了哪些措施急!!!
美国之所以能基本避免住宅价格如同股市一样大起大落,原因是有一套抑制房地产泡沫疯狂增大的机制,其中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住房贷款利率。
美国的贷款利率几乎是每天都在变动,尤其是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的变化,势必影响到固定贷款利率。而长期国债的走势,与美联储短期利率和金融界对长期经济发展趋势的评估等多种因素密切相连,尤其是一旦美国的央行利率发生变化,贷款利率马上跟着调整,这就为中央银行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利和灵敏的杠杆,借以调控房地产价格走势。
其次,美国的炒房代价很高,这就将一般人拒绝在炒房圈之外,大大缩小了炒房人群,压低了房地产泡沫的破坏力。美国人卖房,手续非常复杂,一般要有代理,而买卖各方的代理,一旦成交要从各自的客户手上收走相当于房价3%左右的手续费。以独栋楼接近于全国均价20万美元计算,买卖双方成交后,要向中间代理支出1.2万美元左右的手续费,这还不算买方贷款要支付的2000美元上下的手续费,以及过户前检查房屋、房产注册、房价评估等繁多的小额收费。一般而论,当一栋中等价格的独栋楼最后过户到买方手上,买方要支付的各种明暗费用高达1万美元上下。如此高的费用,严重制约了大多数人炒房。因此,如果大多数美国人都能炒房,房价的起伏波浪将非常巨大。
第三,房屋本身的维持费用相当昂贵。拥有房地产就得年年上税,一般税率在1%到1.5%之间,中产阶层的住宅费用一般每年都要在4000美元上下。除此之外,房子还要上保险,因一旦房屋失火或被水淹等,保险公司就要赔款,从而,银行可照常收回自己的贷款,因此,要贷款买房,给房子上保险就成为了放贷银行的第一要求。一般房子每年的保险费也将近1000美元。
第四,美国政府的税收政策只对房屋拥有者的第一套住宅倾斜,如贷款利息可以抵税等。如果是非自住房屋,则在贷款利率、出租上税等多方面,都将无法享受第一住房的优惠,从而大幅度增加了投资性住宅买卖和维持的费用,明显降低了房地产投机的吸引力。
第五,房子出售后的盈利,自用住宅可享受50万美元的盈利免税,但非自用住宅出售时的盈利就得作为收入纳税。
第六,美国关于住宅业的统计非常及时、详细,每个月新开工多少套楼房、不同地区中间房价的月变化指数、房价上升和收入上升对比,以及房价上升和租房费用上升对比指数等等,每天都可在政府及相关网站上查到,且比较准确,这不但给政府决策部门提供了政策调控的重要依据,也增加了民众买房的信息量和透明度,有效地降低了商家炒作或垄断的成分。
日本是亚洲率先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国度,房地产企业的发展和房地产市场的培育已日趋理性和规范。目前在被人称为亚洲金融中心的东京市中心,相当于上海静安寺的中心区域内,买一套新建的40层高的公寓单元,两间朝南,带停车位的房子,实用面积90平方米(建筑面积达120平方米),价格不过4000多万日元,合人民币360万元,即建筑面积算每平方米3万元人民币,而日本白领收入相当于上海的五倍,可见上海静安寺的房价之高。
然而,日本房地产市场发展到今天这样的情况也是经过几轮发展和调整后逐渐形成的。日本最大一次房地产泡沫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日本的房地产上涨速度飞快,很多投机者利用迅速上扬的股票的账面利润投资房地产,导致房价飙升。最终,由于日本中央银行升息力度的不断加大,在股市崩溃的同时,楼市的泡沫也同时被挤破。随着投资者大量抛售股票以填补土地市场的损失,或者抛售房产以弥补股市损失,促使日本的股市和楼市价格在短期内直线下降,跌至低谷。直到21世纪日本的股市和房市才得以恢复,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
日本房地产泡沫的破灭给世人很多警示,其一是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如何做好对房地产市场的风险预测和调控;其二是房地产更多的是用于解决人们的居住和生活的产品,而不应过分看重它的投资回报;其三是避免受高涨的房地产市场的诱惑和吸引,动用高利和高额贷款来购买或投资房地产。另一方面也说明,投资者应该用唯物主义的观念去看待事物,必须对一切财产泡沫背后的神话持怀疑或否定的态度,那个神话就是价格会永远不断上涨。日本政府在吸取教训和重塑房地产业的过程中,推出了三大符合市场发展规律的改革措施:一是通过增加国债来投入建设代价昂贵的公共配套项目,恢复房地产及其他经济部门的活力和提高房地产的附加价值;二是放宽限制,为了刺激经济,日本开始放松对金融行业的诸多限制,帮助投资者建立房产投资信托,主要用于设立商业地产投资的互助基金;三是政府调整了建筑标准以便于开发商的房地产项目开发,比如高度限制,并缩短了建筑方案的审批时间,鼓励节能建材的大量使用。实践证明,这些改革措施的实施为日本的房地产市场注入了资金,增强了活力,减少了再开发的难度,降低了市民进入房地产的门槛,使日本的房地产业迈入了新一轮的可持续发展周期。
⑷ 你认为东京金融中心衰退的原因何在在建设我国的金融中心时应当吸取哪些经验教训
我认为在金融中心深度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经济当下是感觉很不行的,所以的话就会衰退。
⑸ 简述作为国际金融市场应具备的条件
建立金融中心的必备条件
(1)健全的金融体制和健全的金融市场。所谓健全的金融体制指:①具有完善的法律体系。即根据国际规则,尤其是国际金融市场的规则,参考本地、本国的实际情况,制定和实施体现国际化、公正化的金融法律、法规、制度,并使之与发达的金融中心接轨。②建立系统、严明、高效并符合国际惯例的金融及经济监督机制。金融中心即使有了健全的金融法令,也会因没有相应的监督机制与之相配合而漏洞百出,甚至衰败失落。东京金融中心虽然80年代发展势头非常凶猛,一度成为仅次于伦敦的世界第二大金融中心。但是,由于其监督机制不完善,90年代初期以来,金融丑闻屡屡曝光,从而严重损坏了其世界顶尖金融中心的形象,迫使资金大量外流,国际地位迅速下降。⑧形成灵活、高效的货币调控体系。对于形成什么样的货币调控体系,各国货币当局看法不一。但总的看来,成功的做法是依据市场供求关系而不是依据政府的行政目标建立相应的货币调控体系。东亚各国金融当局货币调控体系过于硬化,关键时期效率不显,而欧美国家货币当局货币调控体系较为通灵。④建立能够充分、合理、公平竞争的商业银行体系和证券公司体系。
(2)币值稳定。金融中心作为区域乃至世界的资金集散地,虽然外部流入和向外流出的资金所占比重很大,但是本国资金要占有相当的比重。这主要有三条原因:第一,树立良好的金融信誉;第二,资金运筹需要;第三,应付风险必需。而本国资金实力的大小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资金总量,二是汇率的变化。金融中心要扮演规模巨大的国际流动资金的中介角色。各种外币经常大量汇集或者流出金融中心,并且必然与本币发生联系。本币的币值不稳定会带来几种不良的后果:①被国际投机商利用,损失大量汇差。东亚金融危机深刻说明这一点。②降低国际信誉,迫使较多的资金逃离本地。自1997年以来,曾经一向被人们看好的日元汇率不断下滑,日元汇率的不稳定导致东京外汇市场资金大量外流。到1998年6月底,日本已将2650多亿美元资金用于购置美国国债,进而成为美国最大的债主。如果加上其他外流资金,东京可以称之为当今世界逃离资金规模最大的金融市场。
(3)一定规模的金融市场。金融市场的规模由两个方面所构成,其一为资金来源规模;其二为资金使用规模,相比之下,前者更为重要。金融市场的资金来源规模决定因素大体上有两种,一是本国的总储蓄规模,一是吸收外国资金的能力。它不仅取决于本市场运作资金规模大小,而且取决于政府的相关金融政策如何。如长期以来新加坡的无准备金政策、香港的“不对利息征税”政策,较大程度动员了海外资金进入本地金融市场。但值得注意的是,任何宽松的金融政策均是有条件的,均需符合本金融市场及本国经济实力允许的范畴。过度宽松的金融政策势必挫伤国内金融机构发展活力,甚至会给国际投机资本搞垮本国金融体系创造条件。
(4)经济稳定增长,文化和地理条件适宜。经济稳定增长不仅指本地区,而且指整个国家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甚至指周边国家,即该金融中心所辐射的广泛的经济区域,也相应的达到较高的、较长期的经济增长目标。这是因为金融资本是产业资本的结合性资本,金融资本的运营如同经济的血液循环,没有产业和整个经济长期稳定发展作基础,它就会成为无源之水,不可能有发展前景。
一般说来,文化因素包括域内人口受教育的程度、道德修养程度、宗教信仰、行为习惯、人才结构——特别是国际化人才所占比重等。这些方面的水平越高,与海外文化的融合性越强,开展国际金融业务的范畴越大。
综上所述,建立金融中心并非易事,需要具备比较完善的经济、政治、文化、信息、人才等条件。事实上,除上述条件以外,还应当包括:政治局势稳定、交通便利、良好的通讯设施、经济交流的核心场所、高层次金融人才、便于沟通的语言、货币当局具有干预国际金融市场的能力等。建立国际金融市场,既需要自身具备条件,也需要国际环境的配合。
⑹ 求论文材料,关于金融危机的
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
1994年12月至1995年3月,墨西哥发生了一场比索汇率狂跌、股票价格暴泻的金融危机。这场金融危机被认为是新兴市场国家在“新兴市场时代”爆发的第一次金融危机。虽然这一危机产生的“龙舌兰酒效应”早已消失殆尽,但它留给人们的启示依然是非常深刻的。
一、背景
自80年代中期以来,墨西哥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实行对外高度开放和国内经济改革及政策调整,取得了宏观经济形势改善、经济相对稳定增长的积极成果。但与此同时,在经济指导方针上也出现较严重的偏颇,造成经济结构失衡、社会矛盾激化、政局不稳的后果。墨西哥金融风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爆发的。
(一)改革开放步伐过快,导致经济结构失衡,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削弱
1985到1987年,墨西哥通过取消大多数商品进口的配额控制和许可证制度,分阶段减免关税,改革海关制度,推行金融市场自由化、单向的贸易自由化计划。继1986年加入GATT后,1992年墨与美国、加拿大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于1994年生效。与此同时,在国内推行经济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改革和以治理通货膨胀为中心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改革开放步伐过快,幅度过大,造成对国内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巨大冲击。贸易自由化使国内企业被骤然置于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广大中小企业难以承受。在对外开放和宏观经济改革各项措施中得益最大的是实力雄厚或有着跨国公司背景的大企业、财团。金融业、服务业、与外贸相关的产业得到较大的发展。相比较之下,其他行业则出现萎缩,大量中小企业破产。由于政府大力推动国营企业私有化计划,大量国营企业被出售,公共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下降。这种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失衡使政府宏观调控能力被削弱,也导致了社会不平等的加剧。
(二)经济发展过分依赖外部资金流入
墨国内资金的积累远不足以支撑经济的增长,国内储蓄率在14%上下徘徊,国内投资率也只是稍高于20%,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部资金。而且墨西哥国有资产私有化的实施也以外资介入为主,放宽了外资介入的限制。外资流入结构的不合理给墨经济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进入墨西哥的外国投资只有20%属于直接投资,80%则是追逐高回报的证券投资,而其中很大成分是投机性很强的短期有价证券。大规模的资本流入增加了墨西哥的外汇储备,但也使其逐渐恶化的经常项目失衡等问题不为人们所关注。
(三)社会问题严重导致政局不稳,投资环境恶化
随着经济结构失衡和对外依赖的加深,墨西哥高失业率、贫困化和社会不公正等结构性问题有增无减。90年代以来墨西哥劳工风潮频仍,政治动乱迭起,社会治安恶化。94年的农民暴动和两位政治领袖被暗杀且局势愈演愈烈,使墨西哥的国际信誉受到严重损害。
(四)政府决策失误,触发金融风潮
随着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经济复苏及93年起美联储6次上调利率,94年外国投资者已开始从墨西哥抽走资金,然而墨西哥政府对形势变化估计不足。墨西哥政府虽然已发现比索定值过高和贸易逆差过大的潜在危险,但墨西哥为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放弃了本应使比索贬值的好时机。之后更是由于担心引发新的通货膨胀及出于政治领导人自身利益考虑,墨政府迟迟未采取比索贬值的措施,从而再次错过调整金融政策的良机。不仅如此,政府还虚耗外汇储备,支撑比索。
二、过程
1994年3月,墨西哥革命组织党的总统候选人遇刺,使人们对墨西哥政局的稳定产生了怀疑。面对外汇储备的潜在流失,墨西哥当局用发行Tesobonos来应对 。1994年的最后几个月,进一步发行Tesobonos也无济于事,资本外流愈加凶猛,墨西哥政府在两天之内就失掉了40~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到12月22日,外汇储备几近枯竭,降到了低于1个月进口额的水平,最后墨西哥政府被迫宣布新比索自由浮动,新比索贬值65.8%。在汇率急剧下挫的同时,墨西哥股票交易也崩溃了,酿成了80年代初债务危机以来最严重的金融风潮。危机给墨西哥带来了严重冲击。大批银行、企业因支付困难濒临倒闭。经济从1995年开始出现全面衰退,GDP下降了6.9%,失业率从3.2%上升到6.6%。此次危机使得墨政府10年来的改革成果被部分抵消,债务负担再度加重,资金流入大幅减少,通货膨胀重新抬头,经济增长放缓。但是经历阵痛之后,墨西哥的经常项目得到了改善。
墨西哥金融危机还对全球金融和经济产生了广泛影响,其中主要是拉美国家。
三、成因
首先,经常项目巨额逆差是诱发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而造成经常项目巨额逆差又有多方面因素。(1)贸易自由化使墨西哥在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后面临空前的贸易危机 ,进口大幅增加,耗费了大量的外汇储备。(2)在解除资本管制后,钉住汇率制这一隐性的“汇率保障”吸引了大规模私人资本流入,不仅弥补了经常项目逆差,还形成了墨西哥的外汇储备 。(3)大规模的资本流入提高了比索的币值,导致出口竞争力下降,推动经常项目的进一步恶化。(4)以“汇率锚”为基础的反通货膨胀计划高估了比索的币值。墨政府采用比索与美元挂钩,并使之长期保持相对稳定的汇率政策来解决通货膨胀问题。但本国经济增长缓慢,产品竞争力不强,通货膨胀率的增长速度高于比索贬值的速度,比索高估的问题愈来愈严重,阻碍了出口,刺激了进口,使得贸易逆差加大。(5)金融自由化便利了银行的信贷扩张,同时大规模的资本流入又使得基础货币大量投放,造成银行体系面向私人部门的信贷快速增长。政府缺乏有效的监管使得呆坏账比重不断提高。墨所实行的爬行钉住汇率制建立在外汇储备足额和国际收支平衡的基础上,但墨的外汇储备大量流失,贸易收支出现巨额逆差,比索贬值是大势所趋,很容易引起投机者的攻击。
其次,国内经济结构失调是爆发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1)民间投资严重不足,投资资金主要流向不动产、商业和金融市场,第三产业远超前于一、二产业,产业结构极不平衡。(2)快速的私有化进程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国家调控经济的能力严重削弱,经济结构失衡问题突出。(3)由于生产性投资不断下降,投机性投资膨胀,经济增长缺乏动力,经济泡沫现象严重。(4)经济发展过分依赖外资,同时政府对外资缺乏正确引导,资金的不稳定性导致经济增长的脆弱性 。
再次,国内政治冲突及国际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也是引发危机的直接原因。国内一系列暴力事件使投资者怀疑投资获利的可靠性,动摇了市场信心。外部因素特别是美国利率的提高和美国经济复苏使投资者的注意力转向。这些都是促成资本外逃和引发危机的直接原因。
最后,墨的外债期限结构非常不合理。到94年底,有280亿美元的短期外债即将到期,而政府无力偿还这些外债,导致了金融市场的动荡。
四、治理
这次危机历时非常短暂。为克服危机,墨政府先后两次宣布紧急经济计划,决定紧缩公共开支5.2%,并同企业、工会达成“福利、稳定和发展契约”,降低工资上涨幅度,控制贸易赤字,调整经济结构,保持经济增长,同时设立特别基金以在最短时间内恢复金融市场的稳定。
为帮助墨西哥度过难关,美国连同IMF、BIS等共向墨西哥政府提供了500亿美元的贷款。这些贷款用于帮助墨西哥清偿外债,使得墨西哥的金融形势渐趋平静。尤其是克林顿政府承诺对墨西哥政府实施400亿美元 的援助贷款,这种公开的信息消除了高阶不确定性和噪音信息,使得墨西哥金融危机迅速地得到平息。(张建整理)
太多了,邮件给你发了
⑺ 东京金融市场的介绍
日本的金融中心,世界上重要的金融市场之一,是亚洲唯一能够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的国际金融中心。日本在19世纪中叶明治维新后,金融业向现代资本主义金融制度发展。1872年明治政府参照美国银行制度制定了《国立银行条例》 。 1882 年又颁布了《 日本银行法 》,成立了中央银行——日本银行。在此前后,商业银行和储蓄银行也相继建立。19世纪末,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明治政府先后创立了一批专门经营长期金融业务和外汇业务的特殊金融机构 。现代金融制度在法律上趋于完善,东京金融市场的基础逐步形成。
⑻ 日本金融市场的形成条件和原因
日本的金融中心,世界上重要的金融市场之一。日本在19世纪中叶明治维新后,金融业向现代资本主义金融制度发展。1872年明治政府参照美国银行制度制定了《国立银行条例》 。 1882 年又颁布了《 日本银行法 》 ,成立了中央银行——日本银行。在此前后,商业银行和储蓄银行也相继建立。19世纪末,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明治政府先后创立了一批专门经营长期金融业务和外汇业务的特殊金融机构 。现代金融制度在法律上趋于完善,东京金融市场的基础逐步形成。 进入20世纪,日本经济向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金融业走上了集中的道路。东京金融市场的规模随着海外市场和对外贸易的迅速扩大而扩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金融资本高度集中,完全置于军国主义政府的统治之下,资金首先满足侵略军军需产业的需要,使东京金融市场的发展受到很大影响,外汇市场的活动几乎完全停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金融机构经过整顿,到50年代初期,东京金融市场恢复正常活动。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期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东京金融市场也成为世界重要的金融市场之一。
⑼ 为什么东京GDP不逊于纽约,却没有纽伦港的金融强
因为东京没有纽约和伦敦那么国际化,东京虽然GDP非常的高,仅次于纽约,并且在城建规模也是数一数二的,但毕竟文化输出没有伦敦,纽约影响力大,依然局限在东亚文化内,而纽约与伦敦,哪怕是香港,都是非常国际化的,加上金融资本积累,自然是非常强大。
而东京的面积规模虽然远胜香港,也超过了纽约和伦敦,但毕竟文化输出影响力和跨国金融机构还是要比它们逊色不少的,哪怕是整个日本,在国际化方面还是处于非常保守的状态,不过近年来因为老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日本也在放开移民政策,东京作为日本最重要的都市,人口还是处于增长中,并且都市圈越来越大,占了整个日本一半的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