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过度金融化
⑴ 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会越来越穷
一、年轻人日益贫穷的趋势已经形成
根据最新公布的《201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压力调查报告》显示,相较于2015年,2016年中国的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的期望月薪水平呈现出了一种普降趋势,总体平均月薪期望值由2015年的6000元左右,降至不足五千。
报告还指出,对比最近三年大学毕业生的期望薪酬水平呈现出总体下降的趋势。可以说,在资产价格水平普遍偏高,物价上涨幅度较大的情况下,平均期望薪酬水平的降低意味着年轻人变穷的趋势已经形成。
报告中认为,年轻人对工资期望偏低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两个部分,一是因为最近就业压力的不断增加,企业经营的景气程度不断降低,从而企业能够给年轻人开的薪酬水平的不断下降。
这种大趋势在年轻人的心目中形成了较为明显的普遍性求职焦虑,所以选择求职的时候更现实成为了年轻人的一种趋势。二是年轻人对于财富的信心不断降低。
相比于中国80年代、90年代毕业的年轻人,现在的年轻人对于财富的信心不断降低,甚至有部分年轻人不太在意自己的收入,更愿意选择钱少不累的工作,在心理上希望给自己构建舒适区。
但是事实真的像报告说的这样吗?瀚哥表示怀疑,瀚哥觉得报告中说的问题是一部分问题,但是绝不是问题本身,年轻人变穷这个趋势是在形成,但是夺走年轻人财富还有更为深层的原因。、
二、夺走年轻人财富的根源到底什么
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先生的新书《重构美国经济规则》中的调查显示,现阶段全世界都出现了年轻人财富减少,收入水平降低的趋势,斯蒂格利茨认为。
当资本的收益水平高于收入的增长水平的时候,财富的不平等将会进一步加剧,因此成为了一种不可避免的经济规律,因此财富的减少问题应该有着资本发展的必然路径。
这句话说得比较深奥,我们来用简单的话来解释一下,就是当用钱赚钱的速度超过了你劳动赚钱的速度的时候。
你越来越穷就成为了一种必然的趋势,借用斯蒂格利茨先生的理论,瀚哥认为中国年轻人的财富越来越少,越来越穷的根源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释:
一是固定资产收入远高于工资收入。从2008年以来,中国经历了多轮房地产的上涨潮流,房地产价格的飙升让一大批人通过买房或投资房地产赚到了钱。
但是仔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主要根源却是土地价格的上涨,而非房地产开发企业经营的增长,如果仅仅是土地价格的增长的话,就会产生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从企业财务的角度来说,企业并没有得到长远的发展,而是企业成本产生了较大的提升,所以企业并没能力雇佣更多的新员工来促进就业和增加员工收入。
更没有足够的能力支付更多的薪酬,所以这种增长仅仅是一种“土地租金”的提升,所以真正赚到钱的人就是手握土地或者已经拥有房子的人。
众所周知,年轻人作为刚刚毕业的人群来说,大部分都处于房地产的租住阶段,而非房地产的持有阶段,所以他们也很难得到这一部分收入的增加,所以固定资产的增值会让有钱有房的人更有钱,本来就没房的年轻人更为贫穷。
二是过度金融化对于生产企业的剥夺。我们从金融的定义来说,金融就是资金的融通,所谓金融的作用就是通过资金的流转和流动将资金像血液一样输送到企业生产需要的方方面面去,然而一旦金融业过度金融化的话,就会导致一个问题。
实体企业的利润增长幅度达不到金融业的要求的时候,金融业就会自然而然的有一种趋势,将资金从实体的企业中抽取出来,将他投到金融投资、证券交易等更为赚钱的领域。
近来随着制造业企业利润水平的不断降低,外贸订单的不断减少,金融业的利润也出现了降低的趋势,于是大量的金融企业就开始了从实体经济中抽血向虚拟经济的投机交易中,从而赚取更多的收益。
企业缺少了发展的资金,必然没有办法向年轻人提供更高的薪酬,并且相比于老员工,年轻员工的薪酬更容易压低,所以年轻人降薪的趋势就此形成。
三是共享经济的崛起带来的零工化趋势。随着科技的不断增长,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机械化生产的方式来替代原先的工人制造业,大名鼎鼎的富士康机器人事件就是这样的案例。
所以大量的制造业工人成为快递员、外卖小哥、滴滴司机等这样员工,这些所谓的“服务型”工种依然是一种替代性极强,技术含量很低的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大量没有高学历的人来说就是一种严重的问题。
因为所谓的“服务型工种”有着极大的不稳定性,再加上不断地有所谓的共享经济的人加入抢占职业人士的工作机会,从而导致了长期合同的不断减少。
⑵ 过度金融化让实体经济不堪承托,该如何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金融化是经济发展的一种趋势,但是过度金融化,其实不仅仅是会让我们的实体经济不堪重负,更能让我们国家面临经济危机的。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我觉得就现在而言,最好的方式就是建立一个透明、完善、一体化的金融市场!
就像新闻中所说的,现在我们过度金融化面对的问题主要有:银行不良资产、债券违约、房地产泡沫、互联网金融这四大风险点。想要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首先应该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也就是说首先应该解决风险点最高的这四大问题。
对于银行不良资产,我认为我们可以这样去做。完善银行的信贷制度,对于一些没有经济偿还能力或者说信用不好的客户,放弃贷给他们款项。或者说,在贷款的时候,充分考虑偿还者的经济实力,不要一味的随意的将银行的资产贷给别人。对于贷款人的抵押物,一定要做严格的风险评估,防止抵不抵资的现象的出现。
对于债券违约,我认为我们可以对于这些公司发行的债券进行严格的审核,只有达到了一定的经济能力,公司才可以发行债券,而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公司就可以任意发行证券,还有就是提高购买债券人的风险意识,或者说可以提高债券的购买门槛,只有那些有一定的资质的人才可以购买。还有就是减少网上的发行量,毕竟现在的网民,很多时候都是感性行事的风格,而不是三思而后行的结果呀。
对于房地产泡沫,我认为这是最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不要一味的只知道建房子,然后将自己楼盘的价格炒得虚高,让想要买房的人买不起房子,让那些明明已经建设好的房子,空置在那里,这不也是一种自愿的浪费吗?我认为压制房地产行业的有关开发商还有就是减低房价是势在必行的。
对于互联网金融,我觉得应该提高行业门槛。看看现在,京东、阿里等等电商都开始做互联网金融,还有各种的理财软件,层出不穷,让人眼花缭乱。这一切现象的发生,我认为都是因为互联网金融这个行业的门槛过低导致的。未来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时候应该提高门槛了。
以上是个人愚见,希望我们的金融市场早日正常化!
⑶ 求一篇800字高一政治经济学论文
摘要 “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1金融在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与经济发展紧密结合,金融市场的发展有利于企业融资、降低交易成本及扩大再生产;但同时,过度金融化又导致经济“脱实向虚”,大量资本仅仅追逐剩余的分配而不是直接投入生产。随着科学技术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平台经济就具有这一显着特征。互联网平台经济的金融化,在宏观层面,表现为资本不再简单满足于为互联网平台提供金融服务以获取利息回报的辅助功能,而是将互联网平台转化成了进行投机活动而获取巨额利润的独立场所;在微观层面,金融资本以相较传统企业更加广泛和灵活的形式融入资本循环之中,即利用互联网平台进一步去除生产属性并加速资本循环,并不断重塑互联网平台经济组织架构,使其成为金融资本增殖的工具。
⑷ 郭树清提醒房产核心问题还是泡沫大究竟是什么意思
郭树清提醒房产核心问题还是泡沫大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方面要求我们认识到当前问题的严重性,不要低估房地产风险问题,那就是过度金融化和泡沫化倾向,这个不用怀疑吧,想必只要有点良心的都应该明白,这么多年,房地产早就脱离了居住属性,把投资和金融属性过分放大了。需要警惕并通过一定手段得以解决。
另一方面也客观辩证地表达了我们楼市调控的巨大成绩,经过不懈努力,房地产贷款增速已经有了显著的减速,去年首次低于各项贷款增速,也就是说限制了大量资金流向房地产,这个成绩确实来之不易,需要珍惜,也要有信心房地产问题会逐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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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房不应该是为了炒房
郭树清在发布会上表示,很多人买房子不是为了居住,而是为了投资或者投机,这是很危险的。因为持有那么多房产,将来这个市场要是下来的话,个人财产就会有很大的损失,贷款还不上,银行也收不回贷款、本金和利息,经济生活就混乱。所以必须既积极又稳妥地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过去我一直强调买房如果是刚需的话那么问题就不大,今天我依然这么说,但有一点我还是需要提醒,即便是刚需也不能盲目,也要考量自己的还款能力,预判未来的发展潜力,否则真可能会导致无力偿还贷款的情况发生。如果这样的人多了,那影响的将是连锁的反应。
这就是有时候你认为自己是刚需为啥还会被误伤的原因,就是怕你没有偿还能力,可不是说你是刚需就一定要纵容你,其实你需要的更是保护。但我相信,基本上只要评估好,一般是没问题的。
⑸ 中国金融 叫万什么
这种“过度金融化”实际上是融资渠道少的表现。虽然基数很大,但与英美相比,中国的买卖方市场是相当不成熟的,说的难听点那叫low,具体表现在落后的融资方式和稀缺的金融产品,这主要由于游资无法得到充分利用、监管部门过度/选择性干预和市场国际开放程度低造成的。这就导致很多不应该成为主要融资渠道的东西变成了主要吸纳资金的玩意儿,比如房地产, 互联网金融和各种形式的地下金融(非贬义)。
而a股市场正如刘士余所言,“我们是中小投资者占主体的体系,与其他市场不一样。”当前A股账户仍然是以低市值的中小投资者为主的,呈现鲜明的帕累托分布:中小投资者数量众多,但市值普遍偏低;机构投资者稀少,但市值较高。
这些因素进而造成了高杠杆和股市泡沫,给人一种中国金融蓬勃发展的假象,但事实恰恰相反。
而金融业本身的盈利方式也是有待发展,称不上“过度”。以券商为例,目前券商的主营收入仍然以经纪业务为主,还是靠天吃饭赚佣金;而其投行承销业务则严重依赖于政策导向;资管业务表面上看仅仅是卖渠道, 但背后投向本身相当不透明,监管漏洞多
⑹ 专家说不要把房地产过度金融化,你赞同他的观点吗为什么
对于这些专家说不要把房地产过度金融化我是非常赞同他这个观点的,为什么说赞同他这个观点呢?那是因为像房地产最终建出来的这些房子是需要卖出去让人民群众居住的,如果他将这个房地产这个房子价格炒得非常的高的话,那么就导致广大人民群众因为价格的原因不会去购买这个房子,那么一旦价格上涨到非常高的时候,那么就完全没有人去买这个房子,没有人去买这个房子的话,那么这个房子的话,就基本上成为一个金融工具进行炒作的一个工具,那么最开始建造这个房子的初衷就已经是被改变了,那这样的话就会影响到这个人民群众那么,最终的话国家肯定会出手干预这个事情
专家说不要把房地产过度的金融化是非常正确的一个观点,为什么这样说呢?变成了金融工具之后,最终迎来的将是国家的打击,将这个行业进行打击将这个价格下降下去,那么这样的话才能够让人民群众买得起房子
⑺ 养老行业逐渐显现“金融化”苗头,如何保证老人不上当受骗
养老行业越来越金融化,为避免老人不上当受骗,需要老人们加强相关法律意识,更需要相关部门对于过度金融化的养老行业予以制止。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特别是退休后的养老生活,这也就促成了很多养老行业的诞生,但是让大家比较担忧的是养老行业逐渐体现“金融化”的苗头,不得不说商业化操控的市场经济下,这种苗头是在所难免的,这时候就需要我们提高警惕性,在最大程度上保证自己不受骗,保证老人不受骗。
“养老”这两个字,不知道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兴起的,从本质上讲,人们开始关注养老,确实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体现之一,但是养老行业过度金融化却是我们并不想看到的。希望不管是现在的老人们,还是将来的我们,都能看到养老行业发展的优势和弊端,并合理的选择更适合自己的养老服务。
⑻ 证券日报:郑州取消“认房又认贷”并非调控变调的信号
3月1日,郑州成为第一个取消“认房又认贷”的热点城市,这是否意味着涉房金融政策基调改变了?房地产调控的基调也逆转了?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回溯过去,房地产行业确实出现过过度金融化的迹象。一是开发商缺乏自律,深陷资本逐利,依赖金融杠杆扩张规模,部分房企剔除预收账款的资产负债率动辄就超过80%红线,为触发债务违约风险埋下隐患;二是违规资金进入楼市,引发投资投机行为,导致住房偏离“住”的属性。
政策调控一直围绕遏制房地产“过度金融化”,最深入的理念是“房住不炒”。2016年以来,监管层以此为主基调推出多种配套政策,连续六年,从未动摇。
近年来,监管部门强化联动机制,以“政策组合拳”出击,动态调节金融杠杆,正在改变行业粗放式经营模式,引导地产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住房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个人金融层面,合理控制商业银行对个人按揭房贷的投放节奏,实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落实LPR报价利率等;企业层面,“三道红线”融资新规出台,降低有息负债增速,合理控制房企负债,明股实债等财务粉饰手段不再能蒙混过关;金融机构监管方面,严查经营贷等信贷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持续整治涉房资金乱象。
其结果正如日前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所说,房地产泡沫化金融化势头已得到根本性扭转。
2021年四季度以来,金融信贷政策开始适度放宽。降准、降息、加快放贷、并购贷(不纳入“三道红线”)、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新规等政策相继登场。在“因城实策”背景下,多个城市降首付、降利率,继续激活合理购房需求,化解房企债务风险,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市场预期,带动了市场筑底修复。
但是,当下多地实施“宽信贷”政策,并不意味着要重走依赖高金融杠杆发展的老路。相反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前提下,想要稳住宏观经济大盘,需要“稳中有度”调节房地产金融杠杆。
那么,调节房地产金融杠杆如何实现“稳中有度”?
谨防“一刀切”、不因循守旧,以引导房地产回归居住本源为主线,“适度”为标尺,动态调整。阶段性放宽并不意味着大水漫灌和全面放松;去金融化式收紧,“去”的是过高的金融杠杆、违规进入楼市的资金,以及楼市虚热的泡沫。
底线思维明确,最终目标是保障购房人的合法权益,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以及稳妥实施房地产行业长效机制。在政策坚持连续性、稳定性和精准性的调整中,“稳中有度”从来都是主旋律。
⑼ 房地产市场过度金融化影响国民经济内部良性循环
3月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下称规划纲要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发布。其中,“构建新发展格局”成为今年两会上备受关注的热点话题。
“十四五”时期构建新发展格局该如何破局?其路径选择的内在逻辑又是什么?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尹中卿在接受中新经纬(微信号:jwview)专访时表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十四五”时期最主要的工作任务,需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需求侧管理,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同时,依托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强化国内大循环主导作用,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新发展格局明确了“十四五”规划的路径选择
中新经纬:规划纲要草案共19篇、65章,作为指导今后5年及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三新”主线贯穿全文,鲜明彰显高质量发展的主题。请介绍一下“三新”之间的相互关系?
尹中卿:新发展阶段明确了“十四五”规划的历史方位,新发展理念明确了“十四五”规划的灵魂和行动指南,新发展格局明确了“十四五”规划的路径选择。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十四五”时期关系中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是编制和实施“十四五”规划纲要的重中之重。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种市场,很快成为了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如今,随着国际形势变化,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美西方国家对我国采取政治上打压、军事上施压、外交上攻击、经济上限制、科技上封锁等措施,限制人员交流,封锁研发合作渠道,禁止对中国高技术转让和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中国对外高科技投资,产业链面临脱钩,供应链面临断裂,创新链面临博弈,价值链面临重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价值链呈现本土化、就近化、区域化、多元化。
此前,中国利用比较便宜的劳动力、土地、能源等要素,进行招商引资,把外国资本及跨国公司引进来,然后将国内制造的产品销售到全球各地,2006年前后,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达到60%至70%,为当时中国GDP做出了很大贡献。相较于早年,如今的中国经济已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现在还要继续进行这样‘大进大出’,显然难以为继。
构建新发展格局为解决结构性、体制性和周期性矛盾开拓了新的路径
中新经纬:在你看来,“十四五”时期应如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尹中卿:构建新发展格局,包括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为解决长期存在的结构性、体制性和周期性相互交织的矛盾和问题开拓了新的路径。
首先,畅通国内大循环。立足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依托强大国内市场和贸易强国建设,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强化数字赋能,升级消费平台,完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提高流通效率。
其次,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建设消费和投资需求旺盛的强大国内市场。顺应消费升级趋势,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发展服务消费,释放消费潜力。
最后,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推动进出口协同发展,传统跨境物流渠道,促进贸易投资融合发展,提高国际双向投资水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加快培育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畅通国内大循环需要处理好四对关系
中新经纬:要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国内大循环是关键的一步。在你看来,具体应该怎么做?
尹中卿:畅通国内大循环并不仅仅是扩大国内消费,还要处理好四对关系。
一是要处理好供给侧与需求侧之间关系。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比较重视需求侧管理。经济增长一遇到下行压力,往往相关通过刺激需求。2008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们推出了4万亿刺激计划,通过扩大需求,包括扩大政府直接投资,推行消费补贴特别是汽车、家电购置补贴、摩托车下乡等,结果造成大量的产能过剩,但高端产品无法满足,居民要么持币待购,要么购买国外商品,大量的消费需求转到国外。实践证明,仅靠刺激需求,解决不了经济增长动力减弱的问题。
近几年来,中央不断强调要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7年提出“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2018年提出“破、立、降”(破除无效供给、培育新动能、降低实体经济成本);2019年又提出“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提升产业链水平、畅通经济循环)。从结果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实解决供给侧存在的突出问题,从总体上提高了供给效率。但是回过头来看,实体经济和企业仍然面临很多困难。如果不考虑需求侧,供给侧与需求侧还是难以畅通起来。
二是要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这主要集中在实体经济与金融、房地产的关系方面。比如,金融本来是经济的血液,要向实体经济服务。
长期以来,一些金融行业、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脱实向虚,国家推出的有关货币、流动性、社会融资等政策,很难进入到中小微企业,金融自我循环占用了大量资源。再比如,房地产建设属于实体经济,而房地产开发就属于虚拟经济。近些年来,房地产开发占用大量资源,房地产市场过度金融化,影响资源配置,影响国民经济内部良性循环。
三是处理好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之间的关系。供给侧是生产,生产需要流通。长期以来,我们对于分配和消费还不够重视。分配特别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无论是一次分配,还是二次分配、三次分配,都直接影响居民的收入。收入必然影响到消费,而消费对生产、流通又具有拉动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不仅要重视生产、流通环节,也要重视分配、消费环节,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四是处理好国家、企业和居民家庭之间的关系。国家层面,需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比如分税制本来要解决财政收支中,中央占比过低、地方占比过高的问题,经过十几年财税改革,我们现在是中央财政占比过高,地方占比太低。
目前地方政府的财力与支出责任不匹配。分税制改革后,特别是在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取消之后,地方县区税收能力比较弱,承担开支责任过多过重。去年中央专门拿出来2万亿元直达县区,用于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此外,国家与企业、居民的关系也值得重视。
近几年来,从整体来看,大量的减税降费更多是让利给企业,没有直接让利给居民。2020年全年为市场主体减负超过2.6万亿元,国家掏的是真金白银,但许多企业把这些相应资金用于研发投资了吗?用于增加用工、提高工资了吗?这不好说。我并不否定直接救助企业,但在救助企业时,要让资金真正能产生作用、产生相应的效果,否则还不如直接向居民发钱,比如对受疫情严重影响的密切接触生活性服务业的从业人员定向发放补助。同时,还要下决心解决城乡、区域、群体之间的分化问题。
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撑
中新经纬:“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创新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支撑。对此你有何建议?
尹中卿:我认为应该加强产业基础能力建设,推动实现产业基础高级化转型。
首先要补短板。结合扩大市场需求来实施工业强基工程,重点选择工业母机、高端芯片、基础软件、发动机等产业薄弱环节组织上下游企业技术合作攻关。加大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为自主创新产品应用创造良好市场环境。
其次要锻长板。立足中国产业规模和配套优势,在产业链条较长、规模生产优势明显、响应速度要求较高等领域精耕细作,壮大优势产业链供应链。在机电、纺织服装、高铁等相对优势领域,鼓励加强技术研发和产品推广,巩固和扩大优势产业地位,提高发展效益和效率。
第三要强基础。加强前瞻性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强化源头技术供给,在更多领域跻身国际领先行列。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供应链安全,优化基础研究支出结构,着力解决共性理论和核心科学问题。强化创新过程中的市场需求导向和企业的主体作用,增强市场主体的创新动力。
最后要提质量。在财税政策上适度对制造业予以倾斜,加大企业研发投入、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力度,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增强高质量标准供给能力,完善质量监管体系,加大假冒伪劣产品打击力度。进一步巩固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和支柱地位,保持和发展好完整产业体系,在重点产业领域形成完整而有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
把调整优化产业链供应链布局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抓手
总书记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紧扣产业链供应链部署创新链,不断提升科技支撑能力”,强调产业链供应链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增强产业链自主水平和可控力方面,你有何建议?
尹中卿:在提高产业链自主水平方面,要用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组织实施体现国家战略意图的重大科技任务,系统谋划重点领域的重大项目布局,整合全国创新资源,落实好攻关任务“揭榜挂帅”机制,逐个攻克“卡脖子”难题。重点发展数字经济、互联网经济、新一代信息技术、机器人技术、航空航天、高铁、绿色能源、生物医药、新材料,形成核心竞争力。
在增强产业链可控能力方面,要充分发挥中国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国内市场优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在国计民生关键领域形成服务国内市场为主的、较为完整的产业生态链条。逐步打破内需外需、内贸外贸的生产和消费壁垒,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围绕中国市场进行配置,应对和规避日益严重的产业链脱钩、供应链中断等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