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需求侧如何管理

⑴ 中国将如何面对这次金融危机我们应该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

大市分析：专家认为，为保证国民经济平稳增长，中国政府必须通过有效手段来刺激内需，以消费和投资的更高增长来对冲净出口的下降。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正愈演愈烈。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加深，美国金融危机已经影响到其他国家的金融市场稳定，同时也增加了中国经济的外部风险。

中国如何才能绕过这场金融危机的险滩?专家普遍认为，虽然我国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不是很大，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不可能做到独善其身，必须从多方面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和防范。

“由于我国金融体系改革步伐比较稳健，国内各类金融机构持有的相关投资金额也不至于影响其主要经营业绩，因此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还比较强。”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庄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但是当世界经济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时，中国经济也同样迎来新挑战。中国社科院专家张明认为，在当前非常不利的国际环境下，由于中国经济本身也处于一个景气周期下行的阶段，中 国经 济要做到独善其身是非常困难的。

“金融危机正影响到出口贸易经营者的信心。”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指出，目前有迹象表明，出口企业投资有所下降，这说明他们不敢扩大投资，这将陷入恶性循环。

受外部需求减少、宏观调控、人 民 币升 值等多种因素影响，中国外贸出口增幅自去年8月份起呈逐步放缓态势。特别是今年以来，随着次贷危机蔓延，全球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中国外贸出口增幅明显回落。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认为，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另一大冲击是造成中国外汇储备的国际购买力严重缩水。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超过1.8万亿美元，其中有不小的份额投资于美国国债与机构债。

面对美国金融危机给我国经 济带来的种种不利 因素，我国应该怎样加以应对?专家认为，为保证国民经济平稳增长，中国政府必须通过有效手段来刺激内需，以消费和投资的更高增长来对冲净出口的下降。

余永定表示，从短期来看，我国很难通过减持美元资产来规避美元贬值以及美元资产违约率上升的风险，因为这将有可能导致尚未减持美元资产的市场价值下降。

郭田勇认为，基于金融危机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增速下滑和信心动摇，中国宏 观 调 控部门应该采取措施，继续出台提升出口企业经营者信心的措施。

张明表示，在劳动 力与信贷成本、出口退税政 策方面，政 府都应该出台更加积极的政 策。在货币政策方面可考虑扩大对出口企业的信贷额度。出口退税应该成为一项中性政策，而非用于刺激或遏制贸易增长的政策工具，因此，可以考虑将出口退税率提高到出口企业实际承担的国内增值税负担的水平。

庄健认为，除了采取更加灵活的货币政策以外，中国应该加大财 政政 策的力度，刺激内需，拉动消费，保持国内经济相对平稳较快的发展速度。

在美国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的背景下，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国际国内的诸多挑战，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已成当前重要任务。中国 政 府8日打出“降率免税”货币财 政组合拳，下 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同时暂时免征存款利息税。专家认为，这一系列政策都是出于防止经济下滑的考虑，意在促进投资，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增长。

林毅夫：中国金融有强大“防火墙”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11日表示，尽管中国也受到目前金融危机的冲击，但三大因素将帮助中国较好地应对这场金融危机。

林毅夫当天在记者会上说，这三大因素是：中国具有庞大的外汇 储备;中国存在资 本 管制，这就为中国筑起了一道“防火墙”;中国货币政策稳健，中国政府过去4年都实现了财政盈余。

林毅夫表示，由于有以上的良好基础，中国可以通过刺激内需来促进经济发展。在刺激内需方面，中国可以增加农村投入、实现产业升级、加强教育和医疗开支等。因此，他对中国经济前景仍充满信心。

外媒：中国从容应对全球金融风暴

法新社：表现出帝国般的镇定

在因金融危机造成的全球恐慌中，中国表现出一种帝 国般的镇定，它在提供援助的同时确信能够应付。

中 国 领导 人连日来发表了令人放心的讲话，而这个国家眼下正准备庆祝经济改革30周年，因为正是改革开放让这个亚洲巨人保持了超过9%的经济增长速度。

温 家 宝总理上周日说，“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长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他还表示“对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充满信心”。

分析家强调指出，中国金融市场特色性使得这个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受到了保护，如同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那样。

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认为，出口支持了中国强劲的经济增长，这个亚洲巨人有能力弥补美国和欧洲的需求放缓。她认为，“中国现在的处境十分有利于刺激国内需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世界经济衰退的消极影响”。

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让-弗朗索瓦·于歇指出，中国“近两三年来已动用了大量的税收储备”。他指出中国通过支出来重新推动基础设施计划。

《时代》周刊：中国警惕但自信

美国《时代》周刊网站10月7日发表文章，题目是“中国对金融混乱的观点：警惕但自信”。文章中称，如果担心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可能严重削弱中国的金融体系改革，这可能就过虑了。本周早些时候，北京发出了明确信号，尽管美国和欧洲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中国仍将努力——缓慢而稳步地——建立一个更加复杂的资本市场。

中 国 国 务 院批准融资融券的时机很不寻常，应该被视为中国比较自信的一个迹象。

当然，中国市场还要走很长的路，才能像纽约、伦敦和东京的市场一样对全球资本流动开放。但是中国管理者相信，渐进而慎重的改革帮助中国避免了当前市场混乱中最糟糕的一面。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现在尚未受到危机的影响。中国已经受到了影响。但是大多数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未来的风险更多地与二级影响有关——即危机对全球宏观经济的影响，而不是次贷危机本身。

路透社：中国可发挥重要作用

据路透社8日报道，中国拥有全世界最高的外汇储备，也许会在平息全球金融风暴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总理温 家 宝承诺将与其他国家携手应对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他说，作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中国能够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让本国经济保持活力。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国已经下调利率，而且估计会再次采取这一举措。

研究人员建议，北京应该提醒华盛顿进一步向中国企业开放美国的市场，采取切实措施稳定美元，帮助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迄今为止，全球危机在金融方面对中国的影响很小。官 员称，中国具有很大的政策调整空间。不过，必须尽快采取措施，以免为时过晚。

⑵ 为了完成供给侧改革，实现我国经济良好发展，我国应采取什么措施

总书记近日强调要着力加强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是一种寻求经济新增长新动力的新思路，主要强调通过提高社会需求来促进经济增长。中国前段时间主要采用需求侧管理。需求侧管理认为需求不足导致产出下降，所以拉动经济增长需要“刺激政策”(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提高总需求，使实际产出达到潜在产出。但现在这些刺激政策效果不明显。供给侧管理最早的渊源是美国的供给学派，他们认为市场可以自动调节，使实际产出回归潜在产出，所以根本不需要所谓的“刺激政策”来调节总需求，拉动经济增长需要提高生产能力即提高潜在产出水平，其核心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对政府来讲，就是采用包括简政放权、放松管制、金融改革、财税改革、国企改革、土地改革等方式，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如果从财税改革角度来看，供给侧改革的一大工具就是减税。这不再是结构性减税，或者仅仅针对小微企业的减税，而是全面适当地降低企业税负。中央首提“供给侧改革”，短期上是为了应对当下的严峻挑战，长期上追求的正是一个“供需相匹配”的新经济结构。经济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投资出口占比太大，消费占比太小”的时代正在远去，而“供给跟不上需求”正凸显经济增长的重要障碍。“供需不匹配”，是理解“供给侧改革”最基本的背景。

⑶ 如何管理控制金融市场的风险

规避金融市场风险的有效途径

（一）完善金融市场

我国加入世界经济贸易组织后，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虽然我国的经济贸易逐渐走向国际市场，但是同时也使得我国的经济发展面临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既是机遇，更多的还是挑战。我国的市场和国际市场目前实现了接轨，中国的自主商品能够及时投入到国际市场上进行贸易，但是金融方面的问题是无法避免的事实，特别明显的一点就是国际市场由于需求量变化、价格调整等问题造成金融风险的出现。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首先是我国自身存在的经济梯子问题。其次是国际市场上带来的影响。从上述问题来看，我国的市场体系不够完整，例如：根据相关的标准，资本市场、货币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是金融体系最基本的组成，这些都是必须具备的元素。根据当前的国际形势以及经济发展情况来看，金融市场逐渐朝着规范化、国际化、标准化的方向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在金融风险的管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作为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金融衍生品市场在市场架构，市场规模扩大等方面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第二，衍生品创造了一个风险管理的市场，其意义在于补充和完善了金融市场的所需，大大加快了金融市场各组成部分的更新与发展。

（二）建设金融工程

众所周知，金融市场风险在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中有着巨大的阻碍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经济收入的增加必将促进中国金融业的兴起和发展。金融工程作为21世纪的标志性工程，将我国的发展对象和目标转移到金融工程中对于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以及国际地位是一次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难得机遇。中国如果想实现市场经济的发展，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应该把投资重点放在金融业上，以此来提高自己的金融竞争力，积极参与到国际上的金融竞争过程中去，通过采取：放开金融价格、消除金融压制、鼓励金融创新等相关措施来积极参与到新世界金融业工程中去。需要注意的是在推动中国金融工程进步的同时，需要以一个科学的眼光看待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应该把眼光放长、放大，这样才会发现金融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为解决措施的选择提供真实的资料来源。

目前金融业已经成为我国行业发展的重要部分，这是因为金融工程能够代表现代金融高科技的运用情况，对于中国金融体系实现市场化、现代化、国际化的目标有着深远的促进意义。国家或者政府需要积极制定相应的政策抉择，对于金融技术应该加大资金投入，提高金融工程技术的效率，避免金融风险的出现。在发展金融工程的时候，需要做到的几个方面是以金融风险管理为中心，实现金融市场工具的创新；加强金融体系的风险配置功能的改进，目前，造成中国金融体系风险配置功能不完善的实际表现形式为，不能有效地进行风险配置，且没有足够的市场工具。中国在发展金融工程技术的时候，需要给予金融工程足够的重视。弄清金融工程技术先进性与我国金融体系发展的情况，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解决。为了推动我国金融体系的发展，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和金融工程技术来发展自己，特别是在完善金融体系风险配置功能，提高金融机构管理决策水平等方面开展金融管理工作。对于金融工程，我们也应当深刻认识到我国的金融市场目前尚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需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金融管理，防止出现照搬照抄国外的产品和模型。对于金融工程的管理作用，我们可以使用金融工程技术来推动我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对于金融工程的局限性应该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改进。

（三）实施金融监管

加大金融监管的力度有着必然性和紧迫性，这不仅仅是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国际金融业发展的管理需要。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国际资本流动需要。尽管我国坚持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但是世界市场仍是资本主义市场为主，并且形成了跨国联系，造成各国资金流动跨国界。资金的跨国流动能够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最直接的就是经济危机。一旦某个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经济问题，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必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为了确保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应该加强金融监管。第二，我国金融市场的需要。自从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中国的市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大，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更是显示了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成绩。尽管我国的金融市场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出现了很多金融违规事件，使得金融风险的概率加大。

以上的问题均表明在我国加强金融管理是很有必要的，这不仅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笔者分析总结了加强金融管理的具体措施，可以从几个方面开展：

（1）弄清风险承受能力。金融业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经济行业，出现问题后将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国家应该弄清自己的风险应对能力，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设定可承受的风险范围。避免因风险能力薄弱而带来的问题，对于风险承受力的范围更加需要控制，否则将出现经营危机；阻碍了企业资产的保值和增值。

（2）加强风险管理力度。风险管理力度的增强，主要是经过制定风险管理制度。其重点在于做好以下工作，例如：风险的识别、衡量、管理方法、控制、监察等不同的环节。目前人们对于风险的衡量已经积累了很多测试方法，并且对风险控制系统检查，形成金融风险预警系统。

（3）保持信息反馈。保持信息反馈的意义重大，除了可以满足市场有效前提的存在，保证各个资金投资者的合理流动，促进国内监管机构之间的交流合作，保持金融信息的反馈，应该积极发挥“两会一行”（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的作用，通过三方联席会议制度，使得内部关系和谐发展。(4)完善法律法规。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能够对金融风险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合法的裁决，也是约束经济活动的法律依据。但是当前我国对于金融业的法律还比较少，这就不能保证我国金融市场健康的发展。国家应该召集大量既熟悉国际惯例又了解国情的人才，进行构建监管法律体系的工作。(5)发挥行业自律的作用。自律的根本是在倡导企业实施自我管理，如今世界各国和地区普遍采取的方法是行业自律进行金融监管。政府监管和行业自律相辅相成，只有将其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发挥出自律作用。

⑷ 中国金融系统的现状如何分析如何进一步完善中国金融系统

证监会专家：中国金融体系结构性转型已经开始

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祁斌日前表示，目前我国金融体系已经开始了结构性的转型，从间接融资占绝对主导地位向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相均衡的方向演进。

祁斌在上海市期货同业公会、上海证券同业工会和浦东新区人民政府主办的“投资中国——2007上海证券期货国际论坛”上表示，促进金融体系的平稳转型，推动我国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第一要继续推进基础性建设，加快资本市场的建设，推动金融创新，加强金融监管协调，有效化解金融风险。应加快包括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债券等在内的市场发展，完善资本市场结构。推动上市公司和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做大做强，提高国际竞争力，同时应强化各种金融风险和外部冲击的快速决策和反应机制，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健运行。第二是要推动相关制度的变革和建设，为资本市场的建设创造有利的基础。特别是要进一步完善国有资产管理机制，推动信用体系和诚信文化的建设，为资本市场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第三要加强监管的有效性，合理界定政府职能的边界，进一步构建市场化导向的创新体系的建设，逐步构建市场化导向的创新机制。同时要充分发挥交易所和自律监管功能，逐步完善市场的自我约束机制，形成高效的多层次监管体系。完善法律体系，加大执法力度和提高执法效率，不断完善法律法规，推动资本市场法律体系的建设，完善快速反应机制，做到及时发现，及时制止。提高违规成本，建立有效的体系。第四，积极应对国际竞争，稳步对外开放，增强我国市场的国际竞争力。

祁斌说，近年来，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使得直接融资比例稳步上升，有效地改善了我国的金融结构，分散了金融系统风险，中国金融体系开始了结构性的转型。2006年资本市场资产占全部金融资产的比例为22%，截至2007年9月底，这个比例超过30%。

他认为，目前资本市场也面临一些新的挑战，第一，资本市场结构失衡，资本市场的约束化机制不足，市场主体需要进一步培育。第二、宏观经济和国际市场的变化对市场的影响日益增加。第三，银行存款分流现象是我国金融体系结构性转型的开始，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并将成为一个长期趋势。但也对监管体制和金融机构提出了新的挑战。第四个挑战是随着经济发展全球化进程，金融活动的全球化特征更加凸现，我国金融体系面临着全球竞争的趋势不可避免。

中国金融体系如何走出困局

据《中国投资》报道，2004年在宏观调控情况下，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的发展趋势，但是证券市场走势却出现了严重的背离。以银行和资本市场为主体的金融体系运行效率低，金融资源浪费严重，直接融资内部机制失调，多层次市场发展滞后等多种问题，尤其是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长期严重失调，导致企业资本结构不合理，银行不良资产比例过高，加剧了金融体系风险的积聚。

在重筑金融体系中，银行和资本市场各应扮演什么角色？中国金融体系战略究竟应该选择银行主导，还是资本市场主导？银行业为建立与资本市场相匹配的经营体系，在经营方式上应选择分业经营还是混业经营？2005年1月15日，在中国人民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主办的“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上，多位国内知名专家提出了破解金融体系谜题的思路。

银行主导还是市场主导——中国金融体系的战略选择

从世界各国金融发展的历程来看，金融体制的选择和金融业的发达程度对经济的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金融与现代科学技术共同构成现代经济的核心推动力，并成为国际竞争的新趋势。各国金融体系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其典型国家如德国、日本；另一类是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其典型国家如美国、英国。

从理论研究上看，很难得出哪一个金融体系更优的结论，因此，关键的问题是建立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金融体系。对中国而言，如何构建一个既能推动经济增长、有效配置资源，又能平滑经济波动，合理分散风险，同时还能够使居民分享经济增长的财富效应的金融体系，不仅关系到中国能否在未来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且也关系到中国能否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保持竞争的优势。

刚刚调任中央汇金公司总经理的谢平认为，银行与资本市场谁是金融体系的核心并不重要，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绝对是互补的。一个国家只有在收入水平达到一定的阶段后，才可能慢慢发展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这也是为什么英、美发达国家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一直也是银行主导型，只是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后才建立了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从投资者个人来说，只有其财富达到一定程度，才会想到把自己财富的多大比例投资在股票市场，另一部分进入银行；如果个人财富很少，他只需要到银行储蓄就够了。而目前的数据还不足以证明，银行主导和市场主导，哪一种金融制度更有利于经济增长。

北京银行副行长赵瑞安坚信：“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商业银行在中国金融体系中仍然占据重要的地位”。

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看，我国资本市场起步较晚，所暴露的问题也比较多，其发展需要商业银行体系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商业银行发挥作用是客观的和必然的。银行聚集了大量社会资金，具有能力和实力促进经济的发展。从社会资金需求来看，金融机构具有便利、有效的融资方式，能够为经济的发展注入资金。从消费者的金融习惯来看，中华民族具有节俭的传统，因此大量资金聚集在银行也是一个客观的必然。

但商业银行目前面临着治理结构不完善、资本充足率低和不良资产规模过大的问题，而解决这三大问题最好的场所就是资本市场。对于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推动其在资本市场上公开发行上市，已成为众多商业银行的战略选择。此外，资本市场还为商业银行提供了补充资本金最有效的渠道——通过发行长期次级债务和股票可以使商业银行在短期内补充巨大的资本。资本市场是商业银行改革和未来业务创新的重要平台，而银行对资本市场的介入，对于保证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有着政府隐性担保的商业银行进入资本市场，首先就会为广大的投资者带来巨大的信心支持。

更具体的：http://www.ce.cn/economy/bank/yanjiu/jrts/200502/16/t20050216_3088757.shtml

非原创。

⑸ 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区别

供给侧改革：

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

2. 供给：经济学中的供给是指生产者在某一特定时期内，在某一价格水平上愿意并且能够提供的一定数量的商品或劳务。

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需求侧改革：

1. 需求侧改革主要有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供给侧则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制度创造、创新等要素。

2. 需求侧：需求是在一定的时期，在一既定的价格水平下，消费者愿意并且能够购买的商品数量。

(5)中国金融需求侧如何管理扩展阅读：

具体内容：

调整完善人口政策，夯实供给基础。就当下中国供给侧改革的经济决策而言，调整和完善人口政策，是夯实供给基础的关键，是奠定中国经济调整转型和发展进步基础的关键。

推进土地制度改革，释放供给活力。2015年以来，我国城镇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去库存化和“后土地财政”的压力和挑战，农村则开始进入三权分置改革和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的试点阶段，推动城乡土地制度改革的合力基本形成，长期滞后的土地制度改革有望加速推进。

加快金融体制改革，解除金融抑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市场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单一到多元，不断发展壮大。20世纪80年代，我国金融改革的主要内容以引进市场经济金融体系的基本结构为主。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开辟供给空间。“十三五”时期中国要继续发挥经济巨大潜能和强大优势，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加快培育形成新的增长动力。

深化简政放权改革，促进供给质量。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与劳动力、土地、资本、科技创新一样，是经济增长的要素之一。对世界历史横、纵两个方面的考察也表明，制度的内涵与制度质量是影响甚至决定一国经济长期绩效最重要的因素。

构建社会服务体系，推进配套改革。供给侧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增进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益，提高区域、产业、制度、产品等多个方面的竞争力。

⑹ 未来中国证券交易所应该如何进一步发展以管理资本流动和就业

具体得看我国证券交易所的规划与安排。
理解资本市场的实质，要从认识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开始。资本市场是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从微观层面看，市场经济主体要开展经济活动就必然涉及到投融资，而金融服务就是要满足市场主体的“投融资”需求，资本市场最核心的作用就是通过直接的交易机制来满足各市场主体的“投融资”需求，从宏观层面看，经济增长必然涉及到资源配置，而金融本质上就是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机制，通过动员和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形成资本，为经济增长提供支持，资本市场就是动员和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最终形成资本的最直接工具。资本市场作用的发挥，从微观上看影响着市场主体的价值创造，从宏观上看影响着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位居世界前列，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各类微观经济主体蓬勃发展，为国家和居民创造了巨大的价值。应该说，这些都离不开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金融的强有力支持。正确理解资本市场的实质，特别是资本市场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我们认清资本市场的运行规律及其与经济运行之间的关系，更好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充分把握中国资本市场的功能在正确认识和理解资本市场实质的基础上，还需要充分把握资本市场的功能。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默顿提出了金融功能理论，认为金融发展表现在金融功能的扩大、增强与提升。金融功能可划分为在时间和空间上转移资源、储备资源和分割股份、解决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问题、管理风险、清算和支付结算、提供信息六大核心功能。国内有学者则将金融功能归纳为基础、核心、扩展和衍生功能四个层次，表现出依次递进的关系资本市场作为现代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功能是资源配置和风险定价。与中介功能只是便利价值运动相比，资源配置功能是中介功能的复杂化和主动化，表现为直接引导价值运动实现资源有效配置。风险定价功能是指对资本市场风险资产的价格确定，本质上是对资源配置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性进行预估并转化为可接受的经济价值或成本，是资源配置功能的共生功能。由于资本市场承担资源配置功能的各项金融活动普遍存在跨期性和竞争性的特点，这些活动的预期结果会呈现概率性分布，即出现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被看成是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活动的风险。风险定价，在微观层面，所反映的是资本市场上每一种个体资产所带来的未来收益与风险的函数关系，在宏观层面，则表现为资本资产价格的决定机制和价格体系的合理性。资本市场的衍生功能是市场为了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而在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的功能衍生，其中微观层面的衍生功能表现为风险管理，主要包括风险交易、信息传递、公司治理等，宏观层面的衍生功能则主要涉及财富再分配、消费引导、区域协调等。资本市场两大核心功能发挥的好坏会同时从效率和风险两个层面影响资源的配置，进而影响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在中国，资本市场功能的发挥除了满足其基本的运行规律外，还表现出三个方面的内涵特点。首先，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对象具有动态变化特征。资本市场服务于实体经济，而我国经济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明显不同的特点，从而造成资本市场的运行也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进入新发展阶段，要求我国资本市场服务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高质量发展，这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资本市场要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一方面支持经济发展从相对传统的模式向高质量发展模式的平稳切换，另一方面要大力支持代表高质量发展的各种创新，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水平的不断提升。其次，中国资本市场承担着完善金融体系和优化社会融资结构的重要责任。最后，在中国资本市场，国有企业是价值创造的重要载体，国有资本是社会公共财富的“压舱石”。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经济活动创造的价值主要由企业承担。国有上市公司是企业的杰出代表，成为价值创造的重要载体。经济活动所创造的价值不断积累成为财富，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富分配极易出现分化从而导致贫富差距扩大，而国有资本和各类资本组成的集合投资有望成为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的“压舱石”。我国直接融资在全社会融资总额中的比重偏低不利于资本市场的功能发挥纵观中国金融发展与变革的历程可知，实体经济需求与金融制度供给之间存在紧密联系。改革开放之初，我国金融体系组成简单，金融功能单一，为了集中资源高速发展经济，我国形成了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居民收入增长和产业升级加速，开始进行市场化改革，以满足社会经济各部门对于金融功能的升级需求，以及解决传统金融体系长期运行中不断堆积的问题。资本市场在金融体系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金融功能逐步优化，全社会金融资产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虽然我国直接融资的规模在不断增长，但在全社会融资总额中的比重仍然较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从存量上看，2020年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284.83万亿元。其中代表直接融资的企业债、政府债、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三项余额相加为81.93万亿元，占比约为28.8%。如果只计算企业债和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两项余额，占比12.6%。从增量上看，我国2020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34.86万亿元，企业债占比约为12.8%，政府债占比约为23.9%，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占比约为2.6%。由此可见，无论从存量还是从增量上看，我国社会融资规模中各类贷款占比仍是大头，直接融资占比偏小。而直接融资中，债券融资占比大，股权融资占比很低。2019年10月30日，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报告2019》显示，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主要资产集中在房地产上，与成熟市场相比，金融资产占比偏低。再从金融资产本身的配置来看，居民家庭持有无风险金融资产的比率明显高于持有风险资产的比率。然而随着居民财富的不断积累和人口老龄化加速，资本市场越来越不能满足居民家庭快速扩张的财富管理需求，迫切需要加快发展资本市场以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家庭财富管理需求。资本市场的发展将有利于金融体系功能的优化，促成金融结构的升级，推动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和服务能力的提升。从金融功能发挥的角度切入，通过对过去十几年来我国金融资产结构的动态变化进行分析，可以推演金融资产结构与金融功能的相互促进关系。但当前我国以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结构存在投融资渠道相对单一、资源配置效率较低、其他衍生功能不足等问题，与我国目前经济转型发展需求、居民财富管理需求不适配。特别是面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严峻的外部形势，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全社会债务水平上升较快，风险不断沉淀和积聚，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亟待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的金融体系，迫切需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大力发展资本市场，通过资本市场形成合理有效的定价，加速对无效资产的出清及低效率机构的淘汰，实现金融资产结构优化与质量提升，最终达到进一步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目标，充分发挥财富管理的基本功能，不断提升金融反映风险、分散和管理风险的作用，并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构建国际金融中心为核心完成金融功能的升级。从国际发展比较来看，以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为主导的经济体在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中往往能够抢占先机，转型过程也表现得更为平稳顺畅。在满足同样资源配置的前提下，资本市场可将不同风险偏好、期限的资金更为精准高效地转化为资本，促进要素向最具潜力的领域协同集聚，提高要素质量和配置效率，推动产业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比较各国金融体系可以发现，以银行为导向的金融体系通常具有更加强烈的政府干预倾向，而在以（资本）市场为导向的金融体系中，金融资源的配置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前者通常是后发国家实现赶超的工具，而后者则是全球领先国家的根本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处在人口红利和经济赶超时期，形成了以银行为主导的封闭金融体系，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对资源配置机制有了更高的要求。从企业角度看，我国高新技术行业、互联网行业等在经济中的占比提升，企业从传统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转变，企业的融资需求大、项目风险高、投入周期长，对于资本市场的要求和需求正在改变，从居民角度看，我国居民对于个人财富管理的需求提升，倒逼金融市场提供更多不同风险类型的金融投资工具，从政府角度看，政府转型提效，不再扮演单一的国有企业背书人的角色，而是要提高国有企业运营效率和市场竞争力。基于对多元金融市场的需求，中国需要建设开放的以市场为导向的金融体系以适应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开放”，即是同时开放对内对外的金融业准入限制，逐步开放对资本金融账户的管制，引入境外资金，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市场导向”，即是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使市场存在更多收益与风险更为匹配的金融产品，满足市场各类投资者需求发展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优化融资结构，需要在发展好债券融资的同时扩大股权融资规模。虽然我国拥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体量，目前产业升级势头强劲，宏观政策环境、营商环境不断向好，同时还拥有超过4亿人的中等收入群体，投资者队伍也在不断壮大，资本市场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日益增强，资本市场的发展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但也要看到，由于以银行信贷为代表的间接融资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存在很强的发展惯性，资本市场仍然难以充分发挥其功能，尤其在行业主体的总体实力、专业能力、层次分布、资本文化等还存在短板时。发展资本市场、提高股权融资比重需要向改革要动力，要不断“过市场关”。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资本市场的建设目标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资本市场的建设目标就是引导市场主体按照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的要求实现资源向更高质量和创新驱动的方向进行有效配置。这一建设目标既遵循资本市场运行的普遍规律，又符合中国特色资本市场的内涵特征，这与以往简单和机械地理解发挥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有所不同。资本市场的核心是按照市场竞争的机制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风险合理定价，通过价格信号引导具有不同风险偏好的市场主体参与投融资交易从而完成资源配置和风险配置，资本市场的价格信号中既包含有盈利回报的信息，也包含有风险大小的信息。投融资双方按照风险-回报对等原则进行交易，资本市场最终要实现的是在资源有效配置条件下的风险和回报合理匹配的均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持续不断推进金融和资本市场领域的改革开放，特别是金融资源配置机制的改革，资源配置的能力和效率不断提升，风险定价和管理能力也不断提升，基本实现了四十多年无危机增长。但我国金融资源配置仍然存在粗放经营、服务实体经济效率较低、配置不平衡、融资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同时还出现了杠杆率不断升高、风险积聚加大、监管套利和金融乱象频发、资本无序扩张、损害投资者和消费者利益等情况。就目前资源配置的效率而言，首先，从金融资源存量上看，2001年至2019年我国广义货币M2占GDP的比率从1.43上升到2.01，在2016年达到2.08的最高值。广义货币M2占GDP比率高，单位GDP增长所投入的货币量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金融资源产出率低。其次，从金融资源增量上也可以看出单位社会融资规模（贷款增量）的GDP产出水平不高，2002年至2019年，我国GDP占社会融资规模比值由6.05降至3.84，在2009年达到2.51的最小值，表明整个金融体系的资金使用效率存在下滑趋势。最后，从融资结构看，贷款融资占据绝对比重，债券融资受到青睐，股票、信托等融资方式的比重下滑。自2017年至2020年，贷款融资比重一直高于57%，贷款融资是社会融资的主要来源。政府债券融资在社会总融资中占比从2019年的18.5%提升至2020年的23.9%，2018年至2020年，企业债券融资在社会总融资中占比维持在12.7%到12.9%之间，没有太多变化。非金融境内企业股票融资占比则从2017年的4.5%下降到了2020年的2.6%，表明资本市场在社会融资中发挥的功能有限。从对上述金融数据分析不难看出，当前金融资源的配置不仅存在效率不高的问题，而且还存在着结构性问题以及不合理的资源分布问题。而不断推高的杠杆率及风险事件和出现的金融乱象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金融资源配置的脱序与失范。为此，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化对金融本质和规律，特别是对资本市场本质和规律的认识，通过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与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相契合的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体系，强化资本市场的服务功能，坚持在进入新发展阶段后资本市场的服务重点是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在此基础上把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作为调整和优化金融体系结构的重点，优化融资结构和金融机构体系、市场体系、产品体系，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把资本市场的建设作为现代经济体系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资本市场要围绕建设现代化经济的产业体系、市场体系、区域发展体系、绿色发展体系等提供精准服务，构建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债券市场、股票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等全方位、多层次支持服务体系，调动更多资源向国家战略产业、科技产业、新兴产业集中，最终实现产融结合，满足资本市场推动实体经济、推动企业创新发展的功能需求，以适应发展更多依靠创新、创造、创意的大趋势，实现资本市场服务水平和质量的较大提升，立足中国实际，走出中国特色资本市场健康可持续发展之路。构建中国特色资本市场的路径选择第一，要继续加强资本市场的法治化和制度化建设。2020年3月1日，2019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正式实施，资本市场正常运行有了最基本规范。新证券法明确了资本市场各主体的权利和责任，确保所有市场主体都得以承担起各自的职责，改变了资本市场的法治环境和发展生态。同时，新证券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全面注册制改革拉开帷幕，这也是我国资本市场最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变革。新证券法按照全面推行注册制的基本定位，对证券发行制度做了系统的修改完善，充分体现了我国资本市场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方向，为资本市场的健康运行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制度基础，使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有了较好的制度保障。特别是在注册制下科创板的设立与运行、注册制在创业板市场的推进以及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设立，为中国的经济转型、产业升级树立了标杆，开创了中国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的股权融资支持以及对科创企业包容支持的时代。随着注册制改革由点及面推进，在发行、交易、信息披露、退市等各个环节进行制度优化和创新已成为注册制改革全面实施的坚实基础，接下来要持续加强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以增强市场功能建设为重点，以全市场注册制改革为切入点，推动发行、上市、交易、并购、信息披露、持续监管、退市等一系列基础性制度改革，特别是要夯实信用基础，按照更高要求、更严标准，补齐信用体系制度的短板，营造公平诚信、法治的市场环境。在坚持尊重注册制基本内涵、借鉴国际成功实践、体现中国特色和发展阶段三原则之下，科学总结评估科创板、创业板试点注册制情况的基础上，加快推进配套制度规则完善、强化中介机构责任等工作，稳步在全市场推行注册制，为更多优质企业融资和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机制。第二，要通过进一步整合完善场内、场外各层次、各板块的功能，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效率有较大提升。我国已经初步建成包括主板市场、创业板、科创板、北京证券交易所、新三板以及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等在内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各子市场之间层次分明、定位清晰，形成各有侧重、相互补充、错位发展的格局，为资源有效配置和风险均衡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机制框架。下一步要在如何进一步提高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效率、突出服务的重点和激发体系的活力方面进行改革完善。首先，要继续深化沪深交易所主板市场、科创板、创业板改革，增强其包容性、适应性和创新性，激发市场主体依法公平竞争的活力，其次，要进一步深化北京证券交易所和新三板改革，同时规范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和柜台交易市场的发展，再次，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和风险投资，为中小企业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丰富融资渠道、降低股权融资成本、赋能科技创新，最后，要发展配套的金融衍生品市场，为风险管理提供工具。与此同时，需要畅通规范资本市场体系各层次、各板块之间的转板机制，形成既能发挥各自功能特点，又能相互支持补充的有机体系，既有利于各类资本的快速形成，又便于促进资本要素的流动和风险的均衡配置。深化银行间债券市场与交易所市场之间基础设施相互贯通和统一，加快推进债券市场互联互通，形成统一的债券市场。进一步完善债券发行注册制，丰富债券产品，拓展资产证券化产品模式，扩大证券化基础资产的覆盖范围。打破债券刚性兑付，强化信息披露和行业自律，完善法治基础上的市场化风险化解机制。第三，要不断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体系，推动投资者保护机制体制创新。按照最新统计，截至2020年年末，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数量达到17777.49万，其中自然人17735.77万，非自然人41.72万，中小投资者占比接近99.8%，我国资本市场已经形成以中小投资者为主、规模庞大的投资者群体。同时，随着居民家庭财富增加和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居民投向资本市场尤其是理财、信托、股票、基金等资产的规模快速增长。与此同时，各种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案件增多，造成的危害越来越大，这显示出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的投资者保护制度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我国一直在推进证券投资者保护制度体系的建设工作，经过多年建设，多渠道、全方位投资者保护体系日臻完善。证券投资者保护制度体系建设的里程碑事件是在2020年3月1日正式实施的新证券法中新增“投资者保护”专章，专门强化投资者保护事前预防与事后救济的连接。在包括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区分普通投资者和专业投资者、先行赔付制度、代表人诉讼制度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探索与创新，进一步拓展投资者维权渠道和降低维权成本。进入新发展阶段，资本市场的建设不能仅仅只考虑单边融资功能，而是应该从发挥整个资本市场总体功能的视角、从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出发，要从细节处进一步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体系。通过加快推动证券集体诉讼制度落地，完善投资者权利行使、保障和救济的制度机制，推动投资者保护制度体系更加系统、均衡、精细和务实，同时又要通过加快完善投资者保护组织体系和制度机制，加快建设完成全方位立体化的投资者保护体系，为投资者打造放心投资、舒心投资、满意投资的投资者保护新格局，更好的分享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红利。第四，要不断扩大专业性机构投资者和管理机构队伍，提升投资者的专业能力和水平。越来越多的个人投资者选择更具专业能力的投资管理机构帮助其管理财富，产生了大量财富管理的需求，这些财富管理需求又反过来推动资本市场进行金融产品和工具的创新，成为推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动力。尤其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保险机构、基金管理公司等机构投资者，往往更加注重上市公司基本面，会从长期的视角进行投资决策和资产配置，追求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以实现各自特定的预期投资目标。这些专业机构的投资时限相对要更长，投资规模更大，可以起到维护市场稳定的“压舱石”作用。要进一步加大政策引导和倾斜力度，不断优化中长期资金入市环境。鼓励现有证券公司、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私募基金管理公司继续发挥专业投资主力军作用，放宽公募基金的投资选择权和考核周期，进一步丰富私募基金体系层次，畅通募、投、管、退、监等各环节，扩大各类追求长期业绩导向的专业性机构投资者范围，积极推动社保基金、保险资金、银行理财、企业年金等资金入市，促进提升权益投资比例并实施长周期考核机制，不断提升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市场化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拓宽境外投资者进入股票、债券市场的渠道，提升外资参与便利度，以开放促改革，创新完善对个人投资者中长线投资者的鼓励政策，在会计、审计、财税、信用考核、声誉激励等方面，优化制度设计，加快建立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价值投资激励机制，鼓励不同规模、不同管理模式、不同投资偏好、不同投资周期的投资主体依法经营，加快形成资本进出有序、畅通循环的多层次、多元化的资本市场新投资格局。进一步壮大专业资产管理机构的力量，更好地践行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理性投资的理念，持续推动各类中长期资金积极配置资本市场，大力发展权益类基金产品，鼓励产品创新和机制创新，帮助个人投资者进行资产配置。鼓励优秀外资证券基金机构来华展业，促进行业良性竞争。第五，要进一步健全法治保障和证券执法体制机制，加大资本市场违法违规成本，为市场健康运行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长期以来，中国资本市场因为违法成本低而备受诟病。由于违法成本低，资本市场各种违法违规的案件频发，极大地损害了资本市场的公信力和投资者的利益。有鉴于此，修订后的新证券法大幅提高了资本市场违法违规成本，加大对证券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以欺诈发行行为的处罚为例，从原来最高可处以募集资金5%的罚款，提高至募集资金的一倍，同时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进行处罚，也从原来最高可处以60万元罚款，提高至1000万元。处罚力度的大幅度提高显著增加了违法违规综合成本，对证券犯罪行为形成更加严厉的震慑，市场环境得以进一步净化。在大幅度提高违法成本的同时，监管部门还提出了“零容忍”要求，对一切违法违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证券执法部门集中力量查办康得新、康美药业等一批市场高度关注、影响恶劣的重大财务造假案件。中国证监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证监会共办理案件740起，其中新启动调查353件（含立案调查282件），办理重大案件84件，同比增长34%，全年向公安机关移送及通报案件线索116件，同比增长一倍。良好的法治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础保障。最近几年，资本市场法治建设进入快车道，稽查执法水平不断提升，初步推动形成了行政执法、民事追偿和刑事惩戒相互衔接、相互支持的有机体系，证券监管执法的有效性、威慑力不断增强。有鉴于资本市场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性，党和国家对资本市场法治建设也提出了更高要求，2020年11月2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若干意见》，意味着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加快健全有利于全面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司法体系、健全证券执法体制、通过强化制度供给全面提升依法治市效能将是下一阶段的核心工作。法治兴则市场兴，法治强则市场强。新证券法实施以来已给资本市场带来了诸多新气象，资本市场的法治化不断迈上新台阶。2022年，相信在新证券法的保驾护航下，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定会行稳致远。

⑺ 金融业怎样服务好供给侧改革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发展依靠改革开放、加入WTO和劳动人口三大红利，保持经济持 续高速发展。然而，近来中国经济己经步入由高速増长转为中高速増长、经济结构调整趋于优化、 新旧动力转换的新常态时期，以往需求侧的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对经济増长的拉动日 渐乏力，结构性的供需错配现象也较为严重，亟待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缓解现有经济结构失衡 问题。金融资源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资源，金融的功能就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两者互促共生。 如果说实体经济是肌体，资金是血液，金融体系则是血管。金融业必须助力供给侧改革，亦将得 益于供给侧改革。金融业通过推进利率市场化、改善融资结构以及健全银行业结构等方式，解放 金融束缚，为供给侧改革提供更为有力的金融支撑。而供给侧改革也是金融业自身转型发展的助 推器。通过转变经营理念和改革体制机制，金融机构将更有效地配置和使用金融资源，提高金融 供给体系的服务质效。
一、以针对性金融改革服务供给侧改革
2015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强调，要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 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的适应需 求结构的变化。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方面在于金融端，关键是金融的制度性改革，核心是降低企业 成本、去融资杠杆、提升资本效率。深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善和优化融资结构以及健全完善银 行业结构，是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
经过20余年的稳步推进，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己取得重大突破，金融机构都己具有自主决 定利率浮动的权力。充分发挥市场在价格形成和变动过程中的作用，有利于更好的引导金融资源 配置，不断完善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交易机制，推动社会融资方式的多元化；有利于分散金融 风险，降低企业负债率和融资成本；有利于促进居民财富的増长，引导居民理财和消费行为理性 改变；有利于资金流向高收益、高科技和前景好的新兴产业和初创企业，为中国经济再平衡和产 业结构调整创造良好的条件；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从外延粗放式的増长模式转向内涵集约式的増 长模式，真正实现供给侧改革的目标。与此同时，利率市场化也对银行等金融机构带来定价、结 构以及风险三方面的挑战。从产品定价来看，利率市场化导致短期利差震荡、中期利差下降，金 融机构需不断提升产品风险定价能力。从产品结构来看，为减少利差收窄的不利影响，金融机构 需要调整产品结构，即通过综合化经营扩大非息收入，进而会増加高风险高收益资产的占比。从 风险管控来看，利率震荡导致波动性増加，加之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其强烈的逐利动机也可能 带来轻视风险的倾向，这对金融机构的风险管控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虽然利率市场化改革己取 得决定性的进展，未来仍有三方面任务需要持续推进。一是央行主导的商业银行基准利率体系应 尽快退出，相应的由市场主导的金融机构利率体系应逐步建立，以最终实现利率市场化。二是増 强金融机构的市场化定价能力，逐步弱化对央行基准存贷款利率的依赖。三是进一步疏通利率传 导机制，让短期利率的变化能有效影响存贷款利率、债券收益率和其他市场利率。
供给侧改革成果在资本市场的体现，主要就在于激活资本市场，为企业创造更多元化的融资 渠道，提供更低成本的融资方式。目前中国企业的融资结构仍以间接融资为主，2015年，新増直 接融资仅占社会融资规模増量的23.2%，虽比2014年攀升6.03个百分点，但仍属于较低水平。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本身并无绝对的好坏之分，只是在中国直接融资比重过低，导致了对间接融资的过度依赖，产生了杠杆率过高、金融风险过于集中、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等难题。加快资 本市场建设，健全多层次、多元化、互补型、功能齐全和富有弹性的资本市场，有助于提高直接 融资比重，更好地满足创新型増长模式下实体经济多样化的融资需求。直接融资无需金融中介机 构介入，有助于盘活存量资产，减少企业对银行信贷等间接融资方式的依赖，降低经济转型调整 阶段的金融风险；提升直接融资比率有助于避免由于依靠银行信贷加杠杆，而造成非金融部门财 务不可持续的现象，有助于企业降成本、去杠杆，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为有效促进供给侧改革，商业银行应通过开展投贷联动、优化信贷投向、完善银行业结构和 创新农村信贷制度等四个方面举措用好増量、盘活存量，构建治理良好、结构合理、充满活力和 创造力的银行业机构体系，为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一是 积极开展投贷联动，让“双创”成为发展新动力。改变过去商业银行只为客户提供信贷支持，PE/VC 企业提供股权融资服务的方式，准许银行通过子公司开展投资，以“股权+债权”的模式，可以 为创业期的小微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企业提供有效融资。投贷联动能够有效地将商业银行的资金、 客户、品牌和渠道优势与风险机构的风控能力和投资能力的优势相结合，切实支持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二是商业银行应准确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做好信贷投向的“加减法”。一方 面，对科技产业、新兴行业、小微企业的信贷投放“做加法”。紧密贴合国家经济发展、结构调 整的大政方针，加大对“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等战略新兴产业的信贷支持；另一方面， 对过剩产业、垄断行业、落后企业的信贷投放“做减法”。加大力度盘活信贷存量，促进“僵尸 企业”和问题企业不良贷款的出清，推动不良贷款的化解和处置工作，严格限制“两高一剩”行 业的信贷额度和规模。三是加大力度推进民营资本建立小型银行的过程，构建城市小型商业银行 队伍，门当户对地为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加强和丰富金融体系的“毛细血管”，针对性地提 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四是创新农村信贷制度，发展普惠金融。近日，《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 权抵押贷款试点暂行办法》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暂行办法》颁发，并鼓励地方政府 部门通过贴息、风险补偿基金、担保公司担保等多种方式，建立贷款风险补偿及缓释机制。银行 业应合理自主确定贷款抵押率、额度、期限、利率，简化贷款手续，解决农民融资难问题，盘活 农村土地资产，増加土地流转，帮助农民増收致富，加快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步伐。
二、以体制机制创新推动银行自身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促进经济运行效率提升。通过体制 机制改革提高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更有效地配置和使用金融资源，既是供 给侧改革的要求，也是银行推进自身改革和转型的需要。商业银行更有必要从体制机制改革和经 营理念转变入手，加快推进自身的供给侧改革，以适应新环境的要求；有效支持经济体正在开展 的供给侧改革，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商业银行自身供给侧改革主要涉及以下三个领域。
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优化公司治理机制，提高经营和决策效率。进一步完善有中国特色 的公司治理机制，为有效服务实体经济奠定治理基础。充分发挥党委、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 的作用，探索党委领导核心和现代公司治理有效结合的新途径和新方式。推进内部经营机制改革， 充分调动银行经营管理人员服务实体经济的积极性。通过实施用人薪酬机制改革、推行职业经理 人和全员全产品计价考核等制度真正打破“大锅饭”，推动银行从业人员主动提高服务意识和服 务效率。
建立多元化和轻资本的业务模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商业银行应不断加大资产结构、负债 结构以及表内外业务结构的调整力度，努力打造“轻型银行”。在资产业务方面，要顺应资本市 场和直接融资发展的要求，把同业业务、债券投资等非信贷业务作为发展重点，降低信贷类资产 的比重。在负债业务方面，要转变以存定贷的传统理念，打造以资产驱动负债的经营思路，进一 步提高负债的主动性。通过大力发展投资银行、资产托管、财富管理、现金管理、交易型银行等 新型业务和表外业务降低风险权重，使风险加权资产増速低于总资产増速、管理资产増速高于资 产规模増速。以经营效率提升真正实现低资本占用和低成本扩张，以相对较少的资本投入驱动相对较大的金融资源，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构建市场化、精细化和专业化的业务管理机制，提高管理效率。要打破传统管理体制的桎梏， 深入探索事业部制和子公司制，推动经营管理模式从以块为主向条块结合转变，有效提升专业化 经营管理能力，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进一步顺应利率汇率市场化、资产负债结构变化、表内 外结构变化的要求，持续深入推进资产负债管理转型创新，推动资负配置和管理从被动、单一、 表内向主动、多元、全表管理转变，更加注重全资产和大负债的动态、组合和前瞻管理。通过内 涵式、精细化管理机制的建设，更有效地服务实体经济。

⑻ 金融危机下结合我国实际怎么加强金融监管

摘要：我国的金融监管应建立健全银行、证券、保险监管机构间以及同宏观调控部门的协调机制，通过中国
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与国际性金融监管组织的合作，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准则的制定，借鉴国外金融监
管经验，不断提高金融监管的专业化水平。
关键词：金融创新；金融风险；金融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988（2009）02-0048-05
一、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的逻辑联系
金融创新促进了金融发展，而金融风险从另一个角度也迫使金融向前发展。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两者
之间又是一种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的关系。近代金融创新的目的之一就是规避金融风险。金融创新特别是
以金融工程形式出现的金融创新，为管理和控制金融风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金融创新毕竟是一种
工具，它可以用于好的方面兴利除弊，也可以用于不好的方面。即使不被利用和操纵，金融创新本身在规避
了某些风险的同时也会带来新的风险，特别是金融工程，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将一种金融风险转换为另一种
金融风险。另外，有些金融创新在初期能够有效地规避金融风险，当其成熟以后反而会带来更多的金融风
险。金融风险与金融创新的内在关系如下：
（1）不是所有的金融风险都可以用金融创新来规避。有些金融风险可以依靠金融创新来规避，有些金
融风险则只能依靠管理和其他手段来规避。
（2）不是所有的金融创新都是用来规避金融风险的。金融创新有不同的动因，有的是为了提高效率、有
的是为了规避管制，也有的规避了金融风险以外的其他风险，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金融创新的确是用来规
避金融风险的。因此，并不是所有的金融创新都肩负着规避或消除金融风险的职责。
（3）金融创新增强了各主体规避金融风险的各种能力。在规避直接金融风险方面，承担金融风险的主
体可以适当地使用金融创新来减少损失。在规避间接金融风险方面，由于直接金融风险的规避所引起的间
接金融风险必然会减少，所以金融创新也能帮助规避间接金融风险。
（4）金融风险促进了金融创新的发展。从金融创新的起源来讲，最初的金融创新就是为了规避金融风险。 金融创新的发展过程证明，金融创新发展最迅速的时期也就是金融风险表现最为激烈的时期。金融创
新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与金融风险的加剧有着直接的关系。
（5）在规避金融风险的同时，金融创新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金融风险。从20 世纪80 年代开始到现在，
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加剧一直是国际金融市场最为鲜明的发展特征。90 年代以来，全球几乎每一场金融
风暴都与金融创新有关。金融创新对金融风险推波助澜的作用令人谈虎色变。金融创新可以规避金融风
险，金融创新也会带来新的金融风险。
总之，现代虚拟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的倒金字塔结构是现代经济金融体系不稳定的内在根源。金融
工具或金融市场运作体制的不断创新、不断演化在促进金融发展的同时构建了这个巨大的倒金字塔。金
融创新特别是金融衍生工具创新越发展，这个倒金字塔也就越庞大，金融体系也就越不稳定。在庞大的衍
生市场面前，金融机构的脆弱性表露无遗，一旦某一部分出现问题，整个倒金字塔就会轰然倒塌。不可否
认，金融创新对金融发展、经济发展起了相当积极的促进作用，给金融体系结构、功能以及制度安排带来
巨大改变，这种深刻变化极大推动了经济金融化与金融自由化的进程。然而，金融创新也是“双刃剑”，如
果使用监管不当，金融创新对金融稳定性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以衍生金融工具为代表的当代金融创
新成果，为投机者提供了大批操纵市场的先进手段和便利工具，使之拥有了撼动一国或地区金融市场的
巨大能量；在金融自由化成为当代金融发展的主旋律时，以确保金融系统稳健运行为目的的金融监管在
如雨后春笋般的金融创新面前，显得十分无力。这些都成为增大金融系统风险、造成金融系统不稳定性的
重要因素。但是，尽管如此，金融创新必须进行，否则会阻碍金融发展。我们在金融创新中规避金融风险，
发展金融；在监管由金融创新带来的新的金融风险中推动金融创新，形成良性循环。
二、我国金融监管模式探索
1“. 十一五”期间成立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局）的构想
根据我国“十一五”规划中“建立健全银行、证券、保险监管机构间以及同宏观调控部门的协调机制”
的指导思想，同时从我国金融发展的长期趋势来看，中国金融业迟早要走上混业经营、混业监管的道路。
因此，有必要未雨绸缪，提前设计和规划金融监管模式。在混业经营的情况下，也可以有两种选择，即统一
监管模式和功能监管模式。由于在混业经营模式下，金融产品复杂、金融风险多样，因此，理想的监管模式
应该是有统有分、统分结合的模式，具体而言，可以在统一监管框架下实行监管机构内部专业化分工，也
可在功能监管模式的基础上设立一个协调和风险综合控制机构，实现专业化监管和统一监管的结合。联
系中国实际，面对现实，着眼未来，可以采用在统一框架下实行监管机构内部专业化分工的方式构建中国
的金融监管模式。具体来说，可由人民银行牵头，发改委、财政部、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国务院法制办
及中编办等部门共同参与设立。成立中国金融监管委员会（局）作为一个集中统一的监管框架，内部构建
由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组成的专业化分工的“三合一”的功能型监管体系。与此同时，还应加强金融机
构的内控机制，在金融监管委员会（局）金融中介机构服务管理部的协调下，充分发挥金融自律性组织、会
计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等社会各界的监督作用，构造起一个广泛的金融监管体系。
建立我国集中统一的金融监管模式，是要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监管资源进行整合，目的是要以
精简机构、提高效率为原则，通过优化监管组织结构，建立一支高效、精干的金融监管队伍，实行金融监管
政策的统一制定和执行。这样做的好处在于，既可以防止出现决策与执行“两张皮”或分业监管模式下“各
自为政”的弊端，又能从根本上消除多层次监管、重复监管、机构性监管所产生的问题，有利于增强我国金

融业的整体竞争实力，防止发生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实际操作过程中，为了将模式改革成本降低到最低
限度，要努力缩短组建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局）的时间。由于金融监管体模式化较大，人员调整较
多，如果改革时间拖得过长，部分工作人员会因工作和职责调整的不确定性而出现等待心理和短期行为，
容易导致一定时期内的金融监管缺位。有关国家金融监管模式改革的经验表明，改革方案确定之后，在一
年内完成组建有关监管机构比较可行。与此同时，要尽可能克服不同监管部门存在的监管文化差异，并在
法律上为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模式提供支持。
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建立还需要采取相应措施解决目前金融监管中存在的三大弊端：一是金融监管
部门之间信息共享机制尚未建立，监管真空、重复现象仍然存在，金融监管协调效率低、法律约束力不强。
以金融控股公司为例，其交叉性金融创新工具的出现使得银行、证券、保险机构在业务领域互相渗透，但
目前未有任何法律对此做出规定，存在监管空白点。二是当央行与各金融监管部门或者其他政府部门在
货币政策取向、金融系统性风险程度判断、处置突发性金融事件等问题上产生分歧或争执不下时，由于没
有一个权威决策部门，最终只能将问题提交到国务院解决，决策的低效率在所难免。三是特别是在基层，
当涉及维护地方金融稳定、防范和化解地方金融风险问题时，地方政府、央行、各金融监管部门之间如何
进行协调不明确，一旦发生风险，容易延误最佳处置时机。
因此，加快金融监管协调立法势在必行。建议国务院制定《金融监管协调条例》，主要内容包括协调目
标、基本原则、协调组织机构、央行和各金融监管部门及其他政府部门、地方政府在协调机制中权利和义
务等。《金融监管协调条例》应明确央行在协调机制中的具体牵头组织职能，将央行、金融监管部门在履行
职责上的分歧、冲突和盲点作为协调重点。
鉴于我国金融监管方面存在着相当的风险，成立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局）之后，为了加强金融
监管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需要处理好金融监管机构与中央银行在防范风险方面的合作，建立跨部门
的金融稳定机构，专门负责协调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关系，可以设立货币安全与稳定局，因为金融
监管和货币政策二者虽有显著差别，但在政策操作中却存在着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适当的金融监管不
仅能够有效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为货币政策运行提供良好的外部支持，同时也有利于培养健康、有活力
的金融体系，增强对货币政策变化反应的灵敏性，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正确的货币政策则可以有效地
促进实体经济的健康平稳运行，而这又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业安全的根本保证。人民银行在
政策操作中如能使二者相互配合，形成合力，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效果就会产生倍数效应。但是如不能
保持协调一致，则会给对方造成不利的影响。实践证明，不当的货币政策会加大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压
力，增加金融监管的难度；过于严厉或宽松的金融监管则会干扰货币政策的有效运行，影响货币政策的实
施效果。因此，将金融安全与稳定局作为一个常设的协调机构，既可以在该机构的协调下营造稳定的金融
体系，又可以提高监管效率。同时，要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尤其要加强与在华外资银行的母
国金融监管当局的联系，密切关注外资银行的经营状况，防止国外金融风险向我国蔓延。
在金融监管协调具体工作制度层面，央行应与各金融监管部门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联合制定协调机
制的配套制度。一是建立信息共享制度。明确共享信息范围、信息采集具体分工、交换方式、保密规定等内
容。二是建立联合检查制度。对一些关联业务和交叉业务尽量采取联合行动，避免重复检查，提高监管效
率。三是建立紧急磋商制度。分别针对日常状态、紧急状态和危机状态的不同情况，尤其是金融风险突发
事件，规定双边或多边磋商机制启动的条件和程序，明确有关各方的职责、处置手段、法律责任。同时要加
强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局）与国际性金融监管组织的合作，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准则的制定，借

鉴国外金融监管经验，不断提高金融监管的专业化水平。
为了发挥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局）的作用，可以在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局）下设立金融监管咨询专
家小组，充分利用学术界和金融机构的金融专家、社会知名人士等社会资源，广泛听取社会各界在金融监
管和金融发展方面的意见，为金融监管政策的调整提供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从法律环境上看，为
了紧跟金融改革与开放步伐，适应金融业务综合化发展需要，应对监管的法律制度进行清理，要对不适应
我国金融发展的法律条款予以废除或修订，尽快修订现有银行、证券、保险监管法规的不适宜条款，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安全与监督管理法》和《金融安全与监管协调条例》等法规，增强金融法规的适应
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提高金融执法的专业化和效率，为我国金融业的综合化发展和有效金融监管创造
必要的法律环境。
总之，要从我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实际出发，循序制定建立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局）的具体方
案，实行金融监管职能的重新整合，防止部门利益、机构膨胀驱动，实行机构精简，促进监管资源的优化和
配置，充分发挥统一金融监管模式带来的好处，提高金融监管效率，保持金融业平稳运行，促进国民经济
持续、稳定、快速、健康发展。
2.未来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设计
从长远来看，中国金融业未来要走上混业经营、混业监管道路。因此，我们既要面对现实，又要着眼未
来，在现行法律制度下，切实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鉴于金融控股公司模式有可能成为我国金融混业经营
的形式，金融监管模式应该进行相应的调整。除此之外，还应加强金融机构的内控机制，并充分发挥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金融自律性组织等社会各界的监督作用，构筑一个广泛的金融监管体系。
（1）监管主体及其职能。监管主体主要包括：现有的中国人民银行、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
会）、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保监会）、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银监会）和即将成立的中国金融监督
管理委员会（局）和信托监管局。主要职能：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稳定局负责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包括
市场准入、资本充足率、风险评估、信息披露等。银监会和信托监管局，分别负责对银行业和信托投资业务
的监管，将现由中国人民银行执行的银行业和信托的监管职能移交银监会和信托监管局；证监会和保监
会分别负责对证券业和保险业的监管，证监会和保监会继续执行现对证券业和保险业的监管职能。

（2）监管机构间的协调。由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局）负责进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信托监
管局的协调。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各监管机构要向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局）报送监管信息，监管机
构提出的问题由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局）负责协调解决，各监管机构之间要尽可能做到信息互通
共享。
（3）建立健全金融自律性组织，充分发挥其监管作用。金融自律性组织是金融业自我管理、自我规范、
自我约束的一种民间管理形式，它可以通过行业内部的管理，有效地避免不正当竞争，规范其行为，促进
彼此间的协作，与监管当局共同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安全。金融自律性组织是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金融监管中不可缺少的。目前我国的这类组织很不健全，就是已经建立的，其作用也没有
得到充分的发挥。今后，应由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局）牵头建立和健全金融自律组织，采取会员制管
理方式，金融机构自主决定入会，入会者要交纳会费，遵守该组织章程。金融自律组织参与监管，主要负责
金融从业人员的培训、会员的管理、为会员提供信息服务、及时与监管当局沟通情况、及时向社会发布有
关监管信息等。
（5）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当局的交流与合作。当前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对一国经济安全的影响愈来愈
明显。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大量外资金融机构进人中国，同时中国金融机构也将走出国门。另一方
面，随着金融控股公司的设立，由于其业务广泛，经营范围会跨地区、跨国界，而各国的监管政策存在差
异，因此，仅靠本国监管当局的监管是不够的，必须加强与国际监管当局之间的协调与交流，密切合作，共
同防范金融风险的发生与蔓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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