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重塑中国金融
㈠ 试比较中国金融市场与西方国家金融市场，中国存在哪些不足，如何改善谁能帮我解答这个论述题
中国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金融制度比较
一国的金融制度一般包括三大要素，即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金融机构是指经营货币资金的各种金融组织。金融市场是金融机构和其他经济主体从事金融活动的场所和领域。金融工具则是表明债权债务关系，并能证明金融交易金额、期限和价格的书面文件。由于金融机构是金融市场上的主体，而金融工具是金融机构进行金融活动的手段，对金融工具的交易构成了金融市场的主要内容，因此，一国的金融机构在金融体系中举足轻重。下面我主要通过介绍美国、英国、德国三个国家的金融机构体系与我国进行比较。
美国
《一》美国的以联邦储备体系为中心的金融机构体系
美国的金融机构主要由联邦储备体系（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政府金融机构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所组成。
（1） 联邦储备体系
美国的联邦储备体系由联邦储备委员会、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和联邦储备银行以及几大顾问性质的机构组成。
联邦储备委员会主要负责制定货币政策，监管12家联邦储备银行和联储管辖范围内的金融机构，确保美国支付体系的完整性和连续性，负责执行有关消费信贷的联邦法规。同时，委员会还须向国会提交起经营情况的年报，以及一年两度的有关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和联储货币与信贷供应增长目标特别报告。
公开市场委员会是负责实施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公开市场业务的专门机构，即由他来决定联储在公开市场上应做何种交易。这些交易是指通过买卖政府和联邦机构的证券，以吞吐存款机构的储备，从而实现货币政策的目标。公开市场委员会也规定和指导外汇市场上美圆对外汇的操作。
美国有12个地区性的联邦储备银行，这些银行在本区内设立自己的分行。它们的职责有：提出有关贴现率的建议；存款机构的准备金，通过贴现窗口向其提供贷款；印制、保管货币；清算存款机构的支票，为其转帐；代理国库；对辖区内的金融机构实施监管。
《二》商业银行
美国的商业银行有两个主要特点，双轨银行制度和单一制。双轨银行制度指商业银行的注册分为联邦政府注册的国民银行和在州政府注册的州银行。单一制是指，美国政府一般不允许跨州设分支机构。还有美国对银行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除了50个州每州有一个银行管理机构外，联邦共有3个银行管理机构并存，即：财政部所属的通货总监、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对银行进行检查监督。
《三》政府金融机构
这是指有美国联邦政府创办的金融机构。主要有住宅信贷机构、农业信贷机构和进出口银行。
《四》非银行金融机构
在美国，将商业银行以外的所有金融机构统称为非银行金融机构。 包括，储蓄贷款社，互助储蓄银行，信用社，保险公司，养老基金，信托公司，金融公司、投资公司以及投资银行。在这些机构中有的可吸收存款，如储蓄贷款社、信用社等；有的则不接受存款，且资产的流动性较小，如保险公司、退休养老基金等。前者称之为非银行存款机构，后者称之为非存款金融机构。
《五》美国在国外的银行
二战后由于美元成为国际市场的重要货币，美国垄断资本迅速扩张，海外投资激增，以及跨国公司的崛起，需要巨额资金支撑美国垄断资本在海外的扩张，这样促使了美国银行在国外的迅速发展。
以上这些主要内容就是美国的金融机构体系的框架。下面接着介绍英国的金融机构体系的主要部分。
英国
英国的金融机构由两部分构成，英国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英格兰银行是其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作为中央银行，主要的职能为：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和政府的银行。英国的银行系统种类齐全，数量众多，按照英国最新分类，"英国的银行"主要包括零售性银行、商人银行、贴现行、其他英国银行和海外银行等机构。
英国的其他金融机构是指除了银行以外的各类金融中介机构，主要包括房屋互助协会、国民储蓄银行、单位信托公司、金融行、养老金基金机构、保险公司。
分行制是英国银行体系的特色之一。英国的银行最早普遍实行分行制，被称为英国模式，其特征是：总行设在大城市，然后在国内外广设分支机构作为总行的派出机构，由此控制全国的大部分银行业务。
英国银行制度另一重要特点是，存在着不少专门从事票据贴现业务的贴现所。英国与其它国家不同，企业一般不直接向存款银行要求贴现，存款银行也不直接向英格兰银行要求贴现，而是通过贴现所办理贴现与再贴现业务。
最后，伦敦作为世界上重要的金融中心，吸引了大批的投资者，因而就有大量的外国银行云集伦敦。
德国
德国的银行体系是从19世纪中叶，随着国家工业化及其所引起的资本需求而发展起来的。德国的金融体系由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组成。
德意志银行是德国的中央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拥有较大的独立性和权威性。联邦银行被认为是欧洲各国中最具有独立性的中央银行，按银行法规定，联邦银行可以不接受政府对该行发布的指示。当联邦银行和联邦政府在处理问题上有分歧而不能取得协议时，政府只能提出推迟作处决定的要求，而不能否决银行的决定。
德国的商业银行资本雄厚，非常活跃，在金融市场上处于强有力的地位。属于商业银行的有大银行（主要三大家）、区域性银行、外国银行和私人银行。德国的商业银行对工商企业控制力较强，主要是采取参股办法进行控制，通过参股，形成许多以银行为核心的大的垄断资本集团，由于是同一集团，银行对企业资金的支持也是积极的。还有德国的银行业务基本上是多样化和综合化。
除了商业银行还有专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包括储蓄银行、信用合作银行和保险公司。
以上就是这三个主要的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体系结构，下面我主要写我国的金融体系结构，从而可以很明显的看出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差别。
中国
我国已基本形成了以中国人民银行为领导，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分工协作的金融机构体系格局。具体结构是：中央银行；政策性银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其他商业银行；农村和城市信用合作社；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保险公司；在华外资金融机构。
（1）作为我国中央银行的中国人民银行，是在国务院领导下制订和实施货币政策，对金融业实施监督管理的国家机关。它具有世界各国中央银行的一般特征：是通货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和政府的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的分支机构根据履行职责的需要而设立，作为派出机构，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授权，负责其辖区内的金融监管管理，承办有关业务。
（2）政策性银行是由政府投资成立的，根据政府的决策和意向专门从事政策性金融业务的银行它们的活动不以营利为目的，并且根据具体分工的不同，服务于特定的领域，所以也叫政策性专业银行。有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家银行。在起经营过程中，贯彻不与商业性金融机构竞争，自主经营与保本微利的基本原则。
（3我国金融机构体系中主体地位的是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目前，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无论在人员，机构网点数量上，还是在资产规模几市场占有分额上，均处于我国整个金融领域绝对举足轻重的地位。
除了以上三大板块以外，还有其他商业银行，农村和城市信用合作社，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保险公司和在华外资金融机构。
上面的四大部分主要是介绍了四个国家的金融机构体系的主要部分。通过对它们的说明，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很大区别，我国可以借鉴它们的某些优点。
㈡ 中国金融系统的现状如何分析如何进一步完善中国金融系统
证监会专家：中国金融体系结构性转型已经开始
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祁斌日前表示，目前我国金融体系已经开始了结构性的转型，从间接融资占绝对主导地位向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相均衡的方向演进。
祁斌在上海市期货同业公会、上海证券同业工会和浦东新区人民政府主办的“投资中国——2007上海证券期货国际论坛”上表示，促进金融体系的平稳转型，推动我国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第一要继续推进基础性建设，加快资本市场的建设，推动金融创新，加强金融监管协调，有效化解金融风险。应加快包括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债券等在内的市场发展，完善资本市场结构。推动上市公司和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做大做强，提高国际竞争力，同时应强化各种金融风险和外部冲击的快速决策和反应机制，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健运行。第二是要推动相关制度的变革和建设，为资本市场的建设创造有利的基础。特别是要进一步完善国有资产管理机制，推动信用体系和诚信文化的建设，为资本市场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第三要加强监管的有效性，合理界定政府职能的边界，进一步构建市场化导向的创新体系的建设，逐步构建市场化导向的创新机制。同时要充分发挥交易所和自律监管功能，逐步完善市场的自我约束机制，形成高效的多层次监管体系。完善法律体系，加大执法力度和提高执法效率，不断完善法律法规，推动资本市场法律体系的建设，完善快速反应机制，做到及时发现，及时制止。提高违规成本，建立有效的体系。第四，积极应对国际竞争，稳步对外开放，增强我国市场的国际竞争力。
祁斌说，近年来，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使得直接融资比例稳步上升，有效地改善了我国的金融结构，分散了金融系统风险，中国金融体系开始了结构性的转型。2006年资本市场资产占全部金融资产的比例为22%，截至2007年9月底，这个比例超过30%。
他认为，目前资本市场也面临一些新的挑战，第一，资本市场结构失衡，资本市场的约束化机制不足，市场主体需要进一步培育。第二、宏观经济和国际市场的变化对市场的影响日益增加。第三，银行存款分流现象是我国金融体系结构性转型的开始，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并将成为一个长期趋势。但也对监管体制和金融机构提出了新的挑战。第四个挑战是随着经济发展全球化进程，金融活动的全球化特征更加凸现，我国金融体系面临着全球竞争的趋势不可避免。
中国金融体系如何走出困局
据《中国投资》报道，2004年在宏观调控情况下，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的发展趋势，但是证券市场走势却出现了严重的背离。以银行和资本市场为主体的金融体系运行效率低，金融资源浪费严重，直接融资内部机制失调，多层次市场发展滞后等多种问题，尤其是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长期严重失调，导致企业资本结构不合理，银行不良资产比例过高，加剧了金融体系风险的积聚。
在重筑金融体系中，银行和资本市场各应扮演什么角色？中国金融体系战略究竟应该选择银行主导，还是资本市场主导？银行业为建立与资本市场相匹配的经营体系，在经营方式上应选择分业经营还是混业经营？2005年1月15日，在中国人民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主办的“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上，多位国内知名专家提出了破解金融体系谜题的思路。
银行主导还是市场主导——中国金融体系的战略选择
从世界各国金融发展的历程来看，金融体制的选择和金融业的发达程度对经济的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金融与现代科学技术共同构成现代经济的核心推动力，并成为国际竞争的新趋势。各国金融体系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其典型国家如德国、日本；另一类是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其典型国家如美国、英国。
从理论研究上看，很难得出哪一个金融体系更优的结论，因此，关键的问题是建立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金融体系。对中国而言，如何构建一个既能推动经济增长、有效配置资源，又能平滑经济波动，合理分散风险，同时还能够使居民分享经济增长的财富效应的金融体系，不仅关系到中国能否在未来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且也关系到中国能否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保持竞争的优势。
刚刚调任中央汇金公司总经理的谢平认为，银行与资本市场谁是金融体系的核心并不重要，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绝对是互补的。一个国家只有在收入水平达到一定的阶段后，才可能慢慢发展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这也是为什么英、美发达国家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一直也是银行主导型，只是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后才建立了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从投资者个人来说，只有其财富达到一定程度，才会想到把自己财富的多大比例投资在股票市场，另一部分进入银行；如果个人财富很少，他只需要到银行储蓄就够了。而目前的数据还不足以证明，银行主导和市场主导，哪一种金融制度更有利于经济增长。
北京银行副行长赵瑞安坚信：“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商业银行在中国金融体系中仍然占据重要的地位”。
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看，我国资本市场起步较晚，所暴露的问题也比较多，其发展需要商业银行体系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商业银行发挥作用是客观的和必然的。银行聚集了大量社会资金，具有能力和实力促进经济的发展。从社会资金需求来看，金融机构具有便利、有效的融资方式，能够为经济的发展注入资金。从消费者的金融习惯来看，中华民族具有节俭的传统，因此大量资金聚集在银行也是一个客观的必然。
但商业银行目前面临着治理结构不完善、资本充足率低和不良资产规模过大的问题，而解决这三大问题最好的场所就是资本市场。对于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推动其在资本市场上公开发行上市，已成为众多商业银行的战略选择。此外，资本市场还为商业银行提供了补充资本金最有效的渠道——通过发行长期次级债务和股票可以使商业银行在短期内补充巨大的资本。资本市场是商业银行改革和未来业务创新的重要平台，而银行对资本市场的介入，对于保证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有着政府隐性担保的商业银行进入资本市场，首先就会为广大的投资者带来巨大的信心支持。
更具体的：http://www.ce.cn/economy/bank/yanjiu/jrts/200502/16/t20050216_3088757.shtml
非原创。
㈢ 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
措施：
一、积极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亚洲有关国家的援助。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安排的框架内并通过双边渠道，向泰国等国提供总额超过40亿美元的援助。向印尼等国提供了进出口信贷和紧急无偿药品援助。
二、中国政府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从维护本地区稳定和发展的大局出发，作出人民币不贬值的决定，承受了巨大压力，付出了很大代价。此举对亚洲乃至世界金融、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在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同时，中国政府采取努力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保持了国内经济的健康和稳定增长，对缓解亚洲经济紧张形势、带动亚洲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中国与有关各方协调配合，积极参与和推动地区和国际金融合作。中国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提出了加强国际合作以制止危机蔓延、改革和完善国际金融体制、尊重有关国家和地区为克服金融危机的自主选择三项主张。
(3)如何重塑中国金融扩展阅读
金融危机触发因素
一、国际金融市场上游资的冲击。当时在全球范围约有7万亿美元的流动国际资本。国际炒家一旦发现在哪个国家或地区有利可图，马上会通过炒作冲击该国或地区的货币，以在短期内获取暴利。
二、亚洲一些国家的外汇政策不当。它们为了吸引外资，一方面保持固定汇率，一方面又扩大金融自由化，给国际炒家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泰国就在本国金融体系没有理顺之前，于1992年取消了对资本市场的管制，使短期资金的流动畅通无阻，为外国炒家炒作泰铢提供了条件。
三、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制，这些国家长期动用外汇储备来弥补逆差，导致外债的增加
㈣ 从4个方面说一下2009年我国应付金融危机时采取了哪些措施保证了经济的高速发展
2008年春天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很象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泰国。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首先爆发于泰国，然后迅速在亚洲各国蔓延。
中国在2008年之前的几年中经济增长率过高，导致2007年出现了显著的通货膨胀，同时外国资金以直接投资甚至债务形式大量涌入，房地产价格连年暴涨，2006年和2007年股票价格的暴涨更达到惊人的程度。而到2008年春天，某些城市的住宅价格已经开始下降，股票价格暴跌，政府为扼制通货膨胀而不得不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有可能导致经济的冷却，这确实有点象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泰国的情况。
不过，2008年初中国的经济形势与亚洲金融危机前的泰国有两点根本的不同：首先是泰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前有高得惊人的经常项目逆差，经常项目逆差占GDP的比重高达8％，而中国却一直有可观的经常项目顺差；其次是泰国在危机爆发前实际上实行的是盯住美元的泰国货币对美元固定汇率，而中国在2008年之前早已使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实行了灵活的浮动。
这两方面的差别使中国有可能避免陷入泰国当年那样严重的经济危机；即使出现了某些危机现象，中国发生的经济问题也完全有可能不象泰国陷入危机时那样急剧、那样具有戏剧性。1997年泰国急剧陷入金融危机以一个戏剧性的事件为标志，那就是泰国由于外汇储备迅速流失而无法维持泰国货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而不得不让泰铢对美元在1997年7月2日大幅度贬值。在中国出现的宏观经济问题可能不会这样戏剧性地急剧爆发，但是慢性地逐渐出现类似的问题则完全可能。
中国的经济现实与上述历史教训的比较说明，当前以及今后的中国确实存在着再现东亚金融危机的危险，不过我们完全有可能以足够的事先防范化解这场危机，至少使它缩小为一个不很显著的宏观经济冲击。
当前中国在宏观经济上面临着两方面的威胁，我们应当同时防范这两方面的危险，同时作好两方面的应对准备：一方面，应当冷却过热的经济，遏止通货膨胀，防堵过多流入的外资，这仍然是目前的经济政策的重点；另一方面，东亚金融危机和各国经济波动的教训都告诫我们，必须防范宏观经济中发生的“骤变”，防止冷却过热的经济的过程中发生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防止由此引发的资金外流造成金融灾难。
在前一方面，目前中国的经济仍然过热，这种经济过热的必然后果之一是高通货膨胀。中国经济已经持续5年以超过10％的增长率增长，最近两年的增长率更高达11％以上。这样连续地超过9％的经济增长在当前的中国是不可持续的，它不仅使中国出现了高通货膨胀，而且进一步以这样的速度增长会使通货膨胀率越来越高，造成各种混乱并最终必定引发“骤变”，使经济增长率下降，而那时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就只能通过突然的危机和经济衰退来实现。
与最近几年经济过热相伴，中国的城市住宅售价连续多年急剧上升，股票市场价格急剧暴涨，出现了不容置疑的泡沫经济。这样的经济泡沫迟早会破灭。最近几个月的股票市场价格暴跌，充分暴露了此前一年中股市泡沫生长的危害，说明了“搞牛股市”的政策是非常错误的。某些决策者曾经以“发展房地产业”为借口默许城市住宅价格上涨，曾经纵容股市泡沫，实行“让股市牛起来”（虽然是“慢牛”）的政策。目前城市住宅售价的急剧波动和股市的价格暴跌表明，这样的政策给中国经济制造了巨大的灾难。
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目前中国的流动性过剩，货币与准货币的余额相对于名义的总收入过高。而这样多的货币与准货币首先是由过多的基础货币创造出来的。不仅如此，中国的外汇储备过多并且还在急剧增加，逼迫中央银行不得不过度发行基础货币，这早已成了造成中国基础货币过多的根源，而且它还迫使中央银行不得不强制发行所谓的“中央银行票据”以在外汇储备过多的情况下降低基础货币的发行额。2008年春天中国的外汇储备高达1万5千亿美元，过多的外汇储备已经成了对中国经济的一个重大威胁。
而这样过多的外汇储备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多年积累的经常项目赢余，另一方面是多年流入的外资。2007年我国的对外贸易顺差达2622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总计为747亿美元，仅此两项就会增加3千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我国自1994年以来每年都有显著的对外贸易顺差，是资金的净流出国，本来不需要引进国外资金。但是由于一直实行实际上歧视本国企业的畸形吸引外资的政策，造成了过多的外资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涌入，形成了资金在国内外之间大规模双向对流的畸形现象。例如2006年我国的外汇储备增加约2470亿美元，当年的经常项目顺差几乎与此相等，我国在资本和金融项目下的对外直接投资、证券投资等投资性资金流出近1600亿美元。在那一年的经常项目顺差下，这样的资金流出本来可以使外汇储备只增加不到900亿美元，但是由于那一年我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证券投资等各种资金流入仍然高达1600多亿美元，造成我国的外汇储备在那一年又增加了近2500亿美元。那一年的另一个怪现象是，国际收支平衡表下货物“进口”所造成的资金外流比海关统计的货物“进口”小了约400亿美元，使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货物贸易顺差比海关统计的货物贸易顺差大了约400亿美元。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通过对外负债、主要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而吸引的外资流入至少达8千亿美元以上。这些流入的外资实际上没有在中国得到使用，而是变成了外汇储备又流出到国外。如果没有这些过多流入的外资，中国的外汇储备将维持在7千亿美元这样一个一点都不算低的合理水平。外资的流入是中国外汇储备过多的一个主要原因，已经成了造成中国经济过热和泡沫经济、威胁中国宏观经济稳定的主要因素。
在这一方面，中国目前要扼制经济过热，通过减少货币总需求降低经济增长率，遏止通货膨胀，就应当同时辅之以防止过多的外资流入，通过减少累计的外资来降低外汇储备。这是目前中国经济政策的重点。
但是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对过热的经济降温的历史经验都说明，在成功地反通货膨胀冷却过热的经济之后，一国的经济通常都会发生“骤变”，不仅过热的经济会变成过冷从而增长率过低、失业率过高，而且企业的高盈利会变成低盈利、高亏损，表面上回报状况良好的金融系统会变成坏账和违约极多甚至各种金融交易瘫痪。这样的“骤变”如果任其发展，市场经济中的交易会停顿，整个经济会陷入危机和衰退。而在目前的全球化经济中，这样的“骤变”还会导致资金从内流变为外流，使一国货币在汇率上贬值，甚至导致一国陷入对外支付上的危机。
东亚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表明，这样的骤变往往发生于过热的经济降温、股票和房地产的价格崩溃性暴跌的过程中。这种过程中的资金转向外流直接造成在泰国爆发了东亚金融危机，而这种资金转向外流及其造成的本国货币贬值又在东亚国家引发了进一步的金融灾难。
目前中国的首要问题还是外汇储备过多造成了过多发行货币和通货膨胀的压力，因此资金从内流转为外流似乎并不是一件坏事。在过热的经济降温的变化开始时，美国与其它国家的外国资金撤出中国在当时确实并不是坏事，因为它可以减少过多的外汇储备并由此缓解中国的通货膨胀压力。
但是资金转向外流起源于对一国投资信心的崩溃，这种投资信心的崩溃通常会造成过度的资金外流，而且资金外流本身也可能进一步加深一国的金融灾难，从而反过来造成进一步的资金外流。资金转向外流会通过某些传导机制造成进一步的金融灾难：在资金转向外流时，企业和金融界的资金—债务链断裂使金融体系解体；资金转向外流造成的本国货币贬值使本国金融财富减少，并因此而减少本国的总支出。这些都会在资金转向外流的国家造成大批企业破产倒闭和失业剧增。这样，即使在今日的中国，外资的大批撤资及与其相联系的资金转向外流也可能变成金融上的崩溃，我们必须严密地关注这样的动态演化，严防资金转向外流演变为冲垮中国金融体系的金融崩溃。
基于上述两方面的考虑，目前我们一方面应当坚决实行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冷却过热的经济，遏止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则要防范宏观经济形势的“骤变”造成金融危机和严重的经济萧条，防范宏观经济形势“骤变”为资金急剧流出、大批企业破产倒闭和失业剧增。在反通货膨胀的经济政策取得初步的成效之后，最重要的就是防范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
我们当前在这两方面陷入的两难境地，来源于巨额资金在我国的国内与国外之间的猛烈跨国界流动：当这些资金大量涌入时，我国的外汇储备激增，造成了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而当大量资金急于流出中国时，我国就会面临东亚国家经历过的那种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我国之所以同时面临这两方面的威胁，其原因都在于放任外资流入和流出，放任外资企业在中国自由发展。
中国货币对美元浮动的幅度极为有限，中国又一直有巨额的对外贸易顺差，这使资金的跨国界流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显得相当特殊。但是，资金跨国流动的这种不良后果对当今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由于当今的交通运输和资金流动极为便利，资金的大规模跨国界自由流动，成了任何国家的政府稳定宏观经济形势、同时防止经济过热与过冷时所面对的最大难题。
就是在美国这种国家，虽然货币汇率的波动很大，长期有巨额的对外贸易逆差，但是资金的跨国界流动也同样放大了宏观经济的波动：当宏观经济过热时盈利率显得很高，外资的大量流入使本国货币汇率升得过高，通过使进口品廉价而压低了消费品的价格并抑制名义工资的上涨，使企业的盈利显得更高，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的过热；当宏观经济萧条时盈利率显得很低，资金的大量流出使本国货币的汇率降得过低，通过使进口品昂贵而提高消费品价格，增加名义工资上涨的压力，使企业的盈利显得更低，从而进一步加剧经济的萧条；资金的外流还会使本国金融体系陷入混乱，造成资金融通困难，由此而加剧经济萧条。
这样，抑制资金的跨国流动实际上为每个国家稳定本国经济、抑制本国经济在过热与萧条之间过度波动所必要，尤其对目前的中国来说更是如此。目前中国境内外资金的跨国界对流已经大到了完全不必要的程度：我国是资金净流出国，但是一年至少有6百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这样大的资金流入，这意味着我国一年的境内外资金跨国界对流至少为6百亿美元；而前边列举的2006年的情况则是境内外资金跨国界对流达到了1600亿美元。目前我国外汇储备过多形成通货膨胀压力体现的主要就是这样的资金跨国界对流。
为消除金融危机的隐患，缓解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必须尽量减少这样的资金跨国界对流性流动。这又意味着尽一切可能缩小外资流入的总规模，因为在我国有长期持续的巨额经常项目顺差时，以外债和外商直接投资形式流入的任何外资都是资金的一种跨国界对流。
中国最近十几年来股票市场价格的剧烈波动表明，中国的资金所有者们对预期的价格波动造成的收益变动极为敏感，有极强的资金流动倾向。在这样的情况下允许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等于让资金毫无限制地在境内与境外间自由流动。一旦境内的资金所有者对中国的金融资产特别是银行的安全性发生怀疑，要将几十万亿的银行存款兑换成外币输往国外，甚至要将手持的中国股票、房产等变卖再兑换成外币，中国的外汇储备绝不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那就会造成剧烈的资金外流并引发金融危机。那时，由于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可以自由兑换，中国的货币政策当局就失去了任何防止金融崩溃、稳定金融体系的手段。
现在我们需要尽量制止资金的跨国界对流，以此来防止中国的外汇储备进一步增加并适当减少中国的外汇储备。目前达到这些目标的最切实可行的方法，是严格抑制新外债的借入和外商直接投资，同时尽快清偿已有的外债，回购境内的外资企业所有权，总的目的是减少中国所欠的外债和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金。
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可以减缓中国外汇储备的进一步增加甚至减少外汇储备的方法有三种，第一种方法是，允许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让对外投资的公众购买储备的外汇；第二种方法是通过商业化经营的“主权财富基金”（如外汇投资基金）用外汇储备购买国外资产，将官方持有的外汇储备变为由商业化基金持有的外国资产；第三种方法是以储备的外汇偿还外债、回购境内的外资企业，减少中国所欠的外债和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金。前两种方法不可能减少资金的跨国界对流，只有第三种方法才可能减少资金的跨国界对流。不仅如此，也只有第三种方法才是真正同时扼制经济过热和过冷的骤变的有效方法。
目前中国的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还不能自由兑换，因而本国公众不能自由地购买外汇到国外投资，中国人清偿外国债务和外国人撤回在中国的投资时在法律上也无权自由地购买外汇。但是实际上，按照国际上的惯例和一般人的情理，相对于不准本国公众自由购买外汇到国外投资，不准清偿的外国债务和外国撤回的投资兑换成外汇要困难得多，引起国际纠纷和招致外国在经济上报复的可能性也大得多。因此，即使在目前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还不能自由兑换的情况下，也应当承认，通常我们有义务为清偿的外国债务和外国撤回的投资兑换外汇。这就意味着，即使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还不能自由兑换，也应当将中国所欠的全部外债和全部外商直接投资都视为中国在外汇方面的“隐性偿付义务”。
从这个角度看，在人民币资本项目下不能自由兑换的条件下，当经济衰退的骤变导致大批资金想流出到境外时，国内的外债和外资直接投资的资金越少，对外的“隐性偿付义务”就越少，能够流出到境外的资金就越少，本国经济由于资金流出所受到的冲击就越小。仅就此一点，动用外汇储备以减少国内的外债和外资资本金就是同时扼制经济过热和过冷的骤变的最佳方法。
由于很难监管跨国界经营的外资企业内部的这种跨国界的资金流动，还由于这种跨国界经营的外资企业还有上述种种不利于中国的弊端，我们应当对跨国界经营的外资企业包括跨国公司和跨国经营的银行在中国的经营加以足够的限制。应当要求所有跨国界经营的外资企业将其在华的分支机构、工厂尽可能分立为独立的在中国经营的企业，形成在中国注册的独立的企业法人，至少也要分立为有独立的资产负债表和盈亏核算的独立经营单位，以便于中国政府的管理部门监管其跨境资金流动。中国目前正在实行宏观经济紧缩，人民币的存贷款利率都在提高；而美国为了应付次贷危机造成的经济衰退，正在不断降低利率。人民币利率可能高于美元利率这种差别使美国等国的资金有更强的动力涌入中国，空前地加大了造成中国宏观经济不稳定和未来发生骤变的危险。
在目前的金融形势下，我们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强行制止新的外资流入中国，通过严格的监控和打击来防止外资以假进口方式流入，严厉地监管并控制外资企业、外国金融机构的跨国资金流动，清理与清偿外债和外资企业的资本金，以此尽可能减少中国的外汇储备。具体的政策措施包括：
——严格监控和严厉惩罚以伪装的出口或进口对境外流入资金或流出资金的任何行为。在目前外资还在大量涌入中国时以监控和打击伪装出口流入资金的行为为重点，今后若出现大量资金涌出到境外的苗头时，则以监控和打击伪装进口流出资金的行为为重点；
——尽可能减少积存尚未清偿的外债，其中包括中国境内法人和自然人对外国所欠债务、贸易信贷和发行的债券等。原则上对所有这些外债都采取“只准还不准借”的做法，以强制境内的单位和个人清理与清偿外债，尽可能早、尽可能多地偿还国内目前所欠外国的债务，停止任何形势的外债流入。
——严令禁止国内的一切企业、机构、个人借入新的外债（包括发行债券和接受贸易信贷）；确实需要以债务形式增加经营资金者，必须由中国国内的银行以人民币贷款提供资金；经营需要增加外币资金者，必须以其所有的人民币资金通过在中国境内的银行购买中国的外汇储备，向其售出外汇者，只能是中资银行或在华的独立的外资银行，这些银行的外汇资金只能来自向中国人民银行购买；外商在华金融机构必须与其境外总部分立，并且不准再从国外调入任何新的资金。
——严令国内所有的企业和个人尽早、尽多、尽快地偿还目前所欠外国的债务（包括履行任何形式的债券所规定的偿付义务）；拖延不履行偿还外债义务者，应以法律手段强制其尽快履行偿付义务；对任何无力履行偿付外债义务者应立即启动破产程序，并尽快完成破产清算，以结清其所欠外债。
——尽可能停止新的外商投资流入。
首先是一律禁止任何金融投资性的外资流入，只允许外商和外资以对中国进行新的“绿地投资”即兴建工厂、安装设备的方式对中国进行投资，并对此类投资也加以严格的监督和控制；国内现存外商投资企业经营中资金周转发生困难而又无法遵照前述规定获得贷款者，其出资人可以增加资本金的方式向其注入新的资金，但是新增资金只能用于在中国国内购买原材料等经营用物资和支付员工工资，严禁将资金移作它用；
为达此目的，应尽可能制止外资对境内中国企业的任何收购和并购。相应的政策措施包括：
立即禁止将任何国有企业、国有的任何企业股权出售给任何外商、外资企业和其它外国单位包括政府；
明令规定：在外商对中国国民的非国有企业进行收购、参股时，其所占股份总计不得超过49％，中方的出资人如果由于资金不足而无法使其对企业持有股份达到51％的，由国有的控股公司或投资基金投入相应的资金补足并形成相应的国有股权；
尽可能停止中国企业在境外的上市、发行股票和债券。中国企业在国外新发行的任何股票和债券都应被视为新的外资流入，必须经过相应的政府部门严格审批并受相关部门严格监控。目前原则上应不再批准中国企业在境外发行新的股票和债券。
尽量减少新在中国开设的外商投资企业。不再批准开设新的没有实际投资于工厂和设备的“绿地投资”的外商投资企业。
——对于批准允许的外商对中国进行的新的“绿地投资”，应尽可能将项目的所有者变为中国的国有控股公司或投资基金：
对产品主要在中国国内销售或能够主要在中国国内销售的企业，要求项目必须由中方占有51％以上的股权，且销售渠道和网络必须由中方控制；
对产品主要在国外销售且投入主要由国外进口的投资项目实行严格限制。在外汇储备激增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原则上如果外方不向中方交出供销渠道并同意中方控股者，至少暂时不再批准其在中国境内再建立此类新项目。
——尽快有计划地由国有的控股公司和投资基金逐步回购在境外股票市场中上市的境内企业的股票、境内企业在国外发行的债券；
——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强制收购外商在华投资企业或外资持有的企业股权，减少外资在中国境内持有的企业资本金，通过购回外资持有的企业股权而减少中国对外的“隐性偿付义务”。此种收购，应由专门的中国国有控股公司、投资基金进行。
收购的先后次序应当为：首先是原为中国企业、只有部分股权为外资持有的企业的股权，特别是中国各大银行的股权；其次是产品主要在中国国内销售或能够主要在中国国内销售的企业或其分支企业，收购时原则上应要求中方必须持有企业51％以上的股权，且销售渠道和网络必须由中方控制；最后再考虑产品主要在国外销售且投入主要由国外进口的企业或其分支的收购。
——应当首先根据部门和行业的特征而确定以本国资金对外资企业或外资持有的中国企业股权的强行收购。有些部门应当进行全面的内部重组，强令外资全部退出，现有的外资企业或外资持有的企业股权则由国有的控股公司或投资基金收购。这样的杜绝外资进入的行业包括：与军工生产有关的所有企业、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如公用事业包括水务事业。特别是对银行业，应当保持其民族特征，应当强行赎回前几年卖给外资的各银行的全部股权，并以立法禁止外资购买中国的银行的股权，并尽可能限制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的经营。
——应当考虑逐步恢复对外资在中国境内持有的企业所有权的限制，硬性规定外资持有的任何中国境内企业的股权不得超过该企业全部股权的49％。
过去的类似政策没能坚持下来，是由于许多合资企业被外资控制了产品的销售和投入的采购，外资企业通过压低产品的销售价格和投入的采购价格转移了合资企业的利润，造成合资企业的亏损；特别是依靠向外资企业所在国出口产品的合资企业，即使是由中方控股，但是由于被外方操控了出口销售渠道，合资的外资企业通过上述的价格操控而转移利润，造成合资企业亏损，最后逼迫合资的中方只好放弃控股权。这些失败的引进外资的经验说明，在外资企业实际掌控产品销售、特别是通过出口掌控产品销售的情况下，即使中方掌握合资企业的控股权，中方也无法使合资企业的经营有利于自己。这种情况是妨碍强制实行中方对合资企业控股的最主要因素。特别是由外资控制的出口导向，必定会使我国在企业合资中处于上述的两难境地。
要强制实行中方对合资企业的控股，就必须限制那些由境外总部控制采购和销售的外资企业在中国的经营活动，特别是严格地限制跨国界经营的外资企业在中国的经营活动。
——为扼制中国房地产业中的投机和投机性外资的流入，必须立即禁止外国人、外国企业购置中国的房地产，已购入者应限令其限期以公平价格售出；
——为扼制投机性外资的流入，应进一步加紧限制外国人、外国企业购买中国上市公司股票，并逐步走向最终禁止外国人、外国企业购买中国上市公司股票；
——为维护中国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稳定，防止发生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崩溃性恐慌，防止在股票和房地产价格过低时形成要求外资购买救市的需要，中国政府应建立专业的国有财产经营机构，在股票或房地产价格过低时购进股票或房地产以稳定市场。
对股票市场，政府应建立股票价格平准基金，在股票价格普遍过低、平均市盈率已经显著低于存款利息率的倒数时大量购入对股市有稳定作用的股票；
对房地产市场，政府也应在房屋售价已经显著低于未来房租的贴现值时购入城市的一部分房产，以稳定房地产市场。
中国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都有可能发生恐慌性的崩溃，这种崩溃有可能导致中国的整个金融体系陷入危机并造成严重的经济衰退。政府应及早作好应对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崩溃的预案和组织准备。组建股票价格平准基金和购买房地产的机构，就是应对危机的一个重要的组织准备。
——上述政策措施涉及到一系列使用政府资金的国有财产经营机构，如购买外商投资项目所有权的国有控股公司或投资基金、购买外资企业所有权或外资持有的企业股权的国有控股公司或投资基金、股票价格平准基金、购买房地产的政府机构等等。需要以法令形式确定这些国有财产经营机构的法律地位，这些机构的资金由财政部发行专门的建设债券筹集，其运营由财政部和国资委等部门联合监管。这些机构运营中需要的外币资金，由财政部发行专门的建设债券筹集，这些债券由国内银行以其持有的中央银行票据认购，而这些国有财产经营机构将所获中央银行票据兑换为外币使用。
——上述所有各项措施，都应当有利于建立并稳固地维护由中国自己本国控制的完整的产业链、资金链。这种完整的产业链、资金链是中国在未来不会受经济波动和外来冲击的各种危机很重打击的根本保证。
面对中国当前可能发生的两方面危机，千难万难，政府有效地控制资金并适当地实行再国有化就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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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 急：目前我国银行业的总体格局的划分
一、当前我国银行体系的总体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银行业发展很快，逐渐打破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一统天下的单一国有银行体系。但国有商业银行在我国银行体系中仍居主体地位。近年来，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实行的是总分行制组织结构，一般至少包括总行——省分行——地(市)分行——县支行——分理处(储蓄所)五个层次，这就决定了其机构的设置模式，即按省区设置分(支)行。从个体布局看，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原来各有业务范围的界定，尤其是农业银行，主要经营对象是针对于“三农”，但这几年来，农行在农村的经营网点被撤消了很多，发展空间正在不断地向城市扩展；中国银行原本定位于外汇业务，其经营网点主要分布在城市：而工商银行与建设银行在业务范围上已无实质性区别。四大行在所有的县(市)设立分支机构，这从布局上讲很不合哩，因为业务量不足，效益较差。与国有商业银行阳比，1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较少，主要分布于大中城市。其中，交通银行分支机构设置地域范围比较广，在所有的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及部分地级市设有分(支)行，县级市则基本不进入。其他9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布点多在副省级城市及省会城市，一般地级市及县级市则几乎不涉及。城市商业银行是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中，由城市企业、? 用窈偷胤讲普�蹲嗜牍勺槌傻牡胤叫怨煞葜粕桃狄�校�饕�⒆阌诜�裰行∑笠担�比俚胤骄�谩E┐褰鹑诘闹髁��桥┐逍庞煤献魃纾��收�⑿罱�改昀丛谂┐宓厍�姆⒄挂卜浅Q杆伲�剂伺┐宕⑿钪邢嗟贝蟮姆荻睢?nbsp;
二、我国银行业现有布局存在的弊端
经过二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金融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以中央银行为核心、国有商业银行为骨干，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局面已基本形成。特别是199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以后连续几年的治理整顿，中资商业银行的整体状况正不断好转，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纷纷上市，也促使其在规范与完善自身发展方面逐步提高。然而，仅以目前的状况看，我国银行业尚不足以应对发达国家国际大银行的挑战，其布局的不合理及各金融机构自身存在的弊端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我国尚不存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的支付结算系统。当前，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间联行自成体系，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信用社则没有独立的联行系统，结算渠道“肠梗阻”，汇兑系统要借助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跑道。在各商业银行联行业务基础上主要有三种汇划形式：第一种为系统内汇划；第二种为跨系统汇划，实行“先横后直”；第三种大额汇划通过人行转汇。从这三种形式中，我们可以看到现有联行体系存在的弊端：一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间联行体系重复建设，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影响商业银行集约化经营方向；二是商业银行之间通汇环节多，影响资金的周转；，三是不利于其它商业银行及信用社的公平竞争；四是不便于人民银行加强金融监管力度。
2、在业务量有限的情况下，布局及经营的重复易导致银行间恶性竞争。银行机构布局是银行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其设置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银行效率的高低和竞争力的大小。目前，中国商业银行业呈现出这样一种竞争格局：在特大城市及部分沿海开放城市，存在外资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及城市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在大中城市存在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及城市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在中小城市及部分中心城镇存在国有商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和农村信用合作社之间的竞争；在农村地区，存在着农行、农村信用合作社以及邮政储蓄的竞争。这种布局模式，使一个区域内各种银行机构并存。而在我国实行金融业分业经营、对银行业务范围限制较严的情况下，各银行机构所从事的业务种类基本一致，而在业务总量既定的条件下，各银行的分支机构只能在某一个平衡点上分割既有的业务量。业务量较大的区域，各家还都可以分一杯羹，而业务量较小的区域，则很难人人都喂得饱，必然会有人饿肚子。在这种情况下，极易造成银行间的恶性竞争及资源的极大浪费。
3、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产权制度直接限制着其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当前，世界各国的银行都以股份制形式存在，而作为维系着国民经济命脉和经济安全、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居于举足轻重地位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却仍是国有独资形式。该种产权制度，直接影响着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和竞争实力，虽然有其形成的特定背景，但已与全球金融一体化趋势不相适应。据悉，我国四大银行目前的年利润当在百亿元以上，资产规模占我国全部金融机构资产总额比重仍是大头。未来五年，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要在竞争中保持现有份额，贷款规模每年至少需要增加7000亿元左右，按8％资本充足率要求，保证现有资本充足率不降低，每年需增加资本金500多亿元。要保持这一资本扩张规模，以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现有经营状况来看，如若不能从根本的产权制度加以改变，自身完全没有补充资本金的充足能力。而如若不能保证资本金来源的持续性，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必将逐渐消退。因此，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产权制度的改革已势在必行。
4、我国金融业分业经营模式与全球金融业混业经营格格不入。从1995年以来，我国的银行、证券与保险业实行分业经营。入世后，中国金融、证券市场的开放应服从于《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六项基本原则和金融服务协议。中国金融将进一步融入国际金融体系，必须按照WTO制订的规则进行金融服务。因此，国内许多现有的管制或规定将被强行突破，而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管理制度将首当其冲。随着金融市场的开放，金融混业必将从外部波及我国金融市场，外资金融机构实行的是混业经营模式，而且我国现行的《在华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亦允许外资银行从事外币投资业务。全能型外资银行或金融集团将同时向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申请银行业务、证券业务和保险业务牌照。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中资金融机构的竞争力，使国有商业银行效益状况恶化。
5、农村金融体系中，信用社的定位已发生异化，从而影响到对“三农”的扶持。国家赋予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功能主要是为“三农”服务，充分发挥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和联系农民的金融纽带作用。而当前，我国的农村信用社基本上已不具备合作金融的特征，其经营目标已逐步偏离为“三农”服务、执行民间信贷职能的初衷。经营对象、经营范围的商业化，经营机构的城市化以及由此导致的资金流向从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的趋利性逆转，都使对“三农”的扶持主体实质性缺位，从而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三、对重塑我国银行格局的构想
本着整合银行资源、凝聚金融优势、提高我国金融体系的国际综合竞争能力原则，对我国银行业的重新布局做以下构想：
1、改革联行体系，建立全国范围内统一的清算银行。建立一种单独承办联行业务，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清算银行，能够从根本上消除各种影响银行资金清算的因素，加快资金周转速度。同时，它也将彻底解决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信用社等汇路不畅的情况，有利于各商业银行之间平等的竞争，也使各商业银行可以从联行体系建设中解脱出来，避免重复建设，节约人、财、物。另外，建立统一的联行体系也是我国加入WTO的必然要求。我国加入WTO后，国内银行业将受到具有先进管理经验和雄厚实力的外资银行的冲击，这必然要求我国要积极创造条件，成立清算银行，独立承担清算业务，使国内商业性金融机构能够集中精力，加强经营管理，全面发展业务，以提高经济效益，惟有如此，它们才能与外资银行争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清算银行的建立，也能为外资银行的汇路创造条件，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外资，促进我国经济发展。
清算银行的建立，可以以现行人民银行清算中心为依托，以现有联行体系为基础，把各商业银行联行体系纳入清算中心，再把清算中心从人民银行中分离出来，成立独立承办联行业务的清算银行，并实现天地对接与同城清算联网。清算银行是一家特殊性质的银行，可采取会员制，由各家商业银行根据自己的业务量来交纳会费，形成清算银行的收入。其机构体系可按照经济区域划分，实行垂直领导、分级管理的组织体系。清算银行要在全国设立总行，总行下设分行、支行二级机构。主要职责为；一是具体办理联行业务，二是监督清算单位支付情况，防止支付清算风险。清算银行与商业银行处于独立地位，独立承办联行业务，接受人民银行的监管。
2、逐步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目前，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已经没有任何理论和政策上的障碍。要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把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造成治理结构完善、运行机制健全、经营目标明确、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现代金融企业，具备条件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可以改组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条件成熟的可以上市。
从我国国情看，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应建立以法人持股或法人相互持股为主体，以分散的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专业投资基金持股为补充的多元化股权结构及相应的法人治理结构。从具体改制方式上，有以下几种方案可供参考。方案一：可将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分别改造成银行集团公司。在改制过程中剥离掉原有的不良资产和非生息资产，集中优质资产成立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同时，商业银行集团公司下面还可以分别设立几家有限责任公司，如后勤保障公司、物业管理公司等。这些公司将与资产管理公司一起来消化原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当然，不良资产的剥离还需要通过许多其他途径，包括让民间资金以实收货币资本的形式进入资产管理公司等)。方案二：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改造成股份制控股公司，总行和分行为两级法人。总行作为母公司对作为子公司的分行控股，将经营状况比较好的一家或几家分行经过资产重组后独立注册成股份有限公司制的子银行上市。国有商业银行总行作为控股母公司持有上市公司的股权，然后根据发展战略需要，逐步通过上市子银行收购、置换非上市分行资产等各种方式，实现借壳上市。方案三：在工、农、中、建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之间进行资产重组。合并几家国有商业银行的有关分支行，新建一家由各国有商业银行总行联合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并选择适当时机上市。当前，企业重组符合世界经济潮流，能达到强强联合的效果。而我国现有银行体系中，建设银行与工商银行在业务范围、市场定位、服务对象等方面已无实质性区别。由于我国的银行规模与国外一些超级银行相比仍存在明显差距，不妨可以考虑先在部分地区实现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分支机构的合并，从而最终实现建设银行与工商银行按照股份制进行整体合并。
3、鼓励城市中小银行按市场化原则相互兼并与重组，实现多层次联合。通过兼并与重组，一方面可以使银行资源的配置趋向合理化，另一方面可形成银行间的优势互补，扩大银行的规模，增强系统的稳定性，从而提高城市中小银行的竞争力及抵御风险的能力。具体可以考虑以下几种方式：一是突破城市商业银行的地域限制，允许城市商业银行跨地区兼并城市信用社或其他规模较小的城市商业银行，并将其改制为分支机构；二是鼓励股份制商业银行兼并周边和异地的城市信用社及城市商业银行，以壮大自身；三是允许将同一省区内的城市商业银行合并重组为一家省级地方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由省市两级政府参股，并吸收省内中小企业入股；四是在更大的范围内，如按经济区域，甚至在全国范围内的联合。这种更大范围内的联合主要是针对城市商业银行而言，联合的形式多种多样，更多的是业务的合作，不需取消现有城市商业银行的法人地位。城市商业银行可考虑按子母公司的形式自下而上组成城市商业银行集团，集团总部的注册资本主要由发起组建的各城市商业银行入股构成，也可向效益好的企业定向募集。各城市商业银行作为集团的成员，可在集团总部的指导和协调下开展技术和业务联合。
4、选择合适模式向混业经营渐进过渡。混业经营分为两种模式；一种为全能银行制，即在银行内部设置业务部门，全面经营银行、证券、保险等业务。按照这种模式来改造我国目前金融业分业经营的状况是不现实的。首先是改革成本太高，在实际操作中不存在可操作性；其次，这种模式的反应能力较慢，无法对外界环境的改变做出及时的反应，与当今世界瞬息万变的信息革命不相适应。另一种为金融集团模式。它又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种子模式：模式一，集团中的各金融机构相对独立运作，在组织结构上没有联系，相互间只有形式松散的合作协议，如交叉销售协议等。一体化程度低的金融集团多采用此模式；模式二，商业银行对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直接控股，直接以子公司的方式进行业务渗透和扩张。我国1995年之前混业经营所采取的模式与此类似。此模式由于资金高度的暗箱操作性，不仅会放大银行的经营风险，而且也增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模式三，在相关的金融机构之间建立金融控股公司，在各金融子公司和控股公司之间设立行政中心，形成金字塔结构。各金融机构相对独立运作，但在诸如风险管理和投资决策等方面要以控股公司为中心，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等通过控股公司相互进行业务渗透。&nb sp;
从中国近几年的实践来看，金融控股公司模式是我国实现混业经营的最优选择。它能实现金融机构在竞争与整合过程中的乘数效应、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申银万国加盟光大集团，分集团增添了重要的优质资产、证券资源及资本运营经验，将为光大集团迅速成长为具有国际竞争实力的金融集团铺平道路；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也在香港等地并购重组或投资组建了投资银行或商业银行类机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也加快了金融资源重组整合进程，除巩固发展中信实业银行业务外，重组成立了中信证券。这一系列金融机构跨行业并购标志着中国金融业已进入一个崭新的重组整合期，其目标是向国际惯例靠拢，提高综合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和中国金融体系的国际综合竞争能力。
5、各银行机构对自身发展应重新定位。面对加入WT0后国外商业银行的入驻，我国银行业之间应更多地形成经营联合与良性竞争，团结一致，共同应对来自外界的挑战，而不应继续陷入恶性竞争的困境，既浪费资源又消耗实力。因此，为使各银行机构重新找到自身的发展定位，我们作以下大胆的设想：
1、把工行、建行按股份制模式整合为一家银行，市场定位放在市级以上的城市，原有分支机构在重新布局时可以撤消或实行并购，如由农业银行购入。
2、中国银行主要应定位于开展境外业务，积极推进跨国经营。可考虑设立代表处、代理机构、附属银行、国外分行及投资银行等多种方式开展跨国业务。原有的国内网点应大量收缩。
3、农行主要应定位于县城以下，包括农村，其服务对象与信用社一致，主要为“三农”。
4、信用社改革是农村金融改革的关键。农村信用社改革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不搞“一刀切”。要强化农村信用社内部管理、完善贷款审批、风险防范和内部财务等内控制度。当前，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关键是明晰产权。我们认为，无论采取何种方式来改造信用社的产权制度，都应本着更好地服务“三农”并与当地经济发展相匹配。从功能上来讲，应向五、六十年代农村信用社的功能回归。
5、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要充分发挥自身机构新、机制灵的特点和优势，扬长避短，牢固树立为中小企业，特别是为个体工商户和本地居民服务的经营思想，切忌与国有商业银行争项目、抢地盘、争客户。要瞄准国有商业银行收缩部分地区分支机构和调整经营策略的时机，抓住机遇，占领市场，加快发展，并要不断实现业务创新。
四、新构想中需着重关注的问题
1、加入WT0是深化国有商业银行体制改革的难得机遇。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如何应对外资银行的冲击，已成为政府和金融部门普遍关注的首要问题。靠政府进行强制性的制度供给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形成竞争性金融体制构架，但不可能造就与配套制度相融合的内在于我国经济社会制度的金融竞争机制。在加入WTO迎接挑战的氛围下，我国公民对加入WTO的预期效益较大，人心所向，容易形成合力，体制改革中的阻力相对较小。如果时间一长，公民对加入WTO所带来的预期效益递减，就会增加体制改革的阻力，摩擦成本加大。而且，根据制度经济学路径依赖理论，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的特性，时间长了还会增大体制惯性纠正成本。我们只有把握住目前内外人心一致的改革良机，才能使得国有商业银行体制改革以最低的成本达到最佳的效果。
2、组建四行联合办事处，是短期内整合我国金融资源的最佳途径。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不可能一步到位，而四大商业银行的联合经营却已刻不容缓。四行从专业化分工到业务交叉经营，培育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初级金融市场，引入了竞争机制，提高了金融服务质量。但同时，由于各自都只从自身利益出发，为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盲目扩张经营网点，放松信贷监督，导致了严重的违规经营和无序竞争现象，四行之间的“窝里斗”越来越严重。这种状况既是对金融资源的浪费，同时也对四行不良资产的积淀和低效率带来负面影响。
面对世界金融业激烈的市场竞争，我国四大行应发挥国有制同一产权主体的优势，淡化市场利益的冲撞，建立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的同盟关系，巩固国内市场根基，适时出击国际市场，把主要竞争对手定位为国外的超级金融集团。而短期内最为妥善的合作方法，就是建立“四行联合办事处”，以形成四行的业务同盟关系。四行联合办事处现有的建制可分为两级，总行一级设联合办事处，分行一级设联合办事分处。联合办事处不是一级行政建制，它的性质是行长级的联系会议。它的功能性机制可设想为：政策的磋商与协调；业务的交流与合作，市场的开放与规划；风险的监测与预警。
3、发展银行业中间业务是应对“入世”挑战，进行资产整合的关键。从国际银行业发展的总体趋势看，中间业务在商业银行的业务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但我国各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基本上都在10％以下。加入WTO后，中间业务领域将成为中外资银行的竞争焦点。原因有三：其一，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网络已形成，国外银行进入我国后，虽然也会从事一定量的存贷业务，但在短期内肯定不可能建立起像国内商业银行一样庞大的网点，无法在存贷方面跟国内银行竞争；其二，国外银行长期以来在中间业务上所积累的经验与优势是短期内国内银行所无法比拟的，国外银行必将以此作为抢占中国市场的切入口：其三，从利润回报来看，中间业务利润率远高于传统业务。因此，如果我国商业银行还只是提供以存贷为主的金融服务，而不在发展中间业务上早做准备，就等于把这块利润拱手予人。此外，按照《巴塞尔协议》，商业银行的三大业务是资产、负债和中间业务。在我国，银行的资产和负债比重高达90％，明显的比例失调，这对我国银行业进行产业升级是非常不利的。银行业进行整合的首选领域，就应该是比较薄弱的中间业务，它将帮助我国商业银行找到新的盈利点，从而走出经营困境。同时，它也将为我国银行业产业整合升级发展提供大好机会。
4、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必将导致对监管制度创新的需求。随着外资金融机构的入驻，传统的分业经营模式将逐渐被打破，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界线也将逐步模糊，金融机构业务之间的交叉将走向多元化、综合化，这同时也对监管制度的创新提出了要求。监管体系应适应被监管对象的变化而变化，在分业经营模式下，实行的是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对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的分业监管，在混业经营模式下，则要求建立一个更集中、更协调的监管体系。我们对这种监管体系的构想是，事前监管与事后监管分离。人民银行主要负责金融机构市场准入的审批即事前监管。由人民银行的监管职能部门与证券、保险监管机构合并，成立金融监管局，金融监管局直属国务院领导，负责金融机构现场稽核检查，以及破产兼并管理及应急措施，即事后监管。金融监管局在区域设置分局，省(直辖市)设金融监管办事处，金融监管局及办事处行使对所有金融机构的现场监督管理职能。
㈥ 简述中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调整国内经济政策的重大举措
新华报业网讯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21日说，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的10年间，中国不断加强了金融风险的监测和控制能力。
吴晓灵在北京举行的“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说，中国主要从以下六方面增强防御和抵御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
——加强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从拉美债务危机等多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到，金融监管体系的脆弱性是许多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中国对此加强了金融监管体系建设，在已成立证券监督机构的情况下，又先后成立了保险和银行监督机构，落实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加强了对各类金融机构的监管。
——对国有独资的商业银行进行了产权制度的改革。国有商业银行体系的低效运作已成为影响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因素，而沉淀多年的历史坏账和低效的银行治理结构，则加大了中国金融体系风险。中国已采取一系列措施，改革国有商业银行体系，对其注资并剥离不良贷款，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并推动银行上市。
——大力发展和培育金融市场。亚洲金融市场不发达导致缺少分散风险的渠道和机制，这是亚洲不能很好地应对金融危机的原因。中国如今已逐渐形成了一个由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以及期货市场等构成的，具有交易场所多层次、交易品种多样化和交易机制多元化的市场体系。
——推进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灵活的汇率体制和外汇管理体制对一个国家经济增长非常重要。中国不断推动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并在由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汇率形成机制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央行也将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篮子货币汇率变动，维护人民币汇率的正常浮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推进金融法律制度、监管机制和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已先后出台或修订了公司法、证券法、企业破产法、反洗钱法、物权法等法律，为维护市场秩序提供了有利支持。央行、证监会等金融市场监管部门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金融市场监督架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也取得较大成就。
——加快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力度。这是中国采取的最重要的改革措施。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不合理，抵御危机的能力弱。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世界经济失衡和国内经济失衡双重挑战。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来自于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这正是经济结构失衡的反映。中国已经对此采取了完善外汇管理、调整外贸政策、强化节能降耗、促进扩大消费等综合措施调整经济结构
㈦ 如何建立与完善我国金融法的体系
我国现行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缺乏有效金融监管的条件；二是多元化监管主体缺乏必要的信息交流与合作；三是证券业、保险业的监管资源与行业发展不匹配；四是金融监管缺乏科学的实务操作系统。建立有效金融监管体系的重点，一是建立与完善以监管当局、内控制度和行业自律为主要内容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二是建立与完善以金融监管制度体系、金融监管信息系统、金融风险减震机制、金融风险预警系统、金融监管合作制度为主要内容的金融监管操作系统；三是培育以稳健的宏观经济环境、完善的公共金融基础设施、有效的市场约束、完善的系统性保护性机制和金融问题高效处理机制为主要内容的有效金融监管条件。 现阶段，我国已建立了中央银行、保监会、证监会分业监管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法律体系以及相应的指标体系和监测体系。但从实际运行的效果看，还存在着诸多缺陷，一是缺乏有效金融监管的条件；二是多元化监管主体缺乏必要的信息交流与合作；三是证券业、保险业的监管资源（包括人力、物力和技术）与行业发展不匹配；四是金融监管缺乏完善的实务操作系统 。鉴于此，笔者认为，建立我国有效金融监管体系的着眼点应放在以下几方面： 一、建立有效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 世界各国金融监管组织体系并没有统一模式，关键是实现金融监管的便利性、协调性和有效性。考虑到目前我国金融业分业经营还将持续一定时期，因此，我国金融监管组织体系建设应重点突出三大系统的建立与完善。 （一）完善监管当局的监管控制系统。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当局是由中央银行、证监会、保监会共同构成的。从监管当局的结构状况看，除中央银行的监管资源基本与其监管对象的发展水平相适应外，证监会目前只在各省会城市及其他个别城市设立了派出机构，其监管资源状况只能满足于对证券机构的市场准入监管和持续营业机构的非现场监测，还无力顾及到对其监管对象经营合规性、风险性的检查与评估。保监会在全国各地的派出机构更少，没有设立保险监管机构的地区，其对保险业的监管工作主要委托当地人民银行代理 ，由此造成对保险业的监管责权利脱节，监管质量与效率很低。对此，现阶段完善监管当局监控系统的重点，一是增设证监会、保监会的机构和人员，使其能单独完成或通过聘请中介机构共同完成对其监管对象的监管任务。二是建立中央银行、证监会、保监会的分级联系制度，加强信息交流与技术合作，实现对有关金融机构的业务并表监管。三是各监管当局的总、分支机构之间要明确监管职权，各分支机构要在授权范围内，按统一标准行使监管职能。四是各级金融监管部门要建立完善的金融监管责任制，明确规定监管机构及其人员对监管对象存在的问题应查未查、应查出未查出、查出不报、不依法处罚、执法过错等行为所负的责任，以促使监管机构及其人员提高素质，规范行为。五是各监管当局要实行本外币业务、内外资机构、境内外机构、表内外业务的统一监管，扩大金融监管覆盖面。 考虑到加入WTO后，为有效解决混业经营条件下对金融机构的并表监管问题，需要进一步改革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借鉴世界各国金融监管体制选择的实践，笔者认为，加入WTO后，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可供选择的改革模式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模式：保持现有金融监管的制度结构，对于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交叉，可通过加强不同监管主体之间的协调来解决并表监管问题。在实践中还可以实行以一家监管机构为主的做法，来应付金融业务多样化的监管需要。世界上不少国家目前选择的是此类金融监管模式。 第二种模式：顺应混业经营统一并表监管的需要，成立一家超级金融监管机构，从而独自、全面、有效地对业务广泛的金融机构的整体情况加以监控。这是现阶段金融监管体制选择的新趋势。 第三种模式：打破现有的制度结构，在不成立统一的超级金融监管机构的情况下，按照金融监管的目标设立几个监管部门，各部门从各自的目标出发有权审视各家金融机构，组成矩阵式的监管模式。目前，这种监管模式只是一种理论模型，尚未进入实践阶段。 从上述三种模式比较看，第一种缺陷越来越明显。第二种模式虽然有利但对基础设施的要求很高。第三种尚需实践检验。因此，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应分两步走。第一步：考虑到国内的信用评级和外部审计尚未达到一定的水平，金融监管的基础设施等还跟不上，现阶段仍应坚持分业监管的金融监管体制，重点是改善金融监管的基础条件，加强金融监管机构的沟通与合作，以实现综合监管。第二步：根据国际金融新趋势，结合我国加入WTO后金融业混业经营对金融监管的新要求，我国的金融监管应逐步走向泥业经营、统一监管的金融监管体制。在向混业模式的过渡中，待条件成熟时，可将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职能与金融监管职能分离，将人民银行的监管部门、证监会、保监会合并成一个统一的金融监管当局，负责对所有金融机构及其业务的监管，监管当局可按行政区划设立分支机构，各分支机构负责对辖内所有金融机构及其业务的监督管理。 二）完善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系统。从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演变的过程看，金融监管大致经历了行政手段控制为主、标准化指标控制为主、内部模型法控制为主、预先承诺控制为主等几个阶段。随着金融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对金融机构内控机制要求也更加严密。现阶段的重点为，一是合理设置内控机构。各金融机构都要建立与本系统业务发展相适应的内部审计部门或稽核部门，并具有相对独立性、超脱性和权威性。可选择在系统内部设立跨地区的监管分局、稽核中心或特派员办事处，消除或减少被查单位对检查部门及其人员的行为制约。二是充实改善内控设施。金融机构建立内控系统网络和相对集中的数据处理中心，一方面改善内部控制的非现场监测条件，运用系统网络观测各经营机构的财务、资产等业务指标变化情况；另一方面能有效防止或减少基层行乱调帐、乱改账等违规行为的发生。三是修改完善内控制度。内控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一个动态过程，各金融机构都要适时根据其业务发展和环境变化不断修改完善内控制度，以动态适应其业务发展与金融创新对风险控制的需要。 （三）建立金融同业自律控制系统。从世界各国金融同业自律制度建设的实践看，同业公会（或协会）是适应金融业行业保护、行业协调与行业监管的需要，自发地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结合我国金融业发展的现状，建议：一是在监管当局的鼓励、指导以及社会舆论的倡导下，在自发、自愿的基础上建立金融业同业公会。可根据金融机构的不同类型、不同地区建立不同的金融业同业公会，并提倡在此基础上形成全国金融业同业公会的联系机制。二是赋予金融业同业公会具有行业保护、行业协调、行业监管、行业合作与交流等职能。 从世界各国金融监管操作系统的建设看，其构成要素大致包括金融监管制度、金融监管设施、金融监管手段、金融监管队伍等内容。从我国的现状看，其完善重点主要是以下几方面： （一）完善金融监管制度体系。金融监管制度是金融机构行为规范的准则，是金融监管部门及其人员借以判断和约束被监管对象行为的依据和手段。因此，金融监管制度的适用性与完善程度，直接影响金融监管的效果。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我们虽然在金融机构市场准入、持续营业和市场退出各个环节都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但这些制度的建立与执行效果并不理想。其原因，一是部分制度条款不完善，缺乏可操作性；二是制度落实缺乏必要的监督约束机制；三是有关制度的执行，缺乏配套政策。对此，考虑到加入WTO对金融监管提出的新要求，完善我国金融监管制度的重点应突出建立与国际接轨的金融监管制度。一是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标准化监管指标体系，逐步统一内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标准；二是适当提高资本充足标准，建立有效的金融机构资本金补充机制；三是要用法律的形式明确各级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权利、责任和手段；四是要建立与金融机构资产分类相对应的呆坏账准备金制度；五是建立对金融机构统一的资信评估制度；六是建立完备的市场风险控制制度。 （二）构建金融监管信息系统。我国金融监管信息系统尚处于一种分割、低效、失真状态。一是中央银行、证监会、保监会的监管信息系统分割，不能实现监管信息共享；二是监管信息定时报送制度，使得金融监管信息的收集效率很低；三是金融机构报送数据存在人为调整，使得金融监管信息失真。由此造成监管部门不能及时发现是否出现了正常金融机构正在向有问题金融机构转化，是否出现了有问题金融机构向危机金融机构转化，是否出现了危机机构的风险向系统内扩散，从而降低了金融监管的质量和效率。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要加快金融监管信息系统的网络化建设，一是要加快各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监管信息的网络化建设，实现系统内部业务发展与监管信息同步反馈。二是加快监管当局的监管信息网络化建设，改善信息传递方式和速度，创造条件实现监管部门与监管对象业务系统的信息联网，使金融机构的原始信息真实反映到监管部门，增强信息的透明度和准确性，以动态观察与分析监管对象经营活动的合规性和风险情况。三是加快监管当局之间的监管信息网络建设，以实现金融监管信息共享，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三）建立金融风险减震机制。考虑到加入WTO后，随着我国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逐步放开，会增加国际金融风险向国内传导的途径。对此，我们有必要建立缓和国际金融风险冲击的减震机制。（1）保持适度的国际储备标准。借鉴国外经验，我国保持适度的国际储备可依据下列参考标准：一是外汇储备支持外贸进口的时间最低不能少于3个月的进口需求；二是外汇储备与外债总额之比不能低于30％；三是外汇储备与短期债务之比不能低于100％；四是外债与GDP之比不能超过50％；五是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应控制在-5％-0％之间；六是外国直接投资加经常项目盈余与GDP之比应控制在-2.5％-5％之间。（2）适度调整汇率制度。借鉴世界各国汇率制度选择的成功经验，加入WTO后，我国应适当调整，适当加大汇率的浮动幅度，适当放开结售汇限制，避免外汇过多地集中于中央银行，迫使央行扩大基础货币投放。随着商业银行、企业、居民持汇量的增加，要逐步培育与发展我国的金融衍生市场，为规避汇率波动风险创造条件。
㈧ 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及中国应对的措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金融业迅速得到发展,它在经济中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然而,伴随着金融业高速发展而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也引起人们日益密切的关注。2007 年由美国房价下跌导致的次贷危机,让美国经济遭受衰退危险, 特别是2008 年9 月雷曼兄弟公司陷入严重财务危机，并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后，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到实体经济，全球经济急剧萎缩。 基于此,本文在注重可行性和操作性的指导思想下,收集国内外大量相关的文献资料和研究报告,查阅我国现行的金融危机管理的主要著作,并通过各类专业杂志及相关网站获取了大量的统计数据和研究结果,在此基础上中国目前在金融危机防范上的问题和国际上金融危机防范经验,提出中国金融危机风险防范的政策建议。 一、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金融危机（Financial Crises）最简单的定义是指突发的、覆盖几乎全部金融领域的金融状况恶化。金融危机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的定义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 金融危机具有三层含义： ①金融危机是金融状况的恶化；②这种恶化涵盖了全部或大部分金融领域；③这种恶化具有突发性质，是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总结起来, 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主要有以下影响: 1．影响我国的外贸出口 我国的对外贸易最近几年来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但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的外贸出口已经出现衰退，中国的出口商品竞争力较大幅度地减弱，对外经贸形势面临严峻挑战。导致我国外贸出口衰退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各国出口商品结构颇为雷同，出口市场结构也非常相似，竞争性大于互补性。产品种类均主要是电子、化纤、服装、玩具、鞋类等劳动密集性产品，市场也均集中在美国、欧盟、日本等地，因此，东南亚金融危机将削弱中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由于中国进出口总额占我国国民生产总值比重近1/4，尤其是出口已成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一个重要“边际因素”，因此，贸易顺差减少，对我国经济影响巨大。同时，由于我国的出口中一半以上属于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国民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达到较高水平，国际经济环境对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己开始产生较大直接影响，因此，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日益增加。 2．影响我国企业引进外资 此次金融危机对工业项目招商引资和企业投资产生了普遍影响。部分投资者缺乏投资信心，致使引进资金、技术等借助外力的发展受到限制和影响，招商引资难度加大，项目引进势头减弱。出于对未来宏观经济走势的担忧，部分生产企业对国际经济走势难以预料把握，多数企业处于观望状态，经济增长放缓及企业投资削减会逐渐凸显，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未来工业引进外资增资扩能。 二、对中国防范金融危机的政策建议 1．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一国汇率制度的选择应该顺应不同时期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和金融制度的特征而适时主动调整。中国渐进主义的改革路径，决定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也必然是渐进型的。目前人民币汇率还不适合完全自由浮动，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要继续深化和推进，进一步健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逐步扩大汇率弹性区间， 以增强汇率对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调节能力，发挥汇率作为金融危机缓冲器的作用。汇率双向波动也有利于提高市场参与者防范风险的能力，并抑制短期资本的流入。同时，保持适度的外汇市场干预。货币当局应动态和准确地把握市场汇率相对于均衡水平的状况，遵从汇率目标区调控原则，采取“目标区内相机干预”和“边界干预”相结合的方式，逐渐扩大目标区宽度，保持渐进性与合理性，避免超调现象发生，使汇率水平能在自由浮动的情况下保持一定稳定的水平。 2．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 资本自由流动这把双刃剑，在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包藏着巨大风险。发达国家的资本自由流动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完善程度和金融监管水平相适应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项目对外开放要慎之又慎， 如果在条件不具备或者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贸然实行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当国际游资流入时，运用不当将使本国经济陷入困难， 如果一有风吹草动引起大量资金外流，本国将面临对外支付的困难。我国汇率弹性增大后，资本项目实行自由兑换应逐步推进，慎之又慎，待条件比较充分时再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兑换，对投机资本的大量涌入和随后可能发生的流向逆转保持高度警惕。首先要夯实市场基础和完善市场规范，同时在开放中的动态博弈中逐步提高金融监管水平，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实现我国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的调整，从而更加安全地融入全球资本市场。 3．尽快建立充分成熟的国内资本市场 目前，大量流入的外商直接投资和数据巨大的外债，已对人民币形成压力。如果要避免因为过分依赖外商投资带来的潜在风险，中国就必须尽全力发展自己的资金市场。只有国内资本市场越活跃，中国对外资的依赖程度才会越低。因此，我们应该加快发展新的融资市场的步伐。在发展国内融资市场的过程中，特别应重视证券、债券和保险市场的发展，使它们成为中国国内基金的一个稳定来源的重要补充，特别是保证耗资巨大的基本建设项目的资金来源， 减少对外国资本尤其是对短期外国资本的过分依赖。当然，目前的国内资本市场还不十分成熟，要建立充分完整的、市场化的资本市场运行规则，加强对资本市场的监管；扩大市场流通总规模，提高市场内在价值；提高市场透明度、全面公布信息，以帮助投资者对金融风险做出正确评估，提高投资者抗击市场风险的能力。 4．对外开放要与国内改革协调配套，特别是对外国开放资本市场要慎之又慎 泰国政府在1992 年取消了过去几十年所采取的保护本国资本高达市场的一系列措施和做法，一下子全面向外资开放国内市场。但同时国内金融政策却没有相应配套改革，继续维持原先泰株同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政策。由此造成自由开放的国内资本市场与不自由的外汇管制混为一体， 助长了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这使全球都明白了一个道理，能否经受大量的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关键看经济是否健全，企业制度是否健全，金融制度是否稳定，中央银行是否有足够的监管能力。有的国家能免受危机影响，就是这个原因。对于中国来说，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关键是加快改革。但在加快改革步伐的同时，一定要保持对外开放与国内改革协调配套，特别是在对外开放资本市场的过程中更要慎之又慎。只有在已经具备开放资本市场的条件，包括已经建立有效的金融政策和相应的金融监管调控机制，建立了完整的法律基础，建立了一整套有效的宏观控制政策的情况下才能开放资本市场，决不能头脑发热，一哄而起。 5．坚持正确的利用外资政策，合理控制外债规模和外债结构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和最富活力的国家之一， 也已连续数年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外资的大量涌入的确弥补了国内资金缺口，也支持了重点项目或大型项目的建设。但与此同时，也对我国的外资和债务管理提出了更为严峻的课题。首先，我国必须将外债规模确定并维持在一个适度或合理的水平上，即借用外债既要考虑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对外债偿付能力和消化吸收能力，不能盲目大量向外举债。此外，还必须对外债结构的各个要素构成比例进行合理配置，优化组合，特别是要合理安排短期债务和中长期债务的比例，以达到降低成本、减少风险、保证偿还的目的。最后，尽管中国外债规模一直控制在国际公认的安全线以内，但应加快清理那些实际对外负债、又脱离政府监管的“隐性外债”，把“隐性外债”纳入外债监管范围之内，提高外债规范管理的有效性。 6．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保持充足的外汇储备，提高国家经济的抗风险能力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在某种程度上说， 是一场国际收支危机和债务危机。片面追求高的经济增长率，进口需求超过出口能力，必然会导致国际收支出现逆差，使外汇储备减少，削弱了国家经济的抗风险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贸总额连年增长，对外贸易已成为世界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进行的外贸体制改革又为中国的对外贸易注入了新的活力。比如针对长期实行的贸易保护政策给工业带来不利于出口的倾向，我们已对进口许可证制度作了一定的调整。但是，无论我们怎么做，都必须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我们既不能为出口而牺牲进口，更不能为进口而牺牲出口。在大量吸引外资的现阶段，我们更应大力发展出口加工工业，并鼓励制成品尤其是工业制成口的出口，提高本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在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的同时，保持良好充足的外汇储备，以提高国家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㈨ 如何加强中国的软实力
政治上：
一要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长，这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应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认真实施文化精品战略，大力发展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善于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营造积极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加快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进一步理顺文化管理体制，按照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统一的原则，建立促进文化公益事业繁荣、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文化管理体制，形成多种所有制参与文化产业发展的新格局，进一步增强我国文化的总体实力和竞争力；大力开展群众文化活动，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提高人民群众文化生活质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二要加强意识形态建设。软实力的核心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政治价值观念，具有巨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历史和现实一再昭示我们，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用以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想，用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奋斗目标来凝聚全民族的意志和力量，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三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应以理想信念为核心，大力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进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倡导真、善、美，反对假、恶、丑，鞭挞和批评不道德行为，在全社会形成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浓厚风气；形成平等友善、团结互助的浓厚风气；形成遵守公德、文明礼貌的浓厚风气；坚持以人为本，深入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
四要加强制度建设。应不断推进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继续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立法、加强执法、规范公共权力行使，创造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同时，进一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完善权力运行和监督制度、科学决策制度，不断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进一步增强我们党执政的活力和创造力，为全面提升我国的软实力提供坚强保障。
经济上：
（一）提升中国金融的“软实力”，首先要明确中国金融发展的战略目标，这个战略目标就是建立可持续的、具有综合竞争力的金融发展模式，实现从“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的历史性转变。在确立这个目标的前提下，国家须对提升金融“软实力”进行统筹规划。按照这个目标设计中国金融“软实力”指标体系，可以考虑包括三大部分，一是由体制效率、市场深度、创新能力等构成的竞争力指标；二是由法制健全度、社会诚信度等构成的金融环境指标；三是由文化力指数、理论创新指数、人才结构指数等构成的人文指标。各类指标及其权重设置还需要深入研究，非本文所能涵盖。
（二）将“软实力”纳入行业监管和社会评价范围。现有中国金融监管和评价体系多注重“硬实力”，不能反映金融“软实力”状况。有时恰恰是那些“硬实力”较强（例如资本充足率很高）的金融机构在危机中倒下，问题就出在它的文化（如长治久安还是急功近利）、机制（如决策能力和执行能力）、理念（如风险偏好与社会责任）等“软实力”方面。必须把“软实力”纳入行业监管和社会评价范围。
（三）坚持中外结合、循序渐进，实现中国金融“软实力”立体提升。金融“软实力”建设是一项具有综合性、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的社会系统工程，它的实现应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在中国金融“软实力”提升过程中要立足中国国情并努力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为我所用；在提升方式上要坚持以实助虚，以虚带实，虚实结合的原则，不能脱离金融“硬实力”的进步来建设“软实力”，更不能把金融“硬实力”与“软实力”分割、对立起来；在具体把握上，要坚持既大力推动又循序渐进的原则，把大战略化为若干小目标，分阶段扎实推进。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中国金融“软实力”的立体提升和金融增长方式的全面转变，为建设金融强国和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奠定基础。
㈩ 从四维度衡量怎样建设 高效有活力的金融市场
“未来至少到2020年期间，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应该努力朝着开放的、包容的、有竞争力的、而且有创造力的方向发展并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承惠29日在由《证券日报》主办的第九届中国证券市场年会上表示。为此，她提出衡量上述目标市场体系的四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是未来资本市场包括金融市场一定是个有相当广度的市场。这个广度意味着参与者的范围要广，各种类型的融资者和投资者都能够进入这个市场来满足各种不同的融资需求和投资需求，使得整个市场的规模达到足够的程度，意味着金融产品的供给要足够，同时市场主体的准入和退出机制要完善。
第二个维度是深度。要建设有深度的市场，就需要这个市场有足够数量的投资产品，每类商品的规模要足够得大。同时，有深度的市场一定要对投资者有足够保护的市场，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第三个维度是未来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应该是一个有弹性的市场。在发生突发事件之后价格一定会对这个突发事件产生反应，这个反应很有可能是过度反应，这种过度反应能够迅速回到均衡水平之上。要满足有弹性的需求，特别是避险工具，意味着中国的金融市场需要大力发展衍生品市场，衍生品市场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曾经被视为禁区，但中国不能消极对待，同时也是中国恰巧稀缺的。
第四个维度是创新力。中国的证券市场、股票市场未来要和其它国际的资本市场竞争，这样一个竞争的市场必须要能够有创造力，能够有不断的对制度进行调整的创新。这也意味着我们的监管要到位，并且要适度。
从这四个维度建设未来中国的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在这个过程中核心还是重塑国家在金融领域的角色，重新界定政府和市场的行为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