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发展普惠金融责任和担当

⑴ 建行三大战略是指什么

建设银行全面实施普惠金融、住房租赁、金融科技“三大战略”，为人民安居乐业、建设美好生活，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

建行福建省分行在精准滴灌助力脱贫攻坚、精准支持特色产业、着力构建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上坚守服务初心，担当大行责任，为乡村振兴添砖加瓦。还依托“新一代”系统，积极应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科技手段，不断创新产品，持续升级服务，推进普惠金融和住房租赁落地。

建行通过“三大战略”的路径选择，赋予银行格局和视野、情怀和担当，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发挥了国有大行的作用。

三大战略的成效

建行福建省分行渠道管理部总经理郑飚介绍，自“龙易行”试点推广以来，建行福建省分行充分发挥移动金融服务的优势，积极组织员工深入高校、社区、园区、乡镇等地，提供流动服务、上门服务，助力“普惠金融”。

事实上，随着大数据、互联网等技术的深度赋能，金融科技不仅成为建行福建省分行推进普惠金融的“新武器”，也是推进住房租赁战略的“助推器”。

以上内容参考 人民网-建行“三大战略”履行大行担当 实现金融服务“零距离

⑵ 普惠金融背景下，银行的主要措施有哪些

首先，我们需要明白什么是普惠金融？

普惠金融，是指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

3、设立小微、三农专营支行。很多银行为了提升服务普惠小微的力度和专业度，设立了小微专营支行或者三农专营支行，专门安排客户经理做普惠贷款，如农行、农商行、邮储银行等。

最后，普惠金融是未来商业银行的重点工作。

普惠金融自2017年开始大范围实施，在未来一段时候都将是商业银行工作的重点，另外，当前除了商业银行，监管部门还要求蚂蚁集团等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也加大服务普惠的力度。

⑶ 服务转型落实好深入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专项职责各行社要做到什么

摘要 第一，夯实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基础设施是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前提。首先，扎实推进“宽带乡村”建设。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和投资力度，通过实施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升级改造等重点工程，进一步扩大对农村地区互联网的投资规模，加快农村宽带的应用与普及。其次，加快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升级改造。积极推动乡村网络接入设备更新、线路改造和服务升级，大力提升农村固定网络接入的能力和速率。再次，加快推动5G基站布局。逐步实现从重点乡镇、村庄5G覆盖到城乡深度覆盖，完成农村5G基站、管线、配套等基础设施建设任务。最后，积极探索5G助农惠农场景应用。鼓励农村企业运用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实现数字农业农村转型升级。

⑷ 普惠金融政策

普惠金融政策是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是当前我国普惠金融重点服务对象。
普惠金融，是指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具体如下：
1、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有利于促进金融业可持续均衡发展，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助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增进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
2、2018年8月5日，由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与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微众银行合作编写的中国普惠金融创新报告（2018）在北京公开发布。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第六条 国家对社会保险基金实行严格监管。
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立健全社会保险基金监督管理制度，保障社会保险基金安全、有效运行。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采取措施，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社会保险基金的监督。第七条 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全国的社会保险管理工作，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社会保险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社会保险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社会保险工作。第十条 职工应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人员养老保险的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⑸ 普惠金融原则

法律分析：国家普惠金融的政策包括，健全机制、持续发展；机会平等、惠及民生；市场主导、政府引导；防范风险、推进创新；统筹规划、因地制宜。

法律依据：《国务院关于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的通知》（三）基本原则。

健全机制、持续发展。建立有利于普惠金融发展的体制机制，进一步加大对薄弱环节金融服务的政策支持，提高精准性与有效性，调节市场失灵，确保普惠金融业务持续发展和服务持续改善，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

机会平等、惠及民生。以增进民生福祉为目的，让所有阶层和群体能够以平等的机会、合理的价格享受到符合自身需求特点的金融服务。

市场主导、政府引导。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尊重市场规律，使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在统筹规划、组织协调、均衡布局、政策扶持等方面的引导作用。

防范风险、推进创新。加强风险监管，保障金融安全，维护金融稳定。坚持监管和创新并行，加快建立适应普惠金融发展要求的法制规范和监管体系，提高金融监管有效性。在有效防范风险基础上，鼓励金融机构推进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适度降低服务成本。对难点问题要坚持先试点，试点成熟后再推广。

统筹规划、因地制宜。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城乡和区域平衡出发，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协调，优先解决欠发达地区、薄弱环节和特殊群体的金融服务问题，鼓励各部门、各地区结合实际，积极探索，先行先试，扎实推进，做到服水土、接地气、益大众。

⑹ 银行在推进普惠金融发展方面面临哪些问题，有何对策

2005年，世界银行小额信贷年会首次提出 “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也称“包容性金融”。 一般认为，普惠金融是指在金融机构成本可负担的前提下，通过不断竞争和创新，以保证金融服务排斥对象逐步获得其需求的相关服务。

2015年12月， 我国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通知》 ，明确：到2020年，要建立与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 相适应的普惠金融服务和保障体系，特别是要让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及时获取价格合理、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

近年来，在政策引领和推动下，我国银行业采取一系列措施发展普惠金融，如大型银行纷纷成立普惠金融事业部，中小银行加大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扩大基础金融服务覆盖面，提升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强化薄弱缓解的金融服务供给，取得较为明显的成效。

不过， 我国普惠金融还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 。我国幅员辽阔，经济发展不均衡，区域发展水平不一，全面推进普惠金融面临着较大挑战。近年来，打着“普惠金融”旗号而进行的伪创新在我国大行其道，侵害了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也在一定程度上了扰乱金融秩序，影响 社会 稳定。在这种情况下，普惠金融如何做到“成本可覆盖”“风险可控制”仍有待进一步 探索 。

要改变普惠金融的不足和问题，除需要加大政府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做好基础设施及信用环境建设外，重要的是借助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和创新推动我国普惠金融进一步发展。2016年9月，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发布《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提出“数字普惠金融（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毫无疑问，数字普惠金融引领是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出路。 从银行层面看 ，关键是坚持商业可持续原则，依靠金融 科技 创新产品和服务， 探索 普惠金融发展新模式，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之路，提升普惠金融服务能力和效率。

普惠金融的范围很广泛，普惠金融就是所有人都能有机会较便捷、较低成本获得他们需要的金融服务，包括存取款、小额贷款等，甚至还包括零钱兑换。如要得到更准确的答案还应说具体点。这里说下在农村推小额贷款的问题，这是普惠金融的重要内容，最大困难是平时找不到人，都外出务工了，再就是放贷款后，到期收款难。如要进一步了解，可私聊。

问题一：普惠竞争激烈，产品同质化严重。

一方面，目前各行在普惠产品的营销上并无行业较统一的利率定价，因此在营销过程中，容易出现“利率战”和抢挖现象，使企业融资结构不稳定，或出现盲目扩张的行为。

另一方面，为适应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有效增强客户粘性，建立与现代化经济体系相适应的小微企业服务新模式，目前四行均已创新推出“互联网+企业纳税贷产品”。比如目前市场上的四款企业纳税信用贷款产品，如下表所示：

总体上看，以上产品均通过大数据连接工商、税务、财务等模型，实现大批量在线获客，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信息不对称和担保难问题，同时极大提升了服务效率和便利程度。但从产品开发及客户定位上看，如何进一步加强产品创新，打造有特色的小额化信贷产品体系，是普惠金融业务拓展中面临的挑战。

根据近日《银保监会发布2020年一季度银行业保险业主要监管指标数据情况》显示，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不良贷款率均有所上升，但信贷资产质量总体平稳，主要是由于结构性因素和疫情带来的短期性冲击造成了一季度银行业不良贷款率的上升，不良的爆发还存在滞后性，这也给银行拓展普惠业务带来挑战。

近年来，部分银行已经组建普惠金融事业部，初步建立起能够实现绿色金融、普惠金融与农村金融有机融合的组织架构和高效的运营机制。

但从普惠条线从业人员人数上看，兼职普惠业务的居多，尤其是在县域等普惠业务十分重要的基层网点。

总体而言，银行普惠条线呈现出专业化团队建设发展滞后的问题。一方面是客户经理队伍人员不足。辖内部分支行客户经理业务受理速度跟不上小微企业的发展速度和他行营销速度；另一方面是从事小微企业业务的团队专业化程度不高。目前为适应市场竞争和发展需要，小微金融产品更新迭代速度很快，但部分客户经理习惯于传统小微信贷业务的办理流程，对新型小微企业产品的接受度不高，对产品开发设计、服务创新和风险管理方面的基础都相对薄弱。

对策：

（一）强化理念更新，充分认识深抓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创新的战略意义。

（二）强化服务内功，全面推进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体制机制的创新。

（三）强化战略联盟，着力完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创新的生态环境。

（四）强化队伍建设，培育一支能征善战的优秀团队。

2005年联合国推出普惠金融概念后，国际 社会 开始对其广泛关注。欠发达国家、地区大力推动 普惠金融发展 ，许多国家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近年来我国政府也不断发文大力推动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旨 在 让 社会 各阶层和群体都能够享受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从而建立有效、全方位为 社会 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

在 政府大力推动、 社会 各界共同努力下，中国的普惠金融服务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初步建立了多元化的服务体系，服务覆盖面达到一定水平，移动互联网支付得到一定普及。根据中国人民 银行 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末，普惠金融贷款余额达到13.39万亿元人民币。但相较于其庞大的服务对象和资金需求，普惠金融的发展与我国经济 社会 发展的要求和 社会 的期望还是有非常大的差距。如何进一步推动 普惠金融发展 已经成为我国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议题。

1 我国 普惠金融发展 中暴露的 问题

1.1 普惠金融顶层设计不到位

近年来，我国的国家层面对普惠金融的发展高度重视，出台了很多相关的政策文件来推动其发展。这些文件 在 宏观层面上对普惠金融的发展进行了规划，但是没有进行细化，对普惠金融没有一个系统性的布局，从而导致金融机构 在 发展普惠金融时缺乏主观能动性。

另外， 在 普惠金融基础设施 方面 顶层设计也存 在问题 。首先，普惠金融相关的法律体系没有健全，导致普惠金融的发展缺乏清晰的法律规范。其次，普惠金融信用体系建设缓慢，由于普惠金融服务对象比较特殊，导致普惠金融信用体系建设困难重重。最后，普惠金融的监管政策不健全，导致普惠金融监管的缺失。

1.2 对普惠金融认识不到位

无论是普惠金融服务的提供者还是消费者都存 在 对普惠金融认识不到位的情况。部分普惠金融服务的提供者对普惠金融存 在 误解，把普惠金融等同于“扶贫”，要不就是忽视了风险 问题 ，降低信贷标准，盲目 推进普惠金融 的发展，要不就是感觉风险过大，不愿提供普惠金融服务，使得普惠金融的发展受阻。

同时，由于普惠金融服务的消费者是弱势群体，这类人群受教育程度比较低，对金融不甚了解。他们很容易 在 对普惠金融提供的产品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只看到了高额回报却忽略了风险 问题 ，结果与服务提供者产生纠纷。还有一些不法机构利用消费者金融知识的贫乏，假借普惠金融的名义，做一些诈骗的违法行为，产生非常不好的 社会 影响，从而制约 普惠金融发展 。

1.3 普惠金融服务体系不健全

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以商业 银行 为主、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多元化普惠金融服务体系。但是由于以商业 银行 为代表的大型金融机构的主要服务对象是高端客户，对 普惠金融发展 缺乏重视，导致普惠金融进展很慢。而以小额贷款公司、村镇 银行 为主的金融机构虽然服务对象主要是农村金融、小微金融，但是其自身实力不足、技术相对落后，导致其服务不够深入、覆盖面不广。政策性金融机构则大多数是靠财政拨款，缺乏商业可持续性，无法保障普惠金融的持续发展。

1.4 普惠金融风险控制体系不健全

普惠金融由于服务对象的特殊性，具有高风险的特性。普惠金融除了要 面临 着信用风险、利率风险、运营风险、流动性风险、国家风险等传统风险之外，还要 面临普惠金融发展 过程中衍生出来的技术风险、法律风险、信息安全风险、资金挪用风险、洗钱和套现风险。[1]普惠金融更需要建立健全的风险控制体系。

而目前我国的普惠金融没有建立起安全有效的风险防范体系， 在 风险控制 方面 存 在 较大的 问题 。普惠金融消费者主要是长尾群体，信息收集难度大，导致其风险控制的难度非常大、调查成本非常高，传统的风险控制方法根本不能适应普惠金融的风险控制。[2]因此许多金融机构罔顾风险，导致大量风险积聚。

1.5 普惠金融产品创新能力不足、融资成本高

目前普惠金融服务的提供者虽然推出许多普惠金融产品，但是大多数产品设计存 在 许多 问题 ， 在 贷款金额、贷款期限、担保方式等 方面 设计呆板，同质性强，缺乏创新，尤其是利率 方面 普遍较高。普惠金融消费者来源广泛，需求也不一而足，这些产品往往根本不能满足其需求。而且，大量普惠金融产品消费者缺乏对产品的鉴别能力，监管部门对产品的监管不到位，导致普惠金融产品的市场混乱，普惠金融的风险加大。再加上目前大多数普惠金融产品的融资成本都 在 15%～20%左右，虽然要比高利贷低，但是却远远高于 银行 的贷款利率。这无疑对普惠金融产品的推广、普惠服务的提供都带来不利影响。

2 促进我国 普惠金融发展 的对策建议

2.1 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普惠金融的发展应该是以市场为主导，但是也离不开政府的规划与引导。我国政府应该进一步细致规划普惠金融的发展， 在 统筹规划、均衡布局、组织协调、政策扶持等 方面 做出系统性的布局，建立更具包容性的普惠金融体系，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使得 社会 效益与经济效益实现有机统一。

在 普惠金融基础设施 方面 ，首先要加快普惠金融相关法律体系建设的步伐，积极出台普惠金融法律法规，对普惠金融的发展进行规范的同时为其保驾护航。其次，加快普惠金融信用体系和信用平台建设，积极结合金融 科技 ，扩大现有信用体系的覆盖面，缓解 普惠金融发展 中遇到的信息不对称的 问题 。最后，加强监管，完善普惠金融监管工具箱，及时打击不法行为，纠正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

2.2 提高认识，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教育和保护

一 方面 ，对普惠金融服务的提供者加强培训、提高认识，使其清楚认识到普惠金融不是“扶贫”。普惠金融虽然是针对弱势群体的一种金融模式，但业务面非常广、资金需求非常大，是一片业务“蓝海”，等待普惠金融服务的提供者大力开拓。同时发展普惠金融时不能罔顾风险，不能盲目推进，应遵循市场规则积极推进。

另一 方面 ，要完善消费者教育保护体系。普惠金融服务的提供者应借助互联网、微博、微信、宣传册、宣传流动车等工具积极进行金融知识扫盲，普及金融知识，使普惠金融消费者能够理性地运用金融工具来享受金融服务。同时，政府应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政策，发生金融消费纠纷时妥善处理，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如此，方能营造出一个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更好地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

2.3 健全完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国家应加快现有传统商业性金融机构的改革转型，积极引导以商业 银行 为代表的大型金融机构继续支持普惠金融的发展，扩大其 在 普惠金融市场的渗透率和覆盖面，提高服务水平和质量。国家应 在 现有小额贷款公司、村镇 银行 等金融机构的基础上，学习格莱珉 银行 的经验，通过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提供政策支持等方式，引导各类资本进入普惠金融市场，成立专门的普惠金融机构，以此增强直接服务普惠金融消费者的力度。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职能和能力也要进一步拓展和加强，全面扶持普惠金融的发展。

2.4 借助金融 科技 ，健全普惠金融风险控制体系

随着普惠金融的高速发展，潜 在 的金融风险也正 在 不断积聚。目前大部分普惠金融服务的提供者对风险的防控仍然采用传统的风险控制体系，这已完全不能满足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需要。我国已经形成了一套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现代化的 普惠金融发展 体系， 在 风险防控时我国也应该借助金融 科技 的特征将其合理地运用到普惠金融的风险防控中去，建立一套与我国普惠金融体系相匹配的普惠金融风险控制体系。普惠金融服务的提供者应该积极主动将大数据等金融 科技 运用到普惠金融业务的贷前、贷中、贷后每个环节中，提高自身的金融风险分析和评估水平，完善风险控制模型，准确识别、预警、防控普惠金融风险。而各级政府也应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推动普惠金融数字化的进程。

2.5 降低融资成本，推出产品定制化服务

普惠金融服务的提供者应该根据消费者金融需求多样性的特点，加大自主创新力度，结合金融 科技 ，为消费者提供定制化服务。普惠金融服务的提供者可以根据消费者不同的金融服务需求，结合消费者自身的情况， 在 贷款金额、贷款期限、贷款利率、担保方式 方面 进行合理设计，为其提供优质的普惠金融服务。 在 普惠金融产品创新时，尤其要注意担保方式创新，不能仅仅局限于不动产抵押担保，要积极尝试保险基金担保、互助联保、再保险担保等担保方式。产品贷款利率设计时要走保本微利之路。普惠金融应该是以低成本、广覆盖、易获得、可持续的方式向消费者提供金融服务。普惠金融服务的提供者应该 在 经济利益和 社会 利益中找到平衡点，切实为普惠金融消费者提供“普惠”的金融服务。

⑺ 为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智慧银行应当如何做

2018年中国银行业发展历程与现状分析 五大方面揭露发展，融合大技术自我创新改革

中国银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40年，人们充分享受到了银行业改革开放释放的红利。银行体系也从最初的大一统格局逐步发展成为多元化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体系，发展模式从最初的粗放式规模比拼，走向了如今的创新推动、精耕细作。

在并不久远的上世纪90年代末，四大国有银行还受困于1.4万亿不良贷款，曾被称为“技术性破产”，但通过体制改革、财务重组、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挂牌上市，国有大行实现“脱困”并快速崛起。与此同时，一批股份制商业银行陆续登陆境内外资本市场，又掀起了银行业改革开放新浪潮，也标志着银行走向公众持股的现代企业制度深化之路。

这20年的改革波澜壮阔，银行业综合实力大幅提升，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在今年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最新世界500强排行榜中，工农中建四大行仍然稳居前50名，交行、招行、浦发、兴业、民生等银行亦均在前300名之内。

如果说成功化解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跻身全球银行业前列，是中国银行业在十年前就已交出的答卷，那么如今的中国银行业更多了一份责任与担当。四大行已全部跻身巴塞尔协议Ⅲ的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之列，中国银行业也从银行间无序竞争、高风险运行走到有序发展、风险可控。

改革没有终点，只有进行时。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面对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中国银行业顺势而为，掀起数字革命，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成为新时代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中国银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18年三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达到264万亿元，同比增长7.0%。其中，大型商业银行本外币资产达到98万亿元，占比37.2%，资产总额同比增长6.9%;股份制商业银行本外币资产为46万亿元，占比17.3%，资产总额同比增长4.0%。

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负债243万亿元，同比增长6.6%。其中，大型商业银行本外币负债91万亿元，占比37.3%，负债总额同比增长6.7%;股份制商业银行本外币负债43万亿元，占比17.5%，负债总额同比增长3.4%。

1、从“大一统”到“专行”再到“商行”

时间回到1978年，人民银行刚刚从财政部独立出来，那时的“央妈”既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又办理具体的商业银行业务，既是金融行政管理机关，又是经营金融的经济实体，“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

当改革的号角吹响，金融体制改革大幕缓缓拉开。1979年10月，邓小平提出“要把银行作为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从1979年到1984年的5年间，国有银行改革开始起步，先后经历了农行恢复、中行改革、建行独立与工行分设，国有银行破壳而出。其间，1983年9月，国务院作出《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央行制度框架初步确立。

从“大一统”到国家专业银行基本框架确立，一开始四大国有银行身上都担负着专业经营的政策性使命，各有分工。

不过，随着市场经济改革进一步深化，新的问题接踵而至。在商品经济条件下，银行在性质上应该属于企业类型，即以盈利为目标，通过合法经营以收入抵补支出，努力实现利润最大化。当我国经济体制已从单一的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就在客观上要求国有专业银行进行商业化改革。

于是，中国银行业改革更进一步，开启了从专业银行到商业银行的再次转型。一开始，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主，它们的改革目标主要集中在企业化经营或运营机制的转换方面。四大行分工经营的格局逐步被打破，出现了“中行上岸，农行进城，工行下乡，建行进厂”的竞争格局。

与此同时，从1986年开始，以交通银行股份制重组为开端，深圳招商银行中信实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等一批商业性股份制银行陆续成立。

在利益机制的驱动下，各专业银行不仅突破了专业分工的界限，而且开始突破行业分工的界限，开始组建各自的信托投资公司、开办大量的证券机构，并向房地产、保险、投资等领域拓展，形成了事实上的综合经营模式。

1993年12月，《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实现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分离，并将国家专业银行办成真正的国有商业银行。至此，我国四大国有专业银行的改革方向正式定位于商业银行。

从一元银行体制到多种类型银行业金融机构并存，中国银行业翻开了历史巨变的第一章。

2、跃谷底：借力AMC脱困重生，飞跃谷底股改上市

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并非一帆风顺，有辉煌也有低谷。

事实上，前一阶段国有专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的转变并不彻底，仍然存在着发展主要靠国家信用和行业垄断、管理体制实行官本位等诸多问题。

亚洲金融风暴中的1999年，受困于国外金融剧烈波动与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双重影响，国有商业银行陷入资本金严重不足、不良贷款比例飙升的窘境，机构和人员臃肿、盈利能力和竞争力下降等问题也相继暴露。1999年，受困于1.4万亿不良贷款的四大国有银行进退维谷，处境艰难。

抱着壮士断腕的决心，银行业商业化改革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布局。1999年，国务院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相继成立东方、信达、华融、长城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AMC)，并规定存续期为10年，分别负责收购、管理、处置相对应的建行、中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工行、农行所剥离的不良资产。

将四大行巨额坏账剥离，使其成为干净的“好银行”，这是一场脱胎换骨的改革。

从不良泥沼中抽身的四大行，终于有余力将改革的重点聚焦公司治理的现代化，这也为后续上市腾飞蓄力。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秘书长、中国银行业协会原专职副会长杨再平说，国有银行改革是中国银行业改革的主线和主战场，其一是业务经营商业化和市场化，第二是公司治理现代化，二者缺一不可。

随着2003年银监会正式挂牌成立，对银行业的监管由新成立的银监会来行使，人民银行不再肩负具体的金融监管职责，最重要的使命变成了维护金融稳定。至此，正式形成了由人民银行负责货币政策，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实施分业监管的“一行三会”格局。

从危机中走出的四大行，在经历了拆分、专业化、商业化的涅槃后，终于迎来了上市的小辉煌。

2005年10月，建行率先在香港公开发行股票。2006年6月1日和7月5日，中行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先后公开发行上市;同年10月27日，工行实现A+H股同步上市。2008年10月农行股改方案获批，标志着国有银行改革进入收官之战。

这是一场与自己的赛跑，中国银行业在发展赛道上不断超越自我。截至2018年三季度，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达264万亿元，是1999年的约16倍，是1978年的约1389倍。

3、乘东风：股份行快速崛起，走向公众持股

事实上，比四大行更早上市的，是股份制商业银行。股份行的挂牌上市，成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1987年5月，深圳发展银行以自由认购形式首次向社会公开发售人民币普通股，成为中国第一家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行。1999年11月，浦发银行成功在上交所挂牌上市，标志着中国股份行的快速崛起。

公众持股对一家银行的好处不言而喻，资本金进一步夯实、股权结构清晰、公司治理优化，为银行业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支点，更为股份行自身注入了迅速扩展经营领域和规模的巨大动能。

事实上，上市后的股份行均呈现出资产规模快速扩张、负债结构优化、利润高速增长、资产质量提高、盈利能力趋稳等特点，并实现了全国性甚至跨国的网点铺设和业务经营等巨大变化。

回顾股份行的发展历程，在成立之初，不少银行都起步于服务改革开放最具活力的地区经济。从中国改革开放最具活力的地方辐射到全国，从全国辐射到全球，股份行在迎来自身黄金成长期的同时，也实现着从“立足本地”到“辐射全国、走向世界”的蝶变。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进程的持续推进，股份行“走向世界”的脚步逐渐加快。包括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开展中外银行间的深度合作;一些股份制银行在境外开设分支机构，并购海外银行，拓宽业务领域，提升跨境金融实力。

4、超车道：经受金融危机考验，国际化突飞猛进

2008年一场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曾经叱咤风云的“大而不能倒”的华尔街五大投行几乎全军覆没。中国银行业在危机冲击下，虽未独善其身，但却独树一帜。2008年中国银行业利润总额、利润增速、全行业资本回报率三大指标名列世界前茅。

这让危机笼罩下的全球金融业看到了一线生机，也为中国率先走出金融危机打下了扎实基础。杨再平说，美国金融行业遭受重创时，中国的银行业恰恰在全球范围内表现良好，可谓“一枝独秀”，这完全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

金融危机前，由于国外银行绝大部分财务状况良好，不愿意接受被并购，即便有好的并购标的，也会面临诸多竞争对手，中国银行业很难对其实施并购。不过金融危机让全球银行业，特别是华尔街大银行损失惨重，而中国商业银行却平稳渡过难关，全球银行业洗牌，为中国商业银行的跨国经营带来了良好契机。

虽然中国银行机构已经做到规模足够大，但更多是依托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和市场，真正面向全球客户，为不同市场类别提供不同产品的国际化能力还有待加强。进一步加强对外开放，便成为突破藩篱的唯一选择。

通过海外并购实现国际化经营渐成趋势。经过多年探索，中资银行的国际化理念正在发生改变，逐渐从设立海外分支机构、代理处转向参股、并购海外银行。这是中国银行业国际化战略突飞猛进的阶段。

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正式提出，在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一带一路”倡议纵深发展等契机下，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化经营能力不断提升，并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特征。中资银行海外机构布局中，围绕“一带一路”的发展尤其迅猛，“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仅三年间，约22家中资银行在全球63个国家和地区开设了1353家境外分支机构，其中五家大型商业银行的境外机构数约为1279家。

5、升维度：科技赋能，打造开放银行

近年来，全球经济正面临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为核心的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大机遇，创新驱动发展成为引领中国经济加速发展的新动力。这其中，自然也有中国银行业科技改革的影子。

从2012年开始，中国银行业经历了与互联网金融同台PK，“如果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的“1.0时代”。随后，传统银行如工、农、中、建与互联网金融巨头一拍即合，合作进入蜜月期的“2.0时代”。不过，实际上仍只有极少数银行能够主导与互联网巨头的合作。

为了摆脱单一渠道对自己发展的局限，银行一面低调培育自己的内生科技力量，强调技术独立，用活用好自己的数据禀赋，另一面不断向外拓展自己的“朋友圈”，打造开放式银行，终于迎来了“无界开放银行”的“3.0时代”。

目前，多家银行纷纷释放了打造开放银行的信号。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业务三部主任杨彬认为，开放银行有三个显著的特点，即：秉承以服务用户为中心的理念;通过API接口或SDK等技术实现银行与第三方之间的数据共享;构建一个生态，联合产品和服务提供方，满足用户的全部需求。

传统银行业一贯的优势是信用风险管控，是流动性管理，是KYC(清楚你的客户及其产品)，是合规，是稳健，是品牌;是线下网点遍布全省、全国甚至境内外;是牌照赋予的存款吸收能力，带来互联网金融垂涎的资金成本，以及多牌照框架里的综合金融能力(不少银行集团同时具有券商、信托、基金、保险、金融租赁等多牌照)。

而互联网金融和科技金融公司的生存逻辑，则是流量入口、获客成本、线上场景以及深得客户体验优化之道的产品模式。

传统银行实施进一步金融科技赋能，已经初尝甜头。智慧银行与IT系统升级后，差错率大幅下降，而客户的便捷程度大大提升。

这是一轮科技推动的改革，也是一轮银行自我驱动的改革。从自身的优势出发，银行将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与银行传统业务进行深度融合，各显所长。中国银行业已经吹响了“科技赋能银行”的“集结号”。

⑻ 关于银行会如何开展普惠金融问题

银行的一般举措：
1、加大资金供给，缓解普惠金融重点领域融资难融资贵。
2、加强渠道建设，提升普惠金融服务便利性。一是推进线上服务。二是加快自助银行建设。广泛铺设，推进乡镇市场。
3、拓展服务模式，提高普惠金融服务可获得性。
4、创新驱动，推进普惠金融业务商业化运作。
5、多措并举，建立专业化经营机制。
6、普惠金融数字化

拓展资料：
普惠金融，是指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
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是当前我国普惠金融重点服务对象。
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有利于促进金融业可持续均衡发展，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助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增进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
2018年8月5日，由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与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微众银行合作编写的中国普惠金融创新报告（2018）在北京公开发布。10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情况报告》摘编版。
普惠金融这一概念由联合国在2005年提出，是指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等弱势群体是其重点服务对象。
当前，国际社会发展普惠金融虽已取得一定成绩，但仍有不足，根据世界银行估算，2014年仍有约20亿成年人无法享受到最基础的金融服务。
为了进一步推动全球普惠金融发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京指出，在召开的G20峰会上，普惠金融将被列为重要议题之一，有3个关于普惠金融的重要文件会提交给峰会讨论。
据了解，这3个文件分别为：一是《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包含8项原则，66条行动建议，这是国际社会首次在该领域推出高级别的指引性文件；二是《G20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升级版，增加了数字普惠金融领域的新指标；三是《G20中小企业融资行动计划落实框架》，提出改善中小企业征信体系、鼓励动产抵押融资、改革中小企业破产制度三项优先改革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