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金融模式的问题如何化解
❶ 银保监会：全力支持稳定大盘，如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如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首先就是银保监会要加大力度控制金融风险，然后就是稳定普惠型小微企业的贷款投放。只要银保监会做到上述这两个条件就能够有效的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根据我国媒体报道，今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为了面对金融所带来的风险，银保监会坚持贯彻落实国家的相关决策和部署，全力支持宏观经济市场的稳定，着力防范金融风险，不断的深化金融体制结构。从这些政策上来看国家层面已经在着重要求银保监会对国家金融进行有力的监管和调查，这样才能有助于国家经济的稳定发展。
总的来说，国内的经济处于一个高速发展时期，面对的金融风险也是非常多的，所以这时候就考验到银保监会的管控力度和一些服务水平，只要国家相关部门严格控制金融业，那么就能实现一个稳促发展的经济模式。
❷ 类金融模式的介绍
类金融模式是指零售商与消费者之间进行现金交易的同时，延期数月支付上游供应商货款，这使得其账面上长期存有大量浮存现金，并形成“规模扩张——销售规模提升带来账面浮存现金——占用供应商资金用于规模扩张或转作他用——进一步规模扩张提升零售渠道价值带来更多账面浮存现金”这样一个资金内循环体系。
❸ 金融危机什么时候能摆脱金融危机主要是什么造成的为什么会造成呢难道就没有什么措施吗
编辑词条金融危机
中国抵制危机目录
定义
类型
特征
国际金融危机传染机制出现新特点:
为何出现金融危机
如何解决金融危机
新世界性金融危机
产生
亚洲金融危机
严重情况
新金融危机
新亚经济危机差异
金融风暴难挡留学热潮，留学专搜再出高招
亚洲金融危机
严重情况
新金融危机
新亚经济危机差异
金融风暴难挡留学热潮，留学专搜再出高招
编辑本段定义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
编辑本段类型
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
编辑本段特征
其特征是人们基于经济未来将更加悲观的预期，整个区域内货币币值出现幅度较大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的损失，经济增长受到打击。往往伴随着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甚至有些时候伴随着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层面的动荡。在对待这次震撼世界的亚洲金融危机的问题上，朱镕基在很多重要场合都态度坚定地表示，“人民币坚决不贬值，不增加亚洲其他国家、地区的危机和困难。”，“我们是亚洲的一分子，同舟共济，决不乘人之危。”朱镕基所代表的中国政府的形象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和赞许。海内外媒体都普遍认为朱镕基是带领中国人民在经济改革大潮中走出困境。走向光明的最佳人选。（以上内容节选自《应用写作》杂志1998年第10期《谈朱镕基讲话的语言特色》）
编辑本段国际金融危机传染机制出现新特点:
外部因素引起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国际传染并非近年方才出现的现象。1873年，德国和奥地利经济繁荣，吸引资本留在国内，对外信贷突然中止，导致美国杰·库克公司经营困难；1890年，伦敦巴林兄弟投资银行对阿根廷债权发生支付危机，加之当年10 月纽约发生金融危机，伦敦一系列企业倒闭，巴林银行几乎于当年11月份倒闭，只是在英格兰银行行长威廉·利德代尔牵头组织的银团担保基金救助下方才得以幸免，但英国对南非、澳大利亚、美国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贷款因此事而锐减，致使上述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危机一直持续到1893年；1928年春，纽约股市开始繁荣，汲干了本可投向德国、拉丁美洲的信贷源泉，导致上述国家和地区陷入经济萧条。中止发放海外信贷很可能加速海外经济衰退，后者又会反过来对导致这一切的国家发生影响。20世纪 90年代，伴随着国际游资的膨胀，国际货币、金融危机频繁爆发，根据巴里·艾森格林和迈克尔·博多在2001年完成的一项研究，现在随机挑出的一个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概率都比1973年大1倍，国际货币、金融危机的传染性也大大增强，往往爆发不久就如同传染病一样迅速从最早爆发危机的国家或地区蔓延到其他国家和地区。舆论界留下了许多描绘这一现象的词汇：1994年墨西哥危机的“龙舌兰酒效应”、“亚洲流感”、 “俄罗斯病毒”等等不一而足，而对货币、金融危机传染机制的研究也迅速兴起。由于多种危机传染机制需要在资本项目和金融市场开放条件下才能实现，在很大程度上，我国依靠资本项目的适度管制和金融服务市场低开放度而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幸免于难，但时至今日，随着我国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尽管我国资本项目仍未完全开放，危机传染的风险已经大大上升，震撼国际金融市场的美国次贷危机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表明国际金融危机传染机制出现了新特点。
广义的货币、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渠道可以划分为非偶发性传染渠道、偶发性传染渠道两大类，前者指在危机爆发前的稳定期和危机期都同样存在的传染渠道；后者指仅出现于危机爆发后的传染渠道。由于第一类传染渠道源于国家或地区间实际的经济金融联系，危机的传染来自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变动，因此又称为“真实联系渠道”，或“基于基本面的传染”，主要包括贸易联系与竞争性贬值、政策调整、随机总需求流动性冲击等途径。偶发性传染与经济基本面无关，仅仅是投资者或金融市场其他参与者行为(特别是非理性行为)的结果，因而又有“真正的传染”、“纯粹的传染”之称，主要包括内生流动性冲击、多重均衡和唤醒效应、政治影响传染等途径。但这些传染机制往往是建立在贸易联系和“中心”国家对“边缘” 国家投资的基础之上，是因为来自发达国家的机构投资者纷纷弃新兴市场资产而追逐母国优质资产所致。而就此次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影响而言，贸易联系与外国对华投资机制的作用可能并不十分关键，反而是中国对外投资和中国企业海外上市可能成为最主要的危机传染途径，而且这样的危机传染途径的重要性还会日趋提升。
编辑本段为何出现金融危机
当前的金融危机是由美国住宅市场泡沫促成的。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一金融危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每隔4年至10年爆发的其它危机有相似之处。
然而，在金融危机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当前的危机标志信贷扩张时代的终结，这个时代是建立在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美元基础上的。其它周期性危机则是规模较大的繁荣-萧条过程中的组成部分。当前的金融危机则是一轮超级繁荣周期的顶峰，此轮周期已持续了60多年。
繁荣-萧条周期通常围绕着信贷状况循环出现，同时始终会涉及到一种偏见或误解。这通常是未能认识到贷款意愿和抵押品价值之间存在一种反身（reflexive）、循环的关系。如果容易获得信贷，就带来了需求，而这种需求推高了房地产价值；反过来，这种情况又增加了可获得信贷的数量。当人们购买房产，并期待能够从抵押贷款再融资中获利，泡沫便由此产生。近年来，美国住宅市场繁荣就是一个佐证。而持续60年的超级繁荣，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例子。
每当信贷扩张遇到麻烦时，金融当局都采取了干预措施，（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并寻找其它途径，刺激经济增长。这就造就了一个非对称激励体系，也被称之为道德风险，它推动了信贷越来越强劲的扩张。这一体系是如此成功，以至于人们开始相信前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所说的“市场的魔术”——而我则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市场会趋于平衡，而允许市场参与者追寻自身利益，将最有利于共同的利益。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因为使金融市场免于崩盘的并非市场本身，而是当局的干预。不过，市场原教旨主义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成为占据主宰地位的思维方式，当时金融市场刚开始全球化，美国则开始出现经常账户赤字。
全球化使美国可以吸取全球其它地区的储蓄，并消费高出自身产出的物品。2006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达到了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2%。通过推出越来越复杂的产品和更为慷慨的条件，金融市场鼓励消费者借贷。每当全球金融系统面临危险之际，金融当局就出手干预，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80年以来，监管不断放宽，甚至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
次贷危机导致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必须重新估计风险、分配资产，未来两年，发达国家资金将纷纷逆转回涌，加强当地金融机构的稳定度。由此将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的证券市场价格大幅缩水、本币贬值、投资规模下降、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衰退，其中最为脆弱的是波罗的海三国和印度。新的金融危机将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压力，但中国资金也面临“走出去”抄底整合并购相应企业的好时机 。
编辑本段如何解决金融危机
中国的经济从根本上是结构问题，说白了是流动性过剩，最根上的问题是银行贷款贷多了，还有热钱进的太多了，现在中国存贷量是多大，大家可以到网上查查，这是一个天数，这么大量在短时间内贷出去了，经济势必会形成泡沫，但是靠着贷款形成的繁荣应该不会长久，政府应该好好管管已经贷出的款，能不能回笼？有多少坏账会生成。这是对中国经济生死的宣判官，而不是不断地提高准备金率，把现有的经济血脉都抽回到心脏，让已经贷出的钱和热钱来统治中国的经济。人民币升值是个罪魁祸首，是热钱流入的始作俑者，中国股市热钱不会救，救了对中国也没有好处，如果再坚持升值，将严重打击中国的出口业，中国的外汇储备价值。如果光是从石油进口来搞人民币升值，不如直接动用外币储蓄补贴石油。
中国要进行结构治理，首先要先清理信贷系统，特别是对已经贷出的巨量资金进行跟踪处理。如果这方面有缺口，必须多印票子，通过物价上涨（人民币对内贬值）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这是中国人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这部分没有问题，立即停止人民币升值，将储备的美元尽快花出去，或者投资到美国去，买地产，而不是去救美国的金融机构。这样美国就不会给人民币施压了，也拯救了美国的经济。将来中国人无论是赚是赔，对现在都有好处。
要刻意保护好中国的股市和房地产市场，这是中国改革成果的体现，特别是房地产，世界各国都把房地产作为本国经济的大堤（最后防线），一旦危及房地产，都会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挽救。中国的房地产偏热是正常的，政府打压只会给外资热钱制造介入机会，让中国人今后付出更大的代价。 要特别保护好房地产商，不要猪肉涨了，就把母猪也杀掉卖肉。房价涨了，不是地产商的错。
股市政府必须得救，不救，百姓就要出问题，百姓没有钱了，就会出本质问题。
股市不能靠外资来救，外资不会无缘无故地来中国，中国也没有能力进行强权博弈，将外资强留在中国，这样在流动过剩的情况下，不能再让人民币升值，任凭外资继续大量流入。
中国也不能用贬值驱赶外资，因为中国的经济已经和外资密不可分，驱赶了就会使经济崩溃。
中国不必实行紧缩政策，如果这样的话，是等于让中国自己的钱退出经济主战场，让外资和游资主宰中国经济，到头来使中国自己的资金无用武之地。
中国要好好管管金融机构圈钱的行为，中国不应该吹金融泡沫，资金不能在金融机构流来流去，要指导民众，向产业方向投资，美国人很高明，人家搞高科技泡沫，互联网泡沫，没听说搞金融泡沫，中国高金融泡沫，物价能不上涨吗？钱都在高端转来转去，没有更多在流转在产业之中，经济还能不出问题。
国家要把股权分置改革放缓，股权分置主要是国有股分置，通过解禁来和市场争利（资金）不是好作法，国家可以将分置期由3年改为30年。大大减缓解禁速度，对股市可以起到拯救作用。
国家要对再融资进行严格控管，对上市企业，要实行效益监管，股价监管，如果由于再融资造成股价下滑，必须由再融资的钱向股东赔付，这样就不会产生恶意圈钱的行为。
至于印花税真不是个问题，降和不降不是问题的关键。国家去年收了2000多亿印花税，就算不降今年也收不上2000亿了，降了也没多少，与解禁比，与再融资比，根本算不了什么。
政府应有的放矢治理结构问题，不好给中国经济乱念紧箍咒。
编辑本段新世界性金融危机
未来两年将出现世界性金融危机
次贷危机导致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必须重新估计风险、分配资产，未来两年，发达国家资金将纷纷逆转回涌，加强当地金融机构的稳定度。由此将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的证券市场价格大幅缩水、本币贬值、投资规模下降、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衰退，其中最为脆弱的是波罗的海三国和印度。新的金融危机将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压力，但中国资金也面临“走出去”抄底整合并购相应企业的好时机。
世界范围金融危机的乌云正在聚集，未来两年内，全世界将出现一次新型的金融危机。这一金融危机的最大受害者将是一些新兴市场国家，这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挑战和新的机遇。
资金流动逆转将导致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危机
为什么未来世界将出现新型的金融危机呢？这要从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经济体过去近十年来金融业发展的基本格局谈起。
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在过去近十年 ，受益于全球化的大趋势，经济不断繁荣，但这种繁荣的基础其实比较脆弱。这些经济体自身的储蓄相对不足，消费不断增长，经济的金融化趋势不断加强，其集中的表现就是家庭利用已有的金融资产，尤其是房地产为抵押，向银行借款来支持其日益高涨的消费。这一格局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消费信贷链的破裂，集中的表现就是美国的次级房贷危机。次级房贷危机导致美国的金融机构必须重新估计金融风险的成本，也使这些金融机构必须重新分配自己的资产，以降低风险。
反过来看，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过去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吸引了大量发达国家的资金，以墨西哥、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国为例，其证券市场上一半以上的资金来自于国外。日益高涨的海外资金不仅推动了本地资产价格的高涨，也推动了本地经济的繁荣，同时也带来了本地货币实际汇率的不断升值。这一系列过程为这些经济体发生金融危机埋下了种子，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两个地区：一是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不仅经常账户出现了占GDP 10%以上的赤字，同时财政赤字也日益加剧，国内价格上涨的趋势愈演愈烈，而且，这些国家还实行了与欧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这无疑是写下了导致金融危机最佳的化学反应公式。
另一个非常脆弱的经济体，就是印度。虽然印度经济在过去3年内保持了年均8%以上的增长率，但是其宏观经济的情况不容乐观：长期以来，印度的经常账户处于赤字状态，证券市场一半以上的资金来自于海外，通货膨胀率不断上升，中央政府也是长期处于赤字状态。
综合考虑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的一些经济情况，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在未来两年之内，世界经济很可能发生资金流动逆转的情形，那就是几年前从发达经济体争先恐后涌入新兴市场国家、追求高风险高回报的资金，在发达国家重估风险的情况下，纷纷逆转涌回发达国家，加强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的稳定度。这种趋势的形成无疑会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直接的影响，并最终导致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危机的形成。
新金融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的差异
这种金融危机同十年前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可能形式不同。十年前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主要形式是国际收支的危机，那时亚洲出现了大量到期的外债需要偿还，同时国际金融炒家纷纷挤兑，造成了这些国家外汇储备不足，以至于不得不让本币大幅度贬值。新一轮金融危机的形式不见得以国际收支的短缺为标志，因为今天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汇储备量是比较高的，同时由于吸取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这些国家并没有大规模举债，只是通过证券市场吸引了大量外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新兴市场国家不面临着金融危机，这种金融危机的形式是以大量的资金倒流从而导致本国证券市场价格大幅度缩水、本币贬值，从而导致本地投资规模下降、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甚至于衰退为表象的，这和几年前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经济高涨、资产价格泡沫化恰好形成了一个逆反的镜面图像。这一新型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很可能是波罗的楚游，从波罗的海三国可能传导至东欧各国，再传到南亚包括印度，之后再进一步传到其他一些新兴市场国家。
资金流动不能盲目放开，财政政策须保留一定的灵活性
一旦这样的金融危机发生，中国经济面临着怎么的挑战呢？可能的情况是，一部分外资的表现也会如在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那样纷纷出逃，对于中国的国际收支会产生一定的冲击，给中国经济带来一定的通货紧缩的压力，但对于目前高速运转（事实上是过快运转）的中国经济并不是坏事。而且，这一资金倒流的情况也会使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有所缓解。但是不容否认，这种资金倒流会对国内的投资规模产生一定的冲击，会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另外，由于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率的下滑，也会间接通过对中国产品需求的下降，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这些都是这一新型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我们必须看到，这一新兴金融危机的到来对中国也蕴藏着巨大的“商机”。在这一轮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很多新兴市场的资产价格将大幅度缩水，这将是中国资金出国投向这些国家的绝好时机，这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整合并购相应企业的最好时机。为此，中国经济界需要做好资金上和项目研究方面的准备。从宏观层面上讲，宏观经济政策必须考虑到这一轮新型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在资金流动问题上必须稳扎稳打，不能盲目放开，要考虑到大量资金出走的可能性和由此带来的压力。当一轮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楚游的经济增长率必然会出现下滑，我们的财政政策必须保留一定的灵活度，在继续实行当前稳健财政政策的前提下，必须做好项目上和资金上的准备，一旦新一轮金融危机在周边国家发生，中国就可以转向积极的财政政策，找到一些有资金保障和社会效益的投资项目。
总之，新一轮金融危机的风险已经来临，全速前进的中国巨轮必须考虑到金融风暴可能带来的冲击，把握机遇，化解风险，我们的经济发展航程将会前途光明。
·原因
1997年7月2日，亚洲金融风暴席卷泰国，泰铢贬值。不久，这场风暴扫过了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韩国等地。打破了亚洲经济急速发展的景象。亚洲一些经济大国的经济开始萧条，一些国家的政局也开始混乱。
那么，亚洲金融风暴爆发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在观看了关于亚洲金融风暴的一系列报道和自己的研究之后，我找到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1.乔治·索罗斯的个人及一个支持他的资本主义集团的因素；
2.美国经济利益和政策的影响；
3.亚洲国家的经济形态导致。
一：乔治·索罗斯的个人及一个支持他的资本主义集团的因素：
“金融大鳄”“一只假寐的老狼”是对这个金融怪才的称谓。他曾说过，“在金融运作方面，说不上有道德还是无道德，这只是一种操作。金融市场是不属于道德范畴的，它不是不道德的，道德根本不存在于这里，因为它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我是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我会按照已定的规则来玩这个游戏，我不会违反这些规则，所以我不觉得内疚或要负责任。从亚洲金融风暴这个事情来讲，我是否炒作对金融事件的发生不会起任何作用。我不炒作它照样会发生。我并不觉得炒外币、投机有什么不道德。另一方面我遵守运作规则。我尊重那些规则，关心这些规则。作为一个有道德和关心它们的人，我希望确保这些规则，是有利于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的，所以我主张改变某些规则。我认为一些规则需要改进。如果改进和改良影响到我自己的利益，我还是会支持它，因为需要改良的这个规则也许正是事件发生的原因。”
众所周知，索罗斯对泰铢的炒作是亚洲金融风暴的导火线。他是一个绝对有实力，有能力的金融家，然而通过玩弄亚洲国家政权，来达到他获得巨额资本的目的显然是卑劣的。
二：美国经济利益和政策的影响：
1949年，新中国成立预示者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美国，作为资本主义头号强国，有了危机感。他通过强大的经济后盾在亚太地区建立起一个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韩国，日本，台湾直至东南亚，都成为美国的经济附庸。这给亚洲一些国家飞速发展带来了经济支持。七十年代，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经济迅猛发展。
但是，1991年，苏联解体标志着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美国当然不允许亚洲经济继续如此发展，于是，他开始收回他的经济损失。对于索罗斯的行为，他是纵容的。
三：亚洲国家的经济形态导致：
新马太日韩等国都为外向型经济的国家。他们对世界市场的依附很大。亚洲经济的动摇难免会出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状况。以泰国为例，泰铢在国际市场上是否要买卖不由政府来主宰，而他本身并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量，面对金融家的炒作，该国经济不堪一击。而经济决定政治，所以，泰国政局也就动荡了。
·启示
（1）一个国家经济的开放程度，是建立在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稳定的政权基础上的，只有经济实力雄厚，政权稳固才能谈及真正的发展经济。
（2）一个经济学家，只有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否则，他将不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并对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
（3）只有提高综合国力，才能使一个国家立于不败之地。
编辑本段产生
泰国的金融危机事发于股票市场和外汇市场的动乱。首先是外汇市场的美元收缩冲击，使得泰铢在很短的时间内大幅度贬值，进一步影响了泰国的股票市场和金融体系，东南亚的金融市场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捆绑经济，而且各国的货币不统一，在国际化的金融市场上美元最终成为交易单位。间接的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创造了助动力。
所以，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来自于外汇市场的冲击，货币危机又成了金融危机的附属。
编辑本段亚洲金融危机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概况
1997年6月，一场金融危机在亚洲爆发，这场危机的发展过程十分复杂。到1998年年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97年6月至12月；1998年1月至1998年7月；1998年7月到年底。
第一阶段：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当天，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下降了17%，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印尼虽是受“传染”最晚的国家，但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10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台湾当局突然弃守新台币汇率，一天贬值3.46%，加大了对港币和香港股市的压力。10月23日，香港恒生指数大跌1211.47点；28日，下跌1621.80点，跌破9 000点大关。面对国际金融炒家的猛烈进攻，香港特区政府重申不会改变现行汇率制度，恒生指数上扬，再上万点大关。接着，11月中旬，东亚的韩国也爆发金融风暴，17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创纪录的1 008∶1。21日，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暂时控制了危机。但到了12月13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又降至1 737.60∶1。韩元危机也冲击了在韩国有大量投
❹ 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的对策主张有哪些
论金融危机的法律防范
作者： 刘俊海 | 2004年12月12日22时19分 | 【内容提要】 内容提要
本文从分析金融危机的爆发原因入手，主张从从公法与私法（民商法）两个层面上构建防范金融危机的法律机制。作者指出，政府干预过多过滥，不可能有效地预防和化解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只能加剧和推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腐败行政、低效行政、黑箱行政本身就是金融隐患，过多过滥的审批本身就是金融风险；为防范金融风险，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法律形式必须限制在五个层次上。本文还从民商法的视角提出了防范金融危机的法律对策，即：积极稳妥地完成全部国有专业银行的公司制改革；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国家控股的商业银行全面推行强制担保贷款制度；及早改变目前过分依赖于商业银行的危险局面，依法鼓励发展直接资本市场；尽快建立公司重整制度，实施公司拯救计划，避免公司、企业不必要的破产；预防泡沫经济，必须预防泡沫企业的滋生和蔓延；强化商业银行、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义务与责任；进一步强化公司的社会责任，避免由于过分强调公司的营利性而破坏应有的信用关系、金融秩序、交易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作为股东有限责任原则的例外，人民法院应当适用否认公司法人资格的法理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
一、引言
源于1997年下半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先是给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和马来西亚经济以重创，1998年底又席卷了菲律宾、香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对当前发生在亚洲地区和其他地区（如巴西、俄罗斯）的金融危机的实质应当有清醒的认识。金融危机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又可能进一步诱发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虽然我国的金融市场和人民币币值在东南亚金融风波面前保持了相对稳定，但金融法制不健全，金融监管薄弱，金融秩序仍有待整顿。1998年12月9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加快制定金融管理的法律法规，建立和完善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有效机制”。因此，必须采取切实有力措施完善现行的中国法治，从制度上防范金融危机。
一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既有国内的原因（内因），也有国际大环境的原因（外因）；就内因而言，既包括市民社会和市场机制本身存在的金融隐患，也包括政治国家和政府干预诱发的金融隐患。因此，要从根本上防范金融危机，必须对症下药，从公法与私法（民商法）两个层面上构建防范金融危机的法律机制。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探讨国内公法与国内私法中的金融危机防范问题。当然，从国际公法与国际私法角度探讨国际金融秩序与经济秩序的安定性与可信赖性、加强各国之间的立法协调与金融监管合作也是非常必要的。
二、从公法的视角看政府干预在防范金融危机中的应有角色
（一）政府干预过多过滥，不可能有效地预防和化解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只能加剧和推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目前能够幸免金融危机的原因在于，政府对经济生活进行了有效的干预，于是开始怀疑市场机制的作用，认为市场机制不如政府干预可靠。笔者认为，必须承认以下事实：我国目前能够幸免金融危机的原因很多，不仅有正确、及时的政府干预，也有20年来改革开放所逐渐形成的坚实的基本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亚洲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生活已经造成了负面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有可能继续加深；虽然我国人民币的汇率稳定，但我国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我国存在着不少爆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隐患。
毋庸置疑，为避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阴影，我国离不开政府干预；即使亚洲金融危机过去了，我们仍然要充分发挥政府干预的积极作用。但问题在于，如何界定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范围，如何处理好政府干预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机制这只“无形的手”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规范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行为。如果片面迷信政府干预万能论，不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一味纵容、鼓励不符合公正、效率、法治精神的政府干预行为，不仅不会阻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建立，而且会加剧和推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成也萧河，败也萧河。过去人们经常把“亚洲经济奇迹”主要归因于强大的政府干预；今天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也主要归咎于强大、过度的政府干预。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腐败行政、低效行政、黑箱行政本身就是金融隐患；过多过滥的审批本身就是金融风险。
（二）为防范金融风险，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法律形式必须限制在五个层次上
恰当地界定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范围，必须遵循以下原则：既要重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又要注意发挥政府在弥补市场机制缺陷、维护良好市场秩序方面的导向和校正作用；既要着力塑造和保护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市民社会，预防政府行政权对商法自治领域的不当侵入，又要强调和树立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应有权威；既要告别政府万能论，避免重弹政府大包大揽的老调；又要摒弃政府无为论，反对漫无边际地削弱政府职能；既要坚决转变和革除政府直接管理企业的旧职能，又要创造性地扩充和发展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新职能。
上述理念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主导思想。但是，把理念转化为现实，比起把理念表达清楚更为不易。在操作层面上如何解决好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企业自治之间的衔接与契合，法学界似乎还缺乏深入的探讨。笔者认为，以经济行政机关和企业的相互关系为座标，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法律形式可以从以下五个层次上去观察：
1• 尊重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 简称尊重型干预）。
这是第一层次的干预。商法自治是私法自治原则（Prinzip der privatautonomie
）或意思自治原则（L’ autonomie de la volonte
humaine）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该原则，企业在法律规定和公序良俗容忍的范围和限度内，有权为了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以自己的名义实施各种商事行为，从而为自己创设一定的商事权利、设定一定的商事义务，国家对此只能消极地予以确认和保护，而不能积极地予以干涉和妨碍。企业商法自治原则是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需要和体现，也是现代商法和经济法的共同基础。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又可以引申出三项基本原则：（1）企业财产所有权尊重（所有权绝对或所有权不可侵）原则。企业的生存和盈利，要求这个企业拥有实实在在的财产所有权（包括法人所有权）、特别是可以使用的资源，最为典型的包括资本、劳动、管理与技术。（2）企业的商事行为自由（含契约自由）原则。尽管有些当代法学家发出了“合同死亡”的慨叹，但契约自由在商法中作为一项根本原则并未发生动摇。（3）过错责任原则。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谁有过错，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营风险。该原则有利于鼓励企业放心大胆地开展商事流转、缔结各种商事关系，更好地取得利润的最大化。
在市场经济社会，市场风险和金融隐患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要求建立利益与风险、权利与义务对称机制，要求实现决策权利、决策利益与决策风险的企业化、分散化，能够在微观层次上自动、公平地抑制体制性金融危机的爆发。这种避险功能的发挥表现在两个层次上：首先，有利于实现市场风险与政治国家的隔离，既避免了政治国家制造的市场风险，又能把现有的市场风险局限于市场机制之中，从而防止了市场风险对政治国家的冲击；其次，能够合理地在市场主体之间分配市场风险，从而实现市场机制本身对市场风险的吸收和消化。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债务人的违约、企业的资不抵债与关门破产不会诱发体制性的金融风险与信用危机。可见，为避免政府干预制造不必要的金融风险，为避免全体纳税人与全社会承担本不应由自己承担的金融风险，必须强调企业商法自治、诚实信用、契约自由与自己责任等基本市场法则。
当前，经济行政机关转变职能的重要内容就是，尊重企业财产所有权和企业的经营自由，满腔热忱地推动企业主体的商人化、法人化和平等化，推动企业行为的市场化、自由化、契约化、竞争化、公平化、公正化、规范化和诚信化。政府作为市场经济中的“裁判员”，要主动撤离资源的配置活动，不得随意越过市场、直接干预企业的投融资等商事活动，更不得与民争利。政府投资上项目，应当精而又精，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重复建设，重复投资本身就是金融隐患。强调企业自治或企业意思自治，是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实现商事权利由政府回归企业的关键。因为绝大多数商事活动是靠无形的手，即市场主体的个体自我调节机制去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尊重型干预就是不干预、少干预；微观干预最少的经济行政机关是最好的经济行政机关。
鉴于我国多年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尚未完全养成自觉尊重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的习惯，政府的这种尊重义务应当被视为当前我国经济行政机关对企业所负的首要义务。要在实践中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在观念上打破人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盲目迷信国家和政府、甚至认为国家和政府万能的固有观念。在相当长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我国将实行“小政府、大市场、大社会”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和政府不可能为公民个人和企业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一揽子福利，并因此而取消公民个人和企业的自我奋斗。
2•保护企业公平竞争与公正交易应有秩序（ 简称保护型干预）。
这是第二层次的干预。仅仅尊重企业商法自治还是不够的。因为企业的经营自由，在不法利益和不良动机的驱使下，有可能被滥用。假冒伪劣、限购排挤、商业贿赂、商业欺诈、虚假广告、非法传销、倾销、搭售、围标、行政垄断、经济垄断等丑恶商事现象也会滋生蔓延。没有健全的市场管理法治，就没有消费者和企业赖以公正交易和公平竞争的大舞台，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信号也会失真，从而误导企业行为。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政府应当坚决制止和反对损害消费者和竞争者利益的不法、不正当行为，为企业和经济组织创造良好的公平竞争与公正交易秩序，努力培育和维持一个涵盖各类生产要素的、成熟、开放、诚实、公平、统一的社会主义大市场。要维护市场经济的公正性、公开性、公平性，经济行政机关必须发挥应有的保护性职能。但政府不得为了私利而限制公平竞争、垒起行政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的“篱笆墙”。行政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不仅保护落后，压抑竞争；而且阻碍资金流、物流与信息流在全国大市场内部的循环，在深层次上潜伏着金融隐患。所谓“地方保护主义是块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的实用主义态度必须予以纠正。
保护型干预与尊重型干预是密切相连的。因为，保护企业公平竞争与公正交易应有秩序，实际上就是要保护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不被滥用。但要明确，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受到了侵害，并不必然导致行政权的干预。在很多情况下，博大精深、体系严密的民商法原则和制度，包括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合同制度、民事侵权制度和民事责任制度等，都足以被企业和市场主体自觉引用，从而铲除不法、不当的市场行为，理顺受害人与不法、不当行为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恢复市场的正常秩序。而且，即使行政权介入的结果，导致了不法、不当行为人的行政法律责任，也不能代替受害人与不法、不当行为人之间私法关系的再调整。经济行政机关以行政罚款代替民事赔偿的做法更是错误。
3•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 简称宏观调控型干预）。
这是第三层次的干预。政府直接管理经济的传统模式要尽快向宏观经济调控模式转变。在真正还权于企的同时，把大多数经济行政行为由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微观管理模式转变为间接、宏观调控模式。把综合经济管理部门改为宏观调控部门，绝不是简单的名称更换。宏观经济调控要“抓大放小”，该管的管住、管好；不该管的，放开、放活。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与其说是企业，不如说是市场。因为，政府原则上不能直接介入企业的微观商事活动，对企业决策直接产生影响作用的，与其说是政府，不如说是被政府引导和调控的市场。政府、市场、企业这三者的关系可以概括为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宏观经济调控以追求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宏观利益为目标。如果说市场机制和商法自治原则的主要功能是保持和增强企业活力，那么宏观调控和宏观调控法律制度的主要功能是对国民经济进行合理的调节，确保国民经济经济有序运行。所谓“没有微观管理权，宏观调控权必然用不好”的观点是错误的。
要确保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方向正确、效果良好，就必须明确宏观调控的目标。在实践中，对此存在着广狭不同的解释。狭义解释仅限于经济增长率和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涨幅；广义解释除覆盖这两项内容外，尚包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涨幅、财政收支差额、货币发行量、外贸进出口总额、人口自然增长率、城镇登记失业率、农村贫困人口减少数量、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基本建设计划新增主要生产能力、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率。
笔者认为，宏观调控的目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背景下，有着不同的内容。但不管在何时何地，宏观调控的目标还是具有一些本质性的要求，那就是：平衡经济总量，优化经济结构，防范金融风险，抑制通货膨胀，推动国民经济的稳定、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其中，总量平衡与稳定发展是宏观调控目标中的精髓。当然，这种目标需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允许在不同的情形下有所侧重。但是，片面追求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是错误的，在当前亚洲金融危机加深和世界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本世纪初的“泰坦尼克号”就是因为船长轻信了一位记者的建议、为创造舆论轰动而全速行驶、最终撞遇冰山而沉没的。
为了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就要设计一系列宏观经济调控手段。这些手段主要包括：（1）政策引导。即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方针和产业政策，在此基础上制定行业规划和行业政策，控制总量平衡，规划和调整产业布局；（2）杠杆引导。即根据产业政策和规模经济要求，运用利率、税率、汇率和价格政策等经济杠杆，引导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实现资源合理配置；（3）信息引导。政府要及时发布各类与企业经营密切相关的宏观调控政策及其贯彻情况的反馈信息，从而引导企业决策行为；（4）市场准入。即政府为了实现特定的宏观调控的目标，根据法律规定，对适格企业发放行政许可。未获行政许可的企业不得进入特定市场。为兼顾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与经济行政的廉洁性与公正性，应当严格规制政府发放行政许可的范围与程序。行政许可的适用范围要少些，少些，再少些；精些，精些，再精些。铺天盖地的行政审批和行政许可，不仅起不到防范金融危机的作用，反而会对金融危机的爆发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既然行政审批无法担保上市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对投资者和社会负责，保障不了企业在被审批后一定能够承担社会责任，为何不取消不必要的行政审批，代之以行政登记和高强度的社会信息披露制度呢？（5）行政指导。即政府为了实现特定的社会经济利益目标，运用其享有的行政权，引导和规劝企业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6）法律监督。事中和事后的监督，与事先引导同等重要。政府要加强对企业商事行为的监督检查，制止违反宏观调控法律制度、破坏宏观调控的企业活动。
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绝不是互相孤立、互不搭界的。它们应当彼此协调、相互衔接、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一个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即宏观调控体系。在一部庞大的全国性宏观调控大机器中，每个调控部门只不过是一个螺丝钉。因此，各个宏观调控部门一定要识大体、顾大局，随时牢记共同的宏观调控目标。要强调部门间的团结、合作、沟通、默契和团队精神。宏观调控机制内部不能发生内耗。尤其是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这四家宏观调控部门，要力戒不同的宏观调控手段之间各自为战、互不协调，甚至互相矛盾、互相抵销、让企业和市场主体搞不清究竟以哪个调控手段的马首是瞻。值得指出的是，虽然我国的金融风险监管机构体系已经初步形成，既包括中国人民银行，也包括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等监管机构。但是，这种多头监管的体系也存在着各自为政、互不协调的弊病，亟待改革。这对于深化金融改革，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调控监管体系，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应当明确，宏观调控法的重心与其说是规制被调控者的行为，不如说是规制调控者的行为。宏观调控者应当自觉接受法律的规制和监督。
4•促成企业享受法定权利和利益（ 简称促成型干预）。
这是第三层次的干预。这一干预的特点是促成和帮助企业取得最佳的经营效果。它既不同于消极的尊重型干预和保护型干预，也不同于直接的给付型干预。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例如，提供企业决策和经营活动所需要的信息和咨询；协调企业与其他单位之间的关系，保障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秩序；为企业正常的购并活动、投融资活动和其他商事活动，清除地方政府、政府部门或其他社会组织的不正当干预；为企业摆脱历史包袱、轻装上阵而建立和完善职工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
政府进行促成型干预要注意度的把握，力求帮忙而不添乱、热情而不专断，力戒喧宾夺主、包办代替，更不得助纣为虐。例如，政府可以为民营企业的合并和重组创造条件，但不得越位干预，硬性捏合、拉郎配；政府可以为企业的股票上市清除障碍，但不得搞“捆绑上市”、“包装上市”的恶作剧；若此等等。
5• 向企业提供某种经济利益（ 简称给付型干预）。
这是第四层次的干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当的经济利益给付也是必要的。经济行政机关有义务为了推动整体社会经济利益（如鼓励开发中西部地区、鼓励开发高科技产品、鼓励产品出口创汇、鼓励民间投资、鼓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而向企业政府采购、政府补贴和奖励（如出口补贴、退税、贴息）等经济利益。当前，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不是过热，而是偏冷。为确保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政府应当加大对科教、农业和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从而拉动市场内需，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政府还可以直接向企业提供定单，与企业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包括政府采购合同在内的经济行政合同将会愈来愈成为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重要有效形式。
政府的给付型干预不仅适用于企业，而且也适用于作为公民个人的劳动者、消费者等市场主体。如政府有义务为劳动者创造就业机会、提供社会保障体系等。从广义上说，经济行政机关向企业提供的信息和社会服务，实质上也是一种给付，只不过与传统的财物型给付有所不同而已。
给付型干预是围绕特定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或者为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利益而展开的，不是为了企业的个体经济利益而搞扶贫救济、“普渡众生”。应当充分体现平等对待的原则，不得开后门。因而，这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无止境地向企业输血、企业无休止地向经济行政机关要钱要物的“跑部钱进”现象不同。
（三） 经济行政权的行使要遵守法定、效率、公平、人权尊重四原则
1•经济行政权法定原则
经济行政权法定原则应予尊重。虽然政府与被干预企业之间不平等，但也要贯彻经济行政权主体法定、内容法定与发动程序法定原则。要杜绝违法行政、脱法行政、卖法行政、弄法行政。经济行政权的行使不仅要合乎行政法，也要合乎民商法和经济法的规定。民商法和经济法实质上都是对经济行政权的限制。因为行政权力与商事权利都是资源的法律配置方式，二者此消彼长，是一种零合关系。商事权利的应有生存空间被确认、扩大了，行政权力的滥用空间也就相应地缩小了。行政权力制造的金融风险就能降到最低限度。
经济行政行为本身就是法律手段。不少官方文件经常把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相提并论，有违法治精神。因为，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都是法律手段；二者有时很难划分，如税收手段；法治经济也不容忍超法律的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建议把上述提法改成“民事手段、行政手段和刑事手段”或者“立法手段、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的三分法。
不仅具体行政行为要合法，抽象行政行为也要合法。在政府制定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时，既要大胆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果敢地进行制度创新，也要注意避免无谓的名词创新，预防和减少不应有的概念混乱。经济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中的术语应尽量与现行法律和基本法学原理中的术语一致起来。为解决好这一问题，政府部门应当自觉、主动地聘请法学家参与经济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的论证、起草和把关。
2•效率原则
经济行政权的行使要体现合法性原则，也要体现效率原则。政府要增强服务和效率意识，自觉树立尊重市场主体合法利益的市场主体本位意识，从骨子里面剔除轻视企业权利、鄙视商法自治的封建官本位意识。要增强政府的公仆意识，必须十分强调纳税人的主人意识、公民的人权意识。一些政府工作人员误以为“经济法治”是指政府用法律手段（法）治企业、整企业，而不是指依法保护、成全、服务于企业。这种观念急需转变。要破除官气十足的衙门作风，克服“门难进、脸难看、话难说、事难办”的怪现象，制止公文丢失、公文旅行、审批速度过慢、甚至谎称公文丢失、拖着不办、坐等进贡行贿等封建社会旧官场上恶劣伎俩的重演。经济行政机关应当有一部可资遵循的、对办事期限作出明确规定的《行政程序法》。依笔者之见，如果经济行政机关超过了法定办事期限，仍然不给予明确答复，既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反对；那么，有关的企业和市场主体有权推定经济行政机关已经默示地表示同意。此种推定权，应当得到所有经济行政机关，乃至全社会的尊重。其他经济行政机关不得以该机关没有审批、盖章为由，拒绝为企业和市场主体提供行政服务。
3•公平原则
经
❺ 怎样防控金融风险
一、坚持守法经营，依法防范风险。
二、恪守社会责任，有效防范风险。
三、重视科技运用，切实防范风险。
四、建立健全制度，努力防范风险。
(5)类金融模式的问题如何化解扩展阅读：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市场是整个市场经济体系的动脉。而金融本身的高风险性及金融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使得金融体系的安全、高效、稳健运行对经济全局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
我国凭借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尚未开放及1993年开始的宏观调控已挤去大量经济泡沫的双重保护，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幸免于难。然而在庆幸之余，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中国金融领域也同样存在很多深层次问题。
❻ 银行在推进普惠金融发展方面面临哪些问题，有何对策
2005年，世界银行小额信贷年会首次提出 “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也称“包容性金融”。 一般认为，普惠金融是指在金融机构成本可负担的前提下，通过不断竞争和创新，以保证金融服务排斥对象逐步获得其需求的相关服务。
2015年12月， 我国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通知》 ，明确：到2020年，要建立与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 相适应的普惠金融服务和保障体系，特别是要让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及时获取价格合理、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
近年来，在政策引领和推动下，我国银行业采取一系列措施发展普惠金融，如大型银行纷纷成立普惠金融事业部，中小银行加大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扩大基础金融服务覆盖面，提升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强化薄弱缓解的金融服务供给，取得较为明显的成效。
不过， 我国普惠金融还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 。我国幅员辽阔，经济发展不均衡，区域发展水平不一，全面推进普惠金融面临着较大挑战。近年来，打着“普惠金融”旗号而进行的伪创新在我国大行其道，侵害了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也在一定程度上了扰乱金融秩序，影响 社会 稳定。在这种情况下，普惠金融如何做到“成本可覆盖”“风险可控制”仍有待进一步 探索 。
要改变普惠金融的不足和问题，除需要加大政府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做好基础设施及信用环境建设外，重要的是借助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和创新推动我国普惠金融进一步发展。2016年9月，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发布《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提出“数字普惠金融（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毫无疑问，数字普惠金融引领是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出路。 从银行层面看 ，关键是坚持商业可持续原则，依靠金融 科技 创新产品和服务， 探索 普惠金融发展新模式，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之路，提升普惠金融服务能力和效率。
普惠金融的范围很广泛，普惠金融就是所有人都能有机会较便捷、较低成本获得他们需要的金融服务，包括存取款、小额贷款等，甚至还包括零钱兑换。如要得到更准确的答案还应说具体点。这里说下在农村推小额贷款的问题，这是普惠金融的重要内容，最大困难是平时找不到人，都外出务工了，再就是放贷款后，到期收款难。如要进一步了解，可私聊。
问题一：普惠竞争激烈，产品同质化严重。
一方面，目前各行在普惠产品的营销上并无行业较统一的利率定价，因此在营销过程中，容易出现“利率战”和抢挖现象，使企业融资结构不稳定，或出现盲目扩张的行为。
另一方面，为适应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有效增强客户粘性，建立与现代化经济体系相适应的小微企业服务新模式，目前四行均已创新推出“互联网+企业纳税贷产品”。比如目前市场上的四款企业纳税信用贷款产品，如下表所示：
总体上看，以上产品均通过大数据连接工商、税务、财务等模型，实现大批量在线获客，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信息不对称和担保难问题，同时极大提升了服务效率和便利程度。但从产品开发及客户定位上看，如何进一步加强产品创新，打造有特色的小额化信贷产品体系，是普惠金融业务拓展中面临的挑战。
根据近日《银保监会发布2020年一季度银行业保险业主要监管指标数据情况》显示，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不良贷款率均有所上升，但信贷资产质量总体平稳，主要是由于结构性因素和疫情带来的短期性冲击造成了一季度银行业不良贷款率的上升，不良的爆发还存在滞后性，这也给银行拓展普惠业务带来挑战。
近年来，部分银行已经组建普惠金融事业部，初步建立起能够实现绿色金融、普惠金融与农村金融有机融合的组织架构和高效的运营机制。
但从普惠条线从业人员人数上看，兼职普惠业务的居多，尤其是在县域等普惠业务十分重要的基层网点。
总体而言，银行普惠条线呈现出专业化团队建设发展滞后的问题。一方面是客户经理队伍人员不足。辖内部分支行客户经理业务受理速度跟不上小微企业的发展速度和他行营销速度；另一方面是从事小微企业业务的团队专业化程度不高。目前为适应市场竞争和发展需要，小微金融产品更新迭代速度很快，但部分客户经理习惯于传统小微信贷业务的办理流程，对新型小微企业产品的接受度不高，对产品开发设计、服务创新和风险管理方面的基础都相对薄弱。
对策：
（一）强化理念更新，充分认识深抓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创新的战略意义。
（二）强化服务内功，全面推进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体制机制的创新。
（三）强化战略联盟，着力完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创新的生态环境。
（四）强化队伍建设，培育一支能征善战的优秀团队。
2005年联合国推出普惠金融概念后，国际 社会 开始对其广泛关注。欠发达国家、地区大力推动 普惠金融发展 ，许多国家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近年来我国政府也不断发文大力推动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旨 在 让 社会 各阶层和群体都能够享受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从而建立有效、全方位为 社会 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
在 政府大力推动、 社会 各界共同努力下，中国的普惠金融服务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初步建立了多元化的服务体系，服务覆盖面达到一定水平，移动互联网支付得到一定普及。根据中国人民 银行 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末，普惠金融贷款余额达到13.39万亿元人民币。但相较于其庞大的服务对象和资金需求，普惠金融的发展与我国经济 社会 发展的要求和 社会 的期望还是有非常大的差距。如何进一步推动 普惠金融发展 已经成为我国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议题。
1 我国 普惠金融发展 中暴露的 问题
1.1 普惠金融顶层设计不到位
近年来，我国的国家层面对普惠金融的发展高度重视，出台了很多相关的政策文件来推动其发展。这些文件 在 宏观层面上对普惠金融的发展进行了规划，但是没有进行细化，对普惠金融没有一个系统性的布局，从而导致金融机构 在 发展普惠金融时缺乏主观能动性。
另外， 在 普惠金融基础设施 方面 顶层设计也存 在问题 。首先，普惠金融相关的法律体系没有健全，导致普惠金融的发展缺乏清晰的法律规范。其次，普惠金融信用体系建设缓慢，由于普惠金融服务对象比较特殊，导致普惠金融信用体系建设困难重重。最后，普惠金融的监管政策不健全，导致普惠金融监管的缺失。
1.2 对普惠金融认识不到位
无论是普惠金融服务的提供者还是消费者都存 在 对普惠金融认识不到位的情况。部分普惠金融服务的提供者对普惠金融存 在 误解，把普惠金融等同于“扶贫”，要不就是忽视了风险 问题 ，降低信贷标准，盲目 推进普惠金融 的发展，要不就是感觉风险过大，不愿提供普惠金融服务，使得普惠金融的发展受阻。
同时，由于普惠金融服务的消费者是弱势群体，这类人群受教育程度比较低，对金融不甚了解。他们很容易 在 对普惠金融提供的产品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只看到了高额回报却忽略了风险 问题 ，结果与服务提供者产生纠纷。还有一些不法机构利用消费者金融知识的贫乏，假借普惠金融的名义，做一些诈骗的违法行为，产生非常不好的 社会 影响，从而制约 普惠金融发展 。
1.3 普惠金融服务体系不健全
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以商业 银行 为主、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多元化普惠金融服务体系。但是由于以商业 银行 为代表的大型金融机构的主要服务对象是高端客户，对 普惠金融发展 缺乏重视，导致普惠金融进展很慢。而以小额贷款公司、村镇 银行 为主的金融机构虽然服务对象主要是农村金融、小微金融，但是其自身实力不足、技术相对落后，导致其服务不够深入、覆盖面不广。政策性金融机构则大多数是靠财政拨款，缺乏商业可持续性，无法保障普惠金融的持续发展。
1.4 普惠金融风险控制体系不健全
普惠金融由于服务对象的特殊性，具有高风险的特性。普惠金融除了要 面临 着信用风险、利率风险、运营风险、流动性风险、国家风险等传统风险之外，还要 面临普惠金融发展 过程中衍生出来的技术风险、法律风险、信息安全风险、资金挪用风险、洗钱和套现风险。[1]普惠金融更需要建立健全的风险控制体系。
而目前我国的普惠金融没有建立起安全有效的风险防范体系， 在 风险控制 方面 存 在 较大的 问题 。普惠金融消费者主要是长尾群体，信息收集难度大，导致其风险控制的难度非常大、调查成本非常高，传统的风险控制方法根本不能适应普惠金融的风险控制。[2]因此许多金融机构罔顾风险，导致大量风险积聚。
1.5 普惠金融产品创新能力不足、融资成本高
目前普惠金融服务的提供者虽然推出许多普惠金融产品，但是大多数产品设计存 在 许多 问题 ， 在 贷款金额、贷款期限、担保方式等 方面 设计呆板，同质性强，缺乏创新，尤其是利率 方面 普遍较高。普惠金融消费者来源广泛，需求也不一而足，这些产品往往根本不能满足其需求。而且，大量普惠金融产品消费者缺乏对产品的鉴别能力，监管部门对产品的监管不到位，导致普惠金融产品的市场混乱，普惠金融的风险加大。再加上目前大多数普惠金融产品的融资成本都 在 15%～20%左右，虽然要比高利贷低，但是却远远高于 银行 的贷款利率。这无疑对普惠金融产品的推广、普惠服务的提供都带来不利影响。
2 促进我国 普惠金融发展 的对策建议
2.1 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普惠金融的发展应该是以市场为主导，但是也离不开政府的规划与引导。我国政府应该进一步细致规划普惠金融的发展， 在 统筹规划、均衡布局、组织协调、政策扶持等 方面 做出系统性的布局，建立更具包容性的普惠金融体系，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使得 社会 效益与经济效益实现有机统一。
在 普惠金融基础设施 方面 ，首先要加快普惠金融相关法律体系建设的步伐，积极出台普惠金融法律法规，对普惠金融的发展进行规范的同时为其保驾护航。其次，加快普惠金融信用体系和信用平台建设，积极结合金融 科技 ，扩大现有信用体系的覆盖面，缓解 普惠金融发展 中遇到的信息不对称的 问题 。最后，加强监管，完善普惠金融监管工具箱，及时打击不法行为，纠正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
2.2 提高认识，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教育和保护
一 方面 ，对普惠金融服务的提供者加强培训、提高认识，使其清楚认识到普惠金融不是“扶贫”。普惠金融虽然是针对弱势群体的一种金融模式，但业务面非常广、资金需求非常大，是一片业务“蓝海”，等待普惠金融服务的提供者大力开拓。同时发展普惠金融时不能罔顾风险，不能盲目推进，应遵循市场规则积极推进。
另一 方面 ，要完善消费者教育保护体系。普惠金融服务的提供者应借助互联网、微博、微信、宣传册、宣传流动车等工具积极进行金融知识扫盲，普及金融知识，使普惠金融消费者能够理性地运用金融工具来享受金融服务。同时，政府应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政策，发生金融消费纠纷时妥善处理，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如此，方能营造出一个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更好地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
2.3 健全完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国家应加快现有传统商业性金融机构的改革转型，积极引导以商业 银行 为代表的大型金融机构继续支持普惠金融的发展，扩大其 在 普惠金融市场的渗透率和覆盖面，提高服务水平和质量。国家应 在 现有小额贷款公司、村镇 银行 等金融机构的基础上，学习格莱珉 银行 的经验，通过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提供政策支持等方式，引导各类资本进入普惠金融市场，成立专门的普惠金融机构，以此增强直接服务普惠金融消费者的力度。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职能和能力也要进一步拓展和加强，全面扶持普惠金融的发展。
2.4 借助金融 科技 ，健全普惠金融风险控制体系
随着普惠金融的高速发展，潜 在 的金融风险也正 在 不断积聚。目前大部分普惠金融服务的提供者对风险的防控仍然采用传统的风险控制体系，这已完全不能满足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需要。我国已经形成了一套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现代化的 普惠金融发展 体系， 在 风险防控时我国也应该借助金融 科技 的特征将其合理地运用到普惠金融的风险防控中去，建立一套与我国普惠金融体系相匹配的普惠金融风险控制体系。普惠金融服务的提供者应该积极主动将大数据等金融 科技 运用到普惠金融业务的贷前、贷中、贷后每个环节中，提高自身的金融风险分析和评估水平，完善风险控制模型，准确识别、预警、防控普惠金融风险。而各级政府也应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推动普惠金融数字化的进程。
2.5 降低融资成本，推出产品定制化服务
普惠金融服务的提供者应该根据消费者金融需求多样性的特点，加大自主创新力度，结合金融 科技 ，为消费者提供定制化服务。普惠金融服务的提供者可以根据消费者不同的金融服务需求，结合消费者自身的情况， 在 贷款金额、贷款期限、贷款利率、担保方式 方面 进行合理设计，为其提供优质的普惠金融服务。 在 普惠金融产品创新时，尤其要注意担保方式创新，不能仅仅局限于不动产抵押担保，要积极尝试保险基金担保、互助联保、再保险担保等担保方式。产品贷款利率设计时要走保本微利之路。普惠金融应该是以低成本、广覆盖、易获得、可持续的方式向消费者提供金融服务。普惠金融服务的提供者应该 在 经济利益和 社会 利益中找到平衡点，切实为普惠金融消费者提供“普惠”的金融服务。
❼ 如何更好的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以下材料供你参考：
加强金融监管念，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随着金融全球化和金融混业经营的日渐深入，如何实现我国金融监管水平质的飞跃，建立起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国际惯例，又符合我国国情的监管体制，以达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目的，是当前所面临的紧迫而又棘手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应从以下五方面下手来加强金融监管：
（一）建立健全金融监管法规，完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面对我国加入WTO的新形势，为顺应世界金融业发展潮流，遵循国际惯例，我们应当根据我国金融市场开发的状况、外资金融机构的设立和经营等情况及时清理和完善现的法律法规。同时还要相应加强我国金融业市场准入和业务规范、金融行业竞争、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金融网络化电子化等方面的立法。要建立健全信用体系，加强社会信用制度建设，通过增强借款人的偿还能力和偿还意愿，促进借款人履约水平显著提高，降低金融风险，加大对违法违纪行为的打击力度，从而为维护我国金融业健康发展。此外，我们还应当对金融监管的执法理念进行调整，给金融个体更大的行动和选择空间，以适应金融业务发展的需要。
（二）更新金融监管理念，明确金融监管内容。从我国现有的金融监管方式来看，主要存在监管目标不够明确，偏重于合规性监管和事后监管等弊端，已难到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要求。为此，我们应当更新监管理念，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变：一是从传统的合规性监管向经营性风险监管和功能性监管转变，现在的合规性监管主要侧重于金融机构的审批和业务经营的合规性，是一种一般性、浅层次、静态的金融监管方式；而经营性风险监管则是以风险监管为中心，着重设立风险监管指标体系，早期预警体系和有效的“进入-退出”机制等，是一种深层次，前瞻性动态的监管方式，有利于统一监管标准，有效配置监管资源和提高监管成效；功能性监管关注的是金融产品所实现的基本功能，以金融业务来确定相应的监管机构各监管规则，强调的是跨机构，跨市场的监管，减少监管职能的冲突、交叉重叠和监管盲区，二是从单纯维护金融安全监管提升到兼顾金融安全和提高金融业核心竞争力上来。
过去金融监管往往以牺牲效率为代价来追求所谓的“安全”，难免会产生“惜货”和“大量超额储备”等现象，这是一种监管成果的变形和异化；真正的监管应当在维护安全的基础上努力提高金融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注重在监管中不断提出解决问题的切实措施，将监管和强化法人治理结构，强化风险管理等有机结合在一起，做到兼顾安全和效率。三是以外部监管向内外结合型监管转化。目前我国金融业自律意识较差，行业竞争往往处于无序和牺牲效率追求总量的状态，加上金融监管信息存在严重的不对称，所以金融监管主要侧重于外部监管；但是从国外金融监管改革的潮流来看，应当采用内外结合型监管方式，逐渐将监管重心转向金融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控制度，督促他们建立完善的金融机构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机制，确保金融机构的稳定健康发展。
（三）建立和完善信息披露制度，金融机构披露的准确性和全面性将直接影响看金融监管制效率和成果，从美国安然公司和环球电讯公司破产事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完全披露信息或披露假信息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当前，我国在信息披露方面与国际标准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披露的作不真实，如高估资本充足率和资产质量、准备金提取严重不足等；二是披露的信息不充分，如缺乏对非财务信息的披露和风险管理的定量信息，对会计报表附注不够重视等；三是缺乏对信息披露的具体规范和统一规定等等。因此，我们应当进一步健全信息披露制度，统一信息披露原则和披露标准，规范披露内容，
注重会计报表和报表附注的真实性，满足披露信息的有用相关、可靠和中立，报表附注则应当包括会计政策、资产质量情况，可能构成损失的或有事项金额和衍生金融产品的实际状况等。要进一步改进披露方式，采用自愿披露和强制披露相结合的方法，强调补充报表的披露；创新披露手段，借助于现代信息技术，以实时披露代替定期披露，以复合数据披露代替财务数据披露以期达到巴塞尔协议和国际通行惯例的要求。
（四）完善金融监管操作，加快基础设施建设。首先是要制定金融机构市场准入的统一量化监化监管标准，确定区域内的金融机构数量和业务规模结构，确定金融业务结构和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严格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从而保证适度竟争和防范化解风险，其次，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非现场监管，科学地设计统一的金融机构报表体系，力求金融信息全面、真实和及时地反映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和风险状况，同时开发先进的报表分析软件，建立一套严格准确地反映银行资产负债运用结构、流动性、盈利性和资产质量等情况的比例分析体系，强化预警功能，对金融机构进行连续跟踪，充分发挥事前监管的作用，将金融风险扼制于萌芽状态。第三，加强金融信息系统的基本设施建设，因为金信息不仅是中央银行和监管当局进行货币政策和实施金融监管的依据，也是其改善金融服务，提高政策透明度，进行有效监管的基础，因此，应尽快建立一个适应金融发展变化，标准统一，检索方便，资源共享的金融信息系统和包括企业和个人在内的信用信息系统，实现金融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进行实进的风险评估和风险预警。
（五）加强队伍建设，提高金融监管人员素质，我国己加入WTO，金融全球化，自由化的浪潮汹涌而至，科学技术高速发展，金融创新日新同异，这些都要求金融监管人员掌握最新的科学知识，最新的技术手段，最先进的监管方法和最新的金融信息。监管人员如不具备这些素质，金融监管的质量和效果将大打折扣，因此，必须加强队伍建设，努力造就一支具备以上素质的金融监管队伍。一是要建立优胜劣汰的人才竞争机制，择优调配优秀人才和业务骨干充实副监管岗位，并在人、财、物方面向监管一线倾，形成突出金融监管这一主线的工作氛围。二是加强业务培训，采取“走出去，请进来”，以会代训等多种形式，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地对监管人员开展业务培训，如指派监管人员到金融机构进行实践锻炼，逐步熟悉金融机构的各项金融实务和业务流程，为监管工作打下基础；聘请学有所长，精通业务的学者，专家办理讲学，使监管人员更多、更快、更好地了解、掌握先进的监管理念和监管方式，开拓视野，全面提高监管人员的执法水平。三是加强对监管人员的“再监管”，着重抓好对监管人员职业道德教育和行为规范考核，使之依法行政，文明执法，树立良好的监管形象。
此外，金融监管是一个长期、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应当在坚持从本国国情出发的原则下，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教训，在坚持效率性、协调性、独立性和前瞻性有机结合的前提下，继续强化我国的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各类金融风险，使我国经济稳步、持续、健康的发展。
希望能帮到你。
❽ 金融业：怎样解决贵州金融问题
这个问题比较大：
一是政府主导下的债务型融资模式；
二是政府主导下的股权型融资模式；
三是政府主导下的混合型融资模式。
基于上述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融资的基本特点，可将重庆市综合交通体系重点建设项目的融资模式定位于以下三种：一是政府主导下的债务型融资模式；二是政府主导下的股权型融资模式；三是政府主导下的混合型融资模式。在这些模式中又包含多种具体的融资方式，现分述如下：
（一）政府主导下的债务型融资模式
采取政府主导下的债务型融资模式，主要是指在政府提供一定资本金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政府信用，以小额财政拨款作为杠杆调动更大规模的、来自不同渠道的债务资金支持交通运输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利用多元化的债务融资手段，降低融资成本，短时间内筹措巨额资金，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本文在借鉴国内外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融资范例的基础上，结合重庆市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的实际情况和资金市场的状况，提出以下几种具体的融资方式：
1.政府贷款
政府贷款是指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向国际金融组织、商业银行、外国政府筹集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资金。这种贷款具有方便灵活、管理简单、风险较小的优点，一般不涉及税务问题，也不涉及基础设施所有权的转移问题。但其缺点在于：贷款申请的过程比较复杂，对所贷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有一定限制；国内银行的信贷资金和规模有限，不能完全满足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大规模建设的资金需求；而国外贷款又会受到外债规模、国际政治、外交关系等因素的影响。但总的说来，国际金融市场资本规模庞大，这些资本也都在寻求好的获利投资机会，因此，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融资利用国内外资本的潜力仍然较大。目前重庆市基础设施领域内的八大国有控股集团在利用贷款筹资方面已取得较大突破，例如，水务控股集团已与9家国内银行签订了55亿元长期综合授信协议，并取得了10亿元的短期信用贷款，此外该集团还与世界银行、日本海外基金协会签订了22亿元人民币的贷款协议；而城投集团、建投集团、高投集团也与多家银行分别签订了200亿元、160亿元和130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2.发行关于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企业债券
发行债券是筹集资金的一个有效途径，其优势在于融资成本低、发债条件相对宽松，比发行公司股票融资门槛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施工周期一般较长，在施工期间资金的投入是非均衡的，同时由于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融资涉及的资金数额很大，有时不能按时到位，因此在施工处于资金使用高峰期时，就可以根据情况适当发行中、短期企业债券，以解决资金缺口或周转不灵等问题。目前重庆市基础设施领域内的八大国有控股投资集团承担着本市综合交通体系多个重点项目的建设任务，具备雄厚的实力，因此极具发行债券的潜力。
3.信托融资
信托融资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运用、管理或处分的金融服务媒介和平台。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可采用资金集合股权信托计划的方式，将其拥有的项目公司部分股权作为信托计划的资产支持，并委托信托公司分割转让给投资者。其优点是合作灵活，成本较低，投入较快，不影响原投资方对企业的控制权，但缺点是如果项目盈利性低，就需采取有效措施来满足信托资金安全、收益。
（二）政府主导下的股权型融资模式
1.交通运输基础设施项目股份融资
发行股票融资具有筹资规模大、成本低、不需还本付息、可重复融资的特点，符合交通运输基础设施项目资金需求量大、回收期长的要求。目前重庆市在利用股票融资这种方式上极具潜力可挖，为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划拨优质资产而成立了八大国有控股集团，即城投公司、高发公司、高投公司、地产集团、建投公司、开投公司、水务控股和水投公司：截至2004年上半年，八大投资集团的资产总额达到953.3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了387.77亿元，增长68.6%；实现业务收入8.98亿元，同比增长21.2%；投资总额达到457.31亿元，融资额达到390.19亿元，保证了重庆一大批重点工程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有序推进。因此，现在重庆市政府应考虑在适当的时候扶持这些基础设施领域内的国有控股集团整体上市，或者通过股权置换、借壳上市等手段，开辟资本市场融资渠道。
2.特许经营方式融资
特许经营方式融资，是指政府运用特许经营权的方式委托企业或与企业共同建设、运营基础设施产业并提供相关服务，以此完成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方式。特许经营方式通常由政府与企业双方共同合作，共同投资，共担风险，因此既具有公共性的特点，又具有盈利性的特点。广义地讲，特许经营方式融资包括BOT、TOT、PPP等融资方式。
BOT方式（Build－Operate－Transfer），意为“建设－经营－转让”，是指东道国政府把急需建设的基础设施项目通过招标选择国内外投资者（一般为私营公司），政府与投资者（私营公司）签订特许权协议，授予签约方的私营公司来承担该项目的投资、融资、建设、经营和维护，在协议规定的特许期限内，该私营公司获得向设施使用者收取适当的费用、租金及取得利润的特许权，由此来回收项目的投入、建造、运营和维护成本，并获取合理回报；政府部门则拥有对这一基础设施项目的监督权、调控权；特许期满，签约方的私营公司将该基础设施无偿移交给政府部门。
TOT方式（Transfer－Operate－Transfer），意为“移交－经营－移交”，是指政府在与外商或民营企业签订特许经营协议后，把已经投产运行的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移交给外商或民营企业经营，凭借该设施在未来若干年内的收益一次性地从外商或民营企业手中融入巨额资金，用于建设新的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特许经营期满后，外商或民营企业再把该设施无偿移交给政府。因此，TOT方式与BOT方式的根本区别在于/B0上，即不需由外商或民营企业直接投资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因而避开了在“B”段过程中产生的大量风险和矛盾，也不涉及产权、股权之争，比较容易使双方达成一致。
PPP方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即公共部门与民营企业合作方式。其实质是，政府通过给予私营公司长期的特许经营权和收益权，来换取基础设施的快速建成以及高效运营，因此该模式能充分利用政府和私营机构各自的优势发展伙伴关系，即把政府机构的社会责任、远景规划、协调能力与私营机构的企业家精神、资金支持、技术手段和管理效率结合到一起。在PPP方式下运作，双方共存共荣，既能极大地降低公共部门的成本和风险，又能满足民营企业盈利性的要求，并提高公用事业的服务效率和质量。与前述方式相比，PPP方式能更好地保障国家与民营企业各方的利益，是一种以参与各方实现“双赢”、“多赢”为合作理念的现代融资方式，具有广阔的前景。
3.ABS融资
ABS（Asset Backed Securitization）意为资产证券化，是指以项目所拥有的资产为基础，以项目资产可以带来的预期收益为保证，通过在资本市场发行债券来募集资金的一种项目融资方式。目前，ABS资产证券化是国际资本市场上流行的一种项目融资方式，已在许多国家的大型项目中采用，该方式应用于交通运输基础设施领域的优势在于：变现能力强，可有效地分散投资风险；在运作中只涉及到原始权益人、特设信托机构，无需政府许可、授权及外汇担保等环节，融资过程相对简单，融资成本较低；对在建项目和已建成项目均适用，不受项目局限。但是，目前ABS融资在我国的推广还存在着诸多制约因素：缺乏相关的操作经验，市场环境有待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尚未健全，实施过程中的会计和税收政策也有待完善；项目的预期收益不稳定。
（三）政府主导下的混合型融资模式
上述政府主导下的债务型融资模式和股权型融资模式的划分，只是从资金的使用性质上给予更为明确的界定，但在实际操作中，通常施行的是政府主导下的混合型融资模式，即尽可能地开拓多元化的融资渠道——政府财政融资、金融机构的贷款、国内资本市场融资、吸引外资等等，因此债券型融资模式和股权型融资模式中所涉及的各种具体的融资方式都可以使用。除此之外，本文还提供几种补充方式以供参考：
1.以土地开发作诱导进行融资
作为基础设施的交通运输线路的建设，将使沿线的地价上升，从而给沿线带来更多的商业机会。因此，可以土地开发作诱导，或以批租土地交换投资，或征收与土地资源开发有关的税费，或对土地进行开发经营，作为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的专项资金。
2.以燃油税取代养路费，并征收重车税、轮胎税及汽车配件税
目前的养路费征收制度存在较多不合理的地方，易使一些单位、个人逃避交纳养路费。据估计，每年大约有20%左右的养路费流失。而开征燃油税，则杜绝了用路不交费的现象。此外作为燃油税的配套税收，还应对超重的车辆加收重车税，以及为更全面、公平地反映车辆对道路使用情况而征收的轮胎税和汽车配件税。这将是一笔稳定的交通基建资金来源。
3.“设施使用协议”融资
“设施使用协议”融资，是指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未来的提供者和使用者之间达成一种“无论使用与否均需付款”性质的使用协议，其实质是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未来的使用者对投资者的一个无条件付费承诺，这个承诺要求未来的使用者在项目融资期间向设施的提供者预付一定数量的设施使用费，而不管将来是否真正使用。此类融资存在的可能性在于：一方面投资者由于本身财务能力的限制或出于其他考虑，不愿单独承建项目；另一方面，由于基础设施的严重缺乏，有可能使项目未来的使用者遭受巨大损失或限制其快速发展，因而项目未来的使用者会非常渴望该项目的建成，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达成这类协议。因此这种融资方式适合诸如石油、天然气管道建设项目、港口项目、铁路项目，以及有关的交通运输线路建设项目。
三、综合交通体系重点建设项目融资模式顺利推行的制度化保障措施
上述融资模式只是从形式上对综合交通体系重点建设项目的资金需求给予基本保证，但要从根本上保障重庆市交通运输业的跨越式发展，克服资金短缺的瓶颈，除了要拓宽融资渠道、采用多种方式、多方面筹集资金之外，还要积极进行交通运输基础设施领域内的投融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才能为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融资模式的顺利推行提供制度化的保障，因此建议采取如下措施：放松准入限制，促使投资主体多元化，建立以政府为主体、民间和外资积极参与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投资者竞争机制，逐步取消基础设施领域对民营资本的各种“限禁”条款，凡是对外资开放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领域，国内资本均可进入，彻底改变该领域对民营经济的歧视性做法。进行银行体制创新，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的银行信贷机制。发展民营银行和多种形式的股份制银行，推进金融产权多元化；逐步放宽银行业的市场准入限制，引进外资银行经营机制，建立银行业竞争新秩序；加快利率、汇率市场化；放松金融产品创新的管制，通过金融产品、金融工具创新为交通运输投资提供选择的便利。
发展资本市场，建立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证券融资和经营机制。加快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融资保障上除了传统的政府投资、商业银行贷款、政策性银行贷款和利用外资之外，越来越重要的是增加直接融资。但是到目前为止，直接融资在交通运输融资中的地位并不十分显著，存在两个明显的滞后环节：一是股权融资滞后于债券融资，二是企业债券融资滞后于政府债券融资。为了改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融资的环境，在今后几年特别是“十一五”期间应加快发展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和债券市场，逐步增发交通基础设施类的股票、债券，建立交通运输投资基金和信托基金。
确立投资主体，强化投资风险约束机制。具体可行的措施如：实行政企分开，确立政府投资主体或其它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大力推行项目法人制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建立和规范投资风险约束机制；建立科学严格的投资决策责任制，“谁决策，谁负责”。培育和发展为投资主体服务的市场体系，建立基础设施类项目的工程咨询服务体系、设计服务体系、社会审计组织体系、建设监理体系，使这些中介机构成为自创信誉、自负盈亏、自担经济法律责任的经济实体，充分发挥其在投资评估、决策、监督中的重要作用。
推进法制建设，加强投融资立法工作。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以法律来规范、引导、保障、约束投融资活动，是治理投融资环境、提高投融资管理水平的重要举措。投融资法制建设的目的，是规范投资主体及其投融资行为，确定各类市场的交易规则和竞争规则，建立和完善投融资管理、调控程序，使投融资活动纳入法制化轨道，有法可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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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朱会冲。张 燎。基础设施项目投融资理论与实务[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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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朱 巍。PPP模式在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中的应用[J].综合运输，2004，（10）：31-33.
[5] 王 灏。城市轨道交通市场化投融资方式变革[J].中国投资，2004，（1）：23-26.
❾ 互联网金融可以如何减轻这些弊端
互联网金融【优势】
成本低
互联网金融模式下，资金供求双方可以通过网络平台自行完成信息甄别、匹配、定价和交易，无传统中介、无交易成本、无垄断利润。一方面，金融机构可以避免开设营业网点的资金投入和运营成本；另一方面，消费者可以在开放透明的平台上快速找到适合自己的金融产品，削弱了信息不对称程度，更省时省力。
效率高
互联网金融业务主要由计算机处理，操作流程完全标准化，客户不需要排队等候，业务处理速度更快，用户体验更好。
覆盖广
互联网金融模式下，客户能够突破时间和地域的约束，在互联网上寻找需要的金融资源，金融服务更直接，客户基础更广泛。此外，互联网金融的客户以小微企业为主，覆盖了部分传统金融业的金融服务盲区，有利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发展快
依托于大数据和电子商务的发展，互联网金融得到了快速增长。
管理弱
（1）风控弱。互联网金融还没有接入人民银行征信系统，也不存在信用信息共享机制，不具备类似银行的风控、合规和清收机制，容易发生各类风险问题，已有众贷网、网赢天下等P2P网贷平台宣布破产或停止服务。
（2）监管弱。互联网金融在中国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监管和法律约束，缺乏准入门槛和行业规范，整个行业面临诸多政策和法律风险。
风险大
（1）信用风险大。现阶段中国信用体系尚不完善，互联网金融的相关法律还有待配套，互联网金融违约成本较低，容易诱发恶意骗贷、卷款跑路等风险问题。特别是P2P网贷平台由于准入门槛低和缺乏监管，成为不法分子从事非法集资和诈骗等犯罪活动的温床。去年以来，淘金贷、优易网、安泰卓越等P2P网贷平台先后曝出“跑路”事件。
（2）网络安全风险大。中国互联网安全问题突出，网络金融犯罪问题不容忽视。一旦遭遇黑客攻击，互联网金融的正常运作会受到影响，危及消费者的资金安全和个人信息安全。
互联网金融【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