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干好普惠金融

1. 普惠金融是什么

普惠金融这一概念由联合国在2005年提出，是指以可以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服务对象是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

五大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

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鼓励大中型商业银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国有大型银行要率先做到，实行差别化考核评价办法和支持政策，有效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2017年5月3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要求大型商业银行2017年内要完成普惠金融事业部设立。

“金融机构不能光看重大企业、忽视小企业，更不能‘晴天送伞、下雨撤伞’!”李克强在2017年5月3日的常务会上指出，“要通过发展普惠金融，提高金融服务覆盖率和可得性，为实体经济提供有效支持。”总理说：“大型商业银行一定要树立正确的理念，成为普惠金融的骨干力量。你们责无旁贷!”

(1)怎么干好普惠金融扩展阅读：

普惠金融定向降准于2018年1月25日全面实施

2018年1月17日12时30分，中国人民银行(央行)在其官方微博“央行微播”发布消息称，2017年9月30日，人民银行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对普惠金融实施定向降准的通知》(银发[2017]222号)。目前，有关金融统计工作正在抓紧进行，预计普惠金融定向降准可于2018年1月25日全面实施。

2017年9月30日，央行宣布从2018年起对普惠金融实施定向降准政策：为支持金融机构发展普惠金融业务，聚焦单户授信500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经营性贷款，以及农户生产经营、创业担保、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助学等贷款。

统一对上述贷款增量或余额占全部贷款增量或余额达到一定比例的商业银行实施定向降准政策。

定向降准考核机制，2014年由央行引入，目前已经实施超过三年。通过对满足审慎经营要求且“三农”或小微企业贷款达到标准的商业银行实施优惠准备金率，并按年根据商业银行“三农”或小微企业贷款投放情况动态调整其准备金率的方式，建立正向激励机制，引导商业银行改善优化信贷结构，增强对“三农”和小微企业的支持。

与原来的定向降准政策相比，即将在1月25日落地的普惠金融定向降准政策，是根据国务院部署对原有定向降准政策的拓展和优化，以更好地引导金融机构发展普惠金融业务。

值得关注的是，在2017年9月30日央行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对普惠金融实施定向降准的通知》后，市场曾预测此次定向降准或将释放8000亿流动性，但后来市场又普遍认为，实际规模可能在3000-3800亿，远低于此前的预测。而3000亿的资金规模，甚至低于近期的中期借贷便利(MLF)投放规模。

对于市场最为关注的本次普惠金融定向降准对货币政策和流动性的影响，一些市场研究者在政策出台时认为“接近全面降准”“相当于普降0.5个百分点”，随后央行直管的《金融时报》撰文称，此次定向降准只是政策微调，不是变相全面降准。

央行有关负责人早前亦表示，对普惠金融实施定向降准政策并不改变稳健货币政策的总体取向。同时，定向降准政策释放的流动性也是符合总量调控要求的，银行体系流动性保持基本稳定。

根据央行规定，此番普惠金融实施定向降准政策保留了原有的两档考核标准：凡前一年上述贷款余额或增量占比达到 1.5%的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可在人民银行公布的基准档基础上下调0.5个百分点;前一年上述贷款余额或增量占比达到10%的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可按累进原则在第一档基础上再下调1个百分点。

其中，第一档考核标准基本适应绝大多数商业银行普惠金融领域贷款的实际投放情况，有助于鼓励其将信贷资源持续向普惠金融领域倾斜。

对于第二档考核标准，央行直言，“这一档标准相对较高，只有在普惠金融领域贷款投放较为突出的商业银行才能达到，但这有利于建立正向激励机制，也属定向降准政策题中应有之义。”

按照央行规定，国有商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都有资格参与普惠金融领域贷款实施定向降准政策的考核。同时，想要享受定向降准，银行还要符合宏观审慎经营标准：上年三个季度(含)以上宏观审慎评估(MPA)评级均在B级(含)以上。

2. 什么是普惠金融哪个在做

普惠金融，是指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
也就是帮助需要帮助的普通百姓增加财政补贴优惠和融资机会，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是当前我国普惠金融重点服务对象。
普惠金融重视消除贫困、实现社会公平，但这并不意味着普惠金融就是面向低收入人群的公益活动。中国银行业协会党委书记潘光伟指出，普惠金融不是慈善和救助，而是为了帮助受益群体提升造血功能，要坚持商业可持续原则，坚持市场化和政策扶持相结合，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确保发展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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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绿色普惠金融是在什么条件下

金融机构是金融体系中的重要主体和主要因素。金融绿色化可以自内而外设定三个目标：实现自身绿色化，要自觉践行节能、减排、低碳的绿色运营要求，倡导低碳办公；实现环境风险下财务或商业可持续性，金融机构要将环境风险纳入风险考量和定价模型，降低环境风险对金融机构经营稳定性的冲击；要支持绿色经济的发展，金融机构要优先支持践行绿色发展的企业，鼓励绿色生产方式，提高绿色产品供给的目的。金融普惠化的重点目标是让传统金融排斥的小微经济体能够获得与大中企业平等的金融服务权利。绿色普惠金融体系的目标，既是金融绿色化与普惠化同步实现，是普惠金融实践的绿色化，也是绿色金融实践的普惠化。
构建绿色普惠金融体系的建议
一是构建绿色普惠金融机构体系。当前，一个相对完善的普惠金融机构体系正在形成。普惠金融机构体系包括开发性、政策性银行和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的普惠金融部，城商行、农商行、农合行、农信社、村镇行、民营行，新三板、区域性股权交易中心、小保险、新金融和保理、典当、融资租赁、小贷、担保等金融机构。构建绿色普惠金融机构体系，要加快推进以上普惠金融机构自身运营的绿色化。
二是构建绿色普惠金融技术体系。普惠金融技术体系分为三大类，以贷款为例，第一类是传统抵押担保技术，第二类是抵押担保技术创新，第三类是无抵押无担保纯信用贷款技术。构建绿色普惠金融技术体系，要求上述普惠金融技术将环境风险纳入风险控制和定价模型，更好保证机构商业可持续。
三是构建绿色普惠金融基础设施体系。绝大多数普惠金融机构规模都不大，很多服务需要市场和社会提供。这些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人员培训、技术研发、产品设计、外源融资、IT系统建设、会计制度、审计制度、统计制度、担保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等等。以普惠金融服务小微企业为例，在发放信用贷款时，就需要有可靠的小微企业主信用评级信息，在绿色金融背景下，还需要该小微企业的环境信用评级信息。
四是构建绿色普惠金融准入监管、政策支持和法律法规体系。构建绿色普惠金融体系，既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要创造有利的政策和制度环境，推动绿色普惠金融的发展。
在准入和监管政策上，要坚持稳定与发展相平衡，对切实践行绿色普惠理念的金融机构，要进一步降低准入门槛，适度降低监管要求。必须堵住体制机制漏洞，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加强绿色普惠金融体系协调机制，努力实现监管部门目标、绩效、激励、资源的一致性，努力做到监管政策、标准、规则和行动严密对接，特别是对跨行业、跨市场、跨部门绿色普惠金融活动要有效监管。地方政府要按照中央统一规则，强化绿色普惠金融属地风险处置责任。要健全绿色普惠金融风险监测预警和早期干预机制，实现监管信息全面联通共享，努力做到金融监管全覆盖。
在政策支持上，主要是财税政策和金融政策。财税政策包括对绿色普惠金融机构和业务的奖励、补贴、贴息、风险分担、减免印花税、增值税、所得税和贷款拨备税前列支等。金融政策主要是对绿色金融业务和普惠金融机构合理运用和搭配存款准备金、再贷款、再贴现、窗口指导等政策工具。
此外，还要着力促进制定和完善金融绿色化和普惠化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保证政府支持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的稳定性和权威性。鉴于我国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实践经验尚显不足，可考虑推动在绿色金融试验区和普惠金融试验区制定和完善道义责任、社会责任强而法律责任相对较弱的“绿色金融促进条例”和“普惠金融促进条例”，一来推进试验区建设，二来积累经验，待实践和时机均相对成熟时，再扩大立法范围、提高立法硬度。

4. 为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智慧银行应当如何做

2018年中国银行业发展历程与现状分析 五大方面揭露发展，融合大技术自我创新改革

中国银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40年，人们充分享受到了银行业改革开放释放的红利。银行体系也从最初的大一统格局逐步发展成为多元化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体系，发展模式从最初的粗放式规模比拼，走向了如今的创新推动、精耕细作。

在并不久远的上世纪90年代末，四大国有银行还受困于1.4万亿不良贷款，曾被称为“技术性破产”，但通过体制改革、财务重组、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挂牌上市，国有大行实现“脱困”并快速崛起。与此同时，一批股份制商业银行陆续登陆境内外资本市场，又掀起了银行业改革开放新浪潮，也标志着银行走向公众持股的现代企业制度深化之路。

这20年的改革波澜壮阔，银行业综合实力大幅提升，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在今年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最新世界500强排行榜中，工农中建四大行仍然稳居前50名，交行、招行、浦发、兴业、民生等银行亦均在前300名之内。

如果说成功化解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跻身全球银行业前列，是中国银行业在十年前就已交出的答卷，那么如今的中国银行业更多了一份责任与担当。四大行已全部跻身巴塞尔协议Ⅲ的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之列，中国银行业也从银行间无序竞争、高风险运行走到有序发展、风险可控。

改革没有终点，只有进行时。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面对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中国银行业顺势而为，掀起数字革命，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成为新时代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中国银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18年三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达到264万亿元，同比增长7.0%。其中，大型商业银行本外币资产达到98万亿元，占比37.2%，资产总额同比增长6.9%;股份制商业银行本外币资产为46万亿元，占比17.3%，资产总额同比增长4.0%。

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负债243万亿元，同比增长6.6%。其中，大型商业银行本外币负债91万亿元，占比37.3%，负债总额同比增长6.7%;股份制商业银行本外币负债43万亿元，占比17.5%，负债总额同比增长3.4%。

1、从“大一统”到“专行”再到“商行”

时间回到1978年，人民银行刚刚从财政部独立出来，那时的“央妈”既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又办理具体的商业银行业务，既是金融行政管理机关，又是经营金融的经济实体，“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

当改革的号角吹响，金融体制改革大幕缓缓拉开。1979年10月，邓小平提出“要把银行作为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从1979年到1984年的5年间，国有银行改革开始起步，先后经历了农行恢复、中行改革、建行独立与工行分设，国有银行破壳而出。其间，1983年9月，国务院作出《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央行制度框架初步确立。

从“大一统”到国家专业银行基本框架确立，一开始四大国有银行身上都担负着专业经营的政策性使命，各有分工。

不过，随着市场经济改革进一步深化，新的问题接踵而至。在商品经济条件下，银行在性质上应该属于企业类型，即以盈利为目标，通过合法经营以收入抵补支出，努力实现利润最大化。当我国经济体制已从单一的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就在客观上要求国有专业银行进行商业化改革。

于是，中国银行业改革更进一步，开启了从专业银行到商业银行的再次转型。一开始，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主，它们的改革目标主要集中在企业化经营或运营机制的转换方面。四大行分工经营的格局逐步被打破，出现了“中行上岸，农行进城，工行下乡，建行进厂”的竞争格局。

与此同时，从1986年开始，以交通银行股份制重组为开端，深圳招商银行中信实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等一批商业性股份制银行陆续成立。

在利益机制的驱动下，各专业银行不仅突破了专业分工的界限，而且开始突破行业分工的界限，开始组建各自的信托投资公司、开办大量的证券机构，并向房地产、保险、投资等领域拓展，形成了事实上的综合经营模式。

1993年12月，《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实现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分离，并将国家专业银行办成真正的国有商业银行。至此，我国四大国有专业银行的改革方向正式定位于商业银行。

从一元银行体制到多种类型银行业金融机构并存，中国银行业翻开了历史巨变的第一章。

2、跃谷底：借力AMC脱困重生，飞跃谷底股改上市

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并非一帆风顺，有辉煌也有低谷。

事实上，前一阶段国有专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的转变并不彻底，仍然存在着发展主要靠国家信用和行业垄断、管理体制实行官本位等诸多问题。

亚洲金融风暴中的1999年，受困于国外金融剧烈波动与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双重影响，国有商业银行陷入资本金严重不足、不良贷款比例飙升的窘境，机构和人员臃肿、盈利能力和竞争力下降等问题也相继暴露。1999年，受困于1.4万亿不良贷款的四大国有银行进退维谷，处境艰难。

抱着壮士断腕的决心，银行业商业化改革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布局。1999年，国务院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相继成立东方、信达、华融、长城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AMC)，并规定存续期为10年，分别负责收购、管理、处置相对应的建行、中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工行、农行所剥离的不良资产。

将四大行巨额坏账剥离，使其成为干净的“好银行”，这是一场脱胎换骨的改革。

从不良泥沼中抽身的四大行，终于有余力将改革的重点聚焦公司治理的现代化，这也为后续上市腾飞蓄力。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秘书长、中国银行业协会原专职副会长杨再平说，国有银行改革是中国银行业改革的主线和主战场，其一是业务经营商业化和市场化，第二是公司治理现代化，二者缺一不可。

随着2003年银监会正式挂牌成立，对银行业的监管由新成立的银监会来行使，人民银行不再肩负具体的金融监管职责，最重要的使命变成了维护金融稳定。至此，正式形成了由人民银行负责货币政策，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实施分业监管的“一行三会”格局。

从危机中走出的四大行，在经历了拆分、专业化、商业化的涅槃后，终于迎来了上市的小辉煌。

2005年10月，建行率先在香港公开发行股票。2006年6月1日和7月5日，中行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先后公开发行上市;同年10月27日，工行实现A+H股同步上市。2008年10月农行股改方案获批，标志着国有银行改革进入收官之战。

这是一场与自己的赛跑，中国银行业在发展赛道上不断超越自我。截至2018年三季度，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达264万亿元，是1999年的约16倍，是1978年的约1389倍。

3、乘东风：股份行快速崛起，走向公众持股

事实上，比四大行更早上市的，是股份制商业银行。股份行的挂牌上市，成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1987年5月，深圳发展银行以自由认购形式首次向社会公开发售人民币普通股，成为中国第一家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行。1999年11月，浦发银行成功在上交所挂牌上市，标志着中国股份行的快速崛起。

公众持股对一家银行的好处不言而喻，资本金进一步夯实、股权结构清晰、公司治理优化，为银行业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支点，更为股份行自身注入了迅速扩展经营领域和规模的巨大动能。

事实上，上市后的股份行均呈现出资产规模快速扩张、负债结构优化、利润高速增长、资产质量提高、盈利能力趋稳等特点，并实现了全国性甚至跨国的网点铺设和业务经营等巨大变化。

回顾股份行的发展历程，在成立之初，不少银行都起步于服务改革开放最具活力的地区经济。从中国改革开放最具活力的地方辐射到全国，从全国辐射到全球，股份行在迎来自身黄金成长期的同时，也实现着从“立足本地”到“辐射全国、走向世界”的蝶变。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进程的持续推进，股份行“走向世界”的脚步逐渐加快。包括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开展中外银行间的深度合作;一些股份制银行在境外开设分支机构，并购海外银行，拓宽业务领域，提升跨境金融实力。

4、超车道：经受金融危机考验，国际化突飞猛进

2008年一场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曾经叱咤风云的“大而不能倒”的华尔街五大投行几乎全军覆没。中国银行业在危机冲击下，虽未独善其身，但却独树一帜。2008年中国银行业利润总额、利润增速、全行业资本回报率三大指标名列世界前茅。

这让危机笼罩下的全球金融业看到了一线生机，也为中国率先走出金融危机打下了扎实基础。杨再平说，美国金融行业遭受重创时，中国的银行业恰恰在全球范围内表现良好，可谓“一枝独秀”，这完全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

金融危机前，由于国外银行绝大部分财务状况良好，不愿意接受被并购，即便有好的并购标的，也会面临诸多竞争对手，中国银行业很难对其实施并购。不过金融危机让全球银行业，特别是华尔街大银行损失惨重，而中国商业银行却平稳渡过难关，全球银行业洗牌，为中国商业银行的跨国经营带来了良好契机。

虽然中国银行机构已经做到规模足够大，但更多是依托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和市场，真正面向全球客户，为不同市场类别提供不同产品的国际化能力还有待加强。进一步加强对外开放，便成为突破藩篱的唯一选择。

通过海外并购实现国际化经营渐成趋势。经过多年探索，中资银行的国际化理念正在发生改变，逐渐从设立海外分支机构、代理处转向参股、并购海外银行。这是中国银行业国际化战略突飞猛进的阶段。

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正式提出，在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一带一路”倡议纵深发展等契机下，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化经营能力不断提升，并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特征。中资银行海外机构布局中，围绕“一带一路”的发展尤其迅猛，“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仅三年间，约22家中资银行在全球63个国家和地区开设了1353家境外分支机构，其中五家大型商业银行的境外机构数约为1279家。

5、升维度：科技赋能，打造开放银行

近年来，全球经济正面临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为核心的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大机遇，创新驱动发展成为引领中国经济加速发展的新动力。这其中，自然也有中国银行业科技改革的影子。

从2012年开始，中国银行业经历了与互联网金融同台PK，“如果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的“1.0时代”。随后，传统银行如工、农、中、建与互联网金融巨头一拍即合，合作进入蜜月期的“2.0时代”。不过，实际上仍只有极少数银行能够主导与互联网巨头的合作。

为了摆脱单一渠道对自己发展的局限，银行一面低调培育自己的内生科技力量，强调技术独立，用活用好自己的数据禀赋，另一面不断向外拓展自己的“朋友圈”，打造开放式银行，终于迎来了“无界开放银行”的“3.0时代”。

目前，多家银行纷纷释放了打造开放银行的信号。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业务三部主任杨彬认为，开放银行有三个显著的特点，即：秉承以服务用户为中心的理念;通过API接口或SDK等技术实现银行与第三方之间的数据共享;构建一个生态，联合产品和服务提供方，满足用户的全部需求。

传统银行业一贯的优势是信用风险管控，是流动性管理，是KYC(清楚你的客户及其产品)，是合规，是稳健，是品牌;是线下网点遍布全省、全国甚至境内外;是牌照赋予的存款吸收能力，带来互联网金融垂涎的资金成本，以及多牌照框架里的综合金融能力(不少银行集团同时具有券商、信托、基金、保险、金融租赁等多牌照)。

而互联网金融和科技金融公司的生存逻辑，则是流量入口、获客成本、线上场景以及深得客户体验优化之道的产品模式。

传统银行实施进一步金融科技赋能，已经初尝甜头。智慧银行与IT系统升级后，差错率大幅下降，而客户的便捷程度大大提升。

这是一轮科技推动的改革，也是一轮银行自我驱动的改革。从自身的优势出发，银行将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与银行传统业务进行深度融合，各显所长。中国银行业已经吹响了“科技赋能银行”的“集结号”。

5. 普惠金融是什么

普惠金融有两层意思。如果从学术的角度来解释的话,普惠金融只要是通过机会平等的方式来实现有效的金融服务,普惠金融所涉及的一般是小额的信贷服务和优惠补贴。如果从产品的角度来解释的话,目前有很多互联网贷款产品称之为普惠金融,此类产品的本质是网贷产品。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不断发展,我们在网上可以直接申请到各类贷款业务,这类贷款业务主要是互联网信贷服务,信贷服务不需要用户有任何抵押物,只需要用户凭借个人征信,便可以申请相关的授信额度。虽然普惠金融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但目前互联网上的普惠金融产品并不利于用户,同时也存在诸多套路。

一、什么是普惠金融？

普惠金融泛指当前互联网环境下的互联网信贷产品,这些信贷产品有两个发行渠道。第1个渠道是银行的正规渠道,第2个渠道是线下的贷款机构。银行的正规渠道会严格按照用户的个人征信来批准相关额度,申请的门槛也比较高。线下的贷款机构对用户则没有太高的要求,此类产品一般是我们经常指的网贷产品,同时也存在很多套路,年化综合利息也非常高。

二、普惠金融并没有字面意义上这么好。

正如我在上面所讲的那样,虽然普惠金融的出发点非常好,但当普惠金融应用到实际生活当中时,我们会发现很多普惠金融产品存在套路用户的情况。有些用户在申请网贷产品时,会遭遇到套路贷和循环贷的陷阱当中,用户所申请的贷款产品的年化利息也非常高,普遍维持在20%左右,有些用户甚至会接触到30%以上的高利贷产品。也正因如此,我建议大家用审慎的态度来看待当前的普惠金融产品。

6. 如何做好落实普惠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提升藏区金融服务质量和水平工作

一是鼓励更多的金融服务供给主体参与农村金融服务。农村贫困和偏远地区信誉程度高，金融风险小，贷款损失率低，小额信贷市场前景广阔。国际行动援助的一项调查显示，小额贷款被许多银行看作是降低银行整体风险的一种手段。因此，要打破农村贫困和偏远地区金融服务成本高的认识误区，通过制定恰当的定价策略，实现规模经济，控制成本，提高效率，保持适当的盈利性，吸引更多机构参与到农村金融服务中来。要发挥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小额贷款公司、非政府组织等不同类型机构的各自比较优势，通过提供多样性金融服务满足农村地区不同的金融需求，并将这些分散的零售金融机构整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普惠金融体系。
二是充分发挥信贷政策的导向作用。积极探索支农再贷款和再贴现管理在推动普惠金融发展中的新模式、新方法，直接和间接地引导各类农村金融服务机构，将更多的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供给延伸到农村贫困和偏远地区，帮助农村贫困和低收入人口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
三是深化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要指导各银行业金融机构扎实开展农户建档、评级、授信等工作，大力发展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同时，可以依托农村金融基础设施的清算和支付结算功能，将农民的存款和消费记录等现金存量和流量数据纳入农村小额信贷和商业银行支农贷款的信用评级系统，作为辅助手段，扩大信用评级的参考依据，更加真实地反映农民的信用程度和还款能力。
四是加强农村人民币流通管理与服务。以助农取款为基础，开办残缺污损人民币兑换、小面额人民币余缺调剂以及反假宣传、反假监测和通信联络代理项目，为偏远农村群众使用现金、兑换零钱、兑换残损人民币提供便利，同时扩大金融宣传，打击制贩假币等犯罪行为。
五是开辟农村金融消费维权的新通道。积极开展金融消费维权宣传，协助金融机构办理金融消费投诉，按类别指导农民的金融消费投诉维权，解决农民投诉难的问题，进一步加快推进农村金融业健康快速发展。
六是构建农村经济金融动态监测网络。建立常态化的信息搜集和反馈机制，协助金融机构开展经济金融运行监测分析与调查研究工作，形成农村覆盖面广、情况真实可靠、信息反馈快速的监测网络。
七是依托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点开展金融知识的宣传工作。普惠金融体系向贫困和偏远地区深入的过程，实际上也是金融知识普及、农民金融意识不断增强的过程。农村金融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金融知识的宣传普及，可以使广大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和偏远地区，逐渐认识并接受各类现代金融服务，共享现代化支付体系的发展成果，推动农村金融服务不断升级，以此弥补金融供给和需求的缺口，使每一个社会成员能够平等地享受金融服务的权力，将中央提出的“发展金融普惠体系”落到实处。

7. 银行如何争取金融资源做大区域金融规模

1、单列普惠信贷计划2、经济资本占用调整3、增加人员配置4、加大费用支撑。
1、单列普惠信贷计划2019年3月，银保监会发布《关于2019年进一步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明确了单列信贷计划的政策要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年初要以完成“两增”目标为导向，在客观预估当年本行各项贷款增速的基础上，单独制定普惠型小微企业信贷计划，并分解至各一级分行。信贷计划需经本行主要负责人签字认可，执行过程中不得挤占、挪用。监管部门要求银行单列信贷计划并不是全新的要求，而是对以前政策的延续和强化，在此之前设立大型银行的普惠金融事业部都会有普惠信贷计划，会对投放进行专项管理。但是不少中小银行还没有这方面的规划，或规划不够清晰。提出单列信贷计划要求有利于对普惠的进一步专项支持，进一步落实人、财、物的配套支持。2、经济资本占用调整经济资本是银行进行内部非预期损失计量和管理的一种手段。经济资本占用对银行贷款来说也是成本之一，因此银行在计算贷款收益时，需要扣减经济资本占用成本。银行一笔贷款收益=利息收入-资金成本（FTP供应价格）-增值税-经济资本成本（经济资本占用成本）-风险成本（不良拨备）-运营成本-其它成本。其中：经济资本成本=授信业务经济资本*经济资本回报率。经济资本回报率=账面利润/经济资本占用额*100%，反映的是经济资本的使用效率。通常银行内部计价时会给个固定值，10%。授信业务经济资本=授信余额*经济资本占用系数。经济资本占用系数通常分为基础系数和调整系数。基础系数通常以客户内部评级结果为主要维度进行设置，进行分级量化。具体方式可参加下表。如一户普惠企业内部评级为BBB，它的基础系数则为13%。小微企业内部评级 基础系数AA，5%A ，7%BBB 13%BB 22%B26%C28%调整系数通常与授信产品品种、投向、期限、担保等要素挂钩，银行内部会根据上述几个要素设置对应表，并进行量化计算。调整系数=产品品种调整系数×投向调整系数×期限调整系数×担保调整系数×其他调整系数。如一户普惠企业的调整系数可计算80%*100%*90%*70%*100%=50.4%。案例：一笔内部评级为BBB的500万元贷款的经济资本成本则可计算为：经济资本成本=500*（13%*50.4%）*10%=500*0.655%=32.76（万元）通常各银行为落实监管要求，提升一线投放普惠贷款的积极性，会在经济资本占用上给予普惠贷款一定优惠措施。如下调基础系数，下调产品、投向、期限和担保的调整系数，以降低普惠贷款投放对应的经济资本成本，让一线投放普惠贷款可以产生更多的贷款收益。3、增加人员配置银行要想发展好普惠金融业务，条线队伍建设是普惠金融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没有人，干不成普惠金融；没有专业的人，干不久普惠金融。对银行来说，培养一支健全、专业、经验丰富的普惠条线队伍，是一开始就须认真布局的事情。增加总分行普惠金融部门人员配置：普惠发展的教训经验表明，“火车跑的快、全靠车头带”，没有强有力的中场支撑，普惠金融业务的发展就没有未来。健全总分行部门人员配置，提升条线专业化、精细化的管理能力，是首要工作。尤其须提升中场的发展规划、客群定位、产品设计、渠道建设、风险控制、过程管理、队伍管理能力。银行通常会在总分行部门中设置3个团队：产品、险、综合管理团队，作者认为，在普惠金融线上化发展的趋势下，再设置1个科技团队显得尤为重要。培养适合自身的客户经理展业队伍：银行普惠金融客户经理队伍有两种模式：一是建立普惠金融专营客户经理队伍，这些客户经理只做普惠金融业务，并有独立的客户经理评级体系和考核体系；二是全功能客户经理模式，即客户经理既做大公司业务，也做普惠金融业务。在实践中，两种模式都有，部分银行也没有严格区分，两种模式同时存在：在支行层面，客户经理大小业务都做，可自行选择是否进入普惠专营客户经理序列。两种模式从目前实践来看，没有明显优劣之分，各银行实践不同、体制不同、成效也不同，关键要适合银行自己的实际情况，建立行之有效的人员管理机制。4、加大费用支撑银行需要给予普惠金融条线一定的费用支撑，如营销费用、广告费用、人员培训费用等，用于提升人员营销积极性、加大对外宣传推广力度和提升人员专业能力。部分银行通过打广告很好的树立了银行品牌形象和普惠金融专业形象，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因此，作者也建议银行适当加入广告预算，开展对外宣传。如可以通过本土广播电台、灯箱广告、框架广告、动媒体、网站、微信、专业期刊等渠道投放一定的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