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金融市场完全开放
『壹』 谈谈培育我国金融市场还需创造哪些条件
一、我国当前金融市场的主要问题
我国金融市场主要问题表现在：利率、汇率管制严，资本市场没有放开，其带来的主要问题是，一是利率与汇率不是按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供需规律决定其水平，使资源配置不能按市场规律达到最优化。因为；在市场情况下，市场的供需是对资源稀缺性的合理调节，而这种调节是通过资源供需量和价格进行的，任何一种资源都会向能带来最大经济效益的领域流动，而这种效益体现在资源扣除了获得它所花费的成本后取得的价值增值，这也是社会财富的价值增量；因为是价值而不是价格；因此，就应准确衡量资源的真实成本，而在利率与汇率作为资源的单位价格不能按市场供需反映其真实价值时；资源所创造出的价值也就不真实，也就是说资源不是在有效配置的情况下使用。这在实际中看到的是，在利率、汇率管制的情况下，资金在价格得不到准确定价的情况下用于项目建设等，同时，价格不能真实反映价值的资源流动也是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如以行政命令和长官意志进行资金投放等；二是由于利率、汇率受管制，就不能按市场供需进行利率浮动，银行或其他机构将无法采取有效的金融工具避免因调整利率、汇率带来的损失。同时，我国在国际贸易和金融市场的一切资金活动大都以完全浮动利率计价，这与我国固定利率(相对于完全浮动利率)制形成了较大利差风险，会使正常经营的银行和企业造成资金上的损失，另外还给投机商创造了投机的机会，导致我国金融市场不稳定因素的产生；三是资本市场不放开，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就无法创造出更多的金融产品进行风险防范与服务企业，如不能通过自营的期货、期权和掉期等工具进行汇率、利率波动带来的对收益与外币资产价值的风险防范与化解，也不能做到资产多元化，使信贷资金主要集中在贷款的投向上，加大了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产风险，同时也因银行金融产品单一使企业应该享受的服务渠道减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如我国银行不能参与企业纯资本性融资的包装、承销与分销等业务，因为这里面涉及到承销不成功进行资本性投资的问题，这在当前我国对金融市场管制的情况下，是不允许的。
分析这些问题的原因，最直接的是我国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市场的诸多条件短时间内难以具备，对于国际金融市场运作的知识和经验缺乏较深的了解，加之长期以来对金融市场风险观念上的误区等，导致我国金融市场建设步伐较缓慢。但从今天我国的经济实力与金融环境看，有些条件已经具备，如我国银行间的同业拆借市场、证券市场已运作多年，交易系统已基本建立；我国的外汇储备已超过3000亿美元，已有足够的市场抗风险能力；我国的银行已开展国际业务十几年，已积累了大量的国际金融市场运作的经验，并培养了一大批这方面的人才等，因此已到了加快改革与完善我国金融市场的时候。
二、加快我国金融市场的改革与开放、做好现代金融风险防范
(一)金融市场的改革与完善是为我国经济建设创造高效“操作平台”的需要。
我们知道经济决定金融，金融反作用于经济。在任何一个经济实体里这两方面都必须相辅相成的发展，才能达到整个社会的平稳、健康的发展。“十六大”报告中对我国经济的下一步发展制定了宏伟的监图，尤其是提出建立全面小康社会，这就要求我国各行各业应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保证效益的提高，最终达到整个国民收入高质高量的最大化效应。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有一个健全和发达的市场经济，以市场机制来合理化配置资源、节约资源，按市场衡量标准与国际接轨进行资源调配和全球化经营，从而在世界经济中使我国的资源得到有效地增值，创造高于国内生产价值的增量效益。金融市场的完善与发展在其中间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它就是价值创造过程中一种平台，起着积极的资源输导、分流和创造价值实现的整个价值链中重要一环。一是金融市场作为流通环节，能对外国资本与我国资本的有效结合会起到资源的合理配置的效应，从而创造两种资源的和效应；二是通过资本投资降低闲置国外资本的机会成本，使其仍然留在国内，而不至于撤资，让其等待更佳的投资机会，以便将采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实际价值；三是有利于虚拟经济的稳定发展，任何一种资本除在实际经济中通过消耗而求得价值增值外，都会在流通环节或待生产领域求得价值的保值，如果没有一种保证资本保值的环境也就不可能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实际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设想当一种资本不能因避免利率风险、汇率风险、通胀风险等通过金融市场而进行远期买卖、期权交易、货币互换等市场机制进行保值，创造的价值能得以保证吗?显然不能，只有在加快金融市场机制的健全与完善中，充分运用市场机制的这一“无形的手”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四是只有一个健全和完善的金融市场才能保证我国银行业资产的多元化配置，降低单一信贷产品的行业风险、经济波动风险、期限风险和操作风险。
(二)加快金融市场改革与发展，应完全放开对利率与汇率的管制，适当开放资本市场。
利率是资本本身及资本运作的单位成本，它应该取决于资本市场对整个资本资源稀缺性的供需状况、运作效率和风险程度的认可。汇率最终体现的是对国与国资金利差的补偿。资本在利率、汇率的调节下，按市场供需规律实现了流动的需要和价值的增值。具体从以下三方面体现出适当放开资本市场、完全放开利率、汇率的必要性：
1.从整个资本供需看，只有全部资本参与市场分配与调节才能充分体现资本的成本。当前我国不允许外国货币资本项下的自由兑换，只允许经常贸易项下的自由兑换，这实际是人为限制了资本的自由流动。当然，猝然全面开放资本项下自由兑换会对本国货币造成一定冲击，甚至会导致金融市场的混乱，但这主要取决于我国的经济实力，就我国当前的综合国力和外汇储备来看，只要在一定的管制下，适当开放资本市场不会对我国金融市场造成重大冲击。另外，一直实行管制，闭而不放，从长远看也不利于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与成熟。因此，从现在开始，完全放开个人本外币自由兑换，有管制的放开企业本外币自由兑换是适应当前我国经济状况的，也是我国利率逐步走向市场化的必由之路。只有这样，市场才能以市场规律分配和调节资本，使资本按市场计价，最终达到本币、外币、国内、国外价值趋于统一，才能使本币远期买卖、套期保值等业务得以操作，才能避免本外币的套利行为，更加巩固人民币的价值。
2.利率、汇率市场化是商业银行在对风险程度认可基础上，实行信贷资金真实计价的基础。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是一种稀缺资源，必须按市场规律进行调节与计价才能做到真正的价值增值。由于商业银行经营产品的高风险性，决定在价值增值过程中，其收益具有各方面风险导致的不确定性，这就要求其提供的信贷产品的价格必须包含补偿了风险的溢价。这种溢价就是对风险程度的认可与承受的代价，它与获得资金的成本共同构成了商业银行资金的真实价格，即利率。因而，这就要求商业银行应在进行信贷产品定价时，除考虑获得资金的成本，还要考虑的因素是对风险的计价。因此，商业银行应根据信贷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正确衡量信贷产品收益预期风险价值，决定银行业的最低资本需要量，并确定合理的资本结构，计算平均的营运成本，在其基础上按实施的不同信贷业务种类和预期收益确定执行的利率。而不是当前这种不分行业、不分信用等级、不分风险大小，一律按基准利率或基准利率最高、最低上下浮动幅度执行。
3.利率市场化有利于银行按服务功能与水平确定利率之外加价。在利率管制的情况下，商业银行除按利率向客户提供信贷产品外，几乎对其付出的其他成本无法得到补偿，这也不是按市场规律作业务。商业银行应将提供给客户的产品、技术和信息等应该计价的价值，全部包括在价格中才能真实反映出全部资源的增值效应与质量。因此，应允许银行按其创造产品，提供技术与信息等付出的成本进行利率加价，运用综合收益率来衡量某类或整个资产收益水平，而不是只按现在帐面利率水平。这样做不但会使银行的竞争更加合理化、规范化，也有利于整个银行业服务水平和效率的提高。使具有长期发展战略规划和服务功能齐全、服务质量与效率高、运作安全的银行得以长期稳定的发展。
(三)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保障金融秩序的前提。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与发展，来自国内与国际市场的风险因素会随之增多，这对金融风险防范提出了新的要求，无论是银行业还是与银行业有关的其他行业，如何避免与化解金融风险已成为关系到生存与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是保障市场秩序正常运作的前提。从整个经济环境和将来我国银行业发展分析，应从如下几方面着手解决。一是增强整个市场透明度，包括以央行牵头设立对银行公开的企业信息网络，真实记录企业的举债、开户、信誉等情况；二是银行业组织机构的再造，减少信息与政令的传导环节，实行市场开拓、风险控制、系统支持的扁平化管理；三是提高定量模型的风险分析能力，特别是对市场风险、信用风险要以科学的手段或方法预计风险发生的概率、置信水平及风险价值，以准确衡量风险造成的潜在损失，减少定性分析的主观偏差；四是实行行业、地区风险最高额度控制，按行业、地区的发展现状与前景，衡量信贷产品与之的风险相关性，通过构建有效的资产组合分散风险；五是进行操作人员素质教育，形成系统内在风险管理文化，建立健全风险防范的激励机制。
『贰』 金融业开放有哪三条规律
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金融业的开放有三条规律要遵循：①金融业作为竞争性的服务业，应当遵循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原则；②金融业的对外开放，要以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和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相互配合、共同推进；③金融业的开放要和防范金融风险并重，金融业的开放程度要与金融的监管能力相匹配。
二是深化金融和关键领域的改革，认真贯彻落实关于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从防范系统风险的角度支持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新体制，完善金融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增强国有企业的负债约束。完善房地产金融调控政策，建立防控房地产政策的调控机制。
三是加快补齐监管的短板，进一步明确监管姓监，优化监管力量，严格地执行监管法律。要抓紧出台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非金融机构投资金融机构的指导意见，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办法等审慎监管的基本制度。
四是要坚决取缔非法金融活动，强化金融风险源头管理，加强金融领域的准入管理，清理整顿各类无照经营，或者是超范围经营的金融业务。没有经过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或变相从事金融业务。
『叁』 如何推动金融业的对外开放
据报道，近日有专家表示，金融业开放、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减少资本管制应协同推进，积极稳妥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合理安排开放顺序。
从以对外开放促进金融市场改革发展来看，开放的内涵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将境外机构引进来或国内机构走出去。第二个层次是尊重并适应国际市场的规则和惯例，借鉴国际经验，发展国内金融市场，最终实现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融合。
希望中国金融行业可以稳步的发展下去！
『肆』 韩国金融开放的经验和教训
一、90年代初期以来的第一轮金融开放——不当的金融开放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
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期间，韩国金融部门主要由政府控制，中央银行是政府政策的工具。直到80年代初期，多数银行仍然是国有，资本流动受到严格管制。尽管80年代初期，银行进行了私有化改革，但是到90年代，外国银行业务仍然非常有限，一些国外开发性或政策性贷款只是国家执行产业战略计划的低成本的融资工具，国外贷款主要通过国有银行体系流入韩国。银行不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独立的市场主体，大量的政策性贷款不是为了获取利息收入而是为了提高产业投资水平、扩大出口和促进经济增长。国家不仅为企业贷款提供担保，也为银行提供国家信用。
在这种政府主导的模式下，国家对金融资源的控制对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首先，政府运用金融控制手段使储蓄和资本积累率最大化。1965年实行的利率自由化使政府控制的银行中的储蓄额迅速增长，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建立也把非正规的场外证券市场的资金吸引到正规的金融体系中来，低成本的资金为银行提供低利率贷款提供保障；其次，国家根据其产业政策在不同产业部门、不同企业之间配置金融资源，促进了产业结构的改善和企业集团的发展。政府的优惠贷款是产业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从1973年到1991年间平均占国内信贷的比例超过40%。政府不仅向特定的企业和产业提供低息贷款，而且对他们进行临时保护。在外部总需求大量减少时，政府能够使充足的信贷以较低的利率流向财务上脆弱但结构完善的公司。国家对金融市场的控制使得符合产业政策的企业获得必要的金融支持，促成了大企业集团以更快的速度进行资本积累。
80年代末，美国给韩国施压，就金融开放开始双边谈判。其他外部力量包括七国集团政府、国际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都在积极推动韩国开放金融市场。从国内看，自由经济和自由市场的理念也逐步占了上风。自从90年代第一任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金泳三上台以来，韩国施政战略由保护国内产业体系转向促进经济的全球化，韩国的金融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为了使韩国全球化战略更制度化，韩国1993年申请并于1996年成为OECD成员。为了成为OECD成员，韩国同意向发达国家投资者逐步开放金融市场。除了对长期贷款和股权投资保留管制外①，韩国政府逐步放松了对资本流入特别是国外短期信贷的控制。受传统政府担保的思维惯性的影响，管制的放松导致企业过度借贷，外国银行可以在没有政府信贷担保的情况下向大企业借贷，短期外债急剧增加。处于监管真空中的隶属大财团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大量在国外借入短期贷款并发放贷款给自己。从最大的30家大型企业集团的融资结构看，短期借款的比重从1994年的47.7%增加到1996年的63.3%。从1993年到危机爆发前的1997年9月，韩国外债从440亿美元增加到1200亿美元，尽管1996年债务总量占GDP的比重仅为22%，但其中60%都是短期债务。在1997年的第三季度，韩国短期外债已经是储备货币的323%。不仅如此，金融开放和放松管制的同时，韩国政府也从积极的产业指导政策和投资监管中退出，企业集团纷纷在钢铁、汽车等领域进行重复投资，造成产能严重过剩。过高的企业资产负债比率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1997年宣告破产的财团中，起亚集团的负债率为519%；汉拿集团的负债率达 2056%；韩宝集团的负债率达到1900%；真露集团的负债率高达3073%。1997年7月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1997年初韩国一些企业集团的破产使得外国投资者对韩国失去信心，资本大量外流。同年11月，韩国用尽了全部外汇储备，固定汇率失守，韩元暴跌，由于无力偿还外债，不得不向IMF申请高达570亿美元的援助。
尽管从时间上看，金融开放并不是始于金融危机，但却是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一方面为了使本国企业集团不受外国企业影响，韩国在放松短期资本流动管制的同时，保留了对外国投资者长期投资和股权参与的限制，这种不对称的管制和国内不良的借贷 文化 造成短期债务比例过大；另一方面，在政府对资本流动取消控制的同时，未采取必要的监管 措施 ，造成监管真空。
二、危机后的第二轮金融开放
(一)金融开放并不是摆脱危机的良方
——使韩国摆脱危机的是政府的强力干预而不是金融开放
第二轮金融开放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对外国投资者完全开放金融市场，包括允许外资股权参与和对银行部门投资。在危机前，外国投资者个人拥有的韩国公司的股权不能超过7%，韩国公司外国股权合计不能超过26%。在1997年12月3日韩国政府将这两个股权比例限制提高到50%。1998年5月韩国政府超出IMF的要求取消了对外资股权的全部上限规定，甚至允许外资的恶意收购。此外，金融开放的范围还包括外汇交易、建立投资基金、允许外国人购买公共和公司债券、允许外资进入 保险 公司等广泛的领域。1998年6月，韩国政府宣布分两步实施外汇交易自由化。第一步，1999年4月1日，实行外汇交易法案。取消经常帐户交易的兑换限制，并建立资本帐户交易的否定清单。凡是清单没有明确禁止的项目都是合法；第二步，2002年1月1日，实行外汇交易自由化。2002年4月，政府宣布韩国外汇市场发展规划，到2011年将韩国建成东北亚的区域商务中心。目前，韩国汇率制度被IMF归为通货膨胀目标的独立浮动的汇率制度。
第二轮金融开放的经济政治背景与第一轮开放的完全不同，1997年11月韩国被迫放弃固定汇率，12月韩元兑美元贬值70%，1998年韩国经济衰退6.9%，失业率接近7%。由于相信金融危机爆发主要源于外国投资者的信心危机，IMF作为债权人要求韩国调整对外国投资者的政策，取消外国投资者进入的障碍、提高利率、减少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可见，第二轮的金融开放的目标是通过吸引外资达到稳定金融体系和摆脱危机困境的目的。
尽管政府希望通过提高利率和金融开放获取外部资金支持，但事与愿违，外国投资者并没有因为利率的提高和市场的开放而进入韩国。1998年，尽管韩国市场完全开放，而且利率很高，但是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净外流分别为10.5亿和92亿美元，只有直接投资表现净流入5.1亿美元。而且，多数资本流入主要依靠政府从IMF的借款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发行债券，外国对私人部门的投资是负的。直到1999年中期，当韩国金融和货币市场趋于稳定，外汇储备在6月达到620亿美元以后，证券投资和直接投资才有所增加。从1997年12月到2000年底，储备增加的主要来源是出口，占95%，而净资本流入仅占5%。为了稳定金融市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为阻止存款外流，政府宣布为所有银行存款提供担保，这与IMF所主张的取消直接和间接的政府担保相反。尽管危机期间，很多国家如印尼和泰国政府也提出了为存款担保，但只有韩国国民相信他们的政府。韩国人不仅没有取走存款，而且拿出自己的黄金储备与政府共闯难关，这一举措增加20亿的储备，比1997年12月到 1999年6月的净外商直接投资还多。可见，让韩国摆脱危机困境的是韩国政府的有力干预，而不是IMF所推崇的金融开放和放弃干预。
为了稳定金融部门，韩国政府着力解决银行不良贷款问题。政府将8家无清偿能力的商业银行收归国有，经过结构调整，国有银行的比重由1996年的33%增加到2000年54%。这与90年代多数国家国有银行比重下降的趋势相背②。为了重建金融市场，韩国政府花费大量资金，资金不仅来源于国家预算，而且还通过韩国资产管理公司和韩国存款保险公司两家政府机构以发行政府担保债券的方式进行筹集。到2004年底，为稳定金融市场，韩国政府投资达165兆韩元，这相当于韩国2000年GDP的28%（见表1），扣除收入政府应对危机的成本占GDP的比重大概为22%。从财政成本角度，韩国危机称得上是最昂贵的金融危机之一。
一般来说，伴随着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开放，政府的作用应该有所削弱。但是，韩国在全面开放金融市场的同时，为了稳定几乎被金融危机彻底摧毁的金融市场，政府的作用明显加强。正是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强力干预稳定了金融市场，并为危机后的金融重建创造的条件。危机时，韩国政府起初希望外资收购国内银行，但是在金融市场稳定以前，外资对韩国银行没有投资兴趣。为此，政府首先按照BIS资本充足率比率对银行进行关闭和重组，到2004年6月，银行由33家缩减为19 家，其他金融机构由142家缩减为114家，银行集中度提高，三家最大银行控制资产由1997年的27%提高到2000年的54%。1997年，在25家商业银行中只有13家符合8%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平均资本充足率（BIS比率）为6.2%，但2004年，平均资本充足率（BIS比率）达到11.3%。政府的金融重建工作的确成效显著，重组后的银行股权收益率由1998年的-49%提高到2004年的18%，银行的价值大大提升了，在这个过程中，外国投资者对银行的投资兴趣也不断增强。
(二)向外资出售银行
——外资成为银行私有化的受益者
随着政府重建工作起效、金融市场的稳定和银行利润率的上升，韩国政府私有化改革才有起色。但是，由于危机使大量国内企业破产，一般国内企业没有购买能力，大财团虽然有购买能力，但是为了抑制财团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保持政府的控制力，政府仍严格限制财团进入银行部门。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唯一选择就是向外资银行或公司出售银行股权。韩元的贬值使韩国资产变得非常廉价，1999年以后，资本流入开始急剧增加，有价证券的流入量也大幅度增加。
1999年12月，韩国第一银行卖给一家美国基金新桥资本；2000年11月，Koram银行卖给了美国投资基金Carlyle，2003年9月，韩国外汇银行卖给了美国Lone Star投资基金。从2001年开始，韩国银行部门的外国证券投资迅猛增加。到2005年末，在剩余的七家全国性银行中，有六家的外国股权比率超过 50%。总体来看，外国投资者拥有韩国商业银行的股权比率高达66%，比1998年提高46个百分点（见表2）。
韩国政府和多数专家学者相信外资进入将有助于稳定和重组国内脆弱的银行业，通过学习国外金融工具和技术改善国内金融服务质量，并完善金融基础设施。他们还希望通过外国银行来解决国内银行体系的官僚、腐败，并约束财团的投资行为。这些观点也被刚刚经历危机之苦的公众所广泛接受。韩国政府还希望通过出售国有银行向公众表明进行金融结构调整的决心。
但是，由于购买韩国银行的主要是投资基金，他们并不想长期经营韩国银行，而是希望通过转卖获取收益。2004年外国投资者开始出售股份，2004年4 月，Carlyle将KorAm银行出售获利6.75亿美元，2005年2月，新桥资本将韩国第一银行出售，获利16亿美元，三倍于它四年前的投资。韩国公众对外资的短期套利，而且还不向韩国政府交税极为反感，银行业的开放成为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很多人确信将银行直接卖给投资基金是不妥当的。不断出现的韩国银行销售的丑闻③更是使一些专家学者和公众对银行开放、外国投资者的积极作用以及政府主导的有利于外国投资者的私有化进行置疑。
(三)外资银行进入对银行业的影响
仅仅经过短短的5年多（2000年以来）的时间就对韩国银行开放的成败下结论还为时尚早。目前来看，外资银行的进入使得韩国银行业发生了不小的变化。通过银行业全面的开放，韩国政府成功地打破了与大财团的过从甚密的关系，商业银行成为了独立的市场主体。从这一点上看，韩国政府推行银行开放的目标基本实现了。但是，外资的大举进入的确也产生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
银行的借贷结构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公司贷款减少、私人贷款增加（见表3），外资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比例较少，对家庭贷款的比例较高。这种信贷结构的变化暴露了韩国银行缺乏对长期投资和国内企业进行资金支持的问题。由于商业银行不愿意为公司投资提供贷款，造成私人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比例下降，私人部门设备投资占GDP的比例由2000年的12.8%下降到2004年的9.7%，这可能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公司融资结构也发生变化，贷款、发债和股票融资的比例迅速下降，企业主要依靠内源融资发展，目前公司内源融资的比例达到80%以上，而90年代中期仅为25%。内源融资比例的提高说明金融市场对私人部门发展中的作用在减弱，金融市场越来越与本国实体经济相脱节；家庭的债务存量的增加也增加了韩国家庭金融的脆弱性，由于长期的信贷不足，使韩国产业发展和创新缺乏必要的融资支持，韩国产业面临产业安全问题，实际上外资已经掌握了金融、电讯、半导体等重要产业的控制权。
由于竞争的加剧，使得银行贷款利率降低，存款利率提高，利差减少。贷款利率下降造成房地产泡沫，为减少泡沫，监管当局要求银行减少抵押贷款，但效果不佳。
外资进入而得到加强的银行业竞争既没有提高银行服务的差别化程度，也没有改变羊群心态。2001和2002年的信用卡事件表明，不管内资还是外资银行都会发生羊群行为。2003年末，信用卡泡沫破裂，信用卡公司形成90亿美元的赤字。但在政府解决信用卡危机的过程中，尽管外国银行参与了信用卡公司的借贷，但却拒绝与政府合作完成解救计划。信用卡危机暴露了韩国银行贷款的随意性和较低的风险管理能力。而且，信用卡事件也反映出在遇到金融混乱或危机的时候，外资银行不会象内资银行那样与政府合作，共度难关。
三、结论和启示
（一）在金融市场没有对内开放之前就对外开放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韩国在国内没有建立有活力的、市场导向的金融体系之前，向外资全面开放金融市场，的确是一个冒险的行动。在转型过程中，市场秩序和合理的价格并未形成，这时仓促向外资出售股权，可能使外资成为改革的受益者，而国家成为受损者。韩国银行出售的丑闻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二）成功的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开放不是一个自由放任的过程，而是一个政府积极参与和引导的过程。韩国危机前，在放松对短期资本流动限制的同时，没有建立相应的监管措施，使得短期债务迅猛增加，最终引发了金融危机。韩国的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在开放资本帐户之前先加强国内金融体系的建设才是一个比较稳妥的做法。金融危机后，政府在恢复金融市场稳定和金融重建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尽管IMF给韩国金融危机开的药方是减少政府干预，但事实证明，政府干预才是让韩国尽快摆脱危机困境的不可替代的先决条件。
（三）外资不是“救世主”，期望外资来解决国内问题是不现实的，力图向国外投资者转嫁银行改革的成本更是不可能的。在韩国面临金融危机困境的时候，尽管银行全面开放，外资也不愿意进入承担银行结构调整的成本。只有金融市场稳定后，外资才进入并充分享受了韩国银行私有化的好处。基于韩国当时国内情况，向外国投资者出售银行股权是制衡国内财团势力和打破官僚金融体系的不得已的选择，但外资银行的介入改变了银行贷款行为取向，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如对国内私人部门金融支持不足、缺乏与政府合作精神等。
（四）金融开放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国内的借贷文化和政府的监管能力。韩国尽快开放金融市场的原因是希望改变国内的借贷文化，但信用卡事件表明，外资不仅没有扭转不良的借贷文化，而且也参与羊群行为中。在资本帐户开放的情况下，不良的借贷文化会使债务累积、并迅速扩散和蔓延，使经济陷入更深的危机之中。在金融开放的情况下，政府的审慎监管对维持金融市场稳定至关重要。韩国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后，衍生产品市场发展很快，金融创新也比较活跃，尽管韩国建立了金融监管委员会，并引入了新的监管 方法 和标准，但是金融监管的能力和水平远不能跟上金融创新的速度。
注：
①这一举措的初衷是鼓励企业财团更容易获得国际融资并成为国际化企业，同时不受外国企业的竞争性影响。
②比如墨西哥国有银行比重由100%下降到0，智力由78%下降到28%，匈牙利由81%下降到9%，波兰由80%下降到23%，印度由91%下降到80%，巴西由63%下降到43%。
③比如，韩国第一银行的销售使国外基金获得巨大收益，基金声称这是对高风险的回报。但是韩国人普遍承认政府签定了有利于外国投资者的条款。销售协议规定外国投资者不接手不良贷款，为了消除不良贷款，政府只能不断注资，私有化的风险完全由政府和纳税人背负，而不是投资基金；韩国银行销售的另一个例子是韩国外汇银行的销售，由于韩国政府以很低的折扣价出售股权，使国家蒙受巨额损失。
『伍』 如何完善金融市场
提高金融监管能力，有序推进中国金融对外开放
一是在保障国家金融安全的基础上，要按照年初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以我为主、循序渐进、安全可控、竞争合作、互利共赢的二十字方针，把握好金融开放的时机、力度和节奏，积极稳妥推进金融对外开放，不断提高金融业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
二是在履行WTO承诺的基础上，为中外资金融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在给与外资金融企业国民待遇的同时，也要逐步取消外资金融机构享受的超国民待遇。要强调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社会责任，鼓励、支持和引导外资金融机构面向国内弱势地区、产业和客户开展金融服务。
三是要以有效性为目标，提高监管的专业化水平。要完善监管法律法规，创新金融监管的方式方法，积极引入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等国际通行监管标准，逐步从合规性监管为主转变为合规性监管与风险性监管并重，从审慎监管转变为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提高效率并重，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当前，面临中外金融机构混业经营步伐加快的局面，要建立和强化分业监管下不同监管机构的协调机制，在条件成熟时考虑建立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逐步过渡到统一监管。
四是加强国际监管合作。随着金融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我国金融企业海外分支机构日益增多，进入中国的外资金融机构也大大增加，因此，要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对走出国门的中资金融机构实施全球性并表监管，对外资金融机构在坚持母国监管原则的基础上，加强与母国监管机构的定期沟通和信息交流。
(二)构建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改进和完善金融市场运行机制
一是深化利率汇率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建立健全由市场供求决定的、中央银行可通过货币政策工具调控的利率形成机制。加快推进市场基准利率建设，推动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逐步发挥作用，健全市场化的产品定价机制。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进一步发挥市场供求在人民币汇率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完善有管理的互动汇率制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弹
（证券市场和资本市场有何联系）
资本市场是指证券融资和经营一年以上中长期资金惜贷的，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基金市场和中长期信贷市场等，其融通的资金主要作为扩大再生产的资本使用，因此称为资本市场。作为资本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的证券市场，具有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的形式吸收中长期资金的巨大能力，公开发行的股票和债券还可在二级市场自由买卖和流通，有着很强的灵活性。
货币市场是经营一年以内短期资金融通的金融市场，包括同业拆借市场、票据贴现市场、回购市场和短期信贷市场等。
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都是资金供求双方进行交易的场所，是经济体系中聚集、分配资金的”水库”和”分流站”。但两者有明确的分工。资金需求者通过资本市场筹集长期资金，通过货币市场筹集短期资金，国家经济部门则通过这两个市场来阔控金融和经济活动。从历史上看，货币市场先于资本市场出现，货币市场是资本市场的基础。但资本市场的风险要远远大于货币市场。其原因主要是中长期内影响资金使用效果的不确定性增大，不确定因素增多，以及影响资本市场价格水平的因素较多。
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统称金融市场，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发展速度很快，目前已初具规模。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金融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对优化资源配置，搞活资金融通，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筹措建设资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如何）
资本市场是指证券融资和经营一年以上中长期资金惜贷的，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基金市场和中长期信贷市场等，其融通的资金主要作为扩大再生产的资本使用，因此称为资本市场。作为资本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的证券市场，具有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的形式吸收中长期资金的巨大能力，公开发行的股票和债券还可在二级市场自由买卖和流通，有着很强的灵活性。
货币市场是经营一年以内短期资金融通的金融市场，包括同业拆借市场、票据贴现市场、回购市场和短期信贷市场等。
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都是资金供求双方进行交易的场所，是经济体系中聚集、分配资金的”水库”和”分流站”。但两者有明确的分工。资金需求者通过资本市场筹集长期资金，通过货币市场筹集短期资金，国家经济部门则通过这两个市场来阔控金融和经济活动。从历史上看，货币市场先于资本市场出现，货币市场是资本市场的基础。但资本市场的风险要远远大于货币市场。其原因主要是中长期内影响资金使用效果的不确定性增大，不确定因素增多，以及影响资本市场价格水平的因素较多。
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统称金融市场，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发展速度很快，目前已初具规模。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金融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对优化资源配置，搞活资金融通，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筹措建设资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陆』 我国的金融市场各方面标准逐渐放宽，你怎么看待此现象
金融市场的标准放宽是为了扩大国内金融市场的竞争力。虽说这么做会增加一定的风险系数，但是也能够让金融市场变得更加的自由化以及透明化。这些年国内的金融市场一直受到了严格的监管，这也导致国内的金融市场一直和国际金融市场无法展开充分的交流以及沟通，这也使得国内的金融市场不透明的问题经常会遭到国际投资者的批评以及诟病。不过放宽金融市场标准也会带来以下几方面影响。
一、加大国际投资者在中国金融市场的参与度。中国这些年由于经济实力的增长，使得中国金融市场上出现了很多国际投资者的身影，而这些国际投资者也在中国金融市场上进行了大手笔的投资。然而过去由于种种规则的限制，这也导致国际投资者在中国市场上有些放不开手脚。而且国际投资者在和中国本土的金融公司进行竞争的时候也会占据一些先天的劣势。而加大对于金融市场的标准放宽，就能够让国际投资者加强在中国金融市场上的活跃度。
可以说放宽金融市场的标准对于中国经济水平的提高也会带来一定的帮助，但是金融市场并不会迎来全面放宽的情况。因为全面放宽中国国内的金融市场的话，就会让国内投资者面临着极大的风险。
『柒』 发挥资本中介功能 激发金融市场活力
金融体系制度建设与实体经济发展需求匹配不够。2018年以来金融与实体关系的失衡源于两个变化：一是以往由影子银行承担的实体融资需求无处承接；二是新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对经济的贡献度不断提升，但新经济和新产业对现有的金融体系难以适应。金融与实体关系的失衡表现为社融结构的失衡和居民财富配置结构的失衡。下一阶段金融市场的主要目标是，着力改善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匹配度，同时维持金融和房地产、金融体系内部之间的平衡。
激发金融市场活力需从畅通市场体系和发展机构主体入手：一是尽快疏通市场阻隔，有效承接社融正常需求，推进市场统一发展；二是促进以“券商+机构投资者”为特征的资本市场在金融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建议从资产证券化市场发展、机构投资者培育、银行和券商发展等方面完善资本市场架构。大力发展ABS是支持债券市场发展、解决非标融资下滑的有效手段。培育不同风险偏好的机构投资者，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前提。银行、券商各司其职，让券商发挥好资本中介功能。
我国已经明确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转向供给侧，转向创新驱动。也就是说，在新一轮改革开放进程中，民营经济、金融市场被委以重任。但是目前金融体系的转变还没有完全跟上实体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两个新的变化使得整个社会的投融资需求平衡被打破。第一，以往由影子银行承担的部分实体融资需求无处承接。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影子银行的资金池运作、刚性兑付模式掩盖了投融资需求不匹配的事实。原来，银行理财资金来自要求刚兑的低风险资金，对应的资产端则是以地方政府信用担保的低风险、长周期资产为主，现在资金端和资产端均在打破刚兑，投融资两端的风险均出现上升。
第二，新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对经济的贡献度不断提升。2011年以来，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占第三产业GDP的比重从2011年的4.8%提升至2017年的6.4%，占GDP总额的比重从2011年的2.1%提升至3.3%；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占GDP的比重从2011年的1.6%提升至2016年的2.0%。两大行业的增加值占第三产业GDP的比重也越来越大，从2011年的8.4%提升至2016年的9.5%；占GDP总额的比重也从原来2011年的3.7%提升至2016年的4.9%。
新经济和新产业具备的特征使其难以适应现有的金融体系。一是轻资产。这类公司最重要的资产为无形资产，比如知识产权等， 只有少量可抵押资产甚至无抵押资产。二是所处发展阶段一般为早期成长期，因此基本无信用背书。三是具有较高风险、无稳定现金流可追踪等经营特征，使公司难以通过银行风控获得信贷融资。
这种投融资与需求的不匹配表现在两个方面：社融结构的失衡和居民财富配置结构的失衡。最新的社融结构数据显示直接融资占比仍在下降，社融存量中人民币贷款占比接近七成，并且这一占比仍然在提升；非标融资占比、企业债券融资占比、股票融资占比均在下降。由于传统商业银行贷款难以覆盖中小民营企业，这种社融结构失衡的现象，导致部分依靠非标等方式融资的民营企业出现融资困难。同时，居民财富投资比例也出现失衡。我国居民财富主要集中在存款和房地产等资产上。根据不完全测算，在居民财富中，房地产占比超过70%，储蓄存款占比超过15%。
核心要义仍然是促进金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金融体系内部的三大良性循环。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金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金融体系内部的三大良性循环。在央行等相关部委的政策引导下，金融体系内部的杠杆目前得到有效遏制，金融体系内部之间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均衡。但是自2018年以来，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良性循环被打破。因此，我们认为下一阶段金融市场的主要目标是：着力改善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匹配度，同时维持金融和房地产、金融体系内部之间的平衡。解决好了这三个良性循环问题，才意味着金融市场体系和新发展理念和经济发展方式相匹配。
为了更好地激发金融市场活力服务于实体经济，需要从疏通金融市场间的阻隔和发展金融市场各类机构主体入手。
(一)尽快疏通市场阻隔，有效承接社融正常需求，推进市场统一发展
在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系下，目前我国金融市场主要存在三大分割。一是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分割。目前我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在法律依据、管理体制、经营机制以及监管上都存在一定的人为分割，资本市场的很多主体还不能顺畅地进入货币市场，银行、保险等机构还未能进入国债期货等市场，这使金融市场的效能不能得到正常发挥。二是债券市场的内部分割。目前我国债券审核主体、交易场所以及托管清算体系都相互分割。在债券发行方面，债券发行“多头管理”增加了债券招标发行的难度。在交易场所上，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分割使债券市场结构失衡，交易效率低下。截至2015年11月底，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规模占比超90%，交易规模占比约为82%，远超交易所债券市场规模。在托管清算上，中债登、上海清算所以及中证登三足鼎立的清算托管体系提高了债券交易成本，降低了市场交易效率。三是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分割。在分业监管体系下，银保监会和证监会分别对银行信托、保险和证券基金期货等机构实行分类分离管理。因为金融市场内部分割，使本就缺乏流动性的资产证券化市场更难得到发展，也就很难承接因非标融资受限导致的社融总额下降。
(二)促进“券商+机构投资者”为特征的资本市场在金融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两类主体机构的培育尤其重要
以“银行+信贷非标”为主要特征的传统金融体系对过去4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随着经济转型的深入，中国对由负债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更加谨慎。未来，资本市场将在资源配置上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银行的信贷和非标的决策更多是基于企业的存量资产和负债水平作出的，银行总是在努力找到存量的担保或者隐形担保，因为只有这样银行才能化解他们所承担的储蓄和刚兑理财产品的风险。资管新规的出台打破了刚兑，也就打破了“银行+信贷非标”的模式链条。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再需要银行，不再需要信贷和非标，而是需要有新金融模式。当中央政府不断压缩地方政府的隐形负债的同时，亟需同步加快培育“券商+机构投资者”为主的资本市场架构。
这种市场化的新金融体系，除了上述的市场规则、市场之间的畅通等问题之外，核心是让市场主体作用得到发挥，尤其是券商和机构投资者。因为机构投资者是专业、理性、服从于委托人利益的市场化的力量，是代表资本的力量，是服从于投资回报的商业化力量。券商是居于机构投资者和发行人，或者说企业之间的专业中介，是市场的组织者，是交易的推进人，是价格的发现者，是新金融体系的市场化配置力量的影响者。“无形的手”是金融规律，是经济规律。只有这两股力量同时发挥作用，金融市场才成其为市场。更重要的是，这两股力量都服从于投资回报，都基于企业未来现金流的判断，不是基于过去的资产负债，不是基于担保和抵押。
未来，如果银行和证券公司各司其职，银行主要负责间接融资，即通过信贷模式支持实体经济和传统经济，证券公司主要推动直接融资发展，通过帮助企业发行股票债券、完成产业整合，通过加强交易和衍生品创设等业务，更高效地发现价格，降低交易成本，帮助企业和个人管理风险，也就化解了整个金融体系的重大风险。
以下具体从资产证券化市场发展、机构投资者培育、银行和券商发展等方面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
1、大力发展ABS是支持债券市场发展、解决非标融资下滑的有效手段。
目前我国债券市场已经初步形成了较完善的市场交易体系，国债、地方债、企业债、政策性金融债、短融和中票的流动性较好，但其他固收产品整体的交易并不活跃，产品种类与境外成熟市场相比也有很大差距，无论从丰富产品种类、完善风险对冲工具，还是加强交易平台建设等层面，都是长期发展的方向。短期来看，要抓住当前资管新规推动非标资产转标的机遇，大力发展ABS，丰富债券市场产品种，推动直接融资发展。
资产证券化对缓解当前因社融下滑带来的企业潜在流动性风险也有巨大的意义。近10年来，地产和基建对影子银行即非标融资的依赖程度较高，在资管新规落地后，以银行理财为代表的资管产品对非标资产的投资要求更加严格，使得非标资产规模下降导致社融增速明显下滑。为化解企业融资链条中断可能带来的风险，最好的方式是实现非标资产转标，但对于很多企业而言，通过传统的公司债、企业债和股权融资获得资金的难度较大。因此，通过资产证券化的方式对接项目融资需求是最适合的方式，同时可以实现资产出表、降低资产负债率。
按照监管主体，我国资产证券化产品可分为证监会主管ABS(信贷资产证券化)、银保监会主管ABS(企业资产证券化)、交易商协会主管ABN(资产支持票据)以及银保监会主管项目资产支持计划(保险资产证券化)等四种类型。截至2017年末，资产证券化市场存量规模达19454亿元。其中，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6766亿元，占比34.8%；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11847亿元，占比60.9%；资产支持票据产品798亿元，占比4.1%；保险资产证券化产品43亿元，占比0.2%。2015年以来资产证券化规模快速增长的主要贡献来源于企业资产证券化，小额贷款、应收账款、企业债券占据了主要的市场发行量。在2017年，证监会ABS的基础资产类别愈加多样化，与房地产相关的CMBS、REITs等成为市场创新的风口。此外PPP资产证券化也在政策激励下成为市场的新热点。
短期除了加速发展ABS外，在提高债券市场流动性，满足机构投资者风险管理需求方面，也可以引导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参与国债期货交易。目前国内国债期货的主要参与者是证券公司等非银机构，从机构风险偏好、交易目的、现货定价能力、持仓稳定性等方面看，经常存在市场策略趋同、市场定价在一定时间内持续偏离的情况。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还在于缺乏银行等具有更强定价权、风险管理能力和对市场波动容忍度更高的机构投资者。目前国债现货市场中，主要的交易商、做市商和承销商都是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由于其负债久期较长，是超长期国债的主要需求方，在超长期国债的定价方面拥有相对优势，因此加快推动商业银行和保险机构参与国债期货有助于活跃债券市场流动性，更好地发挥国债期货的风险管理功能。
此外，考虑商业银行交易体量相对较大，在相应机构参与初期做好仓位限额管理，避免对市场带来冲击、放大波动。同时交易所也可以考虑针对性地推出大宗交易机制。
2、培育不同风险偏好的机构投资者，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前提。
我国股票市场投资者无论从市值结构还是从交易结构来看，机构投资者占比仍然较低。从市值结构来看，2017年产业资本(包含个人大股东)持股市值占比最高，为49.85%，个人投资者持股市值占比为25.74%，政府(包含证金和汇金资产管理)持股市值占比为12.1%，境内投资机构持股市值占比为10.34%，境外投资机构持股市值占比为1.97%。
从交易结构来看，个人投资者占主导地位。根据上交所统计年鉴披露，2016年上交所个人投资者交易量占比为85.6%，专业机构占比为12.2%。其中，投资基金占比3.5%，其他专业机构占比8.7%，一般法人为1.4%，沪股通为0.8%。
通过对比2017年末美国投资者持股市值结构，我们发现虽然其家庭投资者持股市值最高(占比为39%)，但以共同基金、境外投资者、养老金、ETF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持股市值占比也接近60%，远超过个人投资者，并且美国没有规模巨大、流动性较低的法人股，因此美国股市受机构投资者的影响要远大于国内A股市场。
我国债券市场投资者结构呈现出以商业银行主导、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分层结构尚未形成的基本格局。近年来我国债券市场的投资者结构不断丰富，其中银行间市场的投资者全部为机构投资者，包括人民银行、财政部等特殊结算成员、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证券公司、保险机构、基金公司、非金融机构、非法人机构投资者、境外机构投资者等。交易所市场的投资者分为合格投资者和公众投资者。以上交所为例，合格投资者包括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期货公司、保险公司和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产品等非法人机构投资者，QFII和RQFII 等境外机构，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的企事业单位法人、合伙企业，名下金融资产不低于人民币300万元的个人投资者等。
整体来看，我国债券市场是机构投资者主导的市场，这与境外发达的发展特征是相一致的。但我国机构投资者类型相对单一，以银行间市场为例，2017年末商业银行的债券托管市值占比高达67%，远远高于其他机构。市场的活跃性和流动性的提高需要有多样化的市场需求为基础，市场参与者风险偏好的一致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制约我国固定收益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
从投资者的投资偏好来看，基金公司偏好企业债和公司债，交易占比接近70%；保险和社保基金对公司债、企业债及国债的交易相对较高；券商自营的交易结构更为均衡，国债、地方政府债、中小企业私募债及公司债和企业债都是重要交易品种；境外投资者主要交易的品种是国债和企业债；专户理财、信托和券商资管及一般法人是中小企业私募债的交易主体；一般法人是可转换公司债的交易主体。
目前我国推动机构投资者发展已经取得一定的进展。2017年11月国务院印发《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启动了第三轮国有企业股权划转社保，到2018年3月已有三家央企试点，国有企业股权划转社保一方面有助于解决部分养老金缺口，另一方面也为资本市场培育了重量级机构投资者。
3、银行、券商各司其职，让券商发挥好资本中介功能。
从英、美、日三国的经验来看，直接融资比例的提升是伴随着混业经营发展同步推进的。英国在上世纪90年代继续推进金融自由化改革，混业经营程度进一步深化，同期直接融资比例持续攀升，由58%上升至76%。美国在1990年允许银行附属公司经营债券承销和买卖业务，1999年正式开启金融混业经营。在这段时间内，美国直接融资比例逐步提升。日本1981年修改银行法，允许银行经营有价证券业务，标志着日本金融混业经营逐步开启，直至1993年日本正式进入混业经营，日本直接融资比例也是逐步提升。我们认为金融业混业经营将分别形成以银行为主导和以券商为主导的两大金融集团，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集团在固定收益、外汇和部分贵金属业务上具备优势，以券商为主导的金融集团在权益和大宗商品业务上具备优势。
无论是以银行主导还是以券商主导的金融集团，都要实现银行和券商功能的隔离。银行专注从事信贷业务，投行部门建议成立为子公司，可以与集团下属的券商合并一起从事广义的投行业务，银行资管业务由理财子公司承接，这样一方面可实现金融集团下各金融业务风险隔离，另一方面使各金融业务专业化运作。
为了更好地实现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满足投融资需求的目的，券商作为资本市场核心中介的功能要进一步突出，体现在券商的业务模式上就是从事做市交易和衍生品创设业务，为市场提供流动性，完善资本市场定价功能，同时通过衍生品创设满足客户风险管理的需求。但券商资本中介功能的实现需要监管层进一步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例如逐步推出做市交易和新的衍生工具等。
（文章来源：上海证券报）
『捌』 推进金融开放的经济价值
金融开放是指将国内金融市场向国际金融市场开放，允许国内和国际金融机构进入国内市场进行业务活动。金融开放具有很多经济价值，其中一些包括：
1.促进经济增长: 金融开放能够提高企业的融资能力和投资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2.提高金融效率: 金融开放可以带来更多的竞争和创新，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
3.提高金融稳定性: 金融开放能够增加国内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提高金融稳定性。
4.提高货币国际化: 金融开放能够促进货币国际化，使得国家货币能够在国际市场上流通。
5.提高国际竞争力：金融开放能够使得国家金融市场更加国际化，进而提高国际竞争力。
6.提高投资者保护: 金融开放能够提高投资者保护，使得投资者能够更好地参与国内金融市场。
『玖』 张明 | 金融开放的维度、次序与风险防范
注：2020年12月18日，由中央 财经 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中央 财经 大学全球金融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中央 财经 大学金融学院共同主办，双威大学杰弗里·萨克斯可持续发展中心、第一 财经 研究院和普华永道中国协办的“第九届亚太经济与金融论坛”成功举办。本届论坛主题是“后疫情时期全球经济的恢复与结构性变化”。会议特邀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张明研究员发表演讲。本文根据演讲内容整理。
大家好，非常荣幸来参加这个会议。我准备就金融开放的主题，讲四个问题。
第一，金融开放的四个维度。
金融开放是一个非常广的概念，至少可以分为四个维度，第一是金融市场的开放，具体又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投资额度的开放，第二方面是机构的股权比例的开放，最近中国在这两个方面都有很大的进展。第二个维度是资本账户的开放。第三个维度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第四个维度是货币的国际化。
这四个维度的开放各自都有一个最终目标。对于中国来讲，金融市场的开放指的是对境内外投资者投资额度完全放开，对境内机构的股权比例完全放开；资本账户开放最终的目标是资本账户的全面开放；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最终目标，就是自由浮动，完全由市场来决定。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就是成为能和美元、欧元相提并论的第三大国际货币。
第二，金融开放维度的不对称格局。
迄今为止，金融市场开放与资本账户开放这两个维度呈现出非常强的不对称性。中国的金融市场和资本账户，对外国投资者的开放程度要远超过我们对内地投资者投资于海外市场的开放的程度。换句话说，在资本账户开放领域我们有很典型的宽进严出的现象。举个例子，2019年9月我们取消了QFII和RQFII额度限制，理论上来讲外国机构投资者可以大量的投资于中国的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但是我们在QDII的开放方面，额度管理相当的严格。最近因为人民币的升值压力，我们在QDII的额度管理方面稍微有一些放松。
目前我们不对称的金融开放格局的形成，主要是2015年“811汇改”后，为遏制本币贬值的压力而采取的，未来我们应该尽快纠正这个不对称的金融开放格局。
第三，金融开放维度的次序安排。
谈到金融开放四个维度的优先次序，最优先的不好讲，但希望最后一个是资本账户的全面开放。根据我们研究团队的研究，资本账户的适当管理是中国防范系统性金融危机的最后一道防火墙，它的拆除应该慎重，并且需要一些前提条件。比如目前，我们的金融市场在加快开放，但是资本账户的开放还是比较审慎的。
关于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这两个方面应该统筹起来看。从国际经验来看，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爆发金融危机，都是因为形成了资本外流和汇率贬值之间的恶性循环，两者相互强化，最后形成了触发系统性金融危机很重要的因素。所以在目前我们国内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没有得到根本消除之前，要么资本账户开放可以快一点，但是汇率机制市场化应该慢一点。要么汇率的形成机制可以快一点，但是资本账户开放应该慢一点。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第二种情况，应该加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与此同时保持适当的资本账户管制。
第四，金融开放下的风险防范。
在开放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前瞻性地防范风险，要做好风险防范的预案。
第一个维度，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之后，我们必然会迎来短期的大进大出。 不要认为外国资本一定会持续流入，他们对利差变动非常敏感，证券投资的波动性也是非常强的。这两年沪港通北上资金的波动性就非常强。
未来如果短期内资本大进大出，我们应该怎么来治理？从目前来看，宏观审慎政策是一个更好的治理方式，比如托宾税。
此外，短期资本大进大出必然会导致汇率的频繁波动，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好，是不是到了一个能够承受汇率非常大幅波动的时候，在短期内我们是一步到位走向自由浮动好，还是有一个汇率的目标区，在这个目标区内汇率可以自由浮动，但是一旦逼近目标区的上下限的时候，管理会加强。自由浮动与汇率目标区孰优孰劣，我们可以讨论。
第二个维度，最近几年来中国国际收支的脆弱性有所加强。 一方面，地下渠道的资本流动规模依然较大，从目前发布的数据来看，在今年2季度资本外流的规模很大。另一方面，虽然由于疫情原因，今年经常账户顺差异常地好，但是过去两年萎缩得比较厉害。过去两年我们的国际收支表有这样一个特点，也即经常账户余额加上金融账户余额，等于一个规模较大的地下资本净流出。在这个情况下，再考虑到金融开放可能带来更大规模的跨境资本流动，我们需要提防国际收支异常波动带来的潜在风险。
『拾』 为什么中国金融忽然开放
我觉得有以下原因，
第一就是国力不断的上升，已经是第二大国家是有能力经受住国际金融的考验
第二，提升国内金融市场良性竞争
第三，走向国际增加自己对世界的发展的影响力
第四，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模式
第五，引进国家的先有设备和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