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货币政策为什么会落后

㈠ 明清时期我国封建社会逐渐走向衰落的原因

明清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由盛而衰的转型时期，封建制度的衰落是这一时期总体的社会特征，表现在社会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具体地说：
1、政治制度上：封建君主专制的空前加强并发展到顶峰，采用非常规的手段来控制官员和百姓
(1)明朝：①废中书，罢丞相，权分六部。皇帝权力空前提高。②兵部和五军都督府相互牵制，加强了对军队的管理。③颁布《大明律》体现君主专制意志。④设锦衣卫，兼管侦察逮捕和审讯事宜并由皇帝直接指挥，后设东厂、西厂等特务机构，以加强对人民的镇压和对官吏的监视与控制。⑤在地方，废行省，设三司，分掌地方行政、司法、军政并隶属中央。三司分立，互相牵制，大权统归中央。通过以上措施的实行，明朝君主专制空前强化。
(2)清朝：①政治制度基本上沿用明朝的官制，设内阁置六部，但仍保留议政王大臣会议。②雍正时军机处渐为常设机构，成为清代皇权加强所特有的政治特色。③八旗兵驻防制度是清初八旗制度的沿用和扩大，加强了清王朝对全国的控制。④清代的政治措施体现了封建制度走向没落。
2、社会经济方面，赋税制度的改革与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及缓慢发展
从经济上看，明清两朝的经济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而自明代中后期，赋税制度进一步改革，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一种新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萌芽在封建社会内部产生并逐渐成长，这本身就反映了封建制度走向衰落。这里须注意的是封建社会的衰落是由经济发展引起的，新生产关系的产生是旧的社会制度走向衰落在经济上的反映。
赋税制度的改革：
(1)历程：①西汉实行编户制度。②唐前期实行租庸调制，成年男子每年要向政府交纳租、调，服徭役，可纳绢代役，称为“庸”。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有很强的人身附关系。唐后期实行两税法，按土地、财产多少纳税，改变过去以人丁为主的征税标准，是我国赋税制度的一大变革。③明朝后期实行一条鞭法，把田赋、徭役和杂税合并，折成银两，分摊田亩，按田亩多少收税，按银两收税。④雍正帝实行摊丁入亩，征收地丁银，废除人头税，对农民人身控制松弛。
(2)发展趋势：①以人丁为主演变为按田亩收税，国家对农民人身控制松弛。②由实物、劳役逐步向征收货币税发展，反映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发展趋势。③由赋役分征到赋、役合征，名目和手续简化。
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及缓慢发展：
(1)最早出现的行业：明中期以后，以生产商品为目的的纺织业逐渐兴起，并在江南一些地区发展成为独立的手工业工场。
(2)标志：苏州出现以丝织为业的“机户”，开设机房，雇用机工进行生产。机户就是早期的资本家。机工就是早期的雇佣工人。“机户出资，机工出力”，这种雇佣关系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
(3)清代缓慢发展的表现：手工工场的规模扩大了，分工细密了；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部门和地区增多了。
(4)缓慢的原因：腐朽的封建制度的阻碍。①农民遭受残酷的封建剥削，极端贫困，无力购买手工业品。②地主和商人将赚来的钱大量买房置地，严重影响手工业的扩大再生产。③封建国家设立众多关卡，对商品征收重税，并严格限制手工生产规模。④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几次禁止海外贸易。
3、对人们思想控制的加强、民主思想的产生、西学东渐
①明朝科举制的考试内容限定于四书五经，格式严格规定为八股文。目的是使各级官吏成为皇帝的忠实奴仆。清朝在沿用科举制，继续八股取士的同时，思想上大兴文字狱，加强了对思想的控制，使知识分子要么成为埋头故纸堆不问世事的书虫，要么成为忠实于皇帝的奴仆。清代的这些措施体现了封建制度走向没落。②黄宗羲等人提出反封建的民主思想，猛烈抨击君主专制制度。早期的民主思想潜滋暗长，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如《红楼梦》，通过四大家庭的没落揭示了封建社会的衰落。③西方传教士东来，西学东渐，使中国人了解到先进的外来文化。

㈡ 清末时期，为什么小小的货币“强悍”到能够亡国

货币本是度量价格的工具，却在清朝的历史上引起轩然大波，并一度成为导致清朝灭亡的重要因素，为什么小小货币如此“强悍”呢？

一、铜银博弈

众所周知，自秦朝以来，中国历代主要是以铜制钱作为货币流通结构和组织形式的。

真正在货币本位制度设计上形成技术性争论是在20 世纪初，这一次是庚子赔款刺激出的。

庚子后的中国思想界，开始就币制改革想具体办法，由此启动了第二波币制大讨论。参加讨论的人物，在阵容上也上了一个档次，梁启超、康有为、张之洞等当时的一流思想家皆提枪上阵。

在学术著作方面，开始有了大部头的学术专著，如康有为的《金主币救国议》、梁启超的《中国货币问题》等，这标志着中国思想界对货币问题的学术研究已大大深入。

最重要的是，在这次讨论中开始提出了不同的具体办法和技术上的设计方案，但由于当时的社会已不堪重负，在设计上陷入逻辑死角，根本无法实行。

清末的中国就像是一头被吮干了血的老牛，面对环伺群狼，在求生本能的驱使下，为夺路而逃在想最后的办法——这就是这场货币大讨论的本质。

讨论无果而终，清朝终于走上了“膏血即竭”“凋疗以毙”“腊枯而死”的道路。

㈢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物价变化的趋势和原因

一、中国鸦片战争前后银贵钱贱现象.

鸦片战争前夕，银钱比价远离其正常波动的范围，达到纹银一两兑换铜钱1600余文， 形成自清朝建立以来货币流通领域内空前严重的银贵钱贱的问题， 引起了清政府的高度重视。 清朝政府在讨论其产生原因时，无不将其归之于白银外流引起的流通领域白银总量的减小。 所不同的是，在白银外流的形式上， 开始人们认为是由于西方不法商人用洋钱套购中国纹银， 继之则认为是西方鸦片贩子对华鸦片走私贸易，导致大量白银流洋。 对于这一片面的解释至今仍为一些史学工作者所接受，有必要加以澄清。

清政府当时的货币政策是银两与制钱并行流通。 在一般情况下，国家度支和大宗交易多用银，铜钱主要用于平民百姓与商人进行交换等日常生活中， 交纳赋税不能直接以钱文，而必须折换兑银缴纳。 因此，银与钱在流通中的比价如何，对国计民生影响甚巨。 从嘉庆年间即19世纪初期，银贵钱贱的问题逐步显现，鸦片战争爆发后，这一问题愈益严重，对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使社会矛盾更加尖锐。

此后，伴随着鸦片的泛滥，银贵钱贱的问题日益严重，即使清道光帝也深感困扰。 道光十三年，给事中孙兰枝奏江浙两省钱贱银昂，商民交困，并护列受弊除弊各款折，引起道光帝的重视，发出“每年出洋银数百万两，积而计之，尚可问乎’的感叹。在御史朱成烈《奏银价昂贵，流弊日深，请饬查办折》的批谕中，道光帝严肃指出：“若如所奏，广东海口每岁出银至三千余万，福建、浙江、江苏各海口出银不下千万，天津海口出银亦二千余万。 一入外夷，不与中国流通，又何怪银之日短、钱之日贱也？”

由于银元冲击所引起的白银折耗和鸦片走私导致的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的问题已十分严重，清政府曾采取多方面的对策，但未能奏效。 鸦片战争期间，由于西方侵略者的掠夺和巨额战争赔款， 以及大量倾销产品和鸦片贸易合法化所导致的外贸逆差的扩大，使白银外流的情况更惊人。 据统计，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1830—1848年）白银外流的总数，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竟达1.2亿两以上，相当于道光年间每岁财政收入四千多万两的三倍还多， 怎么不使中国市场银两稀少，银贵钱贱呢？

㈣ 清政府被迫停止发行国债说明了什么

清朝末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甲午赔款，二是庚子赔款。两次大的战争赔款使得清政府陷入巨大的财政危机。为了解决巨大的战争赔款问题，英、德、法、俄银行以5%左右的利息提供给清政府贷款。我们几乎都指责当时的英、德、法、俄银行以 5%左右的利息借给清政府外债，但在中国当时没有债券市场的情况下，一方面除了外债别无出路，另一方面这种 5%的利息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是几乎不可能找到的。这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的清朝政府在既无法增加税收、又无法发行国债的时候向外国借债的困境。
在一个国家发生财政危机的时候，可以采取加税、增发货币、借债三种方式。其中增发货币一策又称铸币税，其实质与加税一样，只不过其负面作用不容易发现，但是一旦产生通货膨胀，就一发不可收拾。因此对于解决一个国家的财政危机，实际上就主要是两种，加税还是借债。加税的本质就是不断存钱，如同老百姓喜欢储蓄一样，而借债意味着通过融资来解决目前的困境，通过融资的未来的利润来支付利息并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清政府的财政政策实际上就是前者，不断采取存钱的策略充实国库。据史载，从康熙中叶开始，每年财政盈余约500万两，乾隆中期以后年均结余在 1000万两左右。鸦片战争之前的年度财政盈余也超过500万两，到鸦片战争后的1847年，财政结余为 380万两。甲午战争前的 1893年，国家财政结余高达760万两。这些数据说明，虽然按照传统儒家理财观念看晚清的结余可能还太少，但当时的经济国策从根本上讲极其荒谬，在两次鸦片战争都失败同时又面对日本的威胁下，朝廷不仅不想法把未来的收入透支来加速发展国力，反倒还一心放在“节流”上，只想到往国库多存钱。结果是，国力相对其他国家继续衰退。
按照传统儒家评价国家财富的标准，可以说清朝即使在鸦片战争之后、太平天国起义之前还是非常富有的，这种富有在乾隆后期达到顶峰，1781年国库存银7000万两，到1789年为6000万两左右，1850年时降到800余万两。太平天国起义对朝廷开支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发生货币危机，但即使在1853—1863年间，户部银库仍然年增 19万两。这不多，但对传统的中国人来说，那至少比承担越来越高国债要好。但实际上这种错误的财政政策彻底地将清政府毁灭了。这似乎又回到了宋朝王安石和司马光关于“开源”还是“节流”的财政政策的争论。
在王安石看来，开源才能“民不加赋而国用足”，而司马光坚持认为，“自古以来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天地之间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之手，就在官府之手，如果不是从百姓手里收取财物，官府的钱从何而来?”但事实是，美国巨大的国债使得美国能够透支消费，促使美国成为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几百年前国库堆满金银的国家今天无一不是落后国家。依照詹姆斯?麦克唐纳德《一个自由的国家债台高筑：金融基层民主》一书中提供的资料，如果我们按1600年时能借到大量公债与没借公债的国家分成两组，那么你会发现，400年前国库里金银万贯的国家今天基本贫穷落后，而当年靠发国债发展的国家今天基本都经济发达。像那时的明朝国库藏银约1300万两，朝廷甚至储存了足够吃 9年的谷粮!就怕天塌地陷。可是，越怕天塌下来，天还真的会塌下来，不久明朝被改朝换代。当时的印度国库则储藏了近6000万两金银，坐在那些金银上等着被殖民化。历史就是如此让人惊讶。
仔细看来，清朝末年的财政赤字在传统中国文化看来非常严重，但相比而言，那时的赤字并非无药可救，而是财政政策的失败导致了清朝的失败。按照学术界的估算，由于这些赔款以及其他外债支付，清政府在 1902年后每年要付约4700万银两，这相当于1903年政府财政收入的44.7%(那年的财政收入为10492万两)。但是，1903年的实际财政赤字约3000万两，占财政收入的28.6%。如果跟英国早期比，1697年英国政府一年的短期债务支付是它财政收入的 3倍，1710年时是财政收入的近4倍，但那并没迫使英国灭亡，实际上英国从那以后反而日益强盛。从这些数据上看，晚清的财政赤字并非传说中可怕，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财政政策手段，导致只能依赖外债，并且因此丧失部分主权，最后在国民一片骂声中倒台。
那么借债策略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能够解决财政危机并且促进经济发展呢?这取决于投资收益率和借债利息的比较。我们可以把国家看成一个公司，从公司财务的角度来看待国家理财问题。首先，如果国家借债的利息高于国家投资或开支项目所能带来的回报率，比如国债利率是20%而国家投资项目的回报率只有 5%，这里国债利率是成本，投资回报率是收入，那么国家开支的项目每年要亏损15%。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必不可少的国家开支外，政府应该停止、减少开支，尤其不应该通过赤字、国债来让政府浪费钱，应该降低税负。如果是这样，政府的确要尽量存钱，以防未来出现财政危机时要花20%的利息去借债。～～

㈤ 清朝在康乾盛世后变得衰弱，是因为经济的原因吗

说起康乾盛世，想必不少人都很熟悉。那是中国两千年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盛世。但是让很多人感到扼腕叹息的是，明明在康乾盛世的末尾，清朝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怎么就那么快衰弱下来了呢？这其中固然有闭关锁国的原因，但这里想从捐纳制度和货币因素谈谈清朝的衰亡。

勤政不一定有利于国家，有时候反而昏招频出：捐纳制度

捐纳制度的提出

捐纳制度其实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有了，在清朝时期这个制度走向了巅峰。这个制度在顺治帝开始采用，在康熙帝发展，在雍正、乾隆帝完善，并在咸丰之后冗杂并消极作用频现。

捐纳制度，简单的说就是允许百姓用钱买官。为了这个制度的顺利执行，几位清朝君主不可谓不用心，曾经多次讨论过政策执行问题。然而，也许这些清朝君主们也没有想到，他们的这次勤政，却是办坏事，反而加快了清朝的衰亡。

客观地说，这个制度不仅仅为清朝政府的财政收入开拓了新的来源，还一定程度上为那些不擅长科举却有经天纬地之才的人提供了发挥自己所长的机会，比如盛宣怀、端方等人便是通过这个制度被发掘出来的人才。

结语与慨叹

王朝的存续有时候往往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因素，比如皇帝以勤政为本职，却有可能昏招频出，又比如本来就濒临崩溃又偏偏遇到了国际上的银矿大开发导致银大幅贬值。

我们会想，这是些偶然因素，但实际上这也是必然因素借助“混沌”持续作用，导致了偶然因素的爆发。如果我们非要深究这个必然因素的话，其实就是一句话，那就是落后就要挨打，封闭必然灭亡。

㈥ 晚清衰败的原因和表现

清王朝衰败之我见

清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军入关一直到辛亥革命的胜利，清王朝延续了二百多年的历程。在这二百多年的历史中，清朝有其重要的传统文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从康熙皇帝开始，废三藩、平叛乱、定北疆、清朝政，稳固了大清的政权，社会局势安定下来，经济获得充分的发展，社会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国力空前强盛。到雍正时期，经济继续稳步向前发展，在商品化的经济往来中，资本主义萌芽正缓慢地发展。但是这时仍是以家庭为单位、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1]。乾隆时期，清朝国力达到了最强盛的时期，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的繁荣景象。但乾隆统治晚期，也是清朝国力下滑的起点。

乾隆后期，清王朝的衰败向来被理解为中央集权的衰微和地方总督权力的扩大。这时期清王朝衰败的形象反映为政府官员的敲诈盘剥、追求私利和腐败无能，所有这些都促进了群众性的叛乱活动。那么，清王朝的康乾盛世的景象为什么一下会造成这种衰败的局面呢？其根本原因就是腐朽的封建制度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这种封建的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但是，清王朝衰败的原因还有很多，如：嘉庆皇帝即位之初，重要的大事是铲除和珅一派的势力。除此之外，还面临着一个更重要的困难，这就是清代官僚政治的组织能力所完全不能解决的潜在的复杂的社会问题，其中的中心问题就是资源与人口的比例失调。

人口的压力及其后果

不言而喻，晚清和近代中国社会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人口的增长。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末白莲教起义时为止，这一长时期的国内和平阶段中，中国的人口翻了一倍多，从一亿五千万增加到了三亿多。仅在1779年到1850年间，人口就增长了35.6%。所以在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的前夕人口已达到四亿三千万左右[2]。

从明代以来，中国人口增长的比例就已被食品生产所赶上。由于各地区之间的移民，又由于在新开发的土地上种植从美洲移植过来的新食品——甜薯、玉米和花生。因而，新垦植土地面积的增加使得增长的人口能够投入生产，更多的人口也意味着有更多的人力可用于双季稻的精耕细作之中。这种耕作制度在18世纪末就已经明显地开始感到了它的报酬在减少。因为这时在水利上增加人力的效益似乎已经达到了它的顶点。更重要的是，人口对于土地的压力是非常明显的，在一些边远地区的人口也呈现饱和状态。例如：富饶的四川盆地在18世纪就吸收了大量的外来移民，早已人满为患。在多山的湖南西部，外来移民在1795年与当地的苗族爆发了严重的冲突。广西的河谷地带是广东东部客家在18世纪移民的地方，这里的土地竞争也很激烈。

清朝中后期人口的增长，这是由清代社会和制度的特点决定的。如果说人口的增长对农民生活的影响最终是毁灭性的，那么，它对政治制度的影响也同样严重。在这时期政治生活中，各级官吏激烈地进行竞争，以谋求升迁和保全官职。这样就使人员流动升迁的正常机制落后于人口的增长这一事实。另一方面，文化人的生产过剩，不论是政府公职的法定数额，也不论科举的名额，都没有按照人口的增长速度而增长。另外，清代实行捐监制度，即为荣誉学衔和实授公职举办捐纳，政府不断地用这种办法开辟财源。但捐纳制度显然不能充分地满足人们希望得到这种优越社会地位的日益增多的需要，出售功名和官阶使适合做官条件的人数增加。因而实际上加剧了对有限官职数量的压力，这在某种意义上就突出了仕途升迁道路显然不足的状况[3]。

这样，官吏中普遍存在着冗员闲官，政府机构行政效率低下，原来一人做的事，现在需很多人去做。如果这一估算大致不差的话，吏役阶层在18世纪时期大大地繁衍了[4]。

人口的大量增长，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压力，人均土地面积的减少，资源短缺，同时，人们为了谋求生计，他们不得不寻找出路，这样就给政府部门带来了很大压力。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的话，就可能造成社会动乱乃至农民起义。如果政府机关要解决这些人口过剩问题就要分担出一部财力、物力、人力。而政府本身冗员充斥，这样，政府就会越来越腐败，以致于清王朝日益衰败。

教育制度与社会晋升之路

清代的晋升之路主要是教育和文官考试制度。明代多数的教育机构都是私人办的，到清代这些机构逐渐变成官方的教育机构，到雍正时，一系列的书院受政府之命建立起来，由国家给予支持，在这种教育体制下，越来越多的有才能有见识的人开始对这种教育体制产生了热情。一方面，地方书院建立后，学生可以离开本乡本土求学，这无疑在更多的人口中培养了上进发迹的愿望。起初，这种教育制度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学生人数增多了，学术空气更加浓厚，思想界的气氛活跃起来。但是不久，这种体制的弊端越来越暴露出来，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存在庇护制。官官相护，而靠真才实学的中举之人往往无官可做，甚至闲置。同时越来越多的生员，他们在低级科举考试中中了榜，但在攀登高级考试时因名额有限而被摈弃[5]。其原因就是这种庇护制。这种庇护制有它传统的社会关系根源，这种社会关系主要表现为亲属关系和同乡关系。在学界和官场上，教育和考试制度也维系着同样的庇护人和被庇护人的关系。在这里，上级就是先生，下级就是学生。先生不仅包括学校中的先生，也包括政府官员，即考试与会试中的主考官以及各省的提学。在非私人的制度中挽进私人关系，这一趋势在社会交往中的各个方面都有所表现。这种趋势在行政和公务中被认为是发挥效率的潜在障碍，而从最坏的方面说它被视为腐化的根源。当然，这种关系是中国官场的通病。从根本上剔除这些是不可能的，所以，最重要的是如何把它们限制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而不是制止它。

19世纪是教育腐败的时代，这正是因为它与官场风气联系太紧的缘故。由于老师是庇护人，而门生是被庇护人，也就明显地包含有政治义务在内。当然，政治关系的确立可以通过向要得到其恩宠的人送礼，并自称为其“门生”的方式，达到自己在仕途上成功的目的。所以，教育体制中存在的腐败现象严重阻碍了正常的官员晋升之路，真正有才能的能胜任某一定官职的人不能到位，而一些靠捐监或庇护制得来官职的人久居高位。久而久之，致使学界和官场日益腐化堕落，政治也越来越黑暗。

货币制度与税收制度

19世纪初年，庇护制体系泛滥的影响是随处可见的。这个体系的润滑油是钱，其结果导致各级官库乃至国库出现亏累。亏欠问题在19世纪20年代是使官吏们全神贯注的当务之急[6]。

由于各级官吏的贪污腐化，堕落成风，造成了国库的亏空。在当时庇护制的情况下，官吏们不会因为帐务亏累而受到处分。特别是在和珅集团倒台后，各级官吏为了弥补自身的亏空，加紧了对人民更大的剥削。县官们寻求各种途径搜刮百姓的钱财，设法弥补他们的财政赤字。巡抚削减县官们的“养廉”来弥补自己的亏空。这样层层的剥削和克扣，最终把所有的财政负担转嫁给了广大的人民百姓。而清代的税收制度更加适应了这种剥削制度。虽然说每个省区必须上缴给中央的税收已经固定，但地方政府中的开销征课的附加税已经制度化，并且变成了税收制度的无限制的扩张部分。这种附加税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我们都知道，从明代以来，就已经广泛实行把租谷和劳务折算成银两的办法。这种趋势意味着，实际的税率很容易被官方所操纵。因为他们只要把折合比例变得有利于收税者而不利于纳税者就行了。通过这种操纵，人们交付的赋税要比原来正常交纳的定额高出好几倍。另外，不少官吏通过操纵价格和换算比例，低价收购谷物，以弥补仓库中的亏损。[7]

在当时的货币经济的条件下，这种非常规的敲诈勒索行为日益盛行，原因之一就是农民非常支持它。那么为什么说农民支持它呢？主要是因为农民以种地为生，而当时谷物的价格长期上涨。当时清政府在对外贸易中长期处于出超地位，白银大量流入内地，造成谷物等农产品的价格长期上涨。这就刺激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同时，农民获得的收入足能够支付得起日益增加的税收。所以，官吏们操纵着税收比率和低价收购谷物弥补库亏的现象日益流行，长达几十年。然而，价格上涨的这种现象是不可能一直持续的。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这时的农产品价格又开始下降了——当然这种价格的下跌也跟白银的输入有关。在那种历史时期，中外贸易已经开始有鸦片的输入，白银大量流出国外。这种收支不平衡迅速地破坏了税收和商业。银和铜的比价中，银的价值迅速上升。这使几乎所有社会集团都身受其害，惟独一些投机、兑换商人和高利贷者除外，因为农民用铜钱或谷物交纳赋税，但官吏上缴时用的是银两。所以，实际的税率取决于需要多少铜钱或谷物折算成定额的银两数目。由于白银越来越稀少，因而它与其他货物相比就贵了起来，结果使实际的税率上涨，从而使小土地所有者陷于绝境。在这种另人绝望的情况下，农民简直没有办法能够交足银两定额及其附加税。由于人民缺乏通货和实际税率上升的反应，于是在19世纪40年代爆发了大规模的抗税运动。特别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抗税的形式多种多样，从打官司、集体请愿到暴力行为，无所不有。骚动有时导致公开造反，甚至占据城市。但这些抗税运动都没有用反清作为其运动的口号，在当时货币混乱的情况下，这种抗税运动的目标是模糊的，因其领导人是一些地方的生员、监生等地方小名流。他们的倾向性取决于现存的国家制度。所以，他们的政治观点是矛盾的。因此，这些运动没有产生过持久的抗议传统。但是，他们进一步分裂地方社会，加深了人民对清代官僚政治的憎恨，增加清王朝衰败的因素。

漕运的危机

漕运是清政府京师粮食供应的重要来源之一，它有着专门的制度和主管部门。它的最高长官称为“漕运总督”，漕运总督之下设省一级的漕官，担负漕米之省各设一人。这些漕官直接向漕运总督负责，漕官则监管征集漕米的工作，其人员大部分为非官制人员，他们中的多数由居住在运河边的世袭船户“旗丁”所组成。漕运这个庞大的体系是这样运行的：各省的漕官负责在各省内征集粮米，在漕运总督的监控下，由这些“旗丁”沿着京杭大运河运回京师，以供应京师粮食之需。

漕运这一体系关系着京师乃至中国北部人口粮食的充裕与亏空。如果漕运不及时，京师就会出现粮食危机，时间拖延一长，就会出现大规模的粮食暴动。所以，漕运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漕运这一关系着国家命脉的体系在晚清时却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在嘉庆时代，这个庞大的漕米机构内部，各级组织人员人浮于事。尤其是“旗丁”阶层，原来是世袭船户，一种非正式的官员，他们依靠这种职业，领取固定的收入。由于他们人数的增加，“旗丁”阶层中的许多人不能领取他们的合法的、赖以生存的世袭田地[8]。此外，漕运制度越来越依赖被称为“水手”的那种被雇佣的游民劳动阶层。这些人取代了曾经作为漕运制度支柱的“旗丁”，他们需要在自己的工钱之外索取租米中的自己的一份小费。在嘉庆时代，“水手”人数增加了两倍多，同时，官场中又有许多靠庇护制候补官员聚集于这一体系领取薪饷。所以，这一切引起了粮价费用的增加，加剧了粮民的负担。它的一个结果是漕米逐渐的商品化，因为，地方官吏被迫从一些私商手中以高价购买稻米，来弥补他们的定额。而各级官吏层层贪污，从而使一次漕运的费用大大增加[9]。

在1803年之后，漕运制度已露出千疮百口的苗头，于是有人提出使用海运来代替漕运。出现这一提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客观原因：就是运河体系的自然困难条件，这种自然困难来自严重的土壤侵蚀和华北平原定期泛滥所引起的泥砂。到十八世纪末，黄河河床提高到了危险的高度，威胁着岸堤，结果使黄河在1853年发生了改道。黄河多年的淤泥改变了运河的蓄水状况。致使黄河渡口的积砂和整个运河的河床本身无法调节水位。时间一长，势必诱发洪水灾害。这不仅影响了漕运，而且也威胁了京师的粮食供应。虽然，政府每年都大量拨款治理河道，但是，只有一小部分是做了正经用途，其余全部落入私人腰包。

这样的关系这国家命运的漕运体系出现了严重的危机，清政府真正衰败了。

综上所述，清王朝由盛而衰是历史的必然，其衰败的根本原因，就是当时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正当清王朝衰败之际，西方的欧美工业国家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商品经济的足迹已经进入了中国社会。资本主义的萌芽在中国已经有缓慢的发展，而原有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经受不起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乾嘉时期，清政府正当人口最多的时期，人口与土地、资源的矛盾日益暴露。人口的压力越来越大，如果解决不好这个问题，后果势必会酿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另一方面，学术界和官场中，日益腐败，贪污成风，在庇护制的保护下的晋升之路已被阻塞，使真正有才识的人不能真正地报效国家。这样，摈弃了大量对国家发展有用的人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同时，也使人们丧失了报效国家的信心。而清统治者虽然也为缓解社会危机作出了一些改革，如嘉庆改革，但其成效微乎其微。改革成绩甚微更加助长了一些官员的贪污腐败的气焰。鸦片的输入、白银的外流、漕运的危机、货币制度与税收制度的混乱，各地的农民起义不断发生，这都是对清王朝的发展不利的。清政府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遏制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的发展，使中国更加封闭，以致于夜郎自大的清王朝看不到西方国家先进的东西，酿成以后战争中不断地挨打的局面。所有这一切交织在一起，使清王朝发生了急剧的转变，由原来的盛世的景象迅速地转到衰败的局面。

㈦ 乾隆晚年清朝为什么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

两方面原因，一是因为清朝日渐腐败，二是因为十八世纪的欧洲正处在一个变革时期。

1、清朝日渐腐败

清朝从乾隆末年开始有衰落的现象，乾隆六下江南，并仿制江南园林广修园林，劳民伤财，政治日渐腐败。当时人口暴增与乡村土地兼并严重，使得许多农民失去土地；加上贪官和珅等官员腐败，于乾隆晚期到嘉庆时期陆续爆发民变。

官场中，结党营私、相互倾轧、买官售爵、贿赂成风。军队里，装备陈旧、操练不勤、营务废弛、纪律败坏。财政上，国库日益亏空、入不敷出。阶级矛盾激化，民变四起。

2、十八世纪的欧洲逐渐变革

政治上，欧洲各国开始与中国、印度和土耳其进行小规模的通商贸易，并持续在东南亚与大洋洲建立殖民据点。此时多数的王权国家正处于全盛时期，但民主思潮却逐渐燃起，并以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影响最深。

这一时期的殖民活动，依赖海盗式掠夺，欺诈性贸易和贩卖黑人奴隶等方式，伴随着种族奴役政策，是种公开的，野蛮的强盗行为，为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积累了大量资本。

(7)清朝时期货币政策为什么会落后扩展阅读：

闭关锁国，晚清覆灭真相：

汉族在历史上的先进性，使满洲对汉文化的崇敬在全面接受汉文化之后产生了一种自信的心理，陷入自满的泥淖之中。而这时的汉文化由于政治的强势力量而被强化为不可动摇的意识形态，由此形成了清廷闭关锁国政策的文化根源，满足于“天朝王国”的夜郎自大式的憧憬中。

而此时西方世界却发生了划时代的巨大历史变化，乾隆盛世的外衣下已经潜伏起了巨大的社会危机。

就在乾隆三十年（1765年），英国爆发了工业革命，英国纺织工哈格里夫斯发明了新式纺车珍妮纺纱机；乾隆五十年（1785年），卡莱特发明了水力织布机；同年，瓦特改良蒸汽机；而后，美国富尔顿发明了轮船，英国史蒂芬逊发明了蒸汽机车。

这种新的生产力的革命，无疑推动了西方社会突飞猛进的前进步伐，从而在全世界寻找资源。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北美爆发了独立战争，八年后，美国独立，并通过《人权法案》；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法兰西爆发革命，三级会议通过并发表了《人权宣言》，国王路易十六被处死。

这些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它是人类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社会政治制度的诞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与此同时，俄国莫斯科大学建立，美国科学院成立，德国出现第一位女医学博士。这些人类新文明的曙光势必划破长空照亮人类的未来。

而此时的乾隆皇帝呢，却沉浸在中华古老文明的夕阳余晖之中，浑然不知日之将暮，寒鸦凄迷。乾隆六十年（1795年）会试，各省上报80岁以上参加会试者6人，实际参加会试并三场完竣者92人。

乾隆听报后非常高兴，对这些老人大加赏赐，借兴教尊老之名，极力粉饰他的太平盛世。而早在康熙时期（1684年），就已经开放了海禁，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分设四个海关与外商贸易。过了70多年，乾隆反而关闭了海关，实行禁海政策，只许外商在广州交易。

康熙努力学习西方自然科学，乾隆却视为异端邪说。自高自大，无视外部世界，满脑子天朝意识。当初乾隆反感儒家的“华夷有别”、“尊王攘夷”等民族偏见意识，大兴文字狱，如今这些观念已深入他的骨髓。

乾隆王朝已在表面繁华的外衣下，内部已开始腐烂了。可以说，对落后文明的抱残守缺，使大清王朝凶多吉少。

㈧ 清朝为什么会那么快衰败

清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军入关一直到辛亥革命的胜利，清王朝延续了二百多年的历程。在这二百多年的历史中，清朝有其重要的传统文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从康熙皇帝开始，废三藩、平叛乱、定北疆、清朝政，稳固了大清的政权，社会局势安定下来，经济获得充分的发展，社会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国力空前强盛。到雍正时期，经济继续稳步向前发展，在商品化的经济往来中，资本主义萌芽正缓慢地发展。但是这时仍是以家庭为单位、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1]。乾隆时期，清朝国力达到了最强盛的时期，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的繁荣景象。但乾隆统治晚期，也是清朝国力下滑的起点。

乾隆后期，清王朝的衰败向来被理解为中央集权的衰微和地方总督权力的扩大。这时期清王朝衰败的形象反映为政府官员的敲诈盘剥、追求私利和腐败无能，所有这些都促进了群众性的叛乱活动。那么，清王朝的康乾盛世的景象为什么一下会造成这种衰败的局面呢？其根本原因就是腐朽的封建制度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这种封建的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但是，清王朝衰败的原因还有很多，如：嘉庆皇帝即位之初，重要的大事是铲除和珅一派的势力。除此之外，还面临着一个更重要的困难，这就是清代官僚政治的组织能力所完全不能解决的潜在的复杂的社会问题，其中的中心问题就是资源与人口的比例失调。
清王朝由盛而衰是历史的必然，其衰败的根本原因，就是当时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正当清王朝衰败之际，西方的欧美工业国家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商品经济的足迹已经进入了中国社会。资本主义的萌芽在中国已经有缓慢的发展，而原有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经受不起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乾嘉时期，清政府正当人口最多的时期，人口与土地、资源的矛盾日益暴露。人口的压力越来越大，如果解决不好这个问题，后果势必会酿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另一方面，学术界和官场中，日益腐败，贪污成风，在庇护制的保护下的晋升之路已被阻塞，使真正有才识的人不能真正地报效国家。这样，摈弃了大量对国家发展有用的人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同时，也使人们丧失了报效国家的信心。而清统治者虽然也为缓解社会危机作出了一些改革，如嘉庆改革，但其成效微乎其微。改革成绩甚微更加助长了一些官员的贪污腐败的气焰。鸦片的输入、白银的外流、漕运的危机、货币制度与税收制度的混乱，各地的农民起义不断发生，这都是对清王朝的发展不利的。清政府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遏制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的发展，使中国更加封闭，以致于夜郎自大的清王朝看不到西方国家先进的东西，酿成以后战争中不断地挨打的局面。所有这一切交织在一起，使清王朝发生了急剧的转变，由原来的盛世的景象迅速地转到衰败的局面。

㈨ 清朝中期的盛世之下存在怎样的经济危机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朝代，这个有少数民族创立的政权对当今中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我们国家的衰退以及落后都是在清朝发生的，因此我们必须在清朝的历史中寻找问题的根源。

清朝在接近三百年的统治时间里也不是没有辉煌的时期，在清朝前中期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在位的时期便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盛世——“康乾盛世”。但是到了乾隆统治的晚期，中国的内部已经出现了重重危机，除了高度集中的皇权导致朝堂之上死气沉沉，乾隆皇帝好大喜功之外，越来越尖锐的土地与不断增加的人口之间的矛盾成为了清政府崩盘的信号。而由此而来的一系列问题，直接引发了以太平天国为首的农民起义，彻底摧毁了清朝的统治基础。这些问题都属于经济问题的范畴，包括人民生活保障的丧失，手工业的停滞以及商业的崩溃，而这一切都已经在清朝中期显露出了端倪。

古代中国无论哪个朝代都是典型的农耕文明，即使马背上的民族征服了我们，中国的主要经济结构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变化。在古代的大多数时间，影响农耕产量的最主要因素是人口，由于古代医疗条件不发达，加上中原总有频繁的战事，导致中国的人口难以快速增长。而人口数量的不足就会限制小农经济的生产力，但是到了清代，这样的情况却出现了反转。

西方纺织厂

首先是小农经济中的副产品收入严重降低，使得农民们的收入继续缩减，生活更加困难。而对于江南各省的手工业从业者来说，这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在清朝中后期，中国国内生产的木棉制品和麻制品几乎没有销量，这让东南各省的专业手工作坊纷纷倒闭，职业的手工业从业者也纷纷失业，没有耕地的他们的生活条件甚至不如农民，求生无门的他们只得加入了流民的队伍。而这些手工业者也是日后太平天国运动中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