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道红线对房地产股票影响几何

㈠ 房地产银行贷款“红线”，对市场影响几何

2020年12月31日，央行、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知》，通知自2021年1月1日起实施，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为各大银行发放房地产贷款规模及占比设置“两道红线”，分别设置房地产贷款余额占比和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比两个上限，对于不符合要求的银行，监管机构给设置了过渡期，并建立区域差别化调节机制。

那么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会对房地产市场造成什么影响呢？

01、政策出台背景

房地产贷款占比连年升高至28.8%

长期以来，房地产行业吸引了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与金融业深度“捆绑”。近年来监管部门三令五申对房地产贷款进行控制，虽然增速有所回落，但总量仍然不小，占比依然较高。2011年以来，房地产贷款余额占人民币贷款余额连年升高，房地产贷款余额占比升高至28.8%。而我国房地产相关贷款占银行业贷款的39%，此外还有大量债券、股本、信托等资金进入房地产行业。可以说，房地产行业仍是现阶段我国金融风险方面最大的“灰犀牛”。

仅5家银行个人住房贷款占比超过上限，按照目前比例，房贷不会受到影响。第一档银行，建设银行和邮储银行的个人住房贷款占比略微超过了32.5％的红线，业务调整过渡期均为2年。第二档中有2家银行“超标”，分别是招商银行、兴业银行，第三档中仅成都银行一家触碰到上限。

供给端收紧，中长期来看，房企资金压力加大

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对银行房地产余额占比提出上限要求，将从供给侧抑制银行的放贷冲动，有助于降低银行房地产风险敞口、提高金融体系韧性和稳健性。从中长期来看，本次新规在房地产行业资金供给端进行了收紧，房地产在融资上会感受到更大的压力，房企融资渠道、融资能力或是未来其能否快速发展的关键。但从目前设定的管理比例要求来看,基本符合2020年的情况，因此对未来市场相关贷款投放额度的影响相对有限。

总体来看，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只是防御性制度安排，新规对不同类别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实行分档管理，并且给目前不达标的机构充分的整改空间和时间，有助于保持市场平稳有序发展，总体上对市场影响有限。长期来看，房企供给端资金收紧，有助于引导房地产企业从高周转、高杠杆模式转向长期经营模式。

研究员：蔡艳平

㈡ 消息称央行将“三道红线”试点房企商票纳入监控范围

6月30日，据财联社报道，央行已将“三道红线”试点房企商票数据纳入其监控范围，要求相关房企将商票数据随“三道红线”监测数据每月上报。

早在2020年8月，监管部门为控制房地产企业有息负债规模，对重点房企按“红-橙-黄-绿”四档融资管理，并设置了“三道红线”，具体为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大于70%；净负债率大于100%；现金短债比小于1倍。

“三道红线”试点房企，分别是碧桂园、恒大、万科、融创、中梁、保利、新城、中海、华侨城、绿地、华润和阳光城，这些试点房企须在2023年6月30日前完成降负债目标。

市场有观点认为，目前商票数据暂未被纳入“三道红线”计算指标，不排除未来被纳入计算的可能性。不过，同策研究院研究总监宋红卫则对《投资者网》分析表示：“商票属于供应链融资范围，这个是国家目前政策支持的方向。未来，从票据属性来看，不会进入三道红线的限制范围，只能是向更为标准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房企商票规模提升

IPG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对《投资者网》表示：“三道红线监管新规大大压缩了房企的债权融资空间，迫使房企利用企业自身信用大量开据商业承兑汇票来向产业链上下游进行变相的债权融资，将企业资金链及运营风险向相关企业转移。”

“目前已经出现了不少房企商票违约问题，部分企业的商票存量已经超过2000亿，如果不将之及时纳入监管范围，则有可能导致市场整体信用风险提升与失控，引发宏观经济运行的风险。”柏文喜认为：“这是央行将‘三道红线’试点房企商票数据纳入其监控范围，要求相关房企将商票数据每月上报的主要原因，而且未来整个房企的商票数据可能也会纳入‘三道红线’计算指标。”

何谓商票？商票需基于真实的贸易活动，持票人可持有至到期由承兑人兑付，也可在到期前背书转让或向银行贴现。由于商票具有无因性，近年来融资属性逐渐增强。商票融资主要有商票贴现与质押、民间资本买断、互联网票据平台、票据资产证券化、标准化票据五种融资方式。

宋红卫对《投资者网》分析表示：“房地产商票融资近两年发展迅猛，尤其三道红线之后，由于票据融资可不计入有息债务（票据融资在负债表中计入应付账款、应付票据），所以房企对于商票融资的倾向趋强。”

与此同时，在宋红卫看来，“由于票据融资具有天然的优势，比如门槛低，操作方便，流动性也比较强，同时，商票融资目前没有纳入监管，不用进入央行征信系统，房企商票融资规模已经达到千亿规模以上，并且还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

近年来随着融资政策不断收紧，房企商票承兑规模总体上呈井喷式增长。据上海票据交易所统计，2020年TOP19房企总体商票承兑余额达到3355.74亿元，较2019年增长36.59%，占全国商票承兑总量的9.27%。

对房企影响几何？

近年来，在三道红线、债务到期高峰期来临等压力下，房企纷纷开启了降杠杆降负债。从全口径来讲，房企负债，既包括有息负债，也包括无息负债，而商票则属于无息负债范畴。在房企降负债的过程中，部分房企有息负债有所下降，但无息负债却增加了。安信证券数据显示，2020年末TOP50房企应付票据规模为4013.5亿，同比大增33.8%。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对《投资者网》表示：“房企降杠杆降负债是以无息负债增加为代价的。所谓的无息负债，就是开发商对上下游供应商的欠款，表现在与总包结算周期的拉长，并以商业票据的形式，形成对上下游的负债，即所谓的商业承兑汇票。”

在李宇嘉看来，以商票的形式，拖欠供应商的货款，是部分房企变相的融资形式。这种融资形式，在过去比较少，但近期明显增加，主要原因是三道红线压顶、偿债周期到来。此外，房企在产业链中处于强势地位，形成了对上下游货款和购买服务的拖欠。这种拖欠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可能会形成三角债、农民工讨薪、工地停工等社会问题。加强商票监管，能够切实降低房企的杠杆率，稳定整个行业的杠杆水平。

克而瑞证券地产首席分析师孙杨对《投资者网》表达了相同的观点：“把商票纳入监控后，监管部门对房企的隐性负债要求更高，简单来说，房企开具商票，延后半年或一年的时间去来偿还这笔债务，相当于是再融资，若到期后房企无力兑现，产业链供应商就会出现资金链压力，进而导致整个房地产产业的系统性风险。把商票纳入监控，相当于进一步收紧了房企隐性负债，促进房企融资更加规范，也可以理解为房企进一步降杠杆。”

柏文喜认为：“房企商票纳入监控，一方面，房企利用自身信用进行债权融资、商票融资等活动会受到监管和一定限制，同时也给房企的流动性带来一定压力，反过来，也可以促使房企尽快地将财务指标回归到稳健运行的区间以内。对于一些不能及时调整的房企，也可能会出现暴雷，若债权融资、票据融资受限，那么就有可能出现商票违约，甚至是银行贷款违约以及信用债违约问题等”。

“将房企商票纳入监控，相当于给房企票据融资带上‘紧箍咒’。”上海中原地产市场分析师卢文曦对《投资者网》分析：“‘三道红线’叠加商票监控，房企需要在范围内降杠杆，融资或许受限，公司的资金链将主要以自身回血为主。”

金融监管日趋完善

6月29日，三棵树（603737.SH）公告称，2021年第一季度，因下游客户资金周转困难，公司应收票据出现逾期情形，截至2021年3月31日，公司应收票据逾期金额共计5363.72万元。事实上，今年以来，多家房企出现商票未能按期兑付现象。

宋红卫认为，房企商票融资属于非标融资，目前市场不规范，存在中间商虚增额度等现象，也有房企因此而拒付商票的违约事件，因此，不断规范房企融资，整顿商票市场融资是金融监管核心目标所在。在宋红卫看来，将商票纳入监控，是金融监管部门完善自己视线的事情，并非针对房企融资限制。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则认为监控商票是打补丁的一个表态，代表了调控严格的趋势。“但是，目前只是进行商票监控，而且不是行业全覆盖、也无红线规定，商票纳入监控对房企有影响，但影响有限。”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对《投资者网》表示，商票违约的风险，实际上商品的违约，对于金融市场有很大的冲击，而且对于房企本身也有很多影响。若不进行整顿，那么商票本身也容易引起企业的金融风险，最终形成很多负面影响。

严跃进认为，此次商票的监管具有积极意义，充分说明三道红线的监管范围在扩围，预计后续会有几方面改革：第一、商票的规模和运行情况会有较大的监管，成为房企融资端需要关注的内容。第二、部分房企后续发行商票的成本会增大，包括发行利率、贴现率等，进而影响商票使用的成本。第三、房企需要积极梳理内部的融资工具，对于潜在有风险的融资工具应该积极叫停。

㈢ “三道红线”威力显现 上半年中型房企融资规模“腰斩”

原标题：“三道红线”威力显现 上半年中型房企融资规模“腰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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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戚琦琦

㈣ “三道红线”利剑高悬 房企资金链迎大考

数据显示，历年1月均为房企债券融资高峰期，今年也不例外，但总体发债规模低于市场预期。贝壳研究院数据显示，2021年1月房企境内外债券融资累计约1630亿元，同比下降5.3%。专家表示，“三道红线”威力开始显现，房地产债券今年到期规模增多，对资金链带来考验。
发力美元债市场
贝壳研究院数据显示，1月房地产企业发行的债券中，境外债券占54%。贝壳研究院称，2021年房企融资新规与银行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均处于实施前过渡期。监管更趋严格，房企对金融环境预期偏紧。境内融资承压，房企开年继续发力美元债市场。
1月房地产企业境内发债平均票面利率为4.75%，环比下降0.28个百分点;境外发债平均票面利率为7.11%，较上月下降0.68个百分点。
分析人士称，2020年末发布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将加剧房企金融集中度，预计2021年房企融资能力和融资成本将加速分化。
“2021年房企面临大规模的债券到期，借新还旧压力较大，故年初不少房企抓住融资成本较低的窗口期加紧发债。”中国指数研究院企业事业部研究副总监刘水说。
境内融资方面，刘水认为，2021年房地产融资仍然处于收紧状态，在“三道红线”试点范围可能扩大的背景下，房企境内债券融资规模将呈现小幅增长，融资成本将大致保持稳定。
境外融资方面，目前房企海外发债只能用来借新还旧，预计2021年该政策仍将延续，因此全年海外债券发行规模将受限于到期规模。受疫情影响，欧美等国家继续实施宽松货币政策，海外流动性较为充裕，2021年房企境外融资成本有望进一步降低。
监管部门此前明确的房企融资“三道红线”为：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上限为70%、净负债与股本之比上限为100%、现金与短期债务比上限为1。
偿债压力上升
贝壳研究院数据显示，2021年1月境内外房地产企业债券到期规模约1447亿元，较上月增加43.4%，同比增加118.9%。2021年房企偿债规模将继续增加，全年偿债压力上升。
中指院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房企到期债务规模将创出近年来新高，而全年到期规模将同比增加16.94%至8888.83亿元。由于借新偿旧仍为债务偿还的主要方式，因此房企纷纷加快债券融资步伐以应对偿债高峰的到来。
中信证券分析师认为，目前已有9家境内发债房企发生债券实质违约，虽然大型房企违约案例不多，但重大负面信用事件正频繁发生。
“未来房地产金融政策将维持偏紧态势，同时‘三道红线’有可能扩围，房企应重视现金流管理，积极调整杠杆水平，拓展多元化融资渠道，提升自身抗风险能力。”刘水建议。

㈤ “三道红线”后房企普降档 “表外负债”风险犹存

“三道红线”新规的威力正在房企身上显现，至少从房企2020年的财务报表中看起来是如此。

据克而瑞统计，从67家已经披露业绩报告重点上市房企的财务情况来看，短期有息负债五年来首次实现同比下降，有超过六成的房企净负债率实现了下降。通过调整优化，2020年末有15家房企成功降至绿档。

这种集体转档的局面没有降低投资者的担忧。市场普遍认为，房企的财报具备较大操作空间，通过表外融资以及非并表项目的方式，房企的真实债务状况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藏匿，这正是风险点所在。

一名长期投资港股内房股的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作为房地产公司，并不是划了条红线就能调整很多东西的。他们是覆水难收，现在资金链紧也是必然现象，现实决定了目前的状况。”

积极降档求稳

从行业的整体情况来看，房企的平均负债水平有所改善。

据克而瑞统计，从2020年年报来看，房企通过加大销售回款、推进主体上市等方式增加现金流入，从而使得行业平均现金短债比优化10个基点至1.47，短期流动性增强，债务结构优化。房企净负债率同比大幅下降12.5个百分点至66.04%。

“三道红线”对房企还是具有相当的约束力，从房企的表态来看，房企降档的决心的确很大。以龙头房企万科为例，万科董秘朱旭在2020年度业绩推介会上表示，万科有信心年内回归到绿档，并保持在绿档。

万科最终成功转档，根据万科2021年一季报，万科净负债率为15.5%，剔除预收款项的资产负债率为69.5%，持有货币资金1966亿元，远高于短期借款和一年内到期有息负债总和723.7亿元。

万科此前仅踩中一条红线，财务管理也向来稳健，因此成功转为绿档也是投资者预期之中的事件。

但事实上，转档从来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一名龙头房企的总部财务部人士李挺以其所在房企的情况分析称，房企当前“降负债”的招数无非就是开源和节流，“我们有在分拆上市获取资金，也有在出售优质资产，同时还寄希望于薄利多销;现在还有限制奖金、小幅度裁员。我们现在连地都拿得很少，就想做点旧改，但也就慢慢推。”

但即便如此，最终成效都并不显著。李挺所说的这些招数，许多踩中“红线”的房企都在用，但最终红转黄也并非普遍情况。

例如富力地产，其从去年开始就积极践行出卖资产、暂缓拿地以及缩减人员的方式来“求生”，但截至今日，富力地产依然是三道红线全踩的房企。

中国恒大亦如是。去年开始，中国恒大通过分拆恒大物业上市以及恒大汽车引入多轮战投的方式来降负债，管理层也多次抛出降负债的目标，但截至2020年底，恒大的债务规模依然庞大。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2020年底，恒大的净负债率为153%，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为83.4%，现金短债比为0.54，依然处于“红色档”。

警惕表外负债

房企的债务规模究竟有多大?

不少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的业界人士都认为，实际上体现在财务报表的部分无法完整体现全貌，房企通过非控股权益可以轻而易举地调节财务报表，因而即便房企决心很大，但投资者依然没有办法持乐观的态度。

“这一直就是一个风险点，只不过是藏起来了。”上述投资港股内房股的人士表示。

华泰固收在一份研究报告中也指出，近年来，房地产企业的表外融资成为企业重要的融资方式之一，主要原因是由于房企出于降成本、扩规模等因素的考虑，通过项目公司合作开发的现象日趋增多，为表外融资提供了便利条件;此外房企表内融资渠道不畅，被迫选择表外融资。

华泰固收同时强调，表外融资有助于房地产企业美化业绩和隐藏负债。

“企业如果通过非并表公司来实现表外融资，意味着企业在财务报表中只剩下长期股权投资的科目，表外公司的杠杆率就不会体现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如果这部分公司的杠杆率高于公司整体，通过出表实现降低公司账面负债率的效果，使得公司表观的杠杆率不能真实的反映公司的实际债务负担。”华泰固收称。

一个被投资者引以为戒的例子是禹洲地产，其2020年上半年，公司就已经实现了140.07亿元的收入，全年营收却缩水至104.12亿元，下半年不但没有任何收入进账，反而少了近40亿元;而归属净利润从2020年上半年的10.19亿元下滑至1.17亿元。

禹洲集团公开的解释是部分盈利较好的联营合营企业未能并表确认收入，导致利润下滑，这种解释部分印证了投资者的疑虑。

正因为这种操作空间的存在，房企更应该更加具备行动力，驱动自身真正实现财务健康运营而非通过财务调节的技巧来实现转档。

协纵策略管理集团创始人黄立冲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称，房地产开发商比较合适的方法是适当降低杠杆率、降低发展的速度，降低风险。“事实上真做起来不是那么容易，有市场的压力、股价的压力，也有很多的存量去处理。许多投资方已经尽量避开这种高风险的行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