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三低时代股票期货投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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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规划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随时对之前的规划作出调整的,你所说的人事变动是可能会对你目前收入发生变化?
给小孩准备上幼儿园的钱是有多少呢?5万的话可以买银行的短期理财产品,保本的,利率也不会高,主要是安全。也可以买货币基金。
至于长期规划是需要和你进行一些沟通的,光说的话不符合你的条件也没有用。
③ 韩国证券期货交易所的简介
韩国证券市场的真正发展,源于1962年韩国政府制定的“证券交易条例”和 1968年出台的 “关于培育资本市场的特别法”。到2002年,韩国证券交易所已有850多家企业上市,1996年开设的KOSDAQ市场也有800多家上市公司, 1999年市值最高时曾达到350万亿韩元,约合3000亿美元。
发展至今,韩国的证券市场已经成为充分国际化的开放性经营和投资市场。早在1981年,韩国政府制定了分阶段开放证券市场的十年计划。 1992年1月起更是改间接开放为允许直接投资,初始限度为上市企业发行股票总数的10%,而后逐步加大。1998年5月,政府取消了对外国投资者证券投资和证券经营机构的所有限制,进入了充分自由竞争发展的时代。
2005年1月,韩国合并原韩国证券交易所(KSE)、韩国期货交易所(KOFEX)及韩国创业板市场(KOSDAQ),正式更名为韩国证券期货交易所(KRX)。
根据世界主要交易所联盟2004年的统计资料表明,KRX市价总值为3,985.6亿美元,排名第15位,成交金额4,887.2亿美元,排名第12位,与香港证券市场相比,KRX市价总值略低,但成交金额高出香港证券市场。
④ 如果你有100万,请借鉴股票、期货、期权的交易思路来设计三种投资方案。
选择期货 股票耗费时间太长 收益也不是很可观 期权和股票是一样的 只要你行权本金就没有了 除非行权期结束收益大于本金才可以拿回 但是期货不一样 交易灵活涨跌都赚钱
⑤ 给你100万人民币,请你做一个股票投资方案
如果我有一百万,并且这一百万是正当渠道得到的,我会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加以利用,使其增值,给我带来更大的收益!否则总有一天会坐吃山空··· 风险和利润总是同时存在的,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我会把这一百万分几种方法投资使用,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我会存十万在银行,四十万买个地段好的门头房,二十万做股票投资,十五万买国债,十五万做一个盈利好的商店。 现在房产变现比较慢,而且国家队第二套房限制越来越多,而门头房是比较稳妥的投资方式,只要地段好,靠房产,每个月都会有不错的收益,其他生意赚钱了,可以多买累计赚的也就更多。这是比较保守的投资方法; 因为以前没有经常炒股,可以选择估值期货交易,因为我对这个还是有一点了解,在投资这个的过程中,可以更深入的学习股票投资,因为股票投资收益快,收益大,当然风险也很大,在股指期货交易中,这一点体现得特别充分。由于这种投机交易本身的特点,站在投资者的角度,将主要面临以下三方面的风险,股指期货交易最根本的风险,来源于“杠杆效应” ,“杠杆效应”是期货交易的原始机制,即保证金制度。“杠杆效应”使投资者可交易金额被放大的同时,也使投资者承担的风险加大了很多倍。 假设一个交易者一笔5万元的资金用于股票或者现货交易,交易者的风险只是价值5万元的股票或者货物所带来的。如果5万元的资金全部用于股指期货交易,交易者承担的风险就是价值50万左右的股票或货物所带来的,这就使风险放大了十倍左右,当然相应得利润也放大了十倍。应该说,这既是股指期货交易的根本风险来源,也是股指期货交易的魅力所在。 我们常常会听到“期货会使你一夜暴富”,或者“期货能使你一夜破产”。这些说法的理论依据就来源于这个的原因。 2.股指期货交易的风险来源于涨跌方向的不确定性。资本市场的行情变化本质,就是不确定性,也就是任何方法都不能绝对肯定涨跌。在这一点上,股指期货与股票是相似的。虽然行情的涨跌动力来源于这种“货物”的供求关系,但是由于影响因素太多、太复杂,任何人不可能完全掌握现在和将来的全部信息,这就使期货价格变化方向难以绝对的肯定,使交易者的每笔买卖都有正确或者错误的可能。与股票相比,由于股指期货双向交易的特点,这个风险源就比在股票上还大。当然,投机交易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价格方向不确定性的风险,虽然永远存在,但也不是没有办法去规避。我们所见的期货赢家,都是规避这种风险的高手。 股指期货市场中,交易者的“劳动”就是在不确定中寻找相对确定性,在无规律中寻找规律。这当然需要对股指期货交易有更深的了解。3.期货交易的风险还来源于“自己”。 股指期货交易使自己涉及的利益巨大,所以,交易者自己人性的方方面面将更淋沥尽致地体现出来。人都有弱点,但读者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在股指期货交易中,自己的弱点将被放大几十倍!这是与股票交易完全不同的,这将是损害自己“账户”资金的一大危害,是交易者必须面对的又一大风险源。贪婪、恐惧、急躁等普通的人性问题必须引起大家的注意,可以说,从事股指期货交易也是对自身修养的锻炼.要明白自己的短处,扬长避短,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风险偏好适应哪种阶段的行情。我在学习股票游子是一定会注意这些问题,炒股是要不断学习,找到自己的炒股方法,不能呢个以为靠股评,朋友推荐,炒股要靠自己,找到自己挣钱的方法,知道为什么买,为什么卖,知道怎么买跌买涨,知道潜力股等,总之要不断去学习。 可以通过市场调查投资一个效益好的生意,每月分红,比如我的家在县城,消费还可以,德克士只有一家,我可以找一个消费好且高的地段找人合伙投资,按股每月分红,或者直接加盟需要投资的生意,调查后如果其效益高,就可以投资,这个风险都比炒股要低。 最后,我要买三十万的国债,与储蓄相比,凭证式国债是指国家采取不印刷实物券,而用填制国库券收款凭证的方式发行的国债。它是以国债收款凭单的形式来作为债权证明,不可上市流通转让,从购买之日起计息。在持有期内,持券人如遇特殊情况需要握取现金,可以到购买网点提前兑取。提前兑取时,除偿还本金外,利息按实际持有天数及相应的利率档次计算,经办机构按兑付本金的2‰收取手续费。它又分为的主要特点是与储蓄相比,凭证式国债的主要特点是安全、方便、收益适中。具体说来是:(1)国债发售网点多,购买和兑取方便、手续简便;(2)可以记名挂失,持有的安全性较好;(3)利率比银行同期存款利率高l—2个百分点(但低于无记名式和记账式国债),提前兑取时按持有时间采取累进利率计息;(4)凭证式国债虽不能上市交易,但可提前兑取,变现灵活,地点就近,投资者如遇特殊需要,可以随时到原购买点兑取现金;(5)利息风险小,提前兑取按持有期限长短、取相应档次利率计息,各档次利率均高于或等于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没有定期储蓄存款提前支取只能活期计息的风险;(6)没有市场风险,凭证式国债不能上市,提前兑取时的价格(本金和利息)不随市场利率的变动而变动,可以避免市场价格风险。购买凭证式国债不失为一种既安全、又灵活、收益适中的理想的投资方式,是集国债和储蓄的优点于一体的投资品种。凭证式国债可就近到银行各储蓄网点购买。它分为纸质凭证式和电子记账式国债,我会选择后者因为在国债利息计付方面,纸质凭证式国债到期后,需投资者前往承销机构网点办理兑付事宜,逾期不加计利息。而电子记账凭证式国债到期后,银行会自动将持有人应得的本金和利息转达入其预先开设或指定的资金账户,转入资金账户的本息资金将作为居民存款,由银行按活期存款计付利息。这种灵活的计息方式,增强了国债作为投资品种的竞争力。 最后我会留十万元存入银行,因为那些都有风险,十万元可以在急需时不至于一分钱都没有 这就是我的投资计划,本着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的原则,把钱分开投资,达到收益的效果!
⑥ 韩国股票方面的三个问题
韩国股票是T+0制度,无涨跌停限制,可以做空。但在某些特定情况下ZF会出台限制做空的措施。
⑦ 我想知道如何投资到韩国股票市场!
先到所在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提交材料办护照再到省出入境管理局拿护照,买机票去韩国,在韩国银行兑换韩币,到韩国证券公司拿护照,办理开户.把钱从韩国的银行转入资金帐号。
接下来就可以直接操作了。
国内目前没有直接可以买韩国股指的的ETF,无法直接买入。
在我国现行外汇管理制度下,境内投资者不能直接买卖境外股票,港股ETF为境内投资者提供了投资香港股票市场最为便利、有效的工具。投资者通过港股ETF可以实现多种投资目标和交易策略。
首先,港股ETF是投资于香港股票市场的长期投资工具。以华夏恒生ETF(159920)为例,恒生指数是香港市场的旗舰指数,市值和成交量覆盖率较高,具有较强的市场代表性。2012年恒生指数股息收益率为2-6%,对长期投资者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其次,港股ETF是机构投资者资产配置的重要选择。由于香港指数与境内指数的相关性较低,投资者可通过在资产配置中加入港股ETF优化投资组合,分散组合风险。
第三,港股ETF可用于波段操作和短线交易。恒生指数波段走势特征显著、振幅较大,有经验的投资者可根据恒生指数的波动情况进行恒生ETF的波段操作和短线交易,获取收益。
第四,专业投资者还可以进行套利交易。当港股ETF出现折价时,投资者可以买入恒生ETF并赎回;当港股ETF出现溢价时,投资者可以申购ETF,并卖出事先持有的ETF份额或融券卖出ETF份额。此外,投资者还可以根据A股、港股的市场走势差异来进行沪深300ETF和港股ETF的配对交易等跨品种套利。
⑧ 想投资股票,可不知怎么玩
最好别弄股票```风险太大了``还是安安稳稳的工作好啊``
⑨ 股指期货与股票市场互动形势下的操盘策略(求!!!!!好的话追加分)
股指期货将使得中国股市在层次结构、投资者结构、动力结构等方面发生重大变革:
1:A股首次确立“完整市场”
4月8日,股指期货启动仪式牵引着市场人士的目光。金鹏期货董事长常青对记者表示,“从启动仪式的高规格看,股指期货的推出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预示着这一崭新产品将对中国资本市场产生重大的影响和意义。”
北京一些券商和期货机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认为,“由于股指期货的推出,A股将首次确立一个完整意义上的股市。”
环视全球成熟的资本市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股票市场,应包括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和风险管理市场,一级市场也就是股票发行市场,以实现筹资;二级市场也就是股票交易市场,以实现资产定价和资源的优化配置;风险管理市场也就是股指期货市场,以实现股市风险的分割、转移和再分配。这三个市场有机协调、相伴共生、功能互补,全球大多数股票市场都是由这三个市场组成。股指期货市场以期货交易方式复制了现货交易,犹如给原本单轨运行的股票市场又铺了另一条轨道,对维护股市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长期以来,我国股票市场只有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市场单边运行,交易手段单一,缺乏股指期货等对冲平衡机制,各类投资者只能通过高抛低吸、追涨杀跌来盈利,波段操作盛行,“投资策略同质化、长期资金短期化、机构操作散户化”的倾向明显,导致股市频繁换手、估值不稳、宽幅震荡、超涨超跌。
中信证券在最新的专题研究中指出,A股市场发展到现阶段推出股指期货显得相当必要。这有助于改变目前的“单边市”,抑制市场的非理性上涨和下跌。在股市非理性上涨时,投资者的看空预期可以在期货市场上实现,起到平抑股价的作用;在股市下跌时,将原本直接抛售股票、用脚投票的被动避险,变为买入期货、积极保值的主动避险,降低对股市的冲击影响;到了股市超跌时,又能通过期货市场做多给予市场支撑。这种内在制衡机制有利于增强投资者信心,提高市场弹性,使市场能够在日常波动中,释放和化解风险,实现大盘均衡稳定。
“推出股指期货,有助于一系列的金融产品创新,这使我国资本市场的产品结构趋于完善和丰富。”长城伟业期货总经理袁小文表示,作为基础性金融衍生品,股指期货的上市将加速金融创新步伐,以后将有很多基于股指期货的投资产品陆续推出,如保本型产品、绝对收益型产品、合成指数基金、收益挂钩产品等风格各异的不同产品系列,不断推动金融产品创新,为投资者提供更多投资选择。
股指期货的推出,也引起国际业界对中国股市未来功能的预期。
德意志银行全球分析师高登表示,“从今年开始,中国股市的功能会从单一和单向的企业融资,向全方位优化配置社会金融资源的方向复归,向调节社会资金流向、平衡投资与消费关系的方向复归,向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利用市场化方式调节财富分配的方向复归。”
分析人士表示,中国股市目前规模巨大,有效账户已超过1.2亿户,影响人口很广,加上老百姓的“养命钱”社保基金也早已入市,这需要一个风险管理工具规避可能产生的市场风险。有鉴于此,股指期货在目前推出,才有了其标志性意义。
2:投资者结构将快速分化
市场预期,股指期货的推出还将意味着投资者结构将快速分化。东证期货总经理党剑表示,“按照股指期货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目前只有少数有条件的人能够游走于现货与期货两个市场,大部分人只能参考股指期货的动向在现货市场进行操作。”
据了解,美国在1982年推出股指期货后,股票市场投资者结构变化呈现加速度。机构投资者逐步代替个人投资者成为主导,其占美国总股本的比重由1950年的7.2%上升到2002年的63%。而香港市场更是机构独大,个人投资者比例较低。近20年来,由于机构投资者的壮大,美国和香港市场的共同点是市场、个股的波动相对小,个股交易活跃性低。
国内A股的二级市场投资者结构变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4年之前,个人投资者绝对主导。第二阶段,2004—2007年,机构投资者迅速壮大,2005年基金一度占流通市值比重高达43%,价值投资大行其道。第三阶段,2007年至今,2009年流通市值在指数变化不大的情况下突然暴涨,根据测算,当年新增的流通市值就高达5.96万亿,占到流通市值的40%。
国际市场的历程表明,机构投资者的机会就在于股指期货出来之后,有一个对冲系统性风险的工具,另外一个股指期货的高风险性也使得一些个人投资者规避三舍,这就给了机构投资者更大的发展空间,但是机构投资者在初期肯定也有一个市场流动性是逐步参与的过程。
“机构投资者也可能会因为流动性不太好,参与的力度可能开始不够大,但是随着过程的逐渐深入,应该会有更多的机构投资者参与,所以这个过程不会很长。”野村证券分析师刘聪表示。
机构表示,股指期货推出后,会让各类机构投资者陆续加入这个市场。未来三年,中国股市的机构投资者份额会上升到50%。
对于投资者结构的未来变化,市场人士同时表示,股指期货有两面性,有为促进社会财富合理分配的一面。尤其当社保基金之类的机构通过合适途径参与其间,有为一般老百姓增加社会保障财富的一面。也有在制度不完备的情况下,被金融大鳄用于高杠杆投机、掠夺社会财富的一面。为此,完善制度,从严执法,就不只是市场问题了,更与社会公平、公正高度相关。
3:股市驱动力将有结构性变化
“中国股市将逐步由政策主导转向市场力和政策力并驱的动力结构,股指期货将在其中发挥重大作用。”德意志银行全球分析师高登表示。
近20年A股的发展轨迹表明,政策调控历来与中国股市相伴而行,政策因素明显影响了国内股市的运行规律。同时,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我国股市自建立以来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94年以前和1994年以后。以上海市场为例,在1994年以前,股市设立之初波动幅度相当大,而且不规则。
1994年以后,股市明显呈一个上升通道,1994年以后的几次政策集中出台期造成了股指一直在这一上升通道内运行。而且“519行情”的启动也正处于上证指数的关键点位1044点和上升通道的下轨线附近的交汇处。总体来看,诸多政策的出台使得大盘得以沿一个特定范围稳定、持续地上扬,而不是超越预期的暴涨暴跌。
虽然近年来我国政府部门一直都在淡化A股市场是政策市的形象,甚至在涉及各方利益得失的新股发行环节取消了“窗口指导”,而实行新股市场化发行,但政策市的身影一直在投资者脑中:每一轮政策利好的释放,往往能点燃市场热情、引发投资的热潮。
“目前,当上证指数始终在3000点附近徘徊不前时,投资者对货币政策的任何风吹草动也变得异常敏感,股市也往往会来个急转直下。而股指期货的正式登场,有望改变这种现状。”国贸期货总经理董晓亮表示。
目前,全球股指期货发展已走过1/4世纪的历程。美欧、日本、新加坡、韩国及我国香港、台湾等地区目前都有股指期货交易。从世界各个资本市场运行来看,股指期货推出后股市政策干预性将有所降低。此外,作为配置和化解风险的市场,股指期货还将成为资本市场的“均衡力量”。
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李大霄表示:股指期货的推出完善了做空机制,看空、做空与看多、做多的机构对决将鲜明体现,而政策干预的减少,将使得A股市场最终向其合理估值运行
⑩ 韩国股票史 知道的来
给你个全点的答案,包括韩国\日本\台湾:
高速发展的经济体
都出现了股市大泡沫
我们选择的是同处亚洲市场的日本、中国台湾地区、韩国和泰国四个市场,选择的时间段分别是1982-1992年(10年)的日本市场、1983-1990年(7年)的台湾市场、1985-1992年(7年)的韩国市场和1986-1998年(12年)的泰国市场。我们之所以选择上述市场,在于上述时期内,这四个国家或地区都展现了与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相似性。
首先,这些国家或地区都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增长阶段。日本1960年代就开始腾飞,持续高速增长了30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台湾地区、韩国与香港、新加坡紧随日本之后,于1970、1980年代经济快速增长而被誉为“亚洲四小龙”(因为后面的两个市场较小,受外部影响较大,独立性较差,我们不对其进行重点考察),而泰国则是后来兴起的“亚洲四小虎”之首。经济的高速增长与股票市场牛市兴起的背景基本吻合,这四个国家和地区在泡沫产生之前,都经历了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在泡沫时期,四个市场的GDP通常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势头。其中,日本为4.12%(尽管增速有所下降,但还是延续了1960、1970年代的增长势头)、台湾为7.69%、韩国为7.97%、泰国为8.5%。
其次,这些国家或地区基本都经历了本币升值的过程(泰国除外,其在泡沫期间仍然实行联系汇率制度)。1980年代中期,为解决美国经济面临的财政和贸易双赤字的困境,1985年9月,美日等五国签订“广场协议”,旨在降低美元对日本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货币汇率,由此导致了日元的急剧升值,韩元和台币也紧随其后,纷纷升值。其中,日本在1984-1995年本币对美元升值63%,台湾在1985-1992年升值幅度达到38%,韩国在1985-1989年升值幅度达到25%。
我们发现,在上述时间区间内,这些市场的股市都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大泡沫。而各市场估值差异性也较大,并可能长期出现系统性偏离,从而考量泡沫大小需要综合各种因素,不能简单地以PE、PB的高低为唯一指标,因此,我们给出对于大泡沫的统一描述:
(1)短时间内上涨幅度惊人,至少都有数倍的涨幅;(2)泡沫破灭后的下跌幅度很大和速度很快(跌落幅度超过50%以上,时间1-2年内);(3)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通常超过3-5年)没有有效创出新高,股市整体投资收益显著降低,甚至长时间为负。
以下我们统计了中国台湾地区、日本、韩国和泰国等几个市场的泡沫特征,为便于比较,我们也提供了香港、新加坡和中国大陆的相关数据。
日本日经225指数从1982年9月的7000点,涨到1989年底的39000点,其中,历时7年时间,涨幅达4.63倍。达到高点后,股指快速下跌,用了2年时间,跌去60%,股指从39000点跌到1992年10月的17000点。直到今天,日经指数仍不到高点时候的一半。
台湾加权指数从1983年的440点,涨到1990年的12000点,其中,历时7年,涨幅高达26倍。达到高点后,股指一路快速下跌,用了1年时间,就跌去78%,股指从12000点跌到1990年底的2700点附近。直到今天,台湾加权指数仍然没有达到12000点的历史高点。
泰国曼谷综合指数从1986年7月的130点,涨到1993年的1700点,其中,历时7年时间,涨幅高达12倍,达到高点后,股指震荡整理了2年时间,然后从1996年初开始快速下跌,用了2年半时间,跌去80%,股指从1700点跌到1998年9月的250点。直到今天,泰国曼谷综合指数也没有恢复到历史高点。
韩国综合指数从1985年10月的140点,涨到1989年3月的1000点,其中历时3年半,涨幅达到6倍以上。达到高点后,股指快速下跌,用了2年时间,跌去50%,股指从1000点跌到500点,低点后2年时间有所恢复,但短暂的新高后,韩综指继续下跌,并一直到2005年才实现了对历史新高的有效突破,期间历时15年。
上述四个市场的泡沫尽管都不小,但是比较而言,韩国市场的泡沫相对较小,无论从跌幅、下跌的时间以及恢复的时间来看都是程度最小的(后面我们还将从估值角度分析,韩国市场估值也是最低的)。顺便提一下的是,香港和新加坡在泡沫破灭后也出现了快速下跌,2000年受美国科技泡沫影响短暂创出新高,但实际上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才实现对泡沫高点有效突破。另外,作为比较,我们也列示了H股指数、上海A股与深圳成分指数近年来的涨幅,上海A股4.5倍涨幅,深圳成指6倍涨幅,H股涨幅更大,有8倍。
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新兴的市场总是会出现一轮因为经济高速增长(经济高速增长也是本币升值的内在根源)导致的牛市,牛市发展到后期,大型泡沫的出现似乎不可避免,这可以被一种行为金融学上的心理自我强化机制来解释,而泡沫破灭后,都迎来了相当长一段低投资收益的时期。
泡沫时期的市场特征分析
既然泡沫看起来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让我们来好好地解剖它、研究它。以下我们来观察在泡沫生成、吹大的过程中的某些市场特征。
1、估值水平比较
首先来看泡沫时期各个市场的估值情况(下面提到的市盈率和市净率如果不特别指出则皆为静态指标,由于业绩预测的不确定性,国际上一般都用静态或者滚动指标作为衡量指标)。
日本一直被我们认为是一个高市盈率的国家,但是实际上,我们通过研究其历史市盈率的变化发现,在1980年代的初期,日本东京交易所的上市公司市盈率水平只有20倍左右,随后,日本市场市盈率逐渐提高,从1980年初的20倍,逐渐推升到1987年的70倍,1987至1989年三年时间内,尽管股指继续上涨,但是PE相对维持60-70之间,因此,日本市场不过5倍的涨幅中,有3倍涨幅来自于估值提高。值得注意的是,在泡沫加速膨胀的后面几年中,市盈率水平并没有持续提高,而是维持相对高位震荡,这反映了泡沫后期的企业盈利情况增长较高。为说明问题,我们以日本的企业利润数据为证,日本制造业税后利润于1988财年增速达到52.34%,1989财年也有18.80%,而股指在同期只涨了50%,当然,我们相信这期间相当一部分上市公司利润还应该来源于证券市场资产价格上涨(交叉持股、投资收益等)带来的正反馈收益。1990年泡沫破灭后,盈利水平伴随经济增速一起下滑,这加速了日本泡沫破灭的过程。随后的1990年代中期,由于日本企业效益的下降,大量微利或者亏损企业出现,导致市场整体市盈率水平一度突破过100倍,不考虑这段时期的市盈率变化,日本整体市盈率水平在泡沫破灭后,到目前已经恢复到1980年代泡沫初期的20-30倍左右水平。PB水平的下降幅度也是比较大的,日本股市在达到1989年底的最高点5.4倍PB以后,整体PB水平就伴随股指一路下降,在股指达到最低点后,PB水平为1.7,随后的多年直到现在,PB一直维持1.2至2之间的水平。
在股市泡沫上面,中国台湾是与日本最为接近的市场,而且,涨跌幅度都超过了日本。在1990年初的泡沫高峰期,中国台湾整体市盈率达到70倍以上的最高点,之后迅速下降,9个月时间内下降到只有20倍左右的水平,随后有所恢复到30倍左右,至今的多年时间内一直在20倍左右水平。而PB水平也是从泡沫高峰期的8.9倍,下降到1991年底的3倍左右,1992年初有所恢复回到4倍,随后跌至1993年初的2.26倍。相比日本而言,中国台湾的泡沫破灭速度更快,而且在破灭后的最初几年内,经济增长与公司盈利增长速度并没有显著地下降,因此,可以认为中国台湾泡沫的破灭更多地体现为估值的下降。
与中国台湾、日本相比,韩国的泡沫程度要小很多,在泡沫产生和破灭中,韩国的PE水平一直维持15-25倍之间,PB也相对较低,在1-2倍水平左右。
泰国的泡沫尽管一点不逊于台湾和日本,但是在估值上,PE与PB在泡沫期都不是很高,在牛市初期的时候,只有10倍,在泡沫最高峰的1993年底,也只有26倍,不过泰国市场的PB值相对韩国而言较高,泡沫高峰期达到过4倍。在1989年的时候有过短暂的估值高估阶段,PB最高7倍,PE30倍,1993年股市新高的时候PE、PB都有所下降,并没有超过1989年的最高估值水平。
我们认为PB才是较稳定的估值指标,从PB看,国内估值也已经接近或者超过多个市场高峰期估值,就静态估值PB、PE,仅仅相比台湾,我们还显得比较温和。
2、整体证券化率比较
估值水平是微观层面的比较,我们还比较了资产证券化率这一宏观指标。我们发现,在中国台湾、日本的泡沫高峰期,其证券化率分别为180%、150%左右,泰国和韩国相对较低,尤其是韩国只有61.7%。比较而言,中国目前单考虑A股证券化率就为108%,但根据证券化率的本意,我们还应算上在香港和美国等上市的中国公司的市值,这样,我们的证券化率为158%,这一水平已经可以与日本、台湾泡沫期的证券化率水平相提并论了。
另外,再考虑到国内GDP构成中有相当部分是三资企业和外资的贡献,而这些企业基本上都没有在国内上市,因此,我们的证券化率应该比发达国家更低才合理。
3、金融地产行业的演变规律
在行业结构上,得益于资本市场繁荣,各个市场的金融类股票涨幅居前。日本市场尽管普涨明显,但金融类涨幅相对居前;台湾泡沫高峰期金融类100多倍PE,因此,尽管泡沫高峰期的三年内金融行业涨幅巨大,但很大的贡献来自于估值提升;韩国尽管整体PE不高,但2000年以金融服务为首的行业PE达到最高,相应证券类为首的金融行业涨幅居前,达到40多倍;泰国证券类涨幅达到20倍,而银行股表现一般,稍好于指数涨幅。
各个市场的房地产行业与股市的发展也密切相关,这与房地产具有极强的金融属性有关。我们比较了上述四个市场发现,日本的房地产市场与股市走势基本吻合,在1983年到1990年的牛市行情中,日本六大城市地价指数涨幅为3.6倍,于1990年9月达到峰值,随后就伴随股指基本没有反弹的下跌,一直到今天,仍维持在1983年左右的水平。由于土地稀缺,日本东京地价在房价中的比例高达65-80%,一般城市在60-75%,因此,地价指数与房地产指数相关性非常强。而台湾地区在1980年代末房地产与股价齐涨时,房地产价格也上涨2倍以上,房产价格由于调控政策也开始下跌,但是下跌幅度远没有股市大,尤其是台北市这一大城市房价的抗跌性更强,在1992年达到高峰后,尽管缓慢下跌但跌幅不大,到1996年也只有20%的跌幅。相对股市而言,韩国的房价指数走势更为稳健,房价整体涨幅相比而言不是很大,全国房价指数从1986年到1991年达到局部高点,上涨80%,随后出现盘整格局,至2002年以来继续上涨。泰国的房价指数抗跌性也较强,上世纪90年代早期,泰国房地产价格急剧上涨,涨幅在2-3倍,受到金融危机冲击,1998年,房屋价格平均下跌15%至20%。
我们研究发现,各市场的房地产走势与股市走势有很强的正相关性,但不同步;房价走势相对股市而言波动相对要小。
是什么导致了泡沫的破灭
1、泡沫的破灭时间与实体经济衰退、升值结束与否没有必然联系
既然泡沫的产生有着很强的规律性,那么泡沫的破灭也似乎成为必然。现在很多人认为既然牛市泡沫的产生一般都是伴随着GDP和公司盈利的高速增长,以及本币的持续升值过程,那么,泡沫的破灭通常的先兆就应该是经济增速出现下滑,或者本币升值预期结束的时候,但是,根据我们的观察发现,泡沫破灭的时间与GDP增速下滑以及本币升值是否结束没有必然联系:首先,从GDP增长的角度,台湾和韩国的经济增长在泡沫破灭后依然较为强劲,尽管比泡沫破灭前有所降低,但到1997年金融危机以前仍分别保持了5.79%和6.08%的较高增长水平,泰国泡沫在1996年破灭,那年的经济仍然高达5.9% ,而日本经济开始衰退也是在泡沫破灭后的一年以后;其次,从本币升值与否的角度,日元在1995年前一直保持着持续的升值、台币的升值也持续到1992年,而这个时候,泡沫早就完全破灭了。因此,不能认为只要GDP仍然保持较高速度增长、本币升值仍然持续,就认为泡沫不会破灭,换言之,GDP增速下滑以及本币结束升值不是泡沫破灭的最根本原因。此外,我们还发现,除了日本之外,泡沫的破灭对实体经济影响并不是非常大的,尽管股票市场陷入低迷,但是,GDP增速仍会保持较为快速的增长,这其中,台湾、韩国、泰国市场泡沫的破灭对实体经济发展并没有产生太大影响。而之所以日本股市泡沫破灭后,进入长达十年的经济衰退期,其中的原因在于日本银行介入资本市场太深,积累了大量坏账,泡沫期投资生产的设备出现严重过剩、房产和股票下跌导致企业和个人负债提高,随后的10年经济低速乃至负增长,称为“失去的十年”,泡沫破灭对日本实体经济的确带来了很大的伤害。
2、各市场泡沫时期的调控措施比较
各国面对资产泡沫的出现,无一例外,都采取紧缩性的政策调控,而利率提高等紧缩性调控政策产生的累积效应的确能成为挤破泡沫的最后稻草;而当泡沫破灭后,降息等提高流动性的宽松货币政策往往也于事无补。
我们首先来看日本的情况:1980年代初,日本市场的涨幅和估值水平处于稳步提升阶段,因此,日本政府并没有刻意采取强硬的调控政策限制股市发展,这时的最大问题在于贸易日益增长引发的日美贸易摩擦。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导致了1986年秋季日本经济的短暂衰退,为此,日本政府还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于1986年11月和1987年2月两次调低了官方贴现率,由原先的5%降低到2.5%。而1980年代后期,日本开始意识到资产价格膨胀的严重性,于1989年将官方贴现率提高到3.25%,又于1989年底进一步提高到4.25%。1990年8月,为防止海湾战争可能导致的石油价格上涨导致通货膨胀,日本中央银行采取了预防性紧缩政策,将官方贴现率提高到6.0%,于是积重难返的股市开始暴跌,泡沫破裂。相反,在泡沫破灭期内,由于担心经济持续衰退,日本货币当局重新转向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连续降低利率(在随后失去的十年中,利率降低到零),增加货币供应,但是收效甚微。
其次,与日本非常相似的中国台湾地区市场上,似乎是完全的一个翻版。由于新台币在短期内大幅升值,对当时的中国台湾地区经济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1985-1987年,台国际收支账户中短期资本净流入猛增,为延缓外资进入,中国台湾地区还引导利率不断下调,从1983-84年的7.25%,调低到1988年的4.5%,但仍无法阻止热钱涌入,新台币升值压力进一步加剧。1980年代末,资产泡沫快速膨胀,迫使台湾采取一系列强硬的紧缩政策:比如开放外汇管制,大幅提高居民汇出资金的额度限制,引导企业对外投资;实现利率的完全自由化,并随后大幅升高存款准备率和再贴现率,采取紧缩政策降低货币供应量,其中,1989年4月再贴现率从维持了一年的4.5%提高到5.5%,同年,8月提高到6.153%,9月再提高到7.75%;同时,严格取缔地下金融活动,打击股市非法资金等等。其中,最严厉的调控措施是1988年9月份台当局宣布恢复征收证券交易所得税,股市投资者信心受到严重冲击,股指大跌55%。但其后,为避免崩盘,台湾当局对其政策予以澄清,并鼓励机构进场护盘,导致投资热情重新点燃。还是与日本相似,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普遍预期油价将上涨,外资撤离,中国台湾地区股市开始崩盘。
再次,我们来看韩国,在1980年代初,韩国的利率水平相对保持较低水平,从1987年开始,韩国股票市场和房地产过度投机使物价水平提高,在这种情况下,韩国于1988年12月宣布了一揽子利率自由化措施,包括放开大多数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货币市场工具利率等,结果利率急剧攀升,1989年基准利率——拆借利率达到18%,自由化计划被迫中止。泡沫破灭后,利率也随之下降,在1990年代基本维持在6-8%左右水平;同时,还大幅度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从1985年的4.5%逐步提高到1991年历史最高点11.50%,并一直维持到1995年。
最后,泰国的牛市泡沫启动和破灭时间比上述三个市场要晚,泰国实施的汇率盯住制度使中央银行丧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灵活性,一直维持着较高的利率水平,1980年代以来,一直到1990年代,泰国最小贷款利率多年一直维持在12-16%水平浮动。1995-1996年,由于出口增长下降、泰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短期资本开始外流,为了维持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吸引外资流入,防止外资流出、更为了抑制资产价格泡沫,泰国中央银行被迫继续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不断收紧银根,持续提高利率。1996年,由于经常项目逆差迅速扩大、泰国经济形势恶化、使泰铢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这为国际投机资本提供了可乘之机,1997年以泰国为代表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
3、外资在泡沫产生与破灭中所起作用
四个市场的证券自由化程度各有异同:日本是四个市场中自由化开展时间最早、程度最深的,其在1980年代初就允许境外投资者投资国内市场,而中国台湾、韩国的证券市场自由化进程则较慢,台湾在1990年股市大跌的时候才引入QFII制度,寄希望于境外资金入场救市,而韩国在1992年引入QFII制度,也是在其泡沫破灭后实施的制度。
因此,我们认为,外资在泡沫产生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毋庸质疑,尤其是日本、中国台湾和韩国市场正处于本币升值阶段,外资通过多种渠道进入境内的房市和股市,而尽管泰铢并没有升值,但是由于升值预期明确,同样,吸引了大量外资进入泰国,因此,外资在助推境内房市、股市泡沫中的确起到相当作用,外资的进入直接助推了泡沫的吹大。但泡沫的产生最主要是由于本土资金的推动,我们注意到在泡沫时期往往本土投资者都展现了极大的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
泡沫破灭时与外资的关系也不大。以日本为例,实际上外资从1980年后期就开始陆续撤离日本,最后的泡沫疯狂阶段,基本由国内资金推动。而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外资比例都很小,外资在泡沫后期的撤离对泡沫的破灭更多的只是心理意义。其中,只有泰国市场受外资影响算是最大的,这与其在1995年以后继续保持高利率吸引外资的政策有关,1995年泰国证券市场外国投资比重仅4.8%,1996年快速上升到34.25%,在金融危机前更是达到44%以上的水平,金融危机后外资撤离,的确对国内市场造成较大负面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