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经济股票投资趋势

A. 美国三大股指创新高，发生了什么对经济会有什么影响

美国的道琼斯指数，标准普尔500指数，纳斯达克指数，这三大股指在12月17日全线收涨，

直到收盘，道指涨幅0.49%，涨147.31点，报30301.85点；标普500指数，涨幅0.58%，涨21.32点，报3722.49点；纳指涨涨幅0.84%，涨106.56点，报12764.75点；都纷纷创下了历史以来的新高。

在这样一些重大事件发生后又有什么影响呢？

一、缓解社会压力

近年来新冠疫情一直是全球人民的关注重点，而在美国新冠的发展状态仍然是大家的关注焦点，疫情的蔓延导致失业的人数增多，同时针对目前新冠病毒检测和疫苗的高费用，很多人是难以支付的。而纾困协议，正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救命稻草。能够很大程度的帮助缓解这些社会的压力。

二、刺激经济发展

对于社会的救助，大笔资金投入到市场，将对市场来说起到非常大的刺激作用，非常有利的缓解了市场的疲软。刺激市场消费。

B. 美国股票暴跌，对世界的经济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首先我们要明白美国一直是以“经济强国”自称的，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美国的经济确实领先全世界，但是今非昔比，美国再也不是之前的独霸世界的地位，也不再是全世界都随着它的变化而变化的节奏。

要知道，美国股票之所以会暴跌，主要原因是美联储渐进式地加息，美国的借贷成本会增加，当然这其中还包含一些政治因素，特朗普上位后，一系列的政策造成美国内部出现矛盾等，种种问题增加了投资者的担忧。而且美国一直坚持的利益至上的进出口政策使得其经济发展前景受到阻碍。

现在全世界的经济趋势不再是美国独大，全球经济都在加速增长的阶段，前景较好，各个国家占有的份额都越来越多，竞争激烈，特别是我们中国，经济一直在跻身世界前列，所以说美国的股票暴跌是真，但对全球的影响再也不会像之前那么大了。

C. 美国股票市场发展经历了哪些过程

美国股市近五十年来主流投资理念的演变：价值型投资和成长型投资的周期循环投资理念的发源地来自于最具活力、最具创新精神、最发达的美国证券市场。虽然美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但真正的规范化、快速发展时期主要是在1933－1934年的证券法出台之后。战后推出的养老金制度更是有力地推动了机构投资者队伍的壮大和大大改变了股市的资金供需结构，五十年代的经济持续增长和股市投资的财富效应，一起推动着股市指数的不断攀升。以后的各个年代更是各种新思维、新现象的诞生年代，股票市场的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作为影响力最大的机构投资者，证券投资基金尤其是开放式基金的发展，对于推动理性投资理念的普及和创新，通过引导市场、引导资金的流向而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的增长，到了重要作用。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演进，各种新的投资理念从发源地的里圈向外围扩散，在传播到外围股票市场（欧洲、日本、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等）的过程中，必然会结合不同的市场特殊情况与其它投资理念不断发生碰撞，诞生出新的投资模式。互联网和通讯技术的进步更是加快了发源地的新投资理念在全球传播的速度。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基本分析学派已成为华尔街等发达国家或地区股市的主流，它发展出的两个主要分支是内在价值型（Valuestock）投资和成长型（Growthstock）投资。前者认为，投资者投资股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每年收取现金（股息）红利，股票内在价值是未来现金流（投资者收到的现金红利）的贴现。成长型的投资者购买股票的目的主要是获得价格差而非现金红利，其前提是假设以往主营收入与利润增长良好的公司将来也会继续良好的增长势头。历史经验表明，在经历过度热情追高成长型股票导致最终幻想破灭之后，必然又会走回到稳健的价值型投资的老路上，循环往复，周而复始，投资理念的变化呈现周期性的循环规律。同不同年代的产业发展周期一致，处在高增长期行业的高增长速度的热门股在股票市场历史上各时期比比皆是，如19世纪的铁路股、20世纪早期的钢铁股和汽车股、50年代的铝工业股、60年代的电子股和塑料股、70年代的石油股、80年代的生物制药股和房地产股、9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和网络股等等，各领风骚，概念股是成长型投资的必然产物和升华。战后繁荣的五十年代：由于刚经历了1929－1933年的大崩溃，在20世纪30、40年代，小规模的个人股票投资被认为是危险的举动，个人投资购买股票不多，个人持有普通股热是从50、60年代开始的，主要是因为当时（尤其是50年代末期）人们很难相信会再次出现大萧条和股崩、蓝筹股比债券表现好以及担心通货膨胀侵蚀个人的钱财。1958年，玻璃纤维船股票是当时市场上的抢手货，它具有完全替代木船的许多优势，迎合美国50年代的休闲主题。后来的互联网股票同此时期的玻璃纤维船股票热非常类似。“电子狂潮”和腾飞的六十年代：其鲜明特征是后缀有“trons”的公司名称的流行，是增长股票和新股的狂潮期。在很大程度上，电子工业股热与当时的美苏两国太空军备竞赛有关。成长股是预期有高收益、高增长率的股票，特别是那些与高新技术相联系的公司股票，如一些生产半导体、速调管、光学扫描器以及其它先进仪器、仪表装置的公司，这些行业因投资者对其产品强大市场前景的憧憬而股价飞涨。从六十年代开始，多年以来传统行业的5－10倍市盈率规则被50－1000倍取代。1961年，数据控制公司的市盈率达200多倍，而增长稳健的IBM和德克萨斯仪器公司的市盈率也达80多倍。在此时期，以市盈率倍数为核心、注重未来现金流预测的稳固基础理论让位于注重投资者心理因素、“高买高卖、顺势而为”的空中楼阁理论。为满足投资者对股票的无止境的投资饥渴，1959－1962年发行的新股比之前的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多。如同九十年代后期的“.com”，以“trons”后缀命名的公司纷纷涌现。电子狂潮在1962年卷土重来，5个月后终于爆发可怕的抛售浪潮。成长股、绩优股同样被卷入暴跌的灾难，超过大盘的平均跌幅。股票市场从动荡中恢复趋向稳定后，进入的下一个运行热潮便是企业并购浪潮。投资者对公司高增长的预期，如果不能通过高增长或高科技的概念获得，便需要创造其它新的方法或概念作为接力棒。于是，六十年代中期诞生了专家们称之为的美国产业发展史上的第三次并购浪潮。该时期企业并购浪潮的主要动力在于兼并过程本身会导致股票收益的增长，其中的技巧便是财务或金融知识而非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1968年，由于该次并购浪潮中的领导者发布的季度公告收益低于预测，引发了市场的怀疑和震动，企业并购浪潮开始急剧降温。在六十年代，除了上述概念之外，市场还诞生出其它概念股票，施乐公司是概念股票的典型案例，其静电复印技术的革命性发明吸引了几乎所有业绩优良的基金经理。后来这种概念化投资策略发展到任何概念都行的地步。概念公司经常出现的问题是扩张太快、负债过多、管理失控等，公司的经营管理风险很大，成长的不确定性大。当1969－1971年的熊市来临，概念股跌幅比涨幅还大，还快。此后很多年，华尔街不再对业绩迷信和推崇概念。就像行业或经济发展有自己的周期一样，整个六十年代公众对概念崇拜的理念经过了近十年的洗礼之后，又回归到周期循环的起点，崇尚绩优成长股。到六十年代后期，随着基金数量和规模的不断扩大，开放式基金之间争夺公众资金的竞争加剧，公众开始关注基金近期的业绩记录，尤其关注基金是否购买了那些有令人振奋的概念和完整信服历史的股票。业绩投资便开始风靡华尔街。漂亮的中年人所主宰的七十年代：经历了六十年代的购买小型电子公司和概念股票之后，基金经理和投资者恢复理性和稳健原则，开始投资于有令人信服的增长记录的蓝筹股，这些股票一般有持续增加的股利以及很大的总股本（流动性好）。人们认为这些股票不会像六十年代投机狂热时代那样垮掉，人们普遍的心理是购买后开始等待长期收益，被称为是谨慎的行动。当时的50只时髦股票主要有：IBM、施乐、柯达、麦当劳、迪斯尼等。人们认为任何时候购买这些已经被历史证实的成长股都不会错，被称为“一锤定音（one－decision）”股。而且，购买蓝筹股还能为机构投资者带来谨慎投资的声誉（见表一）。狂啸的八十年代：是生物工程股的好年华，同样具备许多投机过头的好股票，它以另一波包括生物技术和微电子在内的新领域的新股浪潮而开场。1983年出现的高科技浪潮是六十年代的极好翻版，仅仅是改变了名称而已。技术革命唤醒了人们对高科技将彻底改变人类未来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幻想，直接刺激起60年代的概念炒作理念的复苏。几乎所有的原始新科技股都是抢手货，新股上市后还会狂涨。再次征服概念股的是以基因工程为基础的生物技术的革命性突破，驱动生物技术狂热的是抗癌（后来是抗爱滋病）新药的问世，华尔街还因此出现了专门针对生物技术公司的新估价方法。最终的结果还是市场自身来消化自己吹起来的泡沫，从八十年代中期到后期，大多数生物技术公司股票跌去3/4，1988年的市场复苏也没有帮多少忙。激动人心的九十年代：前半期是“亚洲四小龙”热，当时的背景是基金经理因美国本土经济的发展速度放缓后而将目光转向海外，对新兴国家市场激动人心的发现和巨大增长潜力的预期，加上人们对该市场的风险知之甚少，直接推动了股票投资的国际化———“亚洲四小龙”热，后来因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而崩溃。九十年代后半期至今的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概念股的狂飙及退潮，人们对此至今记忆犹新，同样也经历了一个从狂妄到恐慌、最终到崩溃的完整过程和结局。追溯美国股票市场近五十年投资理念演变的历史，大致按以下线索在展开，其中又蕴涵着某种周期性的循环规律：电子、半导体股（60＇S）———绩优蓝筹股（70＇S）———生物工程股（80＇S）———亚洲四小龙、网络股（90＇S）———传统行业绩优蓝筹股（目前仍处在回归过渡期）。在每一周期中，投资者对证券评价的风格和方式在证券定价中起关键作用，从而也就奠定该时期的主流投资理念。概念股兴起时期，以内在价值型投资为基础的稳股基础理论屈从于空中楼阁理论，借助于投资大众的从众化情绪和过度反应，将憧憬美好的空中楼阁演绎得登峰造极。在概念股崩溃之后，受伤的弱势群体和投资大众追求安全和稳健的观念又深入人心，以内在价值作为股票投资价值的心理底线牢不可破，从而矫枉过正地走向另一个极端，回到有看得见的收益增长和分配现金红利的传统产业，直到下一轮周期新的振奋人心的概念出现。我们发现，市场投资理念的周期性变化同股票市场筹码结构的调整过程惊人的一致，只有当被低估的市场筹码（成长型股票热时必然导致市场大量抛售价值型股票，持续一段时期后必然导致价值型股票被低估），在经过成长型股票热的高峰之后，逐步被调整到更积极、坚定的投资者手中，且一旦这种市场筹码结构转换的调整完成或时机成熟之后，新一轮市场热点或周期的启动就不远了。这种周期性在任何国家和地区的股票市场都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它与股市零和博弈游戏的利益矛盾或盈亏结构相一致。我们同样还发现，基金引导着市场主流的投资理念。无论是向新型行业投资、向高成长的新兴市场投资（国际化浪潮），还是向国内绩优蓝筹股投资，基金始终伴随着先进的产业理论、管理思想的武装，走在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最前沿，领先于经济周期。正是资本的驱利性和对投资领域的高度敏感，资本才始终能够率先找到流动的方向，引导社会资金（资源）流向回报最高、最具有长期投资价值的产业和公司，而一旦遇到阻力便开始自动调整，证券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参考资料 http://www.xslx.com/article1/messages02/2315.html

D. 1929——1933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股票市场中股价都高于生产利润，这是什么意思

股票市场中股价都高于生产利润，说明泡沫现象出现，会导致股价回归价值。

生产利润和如今的净资产：一个企业，只有利润高才有发展前途，假设一个企业各方面都比较好，就是不赚钱，那还说什么呢？资金是企业的血液，有了资金企业才有发展的动力，生产利润越高，那么一定时期内净资产增加就越多。

股价高于商品的本身价值就出现所谓的泡沫么？ 并不是股价高于商品本身，价值就出现泡沫，比如：獐子岛，目前28元一股，一斤水产品才多少钱（海参鲍鱼鱼翅除外，这里讲的是普通水产品）？难道因为一斤虾5、6元该股就泡沫严重么？你可能想问的是股价高于股票本身的价值。关于这个问题，在国际上比较认可的是大盘平均市盈率，在大盘平均市盈率在20的时候就认为股市是值得投资的，一旦市盈率太高，比如达到50、60倍，那么泡沫就出现了（高于了股市自身的价值），所以股市的大盘就会自身调整一下，因为太高了，心理上讲就是：很多投资者也暂时离场了，规避风险，免得泡沫破裂。股市资金少了，市场也就跌了。所以股价不能过高，当然也不能过低。

E. 有着强大的经济做后盾，股票其实投的到底是什么

很多人投资股票，追求的是“低买高卖”，也就是以较低的价格买入，等股价上涨了，再以较高的价格卖出，赚取差价，本质上是一种择时的方法。

那么，这种通过择时赚价差的投资收益怎样呢？

有人以美股为例做过研究。在1965年到1995年的30年间，假设运气极好，每年都能抓住当年的最低点，并在最低点买入1万美元标普500指数基金，那么坚持做30年的年均复合回报率是11.7%。

相反，那些运气极差的人，连续30年都在当年的最高点买入，他们的年均复合回报率是10.6%。还有一些人不去择时，就在每年的第一天入市，这么做的年均复合回报率是11％。

第三、股票投资的本质还是公司

长期来看，公司利润和股市回报之间的相关性非常高，本质是均值回归，股价长期就是要回归到企业的内在价值，这也是价值投资的核心逻辑。

所谓内在价值，也就是巴菲特挑选企业的核心标准之一：持续稳定的赢利能力。

美国股市在1966 到1982 年间持续盘整，靠价差基本赚不到什么钱。但由于公司的持续盈利，投资者照样可以获得股息，所以投资回报率依然是正的。

所以说我们要与好公司一起成长，就要做到两点：

一是要认真做研究，买入值得长期拥有的公司。

二是不要受到市场波动影响，而轻易放弃自己所看好公司的股票。

而且，每一次经济衰退都成功度过，经济一旦恢复正常，股市就会开始上涨，这些好公司就会有很好的表现，甚至不断创新高。

对于一般投资者来说，如果没有直接甄别股票的能力，投资基金和债券也是很好的选择，不用去担心市场波动，让专业的基金经理帮你投资理财，依然能拿到不错的分红。

F. 关于美国经济前景的问题

1.美国经济学家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

尽管对当前世界经济和美国经济是否真正复苏看法不一，但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四位来京出席明天开幕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美国经济学家则一致看好，所用的判断词有“前景乐观”、也有“ 谨慎乐观”。

在今天下午“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四位美国经济学家就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发表了各自的看法。曾担任过美国总统经济咨询委员会主席的斯坦福大学迈克

尔·伯斯金教授说，过去十年，在世界经济和亚洲经济遭遇不少困难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发展。中国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加入世贸组织，从经济角度看是深谋远虑的举动，并有着极大的勇气。他认为，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外资将进一步涌入，中国改革开放的力度会加大，只要中国认真处理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银行呆坏账等问题，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前景是十分光明的。

中国经济研究专家、美国布鲁金斯学院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认为，中国政府决定加入世贸组织，是一项非常重要的重大决策。这一决策将使中国在今后更加开放，改革的步子更大。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德怀特·帕金斯教授在发言中说，中国要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公司管理体系，这一点对于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是同样重要的。好的公司管理的标志是对股东权益的保护，尤其是对弱势股东的保护。他指出，一个好的公司管理对任何社会都是困难的，美国不也出了安然事件吗？要使中国公司改革取得一定的成就，独立的司法系统和监管机构的建立是十分重要的。

全球最大的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师斯蒂芬·罗奇说，在刚刚过去的2001年，中国经济又出色地度过了另一次严峻的考验，这是4年来中国第二次面对较大的外部冲击。第一次是1997年到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这一次是罕见的全球范围的经济衰退。罗奇对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持积极乐观的看法。他认为只要中国继续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世界上最大的国内需求，那么中国的经济一定会保持强劲的增长，也能够抵御外来的巨大压力。

2.中国经济发展前景还需要什么？（作者为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尽管官员腐败与社会诚信在中国越来越成问题，为社会各界所深恶痛绝，但是关于这方面的很多报道在中国往往还要受到限制。主管媒体工作的宣传部门经常会下发一些文件或者通过电话口头“打招呼”，要求媒体不准报道某些“敏感”的或者“不利于社会稳定”的事件。新闻审查的加强对中国经济有什么影响？换句话说，我们能从新闻自由中获得什么经济好处？新闻自由值几个钱？当然，在我们都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欢欣鼓舞的时候，可能很难让人听得进“开放新闻媒体对中国经济是多么多么重要”的话。的确，几百年来，新闻自由一直被看成是一项纯粹的政治制度，只是对当权者的监督、对政府权力的制衡能够起到关键作用；一提新闻自由就让人感觉又要谈政治了，等等。其实，不用这么怕，新闻自由对中国经济的深化发展、矫正经济腐败、促进市场交易具有同样关键的作用，开放新闻媒体也恰恰是为了增加中国的就业机会所必需迈开的一步。遗憾的是，这一点至今还被人们所忽视。

过去二十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故事从许多方面都给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超过9％，人均GDP（按真实购买力算）从338美元增长到2003年的约5000美元，超过两亿人口因而脱离了贫困线。中国的城市化程度也从1978年的16％上升到目前的41.8％。就在全球经济因互联网泡沫破灭而放慢增长的这几年里，中国经济不但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而且也带动了许多其它国家的经济增长。这样的成就不胜枚举。

中国的非凡经历也令众多学者和评论家迷惑不解：法学界和经济学界广泛接受“法律对发展至关重要”和“制度对发展至关重要”这两项命题，而且制度经济学的这些结论也是“华盛顿共识”所依赖的核心理念基础。但众所周知的是，中国虽然缺乏一个可靠的市场制度架构，既没有可靠的法治又没有自由的新闻媒体，可是其经济却仍在继续快速增长。特别是与印度或新近转型后的东欧国家相比，中国的现象更显得像个悖论。与中国不同，印度拥有相对齐备的现代制度，既有民主与法治又有新闻自由，但其人均GDP却仅从1978年的560美元（当年中国为338美元）增长到2000年的2358美元（那年中国为3976美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答案在产业结构里

原因是中国这些年快速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制造业和住房基建业，这种产业结构对制度的依赖度较低。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来自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和建筑业（住房与高速公路建设）。虽然这些产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服务业的繁荣，但后者并没能充分发挥工业增长所提供的发展潜力。以2004年为例，中国GDP有15.4％来自农业，51.1％来自工业，33.5％来自服务业。而印度的服务业占GDP之比为51％，美国的服务业则更是高达79.4％。实际上，在所有人口超过100万的国家中，中国的服务业水平最低，位于最不发达的行列。由于中国经济严重依赖“重型”工业，其增长需要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这种产业结构也当然让中国经济可以在不作政治改革、不开放媒体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增长。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将中国近几十年来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制造业与金融服务业作一下比较。以玩具制造业为例，它用来交易的产品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购买者可以检查玩具车的样式、风格和颜色，从而确定其质量和价值。买者还可以在购买之前进行多次试车检验。制造商（或销售商）与购买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虽然存在，但却是很有限，买方较不容易受骗。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增强产品责任的法律保护与司法独立是合乎人们需要的。然而，即使没有这种可靠的司法制度，可能也还行，购买方顶多是在买之前多花些时间检查、多试该产品几次，由此来克服法律上的缺陷。除此之外，就算买者在买货之后发现产品有瑕疵，或许只要该产品“还能用”，他也可能就接受了，就“将就将就了”。因此，制造品的“看得见摸得着”这一特点足以帮助购买方规避其在信息方面的不利局面，从而降低他的交易风险。这样一来，即使在不可靠的市场制度下，制造业也能发展，只要有很多很便宜的劳动力即行。

相比之下，在股票等证券交易中交易的则是金融契约，或说对未来现金流的收益权。第一，契约本身就是一种法律构建的“东西”或说概念，如果没有相应的证券法以及独立有效的司法制度，这种金融契约就没有任何意义，就一文不值。第二，恰恰由于金融契约“看不见摸不着”这一隐蔽性特点，使其购买者在信息方面处于一种非常严重的不利：被交易的金融契约无色无味、也无形状，购买方无从检验它。他们不得不依靠证券发行方披露的数据和媒体所提供的信息来评估证券的价格。在这种情况下，畅通无阻的媒体信息流动、自由的新闻调查报道以及有关证券发行人和其相关实体的评价意见就变得非常关键，这些独立的信息和评价可大大增加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培养市场交易中的诚信基础。

与无形的“服务”市场相比，“实物”市场对法治环境和新闻制度的依赖性要小得多，特别跟金融服务业比更是如此。因此，那些不具备“对市场发展友善的制度”的国家也许只能集中精力发展其制造业和其它实物业，当然也可侧重农业，但不能对服务业有太多指望。而那些有新闻自由以及可靠法治制度的国家则既可选择专注于工业，也可发展服务业，专挑在价值链中利润最高、最赚钱的行业去做，把“苦力活”留给那些制度欠缺的国家去做。

我们也可从跨国数据中看看这一结论是否离谱。为了证明这一点，根据Freedom House在1990年对106个国家新闻自由程度的评分，我把这些国家分为三等份组，然后计算出每组国家中服务业占GDP的份额。结果显示，在2002年，服务业份额在有新闻自由的国家中平均为62.4％，在中等新闻自由的国家中为57.1％，在新闻不自由的国家中为48.5％。当我用各国的人均服务业经济增加值来取代服务业占GDP份额，以此来衡量一国的服务业发展水平，那么得出的结论基本不变。看来，新闻自由确实可减少市场交易两方间的信息不对称，增加参与者对市场交易的对象——“服务品”的信心，减少“服务”市场上的交易风险，从而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公正、完整的信息和知识可以增加市场交易中的诚信，而诚信又更是服务业市场发展和深化的基础。

在理解了制造业和服务业对制度机制有着不同的依赖度之后，我们现在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故事并不能否定制度经济学的命题，而是跟后者非常一致。中国的故事是：在不进行实质性政治改革的情况下，凭借其大量的廉价劳动力重点发展其制造业、建筑业等“重型”行业，由于这些行业对新闻媒体和法治环境的依赖度低，所以到目前为止这种经济发展模式还可以成功。然而，这一“重型”发展模式是不能持久的，今天的中国经济现实实际上已在挑战这一模式。

新闻自由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必要基础

对这种“重型”发展模式的挑战来自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这种以高能耗、高自然资源消耗为特征的发展模式不但抬升了世界能源价格，促使许多人预言地球能源供应危机即将到来，而且已经严重破坏了中国的生态环境。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是有代价的，环境与资源遭受重大损耗，河流与湖泊也遭到重度污染。

第二，作为纺织品、服装、机械和电子产品的出口大国，中国正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贸易壁垒挑战，这会使中国难以进一步扩大其在众多制造品市场中的份额。贸易问题已是近几个月来报纸头版报道最多的问题。

第三，制造业已不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中国只能靠服务业来增加新的就业。举例来说，虽然制造业产值自1978年以来以每年14％的速度增长，但在1995年时制造业从业人数达到9800万的顶峰，到2002年制造业就业数已减少到8300万人。随着效率的提高和技术革新，制造业的生产力将得到提高，而这只会进一步减少其从业人数。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估计，中国农村有大约两亿闲置农民，他们都需要工作。官方的城市人口失业率多年来维持在3.6％左右，真实的失业率我们不得而知。不管怎么说，每年新增的可就业人数为1500万（包括350万大学毕业生），但每年新增的就业机会目前是800万，这就意味着每年新增的失业人口是700万（这还不包括新的失业人数）。中国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

最后，中国长期以来希望改进在价值链的产业地位，慢慢减少对低经济增加值的制造业的依赖度，而服务业的经济增加值普遍较高，可取得更多的利润。

从上述这些因素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明显的结论：中国必须进一步发展其服务业。确实，既然中国的服务业占GDP的份额是世界最低的，这同时也意味着它蕴涵着最大的发展潜力。在有13亿人需要服务的情况下，这种潜力尤其巨大。但是，正如上面讲到的，发展服务业需要法治，需要独立的司法，需要新闻自由。在近些年里，这些制度机制已经得到了改进，但还是远远不够。

以上海为例，在1949年前，上海是中国甚至亚洲的金融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其服务业十分兴隆。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决定将上海重新塑造为未来亚洲的金融中心。十多年来，政府把相当多的金融业务都安排到上海，以此来重点把上海发展为服务业中心。比如，第一家证券交易所是1990年12月在上海建立的。过去几年里，证监会把新公司股票上市都安排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而不放到深圳证交所。在官方的鼓励下，外国银行和金融公司也陆续落户上海。然而，虽然这只“看得见的手”多么偏重上海，给它提供最好的服务业发展机会，但结果如何？上海服务业在其2004年GDP中所占份额只有47.5％。而且，服务业份额在过去两年里每年下降了0.5个百分点。实际上，过去几年上海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红火给了其服务业不少推动，但它的服务业还是连续两年在衰退。1995年，上海金融服务业的经济附加值占其GDP的10％。在2000年，这一份额创下15％的新高。但在2004年，金融服务业的份额又降回到10％。造成这一趋势的原因之一是自2001年夏天以来股价一直在下跌。因此，在未能改进新闻媒体和法治环境的情况下，连具备最好的服务业发展机会的上海也无法提高其服务业水平，其47.5％的服务业GDP份额甚至低于印度全国的水平。

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过去多年，政府将经济发展与政治改革分开。政治性的刊物受到严格审查，而财经类报刊则“在一定的模糊范围之内”享受一定的自由。但是，在一个以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为主导的经济社会里，其政府对经济的行政管制又不受到民选议会的制约，那么经济和政治实际上很难分开，因此财经类报刊实际上难以有真正的自由空间。

比如说，国有商业银行的董事长和行长都是由中央组织部任命的副部级干部，对他们的工作言行的追踪报道常常就与政治性新闻沾边，因而属于政治新闻审查的范围。虽然关于金融风险和银行不良贷款问题多年来讨论得非常热烈，各界也一再呼唤着加强金融风险管理，但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数量到底有多少，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一个机密。在“安然事件”发生之后，上市公司的治理问题开始受到重视。但是，1300多家上市公司又多数为国有控股，其最高管理层又大部分由相关行政部门任命。因此，如果记者敢于调查报道这些公司的负面消息，他们将面临着工作被炒甚或吃到官司的危险。在股市价格走低之时，财经新闻编辑会受命只刊登正面报道，不登负面新闻，以此塑造出一个经济与金融市场的积极景象。新闻审查限制了有用信息的供应，扭曲了市场中的真实信息，从而阻碍了市场尤其是对信息依赖度极高的金融市场的发展。

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不同，中国现在有了高速公路、铁路和航空网络，这些运输网将各个地区整合成了一个全国统一市场。货物和服务的交易已跨越了地域的界限。股票、债券、保险和其它金融产品在不同地区之间进行交易。在这么广泛的市场经济里，如果公司管理层行害，或者产品与服务的提供商行害、行骗，那么他们对投资者和消费者的潜在损害都会是极为广泛和深远的。这种复杂市场里，信息的自由流通涉及到太大的公众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哪个政府能雇佣足够多的管理员、监督员来监督、揭露并矫正市场中的不良行为，即使政府能雇佣很多很多的市场与企业监察员，他们也不可能有足够的激励把监督做好，或许由此带来的反而是新的寻租与腐败机会。一个自由的、不加审查的新闻媒体则不仅可以独立地提供完整的、公正的市场信息，而且他们能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纠错机制，我们知道“阳光是最好的杀菌剂”，由媒体将公司作假与商业腐败曝光，这本身就可起到对商业和市场纠错的效果，也是一种最自然的规避金融风险的手段。因此，新闻自由不仅对政治民主十分必要，而且可以对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hlm

G. 为什么我们的股市怕涨，美国的股市怕跌

没有一个国家的投资者希望股市下跌，只要是市场的多头都希望股市涨得越高越好。但站在中国A股市场整体的角度来看，中国投资者确实是有点害怕股市上涨，这与国内市场的投资者结构有关，也与投资者的专业程度相关。

每当我们的股市有大涨的趋势，一波又一波的打压随之而起，像是憋了一口气迟迟不能松开，股市好不容易冒一个头，很快又跌了下去

我们知道，市场上涨得越厉害，下跌起来也越凶猛。一般在股市不景气的时候，散户通常不去关注市场，不交易也就不存在亏钱。但往往到市场上涨的时候，大批散户眼红其他人赚钱，会追涨将资金投入股市。赌徒心理一上来，就容易亏损，所以很多在熊市不亏钱的投资者反而在牛市里栽了大跟头。

所以，这些年来美国股市整体都呈现震荡上行的状态。而国内的股市，近几年刚刚开始推动养老金入市，更多的投资者只是将股市看成一个短期取得收益的赌场，股市的涨跌与整个社会的稳定性之间的关联较弱，股市暴跌不会产生社会问题。

股市暴跌最关键的点是常常会引发国家或地区间的金融危机，一旦股市在短期之内出现大幅下跌，就可能引发连锁债务问题，大量债务违约就会引起经济危机，对于美国这个世界第一经济体来说，受到的影响是最大的。

当然，这其实任何一个国家都承受不起的。

H. 有没有介绍美国宏观经济与美国股市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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