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投资数学家和经济学家
❶ 金融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区别
一、研究的领域不同
1、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行为及如何将有限或者稀缺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的社会科学。
2、金融学从经济学分化出来的，是研究公司、个人、政府、与其他机构如何招募和投资资金的学科。
二、内容不同
1、金融学大致有两个方向，宏观层面的金融市场运行理论和微观层面的公司投资理论。
2、经济学的概念中就没有金融学的那么明显列出所学知识，金融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
三、就业方向不同
1、经济学业可以从事的行业会计学、财务、证券、期货、投资、营销、市场、银行、金融、老师等。
2、金融学可以在商业性质的银行，其中包括中国工商、建设、农业银行等四大行和招商等股份制商行、城市商业银行、外资银行驻国内分支机构，证券公司，含基金管理公司；上交所、深交所、期交所等。
四、历史起源不同
1、经济学
人类经济学起源于中国古代以经世致用为代表的价值观，均富、损有余而补不足为代表的平等观，交相利、义利统一为代表的生产关系观，通功易事为代表的贸易观，农本工商末为代表的产业观等等早期经济思想。
中国古代早期经济思想虽然比较零散，分见于不同的思想家，但从综合来看比斯密《国富论》更完整系统，包含了人类经济思想发展的所有萌芽；从人类经济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包括斯密《国富论》在内的所有西方经济学都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抽象发展。
中国古代早期经济思想和后来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为中国经济学实现更高层次的综合、建构人类一般的科学经济学体系打下良好基础。
2、金融学
金融、金融学均为现代经济产物。古代主要是农耕、农业经济，主要是易货和简单的货币流通，根本不存在金融和金融学。
如在中国，一些金融理论观点散见在论述“财货”问题的各种典籍中。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最早形成于西方，叫“货币银行学”。近代中国的金融学，是从西方介绍来的，有从古典经济学直到现代经济学的各派货币银行学说。
❷ 经济学家炒股能不能赚到
真正的经济学家应该明白一个道理：股票市场的期望值，也就是first moment是几乎不可能被预测的到的。这一点，已经被无数多的金融经济学家、计量经济学家、统计学家、数学家从理论以及实践方面证明了。
如果无法预测期望值，也就无法施行有效的投资策略。所以，一个理性的、真正的经济学家都不应该一个人去随便炒股。因为从长期来看，他不可能赚到钱。
但是你仍然能看到一些经济学家在炒股。原因有以下几点：
他有内部消息。千万别小看内部消息，各大金融机构各大银行之所以能在股市里赚钱，主要是因为他们能比普通民众更早的得到内部消息。这一点早已经被经济学家证实。甚至有大量学者专门研究不对称信息利益最大化，用来帮助大机构在有内部消息的前提下，最大化自己的利益。
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不要笑。所有经济学理论也证明了，无法对股票市场的期望进行预测。但这是建立在一个假设的前提下：在巨量的资本市场中，一个人的资金可笑到可以忽略的程度。但如果我控制的资金强大到可以左右市场的程度，这个假设也就不成立。而相应的数学理论和经济理论也证明了，当我可以左右市场的时候，我是可以赚到钱的。所以，当经济学家参与了可以影响市场的海量资金投资的时候，他也是可以赚到钱的。甚至有数学理论可以计算出，可以最大化利益的最优投资组合。股市里所谓“庄家”的概念也从一个侧面验证了这一理论的可行性。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家。他是一个不理性的傻子。其实这个原因占大多数
一个没有内部消息的个体经济学家去炒股，和一个普通的小股民去炒股，结果是一样的。长期来看，都是亏损的。但这就像赌博一样，总有媒体和小道消息，传说这一个神人可以通过自己所谓的分析和判断，击败了市场，赚了大钱。然后无数的人蜂拥而至，试图复制他的成功，到最后赔的一塌糊涂。
就算经济学家能分析所谓的财报。但这个消息是所有人都能得到的。除非他能拿到别人没有的信息和数据，否则一个经济学家和一个普通人在炒股问题上没有任何区别。
❸ 股票的问题，请真正的股票高手和经济学家回答
说说其中几个问题的个人感想。中国那么多股民炒股为啥赔呢，就像你说得那样，不知道看书不学习知识，这个是一个方面，另外就是不关心经济和政治，第三赚了钱舍不得出仓，第四股市规定和管理不规范，违规的东西太多。这几个原因，个人深刻以为第一第二是决定性因素。天底下有那么好赚钱的事吗？你不学习不吸取知识就想炒好股，真是贻笑大方。但往往很多人意识不到这个问题。居然还有人说自己看哪个股顺眼就买哪个，那还不如买彩票，一下还能中500万。
然后就是那些整天分析这个股那个股的股评人，有些是有本事的，有些就是瞎说。都涨成啥样了你还在这里说，人家自己不会看啊？人家主力正在出货呢还忽悠散户买。这些往往都是要推销炒股软件或者庄家在发布消息操纵市场。上电视是为了迎合大众，还能忽悠人赚钱从中得利，所以有些媒体的做法实际上是很不对的，在推波助澜。
股市里最大的对手就是自己。为什么大部分人输少部分人赢？就跟世界上80%的财富掌握在20%的人的手里一样。平庸的人总是大多数，尤其是那些连自己买的股究竟是做什么的都不知道的人。钱99%多数被庄家赚了，剩下一点1%被高明的散户赚了。
❹ 三个经济学家和三个数学家思想感情
各不相同，经济学家追求经济前景发展，数学家追求的是精益求精。
❺ 儅数学家还是经济学家好
数学家要耐得住寂寞，可能要默默无闻地工作好久才会出结果。而且除非从事“宽客”一类的工作才会有高收入；而经济学家只要有一定能力，准确预测一次经济危机，往往就会出名，而且收入相对高。
当然，这更多取决于你的兴趣爱好和天赋了
❻ 三个经济学家和三个数学家读后感
三个经济学家和三个数学家读后感？
《三个经济学家和三个数学家》读后感
就是读了《三个经济学家和三个数学家》把具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所谓“感”，可以是从作品中领悟出来的道理或精湛的思想，可以是受作品中的内容启发而引起的思考与联想。
表达方式灵活，写法不同于一般议论文，因为它必须是在读后的基础上发感想。
以“感”为主，联系实际，写深写透。
读后感正确格式：
第一部分，由读而引出感。一般来说，这一部分要求简明扼要、开门见山，千万不要绕圈子，而是要用肯定的语气概括地说出感受是什么。
第二部分，具体谈感受是什么。，感受由浅到深，感受由心而发、发自内心，因此要自然真实，有感而发。
第三部分，把感受落实到自己的现实生活中去，联系生活中的事例来谈感受。具体说来，就是把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所作所为和文章中感动自己的人或事情做比较与对比，找出差距，找出不足，树立学习的榜样。
第四部分，文章的结尾，要对全文内容做个收尾总结，可以进一步抒发理想或希望与祝愿。
❼ 请介绍几个比较著名的经济学家
一)经济学
一、古典体系
在19世纪末之前，西欧无疑是近代经济学成型和迅速成长的摇篮。从英国的配第到法国的魁奈，从斯密到萨伊，从李嘉图到瓦尔拉，从屠能到西尼尔，从格森到古诺等等。而在1750－1870年这段时期，也就是从重农主义到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的产生这段时间，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实际上又成了近代的“经典”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熊彼特好象说过，在这一段时期，英国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斯密—李嘉图—穆勒的古典体系”。当然，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属于这个“古典体系”的除了斯密、李嘉图、穆勒之外，还应该包括象马尔萨斯、马克思等这样伟大的经济学家。作为古典的经济学，后人对于什么是古典经济学的中心论题以及什么又是古典的体系这样的问题在经济思想史上一直是存有争论的。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如何评价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在“古典体系”中的相对地位？李嘉图的经济学是否继承了斯密的“体系”？
首先，我们必须重视“政治经济学”一词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的重要意义。在古典的意义上，“政治经济学”涵盖了今天我们称之为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全部内容。我所看到的许多文献在涉及古典的政治经济学的含义时都提到斯密在《国富论》第4卷的导言中所写的一段话：“作为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务的科学分支，政治经济学有两个明确的目标：首先，它要为人们提供，或者更恰当地说，使人们能够为自己提供丰厚的收入或生活资料；其次，向国家或全体国民提供足以维持公用事业的财源。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国富民强”。这段话后来也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领袖人物莱昂·罗宾斯（L·Robbins）教授在《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1976）一书中所倡导的研究传统的基础。
那么，古典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到底是什么呢？在斯密52岁完成的5卷本巨著《国富论》中，经济学论述的问题的确是包罗万象的，但斯密提出并论证的“自然的自由制度”（特别是自由贸易学说）经济理论则在120年后的马歇尔那里转换成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实质性架构。可是，现在几乎所有的古典经济学说史家都认为，李嘉图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的出版使斯密的经济学体系发生了从概念、范式到重点的变化。例如，有的当代学者认为，斯密学派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在1817年以后的确要由“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来限定了，甚至还有“李嘉图革命”之说。不过，正如熊彼特的观点那样，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发展阶段来说，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可能的确是从斯密到穆勒体系这条发展主线的一个小小的弯路。这一点在丹尼斯·奥布莱恩（D·O’Brien）1975年出版的著作《古典经济学家》和1981年发表的论文“李嘉图式的经济学和李嘉图的经济学”中得到了发挥。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古典经济学”条目下，著名的经济思想史学家布劳格（M·Blaug）认真地比较了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和斯密体系的区别。他认为，好在李嘉图的“弯路”很快就被纠正了，因为在1823年李嘉图死后的10年内就基本上被他的“信徒们”抛弃了。因此，包括布劳格在内的不少人还是认为，古典经济学的整体体系仍然是一致的。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论述的问题比斯密的《国富论》要少得多。不仅如此，李嘉图还没有继承斯密的关于价值（价格）决定的理论体系，而将注意力转到了“分配问题”。没有正确地把生产（价格）和分配问题统一起来的所谓“李嘉图谬误”，后来也成为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1954）中和芝加哥大学的富兰克·奈特（F·Knight）在《李嘉图的生产和分配理论》（1956）中对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进行批评的根本原因。可是，李嘉图的这个“弯路”在英国古典经济学说史上插入了一个所谓的“作为剩余理论的古典经济学”的话题。当然，也可以这么说，没有李嘉图的这个“弯路”，就没有后来的马克思的经济学。如果我们把“剩余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视为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的主线的话，那么，正如布劳格所说的那样，把马克思列为最后一批“剩余”的古典经济学家也是恰当的。作为剩余理论的继承人，马克思无疑从李嘉图那里学到了后者的分析范式。然而，马克思创造性地发展了“剩余价值理论”，这是他对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的超越。为《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撰写“马克思”条目的欧内斯特·曼德尔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他对（古典）经济学最具革命性的贡献，他发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长期运动规律毫无疑问成了他最杰出的成就，19世纪没有第2位作者能象马克思那样始终清醒地预见到资本主义怎样运行、发展和改变世界。的确，马克思首先是一位预言家和社会学家，他的经济学始终在充实他的社会学框架。在这个意义上，我更欣赏熊彼特在著名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1942）中对“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所作的这样的高度评价：“作为经济学家，马克思首先是一个博学的人。马克思作为一个作家，我一直称他为天才和预言家，而我认为有必要突出上面这一点，这似乎有点奇怪。然而，意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天才和预言家通常不是在某一专门的方面很杰出，正是因为他们不是某主面的专家，因而具有独创性。但是，马克思的经济学中没有什么能说明他缺少作为学者的素质，或缺少理论分析技术方面的训练。他是一位贪婪的读者、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很少遗漏重要文献。他消化他读过的所有东西，深入思考每一个事实，怀着热情争论不寻常的问题的细节，他习惯于透视包含整个人类的文明和延续发展的历史。或批评，或反对，或采纳，或综合，他对每一个问题总是要探索透彻。最突出的证明就是他的剩余价值理论，这是理论方面的里程碑”。
不过，提起“作为剩余理论的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式的经济学，我们也不得不提及本世纪年轻的剑桥大学的斯拉法（P·Sraffa）所作的卓越贡献。在剑桥，他是和数学家兼经济学家的年轻的拉姆齐（F·Ramsey）和冯·诺伊曼（J·Von Neumann）一样仅靠3篇论著而成为名声大噪的伟大经济学家的天才。特别是，他于1960年出版的仅99页的小册子《用商品生产商品》可谓开创了一个把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结合为一体的“古典结构”。这种结构复兴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剩余产品”的分析范式，以至于人们今天干脆把古典经济学称为“斯拉法体系”。
二、剑桥遗风
“斯拉法体系”也许可以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但斯拉法的出现则勾起我对美丽剑桥的回忆。150年来，这里曾活跃着马歇尔、庇古、凯恩斯、斯拉法、拉姆奇、米德、罗宾逊夫人、哈罗德等一代代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使剑桥堪称现代经济学的摇篮。
1929年5月，经济学家庇古在一次演讲中说到，我们最近先后失去了剑桥的马歇尔和牛津的埃奇沃斯（F·Edgeworth），他们俩毫无疑问是近30年来英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的确，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有关马歇尔和埃奇沃斯的条目都多达20页以上。马歇尔作为所谓“剑桥学派”的创始人，他的《经济学原理》（1890）和《工业与贸易》（1919）完成了经济学从古典的“斯密—李嘉图—穆勒”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换，成为现代西方正统经济学的基础之作。在马歇尔之前，欧洲的经济学特别由于法国的瓦尔拉（M·Walras）、古诺（A·Cournot），德国的屠能（J·Thunen）和英国的杰文思（W·Jevons）等经济学家在转换穆勒的结构和研究范式方面肯定对花去马歇尔20年心血的集大成之作《经济学原理》影响不浅，但马歇尔仍然代表一个时代的开端。马歇尔的“原理”建立了一个较为成熟的经济学的“静态学”分析范式（这就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局部均衡分析法）。熊彼特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50周年的纪念文章中说，从根本上说，与其说马歇尔创造了还不如说他熟练地掌握了一种分析的工具，它不是一个具体的真理，而是一个去发现真理的“ 机械”。另外一点值得一提的是，马歇尔也应该是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引路人。尽管我们都注意到，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并没有使用大量的数学和统计学，但正如许多经济学家后来指出的那样，他的“原理”是以数学为基础的，他把数学这个伟大的工具隐藏起来了。
马歇尔对经济学的另一大贡献可能就体现在他手下造就出来的一大批弟子了。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说，这是马歇尔最重要的贡献。庇古自然是马歇尔最得意门徒和“剑桥学派”的继承人，他还是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事实上，马歇尔的经济学是由庇古在剑桥为学生讲授并大力传播的。凯恩斯是马歇尔和庇古的学生中不算最突出的一个，但毫无疑问，凯恩斯是当代最具影响的马歇尔的弟子。
凯恩斯对经济学的贡献起源于他长期形成的货币思想的一系列发展。他在13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代表他思想发展三个阶段的重要著作：《货币改革论》（1923）、《货币论》（1930）和《通论》（1936）。《通论》是一部把货币理论过渡到“宏观经济学”的革命性的著作。对于《通论》在经济学说史上的意义的评价，我想再也没有帕廷金的下面这段话更合适的了：“在《通论》中，我们又重新找到了真正的凯恩斯。这里（正如凯恩斯许多的著作和文章一样）是这样一个先知的鼓舞人心的声音，他发现了一个新的真理，并且确信只有这个真理能挽救一个深深陷入各种危机与痛苦之中的世界。这是直接为了劝说全世界的经济学家皈依新的教规和向错误的先知们作斗争而发出的一种清晰而又雄辩的声音，因为后者们刚愎自用地坚持早已被凯恩斯否定了的古典神话中的种种错误的教诲。这就是凯恩斯的著作和文章不但因其重大的科学成就，而且也因为其成为每个经济学家所继承的一部分文献遗产而闻名于世的情况。还有谁不知道‘在长期，我们都死了’（《货币改革论》，第56页）这句话？还有谁不知道，‘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其力量之大，往往超出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这个世界的就只是这些思想。许多实践家自以为绝不受任何知识的影响，却往往当上了一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执政的狂人，自称听到了上帝的指示，实际上却是从若干年前一些学术界劣等作者那儿拾取了一些怪诞的想法……比起思想的逐渐侵蚀力来，既得利益的势力被过分夸大了。’”②
可是，凯恩斯的《通论》的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一个被称为“剑桥园地”的具有传奇色彩的氛围中完成的。在20年代，埃奇沃斯去世后，凯恩斯担任了英国著名的《经济学杂志》的主编，并倾心于《货币论》的写作。就是在这个时候，凯恩斯诚心地把曾向马歇尔发难的意大利青年经济学家斯拉法请到了剑桥。事实上，已经50岁的凯恩斯和一批25岁左右的剑桥同事和青年新秀组成了剑桥学术俱乐部的重要成员。在这个俱乐部里，除斯拉法之外，还包括拉姆齐这位年轻卓越的数学家和经济学家，还有凯恩斯的得意门生卡恩（R·Kahn）和卡恩的大学同学罗宾逊夫人（J·Robinson）、以及后来大名鼎鼎的哈罗德（R ·Harrod）和曾荣膺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米德（J·Meade）。
提起拉姆齐，他杰出的才华和英年早逝（26岁）给这位剑桥的数学家的后代蒙上了神秘的色彩。拉姆齐与著名的数学家和博弈论专家冯·诺伊曼同生于1903年，每个人都只写了一生中最有价值的3篇论文。拉姆齐的这3篇论文分别是讨论主观概率与效用的“真理与概率”（1926）、讨论最优税收的“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1927）和讨论单一部门最优增长的“储蓄的数学理论”（1928）。他的后两篇论文均发表在由凯恩斯任主编的《经济学杂志》上。“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实际上开创并奠定了现代税收理论的基础，但一直到1970年，拉姆齐的这一论文才得以普遍的重视，这主要归功于鲍莫尔（W·Baumol）教授等一批学者在70年代对规模经济显著行业的定价问题的集中研究。鲍莫尔还以“拉姆齐定价”为条目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介绍了拉姆齐的这一重要贡献。另外，在拉姆齐的这篇论文发表70年以后，从牛津刚转入剑桥任教的米尔利斯（J·Mirrlees）教授因为发展了这一最优税收理论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拉姆齐的第3篇讨论储蓄的论文被凯恩斯在为拉姆齐撰写的逝世讣告中称为“对数理经济学所作过的最卓越的贡献之一”。
在“剑桥园地”，还有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她1922年入剑桥念经济学，当时马歇尔还健在，但主要是庇古给学生讲授马歇尔的经济学。可以说她是马歇尔、庇古和凯恩斯的学生。但同时也还是斯拉法、卡尔多（N·Kaldor）和卡莱斯基（M·Kalecki）的挚友，他们对马克思的《资本论》有很深的研究。1928年她开始在剑桥工作，研究经济学。她是“剑桥园地”的积极参与者。这个“园地”的定期讨论会在30年代实际上正在孕育着凯恩斯的《通论》的初稿。罗宾逊夫人1933年出版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使年轻的她一下子走在了经济学的最前沿。随后她致力于对凯恩斯《通论》的阐释和辩护工作。然而在30年代末，她与卡莱斯基的相遇改变了她后来对经济研究的重点，也改变了她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态度。她发现卡莱斯基已早于凯恩斯得出了后者的结论，而且卡莱斯基使用的是马克思经济学的语言。马克思的整体社会观深深吸引了她。1942年她出版了《论马克思经济学》，并于1956年出版了她开创性的、同时也可能使她最具影响力的作品《资本积累》。
人们今天为她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惋惜。曾经有人说，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两大错失良机的遗憾，而且都与罗宾逊夫人有关。一是它至今尚未授予一位女性经济学家；二是它没有授予罗宾逊夫人。然而，无论如何，作为“剑桥学派”的重要一员，她的个性正好验证了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哲学家的一句话：如果真正追求真理，最好做一个持异见的学者。
三、古典主义的新世界
观瞻数百年来经济学思想史之演进和成长，我们会始终感受到一种强大的科学力量。是它的存在诱导并推动了一代代经济学家恒久不懈的努力。没有这种追求科学的精神，就没有我们今天的经济学面貌。80年代初，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将我带入经济学的。当然，那时我们念的《经济学》是高鸿业先生依照1976年的英文第10版翻译过来的，而今天出版的已是英文第16版的中文版了。
萨缪尔森在为他的《经济学》1948年第1版的纪念本所写的前言中风趣地说：“看到中世纪的三个正在劳动的人，乔瑟问他们在干什么。第一个人说：‘我在挣钱，钱还不少’。第二个人说：‘我在把石头和玻璃雕刻成美妙的形状’。第三个人则声称：‘我在建一座教堂’。当我撰写《经济学》的第一版时，我实际上在同时做这三件事，尽管我当时并不知道”。的确，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的成功是数百年来发展起来的经济学的成功！作为在美国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人（1970），萨缪尔森对经济学的贡献代表了过去的50年一代经济学家在将马歇尔经济学体系的分析语言和图式转变成数理的推理方式方面所做的里程碑式的工作。萨缪尔森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充满信心和热情。他25岁完成的博士论文于1947年出版，题为《经济分析的基础》，成为现代经济学分析的经典。1966－1986年连续出版的5卷本《萨缪尔森科学论文集》（收入388篇论文）堪称现代经济学范式之非凡作品。
萨缪尔森成长的30年代，正是英国的“凯恩斯革命”和垄断竞争理论的创新时期。萨缪尔森因之从芝加哥大学转入了“合适的地方”——哈佛大学。在哈佛的5年学习以及后来在MIT的终身教职使萨缪尔森最终在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和美国的正统经济学之间找到了一种“综合”。然而，在萨缪尔森离开芝加哥时，弗里德曼、施蒂格勒这两位后来先后于1976年和1982年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年轻人正在芝加哥念研究生，而且在30年代后期，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正在形成以奈特和维恩那（J·Viner）为首的反对英国30年代的凯恩斯《通论》和垄断竞争理论创新的“风格”。就是说，他们始终希望坚持凯恩斯之前的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据说是芝加哥大学的凡勃伦在1900年最先发明这个词来描述马歇尔的“剑桥学派”的），信奉自由市场制度和价格原理，后经西蒙斯（H·Simons）和德累克特（A·Director）等一代经济学家的努力逐步形成了所谓的现代经济学的“芝加哥学派”。
至少在40－50年前，甄别“芝加哥学派”的最好方式是看看它的教授们对培养经济学博士的苛刻要求。这种要求博士的候选人必须通过关于价格理论的淘汰率很高的考试。掌握应用价格理论的能力是每个念经济学的学生必须树立的明确目标。芝加哥学派的这个所谓的“教义帝国主义”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不过，尽管如此，在30年代的芝加哥经济系，奈特捍卫新古典经济学的方式还是与维恩那保持着迥然不同的风格。奈特比较反对经济学中的数理分析，而维恩那却更欣赏经验（计量）式的研究。有意思的是，在50－60年代出名的一批芝加哥的学生，特别是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瓦里斯（W·Wallis）等，虽然更忠实于奈特，但他们却是十足的经验实证主义者，对在经济研究中采用计量经济方法十分推崇和偏爱。
在西蒙斯1946年去逝后，芝加哥大学请来了年轻的奥斯卡·兰格（O·Lange）来主讲凯恩斯的经济学（据说这样做的原因是，校方试图让芝加哥在“宏观经济学”方面也有一些声音）。但兰格是一位杰出数理经济学家，与芝加哥的亨利舒尔茨教授成为芝加哥的数理经济学家。另一位舒尔茨这时候也调入了芝大并担任了校长。他就是西奥多·舒尔茨，农业和发展经济学家，他于1979年因为创造性地发展了“人力资本和教育”的经济学分析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50年代，实证经济学的这一作风使芝加哥的确维持了30年代形成的传统的连续性。但属于“芝加哥学派”的经济研究在方法上并不始终囿于统计和技术的分析。弗里德曼在1953年出版的《实证经济学论文集》中对一套实证主义的方法作了最有挑逗性的表述（确实，后来曾引起萨缪而森的挑战）。他认为，重要的不是假设的可靠性，而是理论的可检验性决定着对理论的选择。但是，在芝加哥的少数经济学家并不完全坚持这一“原则”，对他们来说，逻辑的一致性是理论的更重要的原则。
50年代以后，芝加哥在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方面有了更辉煌的成就。我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里查到的“芝加哥学派”的条目对此作了介绍。本条目的撰稿人里德写道：“在50年代的中期和后期，芝加哥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了传统的教义之外。H·G·刘易斯（H·G·Lewis）应用价格理论解决‘供需结合’问题（刘易斯，1959）和加里·贝克尔（G·Becker）关于种族歧视的论述（贝克尔，1957）是早期的两个例子”。贝克尔由于在将价格理论成功地应用于家庭、教育、犯罪和婚姻等社会问题的分析而获得了1992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根据里德的概括，教义扩展的另一个领域是公司财务学。也许财务学与经济学是相互独立的学科，但在芝加哥那里，把两者革命性地联系起来的是价格理论。莫迪里安尼（F·Modigliani）和米勒（M·Miller）1958年关于股票价格和股息的创造性论文引发了后来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的诞生。接下来的创新是“理性预期”。这本不是芝加哥的经济学家提出来的，但在以米勒为首的芝加哥商学院和以卢卡斯（R·Lucas）所领导的经济系里得到了“发扬光大”。事实上，公司财务学的发展引出的“有效市场”思想与理性预期的思想一脉相承。米勒和卢卡斯分别于1990年和1997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50年代芝加哥学派的最后一个创新是“法和经济学”。“法和经济学”的早期思想来源于对公共政策的经济分析的尝试。1939年芝大聘请西蒙斯来执教，西蒙斯开设了“经济分析和公共政策”的课程。现在看起来，这是芝大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从西蒙斯倡导的政策分析中后来逐步发展出了由弗里德曼掌舵的“货币主义”和对法律的经济学分析。对于后者，我们前面提到的德雷克特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1958年在芝加哥大学创办了《法和经济学杂志》。不过，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科斯（R·Coase）为法律经济学开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新制度经济学。他1960年发表在《法和经济学杂志》上的著名的论文“社会成本的问题”被施蒂格勒称之为“科斯定理”。科斯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虽然人们对科斯的学说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正在加速度地进行着，但我始终欣赏这样一句话：在科斯那里，真实世界总是趋于走向帕累托改善。在我看来，这不仅是对“科斯定理”的最好概括，而且也是对芝加哥学派的最好定义。
(二)管理学
普拉哈拉德（C. K. Prahalad）加里·哈默尔（Gary Hamel）核心竞争力
核心竞争力是组织内的集体学习能力，尤其是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整合多种技术的能力。
对于企业来说，“核心竞争力”这一管理思想的重要性在于：因为核心竞争力具有稀缺难以模仿这些的资源特征，对核心竞争力的重视和研究，实际上是将企业竞争优势的生成问题转化为维系竞争优势的问题，进而赋予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这也就是为什么认清、维护和加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是“性命攸关”的。
过去，多元化经营的大公司可以简单地指示下属的各业务单元进入某个特定的终端产品市场，并要求这些业务单元能成为世界领先者。但是，随着市场边界迅速变化，目标市场往往变得飘忽不定，大公司如再沿用这一简单做法，则难以创造新市场，也难以快速进入新兴市场或在成熟市场戏剧性地改变客户选择的模式。
竞争优势的真正根源是管理层整合整个公司的技术及生产技能而形成的公司能力，这些能力使得各项经营业务能够迅速捕获不断变化的机会。多元化大公司好比一颗大树，树干和主要枝杈是核心产品，较小的枝杈是些业务单元，树叶、花朵和果实是终端产品，而提供滋润、营养和稳定的根系则是核心竞争力。比如，索尼公司的缩微（Miniaturization）能力，就是核心竞争力。
我们可以把核心竞争力视为组织内的集体学习能力，尤其是关于如何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整合多种技术的能力。核心竞争力不仅涉及技术体系的协调一致，还与工作的组织、价值观的传递有关。核心竞争力还是沟通、参与，以及对跨组织边界工作的深刻认同。需要指出的是，培育核心竞争力并不意味着比竞争对手更多的研发投资，也不意味着垂直整合。
核心竞争力的独特之处在于，越是使用，越是分享，它就越得到增强。核心竞争力不仅是把已有的业务抱成一团的粘结剂，而且还是新业务开发的引擎。象佳能公司一系列不同产品背后是几个共享的核心竞争力。各种各样的业务从表面看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往深处的核心竞争力看，不同的业务恰恰是脉络分明的。比如，正是佳能在光学、成像技术和微处理器控制方面的核心竞争力使它得以在复印机、激光打印机、相机和扫描仪这些看起来不同的市场上占据重要地位。
代表性文章：《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罗伯特·海斯（Robert H. Hayes）威廉·阿伯内西（William J. Abernathy）：关注企业长远发展
过去20年间，因美国的经济层越来越依赖一些几近教条的管理原则。这些管理教条倚重冷冰冰的分析和华而不实的方法，轻视基于经验的洞察力，因而无法把握战略决策的微妙性和复杂性。结果，追求短期经济回报的最大化成为许多公司压倒一切的准则。
当今世界，大多数行业的成功都要求企业重视长远发展，从而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然而，美国管理者却沉迷于那些看似实用的“管理教条”：鼓励管理者重分析，轻洞察；鼓励管理者追求短期的成本削减，放弃长远的企业发展。事实上，恰恰是这些被管理者视为福音的管理教条在美国经济日落西山的大潮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这些风靡全美的管理教条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财务控制管理。随着企业的组织结构日益分散化，企业倾向于把利润中心作为衡量管理者成败的基本标准。这必然导致企业更依赖于投资回报率这样的短期财务指标，并以此来评估管理者的业绩。在这样的环境下，没有人敢于尝试创新，因为没有人可以承受失败带来的后果。
企业组合管理。企业组合管理是“投资组合管理”概念在企业中的运用，即多元化经营。但是，假如运用这一理论的管理团队缺乏实际经验，只关注财务和控制，那就会把管理者推向一个极端：在安排资源时畏首畏尾，不敢承担责任，不愿冒风险。
市场驱动管理。1960年以来，美国公司把一个它们原本忽视的原则用得过于到家了：经营以客户为导向。问题在于，运用市场驱动企业发展的战略也有其局限性，因为客户往往只看得到现有的产品，企业仅仅关注当前的客户满意度有可能会错过未来的卓越产品。
事实上，企业得以生存和经久不衰的命门历来如此：投资、创新、领先、创造从未有过的价值。只有如此，而不仅仅是充当控制者、市场分析家、企业组合管理者，才能造就市场先驱。
代表性文章：《管理教条：经济下滑之罪魁》
亚伯拉罕·扎莱兹尼克（Abraham Zaleznik）:管理者 ≠ 领导者
管理者和领导者是非常不同的两类人。在动机、成长历程以及如何思考和行动方面，两者都截然不同。
什么是培养领导者的最佳方法？各个社会各有其答案，而商界的答案是培养管理者就是培养领导者。但是这种机制虽然能够保证控制得法、各方权力平衡和管理者胜任其职，却不能保证组织富有想像力、创造性或者在道德上不偏离正轨。而且，管理者倾向于集体领导
❽ 在三个经济学家和三个数学家思想感情
经济学家的思想是以经济学为主，而数学家是以计算能力为主
❾ 经济学，投资和股票的联系与区别谢谢
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经济运行的规律，股票是股份公司对外公开发行的有价证券，也是投资的一种。研究经济学可以提升分析投资的能力，但不能让你直接炒股挣钱，就像学会知识不一定能让你的人生按照书本一样走下去。股票市场非常复杂，影响因素很多，连很多经济学家也投资失败，很多时候靠的是分析加运气。
❿ 西蒙斯（数学家经济学家）是否有什么关于股票的著作
击败索罗斯的数量分析家西蒙斯
谁是2005年收入最高的“打工者”？是华尔街薪酬最高的金融家？高盛前行政总裁鲍尔森(HenryM.PaulsonJr.)去年的薪金收入是3830万美元，加上股票期权共不到1亿美元。还是世界500强的行政总裁？去年《福布斯》排行榜中最赚钱的行政总裁是第一资本金融公司(CapitalOneFinancialCorp.)的掌门人费尔班克(RichardFairbank)，一年进帐2.5亿美元。
答案是以上皆非。根据投资杂志《机构投资者的阿尔法》(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lpha)报道，2005年年度收入最高的是文艺复兴科技公司(Renaissance Technologies Corp.)的主席西蒙斯(James H.Simons)，年收入高达15亿美元，闻名全球的投机大鳄索罗斯(George Soros)则只排第三，年收入达8.4亿美元。
或许你对西蒙斯这个名字很陌生；即使是在华尔街专业从事投资基金的人，也很少听说过西蒙斯和他的文艺复兴科技公司。虽然行事低调且不为外人所知，但无论是从毛回报率还是净回报率计算，西蒙斯都是这个地球上最伟大的对冲基金经理之一。
经历了1998年俄罗斯债券危机和2001年高科技股泡沫危机，许多曾经闻名遐迩的对冲基金经理都走向衰落。罗伯逊(Julian Robertson)关闭了老虎基金,梅利韦瑟的(JohnMeriwether)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几乎破产，索罗斯的量子基金也大幅缩水。与之相比，西蒙斯的大奖章基金的平均年净回报率则高达34%。从1988成立到1999年12月,大奖章基金总共获得了2,478.6%的净回报率，是同时期中的第一名；第二名是索罗斯的量子基金,有1,710.1%的回报；而同期的标准普尔指数仅是9.6%。不过，文艺复兴科技公司所收取的费用，更高得令人咋舌。一般对冲基金的管理费及利润分成的比率分别为2%和20%。但文艺复兴所收取的费用分别为5%和44%，几乎与客户对分利润，怪不得西蒙斯的年薪能高达15亿美元。
《美国海外投资基金目录》(U.S.Offshore Funds Directory)的作者本海姆(AntoineBernheim)指出，西蒙斯创造的回报率比布鲁斯·科夫勒(BruceKovner)、乔治·索罗斯、保罗·都铎·琼斯(PaulTudorJones)、路易斯·培根(LouisBacon)、马克·金顿(MarkKingdon)等传奇投资大师都要高出10个百分点，在对冲基金业内几乎无出其右。作为一个交易者，西蒙斯正在超越有效市场假说；有效市场假说认为市场价格波动是随机的，交易者不可能持续从市场中获利。
西蒙斯生于波士顿郊区牛顿镇,是一个制鞋厂老板的儿子，3岁就立志成为数学家。从牛顿高中毕业后，他进入麻省理工学院，从师于著名的数学家安布罗斯(Warren.Ambrose)和辛格(I.M.Singer)。1958年，他获得了学士学位，仅仅三年后，他就拿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博士学位，一年后他成为哈佛大学的数学系教授。西蒙斯很早就与投资结下缘份，在1961年，他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同学投资于哥伦比亚地砖和管线公司；在伯克利，他尝试做股票交易，但是交易结果并不太好。
1964年，他离开了大学校园，进入美国国防部下属的一个非盈利组织——国防逻辑分析协会，并进行代码破解工作。没过多久，《时代周刊》上关于越南战争的残酷报道让他意识到他的工作实际上正在帮助美军在越南的军事行动，反战的他于是向《新闻周刊》写信说应该结束战争。当他把他的反战想法告诉老板，很自然的被解雇了。
他又回到了学术界，成为纽约州立石溪大学(Stony Brook University)的数学系主任，在那里做了8年的纯数学研究。1974年，他与陈省身联合发表了著名的论文《典型群和几何不变式》，创立了著名的Chern-Simons理论,该几何理论对理论物理学具有重要意义，广泛应用于从超引力到黑洞。1976年，西蒙斯获得了每5年一次的全美数学科学维布伦(Veblen)奖金，这是数学世界里的最高荣耀。
在理论研究之余，他开始醉心于股票和期货交易。1978年，他离开石溪大学创立私人投资基金Limroy，该基金投资领域广泛，涉及从风险投资到外汇交易；最初主要采用基本面分析方法，例如通过分析美联储货币政策和利率走向来判断市场价格走势。
十年后，西蒙斯决定成立一个纯粹交易的对冲基金。他关闭了Limroy，并在1988年3月成立了大奖章基金，最初主要涉及期货交易。1988年该基金盈利8.8%，1989年则开始亏损，西蒙斯不得不在1989年6月份停止交易。在接下来的6个月中，西蒙斯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家勒费尔(HenryLarufer)重新开发了交易策略，并从基本面分析转向数量分析。
大奖章基金主要通过研究市场历史数据来发现统计相关性，以预测期货、货币、股票市场的短期运动，并通过数千次快速的日内短线交易来捕捉稍纵即逝的市场机会，交易量之大甚至有时能占到整个NASDAQ交易量的10%。当交易开始，交易模型决定买卖品种和时机，20名交易员则遵守指令在短时间内大量的交易各种美国和海外的期货，包括商品期货、金融期货、股票和债券。但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比如市场处在极端波动的时候，交易会切换到手工状态。
经过几年眩目的增长，大奖章基金在1993年达到2.7亿美元，并开始停止接受新资金。1994年，文艺复兴科技公司从12个雇员增加到36个，并交易40种的金融产品。现在，公司有150个雇员，交易60种金融产品，基金规模则有50亿美元。在150名雇员中有三分之一是拥有自然科学博士学位的顶尖科学家,涵盖数学、理论物理学、量子物理学和统计学等领域。所有雇员中只有两位是华尔街老手，而且该公司既不从商学院中雇用职员.也不从华尔街雇用职员，这在美国投资公司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
当我提出“数字化定量分析”的时候，有很多人质疑方法的实盘可行性，大资金的运作能力，以及是否有人在此领域取得成功。现今的全世界基金收益最快的早已经不是巴菲特和索罗斯，而是数量分析大师西蒙斯。这已经证明了数字化定量分析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