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股票投资失败

㈠ 蒋经国上海打老虎”的经过 民国为什么失败了

1948年5月，国民党崩溃之势已成，前线溃不成军，后方动荡不定，蒋介石却仍然挣扎，派蒋经国为经济督导员，坐镇上海，由宣铁吾配合，希望消灭贪污，稳定物价，安定民心，以利前方。
蒋经国到上海后，在外滩中央银行二楼办公。此时和蒋过从最密的人，除宣铁吾外，还有王新衡。王当时是保密局上海站站长、上海市政府参事。蒋经国到上海后， 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一再宣称，要镇压奸商，抑平物价。宣铁吾为了配合，即在警备司令部成立经济缉查机构，专门缉捕奸商。蒋经国和宣铁吾的行动，对杜月笙无异于当头一棒，因为杜对于金钞外汇黑市、股票涨落和粮价升降等，是一只无形中的巨大黑手。
杜月笙的中汇银行，由儿子杜维屏任经理。杜看到蒋经国、宣铁吾来势凶猛，就计划将港币45万元，私自套汇外流。此事被王新衡知道，就悄悄报告了蒋经国。蒋 大为震怒，立即下令逮捕杜维屏，扣押在市警察局看守所内。王新衡是一位十分圆滑的两面人物，他既和蒋经国莫逆，又不想得罪杜月笙，故在杜维屏既将被扣时，又通风给杜，叫杜注意。这样一来，吓得杜对45万港币一时未敢下手。但事后，杜系的中汇银行和通商银行，还是漏夜赶造帐册，化整为零，零零碎碎地私套到香港，杜维屏被扣，当时务报以通栏标题报道，杜月笙威风扫地，在惊恐中曾一度避往香港。从表面上看，经此一击，金钞黑市的确下降许多。蒋经国觉得初战胜利，十分得意；但渐渐就感到事情棘手，因为“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找不到杜维屏套汇的罪证，就只可“雷声大，雨点斜，最后将杜交保释放了事。
此外，蒋经国和宣铁吾还办了以下这些和杜月笙多少有关的事：
一、严格按金圆券实行限价。蒋经国规定，凡一切商品的零售价格，全部冻结；商店不得转移，不得拒售，必须开门应市。但这确是个非常不彻底的治标办法。奸商囤积居奇，可说无孔不入，光靠军警力量，查不胜查，抄不胜抄，而门市商品则立即被抢购一空。未及一月，全上海开着的几乎全部是空店。资本家、店老板和老百姓都怨声载道，这个限价政策也就只好告终。

二、在扣押杜维屏的同时，蒋经国和宣铁吾也对兴风作浪的证券大楼和金钞黑市实行镇压，其中有名的一件就是逮捕“杨家将”。所谓“杨家将”，是指控制场外股票金钞黑市交易的杨长和、杨长仙和杨长庚三人，他们的绰号叫做“场外亨鼠牌”，意思是一群机警精明的“大亨老鼠”。“杨家将”也是直接或间接受到杜月笙的控制和影响的，因此，这也可以说是对杜的打击。但不到一月，随着限价政策的失败，蒋经国自认倒霉，就将“杨家将”交保释放。一场大公案，就此不了了之。

三、蒋经国和宣铁吾还曾集中力量，打击过孔氏豪门的“扬子公司”。宣铁吾利用他控制的《大众夜报》，以头版头条新闻，揭露“扬子公司”私套外汇的大案，还刊出了孔令侃的照片。但孔令侃毕竟不是杜维屏，蒋经国只是虚张声势，未敢下手。就在1948年10月初蒋介石到上海时，孔令侃和孔二小姐就亲自向宋美龄哭诉告状。当时蒋介石的心情正十分沮丧，因沈阳刚刚解放，廖耀湘和范汉杰兵团在辽西走廊全军覆灭。国民党已经尽失关外。在东平路官邸，蒋介石大发脾气，命令封闭《大众夜报》（同时封闭的还有吴绍澍的《正言报》），并当面斥责宣铁吾，说宣周围有共产党。其实，在《大众夜报》并无地下党。

蒋经国到底败给了谁?
问题不在于抓了谁，而在于任何人都无法和经济规律抗衡，缺乏物资供应，因为行政命令压制住的物价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金圆券发行仅15天，汉口、重庆和广州的物价就分别上涨了21%、40%和83%，唯独上海因为蒋公子的存在，还能勉强维系。另一方面，南京政府希望美国能提供5亿美元贷款帮助稳定金圆券，就如当初国民政府在抗战前发行法币那样。但此时杜鲁门政府已经抛弃了蒋介石，根本不可能有金融贷款。
10月8日，蒋介石从北平飞回上海，宋美龄跟他说了什么外人无从得知，但蒋介石和蒋经国谈过后，事情就悄然变化了。第二天，上海警察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扬子公司所查封的物资均已向社会局登记”。最后，孔令侃离开上海，转赴纽约，交给政府600万美元，和杜家有关的永安公司以低于成本1/4的价格抛售了一批棉花，杜维屏便回了家。从表面看这些“大老虎”都向蒋经国低头，但物价最终还是狂飙突进，限价令在11月1日轰然倒塌。
经国打虎，以失败告终，但他不是输给老虎，而是败给一只看不见的手。就如《蒋经国传》里说的那样：“由于上海以外地区物价迅速攀升，商人和民众拥入城里，买尽一切商品、物资。虽然当年秋天浙江、江苏省谷物大丰收，上海却严重缺粮。原料也一样缺乏，生产商遂停止生产。”一年之后，1949年11月，坐镇上海的陈云给各地密发12道指令，命令全国的棉花纱布向城市集中，长江中游的集中到汉口，西北地区的集中至西安，华北的纱布集中津京。
接下来是粮食，陈云从11月开始命令东北每天往京津地区运粮食1000万斤，从四川征集4亿斤粮食援助上海，另外向国外增购4亿斤大米。内外夹击之下，以上海为首的投机商没法抵御全国集中的物资，面纱和粮食的价格开始跳水，上海投机商终于被接替南京政府的共产党人打败了。

㈡ 蒋介石为什么背弃第一次国共合作

1、这是敏 感 话题；
2、足够写几十篇博士论文
3、最简单的讲
3.1两党有共同的投资人苏联，共 产 国际是具体投资主体， 是投资人希望两党合作
3.2同甘难，共苦易。北伐初步胜利后，双方的矛盾分歧越来越大。共更为激进，国相对保守。
3.3新的投资人来了，江浙财团支持了蒋，而且提出了合作条件之一是清共。
3.4蒋担心，且有证据表明，成功后共必将代替国，从理论到实践，这是必然的。

㈢ 听说蒋介石是上海滩混子

民国26年，为黄金荣70寿辰，蒋介石曾亲自来黄家花园祝寿。蒋介石曾经拜黄金荣为师。当年经费时常不足，为了挣钱，其中的一些人在上海开办证券物品交易所“恒泰号”。蒋介石也是参与者之一。
初期交易所的业务还算可以，孰料1921年上海爆发“信交风暴”，类似今天小规模的金融危机，一时交易所纷纷倒闭，股票值如废纸。勉强支撑到1922年，“恒泰号”彻底倒闭，众多股东拿着股票要求兑现，交易所的监察人周骏彦被逼得两次要跳黄浦江自杀。债主们甚至雇用一些打手来威胁蒋介石等还钱。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经在商界有较高地位的虞洽卿介绍，蒋介石来到法租界鼎鼎大名的黄金荣门下寻求“保护”。
选了个黄道吉日，在黄家公馆的二楼上，蒋介石为端坐在太师椅上的黄金荣呈上大红拜师帖子，上书：“黄老夫子台前，受业门生蒋志清”。志清是当时蒋介石常用的名字。然后磕头行礼。
事后，黄金荣在酒店招待债主们，酒席中，黄金荣指着蒋介石说，志清是我的徒弟了，志清的债，大家可以来找我要。债主们这才明白，黄金荣摆下了鸿门宴。大家眼看着钱要不回来，还不如顺水推舟，给黄金荣一个面子。于是，把蒋介石逼得焦头烂额的事情，黄金荣一句话就解决了。
为了表示谢意，蒋介石在1930年题字"文行忠信"给他，这字碑放在上海桂林公园四教厅前。

㈣ 蒋介石加入过青帮是真的吗为什么

是的，1916年，29岁的蒋介石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投资失败，为逃避债主，以“蒋志清”的名字拜上海青帮大亨黄金荣为师，是青帮的第二十三代弟子，属“悟”字辈，和其后的另一上海大亨杜月笙是同门同辈师兄弟。

㈤ 蒋介石到了台湾后，如何总结反思在大陆的创业失败

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惨痛的失败教训，使之清醒地认识到，为了在台湾能够真正站稳脚跟，就有必要对台湾的社会经济关系，尤其是农村中的土地关系，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建立一个支持其统治的社会基础。
蒋介石到台湾后，认真总结了在大陆失败的经验教训。在研究了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和大陆的土改政策后得出结论：太平天国以绝对平均主义均田，是农民小私有者的幻想，根本不可能实现。大陆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合理的，但“打土豪”，“分田地”，“没收地主土地财产”，侵犯地主利益是不可取的，因此决定在台湾实行温和的社会改良。
当时台湾的土地制度极为不合理，土地分配严重不均，56.01%的耕地为只占农村人口11.69%的地主和半地主所占有；剥削也极其残酷，其苛重程度一般达到农民收获量的5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70%～80%。为维持其在孤岛的政治统治，在当时“中美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的策动下，国民党当局从1949年起，以和平渐进的方式，进行了一场较为彻底的土地改革。
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统治时期一直无法进行的土地改革，之所以愿意并且能够在台湾推动，主要是由于他们是从大陆逃到台湾岛的“新客”，与当地的封建地主阶级没有直接的利益瓜葛，土地改革不仅不会损害到统治者的经济利益，反而有利于其加强和维护统治的社会基础。
这次台湾土改分三步依次推进。第一步是“三七五减租”。从法律条例限定租额，地租不得超过全年主产品收获量的37．5%，减轻农民的负担。条例也保障地主利益，佃农按时纳租，欠缴两年地租地主可以解雇等。
第二阶段的“公地放领”，将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的“公地”出售给农民，地价为耕地主要农作物正产品全年收获量的2.5倍，由承领农民分10年20期平均摊还，不必负担利息。
第三阶段是“耕者有其田”，地主可以保留政府法定田地数额，超过部分一律由政府征购转卖给尚未获得土地的农民，地价按耕地正产品的2.5倍计算，以实物土地债券（占70%）和公营企业股票(30%)作为补偿。实物土地债券由台湾当局委托台湾土地银行发放，年利率为4%，在10年内分20期偿清本息；公营企业股票是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的四大公司（水泥、造纸、农林、工矿）的股票。
在本次土地改革中，农村地主的损益情况各有不同，其中大地主收益最大。他们从水泥、造纸、农林、工矿四大公司中，获取大量的股票，摇身一变，成为新的工商巨头，如台湾原来的四大封建地主——辜振甫、林伯寿、林犹龙和陈启清，就是依靠土地改革起家而成为台湾地主财团的实力派。辜振甫控制的“台湾水泥公司”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步成为垄断岛内水泥市场的集团企业。同时，也有部分中小地主，在应征土地取得资金或股票后，转营工商业，其中不少因经营不善而被兼并，或趋于破产，甚至一部分地主将所获土地征购款挥霍一空，最后沦为普通农民。
在土地改革后，自耕农成为台湾农村中农户的主体，台湾农业从以佃农为主的生产体系，转变为以自耕农为主的生产体系。土地改革后，佃农因获得一定数量的土地而成为自耕农，耕作兴趣和投资意愿明显增加，对于农业知识和技术的需求更加迫切，因而积极参与农业推广组织举办的农业技术推广和经营管理改善活动，增加对土地的改良，从而有利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

㈥ 蒋介石 国民党为什么会失败

作者：教与交易

看了很多答案，大部分没有说到点子上。

层次比较低的：共战略好，将领好，用人对，士兵有信仰。

层次稍微高一点的：共政策好，能争取民心，国党人心尽失。

但是真正力量的层面，很少有答主去考虑。

其根本原因是，谁背后的力量强大。毛主席提出的：以农村包围城市。就是一个很完整的思想体系下得出的最正确结论。当时中国，5%的力量在城市，95%的力量在农村。蒋介石出生于书香门第（youqianrenjia），接触的泥腿子比较少，接触的的就是上海滩的黄老板、杜老板，蒋介石认为这些城市中的大人物代表了中国的实力，他拉拢的也是这些人。

但毛主席出生农村，他看到的是农村巨大而被压制的生产力和被剥削的创造力。他清晰地看到了一个被忽略的、有巨大能量的世界，以大力打小力，安能不胜？胜利是必然的，只是时间早和晚的区别。其世界观、根本认识的问题有巨大的差异：一个认为一群大老板组成的才是中国，率领穷人维护这个国家；一个认为中国由泥腿子组成，并且保护着剥削他们的富人。

所以结局一开始就注定了。不要说共军打赢了所有的战争，退一万步说，即便国党统一全国，也一定会被更强大的革命力量推翻。因为当底层力量远远大于保守的阻碍力量的时候，社会秩序一定会改变，一定会崩溃。只要不改变认知——底层力量是强大的一方，而保守旧秩序力量是虚弱的一方。只要这一点认知没有改变，无论复盘多少次，其结果相同。

果然有些果粉也会狡辩说，如果蒋介石统一之后，也会土改，也会争取底层老百姓，把他称兄道弟的资本家，以及四大家族全部干掉，成为人民的委员长……这种可能性估计不大，因为他这一生做过最正确的事是派小蒋去上海整顿，可就这唯一正确的事让他做一个选择，选择帮儿子还是帮外人，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帮外人，正常人都不会选错……我们知道小蒋的眼光是更远的。从而得出结论是，改革是也不会改革的，下辈子都不可能改革。

㈦ 1922年股灾，蒋介石是怎么做的

面对股灾，蒋介石没有走向天台，也没有报复社会。通过大商人虞洽卿的关系，拜了上海滩黑帮教父黄金荣的码头。黄教父是个有眼光的精明人，认定了这个落魄的穷鬼日后定是人中龙凤，二话不说将蒋介石收为了门生，并帮他把债务扛了下来，感动的介石简直热泪盈眶。所以日后委员长一直对黄金荣毕恭毕敬，一路礼遇，黄金荣的这个故事是为未来投资的经典案例。
勉强还了债务的蒋介石，一下陷入了新的迷茫，上海肯定是找不到出路了。但是蒋介石命就是这么的好，正在发愁没有出路之时，孙中山正好被陈炯明政变赶出了广州，蒋介石闻讯立即由沪南下，在孙中山最危急的情况下保护了他的安全，保驾有功的蒋介石瞬间就成了孙中山的心腹红人，一下进入了国民党的核心政治圈。
由此，蒋介石脱下上海滩小开的西服，重新穿上军装，奔赴革命沙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传奇人生。不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蒋介石的这种人生转变，很大程度上是让股灾给逼的，逼上了革命之路……
蒋的股灾背景：1920年蒋介石来上海炒股票。1922年股灾让蒋介石一夜之间从富翁沦落到负债60多万元。当时蒋介石穷到什么程度了呢？蒋经国仅仅几元的校服费，蒋介石都出不起了。而且蒋介石的债主都是上海青帮大佬，不还钱能分分钟要他命，跑路都没得跑，简直欲哭无泪。

㈧ 解放前 民国的时候中国有股市吗

我国的沪深股市是从一个地方股市发展而成为全国性的股市的。在1990年12月正式营业时，上市的股票数量只有为数很少的几只，其规模很小，且上市的股票基本上都是上海或深圳的本地股，如上海的老八股中只有一支是异地股票。在其后股市的发展中，由于缺乏战略性的考虑，造成了资金的扩容与股票的扩容不同步，特别是资金扩容，其速度远远快于股票扩容。在1991年至1996年的五年间，股票营业部从数十家扩展到现在的近3000家，入市资金从10多亿元增加到现在的3000多亿元，而上市公司却只从当年的近20家增加到现在的400多家，上市流通的股票只有300亿股。股市的供求关系极不平衡，这样就造成了股价在最初两年出现暴涨的局面。
上海股市从1990年12月开始计点，1992年年底就上升到了780点，平均年涨幅达到179％；深圳股市从1991年4月开始计点，1992年底也涨到了241点，年均涨幅也有68．5％。

㈨ 1949年前蒋介石当总统欠美国的贷款用还吗

首先，新政府对于旧政府的债权和债务没有必然的继承关系。如果要继承债权或者债务，一般是需要重新签订合约的。
其次，美国对蒋介石政府的贷款是用于内战的。实际上相当于政治投资。假如内战国民党胜了。对于美国来说就相当于投资有了高额回报，这不光是还贷，还可能在外交和贸易上获得巨大利益。这也是为什么蒋介石借钱的时候需要宋美龄在国会发表长篇演讲。实际上就是给美国的国会议员以信心，让他们相信国民党会赢，这笔贷款不会打水漂。但现实是国民党败了，这就相当于美国的这笔投资打了水漂。不仅共产党不会还贷，国民党台湾政府也不会还。战争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对于新中国来说，你借钱给蒋介石来打我，然后我打赢了还帮蒋介石还你钱，于情于理都不合适

㈩ 当年的蒋介石从大陆带至台湾多少财富

据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上海国民党中央银行时，中央银行的黄金、白银、美钞荡然无存。这些钱运到哪里去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一部分被蒋介石分存国外；大部分已运到了台湾。到底有多少？对台湾经济发展有多大影响，至今仍是一个谜。
1948年冬，“徐蚌会战”（淮海战役）打响，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深知此次会战事关“党国存亡”，因此，调集精锐兵团约70万人与解放军决一死战，以期能守住“首都”南京的北大门。但是，随着战局的发展，“国军”被一一吃掉，蒋介石心知大势已去。东北已经丢了，华北迟早要丢，华东眼看没了，华中靠不住，西南至多挣扎一段时间。惟一的退路只能是与大陆隔海相望的台湾岛可权作“死有葬身”之地。

后来的形势“不幸”被蒋介石猜中了。经过大陆、海南岛及沿大陆海岸诸岛的丢失，蒋介石只得带着残兵败将近150万人涌进孤岛。15O
多万吃“皇粮”的人口突然涌入，对于当时只有600多万人口的台湾无疑增加了繁重的经济负担。那时的台湾经济在日本占据时代“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政策引导下呈畸形发展，大陆内战时期，国民党在台统治恶劣、腐败，台湾的经济并没有得到恢复，相反地，主要经济指数还呈下降趋势，如1949年台湾的大米产量仅为125.1万吨，食糖仅为64.7万吨。

人口的激增使得财政赤字扩大，通货膨胀严重，批发物价在1949~1950年一年间陡涨4倍，外汇枯竭，而且还负有1050
万美元的外债，……然而，在这种经济背景下，蒋介石政权居然挺过来了，而且还使台湾创造出令世人公认的经济增长“奇迹”，在1975
年蒋介石去世时，台湾的外汇储备就达到了450亿美元，全省“国民总产值”达510亿美元，这一切其实都有着较深的基础和背景。

首先是发展基金问题。“徐蚌会战”尚未结束，华北局势已经吃紧，的势力咄咄逼人，桂系巨头互唱互和，大演“逼宫”双簧戏，美国人已开始谋划以李代蒋的“换马”政策，……一切都对蒋介石不利。蒋介石以其“精明”之道，在退守台湾前，玩起了“一箭三雕”的计谋，将国库中的黄金、美钞、银元偷偷地运到台湾，来个釜底抽薪，使李宗仁的代总统“总而不统”，无法控制国民政权的局面，而且没有与“
和谈”的本钱；丢给将来的毛泽东、政权一个烂摊子，使其难以维持大局；并给美国人一点颜色看看，使他们知道，中国非有蒋介石不可。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按照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惯例，失败者可以以“出国考察、休养”的名义出去避避风头。当李宗仁把这个想法告诉蒋介石时，遭到了蒋介石“追随总理革命多年
”，“现在仍为国民党总裁”，“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一类的
“严辞”拒绝。李宗仁只得同意蒋介石回浙江溪口老家休养。蒋介石回到故里后，并没有放弃对国民党军、政、财等大权的控制，在住所设立了7座电台，随意指挥，操纵党国各类事务，常常令李宗仁哭笑不得。

1949年2月上旬的一天，曾任上海市市长、财政部部长、中央银行总裁、时已去职在香港逗留的蒋介石的亲信俞鸿钧，突然接到蒋介石从溪口拍来的电报，要他想方设法将国库中的黄金提出来秘密送到台湾，并叮嘱再三，“千万要守秘密！”俞鸿钧接到蒋介石的密电之后，迅速与时任台湾省主席的蒋介石心腹陈诚取得联系，密商运送黄金事宜。经过蒋介石的秘密布置和调度，转移国库财产的工作开始。

2月14日下午，一架由香港飞来的飞机在虹桥机场降落，此时上海进入临战状态，机场四周，宪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对往来旅客悉数搜查。当头戴一顶黑色礼帽，身穿一袭黑色风衣，鼻梁上架着副金丝眼镜的俞鸿钧一出飞机弦梯口时，立即引起了宪兵们的警惕，他们把俞鸿钧引至候机室，进行了审问。俞鸿钧和颜悦色地介绍了自己的身份，但却拿不出任何证件和证明作说明，甚至身上连张名片都没有带，宪兵们哪里肯信，有的听了他的自我介绍，甚至在心里怀疑他是的“探子”。百般无奈之下，他只好向宪兵提出给时任上海警备司令的汤恩伯联系一下，在电话机旁守候了多时，终于和汤恩伯接上了话。汤恩伯立即派车到机场迎接。这时，宪兵们才知道他不是冒牌货，而是位大“长官”，立即向他道歉，请他海涵。俞鸿钧摆出长者风度，与宪兵们一一握手道别，嘉许了他们格尽职守的精神。

俞鸿钧在汤恩伯的帮助下，撇开了当时的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刘泗业，直接与自己原来的旧属取得了联系，转达了蒋介石转运黄金的旨意。这批旧属获知老长官的来头和来意之后，立即采取各种方案，将藏在中央银行的黄金、外币、银元做了明细账，告知了俞鸿钧，并协商了安全、可靠的运出方法。安排妥当后，俞鸿钧立即找到汤恩伯，告知蒋介石一切安排停当，只等行动。蒋介石得到消息后，立即致电曾是自己机要秘书、时任联勤总部财务署长的中将吴嵩庆，让他在上海秘密组织运送工作。并指令：所有这些硬通货，全部交由蒋介石掌握，吴嵩庆只对蒋个人负责，在上海运送过程中，不得有误。吴嵩庆接到命令后，立即与汤恩伯、俞鸿钧接洽，布置外运。吴嵩庆的私人秘书詹特芳负责向蒋介石报告外运的国库财产数目和外运详情。

2月18日黄昏，一艘外表破旧的海军军舰接到海军司令桂永清的密令后，停泊到了上海外滩中央银行附近的码头旁边。中央银行附近的街道，宪兵队奉汤恩伯的命令，临时戒严，过往的行人、车辆必须绕道而行。是日午夜，在一片细雨蒙蒙中，一群由海军士兵化装而成的民工进人中央银行，不声不响地将一箱箱黄金运上了军舰。凌晨4时许，装运完毕，这艘军舰驶出吴淞口，以最快的速度向东南方向驶去。20日中午，这批黄金运抵台湾基隆港，台湾省主席陈诚亲自布置人马负责卸运、清点，将它贮藏在台湾银行的保险库里。这日晚上，俞鸿钧接到陈诚从台湾打来的电报：货已收到。俞鸿钧放心地舒了口气，随即电告蒋介石。随后几天，还是这条军舰将中央银行的美钞、银元从上海运到了厦门，有的放置几天后才运到了基隆。在厦门，这批硬通货由蒋介石的亲信负责看管，最后一批银元运往台湾时，海军司令桂永清亲自押运。库存黄金运到台湾后，蒋介石看着清单，突然想起还有一箱珠宝存放在中央信托局，当即命令侍奉在自己身边的蒋经国迅速办理此事，将它运抵台湾。这箱珠宝多半系日军侵华期间，汉奸走狗们非法搜刮而来的，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返都南京，对汉奸们进行了逮捕、收审，没收其财产，珠宝落入蒋介石政权手中。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时，知道它的藏处，所以蒋介石让自己的儿子去办理这事感到放心、安全。蒋经国领命后，迅速潜入上海，然而很快其行踪和目的就让李宗仁的手下侦察得知了。

李宗仁立刻下令中央信托局妥善保存，没有他的手谕，任何人都不得动用，并将保管这箱珠宝的人调到香港。蒋经国无功而返，就劝说蒋介石：“据所知道的情形，这一箱珠宝已经用了不少，剩余的东西，仅值二三十万美金，我们何必为此区区之物，同人家伤和气”。蒋介石听了，非常生气，指责蒋经国道：“
你懂什么，到了台湾，当军队粮切发不出的时候，就是一块美金也是好的！”蒋经国被斥责得面红耳赤，无言以对，只得再作努力，但最终还是没有把珠宝取出来，蒋介石为此很不高兴。“无粮不聚兵”，蒋介石尽管已经“下野”，但却操纵着国民党的兵财大权。随着南京被人民解放军占领，战火燃至江南，此时国民党四分五裂，人心惶惶。没有硬通货压阵，金融秩序更加混乱，李宗仁只得抛洒金圆券抵挡，但无济于事，反而抱薪救火，加剧了通货膨胀。

4月22日，也就是蒋介石偷运黄金到台湾的两个月之后，李宗仁飞到桂林，准备到广州找孙科协商政务，孙科致电给他，要李宗仁拿出钱来才能好办事。李宗仁苦笑之后，只得与蒋介石联系，索取运到台湾的国库黄金，并再次要蒋介石不要过问国事，早日出国。蒋介石对李宗仁的建议厌恶之至，致函何应钦，请他代转李宗仁，其中对黄金一事作这样的说明交待：“前在职时，为使国家财富免于之劫持，曾下令将国库所存金银转移至安全地点；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问。一切出纳收支皆作常规进行，财政部及中央银行簿册俱在，尽可稽考。任何人亦不能无理干涉，妄支分文。”李宗仁在蒋介石那里碰了软钉子，仍不罢休，万般无奈之下，只得直接致电陈诚，命令他与财政部配合，将运去的黄金送到广州，由政府支配。陈诚依蒋介石的指示，对此阳奉阴违。一会儿说风大浪高，航运不便，一会儿说即使运到大陆也不安全，敷衍了事。李宗仁催急了，陈诚干脆充耳不闻，置之不理。

蒋介石退到台湾之前从大陆带去了多少美元、黄金、银元？据有关资料显示：“外币约合8000万美元，黄金92万两（其中属蒋介石私人贮藏的有2万余两），银元约3000万元。此外，此时的宋孔两大家族也偷偷地把他们在大陆搜刮的财富近20亿美金（80年代的价格）存入美国的花旗、大众银行。”

蒋介石这些运往台湾的财富是从哪里来的？“人民的血汗”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推行所谓的“币制改革”，勒令国民交出私藏的黄金、美金、银元兑换成“金圆券”，不惜采取军事和特务手段强行索取、没收，不交的甚至被抓去坐牢、杀头。不少老百姓辛苦了一辈子、甚至是几辈子攒下的硬通货一夜之间变成了印有蒋介石头像的面值为50万、100万不等的纸币。而随着战局的紧张、银根的收缩，这些“金圆券”一夕之间狂跌几倍、几十倍，甚至千倍，老百姓欲哭无泪，这也是国民党政权不得人心，最终垮台的原因之一。蒋介石运往台湾的这笔钱财，在今天看来兴许不算大数目，但对当时台湾的750万人口，对当时的金、银、美钞的实际购买水平而言，却是一笔巨额财富。正是靠着它，蒋介石才稳定了台湾的金融，控制了物价的上涨，支付了150万文武职员的工资、军饷，一句话，稳了当时的军心、民心。当然，蒋介石把它的作用看得更大，认为这是“反攻复国”的资本。

2.美元与侨资

在20世纪中叶，台湾的经济能够迅速的恢复和发展，除了蒋介石从大陆带去的巨额财富外，还有另外两大重要来源，即美援和华侨捐款。

1950年6月，美国发动了侵朝战争。6月29日，美国第七舰队的6艘驱逐舰，2艘巡洋舰驶人台湾，开始巡弋台湾海峡。美国政府视台湾为其全球战略，特别是太平洋(601099,股吧)战略体系中的“不沉的航空母舰”。美军在朝鲜战场失败后，为了封锁和遏制中国大陆，建立起马尼拉台北东京汉城的所谓“太平洋防御体系”。1965年到lpo3年，美国卷入了越南战争，台湾对美军的地位显得格外重要。从1950年到
1973年的20多年时间里，美国提供给台湾的各种经济援助达20多亿美元。195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共同安全法案”，向台湾当局提供大量“援助”，总称为“一般经济援助”，包括“军协援助”、“防卫支援”和“技术合作”，其目的在于帮助蒋介石和台湾当局稳定当时的台湾社会状况，因为此时的台湾“人口激增、生产凋敝、物资蒉乏、物价飞涨”。由于当时蒋介石的台湾政权无力偿还，此种“援助”
实为赠送。两年后，台湾经济在“美援”的帮助下，趋于稳定，转入恢复发展时期，“美援”的目的转向支持台湾经济自给自足，弥补财政赤字。美国国会修正了1951年的“共同安全法案”，规定，以剩余农产品售往台湾，收取台币，并将售得款项赠与台湾使用；拨款的一部分由台湾采购美国剩余农产品，在台销售后收取台币，再将它赠给或贷给台湾当局；美国向台湾提供剩余农产品，台湾可用台币购买，所得款项贷给或赠予台湾，依照美国政府指定的用途予以使用，不得另作他用。

1957年开始，由于台湾的经济和货币的运行情况呈良性态势，“美援”转而扶植台湾经济发展，美国政府在“共同安全法案修正案”中增设“开发贷款基金”项目，把原用于防卫的援助转为发展各项工矿建设，并改为贷款方式处理，这种“开发贷款”一是为台湾经济由“进口”向“出口”作准备；二是为美国的私人资本进入台湾市场打下基础。这种贷款由于利率较低，偿还期较长，并没有给台湾的财政造成负担。1961年，美国对台援助由“一般经援”向“开发援助”转变，美国向台湾的贷款其条件、利率逐步按国际金融市场的规则进行运转。lop年5月，美国政府声明将在1965年6月终止对台湾的经济援助计划，实质上，美国对台经援直到1968年才完全停止。“美援”加入到台湾经济运行过程中，稳定了50年代的台湾经济、社会秩序，1951年台湾的通货膨胀率由1950年的400%降至66%，1952年降至23%，1953年降至8.8%，1954年降至2.4%。“美援”促进了台湾经济的发展，还平衡了台湾的外汇收支。

蒋介石退守台湾岛后，打着“总理信徒”、“三民主义”、“中华民国”等旗号，加上当时许多海外华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了解、误解，所以不少人出于各种目的向蒋介石和台湾当局捐款献金，这笔数目在当时达近10亿美元。
1958年到1962年间，台湾当局对原来的“进口替代”政策进行了调整、改革，先后颁布了“改进外汇贸易方案”、“外汇贸易管理办法”
、“奖励投资条例”、“技术合作条例”等政策、法规，吸引华侨投资，外资企业进口自用机械设备、原料、半成品等可一律予以免税；合资企业开业后5年内可免除营业税、商品税及企业所得税，5年后的企业所得税仅征18%。1964年到1973年，又进行了进一步的政策性调整，仅仅10年间，就吸收侨资10.25亿美元。华侨的捐款及投资对台湾在蒋介石时代的经济稳定和初步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起着非常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