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欧转轨经济国家股票市场制度研究
❶ 我国的股票发行制度的历史变迁过程
过程：
按面值发售—行政定价—逐步向市场化过渡。
按面值发售阶段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股份制企业和证券市场开始兴起到1992年是我国股票市场发展的萌芽阶段。在这一阶段，由于人们对股票和证券市场比较陌生，认购的积极性不高，所以股票发行的着眼点并不在于股票价值的确定，而是着重于将股票发行出去。
因此，基本没有进行股票的定价，许多股票都是按照面值发售，价格很低，并依托于行政摊派进行。这种方式使得发行抑价严重，但也激发了一些具有投资意识的初始投资者进行股票投资，推动了证券市场的建立。
行政定价阶段
1992年10月，国务院证券委和中国证监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集中统一的监管体系开始成立。自此，我国证券市场步入初步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先后试行过抽签、全额预缴款、上网定价和上网竞价（仅4只股票试用）4种发行方式。
较之于其它大多数国家，我国的定价方式带有明显的行政色彩，是由中国证监会根据新股发行价＝每股净收益×市盈率这一固定公式进行统一定价，而且，发行市盈率和所采用的收益也是由证监会制定的。
在这种定价方式下，发行公司和承销商无法根据市场的情况来确定发行价格，这使得发行公司的资产遭受损失。
逐步向市场化过渡阶段
1998年12月31日，《证券法》正式出台。自《证券法》公布以后，我国新股发行市场化定价改革的步伐加快，相继出现了由承销商和发行公司协商确定上市价格上网定价、向二级市场配售和向法人配售等新的定价方式。自此，证券市场的发展迈入向市场化过渡的新阶段。
(1)中东欧转轨经济国家股票市场制度研究扩展阅读：
《证券法》和之后一系列文件的公布使得我国股票市场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大大加快，从实行市场化改革几年来的情况看，我国新股发行市场化改革取得了一些效果，给各市场主体带来的收益如下：
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发行筹资额有所扩大并开始体现公司差别，股东结构也有所改进
发行市盈率的提高使得上市公司的发行筹资额扩大。此外，发行市盈率也开始体现不同的公司和上市期间市场情况的差异。在行政定价期间，新股发行市盈率的标准差为2.31，而1999－2000年新股发行市盈率的标志差扩大到了10.32。
另外，在市场化定价时期采用的法人配售方式，一方面引进了战略投资者和法人投资者，使得上市公司的股东结构的稳定性大大增强，并有助于改善投资者结构和投资者行为。
另一方面，由此形成的法人询价机制也促进机构投资者进行股票价值研究，从而促进市场价格的形成，这也有利于上市公司的融资。
❷ 东欧国家经济转型过程中，付出了哪些代价，取得了哪些进展
东欧国家经过10多年的转轨，可以说已经不同程度建立起了市场经济的框架。迄今为止，已有4个东欧国家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正式成员国，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这些东欧国家经济转轨成果的承认。1995年，捷克成为第一个加入经合组织的东欧国家，1996年匈牙利和波兰相继加入该组织，2000年斯洛伐克成为了该组织的成员国。2004年，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将成为欧盟的正式成员国。从整体上看，东欧的经济转轨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些进展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改革设计上更加现实：东欧在剧变之初存在许多幻想，现在这些幻想不复存在。剧变之初的欣喜若狂已被谨慎理智的思考所取代。一位匈牙利学者指出了制度转变初期的三个幻想：市场无所不能；私有化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体制转变后西方援助会大量涌入，情况还立即变好。上述幻想的破灭反映在体制设计上更加现实，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资源配置机制市场化的同时，注重国家干预，强调国家对于经济的宏观控制；二是在推进私有化的同时，注重现有国有企业的改造，强调其他方面的市场改革；三是在吸引外资、争取外援的同时，把经济体制转换看成是一个内部变化的过程，强调经济体制自下而上的变化。 2、建立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法律制度：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律规范的经济制度，需要一系列法律制度的支持。东欧各国基本上都通过了新的宪法、公司法、商业法、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预算法、银行法、破产法、私有化法、证券法、外国投资法等，适合市场经济的法律框架已基本就位。 3、通过紧缩政策基本实现了宏观经济的稳定。东欧各国在经济转轨中都实行了程度不同的紧缩的货币与财政政策，试图通过减少补贴、削减开支、提高利率、抑制需求、取消税收优惠等措施来实现宏观经济的均衡。东欧国家通过上述措施控制了通货膨胀，其中波兰、南斯拉夫1990年激进的稳定化计划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控制住了高达四位数的恶性通货膨胀。新南斯拉夫1993年通货膨胀达到了创记录的100万％，这种恶性通货膨胀的高记录在战时经济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1994年初，曾任联合国、世界银行顾问、年逾古稀的德·阿夫拉莫维奇执掌了南斯拉夫中央银行大权，着手进行宏观经济的稳定。他以南斯拉夫的黄金储备为基础，发行新的第纳尔，确定第纳尔与马克的兑换率为1：1，同时南斯拉夫实行严厉的紧缩政策。结果南斯拉夫恶性通货膨胀的势头迅速得到遏制，价格迅速得到稳定。但到了1995年，价格稳定受到威胁。东欧的经验表明，严厉的紧缩的货币与财政政策有助于遏制恶性通货膨胀。在恶性通货膨胀的宏观经济环境下不可能实现经济增长。宏观经济的稳定化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这已被东欧经济从衰退走向复苏的事实所证明。东欧绝大多数国家的通货膨胀率目前仍为两位数，这对于转型国家而言仍然很高，因此东欧宏观经济的稳定化仍有许多事情可做。 4、通过放开价格、放开外贸实现了经济的自由化。东欧国家除匈牙利以渐进方式实现了价格与贸易的自由化外，都以激进的方式、一步到位，全面放开了90%的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同时取消了进口的数量限制，解除了大部分商品出口的数量限制。迄今为止，东欧国家90%的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已放开，价格已成为引导资源配置、影响企业行为的重要信号。贸易自由化有助于引进竞争，打破垄断，同时有利于利用本国的比较优势，促进本国竞争力的提高。 5、通过本国货币贬值实现了本国货币的国内可兑换性。东欧国家通过大幅度的货币贬值，使定值过高的本国货币的汇率接近于平行市场的汇率，实现了本国货币的国内可兑换性。在转轨经济中，汇率成为了宏观经济的稳定器，汇率的稳定促进了宏观经济的稳定。 6、所有制改造取得了初步进展：东欧中小企业的私有化进展迅速，已经完成，而国有大型工业企业的私有化也取得了进展。东欧国家私有化的方式是多样的，基本上是外部私有化、内部私有化与无偿分配三种方式并用。目前新产生的私人部门发展迅速，成为促进私有化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转轨以来，私人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有大幅度的提高。根据欧洲开发与重建银行公布的数字，1994年中期，私人部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捷克为65%，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为55%，阿尔巴尼亚为50%，保加利亚、克罗地亚为40%，罗马尼亚、马其顿为35%，斯洛文尼亚为30%。而到了1998年，私人部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匈牙利为80%，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尔巴尼亚为70%，波兰为65%，克罗地亚为55%，保加利亚为50%。1997年匈牙利的私人资产已占国家资产的的3/4(其中国内投资者占40%，外国投资者占60%)。 7、金融改革已经起步：东欧金融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保证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将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职能分开，建立二级银行体系；发展股票市场。中央银行主要负责发行货币，制定货币政策，保持货币的稳定。中央银行通过对商业银行的再贴现率调节市场，监督商业银行的运作。商业银行主要负责商业贷款。东欧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通过立法保障得到了加强。中央银行没有义务解决政府的赤字，为政府的赤字提供融资，预算赤字只能通过资本市场来解决。中央银行相对于政府是独立的，它不再受政府政策的左右；它相对于企业也是独立的，它不能成为任何经营体的所有者，也不能向企业提供贷款。目前东欧的股票市场的发展虽处于初始阶段，但已引起国际金融界的重视。股票交易额虽然不大，但已成为企业吸纳资金的重要渠道。波兰政府对外资开放银行业，外资可参与银行部门的改造。波兰的银行部门成为了东欧地区效率和稳定的典范。目前外国投资者控制着波兰银行资产的70%。 8、实行了以所得税和增值税为核心的税制：东欧国家的税制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一种简化、中立、透明的税制，这种税制就是类似于西欧的以所得税和增值税为核心的税制。
❸ 介绍一下中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历史
中国证券市场从1870年至今已有120多年的历史，经历了三个时期：1870年至1949年的香港、上海、天津、北平的证券市场，1950年至1980年的天津、北京、香港、台湾证券市场，1981年至今的上海、深圳、香港、台湾证券市场，形成了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三个阶段。
1.1870—1949年
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股票是洋人发行的。1840年鸦片战争后，外商开始在中国兴办工商企业并开始发行股票。最早在中国设立股份银行的是英国汇丰银行，1865年3月3日在香港设立总行，4月在上海设立分行，1870年前后中国出现了买卖外商股票的的经纪人。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为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同时由于帝国主义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放松了对中国市场的控制，中国民族工商业迅速发展，股份公司日益增多，股票大量发行，成为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史上的一个新时期。
1914年上海股票商业公会成立，同年12月北洋政府颁布了我国第一部证券交易条例，证券交易有了初步的法规。当时的上海股票商业公会设在上海二马路一带(今九江路)。最初有会员12家，后增至15家，会员缴纳12两白银作为公会资本，每月还要交会费2两。交易品种包括政府公债、铁路债券、公司股票及外汇等等。交易方式是现货交易，交易时间为上午9——11时，手续费按1%—5%收取。这标志着中国人自己经营的第一家现代证券交易所诞生了。
1920年孙中山先生与虞洽卿联名向北洋政府申请成立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集资500万元，于同年7月1日开业，经营品种除证券之外还有金银、皮毛、花纱布、粮油等等。与此同时，上海股票商业公会也根据北洋政府颁布的《证券所交易法》改组为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集资300万元，经纪人有55名，主要经营北洋政府发行的公债。这两个交易所业务兴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半年就赚了100多万，引起了各方面投资者的注意，各种证券物品交易所如雨后春笋般的建立起来，仅在上海就有200多家。随后全国一些大城市陆续建立了证券交易所。
1918年北京股票交易所成立，1921年天津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当时的天津证券物品交易所资本200多万元，分为10万多股，由天津和上海两地筹资，理事长为曹锟之弟曹均，沪方代表由孙棣三担任，监督人为天津一位巨绅。当年10月1日在天津东马路开业，先是买卖公债，然后增加了股票交易，也曾兴盛一时。
1921年秋，风云突变，当时上海先后兴起的150家交易所，有的发行股票成立了信托公司，因股票价格大幅下跌而倒闭，引起了连锁反应，上海有近百家证券物品交易所倒闭，只剩下包括上海货商交易所在内的十几家。天津的证券物品交易所也因上海股价暴跌、交易所倒闭之风的影响，于1922年停止了营业。后来人们把1921年的交易所和信托公司的倒闭风潮称为信交风潮，这是中国证券市场的第一次暴跌。
1949年以前中国有香港、上海、天津、北平四个证券市场。香港是开业最早的证券市场，1891年香港股票经纪协会成立，1914年易名为香港证券交易所。1921年建立了第二个证券交易所。1941年香港被日军占领，这两个交易所停止活动。1947年两个交易所合并，成立了香港证券交易所有限公司。实际上，香港从1866年开始股票买卖到1947年香港香港证券交易所成立这一阶段，市场规模很小。
2.1950—1980年
1949年6月华东军事管制委员会为了稳定上海金融秩序封闭了上海证券交易所。1949年1月天津解放，天津军管会接收和清理了原国民党时期的证券交易所，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天津证券交易所，该所于1949年6月正式营业，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个证券交易所。1950年2月1日北京证券交易所成立。这两家交易所在解放初期对融通社会资金，恢复生产起了积极作用。1950年以后金融和物价趋于稳定，证券交易减少。1952年天津证券交易所并入天津投资公司，北京交易所也停业。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大陆的有价证券是国家发行的公债，但只能还本会息不能买卖和转让。80年代中国大陆又兴起国债、企业债券和股票的交易。
香港证券市场是1949年以后一部分内地资金的转入才逐步发展起来的，但市场狭小，银行信贷是各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到1962年也只有65家上市公司。1965年平均月营业额410万美元（约3200万港元），1967年8月31日恒生指数曾降至58.61点，香港证券交易所曾两次停市10天。 1968年香港经济增长，使证券市场成为地方实业重要的资金来源，1969年平均月营业额2720万美元（约2.12亿港元），上市公司72家，同年12 月17日远东证券交易所开张。
1971年9月15日金银证券交易所开业，1972年九龙证券交易所有限公司开业，在如此狭小的地区拥有四个证券交易所是世界上罕见的。但是特殊的地理位置使香港发展为东南亚的金融中心，港英当局和中外财团的投资迅速增长。1972年香港四个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190种，当年上市的就有98种，成交额达到43.397亿港元，是1969年的70多倍。1983年成交额达到482.17亿港元，比1968年增长了53倍，总市值达到了1734.5亿港元。在这期间香港股市也经历了1973年和1982年的两次暴跌。
1980年7月7日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组成，1981年3月31日正式注册。1978年以后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极大地促进了香港的进出口和转口贸易，香港房地产兴旺，恒生指数又恢复到1972年的水平，1980年10月1日达到1810点，成交额达到957亿港元。1982年香港股市因佳宁事件和撒切尔夫人访华引发的所谓“信心危机”发生第二次暴跌，1983年初恒生指数跌至750点。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公布，人心稳定，恒生指数又上升到1200点。
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1949年国民党当局逃到台湾以后，通过发行所谓“爱国债券”促进证券交易，但是真正的证券市场是从1953年开始的。台湾当局为了把地主的土地转换给农民，对地主实行赎买政策，以七成稻谷实物债券和三成的公营事业股票(主要是台湾水泥、台湾纸业、台湾工矿、台湾农林四大公司)换取地主的土地。当时地主所得的债券和股票，连同台湾当局发行的爱国公债共22亿新台币，地主对其所拥有的股票不感兴趣而大量开价出售，场外交易的商行应运而生，最繁荣时达到二三百家。
3.1980—1997年
1981年10月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选举了第一批成员，经过三年，原来的香港证券交易所、远东证券交易所、金银证券交易所、九龙证券交易所停止营业，1986年4月2日联交所正式开业，并亨有在香港建立、经营和维护证券市场的专营权，使香港证券市场进入了一个新时期。1986年9月22日香港被接纳为国际证券交易所联合会的正式成员，开始向国际金融市场迈进。
当时香港共有上市公司258家，证券330种，其中260种是普通股票，21种是认购权证，7种是公司债券，1种是政府债券，36种是单位信托，5 种是优先股。1987年恒生指数接近4000点，但由于美国股市暴跌而引起的世界性股灾，香港股市在1987年12月7日跌到1894.94点，1990 年重新恢复到3500点。90年代香港股市虽然也受到各种外界影响，但搞风险能力较强，1992年恒生指数曾达到12000点，到1997年1月香港已有 550只股票，其中包括综合企业、航运货仓、酒店饮食、金融投资、地产建筑、零售传播、电子玩具、工业和公用事业九类，此外还有基金16只，认股权证36 只，中国H股22只，共624只。
台湾股市80年代初的加权指数在400至500点徘徊，直到1986年才上升到1039.11点，此后几乎是翻倍的的增长，1987年达到4673 点，1988年8789点，1989年10773点，1990年12495点，终于暴发了一次暴跌，从90年2月的12682点跌到10月份的2485 点，跌幅达80%，到年底又回复到4530点，当时的355家证券公司受到不同程序的损失。
80年代至9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是深圳、上海证券市场的建立和发展。中国境内形成了深圳、上海、香港、台湾四个证券市场。
1981年中国政府开始发行国库券，1984年7月北京天桥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这是 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证券市场发展的初级阶段。到1989年全国发行股票的企业达到6000家，累计人民币35亿元，遍及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江苏、河北、安徽、湖北、辽宁、内蒙古等省市，其中债券化的股票占90%以上，经正式批准的比较规范的股票发行的试点企业有100多家。
除股票之外， 1986年5月8日沈阳信托投资公司率先开展了债券买卖和抵押业务，到1988年全国61个大中城市开放了国库券流通市场，1989年全国有100多个城市的400多家的交易机构开办了国库券转让业务，1990年全国累计发行各种有价证券2100多亿，累计转让交易额318亿，证券中介机构网点达到 1600多家，1990年11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宣告成立，12月自动报价系统(STAQ)正式落成并投入使用，1991年7月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始营业，中国证券市场进入了启动阶段。
1986年9月上海工商银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业务部开始了股票柜台交易，主要交易飞乐音响和延中实业两家公司的股票，1988年上海又有海通、万国、振兴三家证券公司成立从而初步形成了场外证券交易市场。到1990年上海市场上有延中实业、真空电子、飞乐音响、爱使电子、申华电工、飞乐股份、豫园商场、凤凰化工等8只股票进行交易，这就是所谓的老8股。
到1991年上交所成立时除老8股之外，还有89年保值公债三种，87至91年国库券四种，工行债券六种，交行债券一种，中行债券两种，建行债券一种，还有上海石化、氯碱化工等企业债券十四种。深圳证券市场从1987年启动，到1990年已有发展、万科、金田、安达、原野等5家上市公司的股票公开交易，证券公司12家，营业网点16 个，深圳与上海不同，大宗的交易不是债券，而是股票。
1992年5月上海和深圳相继开放股价，同时在两个交易所进行规范化的场内交易，两地综合指数分别达到1429点和312点，到11月又分别回落到 386点和164点。1992年底，在上交所上市的A股有29只，B股9只，在深交所上市的A股有23只，B股9只。1993年2月沪深股市的指数又上升到1558点和369点，同时又有大批新股上市，到93年底，在上交所上市的A股107只，B股22只，国库券5种，在深交所上市的A股76只，B股19 只。
1994年7月29日沪深股市在扩容的压力下分别降到325点和94点，从8月份管理层提出暂停发行新股等三项政策，两市指数在9月份又上升到 1052点和210点。到94年底，在上交所上市A股有168只，B股32只，基金10只，国债现券5种，期货10种;在深交所上市的A股有118只，B 股18只，基金8只，国债期货15种。
1995年初由于大量资金云集国债期货市场，深沪股市分别降到524点和122点，5月18日国务院宣布停止国债期货交易并处罚违规的券商，3天之内沪深股市指数上升到927点和175点(成份指数1473点)，到95年底在沪深证券市场上市的证券达到460个，全年累计成交额64097亿，在上交所上市的A股有184只，B股35只，基金12只，国债现券6种，期货14种，国债回购8种;在深交所上市的A股127 只，B股34只，基金10只，国债现券6种，期货14种，国债回购7种。
1996年初沪深股市指数在522点和104点徘徊，但是随着宏观经济的好转和 97年香港回归以及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大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两市指数迅速上升，到12月11日和12日分别达到1258点(30指数3064点)和476 点(成份指数4522点)。96年底，沪深两市上市的证券达到667个，全年成交额41610亿，在上交所上市的A股有287只，B股42只，基金15 只，国债现券9种，国债回购8种，在深交所上市的A股有227只，B股43只，基金10只，国债现券9种，国债回购9种。
1997年5月沪深股市的指数分别达到1510点(30指数4286点)和520点(成份指数6130点)到97年10月1日在上交所上市的A股已有361只，B股48只，在深交所上市的A股有336只，B股51只。中国上海和深圳证券市场发展引起了世界各国金融界的极大关注，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发展股份制进行企业改革之后，证券市场将进一步发挥它的筹资和融资功能。
拓展资料:
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开始发展。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1991年7月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
中国证券市场作为一个新兴的高速成长的证券市场，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和结算网络覆盖了全国各地。证券市场交易技术手段处于世界先进水平，法规体系逐步完善。全国统一的证券监管体制也已经建立。证券市场在促进国有企业改革、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方面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中国证券市场-网络
❹ 我国股票市场二十年来的发展历程
20年前的中国对于何谓股市的问题，并没有几人能够说清楚，更没有人对此有什么实际的体验。经过了短短的20年的发展，中国的资本市场已经拥有了2026家上市公司和1.3亿多的股票投资者，中国的资本市场已然成为全球最重要的金融市场之一。全球市场经济的实践告诉人们，市场经济的发展与资本市场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重要关系。中国股市20年的发展也不断地在证明着这一点。事实上，资本市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引擎。据媒体报道，目前已经上市的两千多家公司的营业收入已经相当于整个国家同期GDP的46%。我国各行业的骨干企业已经基本都成为上市公司。可以说，上市公司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脊梁和主要动力源。从全球经济环境和经济格局上看，我国正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和重要的战略转型期，期间资本市场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的资本市场已经进入到全流通时代，这将使我国资本市场的金融商品定价功能发生重大的改变。全流通时代也将大大地增强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力。资本市场存量资源的再配置将成为资本市场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工作要点，大规模的购并和重组也将不断地呈现。我国经济结构也正处于重要的战略转型期，我们开始大力发展新兴战略产业，要紧跟世界制造业的步伐和积极推进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型，这就为资本市场带来了无限的机会。我国的经济正在从主要依赖于出口的外向型经济转变为主要依靠内需的内向型经济转变，这也将为资本市场带来新的增长动力。总而言之，我国的投资者从宏观的角度没有看空中国资本市场的任何理由，而从微观上看，我们的投资者则必须要学会正确地估值，选择好买入的股票和买入的时机，然后靠自信心和耐心获得稳定的和可以预期的投资收益。
❺ 公司治理理论的各国模式
比较及全球公司治理的演化 1、 分类
根据各自的研究需要，学术界将世界上各国所采用的公司治理模式进行分类。Berglof(1997)的总结性评述将全球公司治理模式分为“内部型—外部型 ”、“距离型—控制型”、“基于市场型—关系导向型”、“基于市场型—基于银行型”等。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分类结果是区分出世界范围内比较典型的公司治理模式为，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市场导向型即“英美模式”和以日本、德国为代表的银行导向型即“德日模式”。前者又被称为股东治理模式。由于这种制度对于公司信息的披露有着严格要求，也常被称为“以信息披露为基础的制度”（Nestor and Thompson,1999）。后者突出银行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地位，法律法规经常是禁止“投机性”活动而不是坚持严格的信息披露，主要借助主银行或全能银行的外部化相机治理机制与不同利益主体共同参与的内部治理机构，被认为更接近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
LLSV(1998)使用49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区分出四种传统法律体系来解释不同公司治理模式，因而将全球公司治理模式分为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包括美国、英国及前英殖民地）、法国模式（包括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殖民地影响范围）、德国模式（包括中欧和日本）和斯堪的纳维亚模式（主要包括北欧国家）四种类型。
Claessens等人 (1999,2000)考察了9个东亚经济实体中的近3000家公司样本，发现东亚模式出现了新的代理问题，即大股东对小股东的利益侵犯，并且总结了东亚企业的共同特征，。Khan（2001）将其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大多数东亚企业被家族所控制；二是家族控制常常通过股权金字塔、横向持股以及一股一票规则的偏离等方式而得以加强。他将东亚家族企业的公司治理制度视为与市场导向型和银行导向型平行的一种新的制度类型。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转轨经济模式。这种模式主要存在于俄罗斯和中东欧等转轨经济国家，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存在数量众多、规模庞大的国有企业需要进行重组，同时又继承了原有较为混乱的法律体系。在转轨经济国家中，公司治理最突出的问题是内部人控制，而内部人控制最典型的国家就是俄罗斯。由于企业内部人持有多数股份，所以，企业内部人的利益得到了强有力的体现，经理层事实上依法掌握了企业的控股权（青木昌彦，1995b）。内部人员(一般为经理层，波兰则为工人) 把持或控制科公司的多数股份后，成为了新的“所有者”。他所代表的就是他自己或本集团的利益，而不是普通股东的利益。（Cull,Robret,2002）、(Schutte,Clemens,2000)对捷克的研究表明，捷克私有化企业中，经理利用手中的权力，在所有者实际缺位的条件下，大量侵吞企业资产，形成所谓的严重“掏空”（tunneling）问题。这是制约捷克私有化企业迅速得到重建的重要因素。
2．为什么存在这样的差异？
典型的理论观点有两种：一种是政治起源论；认为各国公司治理合约的形式与该国的文化传统、法律规定、政治利益集团的寻租有关。Roe(2000)认为美国区别于欧洲各国的主要政治因素是否有深厚的社会民主。英美是个体主义和平民主义思想较重的国家，人们对权力的集中有一种持久的不信任感。不管这种权力的集中是在政府内还是在政府外。并且，全民参与式的竞争性选举和社会利益集团的普遍存在，强化了经济权力分散化，最终导致企业股权结构分散。相对而言，德日市场体系不十分完善，集体主义深厚，社会追求对公民的长期承诺，所以企业股权结构集中。USV则从法律资源的角度，各国公司治理的差异在于股东保护不同，对作出解释，普遍法系国家给予外部投资者——股东和债权人最强的保护，法国民法系国家对外部投资者保护最弱，而德国法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法国家则介于两者之间.与投资者保护强的国家相比，投资者保护较弱的国家中公司控制权更为集中，而在投资者保护较强的国家中，伯利与米恩斯式的公司即股东分散及职业经理控制公司的现象更为普遍。二是路径依赖论。认为各国公司所有权结构和治理规则是由该国初始条件决定的，其中效率和政治集团的寻祖是关键因素，Gordon(1983) 施莱佛和维什尼（1997）认为投资者的法律保护和所有权集中是一个好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关键因素，所以他们认为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具有世界上最好的公司治理制度。《OECD公司治理准则》则认为，好的或有效的公司治理制度是具有国家特性的，它必须与本国的市场特征、制度环境以及社会传统相协调 (OECD,1999)。
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没有出错时，以银行为中心的公司治理显现出具稳定性的优势。人们认为，目光长远的银行能使公司主要关心长期投资决策。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崩溃，人们改变了看法。康和斯图尔兹（Kang and Stulz,1998）认为，日本银行远不是理性投资的推动者，它们错误地实行了软预算约束，向效益下降且需重组的公司过渡贷款。爱德华兹和费雪（Edwards and Fisher ,1994）、黑尔维希（Hellwig,1999）认为，德国银行同样在走下坡路，不能提供有效的公司治理。英美模式既有辉煌，也有危机的年代，特别是 2001年以来接连不断涌现出的安然公司、世通公司、施乐公司的假账丑闻也使人们对其公司治理效率产生怀疑；东南亚家族控制模式曾经造就了“东南亚奇迹”，但199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却使其暴露出诸多严重的缺陷。 1、趋同论
（1）趋同于股东中心型模式的观点。研究公司治理问题的早期学者们认为股东中心型的英美模式比其他模式更为有效，也必将成为未来的主流模式。特别是二战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公司主导了世界，人们更加相信英美模式为全世界最佳。Foster(2001).Easterbrook and daniel(1991)认为国际市场竞争的压力会驱使各国公司治理向统一的效率模式演化，即以股东为导向、拥有发达的股票市场和分散的所有权的股东中心型模式。Ja(2001)的研究表明欧盟和日本大量制定法的变化，已使关系型治理体系有向美国的市场治理模式趋同的演变。
（2）趋同于利益相关者模式的观点。
20 世纪70年代以后，弗里曼（Freeman）、多纳德逊(Donaldson)、布莱尔(Blair)、米切尔(Mitchell)等认为，利益相关者模式比股东至上模式更有生命力，也是各种公司治理模式趋同的方向。从全球公司治理模式的特征和实际运作方式来看，日本和德国的公司治理模式更接近于利益相关者模式。由于日本和德国经济在“二战”结束后崛起，并在20世纪70年代后相当长时期保持强大的竞争优势，为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3）法律趋同与功能趋同
2．反对趋同论 ①法律观点
哥伦比业大学法律学教授Roe
②政治文化观点
③路径依赖观点
中西方公司治理理论综述
❻ 如何理解东欧国家经济政治转型及其性质
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奥匈帝国土崩瓦解，东欧各国终于赢得了渴望已久的民族独立；20世纪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国家选择了人民民主制度，走上了通向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20世纪末，东欧大地上再次风云突变，各国共产党相继丧失执政地位，社会主义政权如多米诺骨牌般倾覆，政治转轨的大幕由此拉开。
1989年后，随着东欧政治转轨和“回归欧洲”进程的展开，出现了否定“东欧”这一概念，而代之以“中欧”、“另一欧洲”、“中间地带”，“中东欧” 或“东中欧”等说法的倾向。尽管“东欧”已失去了原来与“西欧”相对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上的含义，尽管将来东西欧可能融为一体，尽管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联邦发生了分裂，但是，除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合并，并入了统一德国的发展进程外，作为曾处于共产党领导之下，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又几乎同时开始政治转轨的国家，东欧地区各国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共性，仍可被看作是一个整体。
“东欧”涵盖了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侏加利亚、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黑山、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马其顿、阿尔巴尼亚12个国家。
所谓“政治转轨”，主要是指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变化。根据《中国大网络全书·政治学卷》的解释，政治制度是“在特定社会中，统治阶级通过组织政权以实现其政治统治的原则和方式的总和。它包括一个国家的阶级本质，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形式，国家结构形式和公民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狭义主要指政体，即政权的组织形式”。政治体制则是“以国家政权组织为中心的各种具体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规范的总和，即为使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所采取的组织形式、权限划分、工作方式等具体制度和规范，如领导制度、选举制度、中央与地方的行政制度、人事制度、人民行使政治权利的制度、政策制订制度等”。可见，一方面，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外延有交叉之处，都包括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即政体、国家结构形式以及公民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等；另一方面，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又存在着显著的区别，前者更侧重于国家的阶级本质，“鲜明的阶级性是政治制度的最根本特点”。后者则“是政治制度在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中的具体化， 同政治制度相比，政治体制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外延也更为广泛，不仅包括政体和国家结构形式，还包括政党制度、选举制度、干部制度等内容。据此，东欧由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体制向西方式的多党议会民主制的转轨可归结为两个问题：一是国家政权归了谁所有，即国家的阶级本质问题；二是国家政权如何行使，即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和结构形式、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等关乎政治体制的问题。本书的论述紧紧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
东欧剧变作为政治转轨的开端，通过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的实施、共产党的蜕变，特别是其执政地位的丧失，基本解决了政治转轨的第一个问题——国家政权的归属问题，东欧各国的国家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然而，政治转轨的第二个问题——国家政权的行使方式问题远不像第一个问题那样易于解决，如把东欧政治转轨看作是所谓“民主化进程”的西方学者所认为的：“全面民主化过程通常十分复杂，而且持续得很久。它涉及到非民主政权的终结和民主政权的登台，然后是民主体制的巩固。”而在“巩固民主体制”的过程中，从一党执政到多党竞争和从议行合一到三权分立的转变是最值得关注的两个方面，这不仅是因为对于共产党居领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的确立明显改变了政治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而且由于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制“一直是建立在分权和多党制基础之上的”，仿照西方模式建构政治制度和体制的东欧国家亦必须首先在这两点上有所动作。
东欧的政治转轨并非空穴来风。苏联模式推行的危害、东欧社会主义建设的失误、西方的长期渗透和苏联对东欧政策的变化逐步瓦解了东欧原有的政治制度和体制，历史文化传统和曾经有过的“民主”经历、经济因素、外部环境、民族和宗教问题更与转轨进程息息相关。本书的后五章即试图从历史因素的作用和经济、国际、民族和宗教等因素与政治转轨的互动中，探询东欧国家政治转轨的发生原因和发展轨迹，把握政治转轨的脉搏。
东欧开始政治转轨至今已十年有余，十余年间，这样的政治转轨作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其走过的每一步都引起世人，特别是国外学者们的极大兴趣。他们著书立说，或是反映某一国家转轨的具体情况，或是论述政治转轨的某一方面，如议会制度、选举制度等的变化，或是从宏观上探讨东欧的“民主化”进程，他们对东欧政治转轨的报道和反思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国内学术界则更多地关注于东欧国家的经济转轨及其相关问题，对政治转轨的研究相对缺乏，并且多集中在对政治转轨中某一个特定问题，如东欧剧变的原因和教训、左翼政党的兴衰等，或对某一时期某一国政局的分析上，可参照的系统论述政治转轨的专著、论文不算很多。
❼ 股票市场如何影响经济
按正常的角度说，宏观经济与股市的关系是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宏观经济直接影响着股市，原因是它影响着投资者对上市公司业绩的预期；股市行情变化对宏观经济只有间接反作用，没有直接影响———企业的机器设备不会因为股价下跌而少掉一个零件，宏观经济更不可能因为一个电子符号的变化而突然转向。
股市对宏观经济间接关系的第一项是融资。融资规模的大小，影响着生产或服务领域的投资量，由此影响着宏观经济数据。但在不同时期，它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比如在经济过热时期，本来就要适度限制投资规模，股市融资额减少并不是什么坏事。 还有国家股票影响国家经济，国家经济受影响，就影响到货币的价值，货币价值影响到汇率，汇率影响进出口贸易值，要是影响大就会出现货币膨胀，导致物价上涨，这就影响老百姓了。
❽ 经济学问题
1.新兴市场国家与转型国家有一定的联系，但新兴市场国家并不包括所有的转型国家。对实际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属于新兴市场国家，国际学术界还存在一些争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探索发展道路、改变落后贫困面貌的艰难过程中，前 而所谓新兴市场国家的概念，可能正式出现在1994年美国商务部的《国家出口促进策略》中。其中提到，一个新世界正在崛起，未来美国将与这一类新的国家进行竞争，这类国家可称之为“新兴市场”国家。在这一语境中，新兴市场国家一般特指市场经济体制逐步走向完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市场发展潜力大，正力图通过实施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进步而逐渐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经济体。就这个角度而言，新兴市场国家与转型国家有一定的联系，但新兴市场国家并不包括所有的转型国家。
不过，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方面，其所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通常把世界各国分为三大类，即先进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从2004年开始，这家权威机构则将全世界国家分为两大类：一个是包括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在内的先进经济体，另一个就是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由此可以看出，新兴市场国家多属于非发达国家，却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存在明显区别以至于可以单列出来。因此，新兴市场国家不能等同于发展中国家。
具体来说，从地域范围上讲，新兴市场国家主要集中于亚洲、中东欧和拉美三大区域。美国商务部就认为，组成新兴大市场的十大新兴市场国家有中国（包括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印度、韩国、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南非、波兰、土耳其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东盟。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也列出25个国家(地区)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地区)来进行有关数据统计。这些国家和地区分别是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韩国、泰国、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希腊、以色列、葡萄牙、南非、土耳其、捷克、匈牙利、波兰、俄罗斯。
进入新世纪以来，西方媒体和经济学家论及新兴市场时，所提到的国家数目就更多了。2007年，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世界银行前行长沃尔芬森的文章表示，新兴经济体“包括大约30个中等收入或贫困国家”。
由此可知，新兴市场是由一些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部分转轨国家以及个别发达国家所组成的。这些经济体或国家大致具有如下特点：数目众多，是一个群体；广泛分布在亚非拉以及东欧等地区，且都是各地区的主要国家和各自地区经济组织的核心成员；巨大的商品供应国和销售市场，全球资本的重要流入对象，世界经济的主要增长点。
不过，对实际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属于新兴市场国家，国际学术界还存在一些争论。
一些学者在划分新兴市场国家时，重点考虑的因素有：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市场巨大，是所在地区的大国，其发展状况将影响周围国家的发展；突然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可能直接改变现存的世界局势，在全球经济中占据较大份额，在国际政治上拥有较大发言权；是重大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的主要或积极参与者；是全球扩展速度较快的市场，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世界贸易的增长；致力于开放本国经济，平衡财政预算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新兴市场国家的衡量标准主要看用人均GDP反映的绝对经济发展水平；市场管理体制，尤其是市场体制的自由度及增长率；市场的长期潜力性等因素。其中，还有学者特别强调评判一个国家是否属于新兴市场国家的最重要标准，就是看这个国家是否能有效地帮助外来供销商和客户进入市场参与商业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判断标准已不像美国商务部那样或多或少沾染意识形态色彩，而是更加侧重从市场管理体制、世界力量对比、世界格局的变化和全球治理的角度提出。正如西方知名财经作家约翰·特雷恩所说，“新兴市场国家”不是发展中国家，并不包括“伊斯兰”、“地中海” 或“拉丁美洲”那些没有发生变化的国家，它是指那些正迎头赶上的国家。
总之，新兴国家走上快速发展轨道，其经济实力以及在世界经济中的积极作用不断加强。这是相关发展中国家获得政治独立后，又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飞跃。虽然这一过程尚处于初始阶段，但无疑预示着又一个新时代的即将来临。
2.new resources；technology；immigrant
3.美国的医保体系创立于20世纪大萧条年代，医疗不公是美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它长期困扰着美国民众。医疗不公主要指医疗资源（医疗保险计划、医疗服务、医疗经费等）分配不公。与西方大多数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的医疗领域缺乏计划性、法定性和社会性政策，却以高度市场化运作为特色，国家公共医保体系薄弱，导致医疗资源分配不公，弱势群体受保率低下。虽然二战以来，美国多届政府重视医改，但均不能特别有效地解决医保领域中市场化和公共性之间的结合与互补，许多改革措施以失败告终。
高度市场化医疗体系下的社会不公
美国是西方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国家的典型代表，虽然这并不排斥或反对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但在医疗领域，美国政府的干预历来比较薄弱。1965年以前，私营商业性和市场化是美国医保体系的主要模式，公共医保政策与制度严重缺失。
在市场化模式下，医疗保险的需求理论认为市场化是医疗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可以在市场公平的基础上评价效率。但事实上，经济领域的公平与社会领域的公平内涵不尽相同。经济领域的公平是指市场经济等价交换原则所体现的平等，而社会领域的公平主要体现在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需求方面。医疗公平属于社会领域范畴，所以不能把经济领域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公平原则简单运用于医疗领域。正如美国学者詹尼弗（Jennifer Prah Ruger）指出的那样，医疗领域偏重市场化决策，会与健康公平原则相悖。
美国高度市场化的医疗体系，表面上可以实现医疗资源的公平配置、自由选择、按需分配，实际上却导致了社会某些层面的医疗不公。因为保险公司为了规避风险通常采取逆向选择，他们择优选择收入高、健康、年轻、潜在风险低的客户群体并为其提供相应的保险计划；对收入低、健康状况差、年老等弱势群体，保险公司不是提高保费来抵御风险，就是拒绝其投保来回避风险。这种逆向选择一方面使低风险人群因其预期健康状况良好，但投保费用支出高而选择少保、退保、弃保；另一方面使弱势人群因其健康现状差和预期健康风险发生率高而需要投保，却被排除在保险市场之外——缺保、无保，这种情况是造成美国全民医保覆盖率始终处于发达国家最低水平的根本原因，其他发达国家几乎达到100%的覆盖率，而美国到奥巴马改革之前覆盖率一直维持在85%左右。
美国的医疗资源分配不公，是医疗保险市场化功能失灵的一种表现。医疗保险属于一种特殊商品，但却是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政府干预弥补市场失灵的漏洞来体现。二战以后，因贫富两极分化和老龄化的逐步加深，医疗领域的社会不公问题更加突出。1965年，美国政府终于颁布了“医疗照顾”和“医疗补助”计划，规定凡年满65岁及以上的老人可以享受“医疗照顾”计划，凡收入在贫困线以下可以享受“医疗补助”计划。虽然政府制定了公共医保计划，使弱势群体直接受益，但享受公共计划是有条件的，也是有限的。例如，加入“医疗照顾”计划的条件苛刻，有些医药和医疗服务费用还须自己承担。随着医疗费用上涨，公共医疗的成本大幅上升，财政压力濒于失控。1970年代以后，美国医改的关键问题转变为成本控制，而不是扩大公共医疗支出，因此美国的无保和脱保率依然维持在15%左右。
种族歧视历史痕迹中的医疗不公
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是美国民主进程中最大的挑战，种族歧视在公共福利政策中的政治色彩很重，影响了美国公共医疗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可以说，种族歧视是医疗不公的根源。
美国的种族歧视由来已久。在医疗领域，特别在医疗服务中，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最为严重，因为医疗服务必须有肌肤和身体的直接接触，这是种族歧视中最禁忌的。为了隔离，社会通过提供给所谓劣等民族低劣的医疗服务、医疗条件、医疗设备而不断强化医疗不公的社会现象。1960年代以前，美国的医院有白人医院、黑人医院、综合医院之分，黑人只能到黑人医院和综合医院看病。许多南方州，综合医院为数很少，如阿肯色、佐治亚、南卡罗来纳、得克萨斯四个州，直到1957年还没有综合医院。另外，黑人医院无论是条件、设备还是医务人员都比白人医院的差，即使在综合医院里，为白人和黑人治疗的设备和区域也是分开的。医疗资源的分配不公使许多黑人患病得不到及时治疗，最典型的是亚拉巴马州塔斯基吉（Tuskegee）市的梅毒医疗事件。20世纪30—70年代，塔斯基吉有将近400名男性黑人患有第三期梅毒，但因为他们是有色人种，没有得到治疗。
医学教育机构和医学组织同样从创立之初就实施了种族隔离。美国的医学教育机构很少接纳黑人学生，到1950年代，只有两所医学院——霍华德医学院和玛雅医学院对黑人学生开放，批准黑人学生实习的医院只有10所，有黑人工作人员的医院也很少。在废除种族歧视和隔离之后，南部的医学院在法律上成为开放性综合学校，但在实践中隔离依然十分严重。历史上，所有南部各州的黑人医师都被排除在州县的职业团体之外，甚至被排除在美国医学协会之外。
种族隔离成为美国建立和改革公共医保制度的最大障碍。二战接近尾声时，罗斯福表示支持医疗保险改革；随后杜鲁门更加关注医疗改革，提出实行国家强制性全民公共医保计划，但是杜鲁门计划也难以逾越种族政治藩篱。1960年代中期，美国的种族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64年国会通过了《民权法》，取缔了公共领域的种族歧视。但种族政治依然影响着政府医疗政策的制定，1965年颁布的“医疗照顾”和“医疗补助”计划是有限的公共医保计划，本身就是政府与各种利益集团争论、妥协的产物。即使到1990年代克林顿医改时，还不得不顾忌种族政治的影响，小心地回避引发公共医疗中种族问题的讨论，所以克林顿的医改计划主要包括了中产阶级的医疗保障问题，而不是扩大底层有色人种的健康保障。
传统核心价值观与医疗公平原则的冲突
美国人传统的核心价值观在医疗资源分配尤其是医疗经费的分配中是矛盾冲突的，这种冲突使政府的公共医疗制度改革和完善的历程特别艰辛。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是美国人传统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但是对没有医疗保险群体的道德关注也是美国民众的核心价值观，自由主义者将自由的原则看做是绝对的，在公平分配原则中，个人与公平存在冲突，以至于道德层面的核心价值不足以产生强大的力量去支持全民医疗保险政策的出台。
在美国人的主流哲学中，个人自由和自主权是主要的社会价值，而政府的作用是保护个人权利，尤其是财产权利。但在扩大全民医保覆盖方面，若要加大公共政策的力度，必然会损害或侵犯偏好自由选择私营医保的中等收入及富有阶层的权利，因为政府主要是通过扩大税收、将国民收入二次分配来保障弱势群体的医疗公平的。自从1965年美国颁布有限的公共医保计划以来，围绕是否实行强制性国家公共全民医保的辩论从未间断过。反对者强调自由和平等之间的价值冲突，把强制性国家公共全民医保制度看成是激进的“社会主义医疗制度”而大加抨击。支持者认为只有政府以及医疗管理部门扩大其立法和制定政策的职能，才能在市场失灵范围内调控，为弱势群体提供必要的和道德的社会医疗保障。克林顿时期，医疗改革的辩论达到了高潮，政府提出的《医疗保障法案》，既遭到了共和党的攻击，又受到了各利益集团的抨击，公众意见也是纷繁复杂，辩论的焦点是美国正经历一个多层面的医疗危机：医疗成本太高，无保或不足保险的比例太高，医疗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等。但是各种势力在辩论过程中最终关注的是自身利益，无法达成共识，改革最终失败。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决定了它在制定公共政策中，容易产生不同的见解而难以达成统一的协定。
虽然美国历史上存在一些医疗不公的问题，但随着世界文明的发展和世界各国医改的不断深入，美国努力通过多次医改的实践，试图为全民提供相对公平的医疗保障。当美国人不能在理解医保公平问题的所有层面上达成共识时，就把医保公平放在“健康权是人类繁荣的必要条件”这一层面上首先达成共识，以此在多维的具体争论中达成暂时的和解与共识，并制定出政策和制度性安排，推动医保公平的具体政策不断完善。
4.不清楚two conflicting principles 是什么。
希望能帮到你。
❾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的科研成果
1 国别差异与银行业对外开放风险评判 曾康霖 国际金融研究 2006/11
2 习惯的思维与理性的落差——简议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 曾康霖 中国金融 2006/20
3 我国货币资金流动的区域差异分析 曾康霖 上海金融 2006/09
4 探索前沿 锐意创新——《资本市场税制优化研究》评介 曾康霖 财经科学 2006/10
5 关注公司治理结构的焦点——探讨当前三个敏感而又难以回避的热点话题 曾康霖 西南金融 2006/08
6 金融服务外包的风险控制及其监管研究 曾康霖 金融论坛 2006/06
7 现实与未来的思索:富人是否一定比穷人更讲信用? 曾康霖 中国金融 2006/07
8 对区域民间金融的评析 曾康霖 西南金融 2006/01
9 对国有商业银行股改引进外资的几点认识 曾康霖 财经科学 2006/01
10 金融在缩小收入差距中有何作为 曾康霖 光明日报 2006/08/14
11 新制度经济学与中国改革 曾康霖 经济学动态 2006/4
12 金融学教程 曾康霖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6年4月
13 中国转型期信用制度建设研究 曾康霖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6年5月
14 中东欧转轨经济国家股票市场制度研究 曾康霖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6年5月
15 中国转型期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研究 曾康霖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6年5月
16 构建有效金融服务体系 支持新农村建设 刘锡良 四川省情报 2006/11
17 我们应如何解除农村金融压抑 刘锡良 中国金融 2006/14
18 中东欧政府在银行改革中的作用 刘锡良 中国金融 2006/11
19 一项对我国资本市场研究具有前沿性和创新性的成果——评江世银博士著《中国资本市场预期》 刘锡良 财贸经济 2006/06
20 资源禀赋与城市商业银行组织形式选择：山东个案 刘锡良 金融研究 2006/9
21 中东欧国有银行产权改革研究 刘锡良 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年5月
22 中国渐进改革成本与国有银行财务重组 陈野华 经济研究 2006/03
金融与保险2006/6 全文转载
23 证券业自律管理理论与中国的实践 陈野华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6年3月
24 行为金融学 陈野华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6年6月
25中国外汇储备的规模与运用——兼论汇金公司的利弊 冯用富 经济学动态 2006/10
26基于极值理论方法的中国股指期货保证金设定的实证研究 李晓渝潘席龙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06/04
27 股权分置改革推进中的风险预测 李晓渝潘席龙商业时代 2006/21
28 论金融工程学的工程学特色 李晓渝潘席龙 金融与经济 2006/06
❿ 如何理解东欧国家经济政治转型及其性质
东欧国家经过10多年的转轨，可以说已经不同程度建立起了市场经济的框架。迄今为止，已有4个东欧国家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正式成员国，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这些东欧国家经济转轨成果的承认。1995年，捷克成为第一个加入经合组织的东欧国家，1996年匈牙利和波兰相继加入该组织，2000年斯洛伐克成为了该组织的成员国。2004年，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将成为欧盟的正式成员国。从整体上看，东欧的经济转轨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些进展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经济改革设计上更加现实：东欧在剧变之初存在许多幻想，现在这些幻想不复存在。剧变之初的欣喜若狂已被谨慎理智的思考所取代。一位匈牙利学者指出了制度转变初期的三个幻想：市场无所不能；私有化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体制转变后西方援助会大量涌入，情况还立即变好。上述幻想的破灭反映在体制设计上更加现实，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资源配置机制市场化的同时，注重国家干预，强调国家对于经济的宏观控制；二是在推进私有化的同时，注重现有国有企业的改造，强调其他方面的市场改革；三是在吸引外资、争取外援的同时，把经济体制转换看成是一个内部变化的过程，强调经济体制自下而上的变化。2、建立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法律制度：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律规范的经济制度，需要一系列法律制度的支持。东欧各国基本上都通过了新的宪法、公司法、商业法、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预算法、银行法、破产法、私有化法、证券法、外国投资法等，适合市场经济的法律框架已基本就位。3、通过紧缩政策基本实现了宏观经济的稳定。东欧各国在经济转轨中都实行了程度不同的紧缩的货币与财政政策，试图通过减少补贴、削减开支、提高利率、抑制需求、取消税收优惠等措施来实现宏观经济的均衡。东欧国家通过上述措施控制了通货膨胀，其中波兰、南斯拉夫1990年激进的稳定化计划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控制住了高达四位数的恶性通货膨胀。新南斯拉夫1993年通货膨胀达到了创记录的100万％，这种恶性通货膨胀的高记录在战时经济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1994年初，曾任联合国、世界银行顾问、年逾古稀的德·阿夫拉莫维奇执掌了南斯拉夫中央银行大权，着手进行宏观经济的稳定。他以南斯拉夫的黄金储备为基础，发行新的第纳尔，确定第纳尔与马克的兑换率为1：1，同时南斯拉夫实行严厉的紧缩政策。结果南斯拉夫恶性通货膨胀的势头迅速得到遏制，价格迅速得到稳定。但到了1995年，价格稳定受到威胁。东欧的经验表明，严厉的紧缩的货币与财政政策有助于遏制恶性通货膨胀。在恶性通货膨胀的宏观经济环境下不可能实现经济增长。宏观经济的稳定化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这已被东欧经济从衰退走向复苏的事实所证明。东欧绝大多数国家的通货膨胀率目前仍为两位数，这对于转型国家而言仍然很高，因此东欧宏观经济的稳定化仍有许多事情可做。4、通过放开价格、放开外贸实现了经济的自由化。东欧国家除匈牙利以渐进方式实现了价格与贸易的自由化外，都以激进的方式、一步到位，全面放开了90%的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同时取消了进口的数量限制，解除了大部分商品出口的数量限制。迄今为止，东欧国家90%的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已放开，价格已成为引导资源配置、影响企业行为的重要信号。贸易自由化有助于引进竞争，打破垄断，同时有利于利用本国的比较优势，促进本国竞争力的提高。5、通过本国货币贬值实现了本国货币的国内可兑换性。东欧国家通过大幅度的货币贬值，使定值过高的本国货币的汇率接近于平行市场的汇率，实现了本国货币的国内可兑换性。在转轨经济中，汇率成为了宏观经济的稳定器，汇率的稳定促进了宏观经济的稳定。6、所有制改造取得了初步进展：东欧中小企业的私有化进展迅速，已经完成，而国有大型工业企业的私有化也取得了进展。东欧国家私有化的方式是多样的，基本上是外部私有化、内部私有化与无偿分配三种方式并用。目前新产生的私人部门发展迅速，成为促进私有化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转轨以来，私人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有大幅度的提高。根据欧洲开发与重建银行公布的数字，1994年中期，私人部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捷克为65%，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为55%，阿尔巴尼亚为50%，保加利亚、克罗地亚为40%，罗马尼亚、马其顿为35%，斯洛文尼亚为30%。而到了1998年，私人部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匈牙利为80%，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尔巴尼亚为70%，波兰为65%，克罗地亚为55%，保加利亚为50%。1997年匈牙利的私人资产已占国家资产的的3/4(其中国内投资者占40%，外国投资者占60%)。7、金融改革已经起步：东欧金融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保证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将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职能分开，建立二级银行体系；发展股票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