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票市场制度创新

❶ 中国模式是制度创新还是制度缺陷

从广义上讲,“中国模式”是指中国现代性社会构建的目标和路径,即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的现代文明秩序。本文的论述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讨论的重点不是经济结构而是经济制度,即市场机制中政府的职能。
一、“中国奇迹”是否展现了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近3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使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相当程度上也改变了全球的经济版图。如何运用经济学的方法解读这一现象已成为全球经济学家关注的一个课题。
从立论上讲,经济学家的观点大体上可以分成两派： 一派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表明中国已建立了一个区别于欧美“盎格鲁-撒克逊”的新的模式,其主要特征是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以充分调动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高效决策。
另一派认为所谓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是“发展主义政府”主导经济的产物,这与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出现的“东亚模式”具有共同的特征。经济学的研究和历史的实践证明,这种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而且会造成资源浪费、结构失衡、公共产品缺失、社会不公和腐败贪污。这些问题已成为当今中国政治、社会、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亚洲金融危机后,大多数东亚国家已摆脱了这种模式,实现了从威权到民主的转型。 此次金融风暴中欧美经济体系弊端的显现,中国应对危机的成功表现使得“中国模式论”占了上风。

二、所谓“中国模式”是改革中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一种制度创新
1、所谓“模式”(经济发展模式),它的特征不仅表现为一种差异性,还表现为它的可示范作用和普遍意义。
中国经济发展之路的差异性主要表现为转轨过程中渐进式的路径选择和旧体制的影响,即政府对市场管制和行政干预。我不赞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自由放任观点和制度,但中国当下政府对市场的管制和干预已超越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形成了政府对市场的某种程度的替代。在转轨的初期,作为一种过渡的制度安排,它具有合理性。但将之固化、强化、并作为经济发展的模式会束缚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扭曲资源配置,这有悖于市场化改革的目标。特别值得警惕的是政府职能的固化和强化不仅受到观念上的影响,更为主要的是权力和资本相结合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的驱动。因此,“中国模式”的差异性更多地表现为转轨中的路径选择,而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一种目标模式。当下中国经济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政府职能的转变,而不是通过理论包装使其得到某种正当性。
2、对“经济增长模式”的价值判定,即优与劣、好与坏不是经济增长的速度,而是:经济增长的效率和质量、财富分配的公平与公正、对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选择权利的保护。
只有具备了这些特征,这种模式(制度)才能充满活力、才可持续、才具有竞争性、才真正反映了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而我们在“中国模式论”的论据中和中国的现实中尚不能充分证明这一点。中国30年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经济、社会问题,一部分是旧体制带来的,一部分是现有模式产生的,所以这些问题在现有模式下难以得到解决。
3、那么中国30年的经济增长是否能够简单地归结为所谓东亚的“发展主义政府”模式呢?我以为也不尽然。
首先,从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职能和角色来看,中国政府远远超过了“东亚模式”。“东亚模式”或“发展主义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主要表现为产业政策、税收政策和汇率、利率的管制,中国政府除了上述方面外,还直接控制经济资源(土地、矿产),参与市场竞争(国企),并通过行政审批干预经济活动。这种体制有东亚模式的影响,有从计划向市场转轨过程中带来的特征,更值得关注的是政府主导经济的模式中利益集团的行为驱动。与“东亚模式”相比较,这种体制具有更为复杂的意识形态-政治权力-利益结构,因而从威权走向民主的转型更具挑战性。
其次,中国30年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基本动因主要不是来自政府在市场活动中的特殊角色,而是政府放权、市场发育的结果。这一过程可以看作是制度的变迁,即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轨大大降低了制度运行的成本—交易费用,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中,释放出了人力资源的生产力和创造性。进入九十年代后期,中国加入了WTO,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使中国进入了全球的产业链,由此大大扩展了生产边界(潜在生产能力)。概括讲,内外制度的改革是中国30年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的因素。与“东亚模式”相比较,中国的制度改革可以释放出更大的“帕累托改进”的空间。
三、呼唤新的改革议程
基于上述分析,我不赞同时下的所谓“中国模式论”,并对其表现出的民族主义和排斥欧美文明的情绪保持警惕和担忧。我认为当下要关注的不是标榜政府主导经济的“中国模式”,而是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的改革,转换政府的职能,即从一个政府主导的经济转变为市场主导的经济,政府的职能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为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中心。
中国经济的发展呼唤新的改革议程,在新一轮的经济改革中应以政府职能转换为中心,重点推进:要素价格市场化、国家资本社会化、土地收益分配公正化等。
(作者为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招商局董事长。此文系秦晓于2010年5月9日在剑桥大学中国同学会论坛上的演讲稿。)

❷ 中国股市发展方向是什么

规范企业上市的审核制，规范二级市场的交易行为，是中国股市的发展方向 股票市场之有效，就在于它是一个较少受到政府干预的市场。与股票市场相比,银行总是会比较多的受到政府的政策直至行政性干预,比如在市场经济最为发达的西方国家里,政府仍然可以通过利率等政策手段来影响银行的行为与资金的配置结构,此外像日本这样的以主办银行制度为主的国家更是长期实施行政色彩浓重的政府对银行的窗口指导。
在这样的结构下,当政策取向与市场的发展激励相容时,市场就会出现相好的趋势,比如开始于2005年的全流通改革就是管理层的政策与市场参与者的利益激励相容的典型例子,从而导致中国股票市场走出了长达数年的低迷状态。但是,当政策取向与市场不能激励相容时,那么市场就会重新失态。
结论是明确的,中国的股票市场之所以失态,就是因为从基本面上看缺乏给投资者好的回报的企业,从管理层面上看存在行政干预,而这两个问题归根到底其实只是一个问题,那就是管理层自己已经被卷入到市场中去了。因此,要使中国的股票市场得到健康的发展,仅有股票全流通改革是不够的,因为在制度缺损的情况下,全流通反而会引发一场抢钱的后果。所以,要想让中国的股票市场能够有效而又稳健地运作起来,关键在于让市场去识别什么样的企业是可以上市的,同时,也只有当这个市场中没有特殊利害关系时,管理层才能真正有效地承担起对市场的监管责任。假如上市公司质量是高的,政府监管是有效的,或者说公司的红利分配是可预期的、市场交易费用是较低的,那么上市公司的大小股东必定会根据自己的优势去选择理性的行为,而使股票市场走上健康的发展之路。 再则，我国证券市场不规范的现象主要是表现在：部分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不真实，举荐人没有尽到审核责任，在二级市场上有投资机构和上市公司联手，拉抬股价操纵股市，有的投资机构通过纸媒网络，披露虚假信息，来误导市场。
规范和治理的办法和途径：一加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管，使投资者能够获得上市公司的真实信息，改变和扭转投资者“信息不对称”的局面；二提高上市公司的上市质量，保荐人要起到审核责任；三规范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四监管办法和手段要创新，对于新问题要有新的办法进行解决；五对于个别投资机构和私募机构在二级市场上的拉抬股价操纵股市的违规操作，一经发现就要予以及时纠正，必要时要进行严厉打击，绝不姑息，以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❸ 中国的制度创新有哪些

制度创新是指引入新的制度安排，如组织的结构、组织运行规范等。大的如整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小的如具体企业的组织形态、运行机制。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作为市场微观基础的企业组织要适应这一巨大的变革，必须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运作的各种规章制度及运作方式，也就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目前，我国企业制度创新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1、建立出资人制度。变国有企业为国家投资企业，经过资产评估或清产核资，量化对企业投资的总量，国家对国有资产的管理从委托、授权转变为运营和投 资。政资分离后，那些代表国家专营国有资产的部门、控股公司、资产运营公司承担出资人的有限责任。
2、建立法人财产权制度。企业总资产一方面来自出资人，一方面来自债权人，企业具有对总资产所表现出来的如资金、物资、人力、设备、物业等多种资源形态的优化、处置、组合权力，以其达到资产增值和扩充的目的。
3、所有者权益制度。国有出资人对投资企业，已经组织起集团的母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充分建立起所有者权益制度，它表现为对经营者选择的控制、对投资回报的控制、对重大经营决策的控制。
4、建立法人治理结构。科学地规范和健全企业的治理结构，实现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的各司其职、相互制约是企业领导体制的重大变革。
5、企业的配套制度。主要指与制度创新的配套展开相关的基本制度。如人事制度、分配制度、财务制度、投资管理制度等。
企业制度创新是一个多层次的体系，需要各不同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和个人，形成“合力”才能完成。

制度创新，就是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要不断对企业制度进行变革，因而通常也可以称之为企业制度再造。企业制度创新对企业来讲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企业本身就是一种生产要素的组合体，企业对各生产要素的组合，实际上就是依靠企业制度而组合起来的。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不少人在谈到企业的定义的时候，往往都认为企业就是一个将各种生产要素按一定制度而组合起来的经营主体。由此可见，企业制度对于企业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❹ 介绍一下中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历史

中国证券市场从1870年至今已有120多年的历史，经历了三个时期：1870年至1949年的香港、上海、天津、北平的证券市场，1950年至1980年的天津、北京、香港、台湾证券市场，1981年至今的上海、深圳、香港、台湾证券市场，形成了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三个阶段。

1.1870—1949年

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股票是洋人发行的。1840年鸦片战争后，外商开始在中国兴办工商企业并开始发行股票。最早在中国设立股份银行的是英国汇丰银行，1865年3月3日在香港设立总行，4月在上海设立分行，1870年前后中国出现了买卖外商股票的的经纪人。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为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同时由于帝国主义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放松了对中国市场的控制，中国民族工商业迅速发展，股份公司日益增多，股票大量发行，成为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史上的一个新时期。

1914年上海股票商业公会成立，同年12月北洋政府颁布了我国第一部证券交易条例，证券交易有了初步的法规。当时的上海股票商业公会设在上海二马路一带(今九江路)。最初有会员12家，后增至15家，会员缴纳12两白银作为公会资本，每月还要交会费2两。交易品种包括政府公债、铁路债券、公司股票及外汇等等。交易方式是现货交易，交易时间为上午9——11时，手续费按1%—5%收取。这标志着中国人自己经营的第一家现代证券交易所诞生了。

1920年孙中山先生与虞洽卿联名向北洋政府申请成立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集资500万元，于同年7月1日开业，经营品种除证券之外还有金银、皮毛、花纱布、粮油等等。与此同时，上海股票商业公会也根据北洋政府颁布的《证券所交易法》改组为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集资300万元，经纪人有55名，主要经营北洋政府发行的公债。这两个交易所业务兴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半年就赚了100多万，引起了各方面投资者的注意，各种证券物品交易所如雨后春笋般的建立起来，仅在上海就有200多家。随后全国一些大城市陆续建立了证券交易所。

1918年北京股票交易所成立，1921年天津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当时的天津证券物品交易所资本200多万元，分为10万多股，由天津和上海两地筹资，理事长为曹锟之弟曹均，沪方代表由孙棣三担任，监督人为天津一位巨绅。当年10月1日在天津东马路开业，先是买卖公债，然后增加了股票交易，也曾兴盛一时。

1921年秋，风云突变，当时上海先后兴起的150家交易所，有的发行股票成立了信托公司，因股票价格大幅下跌而倒闭，引起了连锁反应，上海有近百家证券物品交易所倒闭，只剩下包括上海货商交易所在内的十几家。天津的证券物品交易所也因上海股价暴跌、交易所倒闭之风的影响，于1922年停止了营业。后来人们把1921年的交易所和信托公司的倒闭风潮称为信交风潮，这是中国证券市场的第一次暴跌。

1949年以前中国有香港、上海、天津、北平四个证券市场。香港是开业最早的证券市场，1891年香港股票经纪协会成立，1914年易名为香港证券交易所。1921年建立了第二个证券交易所。1941年香港被日军占领，这两个交易所停止活动。1947年两个交易所合并，成立了香港证券交易所有限公司。实际上，香港从1866年开始股票买卖到1947年香港香港证券交易所成立这一阶段，市场规模很小。

2.1950—1980年

1949年6月华东军事管制委员会为了稳定上海金融秩序封闭了上海证券交易所。1949年1月天津解放，天津军管会接收和清理了原国民党时期的证券交易所，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天津证券交易所，该所于1949年6月正式营业，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个证券交易所。1950年2月1日北京证券交易所成立。这两家交易所在解放初期对融通社会资金，恢复生产起了积极作用。1950年以后金融和物价趋于稳定，证券交易减少。1952年天津证券交易所并入天津投资公司，北京交易所也停业。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大陆的有价证券是国家发行的公债，但只能还本会息不能买卖和转让。80年代中国大陆又兴起国债、企业债券和股票的交易。

香港证券市场是1949年以后一部分内地资金的转入才逐步发展起来的，但市场狭小，银行信贷是各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到1962年也只有65家上市公司。1965年平均月营业额410万美元（约3200万港元），1967年8月31日恒生指数曾降至58.61点，香港证券交易所曾两次停市10天。 1968年香港经济增长，使证券市场成为地方实业重要的资金来源，1969年平均月营业额2720万美元（约2.12亿港元），上市公司72家，同年12 月17日远东证券交易所开张。

1971年9月15日金银证券交易所开业，1972年九龙证券交易所有限公司开业，在如此狭小的地区拥有四个证券交易所是世界上罕见的。但是特殊的地理位置使香港发展为东南亚的金融中心，港英当局和中外财团的投资迅速增长。1972年香港四个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190种，当年上市的就有98种，成交额达到43.397亿港元，是1969年的70多倍。1983年成交额达到482.17亿港元，比1968年增长了53倍，总市值达到了1734.5亿港元。在这期间香港股市也经历了1973年和1982年的两次暴跌。

1980年7月7日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组成，1981年3月31日正式注册。1978年以后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极大地促进了香港的进出口和转口贸易，香港房地产兴旺，恒生指数又恢复到1972年的水平，1980年10月1日达到1810点，成交额达到957亿港元。1982年香港股市因佳宁事件和撒切尔夫人访华引发的所谓“信心危机”发生第二次暴跌，1983年初恒生指数跌至750点。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公布，人心稳定，恒生指数又上升到1200点。

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1949年国民党当局逃到台湾以后，通过发行所谓“爱国债券”促进证券交易，但是真正的证券市场是从1953年开始的。台湾当局为了把地主的土地转换给农民，对地主实行赎买政策，以七成稻谷实物债券和三成的公营事业股票(主要是台湾水泥、台湾纸业、台湾工矿、台湾农林四大公司)换取地主的土地。当时地主所得的债券和股票，连同台湾当局发行的爱国公债共22亿新台币，地主对其所拥有的股票不感兴趣而大量开价出售，场外交易的商行应运而生，最繁荣时达到二三百家。

3.1980—1997年

1981年10月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选举了第一批成员，经过三年，原来的香港证券交易所、远东证券交易所、金银证券交易所、九龙证券交易所停止营业，1986年4月2日联交所正式开业，并亨有在香港建立、经营和维护证券市场的专营权，使香港证券市场进入了一个新时期。1986年9月22日香港被接纳为国际证券交易所联合会的正式成员，开始向国际金融市场迈进。

当时香港共有上市公司258家，证券330种，其中260种是普通股票，21种是认购权证，7种是公司债券，1种是政府债券，36种是单位信托，5 种是优先股。1987年恒生指数接近4000点，但由于美国股市暴跌而引起的世界性股灾，香港股市在1987年12月7日跌到1894.94点，1990 年重新恢复到3500点。90年代香港股市虽然也受到各种外界影响，但搞风险能力较强，1992年恒生指数曾达到12000点，到1997年1月香港已有 550只股票，其中包括综合企业、航运货仓、酒店饮食、金融投资、地产建筑、零售传播、电子玩具、工业和公用事业九类，此外还有基金16只，认股权证36 只，中国H股22只，共624只。

台湾股市80年代初的加权指数在400至500点徘徊，直到1986年才上升到1039.11点，此后几乎是翻倍的的增长，1987年达到4673 点，1988年8789点，1989年10773点，1990年12495点，终于暴发了一次暴跌，从90年2月的12682点跌到10月份的2485 点，跌幅达80%，到年底又回复到4530点，当时的355家证券公司受到不同程序的损失。

80年代至9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是深圳、上海证券市场的建立和发展。中国境内形成了深圳、上海、香港、台湾四个证券市场。

1981年中国政府开始发行国库券，1984年7月北京天桥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这是 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证券市场发展的初级阶段。到1989年全国发行股票的企业达到6000家，累计人民币35亿元，遍及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江苏、河北、安徽、湖北、辽宁、内蒙古等省市，其中债券化的股票占90%以上，经正式批准的比较规范的股票发行的试点企业有100多家。

除股票之外， 1986年5月8日沈阳信托投资公司率先开展了债券买卖和抵押业务，到1988年全国61个大中城市开放了国库券流通市场，1989年全国有100多个城市的400多家的交易机构开办了国库券转让业务，1990年全国累计发行各种有价证券2100多亿，累计转让交易额318亿，证券中介机构网点达到 1600多家，1990年11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宣告成立，12月自动报价系统(STAQ)正式落成并投入使用，1991年7月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始营业，中国证券市场进入了启动阶段。

1986年9月上海工商银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业务部开始了股票柜台交易，主要交易飞乐音响和延中实业两家公司的股票，1988年上海又有海通、万国、振兴三家证券公司成立从而初步形成了场外证券交易市场。到1990年上海市场上有延中实业、真空电子、飞乐音响、爱使电子、申华电工、飞乐股份、豫园商场、凤凰化工等8只股票进行交易，这就是所谓的老8股。

到1991年上交所成立时除老8股之外，还有89年保值公债三种，87至91年国库券四种，工行债券六种，交行债券一种，中行债券两种，建行债券一种，还有上海石化、氯碱化工等企业债券十四种。深圳证券市场从1987年启动，到1990年已有发展、万科、金田、安达、原野等5家上市公司的股票公开交易，证券公司12家，营业网点16 个，深圳与上海不同，大宗的交易不是债券，而是股票。

1992年5月上海和深圳相继开放股价，同时在两个交易所进行规范化的场内交易，两地综合指数分别达到1429点和312点，到11月又分别回落到 386点和164点。1992年底，在上交所上市的A股有29只，B股9只，在深交所上市的A股有23只，B股9只。1993年2月沪深股市的指数又上升到1558点和369点，同时又有大批新股上市，到93年底，在上交所上市的A股107只，B股22只，国库券5种，在深交所上市的A股76只，B股19 只。

1994年7月29日沪深股市在扩容的压力下分别降到325点和94点，从8月份管理层提出暂停发行新股等三项政策，两市指数在9月份又上升到 1052点和210点。到94年底，在上交所上市A股有168只，B股32只，基金10只，国债现券5种，期货10种;在深交所上市的A股有118只，B 股18只，基金8只，国债期货15种。

1995年初由于大量资金云集国债期货市场，深沪股市分别降到524点和122点，5月18日国务院宣布停止国债期货交易并处罚违规的券商，3天之内沪深股市指数上升到927点和175点(成份指数1473点)，到95年底在沪深证券市场上市的证券达到460个，全年累计成交额64097亿，在上交所上市的A股有184只，B股35只，基金12只，国债现券6种，期货14种，国债回购8种;在深交所上市的A股127 只，B股34只，基金10只，国债现券6种，期货14种，国债回购7种。

1996年初沪深股市指数在522点和104点徘徊，但是随着宏观经济的好转和 97年香港回归以及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大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两市指数迅速上升，到12月11日和12日分别达到1258点(30指数3064点)和476 点(成份指数4522点)。96年底，沪深两市上市的证券达到667个，全年成交额41610亿，在上交所上市的A股有287只，B股42只，基金15 只，国债现券9种，国债回购8种，在深交所上市的A股有227只，B股43只，基金10只，国债现券9种，国债回购9种。

1997年5月沪深股市的指数分别达到1510点(30指数4286点)和520点(成份指数6130点)到97年10月1日在上交所上市的A股已有361只，B股48只，在深交所上市的A股有336只，B股51只。中国上海和深圳证券市场发展引起了世界各国金融界的极大关注，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发展股份制进行企业改革之后，证券市场将进一步发挥它的筹资和融资功能。

拓展资料:

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开始发展。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1991年7月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

中国证券市场作为一个新兴的高速成长的证券市场，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和结算网络覆盖了全国各地。证券市场交易技术手段处于世界先进水平，法规体系逐步完善。全国统一的证券监管体制也已经建立。证券市场在促进国有企业改革、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方面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中国证券市场-网络

❺ 新三板制度创新 哪些股有望受益

是允许券商以股权、期权支付方式创新收费模式，促使券商开始着眼于全产业链构建。
二是允许公募基金投资新三板挂牌股票；券商做市业务可以采取借券等方式，对冲做市业务风险。
三是允许和鼓励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到新三板挂牌融资。
四是允许做市库存股持仓比例可以超过5%，进一步明确了券商自营、做市风险控制指标。
五是允许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公司的子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股权投资机构开展推荐或做市等业务，进一步扩大市场参与主体范围。
六是允许证券公司开展挂牌企业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试点，进一步增强券商服务中小企业能力。
总之，“国六条”与证监会118号文这两个重要文件有一个共同特点，产生了一个共同作用，就是加快了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与创新，也使新三板实现了“弯道超车”和步入“快车道”。
新三板的三个拐点
2015年以来新三板出现了三个明显拐点。
第一，投资和融资同步出现增长拐点。2015年截至5月22日，融资总量已达211.54亿元，比2014年全年的132亿元净增将近100亿元。融资量最大的达到50.32亿元，融资次数最多的有4次。融资用途从补充流动资本到涉及股权激励、项目融资、做市等方面。同时融资的外部性增强，加快了挂牌公司股权的分散度，股东人数超过200人的公司越来越多。
市场覆盖的业态不断加宽加厚。
新三板代表的新业态已经充分反映了中国信息经济时代的特征。如信息技术和生物医药市值已分别占到市场总市值的26%和11%，这个特征与早已迈入信息经济时代的美国资本市场的市值占比结构非常类似。
第二个拐点是市场交易由冷变热，这个过程比预想的来得快来得猛。交易上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有交易行为的公司已占三分之二以上，现在每天交易量基本稳定在10亿元以上。
交易上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做市商制度开始发挥作用，虽然比重还不是很大，但与协议转让方式相比，做市交易基本上形成了连续的价格曲线，做市板块备受投资者关注。做市商的核心功能，并不是撮合交易，而是估值定价。这个作用开始显现。做市企业的融资行为和融资比重均高于协议转让，做市企业的股价已成为发行增资、并购重组和股权质押的重要依据。
第三个拐点是，市场参与主体和合格投资者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全国股转系统的预研预判。
如果说上述三个拐点更多的是反映市场量的变化，那么市场主体，包括全国股转系统在内，其观念和理念的变化使市场开始发生一些质的改变。
一种看法是：新三板的快速发展使券商真正有了客户概念，以前都是围绕通道做业务，只认标准条件不认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现在券商业务模式都在改变，通过挂牌推荐和做市业务将投行、经纪业务、资管业务等业务链条全部打通并形成了协同效应。券商的盈利模式也不仅仅在推荐业务上，而是在挂牌后的持续发展业务中获取收益。这是非常大的改变。
还有一种看法是：新三板为普惠金融找到了一种实现方式。这种小额快速按需的融资方式，可以在更大的范围、更深的领域恢复金融的本质和草根性。
可以说，新三板支持创业创新已经具备两个明显优势：
一是规模效应已经显现。
二是制度优势开始显现。根据2014年年报披露，2320家挂牌公司盈利，占比为86%，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0.86%，平均净利润增长24%。尤其是挂牌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同比增长了134.18%，反映出挂牌公司较强的现金获取能力和经营质量。特别是以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新兴业态公司数量占比为30%，平均净利润增长61%。
挂牌公司已形成两个重要特征：一是成长性，二是草根性。中小微企业占95%以上，民营企业占95%以上，高新技术企业占了80%。它们代表着中国经济的未来，也成为新三板创新的动力和源泉。
所以说，新三板是资本市场创新的产物。
为企业创造实现梦想的可能条件
中小企业融资难主要难在两点：一是信息不对称，即投融资需求没有一个全国性的公开信息了解平台。二是价格谈不拢，股权融资的难点在于定价，原因是公司股份价值理论上等于公司未来盈利的贴现值，但未来又是很难预期的，致使企业与投资方对价很难谈拢。目前普遍的解决办法是签对赌协议，这就意味着融资方将承担丧失控制权的风险，从而失去股权融资的本质特征。而新三板恰恰具备了信息披露和定价这两个基本功能。通过源源不断的挂牌企业信息披露，让投资者了解了中小微企业信息和需求，又通过公开转让和交易，实现对中小微企业的估值和定价。
为此，全国股转系统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探索制度设计，学习了解全世界的先进经验，总结分析交易所市场的经验和教训，认真听取市场各方主体的意见和建议，并对新三板的历史沿革，从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开始到中关村试点，到扩大到上海、天津、武汉等高新技术园区，最后一步扩大到全国的过程，进行了认真的梳理，最后形成了现在的66个制度、规则和指引。包括挂牌准入上不设财务标准，允许“小额、快速、按需”的融资安排，对200人以下融资实施豁免核准，不对定向发行的时间、价格、方式进行限制，不对股权激励机制和股份锁定期做出时间规定，发行人可自主选择交易方式，交易方式之间可自由转换等等，这些制度设计都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就是最有效地实现投融资对接。
上海国际医药园区的一家挂牌公司是生物医药公司，该公司有主打产品，但尚未取得新药许可证，未上市销售，也没有销售收入。该公司在新三板挂牌后的7个月时间内进行了四次定向发行，融资3.99亿元，开创了一家“种子企业”产品还没投放市场、没有销售收入但在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成功融资的先河。这家公司在挂牌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外部投资者，公司股东仅有28人，挂牌后通过4次融资以及做市交易股东人数超过了300人。
在学习了解纳斯达克的成功因素中，除了美国浓厚的创业文化和创新氛围以外，发现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制度和技术的不断创新，不拘泥场内场外，专注为发行人和投资人提供效率高、成本低、安全透明的资本市场平台。纳斯达克对创新的包容度是非常大的，很多生物科技股仅仅还处在临床二期、三期阶段，离新药报批、销售还有一段距离，就上市了。据了解，2015年1月纳斯达克上市的生物医药企业中处在临床二期的有65家，市值最高的达到17亿美元；处在临床三期的有54家，市值最高的达到71亿美元。很多有代表性的生物医药公司暂时都没有营业收入。
纳斯达克的包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为了让更多的企业来发行，让更多的资源支持实体、支持创新创业。
新三板于2014年8月已实现电子化受理，2014年共受理申请1792家，2015年截至4月30日已受理967家，4月份单月受理就达618家。一旦这些企业2015年全部挂完牌，市场格局会发生很大改变，倒金字塔完全可能变成正金字塔。如果再加上区域市场挂牌公司，成千上万个中小微企业必将形成一个宽广坚实的金字塔底座。
创新仍然是新常态
目前全国股转系统正在做的是加快制度创新，与市场创新同步。
新三板的起步和发展得益于国家政策红利，也源自于制度创新。制度是牛鼻子，俗话说得好，有好的制度就有好的投资人，就有好的公司、好的中介。
未来真正的竞争绝对不是企业资源的竞争，而是制度创新的竞争，是差异化和多元化的比拼。
2015年随着新三板的快速发展，也出现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问题暴露出来是好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更清醒地认识和了解市场。应该说全国股转系统还处在初创阶段，我们将会不断跟踪、分析、研判市场走势，加快制度创新。

❻ 中国股票市场对外开放的措施

措施
1 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特别是发展出口贸易
2 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特别是有助于企业技术改造的适用的先进技术
3 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特别是更加积极地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兴办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与外商独资企业
4积极开展对外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
5 发展对外经济技术援助与多种形式的互利合作
6 设经济特区和开放沿海城市，以带动内地开放
意义
经济特区的创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对吸收外资、引进技术、发展生产、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有力的推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❼ 简述中国股票市场投机性的宏观制度基础和微观市场基础.求答案啊！！！急！多谢了

宏观，1.基金制度不健全，具备基本面分析能力的投资集团占比少。2.政府对违法行为的监管能力尚不成熟。3.新兴国家市场变化大，不成熟，少有巨大的行业垄断型企业，长线投资难以实现稳定收益。

微观，不知道。

❽ 中国的股票市场为什么是一个投机市场从政策制度，产权制度，风险偏好角度分析。急求答案啊！！！

1、从政策制度上来说，中国的股票相关政策制度本身的设计并不能很好的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这给投资者带来的效果就是股市并非一个价值投资的好地方。比如新股发行，高频度、高市盈率的发行制度，明目张胆的圈钱，投资者想价值投资谈何容易；比如我们的印花税，完全成为了打压投机气氛的工具，而不是考虑取消来降低投资者的投资收益；再比如退市制度，很多公司为了连续3年财务不亏损，总在关键时刻奇迹扭转，这种很明显的财务造假没人去彻查，没人去管，给投资者都带来了很大的风险，反而大家为了什么所谓的重组，所谓的“壳资源”，恶炒ST，所以这种退市制度重组制度的不完善和监管的不力给了股市投机的土壤。
2、从产权制度上来说，首先一个集中的不合理的地方是很多国有上市公司的产权制度不合理，国有公司当初为了融资匆匆上市被股民们投资养活之后，法人股、原始股以不合理的低廉成本成为了股市未来发展的隐患，这种股让股民去接盘和巨额高成本再去认真投资它是做不到的，也是不公平的；还有现在很多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制度根本就没有，或者不合理，未考虑到持续发展，对股民也造成不了价值投资的吸引力。
3、从风险偏好来说，中国的投资者与国外的差距尤其是成熟市场的差距是巨大的，美国的个人投资者大多数（约8成以上）都是通过成熟的基金公司代为投资股市的，这种投资都是经过了比较科学和深入的调研，风险较低；而中国的个人投资者直接进入股市炒股的比例非常大，根据中登公司的数据，占了70%以上的流通市值。由于个人投资者的投资信息来源有限，并且赌博意识较浓，导致了股市投机严重，追涨杀跌现象普遍。

❾ 新三板凭借哪四大制度创新,开辟了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新的篇章

现在满屏借的是哪制度就可以重新了，如果开辟了资本的市场，发展的篇章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