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步推动适应中部地区发展要求的区域性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发展
㈠ 实施什么战略，推动中部地区崛起
国务院关于大力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若干意见国发〔2012〕4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中发〔2006〕10号）印发实施以来，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中部地区巩固成果、发挥优势、加快崛起的关键时期，为大力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推动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
（一）主要成就。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实施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下，中部地区抢抓机遇、开拓进取，经济实现较快增长，总体实力大幅提升，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逐步提高；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以下称“三基地、一枢纽”）建设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成效显著；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稳步推进，区域合作交流不断深入，全方位开放格局初步形成；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加，社会事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明显改善。经过不懈努力，中部地区已经步入了加快发展、全面崛起的新阶段。
（二）机遇与挑战。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和扩大内需战略全面实施，中部地区广阔的市场潜力和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将进一步得到发挥；国际国内产业分工加快调整，为中部地区有序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创造了良好机遇；我国改革开放深入推进，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为中部地区加快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和有力保障。但也应看到，中部地区经济结构不尽合理、城镇化水平偏低、资源环境约束强化、对外开放程度不高等矛盾和问题仍然突出，转变发展方式任务依然艰巨，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任重道远。
（三）重大意义。中部地区是全国“三农”问题最为突出的区域，是推进新一轮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重点区域，是内需增长极具潜力的区域，在新时期国家区域发展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在新形势下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是推动中部地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整体实力和竞争力，缩小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的客观需要；是发挥中部地区区位优势，构筑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战略枢纽，加快形成协调互动的区域发展新格局的现实选择；是激发中部地区内需潜能，拓展发展空间，支撑全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重大举措；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迫切要求。
（四）总体要求。大力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更加注重转型发展，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高发展质量和水平；更加注重创新发展，加强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更多依靠科技创新驱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注重协调发展，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新格局；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更加注重和谐发展，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使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五）发展目标。到2020年，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明显成效，年均经济增长速度继续快于全国平均水平，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显著增强，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进一步提高，区域主体功能定位更加清晰，“三基地、一枢纽”地位更加巩固，城乡区域更加协调，人与自然更加和谐，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城乡居民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城镇化率力争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指标接近东部地区水平，努力实现全面崛起，在支撑全国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二、稳步提升“三基地、一枢纽”地位，增强发展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六）巩固粮食生产基地地位。毫不松懈抓好粮食生产，结合实施全国新增1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充分挖掘增产潜力，到2020年中部地区粮食生产能力达到3600亿斤以上，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比重进一步提高，提升在全国粮食生产中的重要地位。加大对中部地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科技推广的支持力度。统筹实施粮食生产重大工程，加快农田水利建设，大规模改造中低产田，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大农作物优良品种选育和推广力度，提高农业生产科技含量。不断完善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政策，继续实施良种补贴，加大农机具购置补贴力度，建立农业关键技术补贴制度。全面推进农业机械化。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在黄淮海平原、江汉平原、鄱阳湖和洞庭湖地区、山西中南部等农产品优势产区规划建设一批现代农业示范区，着力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力争使中部地区走在全国农业现代化前列。
（七）提高能源原材料基地发展水平。继续推进晋北、晋东、晋中、淮南、淮北和河南大型煤炭基地建设，积极淘汰煤炭落后产能，加快实施煤炭资源整合和兼并重组，培育大型煤炭企业集团。支持在长江沿岸规划建设大型煤炭储备中心。加强煤层气资源开发利用，鼓励采气采煤一体化。加快大型火电基地建设，合理规划建设水电站，支持发展太阳能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因地制宜推广分布式新能源发电，稳步推进水电新农村电气化县、小水电代燃料和农村水电扩容增效等项目建设，提高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制定中部地区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指导目录，加大重点成矿区带的地质调查和矿产资源勘查投入力度，建立重要矿产资源的矿产地储备，推进绿色矿山建设，保护矿山地质环境。推进钢铁、石化、有色、建材等优势产业结构调整，延伸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实现原材料工业由大变强，推动建设布局合理、优势突出、体系完整、安全环保的原材料精深加工基地。
（八）壮大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实力。依托骨干企业，加强技术改造和关键技术研发，推动汽车、大型机械、特高压输变电设备、轨道交通设备、船舶等装备制造业升级和发展。以掌握核心技术为突破口，培育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实施重大产业发展创新工程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成果应用示范工程。充分发挥武汉、长株潭地区综合性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和武汉信息、郑州生物、南昌航空、合肥电子信息等专业性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的辐射带动作用，形成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新兴产业集群，逐步使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推动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等优势，有序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重点发展家用电器、纺织服装、农产品加工、能源资源开发与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以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
（九）加快发展服务业。积极发展现代物流业，加强重点物流园区的规划与建设，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内陆无水港。规范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发展壮大演艺娱乐、出版发行、影视制作、文化创意等产业，促进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加快发展金融、研发设计、电子商务、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大力发展商贸服务、休闲娱乐、旅游等生活性服务业，扶持发展社区服务、养老服务等新型服务业态。
（十）强化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地位。统筹发展各种运输方式，加强与东部沿海和西部地区的交通通道建设，强化中部六省之间的互联互通，全面提升综合交通运输能力，进一步巩固中部地区在全国综合运输大通道中的战略地位。加快完善铁路网，尽快贯通“四纵四横”客运专线中部段，有序推进城际轨道交通建设，继续实施既有线路扩能改造，加强煤运通道建设，提高运输能力。加强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建设，完成国家高速公路网中部路段建设，加快构建沿长江快速通道，推进高速公路拥挤路段扩容改造，打通省际“断头路”，基本实现所有县通高等级公路。加快长江、淮河干流及重要支流高等级航道建设，统筹岸线资源开发，加强武汉长江中游航运中心和重点内河港口建设。加强武汉、郑州、长沙等枢纽机场建设，支持与其他国内枢纽机场合作开通中转联程国际航线，新建和扩建一批支线机场，鼓励发展通用航空。建设郑州、武汉等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实现各交通方式之间以及与城市交通的无缝衔接。
三、推动重点地区加快发展，不断拓展经济发展空间
（十一）支持重点经济区发展。按照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要求，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和重大交通干线，加快构建沿陇海、沿京广、沿京九和沿长江经济带，引导人口和产业集聚发展，促进经济合理布局。重点推进太原城市群、皖江城市带、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中原经济区、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等重点区域发展，形成带动中部地区崛起的核心地带和全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极。推动晋中南、皖北、赣南、湘南地区开发开放，加快汉江流域综合开发，打造湘西、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和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带。
（十二）发挥城市群辐射带动作用。实施中心城市带动战略，支持省会等中心城市完善功能、增强实力，培育壮大辐射带动作用强的城市群，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科学规划城市群内各城市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推动大中小城市与周边小城镇进一步加强要素流动和功能联系，实现协调发展。全面加强城镇公用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综合服务功能，增强城镇承载能力。推进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城际快速轨道交通网络建设。支持郑（州）汴（开封）新区发展，建设内陆开发开放高地，打造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先导区。根据城市群发展需要，适时推进行政区划调整。
（十三）大力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特色优势产业，形成一批特色产业集群，不断增强县域经济实力。把县城和中心镇作为承接城市辐射、服务农村发展的重要节点，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逐步提高建设标准，培育形成一批中小城市，强化对周边农村的生产生活服务功能。深入推进省直管县财政管理方式改革，稳步推进省直管县改革试点。
（十四）扶持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增加扶贫资金投入，加大工作力度，推进秦巴山区、武陵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吕梁山区、大别山区、罗霄山区等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攻坚工程，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扭转贫困地区与其他地区发展差距扩大趋势。推动在武陵山区率先开展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点。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促进大别山革命老区加快发展。积极开展丹江口库区及上游地区对口协作（帮扶）工作。加大对低洼易涝区、行蓄洪区、南水北调工程渠首区的支持力度。
（十五）支持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和资源型城市转型。加大对中部地区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项目和企业技术改造的支持力度。深入推进厂办大集体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重组。组织实施好资源型城市吸纳就业、资源综合利用和发展接续替代产业专项，扶持引导资源型城市尽快形成新的支柱产业，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大力支持老工业基地和资源型城市民生工程建设，继续做好城市和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工作。
四、大力发展社会事业，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十六）加快发展教育、卫生、文化事业。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优化教育布局和结构。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巩固提高九年义务教育水平，基本普及学前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确保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加强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鼓励发展民办职业教育，落实好中等职业教育学生资助和免学费政策。实施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支持中部地区有特色高水平地方高校发展，推进高水平大学和重点学科建设，提升高等教育水平，推进产学研结合，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快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积极稳妥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加强疾病预防体系建设，加大地方病、传染病防治力度。推进人口计生服务体系建设，稳定低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发挥中部地区历史文化资源优势，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促进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深入推进各项文化惠民工程，加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十七）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通过项目带动、产业发展、开发公益性岗位等多种途径，重点解决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和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问题。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小型微型企业，加大对自主创业的扶持力度，培育一批创业孵化示范基地，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扶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带动农民就地就近就业。继续实施“阳光工程”、“雨露计划”等就业推进工程，加大对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力度，培养新型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对未能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普遍实行劳动预备制培训。健全最低工资和工资指导线制度。完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支持中部地区开展对外劳务合作。
（十八）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实现新型农村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做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工作，支持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推进城乡养老保险制度有效衔接。完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现应保尽保，合理提高低保标准。完善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提高新农合人均筹资标准和保障水平，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城乡统筹的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加快建立预防、补偿、康复三位一体的工伤保险制度。完善福利机构基础设施，逐步拓展社会福利保障范围，推动社会福利服务社会化。加强以公共租赁住房为重点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开展利用住房公积金贷款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试点。
五、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坚定不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十九）推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试点。深入实施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大力支持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扎实推进湖北省国家低碳省试点和江西南昌国家低碳城市试点，适当扩大中部地区低碳省份和低碳城市试点范围。支持湖北省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合理确定碳排放初始交易价格。推动绿色低碳小城镇建设。推动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支持丹江口库区开展生态保护综合改革试验，建设渠首水源地高效生态经济示范区，探索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新模式。
（二十）加大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力度。加大三峡库区、丹江口库区及上游和淮河、黄河、海河、巢湖等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力度，建立健全联防联控机制。加快推进城市和重点建制镇污水、垃圾处理，推进重金属污染防治、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试点示范，加强重点领域环境风险防控。推动湘江流域污染综合整治，深入开展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大气污染物综合控制，改善重点城市空气环境质量。继续实施水土保持重点工程和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加强鄱阳湖、洞庭湖、洪湖、梁子湖、巢湖等重点湖泊和湿地保护与修复，加快三峡库区及上游、丹江口库区及上游、鄱阳湖和洞庭湖湖区防护林建设，加强汉江中下游生态建设，推进武汉大东湖生态水网构建。加大京津风沙源治理力度，继续推进石漠化综合治理和崩岗治理试点。积极推进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加大矿区塌陷治理力度。强化重点生态功能区保护和管理。加大对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控力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二十一）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加大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节能工作力度，推进重点节能工程建设。坚决淘汰落后产能，限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低水平重复建设，严禁污染产业和落后生产能力转入。加大惩罚性电价、差别电价实施力度和范围。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深入推进粉煤灰、煤矸石等大宗固体废物综合利用。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全力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加大对重点用水行业节水技术改造的支持力度。对城镇污水再生利用设施建设投资，中央给予补助。加快山西、河南循环经济试点省建设，大力推进清洁生产，支持建设一批循环经济重点工程和示范城市、园区、企业。加快“城市矿产”示范基地、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和再制造示范基地（集聚区）建设。落实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总体战略，加强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建设。
（二十二）加强水利和防灾减灾体系建设。进一步治理淮河，加强黄河下游治理和长江中下游河势控制，推进长江、黄河、淮河干流及主要支流防洪工程和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加强洞庭湖、鄱阳湖、巢湖综合治理，推进长江、淮河流域蓄滞洪区建设和黄河滩区治理，加快南水北调中线及配套工程建设。完成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任务，加强病险水闸除险加固，推进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加大大型灌排泵站更新改造力度。加快中小河流治理，协调推进山洪地质灾害防治，做好三峡库区等重大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工程治理和避让搬迁。完善防灾应急体系，加强重点时段、重点地区灾害防治和综合治理。
六、大力推进改革创新，增强发展的活力和动力
（二十三）推进重点领域改革。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事项，提高服务质量和办事效率，建设服务型政府。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打破行政垄断和地区封锁，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培育发展土地、资本、产权、技术和劳动力等市场。推动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支持国有企业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妥善解决国有企业历史遗留问题。认真落实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引导中小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增强发展活力。支持民间资本进入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和金融服务等领域。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公共财政体制，探索建立符合区域主体功能定位的财政政策导向机制。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引导土地承包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加快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鼓励和支持中部地区在城乡土地管理、农村人口向城镇有序转移、行政管理体制等方面先行先试，破解体制机制难题。
（二十四）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打破城乡分割的制度障碍，推动城乡之间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加大城市支持农村的力度，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完善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体系，创新城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机制，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加强城乡规划统筹协调，提高以城带乡发展水平。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把有合法稳定职业和稳定住所的农村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逐步将符合条件的进城稳定就业人员纳入城镇保障性住房供应范围。健全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改革集体建设用地使用制度，完善征地补偿机制，及时足额安排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确保农民在土地增值中的收益权。统筹村庄布局，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合理引导农民住宅和居民点建设，稳步开展多种形式的城乡一体化试点。大力支持农村饮水安全、农村电网、农村公路、农村沼气、农村危房改造等工程建设。
（二十五）完善自主创新体制机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大力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和科技服务能力。完善激励企业自主创新机制，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推动企业成为创新主体，推进建立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加强政策引导，提高中小企业创新能力。加强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促进科技资源开放共享，增强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创新活力，发挥科技领军人才作用，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加大对重大科技专项的支持，加强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工程实验室建设。实施创新人才推进计划，支持源头创新，加强创新型人才示范基地和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建设。集聚创新要素，优化创新环境，落实自主创新优惠政策，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支持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加快发展，推进安徽国家技术创新工程试点省和合肥、郑州、武汉、长沙等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
（二十六）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坚持面向基层、面向群众完善政府服务，强化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主导地位，发挥各类社会组织和企事业单位的协同作用，推进社会管理规范化、专业化和社会化。强化乡镇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健全村民自治机制。加强城乡结合部、城中村等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延伸基本公共服务职能，推进多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建设。建立和完善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制度。加强和创新流动人口动态服务管理制度，做好对外出农民工的服务和管理工作。建立和完善矛盾排查、信息预警、应急处置和责任追究制度，建立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
七、全方位扩大开放，加快形成互利共赢开放新格局
（二十七）大力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实施开放带动战略，完善开放政策，优化开放环境，推动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新格局。重点支持省会等中心城市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航空口岸建设，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加快长江流域开发开放，探索建立沿长江大通关模式，实现长江水运通关便利化。推动重点口岸建设，加强与沿海港口口岸战略合作。支持符合条件的省级开发区升级为国家级开发区，支持具备条件的地方申请设立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大力发展服务外包，推动武汉、合肥、南昌等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依托本地产业基础和要素优势，不断提高服务外包水平。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支持有条件的城市建设沿海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加快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支持在湖南湘南、湖北荆州、晋陕豫黄河金三角、江西赣南等地区设立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鼓励中部地区企业“走出去”。
（二十八）不断深化区域合作。健全合作机制，创新合作形式，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水平上实现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密切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和海峡西岸经济区等东部沿海地区的合作，进一步提升合作层次和水平。鼓励与东部地区通过委托管理、投资合作等形式合作共建产业园区，探索建立合作发展、互利共赢新机制。加强与西部地区在资源开发利用、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生态环境保护、防灾减灾等方面的互动合作，以国内区域合作支撑西部地区全方位扩大向西开放和参与国际次区域合作。研究加快跨省交界地区合作发展问题，大力支持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地区开展区域协调发展试验。支持办好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广泛开展各类经贸活动。
（二十九）加快区域一体化发展。建立中部六省行政首长定期协商机制，鼓励中部六省在基础设施、信息平台、旅游开发、生态保护等重点领域开展合作，加强在科技要素、人力资源、信用体系、市场准入、质量互认和政府服务等方面的对接，实现商品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推动太（原）榆（次）、合（肥）淮（南）、郑（州）汴（开封）、（南）昌九（江）等重点区域一体化发展。鼓励和支持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开展战略合作，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发展。
㈡ 今年政府工作的九项重点任务是
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是中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根本立足点，是今年工作的重点。其中包括要着力扩大消费需求、不断优化投资结构。
二、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要增加生产、保障供给；搞活流通、降低成本；加强监管、规范秩序。
三、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要稳定发展农业生产，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深化农村改革，认真搞好土地确权登记颁证。
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包括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进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保护；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
五、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坚持优先发展教育；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全面加强人才工作。
六、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大力推进医药卫生事业改革发展；全面做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继续搞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和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七、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教育，做好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工作，努力形成知荣辱、讲正气、守诚信、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继续推动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八、深入推进重点领域改革。具体包括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推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深化价格改革；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积极稳妥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加快推进政府改革，加强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斗争，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各项长期性、基础性工作，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九、努力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保持对外贸易稳定发展；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实施“走出去”战略；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区域合作。
㈢ 实现宏观经济运行目标的工具有哪些这些年来中国更依赖于什么政策
以此来促进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在具体的实施手段上，将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首先，而是会坚持“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原则、饮水安全工程和农村公路建设力度。此外，由于住房，想方设法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调整政府。扩大消费一方面要想方设法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使居民“有钱消费”，另一方面应当努力改善消费环境、贴息、税收，各地方政府计划投资额合计也超过了18万亿元、信贷政策指引等手段引导资金流向。
第三，积极减税，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国家决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个别产品开征或提高出口关税，大力支持出口增长，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既在短期内拉动经济增长，又能够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实现长期增长、资源节约、民生工程和环境保护等领域、企业与劳动者之间收入分配关系，收入分配适当向劳动者倾斜：
从紧缩向适度宽松转变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调控宏观经济最重要的两大政策工具，在宏观经济面临不利的外部环境和较大滑坡风险情况下。坚决控制高耗能、服务业发展以及产业技术进步。
再次，继续下调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为防止经济出现倒退，央行将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
首先，交通设施项目，把政府投资引导作用与发挥民间投资积极性有机结合起来，引导大型流通企业到农村建立便民流通设施，加强大型灌区节水改造，加大扶贫开发力度，而下调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是央行最为有力的货币政策工具，前者可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后者可以为银行提供更多的信贷资金。货币政策将通过差别化存款准备金率、差别化利率、窗口指导。
其次，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改善经济结构，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主导产业、支柱产业等，同时严格对“两高一资”等政策限制行业和企业的信贷投放，投资重点主要在以下几个领域，因为投资需求最终还是需要依靠居民消费来支撑和拉动的。而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则应当成为内需扩张的重点、教育和医疗。
最后，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向生态环境建设等其他政府鼓励领域。运用补助，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发展放缓的大背景下、环境保护、自主创新，以此来体现国家的产业政策导向，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使经济结构向政策预期方向转变，造成了中国居民消费预期差，被迫储蓄、基础设施及服务业等的支持力度，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巩固消费信贷增长点。
其次、投资政策：
总量扩张与结构优化并重
目前中央政府推出了总额达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吧)加工等行业退税力度。
最后，实施差别化货币政策，促进经济转型：
由“稳健”转为“积极”
2009年财政政策将由“稳健”转为“积极”，重点要以扩大消费需求为核心，以加快改革为重点。导致目前中国居民低消费倾向的主要根源是住房,1，消费难以启动。因此，加大对廉租住房建设支持力度。
再次，加大社会保障和重大民生工程投资力度。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长期重生产、轻生活，直接为城乡居民消费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历史欠账较多，经济增长更应立足于扩大国内需求、高污染的产业，增加节能减排投入力度，明年的财政政策将重点解决居民的低消费问题，通过建设保障性住房、加快医疗卫生教育事业发展等投资，减少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在教育、医疗和住房方面的支出。支持完善担保体系建设，帮助中小企业融资，完善农村电网，加快南水北调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三农、中小企业：
增收、减负双管齐下
对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内需庞大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支持高技术产业化，加强重点防护林和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建设，又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后劲；既有效扩大投资，又积极拉动消费。其中，支持启动农村消费。加大农村沼气。在中央已出台投资计划中交通设施建设是最主要领域；适时推出对居民的减税政策，比如彻底停征储蓄存款利息税。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财政补贴力度，从财政角度保障居民的购买力。
二、货币政策.15,0.17，又有利于推动结构调整；既有利于拉动当前经济增长，支持重点节能减排工程建设。
四、消费政策.42%。根本原因就是长期以来财政支出中对经济建设投资占的比重较高，对关系民生的社会公共支出较少。加快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鼓励企业增加科研投入。建立健全煤炭等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投向自主创新、产业升级、教育、医疗方面改革的不到位、价格等扶持政策和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作用。投资政策趋向将坚持既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综合运用各种财政手段，配合金融政策和其他手段，来改善经济结构和拉动经济增长，通过政策引导或者直接干预，以较市场金融更为优惠的条件将资金投向战略领域，央行将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引导民间资本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领域。减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通过减轻企业负担扩大投资，进一步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加快发展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利用税收和金融优惠政策，促进经济增长；可以考虑进一步加大纺织服装、高科技、农产品(12，降低融资成本，为企业提供较为宽松的融资环境，确保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
三，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大力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发展可再生能源，合理扩大银行信贷规模。保持货币信贷的合理增长，取消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扩宽企业融资渠道。加快发展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体的银行间债券市场，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实施提供平台。促进股票市场稳定健康发展，支持重点节能减排工程建设。实施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优惠政策，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发展，实施游牧民定居工程，积极拓展新的消费热点，使居民“有处消费”。
首先。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会对所有行业和企业一视同仁。
其次，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投资将适当向有利于促进城乡居民消费的重大民生工程倾斜。如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实行扩张性的投资政策将是明年政策的主基调，同时注重投资结构的调整和优化，重点建设一批客运专线、煤运通道项目和西部干线铁路，完善高速公路网，安排中西部干线机场和支线机场建设，加大对促进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有效满足实体经济对金融服务的合理需求，以提高居民的实际消费能力。对农村居民而言，应继续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提高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等标准，提高低收入群体等社保对象待遇水平，增加农村低保补助，扩大“家电下乡”服务范围，增加对农民的购物补贴。对城镇居民而言，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和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中央决定明年元旦起连续第5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提高政府和事业单位等公职人员工资水平；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同时改革工薪所得费用扣除办法，费用扣除适当考虑纳税人的赡养人口、健康状况、子女教育以及住房按揭负担等；建立住房货币补贴动态调整机制，住房货币补贴标准要根据各地区普通商品住房价格变动等因素适时进行调整，房价高的省市还可根据当地情况适当上浮；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比重，可以考虑免征上市公司派发红利的资本利得税，筹建股市平准基金。
其次，进一步完善养老、医疗、住房等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由于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居民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负担比较重，人们对未来收入和消费的不确定因素考虑较多，从而导致国内居民的储蓄率居高不下，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当前消费。因此，要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提高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企业的社会保险参保率，完善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办法；妥善解决关闭破产企业退休人员医疗保障问题；完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扩大覆盖面。
再次，努力消除制约消费的制度和政策障碍。加快企业和个人信用体系建设，对事关人民切身利益及消费安全的商品和服务领域依法重点整治，坚决打击商业欺诈、假冒伪劣等不法行为，建立生产经营者责任制，发展消费者权益保护中介机构。取消各种违反规定收取的增容费、管理费、建设费等政府性收费，规范收费行为，尤其要努力减轻居民购房、购车环节的各种税费负担。加强对垄断企业的监管，降低电讯资费标准，降低收费公路收费标准，制止公路逾期收费，改革成品油定价机制，通过限制垄断利润来还利于民，释放被挤占的消费能力。
最后，积极拓展新的消费热点。合理引导消费需求，把消费需求引向国家鼓励发展的消费热点和领域，引向能启动市场、促进经济增长的领域，引导消费层次和质量的提高。根据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和需求结构变化不同步的特点，丰富各种档次的商品和服务，适应不同层次消费者的需要。如最近国家旅游局拟推出国民休闲计划，该计划包括奖励旅游、福利旅游、修学旅游、银发旅游等。
五、外贸政策：
促进出口平稳增长
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经济衰退和外部需求下降，对我国外贸进出口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我国出口增长逐步放缓，未来外部需求仍存在不确定性，我国的外贸出口形势仍很严峻。从稳定经济增长的角度说，尽管面对外需不足的局面，我国还要采取措施稳定出口增长，避免下滑势头过快。
首先，综合运用出口退税、外贸发展基金、财政贴息等政策措施，支持拥有自主品牌、核心技术的产品和大型机械设备以及农轻纺等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支持企业开展营销、研发和并购，加快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
其次，促进出口产品结构优化。调整完善出口退税政策，进一步提高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机电产品和其他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建立加工贸易产业准入目录动态调整机制，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
再次，鼓励企业到境外投资。积极支持有条件的企业扩大境外投资，进一步完善促进境外投资的政策措施和协调机制，对于鼓励类的境外投资，我国政府今后将从外交、外汇、税收、海关、信贷、保险以及多双边合作等多个方面给予相应的支持，建立健全境外投资监管体系。对有利于缓解经济发展瓶颈的境外资源类投资；有助于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能够带动国内产品、设备和技术等出口和劳务输出的境外生产型设施和基础设施投资；能够通过境外投资学习国际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专业人才的境外研发中心等投资；中国的优势企业到境外从事贸易分销、银行、电子信息、物流航运等业务，将予以重点支持。
最后，通过调整进口关税、扩大进口信贷规模、设立进口融资担保等政策，积极扩大国内需要的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能源原材料进口，增加重要战略物资储备。
六、价格政策：
逐步扩大由市场定价的商品
和服务范围
我国绝大部分商品已经形成了市场定价，政府主要是进行有效的价格监管，防止价格欺诈和市场失灵；对于部分关系国计民生和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商品，目前仍然实行政府定价制度，如部分资源性产品、公共品、垄断企业产品等。此外，在特殊时期，政府为维持社会经济稳定，可能会实行暂时性的价格管制。未来我国价格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相结合的价格管理体制，具体方向如下：
首先，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逐步扩大由市场定价的商品和服务范围。坚定不移地坚持市场化的价格改革方向，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坚决放开那些能够形成有效竞争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以充分发挥价格信号在引导资源流动、调节利益关系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要切实加强价格监管，严厉打击各种乱涨价、乱收费行为，维护群众合法价格权益。
其次，对于垄断行业价格要加强监管，强化成本约束。严格限制垄断行业的高福利、高成本、高价格，限制石油、电讯、交通、医疗、教育等国有垄断企业的垄断高价损害消费者的行为，通过限制垄断利润来还利于民，释放被挤占的消费能力。
再次，对于资源类产品，要在考虑社会承受能力的基础上推进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及环境修复成本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资源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命脉，价格变动涉及经济全局和社会稳定，其重要性、复杂性和敏感性决定了资源价格改革必须控制节奏，审慎推进。要在公用事业(1449.542,17.72,1.24%,吧)和公益性服务行业探索建立差别价格制度，对低收入群体生活必需的消费给予适当的价格优惠和补贴，减轻其生活负担。
最后，继续清理整顿涉农价格和收费。按照中央关于统筹城乡发展、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要求，对现行涉农价格和收费政策，凡不利于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农村发展的收费政策，要予以取消或废止；价格或收费标准过高的要予以降低。提供经营性服务必须坚持自愿原则，严禁强制服务并收费或只收费不服务的行为。要清理规范涉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收费项目和标准，严禁有关部门和单位借新农村建设之名加重农民负担。
七、农村政策：
促农民增收以激活农村内需
我国扩大内需最大潜力在农村。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二元格局”拉大了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2007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已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农民的收入远远低于城市居民，消费需求很难得到满足。只有激活7亿农民的消费需求，我国内需才能真正地、持久地得以扩大。因此，要把扩大农村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及时出台强农惠农政策，千方百计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首先，继续加大“三农”投入力度。巩固和强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财税政策，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加快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农村沼气、饮水安全工程和农村公路建设力度，完善农村电网，加快南水北调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加强大型灌区节水改造。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增强经济发展后劲。从长期看，应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体制，建立完善制度统一、标准有别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明显提高社会消费预期。
其次，增加财政补助规模。针对当前农民收入增幅持续下降和今年粮食减产较多的事实，国家应选择适当时机提高粮食的收购价格。考虑在现有政策基础上，参考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建立农业“价格-直补”综合联动机制。确保农民种粮收益为正，既可保证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和农资生产企业的合理利润，也从根本上为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奠定基础，在扩大内需上产生稳固而深远的积极影响。
八、就业政策：
以创业促进就业
第三季度以来，企业用工需求出现明显下滑，农民工返乡正逐渐增加；预计2009年失业率将继续上升，就业形势将更加严峻。就业问题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大问题，就业矛盾如果进一步恶化，不仅对经济发展不利，而且将对社会稳定产生深刻影响。创业是最积极、最主动的就业，它不仅能解决劳动者的自身就业，还能通过带动就业产生倍增效应。
首先，完善创业促进就业机制。从鼓励劳动者创业出发，政府要在税费征收、小额贷款、社会保险补贴、经营场地、工商管理等方面给创业者提供更多的方便，降低创业门槛，减少创业成本和风险，并加快制定面向全体城乡创业者的优惠政策，扩大帮扶创业范围。要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对登记个体经营(国家限制的行业除外)，自筹资金不足的，给予小额贷款及贴息；尽快形成政府推动、社会支持、自主创业和不断创新的政策支持体系。
其次，完善面向城乡劳动者的职业培训体系。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必须加强创业技能培训，这是劳动者掌握创业技能、提高创业能力和创业成功率的重要手段。应尽快建立政府引导、社会各方面参与，培训适应市场，培训与就业紧密结合的培训机制。要进一步整合社会服务资源，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将创业服务工作延伸到农村乡镇。创业培训是职业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要面向全体劳动者开展培训，在促进劳动者创业能力提高的同时，将就业观念教育培训贯穿于创业培训的始终，通过多种形式实现就业或创业就业。
最后，进一步整合创业实训和孵化基地，提高创业实训质量。多方吸纳社会资本，为缺乏经验和资本的创业者提供孵化期和政策扶持，提高他们的创业成功率，降低创业风险。继续探索有效的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创业实训和孵化基地的引领作用，在创业资金、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政策法规等方面为创业者提供支持和服务。
九、区域政策：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尽管近两年来，中西部经济发展相对较快，但是相对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抗风险能力较弱，应对经济社会矛盾回旋余地较小，金融危机造成的冲击可能会更大。政府要充分发挥宏观调控政策和区域政策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在制定实施宏观调控和区域政策时，要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体现区域差异性。
首先，加强对重点地区的规划引导和政策支持。综合运用区域政策、区域规划、区域立法三大杠杆，推进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发展区域特色经济。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重视对区域产业集聚的扶持与调控，培育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重点推进促进中部崛起规划，制订促进中部地区城市群发展和承接产业转移的相关政策措施。
其次，继续做好区域规划的编制和实施，推动形成合理有序的空间开发结构。加强区域政策的研究制定，促进形成特色鲜明的区域发展格局。提出促进异地联合兴办开发区和设立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政策建议，促进区域间产业有序转移。在继续关注老工业区、落后地区就业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同时，重视区域生态环境的治理与保护，坚持区域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
十、经济改革政策：
清理不利于内需扩大的政策
和制度障碍
我国经济改革将围绕“扩大内需”这个重点，以“增收、减负、调结构”为主线，清理投资、消费、外贸、民生等领域不利于内需扩大的政策障碍，大力支持自主创新和节能减排，从制度上保障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推进经济结构优化。改革将力争在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取得突破：
首先，从2009年元旦起，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以降低企业设备投资的税收负担，鼓励企业技术改造，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经测算，明年实施该项改革增减相抵后将减轻企业税负共约1233亿元。
其次，加快改革医疗卫生及文化教育体制。加快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组织好改革试点，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抓紧出台各项具体配套政策。加快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推进中西部地区特殊教育学校和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
第三，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办事效率。研究制定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框架、阶段任务和实施步骤，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科学划分政府机构的职责，加强部门间协调配合，提高办事效率。强化行政问责制度，积极推动事业单位改革试点。
第四，进一步推进财税、投资体制改革。调整和规范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权划分，健全中央和省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逐步完善财政资金绩效评价体系。抓紧制定出台政府投资管理条例，建立政府投资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实施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优惠政策，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
第五，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国有保险公司和保险资金运用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形成多层次资本市场，完善创业投资基金相关配套政策和管理制度。逐步建立市场化的金融企业退出机制，统筹协调银行、证券、保险等各类金融市场发展，研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支持完善担保体系建设，帮助中小企业融资，促进中小企业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
最后，加快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合理分配和切实用好国有资本收益。健全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投资风险控制机制和内部监督管理机制，加大国有独资和垄断行业的改革力度，放宽市场准入，推进投资主体和产权多元化。应大力提高国有企业利润分红比例，国有企业现金分红必须纳入到财政预算或财政专项资金，用于充实社会保障基金。
课题负责人：范剑平
执笔：杨**
我国经济正处于一个历史性重要关口，短期看面临着经济快速下滑的风险，长期看面临着经济由外向型向内需型转变、非均衡发展向协调可持续发展转型的巨大压力。为了防范经济景气持续恶化，同时也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最近一段时期政府各部门高强度、高密集地出台了大量的宏观调控政策，我们去繁就简，从十个方面对宏观政策进行了粗线条梳理，给出了一些简明扼要的概括，以飨读者。。就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内涵而言，实际上是适度放松银根。
首先，加大对民生的投资力度，加快棚户区改造，及时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加大对重点工程、节能减排一、财政政策
㈣ 我国经济发展简要轨道
改革和市场机制刺激了经济增长.过去20年中国的经济年均增长9.4%,这种迅速增长还将持续一段时间.经济增长不仅使个人收入增加了,也极大地降低了贫困率,同时,中国经济大大地融入了世界经济.这些成就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政府对经济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改革使市场价格及私人投资者在生产和贸易中发挥了极大作用.
非国有企业正在推动增长,其作用还会增强.非公有制经济已进入十分广泛的领域,占GDP一半以上,并占出口的绝大份额.非公有企业创造的新增就业岗位远远多于国有经济部门,并提高了整个经济的生产率及利润率.政府对国有企业进 了改革,这一过程中出现大量失业,但仍有一大批国有企业需要改革;进行这一改革调整的政策已制定并推广.企业部门的表现还可以通过对经营体制框架的进一步现代化和加强法制,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执法等方面来加以改善.
更灵活的汇率将有利于形成一个更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在财政政策转向稳定的同时,货币政策的结果是通货膨胀的波动较大.更灵活的汇率将有助于政府防止产品和资产市场通货膨胀的进一步上升,使货币政策更易适应国内的需要,并使市场力量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决定银行利率.2005年7月宣布的汇率制度调整表明在这方面迈出了一步.
金融制度需要进一步改革.5年前的信贷政策导致了大量呆坏账的积累,三分之二以上的银行通过注资来消除历史负担的工作已近尾声,为此所付出的公共财政成本虽然不小,但看来仍在可控范围内.广泛的改革提高了银行作出基于市场的贷款决策能力.总的说来,这些政策是成功的,因为即使用新的,更可靠的不良贷款分类法来衡量,新的贷款质量也高多了.要取得更大的成就,需要继续关注改善法人治理结构和股本结构,增加非国有股份.进一步消除对资本市场的管制,将改善资本配置,降低浪费储蓄的风险,并将系统风险降至最低.
稳固的公共财政有利于税制及财政支出改革.收入的快速增长和对支出的控制使公共财政处于合理的状况.这样可以降低对不同企业和活动的歧视性税收,并同时保持低的边际税率.农村人口及城市外来人口的卫生和教育支出也可以进一步提高,但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对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进行全面调整.此类支出可以缩小收入差距,但需要辅以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改革.进一步减少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将有利于加快城市化进程,尤其是如果新来者能享受公共服务,并且那些离开农村的人不失去他们的土地使用权,那么收入差距可望缩小.在城市化过程中,需要制定能够高效而经济地减轻污染的政策.
评估及建议
经济增长快
经济改革开始仅25年来,中国的经济变化速度极快,过去20年里平均经济增长达到9.5%,并很可能以此速度继续增长一段时间.这一产出的增长是过去50年里世界经济中最持续快速的经济转变.收入增加了,绝对贫困率大大降低了,以市场价格衡量的经济规模超过了一些主要的欧洲国家,并且5年之内可能只有3个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经合组织")成员国超过中国.中国的平均收入仍比其它中等收入国家低,大部分地区已达到一些发达东亚国家一代人以前的收入水平,并以相似的增速迎头赶上.许多工业都已完全与世界供应链接轨,以目前的趋势,中国下个十年之初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增长的原因是,经济政策发生了深刻变化,并改善了企业效率.
经济政策的深刻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这一惊人的经济业绩是由政府经济政策的改变带来的,这些改变不断赋予市场力量以更大的权力.改革于20多年前始于农业,然后逐渐扩大到工业及大部分服务业,因此价格调控至2000年基本解除了.解除价格控制之时,政府引入了一部试验性的公司法,该法第一次允许私人拥有有限责任公司.政府还大力推行一系列竞争法,以统一国内市场,而允许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中国,降低关税,废除国家出口贸易垄断及结束多重汇率以后,非公有制经济环境得以进一步改善.经济进一步自由的态势这十年还在继续,加入WTO使大部分法律法规得以规范,并有望进一步降低关税.此外,2004年还对宪法进行了重大修改,强调非国有经济在国家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及保护私有财产不被任意没收.非公有制企业进入某些行业,如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及金融服务业等的限制在2005年被废除.总的来看,这些可使非公有制经济更加发展壮大.
国有企业改革
政府也对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主宰国家经济的国有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许多国有企业被改造成为规范的股份制公司,许多公司还在产生于90年代初的股票市场上了市.自1998年以来,政府成功实施了放开小企业,改革大企业的政策,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数量在接下来的5年里减少了一半多,就业合同也更灵活了, 2003年以前5年的时间里工业企业有1400多万人失业.这其间政府建立了失业救济制度,将补偿富余工人的负担从企业转移到国家.最后,2003年,政府建立了一个机构,负责行使政府所有权并刺激这些企业的发展,这样政府对国有控股企业的控制进一步合理化.
物质资本及人力资本的迅速增长
改革有利于改善资源配置结构,这些资源来自于这个国家占GDP近一半的高储蓄率.高储蓄率导致了资本存量的迅速增加,不过这只是一个大概估计,因为没有官方的资本存量资料,也没有不变价的支出法GDP构成的估算,这使经济趋势预测变得十分困难.一部分投资提高了劳动力的平均资本占有额,因此2003年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达到8.5%.投资还被用来促进城市化00鼓励部分农村人口离开土地进入服务业和制造业领域.由于农业劳动者生产率较低,这一举措极大地刺激了增长.
物质资本增长的同时,政府也制定政策提高年轻人的教育程度,为此政府制定了一个制度,让所有孩子接受9年义务教育,最近又提出要保证所有农村地区于2006年之前达到这一目标.高等教育也经过了改革,2003年之前5年,高校学生数增加了3.5倍,其中以技术专业最为突出.这些政策导致的结果是,劳动力的平均素质得到了极大提高,其中新加入的劳动力受教育的时间几乎是即将退休者的3倍.最后,国家还制定政策使城市劳动力市场更加自由,随着市场经济的影响日益扩大,受过教育的员工收入得到提高.
非国有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确实,国家政策的改变形成了市场取向的经济,其中非国有经济起着一种关键性作用.精确计算非公有经济的规模是很困难的,但如以"既非国有也不是集体股东控股的企业"来定义,2003年非公有经济占非农产业增加值的57%.即使在更大的工业企业中,2003年非公有制企业生产了一半以上增加值,这一比例在接下来的两年中还有进一步增加.总的说来,1998年至2003年期间,国家政策的逐渐演变使国内非公有制企业的产值增加了5倍,非中国大陆控股企业产值增加了3倍;而国有部门的产值在这一期间只增加了70%多.
非公有制经济产值的增长也因为大部分企业有较高的生产率.对非公有制企业进行更大的激励导致了他们使用较少的资本和劳动力来生产比国有企业高的产值.总的说来,工业中非公有制企业的总生产率据估计几乎是国有直接控股企业的两倍.非公有制企业的利润率也极大地增长了,至2003年,获得15%的资产回报率.如此高的竞争力使2003年非公有制企业出口占总出口的四分之三,这些出口的大部分来自外资企业,国内私营企业在2003年之前5年的出口增加了4倍,这是因为更多的中小型企业获得了出口许可.总的说来,非公有制经济的增长对实际收入及宏观经济活动有着良好的影响,使工业的多要素生产率在5年之内提高了近10%.2005年允许非公有制企业进入许多过去严格禁止的领域后,多要素生产率有望进一步提高.
增长前景更加光明
非公有制经济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增长,这更有必要使私营经济的法律框架进一步现代化.政府正在准备修订三个领域的法律:破产法,公司法和实施关于财产权宪法修改的法律.破产法第二草案已通过立法机关,并被公认为符合最佳国际标准.该法将明确界定员工的确切资产权利,限制未付工资支出并把其它费用,如富余和重新安置费,交予社会基金.在这种情况下,有保障的贷方才会乐意借钱给私营企业.一部新的公司法正被酝酿,该法的重点是减少组建有限及股份公司的障碍.有限公司持股人数的上限将予废除,在下限方面,将允许一个股东的公司.对这两种公司来说,组建公司的最低资本金要求将予降低.这些变化将有助于扩展私营企业.修改后的公司法将着重于提高公司的治理,特别是向挂牌及未挂牌的上市公司的少数股东提供更好的保护,并确定公司各机构的角色,如监事会和各部门经理的职责.此外,所提出的反垄断法将涵盖比目前范围更大的反竞争活动.最后,很快还将引入执行私有财产权宪法修改的法律.
在经济领域中更好地执法
然而,除了法律内容之外,一个更主要的问题是使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生效.现在正在使用一套有关知识产权的比较完善的法律法规,2001年被修改过.在这一方面国家政策的重点已转移到如何执行这些法律上来.对知识产权给予足够的保护对中国企业家来说也越来越重要,如果做得不好,可能会挫伤地方公司的创造性,阻碍产品的开发.目前,在这一方面及其它方面,有时很难通过法院获得裁决,而有时执行裁决更难.这些困难不仅外国企业感到了,中国企业家也感到跨省发展十分困难,因为地方司法机关在审理有关违反商业机密,知识产权,合同执行案件中缺乏客观公正性.解决的办法得分几步,其一是将法院的部分财政来源转至中央;其二是提高法院的专业性(主要在破产及知识产权方面).
继续减少亏损国有企业的数量
国有控股企业管理方法的改革提高了公司的效益,但是仍有进一步改进的巨大空间.在工业方面,国家控股公司的收益在2003年之前5年从5%上升到10%,然而收益增加的大部分只来自少数公司.国有企业中的35%以上收益并不为正,6分之1的公司股东权益为负.对于亏损的企业政府宣布了一个四年计划,用以进行其它的重大改革.在有的情况下,可以出售资产,但得遵照2005年春出台的规定,保证管理层收购的透明性.在此框架之下,资产估价需要考虑未来收益,作为对以资产购买价格为基础的估价方式的补充.还可以更充分地利用新的产权交易所,以保证国有资产达到有竞争力的价格.政府也可以考虑进一步向有改革经验的公司出售整套不良资产,以协助资产管理公司.对于资产回报率可与世界各地的上市公司相当的挂牌国有企业,政府已宣布将逐步取消中央及地方政府所持股份不可转让的规定,这一举措可以使兼并收购更容易.
强劲增长需要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
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性不断增加,这使得保持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变得尤为重要00尤其是在价格方面.财政政策一直在发挥稳定经济的作用,总的财政状况是稳固的,这有利于进行反周期调控:1998年当外部发展有降低经济发展速度之势的时候,支出及赤字增加了;而2004年收入高于预算预测的时候,由于控制支出,赤字减少了.然而过去10年通货膨胀率的波动率仍极大,几乎是美国的8倍,西欧的4倍.以GDP缩减指数测量的年通胀率由1996年的6%变为2002年的低度通货紧缩,而2003年及2004年又反弹, 2005年第一季度仍为5%,但由于食品类在消费者价格指数构成中占的比重大,此指数的增长于2005年初减慢了.
汇率应该更灵活
这些波动显示国内货币政策在保持低而稳定的通货膨胀方面并不总是成功,对美元的相对固定汇率使经济受美元有效汇率的波动而产生的通胀或通缩的刺激.在目前周期中,经常收支顺差及直接外商投资流入的增加导致必须以购买美元资产来稳定汇率.通过调整法定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及窗口指导等不增加利率的措施来限制银行贷款,中国政府对冲了这一流入的大部分.然而,由于2004年资金流入达到GDP的12.5%,并且,象其它国家一样,中央银行发行票据可能终究会对企业部门的投资组合平衡产生扰动影响,而增加利率上升的压力.尽管对资本流入有严格控制,但由于贸易流量的增加,资本账户还是很有可能越来越有渗透性,并对任何这样的利率增加反应更加激烈,以此增加对冲的压力.此外,靠窗口指导来限制银行贷款的方法有违国家有关加强利用市场手段以控制货币发展的政策,根据这一政策,政府已开始发展外汇及其衍生产品市场,以重新分配产生于汇率波动的风险.总之,允许更大的汇率灵活性将使政府避免产品和资产市场进一步通货膨胀的风险,更好地使货币政策满足国内需求并更大限度地允许市场来决定银行利率.2005年7月对人民币进行的重新估价及汇率安排的相应变化,表明在这方面迈出了一步.
银行业的重大改革正紧锣密鼓
政府在实行更灵活的汇率方面有一个担忧,这就是银行系统的脆弱,由于银行向国外开放尚少,这种担忧可能被夸大了.银行体系正在进行重大改革.直到1995年,银行都十分重视按照国家政策决定银行贷款分配,累积了近4万亿元人民币的呆账,多为1999年以前那一时期的贷款结果.从那时起大范围的改革开始了.银行开始改进它们的贷款和风险管理业务,使其现代化,引入了更好的风险加权,不良贷款的分级制度也更现实了,外商投资者可以收购12个二级股份制银行的股份.总的说来,这些改革是成功的,因为从2000年以来银行的新贷款看来质量好得多.在进行银行业基础设施的改革中,政府开始对主要银行进行注资,并准备将它们上市.两个大银行在建立合理的银行体系中取得了很大成就,第三个银行也已开始.
但这一系统需要更大的改革
银行系统的其余部分仍需改革,最好是加强银行业的市场化.近30%的银行需要进行注资,农村信用合作社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因为有许多小机构有很大的问题.一些试点省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合作社被转为商业银行.因处置银行以往不良贷款的公司只收回了货款面值的20%,这样政府就得为它们再提供资金.考虑到这一点,银行注资最终所需的财政拨款虽然大,却是可承受的.但注资只是改善银行系统的第一步,还需要有更好的治理方法.在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中一条可行之路是更多地引入非国有股份,目前只有一两个银行不是国家控股,同时限制工业和商业集团的参与.至于主要银行,政策应着重于提高治理,特别是在高层管理职位上引入透明的用人机制.由于转向民营,改变管理方式等需要时日,银行监管机构在保证银行具有足够的风险管理工具方面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资本市场仍需开发
扩大金融市场是提高资本配置的另一个关键,目前,这些市场的作用有限,这使金融风险集中于银行业的程度比OECD国家大.股票市场还可以进一步发展,因为2004年可自由交易的股票的市价只占GDP的9%.此外,几乎所有上市的公司都是国有的,未偿付公司债券在2003年相当于GDP的1%以下,股票市场不能起到控制市场的作用,因为大部分发行的股票契约权有限,这在理论上限制了它们的转让.政府正逐步放开市场,放松对上市公司出售国有股的限制,与此同时,首次公开发行的定价更加市场化了,但有关哪个公司上市的最终决定权还在国务院.也许可以考虑一个更灵活的办法,保证发行符合标准,信息透露足够.在公司债券市场方面,新发行仍由行政方式决定,需符合产业政策标准,对此也可考虑一个更中立的办法.这样的改革能允许发展中的私营经济有更多机会进入资本市场并提高市场的效率,有助于避免银行不良贷款所造成的巨大的存款浪费.此外,增加金融收益将有利于那些用于养老的储蓄.
需要对养老金制度进行改革,以避免将来的财政负担
在将来20年内人口将迅速老化,资本市场应发挥更大的作用.自1997年全国改革以来,只覆盖14%劳动人口的公共养老金制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提供基础养老金,第二部分提供与缴费额成比例的养老金,由银行存款利率进行重新估价.第二部分可最终变为一种做实的个人账户制,余额投资于资本市场工具,产生比银行存款高的收益.这方面的一个试点改革已在一些省开始进行.目前,所有缴费都需要用于支付现有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没有剩余,因此试点项目要求政府进行拨款以满足这一过渡产生的费用,而将这些试验一般化很可能需要降低将来的退休金支出以支付这些费用从而避免财政赤字,这需要使男女退休年龄一致,并有所提高,逐步废除提前退休制,并使制度第二部分中的养老金支付与退休时的预期寿命一致.此外,政府原则上决定使用出售国有企业权益的一部分收入来创立一个基金,以缓解退休金的支付.由于国有资产为GDP的80%,此政策能极大提高资金筹集.从长期来看,应考虑将退休金制度的覆盖范围扩大到农村地区,因为随着人口流动的增加,传统的养老体制会有一定的局限.
但其它方面公共财政状况良好
公共财政状况良好.始于1994年的公共财政改革导致政府收入有了巨大增长,其中大部分来自间接税而非所得税.公共财政的管理和透明性也得到了提高.这些改革为90年代上半期因国有企业利润率的下降而产生的危机之后恢复公共支出打下了良好基础.在1994年至2000年之间,公共支出提高了近GDP的7个百分点,但仍比经合组织加权平均值低整整13个百分点.这一差距主要是由于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支出和贷款利息的支付低而导致的.确实,除了这两方面,公共支出吸收了与经合组织国家相近的GDP份额.后来,收入的快速增长及严格控制支出使总预算赤字降低至GDP的1%以下,国债余额稳定在GDP的23%左右.
正在酝酿一些税制方面的改革
如果政府收入继续沿着过去几年的道路蓬勃发展,可考虑进行一系列改革,以达到降低扭曲的目的.政府已考虑到对国内和国外公司采取同一公司所得税率,目前实行的33%的基础所得税率在世界上处于较高的四分之一.另一方面,外企所得税率(15%)在世界上属最低之列.应为中国的公司设立有竞争力的统一税率,以鼓励国内资本的形成,即接近目前外资企业支付的税率.与此同时,支付国内股东的股息可免除再征税,这样便使风险资本的税率更接近对于国债利息收入所征收的所得税率.政府正在一些省份增值税转型试点,如果这一改革得到推广,可极大地消除对不同产业的投资征税歧视.同时,增值税的范围可扩大至所有服务,并相应地对营业税进行改革.
如此一来,需要进一步改革税收制度
从中期来看,个人收入所得税也应加以改革.在这方面,税制一向很简单,税收抵扣很少,对资本的收入只有一个税率.目前,很少有人的收入高到需要支付45%的最高边际税率,平均边际税率很低.但由于收入迅速增长,如果免税额和起征点仍不根据薪水或价格进行指数化,这一状况便可能发生改变,就象1980年以来那样,政府已经表示要继续支持企业部门的经济活动,措施是降低边际收入所得税率的上限,这一举措在税收中所占成本不高,但能使中国象其它一些转轨国家一样认识到,低税率鼓励人们申报收入,并提高经济活动的激励机制.同时,将起征点提高到某一限度,低于此限度便不缴所得税的做法有利于保证公平.
同时进行一些公共支出方面的改革
过去10年在公共支出方面有了极大的恢复,尤其是投资方面.在教育和卫生方面的公共支出与经合组织国家相比较低,并偏向拥有小康生活的社会群体.另一方面,最近几年,总的政府资本性支出,包括固定资本形成和资本转移,以国民经济核算计,达到GDP的9%以上,建立了高速公路等体系.然而,有迹象表明有些投资形成了浪费,因此需要对支出结构进行重新调整.虽然政府已开始增加卫生和教育支出,但仍需增加,尤其是在贫困地区,因为那里的支出不能满足实际需求.为达到这一目的,需对各级政府的财政关系进行再一次全面清理.90年代中期的改革大大增加了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这缓解了全国公共支出的不平衡.然而,卫生和教育支出由基层政府承担,但因它们没有足够的税收收入,只能依赖于财政转移,而这些财政转移的重要性在全国范围内有极大不同.应注意使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符合它们的支出任务,并为省以下政府间财政关系设计一个促进公平的体制.
必须缩小地区收入差距
增加财政转移支付减少了经济发展中的一些差距,但还需进一步解放劳动力市场.1999年以来实施了一些政策增加最贫困的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和教育支出,目的在于为更快的发展创造条件,在一些农村地区还实施了降低税赋和减少非法收费的政策,以刺激收入的增长.建立一个国家级的,或至少省级的劳动市场,可协助这些计划的完成.目前,劳动者和他们的家人要永久搬迁居住地还很难,即使是临时搬迁也要求许多许可证.许多地方公共服务,如教育和卫生,外来人员或者享受不到,或者只能在一些苛刻的条件下享受.此外,如果一个农民永久移到城市,他的农村承包土地也被无偿收回.政府一直在减少对人口流动的限制,进一步放松将可以减少城乡收入差距.
并能加快城市化进程
人口流动将加快城市化进程,当然这需要认真管理.目前,中国的城市比其它国家的规模更均衡,大城市更易大大提高生产率.最近的政府报告也强调了建立三个主要城市群以及在沿海地区和主要河流地区建立一系列城市带的好处.然而,有关土地所有权的政策影响了城市的发展,因为城市和乡镇政府占用了大部分土地出让收入,导致中央政府在目前的上升周期中努力减少过度开发.过去10年的民营化,出现了住房市场,城市自有住房比率接近70%.不过,商业和住宅的土地使用期短,(分别为40和70年),可能为有效地改善土地利用造成一定的障碍,因为土地在租用期结束时归于国家.2003年,新的法律给了农民30年的土地承包使用权,但该法还未完全实施.此外,当家庭规模改变的时候承包的土地可能被重新分配.租用期加长可提高合理使用土地的激励机制.
总之,城乡收入的较大差距表明,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将以这样那样的方式继续.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城市化的继续将有利于增长,并减少差距,但管理这一过程是很复杂的,需要同时在几方面进行改革:减少人口流动的障碍;改革土地法以使城市化进程更快;改变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尤其是省内)以保证给新的城市化人口以足够的卫生和教育支出;适当激励城市政府为了达到这些目的进行资源配置.
为达到这一点,完全可以保证环境不受污染
城市化及经济活动的加强是在高污染的环境中进行的.国家政策在控制污染方面是成功的,但即使如此,世界上1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有5个在中国.在第9及第10个5年计划期间的投资提高了对污染的控制.硫的排放量在1993年到2003年间只增加了5%,而同一时期GDP翻了一倍多.最近的经济周期中排放量的增加表明,要保证环保措施及能源政策在大大降低污染方面切实有效,是个巨大的挑战.2003年的新法律强调使用经济手段,大幅度提高对废气废水排放的罚款.但只有少数老电站有去污设备,空气和水的污染程度仍很高.空气污染目前所造成的福利代价估计为GDP的3%至8%,进一步提高空气质量的关键是地方环保局要有效地执法,并保证主要污染源的污染排放受到严格监督控制.
总的说来,正在实施一个合理的发展战略
过去20年里经济政策的极大演变导致了一个长时期的经济持续发展,国家收入每8年翻一番,这一点表现在贫困率比过去大大降低了.据核算,1980年至2000年期间全世界一半以上绝对贫困的减少发生在中国.另一方面,主要沿海城市的平均收入与其它东亚国家一代人以前的发展情况接近.经济面临着许多挑战,最重要的是人口的迅速老龄化,但经济政策的继续演变,尤其在资本配置,劳动力流动,城市化及改善民营经济的发展框架等方面,将保证这一发展态势继续进行.
㈤ 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宏观基础
一、财政政策：
由“稳健”转为“积极”
2009年财政政策将由“稳健”转为“积极”，重点要以扩大消费需求为核心，以加快改革为重点，综合运用各种财政手段，配合金融政策和其他手段，来改善经济结构和拉动经济增长。
首先，加大对民生的投资力度。导致目前中国居民低消费倾向的主要根源是住房、教育和医疗。根本原因就是长期以来财政支出中对经济建设投资占的比重较高，对关系民生的社会公共支出较少。此外，由于住房、教育、医疗方面改革的不到位，造成了中国居民消费预期差，被迫储蓄，消费难以启动。因此，明年的财政政策将重点解决居民的低消费问题，通过建设保障性住房、加快医疗卫生教育事业发展等投资，减少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在教育、医疗和住房方面的支出，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既在短期内拉动经济增长，又能够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实现长期增长。
其次，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改善经济结构。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支持高技术产业化、服务业发展以及产业技术进步。坚决控制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增加节能减排投入力度，支持重点节能减排工程建设。实施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优惠政策，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发展，鼓励企业增加科研投入。建立健全煤炭等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发展可再生能源。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完善担保体系建设，帮助中小企业融资。
第三，积极减税，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减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通过减轻企业负担扩大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可以考虑进一步加大纺织服装、高科技、农产品(12.15,0.17,1.42%,吧)加工等行业退税力度，对个别产品开征或提高出口关税，大力支持出口增长；适时推出对居民的减税政策，比如彻底停征储蓄存款利息税。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财政补贴力度，从财政角度保障居民的购买力。
二、货币政策：
从紧缩向适度宽松转变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调控宏观经济最重要的两大政策工具，在宏观经济面临不利的外部环境和较大滑坡风险情况下，国家决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就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内涵而言，实际上是适度放松银根，降低融资成本，为企业提供较为宽松的融资环境，以此来促进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在具体的实施手段上，将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首先，合理扩大银行信贷规模。保持货币信贷的合理增长，取消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确保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及时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加大对重点工程、节能减排、环境保护、自主创新、三农、中小企业、基础设施及服务业等的支持力度，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巩固消费信贷增长点。
其次，进一步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加快发展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扩宽企业融资渠道。加快发展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体的银行间债券市场，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实施提供平台。促进股票市场稳定健康发展，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
再次，继续下调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为防止经济出现倒退，央行将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而下调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是央行最为有力的货币政策工具，前者可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后者可以为银行提供更多的信贷资金，央行将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加大对促进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有效满足实体经济对金融服务的合理需求。
最后，实施差别化货币政策，促进经济转型。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会对所有行业和企业一视同仁，而是会坚持“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原则，以此来体现国家的产业政策导向，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使经济结构向政策预期方向转变。货币政策将通过差别化存款准备金率、差别化利率、窗口指导、信贷政策指引等手段引导资金流向，通过政策引导或者直接干预，以较市场金融更为优惠的条件将资金投向战略领域、主导产业、支柱产业等，同时严格对“两高一资”等政策限制行业和企业的信贷投放。
三、投资政策：
总量扩张与结构优化并重
目前中央政府推出了总额达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各地方政府计划投资额合计也超过了18万亿元，实行扩张性的投资政策将是明年政策的主基调，同时注重投资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投资政策趋向将坚持既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又有利于推动结构调整；既有利于拉动当前经济增长，又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后劲；既有效扩大投资，又积极拉动消费。其中，投资重点主要在以下几个领域。
首先，交通设施项目。在中央已出台投资计划中交通设施建设是最主要领域。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建设一批客运专线、煤运通道项目和西部干线铁路，完善高速公路网，安排中西部干线机场和支线机场建设。
其次，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启动农村消费。加大农村沼气、饮水安全工程和农村公路建设力度，完善农村电网，加快南水北调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加强大型灌区节水改造，加大扶贫开发力度。
再次，加大社会保障和重大民生工程投资力度。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长期重生产、轻生活，直接为城乡居民消费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历史欠账较多，政府投资将适当向有利于促进城乡居民消费的重大民生工程倾斜。如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大对廉租住房建设支持力度，加快棚户区改造，实施游牧民定居工程，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大力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利用税收和金融优惠政策，引导大型流通企业到农村建立便民流通设施。
最后，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向生态环境建设等其他政府鼓励领域。运用补助、贴息、税收、价格等扶持政策和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作用，引导民间资本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领域，投向自主创新、产业升级、资源节约、民生工程和环境保护等领域，把政府投资引导作用与发挥民间投资积极性有机结合起来。加快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加强重点防护林和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建设，支持重点节能减排工程建设。
四、消费政策：
增收、减负双管齐下
对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内需庞大的发展中大国而言，经济增长更应立足于扩大国内需求，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发展放缓的大背景下。而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则应当成为内需扩张的重点，因为投资需求最终还是需要依靠居民消费来支撑和拉动的。扩大消费一方面要想方设法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使居民“有钱消费”，另一方面应当努力改善消费环境，积极拓展新的消费热点，使居民“有处消费”。
首先，想方设法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调整政府、企业与劳动者之间收入分配关系，收入分配适当向劳动者倾斜，以提高居民的实际消费能力。对农村居民而言，应继续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提高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等标准，提高低收入群体等社保对象待遇水平，增加农村低保补助，扩大“家电下乡”服务范围，增加对农民的购物补贴。对城镇居民而言，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和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中央决定明年元旦起连续第5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提高政府和事业单位等公职人员工资水平；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同时改革工薪所得费用扣除办法，费用扣除适当考虑纳税人的赡养人口、健康状况、子女教育以及住房按揭负担等；建立住房货币补贴动态调整机制，住房货币补贴标准要根据各地区普通商品住房价格变动等因素适时进行调整，房价高的省市还可根据当地情况适当上浮；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比重，可以考虑免征上市公司派发红利的资本利得税，筹建股市平准基金。
其次，进一步完善养老、医疗、住房等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由于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居民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负担比较重，人们对未来收入和消费的不确定因素考虑较多，从而导致国内居民的储蓄率居高不下，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当前消费。因此，要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提高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企业的社会保险参保率，完善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办法；妥善解决关闭破产企业退休人员医疗保障问题；完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扩大覆盖面。
再次，努力消除制约消费的制度和政策障碍。加快企业和个人信用体系建设，对事关人民切身利益及消费安全的商品和服务领域依法重点整治，坚决打击商业欺诈、假冒伪劣等不法行为，建立生产经营者责任制，发展消费者权益保护中介机构。取消各种违反规定收取的增容费、管理费、建设费等政府性收费，规范收费行为，尤其要努力减轻居民购房、购车环节的各种税费负担。加强对垄断企业的监管，降低电讯资费标准，降低收费公路收费标准，制止公路逾期收费，改革成品油定价机制，通过限制垄断利润来还利于民，释放被挤占的消费能力。
最后，积极拓展新的消费热点。合理引导消费需求，把消费需求引向国家鼓励发展的消费热点和领域，引向能启动市场、促进经济增长的领域，引导消费层次和质量的提高。根据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和需求结构变化不同步的特点，丰富各种档次的商品和服务，适应不同层次消费者的需要。如最近国家旅游局拟推出国民休闲计划，该计划包括奖励旅游、福利旅游、修学旅游、银发旅游等。
五、外贸政策：
促进出口平稳增长
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经济衰退和外部需求下降，对我国外贸进出口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我国出口增长逐步放缓，未来外部需求仍存在不确定性，我国的外贸出口形势仍很严峻。从稳定经济增长的角度说，尽管面对外需不足的局面，我国还要采取措施稳定出口增长，避免下滑势头过快。
首先，综合运用出口退税、外贸发展基金、财政贴息等政策措施，支持拥有自主品牌、核心技术的产品和大型机械设备以及农轻纺等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支持企业开展营销、研发和并购，加快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
其次，促进出口产品结构优化。调整完善出口退税政策，进一步提高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机电产品和其他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建立加工贸易产业准入目录动态调整机制，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
再次，鼓励企业到境外投资。积极支持有条件的企业扩大境外投资，进一步完善促进境外投资的政策措施和协调机制，对于鼓励类的境外投资，我国政府今后将从外交、外汇、税收、海关、信贷、保险以及多双边合作等多个方面给予相应的支持，建立健全境外投资监管体系。对有利于缓解经济发展瓶颈的境外资源类投资；有助于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能够带动国内产品、设备和技术等出口和劳务输出的境外生产型设施和基础设施投资；能够通过境外投资学习国际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专业人才的境外研发中心等投资；中国的优势企业到境外从事贸易分销、银行、电子信息、物流航运等业务，将予以重点支持。
最后，通过调整进口关税、扩大进口信贷规模、设立进口融资担保等政策，积极扩大国内需要的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能源原材料进口，增加重要战略物资储备。
六、价格政策：
逐步扩大由市场定价的商品
和服务范围
我国绝大部分商品已经形成了市场定价，政府主要是进行有效的价格监管，防止价格欺诈和市场失灵；对于部分关系国计民生和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商品，目前仍然实行政府定价制度，如部分资源性产品、公共品、垄断企业产品等。此外，在特殊时期，政府为维持社会经济稳定，可能会实行暂时性的价格管制。未来我国价格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相结合的价格管理体制，具体方向如下：
首先，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逐步扩大由市场定价的商品和服务范围。坚定不移地坚持市场化的价格改革方向，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坚决放开那些能够形成有效竞争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以充分发挥价格信号在引导资源流动、调节利益关系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要切实加强价格监管，严厉打击各种乱涨价、乱收费行为，维护群众合法价格权益。
其次，对于垄断行业价格要加强监管，强化成本约束。严格限制垄断行业的高福利、高成本、高价格，限制石油、电讯、交通、医疗、教育等国有垄断企业的垄断高价损害消费者的行为，通过限制垄断利润来还利于民，释放被挤占的消费能力。
再次，对于资源类产品，要在考虑社会承受能力的基础上推进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及环境修复成本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资源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命脉，价格变动涉及经济全局和社会稳定，其重要性、复杂性和敏感性决定了资源价格改革必须控制节奏，审慎推进。要在公用事业(1449.542,17.72,1.24%,吧)和公益性服务行业探索建立差别价格制度，对低收入群体生活必需的消费给予适当的价格优惠和补贴，减轻其生活负担。
最后，继续清理整顿涉农价格和收费。按照中央关于统筹城乡发展、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要求，对现行涉农价格和收费政策，凡不利于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农村发展的收费政策，要予以取消或废止；价格或收费标准过高的要予以降低。提供经营性服务必须坚持自愿原则，严禁强制服务并收费或只收费不服务的行为。要清理规范涉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收费项目和标准，严禁有关部门和单位借新农村建设之名加重农民负担。
七、农村政策：
促农民增收以激活农村内需
我国扩大内需最大潜力在农村。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二元格局”拉大了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2007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已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农民的收入远远低于城市居民，消费需求很难得到满足。只有激活7亿农民的消费需求，我国内需才能真正地、持久地得以扩大。因此，要把扩大农村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及时出台强农惠农政策，千方百计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首先，继续加大“三农”投入力度。巩固和强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财税政策，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加快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农村沼气、饮水安全工程和农村公路建设力度，完善农村电网，加快南水北调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加强大型灌区节水改造。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增强经济发展后劲。从长期看，应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体制，建立完善制度统一、标准有别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明显提高社会消费预期。
其次，增加财政补助规模。针对当前农民收入增幅持续下降和今年粮食减产较多的事实，国家应选择适当时机提高粮食的收购价格。考虑在现有政策基础上，参考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建立农业“价格-直补”综合联动机制。确保农民种粮收益为正，既可保证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和农资生产企业的合理利润，也从根本上为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奠定基础，在扩大内需上产生稳固而深远的积极影响。
八、就业政策：
以创业促进就业
第三季度以来，企业用工需求出现明显下滑，农民工返乡正逐渐增加；预计2009年失业率将继续上升，就业形势将更加严峻。就业问题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大问题，就业矛盾如果进一步恶化，不仅对经济发展不利，而且将对社会稳定产生深刻影响。创业是最积极、最主动的就业，它不仅能解决劳动者的自身就业，还能通过带动就业产生倍增效应。
首先，完善创业促进就业机制。从鼓励劳动者创业出发，政府要在税费征收、小额贷款、社会保险补贴、经营场地、工商管理等方面给创业者提供更多的方便，降低创业门槛，减少创业成本和风险，并加快制定面向全体城乡创业者的优惠政策，扩大帮扶创业范围。要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对登记个体经营(国家限制的行业除外)，自筹资金不足的，给予小额贷款及贴息；尽快形成政府推动、社会支持、自主创业和不断创新的政策支持体系。
其次，完善面向城乡劳动者的职业培训体系。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必须加强创业技能培训，这是劳动者掌握创业技能、提高创业能力和创业成功率的重要手段。应尽快建立政府引导、社会各方面参与，培训适应市场，培训与就业紧密结合的培训机制。要进一步整合社会服务资源，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将创业服务工作延伸到农村乡镇。创业培训是职业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要面向全体劳动者开展培训，在促进劳动者创业能力提高的同时，将就业观念教育培训贯穿于创业培训的始终，通过多种形式实现就业或创业就业。
最后，进一步整合创业实训和孵化基地，提高创业实训质量。多方吸纳社会资本，为缺乏经验和资本的创业者提供孵化期和政策扶持，提高他们的创业成功率，降低创业风险。继续探索有效的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创业实训和孵化基地的引领作用，在创业资金、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政策法规等方面为创业者提供支持和服务。
九、区域政策：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尽管近两年来，中西部经济发展相对较快，但是相对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抗风险能力较弱，应对经济社会矛盾回旋余地较小，金融危机造成的冲击可能会更大。政府要充分发挥宏观调控政策和区域政策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在制定实施宏观调控和区域政策时，要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体现区域差异性。
首先，加强对重点地区的规划引导和政策支持。综合运用区域政策、区域规划、区域立法三大杠杆，推进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发展区域特色经济。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重视对区域产业集聚的扶持与调控，培育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重点推进促进中部崛起规划，制订促进中部地区城市群发展和承接产业转移的相关政策措施。
其次，继续做好区域规划的编制和实施，推动形成合理有序的空间开发结构。加强区域政策的研究制定，促进形成特色鲜明的区域发展格局。提出促进异地联合兴办开发区和设立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政策建议，促进区域间产业有序转移。在继续关注老工业区、落后地区就业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同时，重视区域生态环境的治理与保护，坚持区域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
十、经济改革政策：
清理不利于内需扩大的政策
和制度障碍
我国经济改革将围绕“扩大内需”这个重点，以“增收、减负、调结构”为主线，清理投资、消费、外贸、民生等领域不利于内需扩大的政策障碍，大力支持自主创新和节能减排，从制度上保障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推进经济结构优化。改革将力争在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取得突破：
首先，从2009年元旦起，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以降低企业设备投资的税收负担，鼓励企业技术改造，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经测算，明年实施该项改革增减相抵后将减轻企业税负共约1233亿元。
其次，加快改革医疗卫生及文化教育体制。加快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组织好改革试点，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抓紧出台各项具体配套政策。加快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推进中西部地区特殊教育学校和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
第三，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办事效率。研究制定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框架、阶段任务和实施步骤，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科学划分政府机构的职责，加强部门间协调配合，提高办事效率。强化行政问责制度，积极推动事业单位改革试点。
第四，进一步推进财税、投资体制改革。调整和规范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权划分，健全中央和省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逐步完善财政资金绩效评价体系。抓紧制定出台政府投资管理条例，建立政府投资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实施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优惠政策，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
第五，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国有保险公司和保险资金运用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形成多层次资本市场，完善创业投资基金相关配套政策和管理制度。逐步建立市场化的金融企业退出机制，统筹协调银行、证券、保险等各类金融市场发展，研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支持完善担保体系建设，帮助中小企业融资，促进中小企业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
最后，加快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合理分配和切实用好国有资本收益。健全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投资风险控制机制和内部监督管理机制，加大国有独资和垄断行业的改革力度，放宽市场准入，推进投资主体和产权多元化。应大力提高国有企业利润分红比例，国有企业现金分红必须纳入到财政预算或财政专项资金，用于充实社会保障基金。
㈥ 就目前来说 中国商业银行的资金主要流向那些地方（股市 房地产除外）
企业经营贷款、债券投资、个人房贷。
㈦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实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地位更加巩固，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进一步提高，科教实力显著增强，基础设施明显改善，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同时，中部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内陆开放水平有待提高，制造业创新能力有待增强，生态绿色发展格局有待巩固，公共服务保障特别是应对公共卫生等重大突发事件能力有待提升。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影响，中部地区特别是湖北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民生改善需要作出更大努力。顺应新时代新要求，为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充分发挥中部地区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区位优势和资源要素丰富、市场潜力巨大、文化底蕴深厚等比较优势，着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着力增强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着力建设绿色发展的美丽中部，着力推动内陆高水平开放，着力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着力改革完善体制机制，推动中部地区加快崛起，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作出更大贡献。
（二）主要目标。到2025年，中部地区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取得突破性进展，投入产出效益大幅提高，综合实力、内生动力和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创新能力建设取得明显成效，科创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基本建立，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分工合理、优势互补、各具特色的协调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进一步增强。绿色发展深入推进，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降幅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进一步降低，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发展方式普遍建立。开放水平再上新台阶，内陆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共享发展达到新水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统筹应对公共卫生等重大突发事件能力显著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增强。
到2035年，中部地区现代化经济体系基本建成，产业整体迈向中高端，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达到较高水平，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基本形成，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人民生活更加幸福安康，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二、坚持创新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
（三）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统筹规划引导中部地区产业集群（基地）发展，在长江沿线建设中国（武汉）光谷、中国（合肥）声谷，在京广沿线建设郑州电子信息、长株潭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在京九沿线建设南昌、吉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在大湛沿线建设太原新材料、洛阳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建设智能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等产业基地。打造集研究开发、检验检测、成果推广等功能于一体的产业集群（基地）服务平台。深入实施制造业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工程，重点促进河南食品轻纺、山西煤炭、江西有色金属、湖南冶金、湖北化工建材、安徽钢铁有色等传统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发展。加快推进山西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和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
（四）积极承接制造业转移。推进皖江城市带、晋陕豫黄河金三角、湖北荆州、赣南、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和皖北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建设，积极承接新兴产业转移，重点承接产业链关键环节。创新园区建设运营方式，支持与其他地区共建产业转移合作园区。依托园区搭建产业转移服务平台，加强信息沟通及区域产业合作，推动产业转移精准对接。加大中央预算内投资对产业转移合作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力度。在坚持节约集约用地前提下，适当增加中部地区承接制造业转移项目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创新跨区域制造业转移利益分享机制，建立跨区域经济统计分成制度。
（五）提高关键领域自主创新能力。主动融入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提高关键领域自主创新能力，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发展，将长板进一步拉长，不断缩小与东部地区尖端技术差距，加快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在各领域的应用。加快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探索国家实验室建设运行模式，推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化发展，开展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攻关。选择武汉等有条件城市布局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加快武汉信息光电子、株洲先进轨道交通装备、洛阳农机装备等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新培育一批产业创新中心和制造业创新中心。支持建设一批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等创新创业孵化平台和双创示范基地，鼓励发展创业投资。联合区域创新资源，实施一批重要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发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作用，支持领军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带动中小企业创新活动。促进产学研融通创新，布局建设一批综合性中试基地，依托龙头企业建设一批专业中试基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更多鼓励原创技术创新，依托现有国家和省级技术转移中心、知识产权交易中心等，建设中部地区技术交易市场联盟，推动技术交易市场互联互通。完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支持有条件地区创建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
（六）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依托产业集群（基地）建设一批工业设计中心和工业互联网平台，推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制造业领域的应用创新，大力发展研发设计、金融服务、检验检测等现代服务业，积极发展服务型制造业，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拓展第五代移动通信应用。积极发展电商网购、在线服务等新业态，推动生活服务业线上线下融合，支持电商、快递进农村。加快郑州、长沙、太原、宜昌、赣州国家物流枢纽建设，支持建设一批生产服务型物流枢纽。增加郑州商品交易所上市产品，支持山西与现有期货交易所合作开展能源商品期现结合交易。推进江西省赣江新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
三、坚持协调发展，增强城乡区域发展协同性
（七）主动融入区域重大战略。加强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互促共进，促进区域间融合互动、融通补充。支持安徽积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和绿色发展样板区。支持河南、山西深度参加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实施，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支持湖北、湖南、江西加强生态保护、推动绿色发展，在长江经济带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八）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为重点，加强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内城市间合作。支持武汉、长株潭、郑州、合肥等都市圈及山西中部城市群建设，培育发展南昌都市圈。加快武汉、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增强长沙、合肥、南昌、太原等区域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促进洛阳、襄阳、阜阳、赣州、衡阳、大同等区域重点城市经济发展和人口集聚。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以县域为单元统筹城乡发展。发展一批特色小镇，补齐县城和小城镇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短板。有条件地区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农村供水规模化建设和水利设施改造升级，加快推进引江济淮、长江和淮河干流治理、鄂北水资源配置、江西花桥水库、湖南椒花水库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设。
（九）推进城市品质提升。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进城市生态修复、功能完善工程，合理确定城市规模、人口密度，优化城市布局，推动城市基础设施体系化网络化建设，推进基于数字化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补齐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短板，系统化全域化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增强城市防洪排涝功能。推动地级及以上城市加快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系统。建设完整居住社区，开展城市居住社区建设补短板行动。加强建筑设计管理，优化城市空间和建筑布局，塑造城市时代特色风貌。
（十）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大力发展粮食生产，支持河南等主产区建设粮食生产核心区，确保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保持稳定，巩固提升全国粮食生产基地地位。实施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节水改造和现代化建设，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广先进适用的农机化技术和装备，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支持发展高效旱作农业。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大力发展油料、生猪、水产品等优势农产品生产，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支持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加快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建设，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加快培育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兴农业经营主体，大力培育高素质农民，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快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因地制宜推进农村改厕、生活垃圾处理和污水治理，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十一）推动省际协作和交界地区协同发展。围绕对话交流、重大事项协商、规划衔接，建立健全中部地区省际合作机制。加快落实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大别山等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政策措施。推动中部六省省际交界地区以及与东部、西部其他省份交界地区合作，务实推进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合作，深化大别山、武陵山等区域旅游与经济协作。加强流域上下游产业园区合作共建，充分发挥长江流域园区合作联盟作用，建立淮河、汉江流域园区合作联盟，促进产业协同创新、有序转移、优化升级。加快重要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地区融合发展，推动长株潭跨湘江、南昌跨赣江、太原跨汾河、荆州和芜湖等跨长江发展。
四、坚持绿色发展，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部
（十二）共同构筑生态安全屏障。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将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的硬约束落实到环境管控单元，建立全覆盖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坚持以水而定、量水而行，把水资源作为最大刚性约束，严格取用水管理。继续深化做实河长制湖长制。强化长江岸线分区管理与用途管制，保护自然岸线和水域生态环境，加强鄱阳湖、洞庭湖等湖泊保护和治理，实施好长江十年禁渔，保护长江珍稀濒危水生生物。加强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和生态修复，实施河道和滩区综合提升治理工程。加快解决中小河流、病险水库、重要蓄滞洪区和山洪灾害等防汛薄弱环节，增强城乡防洪能力。以河道生态整治和河道外两岸造林绿化为重点，建设淮河、汉江、湘江、赣江、汾河等河流生态廊道。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科学推进长江中下游、华北平原国土绿化行动，积极开展国家森林城市建设，推行林长制，大力推进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加强生物多样性系统保护，加大地下水超采治理力度。
（十三）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强化全民共治、源头防治，落实生态保护补偿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共同解决区域环境突出问题。以城市群、都市圈为重点，协同开展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强化移动源污染防治，全面治理面源扬尘污染。以长江、黄河等流域为重点，推动建立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逐步完善流域生态保护补偿等标准体系，建立跨界断面水质目标责任体系，推动恢复水域生态环境。加快推进城镇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建设和改造，推广污水资源化利用。推进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建设。实施粮食主产区永久基本农田面源污染专项治理工程，加强畜禽养殖污染综合治理和资源化利用。加快实施矿山修复重点工程、尾矿库污染治理工程，推动矿业绿色发展。严格防控港口船舶污染。加强白色污染治理。强化噪声源头防控和监督管理，提高声环境功能区达标率。
（十四）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大园区循环化改造力度，推进资源循环利用基地建设，支持新建一批循环经济示范城市、示范园区。支持开展低碳城市试点，积极推进近零碳排放示范工程，开展节约型机关和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绿色建筑等创建行动，鼓励绿色消费和绿色出行，促进产业绿色转型发展，提升生态碳汇能力。因地制宜发展绿色小水电、分布式光伏发电，支持山西煤层气、鄂西页岩气开发转化，加快农村能源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和落实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依托规范的公共资源和产权交易平台开展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碳排放权市场化交易。按照国家统一部署，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工作。健全有利于节约用水的价格机制，完善促进节能环保的电价机制。支持许昌、铜陵、瑞金等地深入推进“无废城市”建设试点。
五、坚持开放发展，形成内陆高水平开放新体制
（十五）加快内陆开放通道建设。全面开工呼南纵向高速铁路通道中部段，加快沿江、厦渝横向高速铁路通道中部段建设。实施汉江、湘江、赣江、淮河航道整治工程，研究推进水系沟通工程，形成水运大通道。加快推进长江干线过江通道建设，继续实施省际高速公路连通工程。加强武汉长江中游航运中心建设，发展沿江港口铁水联运功能，优化中转设施和集疏运网络。加快推进郑州国际物流中心、湖北鄂州货运枢纽机场和合肥国际航空货运集散中心建设，提升郑州、武汉区域航空枢纽功能，积极推动长沙、合肥、南昌、太原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枢纽，提高支线机场服务能力。完善国际航线网络，发展全货机航班，增强中部地区机场连接国际枢纽机场能力。发挥长江黄金水道和京广、京九、浩吉、沪昆、陇海－兰新交通干线作用，加强与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海峡西岸等沿海地区及内蒙古、广西、云南、新疆等边境口岸合作，对接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南半岛、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及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融入共建“一带一路”。
（十六）打造内陆高水平开放平台。高标准建设安徽、河南、湖北、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先行先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进一步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支持湖南湘江新区、江西赣江新区建成对外开放重要平台。充分发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在对外开放中的重要作用，鼓励武汉、南昌、合肥、太原等地建设临空经济区。加快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建设，推动江西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支持建设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加快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构建区域性电子商务枢纽。支持有条件地区设立综合保税区、创建国家级开放口岸，深化与长江经济带其他地区、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通关合作，提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口岸互联互通水平。支持有条件地区加快建设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十七）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全面推行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推进“一次办好”改革，做到企业开办全程网上办理。推进与企业发展、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高频事项“跨省通办”，实现更多事项异地办理。对标国际一流水平，建设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的市场体系，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加强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加大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力度，为各类所有制企业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改善中小微企业发展生态，放宽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登记经营场所限制，便利各类创业者注册经营、及时享受扶持政策，支持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
六、坚持共享发展，提升公共服务保障水平
（十八）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认真总结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经验模式，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完善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建立公共卫生事业稳定投入机制，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预警处置机制，防范化解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风险，着力补齐公共卫生风险防控和应急管理短板，重点支持早期监测预警能力、应急医疗救治体系、医疗物资储备设施及隔离设施等传染病防治项目建设，加快实施传染病医院、疾控中心标准化建设，提高城乡社区医疗服务能力。推动基本医疗保险信息互联共享，完善住院费用异地直接结算。建立统一的公共就业信息服务平台，加强对重点行业、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引导重点就业群体跨地区就业，促进多渠道灵活就业。支持农民工、高校毕业生和退役军人等人员返乡入乡就业创业。合理提高孤儿基本生活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贴标准，推动儿童福利机构优化提质和转型发展。完善农村留守老人关爱服务工作体系，健全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并适时进行动态调整。推动居住证制度覆盖全部未落户城镇常住人口，完善以居住证为载体的随迁子女就学、住房保障等公共服务政策。
（十九）增加高品质公共服务供给。加快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支持国内一流科研机构在中部地区设立分支机构，鼓励国外著名高校在中部地区开展合作办学。大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加快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打造一批示范性职业教育集团（联盟），支持中部省份共建共享一批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支持建设若干区域医疗中心，鼓励国内外大型综合性医疗机构依法依规在中部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支持县级医院与乡镇（社区）医疗机构建立医疗联合体，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服务水平。条件成熟时在中部地区设立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分中心，加快创新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进程。深入挖掘和利用地方特色文化资源，打响中原文化、楚文化、三晋文化品牌。传承和弘扬赣南等原中央苏区、井冈山、大别山等革命老区红色文化，打造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红色旅游目的地。积极发展文化创意、广播影视、动漫游戏、数字出版等产业，推进国家文化与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建设，加快建设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加大对足球场地等体育设施建设支持力度。
（二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突发事件监测预警、应急响应平台和决策指挥系统，建设区域应急救援平台和区域保障中心，提高应急物资生产、储备和调配能力。依托社会管理信息化平台，推动政府部门业务数据互联共享，打造智慧城市、智慧社区。推进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推动治理重心下移，实现社区服务规范化、全覆盖。完善村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体制机制，强化村级组织自治功能，全面实施村级事务阳光工程。全面推进“一区一警、一村一辅警”建设，打造平安社区、平安乡村。加强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监督管理。加强农村普法教育和法律援助，依法解决农村社会矛盾。
（二十一）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聚焦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大别山区、太行山区、吕梁山区、罗霄山区、武陵山区等地区，健全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实施帮扶对象动态管理，防止已脱贫人口返贫。进一步改善基础设施和市场环境，因地制宜推动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
七、完善促进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
（二十二）建立健全支持政策体系。确保支持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揽子政策尽快落实到位，支持保就业、保民生、保运转，促进湖北经济社会秩序全面恢复。中部地区欠发达县（市、区）继续比照实施西部大开发有关政策，老工业基地城市继续比照实施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有关政策，并结合实际调整优化实施范围和有关政策内容。对重要改革开放平台建设用地实行计划指标倾斜，按照国家统筹、地方分担原则，优先保障先进制造业、跨区域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新增建设用地指标。鼓励人才自由流动，实行双向挂职、短期工作、项目合作等灵活多样的人才柔性流动政策，推进人力资源信息共享和服务政策有机衔接，吸引各类专业人才到中部地区就业创业。允许中央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才按有关规定在中部地区兼职并取得合法报酬，鼓励地方政府设立人才引进专项资金，实行专业技术人才落户“零门槛”。
（二十三）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中央财政继续加大对中部地区转移支付力度，支持中部地区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在风险可控前提下适当增加省级政府地方政府债券分配额度。全面实施工业企业技术改造综合奖补政策，对在投资总额内进口的自用设备按现行规定免征关税。积极培育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支持鼓励类产业企业上市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债券市场直接融资，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加强对中部地区的支持，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信贷支持力度，提升金融服务质效，增强金融普惠性。
八、认真抓好组织实施
（二十四）加强组织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推动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全过程。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中部六省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落实主体责任，完善推进机制，加强工作协同，深化相互合作，确保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二十五）强化协调指导。中央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密切与中部六省沟通衔接，在规划编制和重大政策制定、项目安排、改革创新等方面予以积极支持。国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办公室要加强统筹指导，协调解决本意见实施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强化督促和实施效果评估。本意见实施涉及的重要规划、重点政策、重大项目要按规定程序报批。重大事项及时向党中央、国务院请示报告。
㈧ 我国应从哪些方面平衡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发展
我用用从很多的方面开始一个市场的平衡和股票市场发展。
㈨ 介绍一下中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历史
中国证券市场从1870年至今已有120多年的历史，经历了三个时期：1870年至1949年的香港、上海、天津、北平的证券市场，1950年至1980年的天津、北京、香港、台湾证券市场，1981年至今的上海、深圳、香港、台湾证券市场，形成了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三个阶段。
1.1870—1949年
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股票是洋人发行的。1840年鸦片战争后，外商开始在中国兴办工商企业并开始发行股票。最早在中国设立股份银行的是英国汇丰银行，1865年3月3日在香港设立总行，4月在上海设立分行，1870年前后中国出现了买卖外商股票的的经纪人。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为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同时由于帝国主义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放松了对中国市场的控制，中国民族工商业迅速发展，股份公司日益增多，股票大量发行，成为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史上的一个新时期。
1914年上海股票商业公会成立，同年12月北洋政府颁布了我国第一部证券交易条例，证券交易有了初步的法规。当时的上海股票商业公会设在上海二马路一带(今九江路)。最初有会员12家，后增至15家，会员缴纳12两白银作为公会资本，每月还要交会费2两。交易品种包括政府公债、铁路债券、公司股票及外汇等等。交易方式是现货交易，交易时间为上午9——11时，手续费按1%—5%收取。这标志着中国人自己经营的第一家现代证券交易所诞生了。
1920年孙中山先生与虞洽卿联名向北洋政府申请成立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集资500万元，于同年7月1日开业，经营品种除证券之外还有金银、皮毛、花纱布、粮油等等。与此同时，上海股票商业公会也根据北洋政府颁布的《证券所交易法》改组为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集资300万元，经纪人有55名，主要经营北洋政府发行的公债。这两个交易所业务兴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半年就赚了100多万，引起了各方面投资者的注意，各种证券物品交易所如雨后春笋般的建立起来，仅在上海就有200多家。随后全国一些大城市陆续建立了证券交易所。
1918年北京股票交易所成立，1921年天津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当时的天津证券物品交易所资本200多万元，分为10万多股，由天津和上海两地筹资，理事长为曹锟之弟曹均，沪方代表由孙棣三担任，监督人为天津一位巨绅。当年10月1日在天津东马路开业，先是买卖公债，然后增加了股票交易，也曾兴盛一时。
1921年秋，风云突变，当时上海先后兴起的150家交易所，有的发行股票成立了信托公司，因股票价格大幅下跌而倒闭，引起了连锁反应，上海有近百家证券物品交易所倒闭，只剩下包括上海货商交易所在内的十几家。天津的证券物品交易所也因上海股价暴跌、交易所倒闭之风的影响，于1922年停止了营业。后来人们把1921年的交易所和信托公司的倒闭风潮称为信交风潮，这是中国证券市场的第一次暴跌。
1949年以前中国有香港、上海、天津、北平四个证券市场。香港是开业最早的证券市场，1891年香港股票经纪协会成立，1914年易名为香港证券交易所。1921年建立了第二个证券交易所。1941年香港被日军占领，这两个交易所停止活动。1947年两个交易所合并，成立了香港证券交易所有限公司。实际上，香港从1866年开始股票买卖到1947年香港香港证券交易所成立这一阶段，市场规模很小。
2.1950—1980年
1949年6月华东军事管制委员会为了稳定上海金融秩序封闭了上海证券交易所。1949年1月天津解放，天津军管会接收和清理了原国民党时期的证券交易所，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天津证券交易所，该所于1949年6月正式营业，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个证券交易所。1950年2月1日北京证券交易所成立。这两家交易所在解放初期对融通社会资金，恢复生产起了积极作用。1950年以后金融和物价趋于稳定，证券交易减少。1952年天津证券交易所并入天津投资公司，北京交易所也停业。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大陆的有价证券是国家发行的公债，但只能还本会息不能买卖和转让。80年代中国大陆又兴起国债、企业债券和股票的交易。
香港证券市场是1949年以后一部分内地资金的转入才逐步发展起来的，但市场狭小，银行信贷是各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到1962年也只有65家上市公司。1965年平均月营业额410万美元（约3200万港元），1967年8月31日恒生指数曾降至58.61点，香港证券交易所曾两次停市10天。 1968年香港经济增长，使证券市场成为地方实业重要的资金来源，1969年平均月营业额2720万美元（约2.12亿港元），上市公司72家，同年12 月17日远东证券交易所开张。
1971年9月15日金银证券交易所开业，1972年九龙证券交易所有限公司开业，在如此狭小的地区拥有四个证券交易所是世界上罕见的。但是特殊的地理位置使香港发展为东南亚的金融中心，港英当局和中外财团的投资迅速增长。1972年香港四个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190种，当年上市的就有98种，成交额达到43.397亿港元，是1969年的70多倍。1983年成交额达到482.17亿港元，比1968年增长了53倍，总市值达到了1734.5亿港元。在这期间香港股市也经历了1973年和1982年的两次暴跌。
1980年7月7日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组成，1981年3月31日正式注册。1978年以后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极大地促进了香港的进出口和转口贸易，香港房地产兴旺，恒生指数又恢复到1972年的水平，1980年10月1日达到1810点，成交额达到957亿港元。1982年香港股市因佳宁事件和撒切尔夫人访华引发的所谓“信心危机”发生第二次暴跌，1983年初恒生指数跌至750点。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公布，人心稳定，恒生指数又上升到1200点。
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1949年国民党当局逃到台湾以后，通过发行所谓“爱国债券”促进证券交易，但是真正的证券市场是从1953年开始的。台湾当局为了把地主的土地转换给农民，对地主实行赎买政策，以七成稻谷实物债券和三成的公营事业股票(主要是台湾水泥、台湾纸业、台湾工矿、台湾农林四大公司)换取地主的土地。当时地主所得的债券和股票，连同台湾当局发行的爱国公债共22亿新台币，地主对其所拥有的股票不感兴趣而大量开价出售，场外交易的商行应运而生，最繁荣时达到二三百家。
3.1980—1997年
1981年10月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选举了第一批成员，经过三年，原来的香港证券交易所、远东证券交易所、金银证券交易所、九龙证券交易所停止营业，1986年4月2日联交所正式开业，并亨有在香港建立、经营和维护证券市场的专营权，使香港证券市场进入了一个新时期。1986年9月22日香港被接纳为国际证券交易所联合会的正式成员，开始向国际金融市场迈进。
当时香港共有上市公司258家，证券330种，其中260种是普通股票，21种是认购权证，7种是公司债券，1种是政府债券，36种是单位信托，5 种是优先股。1987年恒生指数接近4000点，但由于美国股市暴跌而引起的世界性股灾，香港股市在1987年12月7日跌到1894.94点，1990 年重新恢复到3500点。90年代香港股市虽然也受到各种外界影响，但搞风险能力较强，1992年恒生指数曾达到12000点，到1997年1月香港已有 550只股票，其中包括综合企业、航运货仓、酒店饮食、金融投资、地产建筑、零售传播、电子玩具、工业和公用事业九类，此外还有基金16只，认股权证36 只，中国H股22只，共624只。
台湾股市80年代初的加权指数在400至500点徘徊，直到1986年才上升到1039.11点，此后几乎是翻倍的的增长，1987年达到4673 点，1988年8789点，1989年10773点，1990年12495点，终于暴发了一次暴跌，从90年2月的12682点跌到10月份的2485 点，跌幅达80%，到年底又回复到4530点，当时的355家证券公司受到不同程序的损失。
80年代至9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是深圳、上海证券市场的建立和发展。中国境内形成了深圳、上海、香港、台湾四个证券市场。
1981年中国政府开始发行国库券，1984年7月北京天桥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这是 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证券市场发展的初级阶段。到1989年全国发行股票的企业达到6000家，累计人民币35亿元，遍及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江苏、河北、安徽、湖北、辽宁、内蒙古等省市，其中债券化的股票占90%以上，经正式批准的比较规范的股票发行的试点企业有100多家。
除股票之外， 1986年5月8日沈阳信托投资公司率先开展了债券买卖和抵押业务，到1988年全国61个大中城市开放了国库券流通市场，1989年全国有100多个城市的400多家的交易机构开办了国库券转让业务，1990年全国累计发行各种有价证券2100多亿，累计转让交易额318亿，证券中介机构网点达到 1600多家，1990年11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宣告成立，12月自动报价系统(STAQ)正式落成并投入使用，1991年7月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始营业，中国证券市场进入了启动阶段。
1986年9月上海工商银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业务部开始了股票柜台交易，主要交易飞乐音响和延中实业两家公司的股票，1988年上海又有海通、万国、振兴三家证券公司成立从而初步形成了场外证券交易市场。到1990年上海市场上有延中实业、真空电子、飞乐音响、爱使电子、申华电工、飞乐股份、豫园商场、凤凰化工等8只股票进行交易，这就是所谓的老8股。
到1991年上交所成立时除老8股之外，还有89年保值公债三种，87至91年国库券四种，工行债券六种，交行债券一种，中行债券两种，建行债券一种，还有上海石化、氯碱化工等企业债券十四种。深圳证券市场从1987年启动，到1990年已有发展、万科、金田、安达、原野等5家上市公司的股票公开交易，证券公司12家，营业网点16 个，深圳与上海不同，大宗的交易不是债券，而是股票。
1992年5月上海和深圳相继开放股价，同时在两个交易所进行规范化的场内交易，两地综合指数分别达到1429点和312点，到11月又分别回落到 386点和164点。1992年底，在上交所上市的A股有29只，B股9只，在深交所上市的A股有23只，B股9只。1993年2月沪深股市的指数又上升到1558点和369点，同时又有大批新股上市，到93年底，在上交所上市的A股107只，B股22只，国库券5种，在深交所上市的A股76只，B股19 只。
1994年7月29日沪深股市在扩容的压力下分别降到325点和94点，从8月份管理层提出暂停发行新股等三项政策，两市指数在9月份又上升到 1052点和210点。到94年底，在上交所上市A股有168只，B股32只，基金10只，国债现券5种，期货10种;在深交所上市的A股有118只，B 股18只，基金8只，国债期货15种。
1995年初由于大量资金云集国债期货市场，深沪股市分别降到524点和122点，5月18日国务院宣布停止国债期货交易并处罚违规的券商，3天之内沪深股市指数上升到927点和175点(成份指数1473点)，到95年底在沪深证券市场上市的证券达到460个，全年累计成交额64097亿，在上交所上市的A股有184只，B股35只，基金12只，国债现券6种，期货14种，国债回购8种;在深交所上市的A股127 只，B股34只，基金10只，国债现券6种，期货14种，国债回购7种。
1996年初沪深股市指数在522点和104点徘徊，但是随着宏观经济的好转和 97年香港回归以及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大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两市指数迅速上升，到12月11日和12日分别达到1258点(30指数3064点)和476 点(成份指数4522点)。96年底，沪深两市上市的证券达到667个，全年成交额41610亿，在上交所上市的A股有287只，B股42只，基金15 只，国债现券9种，国债回购8种，在深交所上市的A股有227只，B股43只，基金10只，国债现券9种，国债回购9种。
1997年5月沪深股市的指数分别达到1510点(30指数4286点)和520点(成份指数6130点)到97年10月1日在上交所上市的A股已有361只，B股48只，在深交所上市的A股有336只，B股51只。中国上海和深圳证券市场发展引起了世界各国金融界的极大关注，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发展股份制进行企业改革之后，证券市场将进一步发挥它的筹资和融资功能。
拓展资料:
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开始发展。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1991年7月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
中国证券市场作为一个新兴的高速成长的证券市场，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和结算网络覆盖了全国各地。证券市场交易技术手段处于世界先进水平，法规体系逐步完善。全国统一的证券监管体制也已经建立。证券市场在促进国有企业改革、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方面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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