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股票市场的法律体系
㈠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监管的法律法规体系是怎么构成的
《基金法》颁布后，中国证监会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了一系列监管规则，形成了以《基金法》为核心，《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托管资格管理办法》等为配套规则的基金法律体系，对基金业市场主体的准入标准、行为规则以及基金运作的关键业务环节进行了系统的规范。
(1)法律。
①《基金法》是基金行业的基本法。《基金法》在充分总结我国基金业实践经验，并借鉴境外成熟规则的基础上，系统规定基金运作的基本原则。同时，《基金法》还授权中国证监会根据《基金法》的原则制定一些操作性的实施细则，既有原则性，又有较强的操作性。
②《证券法》作为证券业的基本法，也是基金行业遵循的重要法律。《证券法》将证券投资基金份额的上市交易纳入《证券法》的规范范围。除上述规定外，基金作为证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之一，要遵守《证券法》中的交易、清算、信息披露等一系列原则。
此外，基金活动涉及众多的民事法律关系，还需遵守其他一些法律的相关规定，如订立基金合同、托管协议、代销协议，需要遵守《合同法》。与基金活动有关的其他重要法律主要有：《民法通则》、《合同法》、《信托法》、《会计法》等。
(2)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主要包括：
①《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主要规定基金管理公司的设立标准及审批程序、公司重大变更事项审批程序、公司治理及经营原则、监督管理措施等内容。
②《证券投资基金托管资格管理办法》主要规定基金托管人资格条件、审批程序及监管要求。
③《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主要规定基金募集申请条件、审批程序、设立条件、基金申购与赎回原则、基金投资与收益分配原则、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召开程序、监管要求等内容。
④《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主要规范基金代销机构资格审批、基金宣传推介材料的基本要求、基金销售费用、基金销售行为规范及监督管理等内容。
⑤《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主要规定基金信息披露的主要内容及基本要求。
⑥《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主要规定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审核程序、行为规范等内容。
此外，中国证监会根据行业发展的情况及监管需要，单独或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配套的规范性文件，如《基金管理公司内部控制指导意见》、《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指引》等。
(3)自律性规范。自律性规范包括沪、深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证券投资基金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业务实施细则》，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行业公约》等。
健全有效的基金监管体系是基金业健康快速发展的保证。经过几年的探索，目前已构建了分工明确、协调配合、高效有序的基金监管体系。中国证监会作为基金监管体系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担负着行政许可、政策研究、规则制定、组织指导派出机构和证券交易所的监管工作等重大职责，在基金监管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中国证监会各派出机构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授权，对辖区内的从业机构进行日常监管；证券交易所对基金在交易所内的投资活动进行监管，负责交易所上市基金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中国证券业协会负责基金从业机构和从业人员的自律管理。
你这个问题过大，不好说的很准确的。
㈡ 中国证券市场的法律规则
随着《公司法》、《证券法》的颁布实施，我国证券市场初步形成了以《证券法》为核心，包括250多件法规和规章在内的证券市场法律法规体系。这一体系以《证券法》、《公司法》为核心，以配套证券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自律性规则为基本内容，奠定了证券市场规范发展的法律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 1999年7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 1994年7月1日起施行，1999年12月25日修改) 《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发布 1993年4月22日起施行)
《企业债券管理条例》(国务院发布 1993年8月2日起施行) 《股份有限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规定的实施细则》(国务院证券委发布 1995年12月25日起施行)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国务院证券委发布 1997年11月14日起施行)
《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国务院证券委发布 1997年12月10日起施行)
《证券市场禁入暂行规定》(中国证监会发布 1997年3月3日起施行)
《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国务院证券委发布 1993年9月2日起施行)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分别发布 2001年6月8日起施行)
《深圳、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深圳、上海证券交易所联合发布 2001年12月1日起施行)
《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 1998年8月10日起施行)
㈢ 证券市场的法律、法规分为哪四个层次
证券市场的法律、法规可以分为四个层次：
(1)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并颁布的法律。
(2)由国务院制定并颁布的行政法规。
(3)由证券监管部门和相关部门制定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4)由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业协会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制定的自律性规则。
以上四个层次的法律效力依次降低。法律效力最高的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并颁布的法律，最低是由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业协会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制定的自律性规则。
(3)我国股票市场的法律体系扩展阅读
法律规则
随着《公司法》、《证券法》的颁布实施，我国证券市场初步形成了以《证券法》为核心，包括250多件法规和规章在内的证券市场法律法规体系。这一体系以《证券法》、《公司法》为核心，以配套证券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自律性规则为基本内容，奠定了证券市场规范发展的法律基础。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 1999年7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 1994年7月1日起施行，1999年12月25日修改)
法规
《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发布 1993年4月22日起施行)
《企业债券管理条例》(国务院发布 1993年8月2日起施行)
规章
《股份有限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规定的实施细则》(国务院证券委发布 1995年12月25日起施行)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国务院证券委发布 1997年11月14日起施行)
《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国务院证券委发布 1997年12月10日起施行)
《证券市场禁入暂行规定》(中国证监会发布 1997年3月3日起施行)
《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国务院证券委发布 1993年9月2日起施行)
自律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分别发布 2001年6月8日起施行)
《深圳、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深圳、上海证券交易所联合发布 2001年12月1日起施行)
《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 1998年8月10日起施行)
㈣ 炒股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几条法律
按照法律，证券从业人员炒股应受什么处罚？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参与股票交易的人员，是严禁持有或者买卖股票的。如果有违反类似规定的，应该予以处罚，证券从业人员炒股应受处罚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参与股票交易的人员，直接或者以化名、借他人名义持有、买卖股票的，责令依法处理非法持有的股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买卖股票等值以下的罚款；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还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股票财务造假什么处罚
投资者期待的对财务造假等严重违法失信行为的严厉处罚并没有到来。继南纺股份5年财务造假3.4亿元仅被罚款50万元之后，新中基也于7月8日晚间发布被处罚公告，因在2006年至2011年间累计虚增净利润达2.2亿元被处以40万元罚款。
严厉处罚再一次爽约，强制退市则更是无从谈起。由近百件涵盖民事、行政和刑事司法各个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司法解释及司法政策所构建的资本市场诚信司法秩序，正面临信任危机。
“法律规定如此，类似处罚尽管看似重罪轻处，可已经是顶格处罚了”，或许，管理层在强大的社会舆论面前也有苦难言，总不能突破既有法律规定吧？可有权制定、执行和适用法律规则的管理者，不仅要对遵循适用于其操作的规则负责，还要对法律的实际执行做到连贯一致，并且与法律的“法益”相符合，达到或接近立法目的。对于A股市场的监管者来说，如何在既有法律体系存在先天立法不足、罚责不力的情况下，让其执法行为最大限度接近立法本意——以执法震慑违法，是其对每一则违法案例结案前应该重点考虑的。
以严重财务造假等重大证券违法为例，现行《证券法》等法律规定的确对其罚责规定比较粗疏，且规定的违法成本轻微，这也是迄今为止几个案子引起巨大社会争议的原因。但这并不代表管理层就不能在既有法律框架下最大限度灵活执法，以便最大限度震慑选择性违法行为。
比如，对于上述财务造假或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可以根据情节，由证监会在处罚时认定为重大违法行为，由交易所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公司股票可能存在因重大违法行为导致暂停上市的风险”决定相关违法公司暂停上市，进而加大企业违法成本，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严惩违法、预防违法和维护法律严肃性的执法目的。
当然，基于法律的正义实现终极诉求，管理层挽回公众对法律或其执法的信任的着力点，除了“灵活执法”外，还必须放在“紧急立法”上。根据现有《证券法》修法计划，《证券法》修订涉及事项众多，短时间内难以出台，既然《证券法》的修订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相关动摇市场根本的违法行为又屡禁不止，招惹众怒，那就不能坐等《证券法》的修订而对既有严重违法行为姑息养奸，而应积极寻求相关有权部门修法或释法。
具体来说，可以寻求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结合证监会正在进行的退市制度改革，专门针对投资者反映强烈而又动摇资本市场根本的严重财务造假、误导性陈述、重大遗漏等行为，出台加大处罚力度的“暂行规定”或“立法解释”，规定严重财务造假等重大证券违法行为予以强制退市。对严重证券违法负有主要责任或专业责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为其提供服务的专业机构从业人员，除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外，还应一概终身市场禁入、追究刑事责任，最短刑期三年以上，并规定在《证券法》修订完成前执行。
股票交易中哪些行为属于违规处罚
我国《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七十四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违反本条例规定，属下列行为之一的，根据不同情况，单处或者并处警告、没收非法获取的股票和其他非法所得、罚款：
一、在证券委批准可以进行证券交易的证券交易场所之外进行股票交易的；
二、在股票发行、交易过程中，作出虚假、严重误导性陈述或者遗漏重大信息的；
三、通过合谋或者集中资金操纵市场价格，或者以散布谣言等手段影响股票发行、交易的；
四、为制造股票的虚假价格与他人串通，不转移股票的所有权或者实际控制权、虚买虚卖的；
五、出售或者要约出售其并不持有的股票，扰乱股票市场秩序的；
六、利用职权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索取或者强行买卖股票，或者协助他人买卖股票的；
七、未经枇准对股票及其指数的期权、期货进行交易的；
八、未按照规定履行有关文件和信息的报告、公开、公布义务的；
九、伪造、篡改或者销毁与股票发行、交易有关的业务记录、财物帐簿等文件的；
十、其他非法从事股票发行、交易活动的。
股票金融诈骗是怎样处罚
涉嫌票据诈骗罪，应当依法处理。《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进行金融票据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明知是伪造、变造的汇票、本票、支票而使用的;
(二)明知是作废的汇票、本票、支票而使用的;
(三)冒用他人的汇票、本票、支票的;
(四)签发空头支票或者与其预留印鉴不符的支票，骗取财物的;
(五)汇票、本票的出票人签发无资金保证的汇票、本票或者在出票时作虚假记载，骗取财物的。
使用伪造、变造的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㈤ 我国现有金融法律体系存在哪些问题
仅供参考：
现有金融法律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法律体系的四要素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来看，我国现有金融法律体系均存在问题。
在金融立法上存在着五个方面的问题。
1，行政主导立法现象普遍。一是在法律制度设计之初通过授权性规则和兜底条款为行政权力的行使提供了宽泛的空间，使金融市场规制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和不稳定性；二是法律规则的制定和实施有明显的部门化倾向。在综合经营的背景下，必然导致同类产品和业务因实施主体不同，而要适用不同规则，进而引发规则适用混乱与监管套利。同时，行政主导立法既造成行政部门公权力无序扩张和制约不足，也给政府带来远超过法律条文明确规定的责任。
2，法律体系不够完备，在横向和纵向均存在不足。从横向看，主要表现为上位法存在空白。一方面，缺少《期货交易法》、《金融控股公司法》、《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等基础性法律；另一方面，现有上位法覆盖范围过窄，随着金融新业态不断涌现，这一问题日益突出。从纵向看，一是法律层次不清。《信托法》、《证券法》、《保险法》等都是混合立法，即将交易法和行业法糅合在一部法律内，且偏重行业管理，对交易活动规制相对薄弱。混合立法的益处是相对简单，缺点是将一类金融活动归为一个行业，容易造成监管分工不清和空白等问题，甚至演变成为监管者立法。例如，《信托法》将信托行为规范与信托业规范合一，将信托监管职责赋予中国银监会 ，结果只有银监会批准的信托公司才能从事信托业务，而银行、证券、保险等机构从事的理财业务又是事实上的信托行为，监管机构不得不制订各自的监管办法，造成监管制度不一致。二是配套下位法欠缺。我国现有4家政策性金融机构，运行多年以后相关法律仍未出台。在保险领域只有一部《保险法》，而机动车财产赔偿、保险产品费率厘定、互助保险等重要事项均缺乏配套立法。
3，法律过于宽泛和简单，对执法机构授权过多。以《证券法》为例，在司法实践中，约有3/4的证券案例未引用《证券法》，1/4的证券案例尽管引用《证券法》却只引用其中7条内容，仅占证券法条款的3%。同时由于《证券法》关于虚假陈述、内幕交易的规定偏少，在司法审判环节存在很多障碍。法律适用性不够导致执法环节只能以行政规章代替法律，放大了行政机构自由裁量权。
4，对金融机构过度保护，对投资人和消费者保护不够。现有金融法律基本上都是以保护金融机构的稳健运行和财产为宗旨，操作中往往以金融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名义否定他人的合法财产权利，以行政处罚代替民事和刑事责任，使金融机构易于推卸责任，将内部风险外部化。维护金融安全应以市场主体权利、义务平衡为前提。对金融机构过度呵护使其缺少足够的外部压力，难以提高内控能力和履行社会责任。
5，法律更新不及时。创新多、变动快、变化大是金融市场运行的基本特点，但我国金融法律修订周期明显偏长，七、八年甚至更长时间修改一次很普遍。而境外修法的频率要高得多。例如2000年以后日本的《保险业法》修订了6次，平均2年一次。我国香港地区《证券及期货条例》自2003年生效以来，十年间已经作了20次修改。
在金融执法上存在着三个方面的问题。
1，执法部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的程序性规范与标准仍有欠缺。目前规范我国金融监管部门执法权力运行的规则尚不完备，没有调查取证、行政处罚等专门的执法程序性规定，缺少对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类型化的认定标准和归责原则，认定难、执行难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2，以行政处罚代替民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由于执法部门与司法机构缺少衔接，监管部门又在一定程度上负有促进行业发展职能，因此执法过程中过多采用行政处罚方式。加上行政处罚尺度弹性较大、透明度低，造成违法成本偏低，执法威慑力大打折扣，一定程度上姑息纵容了违法行为。
3，部分监管执法措施效力存疑。以证监会为例，其已经使用的监管措施共125种，但其中《证券法》明文规定的仅23种。《证券法》外的监管措施设置的合理性、程序正当性、救济保障制度安排的效力等均存在疑问。
在金融司法上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
1，案件筛选机制使大量金融争议无法通过司法程序解决。在司法实践中，大量金融争议因筛选机制而未能通过司法程序解决。表现为：一是限制受理案件的法院，投资者因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提起的侵权民事诉讼，相关司法解释要求由上市公司所在直辖市、省会市、计划单列市或经济特区中级法院管辖；二是为案件当事人起诉设置额外的先决条件。例如要求人民法院受理的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其虚假陈述行为，须经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调查并作出生效处罚决定。三是限定诉讼提起的方式。“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是《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的权利救济方式，理论上它能以较低成本实现投资者权益保护的效果。但在金融司法实践中几乎得不到适用，实际上已被束之高阁。
2，审判专业性有待加强，争端解决机制单一。金融案件数量的急剧增长和所需专业知识的日益复杂，使法院和法官不得不在迅速审结案件与确保裁判质量之间探求艰难的平衡。同时，金融争议多元化解决机制尚不健全，无法在当事人自愿的前提下有效分流争议，减轻法院压力。
最后，在金融守法上，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我国金融守法方面的最大问题：一是金融商品销售者有法不遵；二是金融商品消费者法律意识淡薄，知识欠缺。由于民众普遍缺乏对投资项目合规性和风险的鉴别能力及维权能力，在相当程度上纵容了产品销售者的过度宣传等违规行为。一旦风险暴露，又只能用“上访”甚至极端手段挽回损失，使金融纠纷转变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同时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投资人只重短期投机而不做长期投资，影响了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如何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
在金融立法上，首先要调整立法理念。为此，一是要保持立法目的稳定性，避免随形势的变化而过于频繁地调整，降低法律及其所调整社会关系的稳定性，削弱法律的权威性；二是要保持法律保护群体的均衡性，法律法规条款设计要以保护权利为准则，避免以政治性的判断影响公正性；三是转变既往立法“宜粗不宜细”的理念，实现立法技术精细化，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
其次，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以调整立法程序，改进立法流程，提高立法、修法透明度为抓手，提高立法科学性、民主性。一是在提供必要立法资源和提高专业性的基础上，更充分地发挥全国人大财经委和国务院法制办的作用，统筹推进金融基础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制定修改工作。二是明确立法权力边界，从体制机制和工作程序上有效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三是健全立法机关主导、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和方式，探索委托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规草案。四是健全法律法规规章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和公众意见采纳情况反馈机制，广泛凝聚社会共识。五是加强统筹规划，完善金融立法、修法需求汇集机制，制订拟出台重要金融法律、法规的时间表。六是建立健全立法质量与效果后评价制度，通过立法评估、执法评估等方式，发现存在的问题，及时修改完善。
第三缩短立法周期，提高立法、修法效率。一是根据经济和金融领域需要，适度提高金融法律的修法频率，更多运用“法律修正案”的立法方式，缩短时间间隔，适应形势的快速变化。二是扩大重要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征求范围。
在金融执法上，一是健全执法检查制度，推进执法主体、职能、权限、程序、责任规范化。制定调查取证实施办法，细化调查取证、询问当事人、查阅复制资料、封存文件资料等执法行为的实施程序；二是确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制度，明确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的法定情形和适用标准，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行使。三是深化以权力制衡为核心的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查审分离制度，探索建立依法行政评估制度，明确评价方法和标准。
在金融司法上，首先，增强规则条文的司法性可操作性。为此，一是通过法律修订，逐步增加可供司法判决引用的条款，提高金融法律的司法裁判性。二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司法解释，详细定义有关犯罪行为(如什么是非法集资、市场操纵、跨市场操纵).
其次，提高司法效率，维护金融秩序。对于金融市场强势一方的侵权行为，要发挥司法维护金融秩序作用，赋予投资人可行的司法诉讼渠道，使之能通过司法途径有效维护自身利益；同时，应加强融资方责任配置，逐步加大对证券犯罪的打击力度，发挥刑罚威慑作用。为此，一是要配合司法体制改革的推进，充实司法资源，改革司法机构内部管理体制，提高司法有效化解和解决金融领域争端的能力。二是要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人民法院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保障当事人诉权”的要求，以证券民事诉讼为突破口，取消不必要的前置程序，探索法院直接受理的有效模式。逐步减少和取消事实上存在的金融领域纠纷案件筛选机制。三是以推进金融仲裁为重点，建立诉讼之外金融争议的多元化解决机制。
在金融守法上，提升全社会的守法意识，要通过多层次、多渠道、多领域加以推进。一是要加强金融知识普及教育，在金融机构柜台、中小学、社区等通过投放宣传册、举办专题宣传活动等方式，提升居民对金融商品和金融风险的认识；二是要进一步强化金融业行业协会和各种专业性商会的自律机制，在行业内建立起金融机构和类金融机构的行为规范，并及时通报相关信息；三是要加大对金融案件审判过程和结果的透明度，强化警示和震慑作用；四是要进一步健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特别要建立金融纠纷相关的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机制。
近期需要调整的重点领域
首先，调整金融监管体系的法律基础。目前中国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突出问题，集中表现在监管机构协调性差，金融监管权力和职责分配不明确，特别是以机构的类型确定监管的对象的金融监管模式已不适应金融发展的需要。同时在监管主体涉及多个政府权力机构时，容易出现“有利争着管，无利没人管”的局面，形成监管机构的互相推诿、监管竞争与监管真空、同一机构多个监管标准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金融监管成本，降低了金融监管的效率。上述问题的核心在于，各个监管机构分而治之的监管模式与金融市场的统一性之间出现了矛盾。对此，需要结合国内外经验教训，加快对现有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调整。即便在不对监管组织架构进行重大调整的情况下，把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业务相结合的制度、政策措施纳入法律轨道仍是当务之急。
其次，调整信托相关法律关系。由于信托制度不健全，资产证券化在我国的发展并不顺利，理财市场则面临巨大的法律风险。在下一步改革过程中，一是要研究修订和完善作为上位法的《信托法》，明确信托的定义和范畴，细化对信托活动的规范，强化重要事项的监管要求并具体规定操作规程；二是努力通过各类相关下位法律法规的整合(包括资产证券化相关法规和理财产品相关法规)、统一监管目标，协调监管标准，规范监管机构的行为。
第三，建立金融衍生品市场法律框架。近年来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迅速，但金融立法远没有跟上。一是立法层次低，除《证券法》和行政法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外，其余都是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二是行政规章多由各监管部门单独制定，不仅分散凌乱影响执法效率，在执行过程中也容易导致部门之间的冲突；三是法律责任欠缺。《金融机构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仅有三条罚则，威慑力有限，金融机构违规成本很低、惩罚力度不够；四是《证券法》对场外衍生产品的具体管理并没有实质性的条款规定，未能形成系统的场外市场监管法律规范体系，与其他法律制度如《破产法》、《物权法》、《担保法》等也不相容。为此要尽快制定《期货法》，明确期货交易涉及的基本民事法律关系。以修订《证券法》为契机，扩大“证券”及“衍生品”的范畴，将公募、私募的股票、债券及其他有证券属性的金融产品、业务、服务创新均纳入证券法调整范围，确立场外市场的定位与监管框架。
第四，构建统一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现有法律法规中对金融消费者保护方面的内容几乎都是原则性的概括，操作性很弱。相关制度中普遍存在责任不明确、监管法规之间缺乏配套和衔接、违法违规惩处多为罚款而很少追究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等问题。在执法授权方面，既存在对行政监管机构授权过度问题，也存在授权不足问题，例如证监会在对上市公司进行调查时，往往会遇到阻力。为此，建议国务院法制办牵头制定统一的金融消费者保护行政法规，未来应根据实施效果，适时上升为人大立法。
第五，完善金融安全网。尽快出台《存款保险条例》，明确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基本功能和组织模式。尽快出台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制度，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机构破产法律体系，规范市场退出程序。
第六，规范非正规金融活动。制定《非存款放贷人条例》，将包括P2P等网络信贷平台在内的非金融机构放款人、民间借贷纳入放贷主体范畴，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多层次、多元化信贷市场体系，发挥民间借贷对正规金融的补充作用，合理引导民间融资活动健康发展。
㈥ 中国股市有哪些规则制度
2016年中国股市新规则
一、IPO新规实施：先上车再补票
2016年的A股市场不仅将有熔断机制的全面保护，许多交易新规也会从今天开始实施。首先变化的就是新股申购，2016年起申购新股将取消全额缴纳申购资金的规定，将预先缴款改为确定配售数量后再进行缴款。但值得大家注意的是，新规定中指出如果投资者在连续12个月中，累计3次中签后不缴款，那在之后的6个月内将不能再参与新股申购。
二、交易规则改变：看盘可以“晚起”10分钟了!
另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交易新规是，从今天开始，股指期货的开盘时间也发生了变化。股指期货开、收市时间变为：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15:00，这也就是说，股指期货与股票的交易时间从今天开始完全同步了。
三、股市重大新闻：证监会出台“减持新规”!
为实现监管政策有效衔接，充分发挥市场自我调节作用，证监会制定了《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自1月9日起施行。《减持规定》：大股东在三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一。
1、出台《减持规定》的主要考虑
《18号文》出台后，因及时暂停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持股5%以上股东(以下并称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下简称董监高)通过二级市场减持股份，有效缓解了集中抛售压力，对引导股票交易恢复供需平衡、重塑投资者信心产生了正面作用。
同时看到，《18号文》是为应对市场非理性下跌发布的临时性措施，随着市场由剧烈异常波动逐步趋向常态化波动，有必要总结经验，尽快出台监管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行为的长效机制。为防范大股东、董监高集中、大规模减持冲击市场，并依法保障其转让股份的权利，我会遵循“疏堵结合”的思路制定了《减持规定》，通过完善配套机制，引导大股东、董监高依法、透明、有序减持。
为既避免《18号文》到期后出现减持高峰，稳定市场预期，又兼顾中长期供求平衡，满足大股东持股适度合理流动的需求，《减持规定》要求：大股东在三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一。
《减持规定》重点就大股东通过“集中竞价交易”这一特定途径减持股份作出细化要求，且受限范围不包括其通过二级市场购入的股份。董监高减持股份，完全按照《公司法》的规定严格执行。
2、《减持规定》的主要内容
一是区分拟减持股份的来源，明确了《减持规定》的适用范围。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适用《减持规定》，但大股东减持其通过二级市场买入的上市公司股份除外。
二是遵循“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监管理念，设置大股东减持预披露制度。《减持规定》要求，上市公司大股东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需提前15个交易日披露减持计划。
三是根据各种股份转让方式对市场的影响，划分不同路径，引导有序减持。《减持规定》在针对大股东通过集中竞价交易设置减持比例的同时，为其保留了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多种减持途径。
四是完善对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约束机制。一方面，为切实强化大股东对公司、中小股东所负责任，《减持规定》从上市公司及大股东自身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两个角度设置限售条件。另一方面，根据“权责一致”原则，《减持规定》从董监高自身违法违规情况的角度，规定了不得减持的若干情形。
五是强化监管执法，督促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合法、有序减持。一者，《减持规定》设置“防规避”条款，专门遏制相关主体通过协议转让“化整为零”、“曲线减持”。再者，根据《证券法》相关规定，《减持规定》区分不同情形，从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和中国证监会行政监管两个层面，明确了监管措施和罚则。
3、执行《减持规定》的有关事项
由于《减持规定》在现行证券法律体系下，对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进行了规定，有利于形成稳定的市场预期，化解恐慌情绪。因此，《减持规定》出台后将不会出现“减持潮”;引发市场大幅下跌的说法没有根据，投资者应当理性看待、审慎甄别。出台《减持规定》，并不意味着中国证券金融公司等“国家队”即将退出，其稳定市场的职能也不会发生改变。今后，我会将继续把稳定市场、稳定人心、防范系统性风险作为目标，全力做好相关工作。
为落实《减持规定》，沪深交易所将于近期陆续出台相关配套细则，为大股东依法、有序减持提供规范指引。
四、证监会：自1月8日起暂停实施指数熔断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舸：引入指数熔断机制的主要目的是为市场提供“冷静期”，避免或减少大幅波动情况下的匆忙决策，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抑制程序化交易的助涨助跌效应;为应对技术或操作风险提供应急处置时间。熔断机制不是市场大跌的主因，但从近两次实际熔断情况看，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而熔断机制又有一定“磁吸效应”，即在接近熔断阈值时部分投资者提前交易，导致股指加速触碰熔断阈值，起了助跌的作用。权衡利弊，目前负面影响大于正面效应。因此，为维护市场稳定，证监会决定暂停熔断机制。
引入熔断机制是在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发生以后，应各有关方面的呼吁开始启动的，有关方案经过了审慎的论证并向社会公开征求了意见。熔断机制是一项全新的制度，在我国没有经验，市场适应也要有一个过程，需要逐步探索、积累经验、动态调整。下一步，证监会将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组织有关方面研究改进方案，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不断完善相关机制。
㈦ 关于股票的问题
2006年5月，全球股市是一片乱局，美国股市在跌，英国股市在跌，德国股市在跌，法国、日本、印度、俄罗斯、巴西的股市也都在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股市经过四五年的低迷之后，却走出低谷，迎来了春天，一路高歌，交出了一份被称为飘红五月的答案。
有评论者认为，这是继第一次1991年至1993年间、第二次1996年初到1997年5月间、第三次1999年2001年牛市之后的第四次牛市的开始。这些人多是股评家和证券公司的老板，但他们的声音目前是股市上的主流判断。不过对于形成这种判断的依据他们却无法达成一致，有人认为显是政府托市的后果，有人认为应该是不明资金涌入股市所致，也有人认为是一种制度溢出效应，国家两年多来在制度上的努力总算开始有所回报，还有人认为是以上的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
另一些人则认为，不应该过于乐观。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就指出，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之难，在于如何打破公司圈钱--官员寻租--中介炒作--股民投机--政府救市的原有博弈格局，以及在多次博弈中形成的游戏规则，特别是各式各样的潜规则，若不能及时地将政策重心从指数点位真正转移到全面的制度建设上来，若不能将投资决策的基础从人气、资金转移到公司的基本面上来，市场规律的再次惩罚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本刊邀请到了著名经济学家、金融证券领域的权威学者曹凤岐先生，著名法学家、经济法学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史际春先生以及著名法学家、公司法领域的权威学者赵旭东先生为我们解开股市上涨的秘密。
曹凤岐：我可以肯定的是，这次不是政策市。
赵旭东：投资者的心理感受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史际春：股市盘子不能适应市场情况正常地扩容所致。
这次不是政策市
《法人》：进入五月，尤其是五月中旬以后，大家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就是股市。经历了四年多的熊市之后，股市在五月一路飘红，有人大喊：牛市来了，更多的人纷纷摩拳擦掌，准备投入到股市大干一番。请问，您认为中国股市飘红的原因是什么？有人说还是政策市，您认同这种说法么？
史际春：股市涨跌无非就是进入股市的资金多寡的问题，大量资金突然涌入，而股市盘子不能适应市场情况正常扩容，就导致了这种情况。
曹凤岐：自2001年6月份开始，虽然中间小有反复，但是我国股市的大趋势一直是在下跌中，从此便进入了四五年的漫漫熊市。于是便出现了一种怪现象：中国的宏观经济面很好，这几年GDP的增长一直稳稳地在9%左右，外汇储备也是快速增加，与此相对，股市情形却是不妙，股市本身存在着诸多的问题逐渐显现出来，人们对股市也失去了信心。现在股市走势看好，只不过是调控股市使之与宏观经济发展尽可能保持一定的协同度的结果。这也应该算是股市作为经济发展晴雨表的一种正常回归吧。以前股市与宏观经济发展脱离开来，是不正常的。
刚才说的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这么多年来，中国股市一直处于制度创新和规范建设的过程中，例如去年推出了股权分置改革，现在参加股改的A股上市企业已经占到了70%。我23日参加了我国上市公司100强的发布会，发现有两个特点：一是前21家都是国企控股，资产占了所有上市公司总资产的一半，二是其中七八十家都是经过了股改。这首先说明在股市中，大盘股的典范作用不可忽视，其次说明股改是给投资者带来信心的保证。
股改是由一个政策问题，但这种政策不是政府直接干涉股市，不是短期政策，而是通过股改确立上市企业再融资的制度、确立新的股票发行规则、建立三板市场、扩大QF额度，属于一种创新，属于制度建设的范畴。
因此，我可以肯定的是，这次不是政策市。
我向来反对政策市。
我认为，中国股市的产生发展过程中，政府扮演着主导作用。但由于中国股市缺乏成熟市场经济下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使得政府支持新兴股市发展的意向转变为国家信用在股市上过度倾斜，这就给市场参与主体带来一种额外的政策租金。由于股市的参与主体是理性的，其必然从自身利益出发寻求与分享租金。于是在股市机制不完全的情况下，上市公司为此会同庄家合谋，而投资者则由于寻租收益远远大于正常的投资收益也常常选择投机。于是，市场集体行为非理性导致了市场过度投机行为，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盛行。 这样的结果最后只能是：市场风险转嫁给国家，转化为系统性风险；政府的体制性风险镶嵌于市场之中，并由市场自身消化。这就是政策市带来的恶果。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要合理定位政府在股市发展中的角色。政府在充分发挥其在制度创新方面能动性的同时，还应严格界定政府行为的边界，防止政府对市场功能的过度替代。这次股市如果一定要和政策扯上关系的话，我觉得也是政府重视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的政策发挥了作用。
需要补充的是，这次股价上扬和人民币汇率坚挺、大量资金进入中国以及国内房地产政策手紧也有一定的关联。但是关联到底有多大，目前尚缺乏统计数据的支持。
赵旭东：我基本同意曹老师的判断。法律、政策等制度性规范的出台和完善为股市的发展提供了比较好的基础条件。虽然很难说，这次股市飘红是由于制度性的变化直接导致，但是，应该是股民重新树立对股市的信心的重要来源。我想强调的是，这种制度性作用由于各部门对国九条落实配套措施还没达到目标，国家资源调配还需要逐步到位，受到一定限制，将来的作用会更大，更明显。
我说不太清楚，但是我想投资者的心理感受也的确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正像曹老师说的那样，投资者的信心是左右股市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如果股市的投资者达成共识，对中国的股市充满了信心，或者认为股市有一天迟早会变好，形成利好判断，再加上媒体、舆论的推动作用，一个利空的消息也许会变成利好。而如果反之，则一个利好的消息也会变成利空。
我更倾向于认为，这次股市飘红是由于偶然性的因素诱导，在众多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但是，如果因此便判断中国股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则没有实际的证据，即使目前公司治理结构、中小股东权益保护有一定改进，但是制度层面的问题还依然不同程度存在。这可能会影响对中国股市未来走势的判断。
《法人》：呈现良态的股市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何影响？
赵旭东：股市应该是经济的晴雨表，应该既具有融资、投资功能和资源配置功能，但是现在似乎都做不是很好。希望将来能够起到这种应该的作用。
史际春：中国不应该、也不可能走美国式的企业融资道路，欧、日以银行主导的模式更符合中国国情，也更值得中国借鉴。因此，任股市折腾吧，让他在咿呀学语、蹒跚学步中走向成熟吧，希望它不要对经济有什么（好的或坏的）影响，就让它作为社会、法治发展的某种晴雨表，仅此而已吧。
曹凤岐：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有一定的联系。在股市跌入低潮之后，对一般人而言，最基本的投资方式就剩下了房地产，同时很多在股市捞了一笔的聪明人也转手把钱投在了房地产上面，房地产价格不断攀升是和股市低迷有关系的。现如今股市好了，国家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又呈收紧趋势，一部分资金可能会从房地产行业撤出，另有一些闲散游资也会更倾向于考虑股市而不会再是房地产。
曹凤岐：如果一切如愿的话，2007年、2008年的股市会非常好，值得期待。
赵旭东：中国的股市从理论上来讲应该是越来越趋于稳定，越来越趋于健康发展。
史际春：中国股市仍将跌跌撞撞、磕磕绊绊地前行，直到中国成为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
中国股市值得期待
《法人》：除了股市涨势的原因，人们也很关心中国股市的走向，不知道您怎样看待？
曹凤岐：在今年1月7号的中国第十届资本市场论坛上，我讲了三句话：第一句是中国股市的春天就要来了，第二句是中国股市的牛市特征开始显现，第三句是不要指望今年的指望股指涨得很高。为什么这么讲呢？这是因为2006年，股市还处于新旧交替时期,面临着四项重要任务：把股权分置改革进行到底，重塑市场信心,搞好国有控股企业的股改；认真贯彻执行新《公司法》和《证券法》,继续进行市场制度和市场交易品种创新；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建立健全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从上市公司内部形成保护投资者的机制；逐步实现全流通。我们要认识到，股改还没有最后完成,投资者的信心还没有恢复,市场还面临新股发行和再融资压力。非流通股变为流通股逐渐释放出来,对价自然除权也会使有些G股走低,影响大盘。同时我们还应该认识到，股改不能解决公司治理的所有问题，如何建立健全有效的公司的法人结构和内部治理结构问题是我们始终面临的挑战和难题。因此今年属于打基础的一年。如果一切如愿的话，2007年、2008年的股市会非常好，值得期待。
史际春：中国的股市总的来说还是一个政策市，并非一个正常的市场。它仍将跌跌撞撞、磕磕绊绊地前行，直到中国成为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包括整个市场本身的成熟、政府基于市场机制的市场调控的娴熟、法治的确立，等等。
赵旭东：在法律制度的层面，我的判断是中国已经建立起基本的证券市场主体制度、市场行为制度、证券监管制度，整个市场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框架体系。现在，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证券公司或是会计师事务所、律所的组织形式、行为规范均有了相应赢得法律予以规定；股市上的股票交易行为、发行行为均有了明确的规则，对内部交易、市场操纵行为、信息披露的限制也非常严格；至于监管，有经验，也有教训，尺度、程度、力度都在实践中不断调整，现在在平衡政府规制和市场调节中也算是找到了合适的定位。在前面我已经提到过，制度建设对股市的促进作用是长期性、根本性的、建设性的，所以，我认为中国的股市从理论上来讲应该是越来越趋于稳定，越来越趋于健康发展。
《法人》：曹老师，您对股市的发展前景保持着乐观判断，但是5月24日的时候，股价却应声而降，这又是什么原因？
曹凤岐：5月24日，股市大跌，主要与发行新股有关系。之所以出现现在这种状况，与缺乏资金没有关系，而是在于股民对股市还是缺乏信心或者说信心还没有完全恢复。如果新发行的股份是几支优质股，这种应声下跌的局面应该会马上有所改善。但是我并不希望看到股市暴涨的局面，暴涨之后肯定有暴跌，大涨大跌都是不健康不正常股市的表现。
我觉得在认识和评价我国股市的功能时，有两个误区应该打破：一是把市场融资规模作为主要的衡量标志，认为融资规模越大，市场功能越强。应该说，这种认识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上述逻辑关系隐含着一个基本前提，即所有的融资活动都是具有充分效率的。由于我国股市情况特殊，因而融资规模只对股市的规模和广度具有表征意义，而不能说明资本使用效率这种更深层次的东西。有时结论恰恰相反--当市场所融资金使用处于低效率或无效率状态时，融资规模大不仅不是成绩而是过失。二是把股价指数增幅视作一个衡量标志，认为股价指数增幅越大，市场的作用和成绩越大。从道理上讲，股价指数与作为指数计算依据的采样股票的数量、价格等因素有关，并不直接反映上市公司手中的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而且股价指数增幅较大，有时恰恰是股市泡沫大和投机过度的反映。
我希望看到股价能够平稳上升。
曹凤岐：中国股市想健康发展，股民的信心是一个最大的公约数。
史际春：主要不是什么制度的结构性问题，而是社会本身的问题。
股民信心是股市最大的公约数
《法人》：网上有评论，说此次股市转暖，属于制度溢价，自从国九条颁布以来，政府出台或修改的法律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曹老师也一直在主张要依靠制度来规范和振兴中国的股市，史老师和赵老师都是研究法律的，法律和制度的关系也非常密切，或者本身就是一种制度。请问中国的证券市场目前仍然存在哪些制度的结构性问题？
史际春：存在的主要不是什么制度的结构性问题，而是社会本身的问题，如社会信用水平低、社会成员普遍缺乏角色和信托意识、企业治理的幼稚、政府管理的简单粗暴、法官只认法条不懂法治精神等。
曹凤岐：我想通过谈一下国企海外上市和国内上市的比较问题来回答你的提问。
我前一阵子主张，大型、特大型企业到国外去上市，有条件的中小型科技企业也可以先到海外去上市，从而借鉴海外的经验，吸收外资，到海外去壮大自己。有人说，国企海外上市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引进战略投资者就是贱买国有资产，而且会使中国股市边缘化。事实是否如此？
不见得。像建行、中行等国有银行上市，主要来自于中国加入WTO的压力，是和其公司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要求联系在一起的，当时既面临着剥离资产的重压，还要迅速的建立股份制公司。这种情况下，筹资就成为亟需的事情。但是当时中国股市容量不够，不得已而为之的情况下，不到海外上市怎么办？至于很多人说定价太低，这是由市场决定的，我们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差，透明度又差，不良资产数目也不算少，国外成熟的投资者当然不愿意给比较高的价格。实际上，据我所知，建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谈判非常辛苦。虽然定价不高，但是海外战略投资者依然要求签订保护条款，规定如果将来审计证明建行2004年净资产存在泡沫，中央汇金公司将对美国银行给予额外股权补偿，有效期为5年。
也有人说那就不要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了，引进国内战略投资者得了。可是，首先国内成熟的、合格的战略投资者还不多，再就是国内实力雄厚的战略投资者的不是大型国有企业就是国有控股公司，对改变股权结构、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到底会起什么样的作用呢？在中国的资本市场这个窝条件还不够好，我们完全可以到海外去借窝，到别人的窝里去孵蛋，等小鸡孵出来了，甚至等小鸡长大了，再回到国内这个窝也不迟，这叫借窝孵蛋。事实也证明，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对于改变银行股权结构、提高资本充足率、促进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是有很大好处的。而且，懂股市的人都知道，不是外国人赚了我们的钱，而是我们和战略投资者一起赚了外国人的钱，上市以后，建行、中行的资产不是增值了么？
另外，我从来没有一概而论，说国企只能到海外上市。企业今后应根据自身条件和要求选择引进国外或国内战略投资者，并以此为依据选择在境内或境外上市。企业海外上市，有人称之为倒逼机制，认为可以逼迫国内资本市场要尽快成长、成熟，企业也是先到海外练练筋骨，建立好的治理结构还可以回归。我是赞同这种观点的。不过在海外上市或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过程中，我们要使外资为我所用，牢牢抓住控股权，学会与狼共舞。
现在国内资本市场环境逐渐转好，不但允许并购，不动用现金，通过权利划拨就可以实现股权置换；而且允许外资的介入、券商融资，各种政策比较宽松，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考虑在国内上市了。
可是不管怎么样，良好的投资环境都是不可或缺的，譬如法人治理结构、成熟的投资基金，等等，只有先把市场做好，把公司做好，才能重塑投资者信心，才能重塑企业对国内股市的信心。我们已经在证券市场监管方式、监管措施和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方面做出了成绩。但是，我们应该在寻求股市的可持续发展方面进行更多的制度建设方面的探索。
我们需要进一步淡化股市的融资功能，强化其投资功能和资源配置功能。我们需要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进一步规范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建立健全市场主体和中介，进一步确保资本市场的各项制度以及相关的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的落实，进一步建立保障资本市场健康运行的信用体系。监管部门必须真正地把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作为工作出发点，把预防和惩处市场操纵或欺诈行为作为主要目标，把确保市场的流动性和透明性、市场信息的有效性作为监管重点，才能真正实现股市的公平、公正、公开和公信原则。
我非常赞同赵老师刚才的判断，中国股市想健康发展，股民的信心是一个最大的公约数，我们所有的一切努力也都是为了树立、维护和增强股民对中国股市的信心。
赵旭东：目前的有些制度大部分都是共性的东西，也就是那些各国共同适用的制度。但到底是不是适用中国，还不知道，中国股市特有的问题可能在某一阶段还会出现缺乏制度、规则调整的现象。因此，中国股市所具有的个性的东西还需要不断总结。我们不能满足于一些共有性的规定，而是要注意到中国股市问题的阶段性和特殊性，实现相关制度、规则机动应变性，以使中国股市在不同的阶段出现的不同问题在不同的层面得到圆满的解决。
曹凤岐：比股权分置改革、《证券法》、《公司法》更有战略意义的是国九条。
赵旭东：最重要的问题当属法律的实施问题。
史际春：法≠法条，法治水平不可能因为若干法条的变化而在短时间内获得大的提升。
法律实施是最大的问题
《法人》：如果修改后的《证券法》《公司法》属于此次股市发力促因的假设成立，它们的主要的贡献表现在什么地方？还有没有提升的空间？
曹凤岐：修改后的《公司法》、《证券法》不仅在进一步规范证券市场，进一步规范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以及市场作为方面做出了贡献，而且对注册资本、股票回购也有了较为宽松规定，同时还保证了中小股东的知情权，对券商也不是一味地限制，而是允许他们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也可以融资融券。
我在此想强调的是，我们国家近几年对股市进行制度上的调控，不是始于股权分置改革，而是始于国九条的出台。国九条明确指出了中国证券市场改革的方向，指出要坚定不移的发展资本市场，股权分置改革、《证券法》《公司法》的修改乃至新《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都是在制度设置层面对国九条的落实。
比股权分置改革、《证券法》、《公司法》更有战略意义的是国九条。
史际春：没有贡献。因为法≠法条，法治水平不可能因为若干法条的变化而在短时间内获得大的提升。
赵旭东：修改后的公司法在鼓励投资、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健全内外部监督制约机制、提高公司运作效率、健全股东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严格上市公司及其有关人员的责权利、健全公司融资制度、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等方面作出或者增加了新的规定，例如，高管违法给公司造成损害的要赔偿 ，股东的诉讼权、调查权、特殊情况下申请解除公司权和退出权，股东滥用权利逃避债务要承担连带责任，上市公司可以设立独立董事，规范关联交易行为，强化公司的清算责任和社会责任，等等。
修改后的证券法则在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防范和化解证券公司风险、加强对中小企业投资者权益进行保护、完善证券发行制度、完善证券交易和证券登记结算制度，规范市场秩序等方面做出和增加了新的规定，例如，建立保荐人制度，确立公司披露信息制度，拓宽合法资金入市渠道，设立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制度，等等。
曹老师刚才也提及了，2002年的《证券法》出于金融危机和稳定证券市场秩序的考虑，当时的表征倾向于打压股市。修改后的《证券法》在信用交易、国企炒股、银行业入股、混业经营、期货交易等方面均有了相对宽松的规定，留出了一些弹性空间。
应该说，目前我国有关证券市场法律制度方面的规定，在基本方面，国外有的，我们都有，基本上没有真空。如果一定要说现在法律制度还有没有什么提高的空间，我认为下一步《公司法》在怎样防止公司发生内部人控制、实现董事会和监事会职能的充分实现方面还有余地。
《法人》：除此之外，我国在证券市场法律制度的层面还有哪些地方亟待改善？
赵旭东：目前证券市场法律制度建设中最重要的问题当属法律的实施问题。不仅仅是《证券法》《公司法》执行和落实面临的问题，而是包含绝大多数领域法律执行和落实共同面临的问题。最近十几年来，我国的法律制度建设进步很快，社会的各个方面基本上都实现了有法可依，不过，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做的就要差得多。有人说，很多已经颁布的法律能够得到30%、50%程度的执行就很不错了。《证券法》和《公司法》当然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相比较而言，《证券法》比《公司法》更难执行。《公司法》任意性规范多，大部分涉及公司的自治性问题，实施起来还相对容易。可《证券法》包含了大量的强制性规范，实施难度显然就大多了。
《证券法》《公司法》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在证券市场监管上面临的难题。目标是有的，规范是有的，规则是有的，而且规范和规则还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坚实，但是如何持久和真正的落实需要一种长久的努力。所以，证监会外，还包括其他机关、当事人，也包括司法机关，都要一起携手，众志成城，把有关证券市场的法律、法规、政策和规定加以认真落实，从而期待很好地维护股市的作用。
曹凤岐：中国股市并没有和世界股市形成联动。
史际春：中国的股市与世界股市从未有过直接的关联。
世界与中国：冷暖各不同
《法人》：世界股价大跌已经引起了国内金属板块股票价格的下挫，您认为世界股市和中国的股市是怎样的关系？
曹凤岐：中国和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大，我们的石油价格就已经与世界同步了。但是，由于外汇还没有实现自由兑换，汇率也没有实现自由浮动，国内公民也不能够到国外股市投资，所以，中国股市并没有和世界股市形成联动。不过，随着境外资金进入国内股市，大量投资机构和仅仅组织进驻中国，中国股市受世界股市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史际春：中国的股市与世界股市从未有过直接的关联，过去没有，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会有（如果资本项下的外汇可自由兑换，中国股市与世界股市就直接关联了，幸亏这不是事实，否则中国股市、中国经济、中国社会和国家将面临血光之灾，这是另一个话题，恕不能展开来谈）。所谓世界股价，不过是指主要发达国家的股市，由于金属和其他原材料价格大涨，资金流入商品市场，所以股市就跌了（与银行利率大涨资金就一定会流入银行而导致股市下跌一样）。
曹凤岐：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也许更重要的层面在于防患于未然。
史际春：问题不在于市场设计，而在社会本身，包括法治社会、法治国家的建设。
保护中小投资者是世界级难题
《法人》：现行的证券市场设计中，您认为是否足以保证中小股民的利益？有没有改进性建议或者意见？
史际春：总的来说，问题不在于市场设计，正像我在前面讲的那样，问题的根子在社会本身，包括法治社会、法治国家的建设。须知，社会的进步和法治的确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在社会成员的冲突、博弈中真正形成本土内生的法（而不是纸面的或舶来的法条或制度）。这个过程，50年、100年都不算长吧。
曹凤岐：虽然现在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都着力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可是，我认为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也许更重要的层面在于防患于未然。
首先，《公司法》《证券法》和证监会的一些规定只能是一些抽象性的、一般性的规定，不可能规定的特别具体，像强制分红就不现实，有没有内部回报只能靠公司的自觉。
其次，在一些个民事赔偿案件中，举证责任归属现在是很大的问题。谁来认定公司操纵股价或者散布虚假信息了？ 即使法院判决公司败诉，公司说没钱怎么办？代理诉讼和中小股东赔偿基金会解决一些问题，但是作用有多大还需要观望。
再次，中小投资者在市场中的弱势地位是任何国家任何市场都存在的普遍问题，因为中小投资者在市场信息获取的能力和资金实力方面都不占优。曾经有一个老太太问我，您认为如何才能够最大程度减少投资风险。我说把您的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多选几支股票。她马上说，我没那么多钱，就一个鸡蛋呀。那我无奈地说，您还是别在股市上呆了，把钱存到银行里最保险。
所以，我认为，对中小投资者最大的保护是迫使上市企业尽可能详细、尽可能真实的披露相关信息，减少中小投资者由于信息不对称所背负的风险。
㈧ 我国股票市场的现状
我国股票市场发展现状分析及相关建议经过近 20 年的发展，我国股票市场已形成了与我国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特色道路，规模不断扩大，上市公司数量不断增加，投资者积极性不断提高，制度性建设日趋完善。但股票市场在诸多方面的不完善性仍较为明显。 2007 年股票市场看似迎来了发展契机，股权分置改革初具效力，但 2008 年随后进入蛰伏期，股市发展陷入困境。一、当前我国股票市场发展现状分析（一）股市功能导向存在误差，股市和宏观经济之间缺乏联系1 、投资能力较弱，存在投机行为过度现象目前股票市场参与者在进行投资时，往往不会考虑长期价值投资，市场上短线投资行为较普遍，主要体现在股票换手率较高，与西方国家相比， 2004 — 2007 年我国股票换手率普遍高出 5 — 10 倍。投机行为盛行往往是股市出现动荡的直接原因之一，沪深股指从 2003 年开始反复涨停，上证指数在 2007 年创下了历史最高的 6124.04 点，随即开始下行，一度跌至近期最低点 1664.93 点。至 2008 年 12 月，上证指数较长时期在 2000 点左右徘徊。股市参与者对股市的预期和上市公司是否盈利不存在直接关系，而是主要看参与者在消息市中的信息捕捉能力。2 、融资者融资能力不强，融资手段不多相比而言，国内股市融资能力普遍不强。据统计，仅 2005 年我国 69 家境外上市公司筹资额就达 206.5 亿美元，为沪深两市 2003 年、 2004 年首发募资总额 800 多亿元人民币的约 2 倍。 2007 年 11 月以来，国内上市公司融资水平更是急剧下降。从 2008 年新股发行情况来看，新股从价格到数量都没有达到预期筹资的目的，甚至从 2008 年下半年起，新股发行变得较为困难。而且，我国上市公司融资手段不多，除了从银行贷款和直接获取发行资格而获得直接融资以外，没有更多其他的融资手段，这进一步加剧了融资能力的弱化。3 、资源配置功能低效，股市和宏观经济缺乏必要的联系由于股权结构形式单一并缺乏流动性、上市公司产业分布不尽合理等因素，导致股市资源配置功能低效。同时，二级市场交易量和规模起伏过大，突出表现在一些 ST 股票虽然经营业绩不尽如人意，但市盈率却非常高，甚至达到 60 — 100 倍。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股市与宏观经济的发展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我国股市宏观经济晴雨表的功能却未能充分体现，股票市场的资源被各种人为和非人为的因素消耗殆尽，股市和宏观实体经济出现了脱节现象。4 、股市功能缺乏财富效应，居民财产转移渠道存在风险虽然2007 年我国股市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局面，但也未能解决股市总体回报率较低的趋势。 2008 年以来，股票市场持续低迷更是造成居民财富较大幅度缩水。党的十七大指出，要增加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这固然鼓励了居民积极参与股市的发展，但目前股市缺乏使居民财富增值的持久能力。（二）股市结构存在缺陷，股市持续发展缺乏必要的支持1、“政策市”阻碍了股市发展的有效性目前股市的结构性缺陷主要表现为股市的发展目标需要随政府的发展思路而不断变化。这种反复波动的状况不仅不符合市场发展规律，还会打击股市参与者的积极性，往往会造成两种后果，一是股市发展出现过度繁荣，进而产生大量的股市泡沫，一旦这种泡沫被挤压，股市便会迅速萎缩；二是股市发展持续低迷时，股市价值被低估，对投资者吸引力降低，股市将在很长的时期内难以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2、“企业圈钱”行为未得到有效控制，私利行为妨害了股市的公正性上市公司通过包装、公关实现上市，是目前股市结构中存在的最大痼疾。由于地方政府的利益，上市公司成为一方政府获得税收利益的主要保证，这一点对欠发达地区来说尤为重要。以这种标准上市的公司普遍存在质量不高等问题，上市不以盈利多少为准绳，而是以利益为出发点，企业圈钱行为严重，各种虚假行为、不诚信行为成为股票市场的主要公害，而且我国没有对这些行为进行严厉的制裁。近年来，企业圈钱行为被屡屡曝光，从上世纪 90 年代的银广夏、琼民源事件到最近的国美事件，企业利用上市之便谋取私利的行为一直未得到有效遏制。3 、机构投资者坐庄行为加剧了股市的混乱局面国外经验表明，对机构投资者进行有效管理会减少股市的震荡。而我国由于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漏洞，机构投资者常常利用资金优势对股市进行操纵。以基金公司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迅速培育和壮大，股市投资资金已转变为以机构投资者为主，机构的投资动向直接引导着市场走势。由于我国目前价值欠缺的基本模式没有得到有效改善，机构投资者奉行的以（本栏目策划、编辑：曹敏）价值来定盈利的思想难以行得通。因此，机构投资者往往会采取操纵信息、操纵交易等手段来获取高额回报，更有甚者，还会与企业相互串通，通过获得内幕消息共同汲取散户的经济利益。（三）股市内部环境恶化，制度缺失现象严重我国股票市场内部环境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建设目标导向存在误区，造成股票市场环境恶化。追溯到股市初期的建立过程，可以发现我国成立股票市场是为解决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一种权宜之计，这种定位造成股市发展要服务于国有企业改革。因此，那些质量不高的上市公司成为了股市主体，为了扶持这些国有企业，股市的投资功能和融资功能均受到了严重损害。二是股权分置造成股市参与者利益严重不均衡，股市长期偏离正常价值。由于存在流通股东和非流通股东，股市参与者的风险和收益存在严重不对等的局面，集中表现在同股不同利现象。同时由于流通股所占比例过大，影响股票价格的真实性。虽然 2005 年已经开始进行了股权分置改革，但目前来看，大小非的减持力度和价值定位都未能达到预想的结果，同时，减持过程中也存在着损害公众投资者利益的现象。三是退市制度不健全，风险制度欠缺，股市环境难于净化。业绩较差的上市公司实现退市有利于净化股票市场的环境，但我国目前还难以实现这一目标，主要原因在于没有相应的退市制度作为企业可以退市的依据。从我国退市制度的现状来看，退市标准和程序在《公司法》、《证券法》、退市办法、上市规则中都有所规定，但存在不科学、不统一、相互矛盾等问题。同时，我国股市风险制度不完善，缺乏应有的风险防范措施。从我国股市设计的总体思路来看，风险制度被忽视是其中的主要问题，体现在风险防范措施较为缺乏、应对紧急事件的能力不足等方面。（四）外部环境治理效率低下，股市持续健康发展难以得到保障我国股市外部环境效率低下主要表现在：一是法律制度体系建设滞后，执行力度有待提高。即使我国一直以来大力改革了很多的法律制度来保护股票市场发展，但总体来看，实施的时机仍较为滞后，而且没有实施配套措施，效果并不明显。二是信用制度尚未健全，参与者利益受侵害现象严重。近两年中小股东的利益一再被提及，主要是中小股东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大股东总是利用自身的资金和信息优势来谋取暴利。由于我国没有建立真正有效的企业信用等级和监管实施办法，因此，为大股东利用自身优势来侵害中小股东利益提供了可乘之机。三是行政干预过多，股市难以形成自我发展、自我完善机制。股市建立以来，我国政府反复救市、不停托市，都为股票市场的自我发展和自我调节起到了严重的阻碍作用。政府这种行为一方面降低了政府公信力，另一方面使市场丧失了优胜劣汰的自我发展、自我调节功能。二、改善我国股票市场现状的相关建议（一）进一步完善股市投融资功能，强化收入分配功能，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完善投融资功能应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优先安排有优质资源的企业上市。为使市场回归到应有的稳定状态，应适当召回部分在海外运作较为出色的公司，带动投资者长期投资的信心，减少市场投机行为。同时，阶段性的改进配额制，对那些确属需要国家扶持的行业和地区仍保持适当的配额制，而对于纯属地方政府希望通过上市来谋取利益的地区应予以取消配额。强化收入分配功能，首先要发展多层次的市场体系，通过市场的多样性来降低居民收入风险；其次要建立公正、公开的信息披露制度，减少居民在信息不对称过程中做出的不理智行为，并有效防止操纵市场行为。市场的核心功能还是资源的合理配置，为此应建立和规范股票定价制度和发行制度，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行为。（二）优化股票市场结构，加强监管，杜绝市场上违法行为的发生首先，摒弃当前政府的托市行为，尽量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适当界定政策与市场的边界，消除政府越位、错位、缺位现象。市场的问题交由市场解决，但当市场失灵时，政府应果断采取措施应对。其次，加大对违规公司和机构投资者的惩戒力度，增加其违规成本。对多次违规的上市公司，除给予一定罚金外还应按情节严重程度诉诸于司法处理。最后，强化政府监管的独立性，减少政府因为利益重叠而削弱其公正性的根源，使政府在公共管理中处于超然独立的位置。为实现独立性，应建立相应的法律措施，提高监管的有效性。（三）完善市场目标，推进市场改革首先，改进股市建设目标。真正使原有为国有企业解困的目标转变为为优质企业服务、为国家宏观经济服务的目标上来。其次，推进股权分置改革平稳运行。从股权分置改革的目标看，股权分置改革有利于实现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之间的利益平衡，使大股东更加关注公司业绩，中小股东也可以采用间接方式来实现自身权利。同时必须根据股市发展态势来决定是否提高股市的对价水平，以确保投资者和国家利益不受损失。第三，建立完善的退市制度。退市制度的建立主要是为了保障上市公司质量，减少那些效益较差、盈利能力较差的公司占用股票市场资源。同时，加强股市应对风险的能力，建立行业风险评估制度、金融工具风险评估制度等。（四）建立健全法律制度体系，保证外部环境良好运行首先，进一步建立健全股票市场相关法律制度，加大执法力度。因为好的法律制度必须通过有效的途径才能达到预期效果。相关的法律制度主要包括会计信息披露的相关制度、社会中介机构相关制度和政府监管等制度。其次，建立有效的信用评价机制。主要是市场参与者信用评级制度、信用档案制度等。最后，进一步规范政府职能，将政府的主要职能限定在宏观层面上，主要负责法规、法律的建设和股市建立的总体思路和方针。
㈨ 我国多层次股票市场体系包括哪些
多层次股票市场的全称是“代办股份转让系统”，于2001年7月16日正式开办。目前在三板市场由指定券商代办转让的股票近50只，其中包括水仙、粤金曼和中浩等退市股票。作为我国多层次证券市场体系的一部分，三板市场一方面为退市后的上市公司股份提供继续流通的场所，另一方面也解决了原STAQ、NET系统历史遗留的数家公司法人股流通问题。
目前拥有代办股份转让资格的券商有：申银万国、国泰君安、国信、广发、兴业、银河、海通、光大和招商证券等多家证券公司。
投资者如要参与股份转让交易，必须开立专门的“非上市公司股份转让账户”。开户时需要携带本人身份证及复印件，到具有代办转让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营业网点开立账户，并与证券公司签订股份转让委托协议书。持有已退市公司股票的投资者要进入三板市场转让股份，也要开立此账户。
目前,根据股份转让公司的质量，在三板市场上实行股份分类转让制度。根据净资产为负和为正的的情况,公司分别实行每周1次(周五),每周3次(周一、三、五)和5次(周一至五)的转让方式，转让委托申报时间为上午9：30至11：30，下午1：00至3：00；之后以集合竞价方式进行集中配对成交，涨、跌停板限制为5％。
现在股票市场三板是什么东西？
1、三板市场的全称是“代办股份转让系统”，于2001年7月16日正式开办。目前在三板市场由指定券商代办转让的股票有61只，其中包括水仙、粤金曼和中浩等退市股票。作为我国多层次证券市场体系的一部分，三板市场一方面为退市后的上市公司股份提供继续流通的场所，另一方面也解决了原STAQ、NET系统历史遗留的数家公司法人股流通问题。
2、三板市场的交易规则是，股份转让以“手”为单位，一手为1000股。申报买入股份，数量应当为一手的整数倍。不足一手的股份，只能一次性申报卖出。从去年9月20日开始，根据股份转让公司的质量，在三板市场上实行股份分类转让制度。净资产为负和为正的公司分别实行每周3次（周一、三、五）和5次（周一至五）的转让方式，转让委托申报时间为上午9：30至11：30，下午1：00至3：00；之后以集合竞价方式进行集中配对成交，同时，股份转让价格实行涨跌幅限制，涨跌幅比例限制为前一转让日转让价格的5%。投资者委托股份转让和非转让过户(挂失除外)，要交纳印花税和手续费。转让日申报时间内接受的所有转让申报采用一次性集中竞价方式配对成交。在交易时间上，净资产为负值的公司实行每周三次的转让方式；净资产为正值或盈利的公司实行每周五次转让方式。其行情可在中国证券网首页“市场直通车”栏目及相关代办证券公司网站查询。买卖操作指南可以到中国证券业协会及相关证券公司网站查询。
哪个证券公司能交易三板市场的股票
三板市场的全称是“代办股份转让系统”，于2001年7月16日正式开办。目前在三板市场由指定券商代办转让的股票有14只，其中包括水仙、粤金曼和中浩等退市股票。作为我国多层次证券市场体系的一部分，三板市场一方面为退市后的上市公司股份提供继续流通的场所，另一方面也解决了原STAQ、NET系统历史遗留的数家公司法人股流通问题。
目前拥有代办股份转让资格的券商有：申银万国、国泰君安、大鹏、国信、辽宁、闽发、广发、兴业、银河、海通、光大和招商证券等12家证券公司。投资者如要参与股份转让交易，必须开立专门的“非上市公司股份转让账户”。开户时需要携带本人身份证及复印件，到具有代办转让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营业网点开立账户，并与证券公司签订股份转让委托协议书。持有已退市公司股票的投资者要进入三板市场转让股份，也要开立此账户。
根据股份转让公司的质量，在三板市场上实行股份分类转让制度。净资产为负和为正的公司分别实行每周3次（周一、三、五）和5次（周一至五）的转让方式，转让委托申报时间为上午9：30至11：30，下午1：00至3：00；之后以集合竞价方式进行集中配对成交，涨、跌停板限制为5％。
㈩ 我国有哪些股票交易相关的法律
还有《公司法》，主要讲股份公司的组建、股份设置、发行、转让、增减等等，也是组建股份必须遵循的硬性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规定有关会计核算,会计监督,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以及会计工作管理的制度,包括会计规章和会计规范性文件，这是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要遵循的硬性条文；其他相配套的制度、办法、条例实际上也具备法规的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