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金融风暴期间中国股票市场

Ⅰ 亚洲金融风暴与最近3周股市大跌！那个对中国大陆影响更大

中国是封闭市场，当然是内部股市大跌影响更大

Ⅱ 经济危机对我国股市的影响

美国的经济危机影响实体经济，影响我国出口，汇率，外汇储备，进而影响我国的实体经济，股民信心，具体如下：
第一，境外投资面临更大的市场风险。从整体上看，美国次债问题尚未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事态发展仍在掌控之中，但美国次债危机却远未结束。随着时间的推移，次贷问题的风险会进一步显现，并会延续对金融市场和投资者信心的不利影响，近日美国股市动荡说明了市场信心还很脆弱。

目前，美国次债市场的动荡已扩散到普通公司债市场，导致公司债券价格暴跌，商业票据发行受阻，投资公司、对冲基金和企业融资出现阻滞。如果房价进一步下降，消费和就业形势将会恶化，将严重影响市场信心，信贷市场会进一步萎缩，股市也会受到打击，美国抵押支持债券信用价差将进一步拉开。为寻求资金安全，将会有更多的资金涌向美国国债，美元资产组合和资产定价将面临重新调整，这会给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投资和中资银行外汇资产运用带来巨大的市场风险。

第二，中国金融市场的风险加大。同样，美国次债危机对中国股市和金融市场中的流动性也会产生影响，有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受次债危机影响，欧美投机性资金会对中国等新兴市场的投资风险进行重估，放弃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取向，撤资回国“保驾”，以缓解流动性和融资危机。如果在短时间内发生大量撤资情况，就会对中国股市和经济造成重大影响，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一个教训；另一种情况，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市场成为国际游资安全的避风港。例如，由于中国经济持续向好、投资回报率高、美国降息、人民币加息及人民币持续升值等因素，会进一步降低投机中国资产的资金成本，由此会加速热钱流入，这样就会产生对冲掉央行抑制流动性过剩的效果，并进一步推高中国股市和房市价格，资产泡沫化和通货膨胀形势会日趋严重，为更大的金融危机埋下了隐患。

第三，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将逐步显现。美国次债危机有可能会通过外贸渠道对中国的实体经济产生影响。由于中国对出口(特别是对美国出口)的依赖程度较高，美国次债危机将会透过降低美国国内消费需求，影响到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大幅下降，在国内消费乏力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产能过剩和供给过度问题。政府就会采取更加严厉的宏观调控措施限制产能，并容易导致通货紧缩，前几年中国已经出现过类似情况。由此，出口不振将增加就业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压力。另一方面，美元的持续下跌，导致了国际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原材料价格上涨对以进出口加工为特点的中国企业盈利会构成极大压力。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将会逐步显现。

第四，中国房地产市场风险将更加突出。美国次债危机对中国房地产信贷风险是一个很好的预警。由于投机炒作成风，我国房价不断上扬，通胀压力迫使央行持续升息，这一情况类似于次债危机爆发前的美国市场。但是，我国房地产信贷没有信用分级和风险定价，假按揭和假收入资产证明并不少，信贷资产没有证券化，房地产信贷风险情况不明且风险相对集中在银行体系内。在央行近年来连续多次加息，我国住房按揭贷款正步入违约高风险期。为此，商业银行必须及早采取措施控制按揭贷款和房地产项目商业贷款风险，并要做出资金安排，提足风险拨备。

第五，中国的汇率制度会受到挑战。美国次债危机会导致美国经济和美元下滑，必然也会对主要与美元挂钩的人民币汇率产生影响。当前，中国外贸不平衡的矛盾更加突出，人民币与美元息差缩小，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压力逐步加大，热钱流入加快及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加大，使得中国处于加息和不加息两难境地。同样，在内外部压力下，将逼迫我们必须在急速升值和稳步小幅升值之间做出艰难的抉择，这对中国的货币政策和汇率制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Ⅲ 请给介绍一下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对中国尤其是中国南方地区的影响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是索罗斯用其量子基金打的一场大规模货币狙击战.量子基金投资于商品、外汇、股票和债券，并大量运用金融衍生产品和杠杆融资，从事全方位的国际性金融操作。量子基金在需要时可通过杠杆融资等手段取得相当于几百亿 甚至上千亿资金的投资效应，因而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同时，由于索罗斯的声望，量子基金的资金行踪和投注方向无不为规模庞大的国际游资所追随。因此，量子基金的一举一动常常对某个国家货币的升降走势起关键的影响作用。对冲基金对一种货币的攻击往往是在货币的远期和期货、期权市场上通过对 该种货币大规模卖空进行的，从而造成此种货币的贬值压力。对于外汇储备窘困的国家，在经过徒劳无功的市场干预后，所剩的唯一办法往往是任其货币贬值，从而使处于空头的对冲基金大获其利。
1997年下半年，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许多东南亚国家如泰国、马来西亚和韩国等长期依赖中短期外资贷款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汇率偏高并大多维持与美元或一揽子货币的固定或联系汇率，这给 国际投机资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捕猎机会。量子基金扮演了击者的角色，从大量卖空泰铢开始，迫使泰国放弃维持已久的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而实行自由浮动。从而引发了一场泰国金融市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危机很快波及到所有东南亚实行货币自由兑换的国家和地区，迫使除了港币之外的所有东南亚主要货币在短期内急剧贬 值。东南业各同货币体系和股市的崩溃，以及由此引发的大批外资撤逃和国内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给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
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当时中国没有入世,经济各方面的国际化程度和开放程度并不是很高,一些出口企业和主要依靠东南市场的企业受到重创.当时香港刚回归,国家为了维护香港繁荣稳定而砸入了大量的外汇维持港币市值,所以国家损失很多资金.国内也有很多企业的产品积压,金融行业也低迷.
当时国务院朱总理以强劲的手腕,顺利的度过了那次危机.对外,实行人民币坚决不贬值,以大量资金投入外汇市场,维持人民币市值.对内,实行扩大内需政策,想尽一切办法扩大内需.五一黄金周也是当时的一套方案.
现在的金融危机,国家也实行了扩大内需政策.用扩张性财政政策,以中央4万亿人民币带动地方更多资金,加大基础项目的投入,积极拉动内需.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国大量基础建设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随后带来了中国11年的经济迅速腾飞.今天的金融危机,国家政府又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大内需,加大基础建设.中国有14多亿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8%,市场潜力巨大.一旦全面开发,中国的经济将是世界第一.此次金融危机后,世界的眼光都将转向中国.

Ⅳ 97 年亚洲金融风暴是怎么回事啊

讨论亚洲金融风暴的原因及启示

1997年7月2日，亚洲金融风暴席卷泰国，太铢贬值。不久，这场风暴扫过了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韩国等地。打破了亚洲经济急速发展的景象。亚洲一些经济大国的经济开始萧条，一些国家的政局也开始混乱。
那么，亚洲金融风暴爆发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在观看了关于亚洲金融风暴的一系列报道和自己的研究之后，我找到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⒈乔治·索罗斯的个人及一个支持他的资本主义集团的因素；
⒉美国经济利益和政策的影响；
⒊亚洲国家的经济形态导致。

一：乔治·索罗斯的个人及一个支持他的资本主义集团的因素：
“金融大鳄”“一只假寐的老狼”是对这个金融怪才的称谓。他曾说过，“在金融运作方面，说不上有道德还是无道德，这只是一种操作。金融市场是不属于道德范畴的，它不是不道德的，道德根本不存在于这里，因为它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我是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我会按照已定的规则来玩这个游戏，我不会违反这些规则，所以我不觉得内疚或要负责任。从亚洲金融风暴这个事情来讲，我是否炒作对金融事件的发生不会起任何作用。我不炒作它照样会发生。我并不觉得炒外币、投机有什么不道德。另一方面我遵守运作规则。我尊重那些规则，关心这些规则。作为一个有道德和关心它们的人，我希望确保这些规则，是有利于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的，所以我主张改变某些规则。我认为一些规则需要改进。如果改进和改良影响到我自己的利益，我还是会支持它，因为需要改良的这个规则也许正是事件发生的原因。”
众所周知，索罗斯对太铢的炒作是亚洲金融风暴的导火线。他是一个绝对有实力，有能力的金融家，然而通过玩弄亚洲国家政权，来达到他获得巨额资本的目的显然是卑劣的。
二：美国经济利益和政策的影响：
1949年，新中国成立预示者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美国，作为资本主义头号强国，有了危机感。他通过强大的经济后盾在亚太地区建立起一个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韩国，日本，台湾直至东南亚，都成为美国的经济附庸。这给亚洲一些国家飞速发展带来了经济支持。七十年代，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经济迅猛发展。
但是，1991年，苏联解体标志着社会主义阵容的瓦解。美国当然不允许亚洲经济继续如此发展，于是，他开始收回他的经济损失。对于索罗斯的行为，他是纵容的。
三：亚洲国家的经济形态导致：
新马太日韩等国都为外向型经济的国家。他们对世界市场的依附很大。亚洲经济的动摇难免会出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状况。以泰国为例，太铢在国际市场上是否要买卖不由政府来主宰，而他本身并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量，面对金融家的炒作，该国经济不堪一击。而经济决定政治，所以，泰国政局也就动荡了。

亚洲金融危机给我以深刻的启示

（1）一个国家经济的开放程度，是建立在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稳定的政权基础上的，只有经济实力雄厚，政权稳固才能谈及真正的发展经济。
（2）一个经济学家，只有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否则，他将不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并对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
（3）只有提高综合国力，才能使一个国家立于不败之林。

Ⅳ 亚洲金融风暴的后人警示

金融的开放和全球化，并不必然带来1997年那样的深重危机，导致金融灭顶之灾的恰恰是缺乏开放的制度设计，并在资本市场国际化的道路上裹足不前。 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可以看出，金融全球化确实加大了市场风险：
其一，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亚洲人民资产大为缩水。1997年3月2日索罗斯攻击泰国外汇市场，引起泰国挤兑风潮，挤垮银行56家，泰铢贬值60%，股票市场狂泻70%。由泰国引起的金融动荡一直蔓延到亚洲的北部乃至俄罗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台湾、日本、香港、韩国均受重创，这些国家和地区人民的资产大为缩水，亚洲人民多年来创造的财富纷纷贬值，欧美国家利用亚洲货币贬值、股市狂泻的时机，纷纷兼并亚洲企业，购买不动产，以其1%的代价轻易获取了百分之几百的财产。
其二，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亚洲国家的社会秩序陷入混乱。由于银行倒闭，金融业崩溃，导致经济瘫痪。经济衰退，激化了国内的矛盾。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社会动荡，人心涣散，秩序混乱。
其三，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国家政权不再稳定。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社会动荡，经济萧条，导致人们对政府信任度下降。在野党、反对党纷纷指责执政党，于是，泰国的政府被推翻了，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政府被推翻了，日本桥本龙太郎下台了，俄罗斯一年之内换了六届总理。政治不稳定，破坏了亚洲经济增长的良好环境。此前，亚洲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就在于政治经济环境稳定，后来由于金融危机破坏了这种稳定，引发社会波动，差点危及到各国的国家安全。
1997年，亚洲各国采取了很多措施，来补救导致金融危机的缺陷以及危机所造成的破坏。银行冲销了坏账，重组了资本结构，强化了审慎控制。企业对资产负债状况进行了重新整理，金融危机前的过度投资被逐一清理。更为审慎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占据了主导地位，外汇储备日益上升，取代了以往严重依赖海外短期资金流入的局面。但是，我们不能把金融开放视之为“洪水猛兽”，不能据此而锁国；恰恰相反，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是因为开放而衰退，只有因为封闭而落后的例子，这已为人类的历史所证明。
那么，为何开放体系的整体风险低于封闭的体系呢？因为，开放体系中有一整套健全的市场经济制度，有利于促进经济主体间资源的有效配置，使宏观和微观主体具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亚洲四小龙成功的经验表明，对外开放是这些国家和地区成功的一个主要因素；亚洲金融危机出现的原因并不在东南亚经济开放上，而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国内资本市场不合理、金融产品结构不合理造成的，为国际金融危机商业炒作提供了可乘之机。 人们看到：一方面许多东亚国家的信贷市场畸形发展，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的国内信贷额与GDP之比均高达115%—200%；另一方面，其资本市场又不成熟或发育不全，致使企业过度依赖商业银行的间接融资，而银行又过于依恃政府的“主导”与担保，导致银行信贷过度扩张，银行不良债权或坏账过大。如韩国、泰国的银行不良资产占到其GDP的34%—40%。与此同时，东亚银行制度的不成熟性还表现在金融监管不力、法规不健全上。许多东盟国家的中央银行并没有随着不良债权增大而增加贷款损失准备金，菲律宾在金融危机爆发前三年间银行贷款增大了38%，而贷款损失准备金在贷款总额中的比重却从 3．5%减到1．5%，比重最高的马来西亚也只有2%。这么孱弱的金融体系，一旦风吹草动，如国际收支锐减，便造成人心浮动，国内资金外送和外资迅速撤离，金融风暴随之即来。
从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史来看，它们从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证券市场、期货市场到衍生品市场，大约经历了200年的历程。如：纽约证券交易所，是200年前由24名商人在曼哈顿南段一棵梧桐树下签订一份定期交换各州政府发行的债券协议开始的，过了25年才成立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理事会，1863年成立纽约证券交易所，之后又发展起了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及期货市场，战后又发展了衍生品市场。证券制度还未发育成熟甚至有关运行规则还未确定时又出台了期货和衍生品市场—— 这一切导致各种市场、机制、制度工具不能不带有不同程度的夹生性。正是由于这些制度性弱点，构成了“赶超型”经济所固有的先天性不足。同时，后天又过度利用境外短期资金，而不是先贸易、后投资；先实业后金融；先关税，后非关税；先经常项目，后资本项目。过度、过滥、妄用金融手段，势必招致风险。如：泰国在本地银行累积巨额不良债权，经常项目连年逆差的情况下，过早放开资本项目，结果给国际短期游资大开方便之门，因此，自身的脆弱风险最大。
由此看来，金融危机不在开放本身上，正如防范危机的根本措施，不再货币之内而在货币之外一样。新加坡是小型开放型经济国家，极易受到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因此亚洲金融风暴所产生的巨大冲击，极有可能对其经济产生灾难性的打击。然而，在整个东亚经济一片萧条时，新加坡相对而言未受太大的影响，虽然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也遭受了冲击，但整个经济发展状况良好。1998年，经济增长率为正值，但不高；到1999年就上升到了5．4%。那么，为何新加坡能经受住席卷亚洲的金融风暴呢？这是因为新加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特别是一个良好的银行系统和监管体系。新加坡银行的资本状况达到了国际水平。尽管多年来提取了大量的准备金，但它们的资金充足率仍从1996年的16%上升到1998年的18．3%，1998年新加坡银行甚至获得了14．5亿新加坡元的利润，尽管这比1997年的水平下降了40%。因为银行在当地的资产仅占其全球资产的不到20%，因此新加坡没有发生银行系统危机的可能。银行的贷款大部分面向国内，国内的贷款企业由于具有良好的资产负债情况，因此能很好地抵御金融风暴造成的资产价格和国内需求的负面冲击。 新加坡的经验表明，东南亚金融危机并不是改革开放的结果，而是经济环境、经济政策、经济手段的夹生性所致，只要处理好开放进程中政策之间、体制之间的协调问题，进一步经济开放并不会导致金融危机。
因此，不能因为东南亚地区发生了金融危机，就认为我们因金融开放放慢而得到了好处，因此进一步放慢，这种倾向是不对的。在全球化的世界中，资本项目总是不放开，对整个经济发展是十分不利的。中国之所以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基本上没有受到明显的冲击，主要的原因不是中国的金融体制放慢开放所致，而是1994年以来中国的外债结构比较合理。中国在稳定货币和规范金融市场等宏观经济管理方面取得了进步，通过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和外汇体制等一系列的改革，增强了抗风险能力。所以，在亚洲金融危机十年后，应通过推进经济开放，特别是金融领域的开放促进国内的经济发展。
再从开放的实践看，中国的金融开放也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截至2004年底，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近370亿美元。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到2005年底，中国共吸收外商直接投资6300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对GDP的贡献率超过40%。资本的流动，增加了就业，扩大了税收，更重要的是促进了中国市场化进程，制度化改革步伐。因此，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对金融全球化怀有恐惧心理。更何况，入世5年过渡期后，金融业还有5年左右的保护期。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金融业是幼稚产业，它可以有一个保护期。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5年时间，加快金融业改革，迅速培育起金融市场，增强我国金融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我们完全可以在5年后与全球金融机构在同一个平台上展开竞争。
由此看来，汲取东南亚金融危机教训，在完全融入经济全球化之前，建立健全的微观金融竞争体制、完善市场性宏观金融调控机制就显得刻不容缓。从国内金融体制改革的现状看，很难说我们已经做好准备，更不用说作好资本市场开放的准备。金融全球化要求商业银行向“流程银行”转变，垂直的报告路线和矩阵式的管理，对中资银行经营体制将带来重大冲击和挑战。中资银行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于国家政策的保护，市场竞争的观念并没有多大改观，与外资银行竞争的优势并没有形成。我国银行业的现状是垄断特征仍明显，四大国有银行仍未商业化，仍未摆脱经济体制转型所担负的沉重历史包袱，仍未形成有效的内外部激励约束机制。
金融全球化的迅速发展，留给我们调整和改革的时间也越来越少。我们应该有紧迫感。入世5年后在改革国有金融机构的法人治理机制上取得突破，同时对民营资本开放金融领域，在外资大举进入前形成包括民营、国有等多种所有制相互竞争的市场格局，以强健的国内金融机构去迎接入世5年后的竞争。同时，应当加速金融市场改革，允许人民币稳步升值。应当肯定，人民币具备稳定的国际国内条件。但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并不是说不动，人民币汇率仍将在一定范围内波动，这才是正常的。
从经济学来说，价格信号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如果强行将人民币保持在一个数值上不变，它就不能反映外汇市场的变化，不能反映国内要素市场的变化，可以说丧失了反映市场信号的功能，失去了资本配置的功能，在开放的国际社会中等于放弃了一种强有力的宏观调节手段。因此，人民币作为价格信号，它的走势取决于国际收支状况和国内经济发展状况。变是绝对的，有涨有落才是自然法则，才是正常的。
特别是在中国经济走向一个新的制度平台时，还原它的宏观经济调节的杠杆作用非常重要。这是因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5年后，外贸和外资的总量、流向和结构都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对市场外汇的供求基础产生深刻影响。如果灵活性不够，不能通过人民币调节外汇市场，那将是不利的。由此看来，入世5年后，人民币具备稳定的条件，但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不是一成不变的，要利用人民币反映外汇市场和国际收支的状况，逐步回归它的价格信号功能，从而发挥人民币调节宏观经济的杠杆作用。 必须指出，高储蓄率、高投资率，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根本原因，但不能靠无限度地牺牲当前消费而获得经济增长。中国的储蓄率高达46%，投资率高达40%左右。政府拥有的财富比家庭的财富更多，而政府持有资产所得到的收入，变成了投资而不是消费。从经济学角度说，这种高投资率下的经济增长速度已是极限。为维持GDP的增长，就必须不断提高投资率。但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种经济可以承受如此之高的投资率。
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反映了中国资金配置体系的粗糙以及货币政策的低效。一旦中国经济陷入低迷，可能会再度产生庞大的银行坏账，使中国缺乏强劲资本市场的脆弱金融体系，面临巨大压力。
因此，汲取东南亚金融危机教训，如何解决过度储蓄和过度投资的问题呢？
首先，转变政府职能，政府退出要素市场。政府应通过提供公共品提高经济效率，通过向弱势群体实行倾斜的收入再分配，从而增进公平。
其次，利用财政和分红政策，压缩企业的利润，限制它们在产能过剩领域的再投资。
再次，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中国社会科学院2006年中国社会发展年度报告对7140个居民家庭进行了调查，其结论是：2006年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96。相比之下，印度的基尼系数为0．33，美国为0．41，巴西为0．54。如果高收入者的收入是合法收入，应该鼓励创富；但问题是部分高收入的获得，是由分配体制中存在的不合理因素——借助于权力和垄断、违法违规和不平等竞争手段而获得的。这种收入差距，既不体现效率原则，又严重损害社会公平。从经济学上说，它直接导致社会福利的净损失，增加了交易费用，降低了社会边际消费倾向，不利于扩大内需，影响了社会稳定——长此以往，社会的产出会从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移至边界之内，最后整个国家处于低效率。
最后，必须解决与医疗保健、教育和住房相关的支出过度不确定的问题。日益上升的医疗成本已成为中国人一大担忧，医疗支出已经占到居民家庭消费总额的11．8%，高于交通或教育支出所占的比例。同时，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刚建立不久，资金可持续性仍然面临挑战。对社保体系信心不足，是家庭储蓄高企、不愿消费的原因之一。信心不足，消费何来？
汲取东南亚金融危机教训，关键之关键，是一定要符合国际规范。国际规范是金融业的生命，是必由之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 东南亚金融市场经过7、8月的震荡后，进入9月，金融形势开始回稳。9月中旬，世行会议在香港召开，与会者就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金融风险以及防范措施，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整个形势似乎走向好转。甚至向来谨严的菲律宾总统拉莫斯也说，他相信菲律宾的货币金融风暴将会很快“烟消云散”，而且这一天的到来将比人们所预想的还来得快。
但到了9月下旬，情况又开始发生异变。先是国际信贷评级机构将马来西亚及菲律宾的金融级别向下调低。人们开始质疑东南亚的经济状况，感到情况并不妙，货币仍然疲弱。1997年9月26日，印尼盾与美元的比价达到了历史最低点：3125兑1美元。1997年9月27日印尼盾一度再创新低。早盘时曾跌至1美元兑3.2015林吉特的历来最低水平，过后稍微回稳，东南亚市场闭市时1美元可换3.1950林吉特。接着，东南亚各市场惊慌地抛售他们本国的货币，购买美元以作美元补仓。1997年9月30日，林吉特、印尼盾及菲律宾比索跌至新低，其中林吉特跌幅最大，林吉特在亚洲交易结束之前，曾跌至纪录低位的3.25，是日收市报3.245。1997年10月1日，东南亚货币市场经历了悲惨的一天。印尼盾、菲律宾比索及马来西亚元跌至纪录低位。通常不易波动的新加坡元也跌至39个月来的低位。泰铢收市时，兑美元比7月2日时下跌约40%，林吉特在交易早段引人注目地下跌，不足两小时已跌超过4%, 后来林吉特跌至3.4080，后市报3.3550，这是自1973年林吉特浮动以来，兑美元的最低价位。林吉特下跌再次对地区其它货币造成冲击，纷纷下跌，印尼盾跌至历史低位3.445左右。到10月3日，也就是泰国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三个月，印尼盾跌了53%，是世界货币历史上贬值第二严重的货币，仅次于当年贬值63%的土耳其里拉。在这一天，世界贬值最利害的五种货币还有泰铢跌32.69%、林吉特跌25.01%和菲比索5.27%。亚洲货币中，
三个月的跌幅为：港币0.12%，印度卢比0.73%，韩元2.71%，台币2.8%，日元4.86%，新加坡元6.71%。
此后，在亚洲及全球卷起了新一轮的金融飓风。

Ⅵ 97亚洲金融风暴中中国到底损失有多大

具体的多少是没有人去做统计的啦，即使有统计，我们小百姓也不会知道的，这涉及到国家的安全，不过我这有一组金融风暴形成的信息
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步伐的加快，各国经济关联的紧密，经济循环速度的加快，一个国家开始出现引发的金融危机，很快便可以波及到另一个国家，并形成一场大范围的金融风暴。

1997年，一场空前的金融风暴席卷了亚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在这场风暴中,受灾国难以计数的企业破产倒闭，仅以韩国为例，在1997年短短的一年当中，全国前50位大财阀就有14家在风暴中破产，775家上市公司有50家倒闭，而其中小企业的破产数量更是高达15000余家。

从整体来看，在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国，国民的工资收入普遍下降了10%到20%的水平，而通货膨胀使国内物价普遍上升了20%到50%，此消彼长，使得这些国家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降幅平均超过了30%，随着严重的经济不稳定的出现，很多国家出现了的政治不稳定和社会不稳定。

这场金融风暴，起源于泰国。当时，一部分国际炒家已经看到了泰国经济的虚弱。泰国政府借了大量的外债，短期的热钱大量留入泰国，去追逐泰国房地产市场中迅速膨胀的财富，尤其是更多的人把钱投到了股市。国际炒家已经看准了泰国经济中出现了重大隐患，很难抵御大规模的持续金融攻击。于是，他们首先在汇市上发难，因为一个开放性国家，它的币值是否稳定，直接影响到国民对本国经济的信心。国际炒家采取了利用成倍放大的金融杠杆工具，他们大量从泰国银行手中借入泰铢，反手又在汇市交易中大量抛售泰铢，迫使泰国政府为了维持泰铢汇率的稳定，不得不动用手中的美元储备承接泰铢的抛盘。结果，泰国政府本就不多的美元外汇储备很快就不够用了，而政府短期外债的到期还本付息压力又越来越大，最终不得不放弃泰铢的固定汇率。

在这个过程中，国际游资攻击一旦开始，大量流动性强的资金，就不断迅速撤离股市，这时，股票市场的股价就会一轮接着一轮地大幅下跌。银行为规避风险，就开始被迫紧缩银根，甚至很多管理不善的银行迅速被逼到破产边缘。这样，汇市、股市双双暴跌，人们对国家经济信心急剧下降，不断从股市撤出资金，都去银行提取自己的存款，然后把手中的泰铢尽快换成美元。于是，整个国家经济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并处于全面崩溃的边缘。

在开放的金融交易市场中，存在大量的金融衍生交易工具，这些工具的杠杆效应使得金融市场在出现风险的时候，是成倍，甚至成几十倍的被放大。这也是很多人不太理解，为什么金融风暴来得如此迅猛的一个重要原因。而相同的原理、相似的手法，很快将金融灾难波及到了东南亚的其他国家。

在1997年这场惊心动魄的亚洲金融风暴中，其中一个著名的国家炒家索罗斯，当时他的量子基金只动用了9000万美金，几个月以后，量子基金的帐号上就有了20个亿美金。可怕的是，这场金融风暴调集的国际游资的总量是1000亿美元之多。这么大规模的游资调来对一个国家的金融市场进行攻击，哪个国家有这么多的外汇储备，他们怎能抵挡得住国际游资的攻击呢。

现代金融市场的特点，是以光的速度在挪动着金钱。一个电话，一部电脑，就可以在互连网上下单，瞬间就可以完成一笔大的金融交易，而无论这个投资者或国际炒家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他都可以从事这件事情。金融市场这样的情形，使得任何一个金融市场开放的国家，都难以抵御如此大规模和高速度的金融攻击。当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一旦被攻破，就会出现大量财富被国际炒家卷走的情景，而本国经济马上陷入恶性循环进而面临全面崩溃的状况出现。最可怕的是，当人们的信心一旦绝堤，金融危机就会像瘟疫一样在周边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相互传染。

作为一个普通投资者、企业家、政府官员，重要的是要学会找到这个市场中存在的机会，学会看到经济中和金融问题中可能出现的重大问题，当金融危机和金融风暴真的来临时，能成功地规避风险。

Ⅶ 亚洲金融风暴是怎么到底是发生的中国在这次危机中反应如何其中美国又扮演什么角色十分感谢！！

1989年，亚洲吸引了将近一半的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净流入。南亚经济体，以其高利率，尤其吸引追逐高回报率的外国投资者。因此，这个区域流入巨大的资金，经历了剧烈的资产价格上涨。与此同时，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韩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历了8%-12%的高GDP增长。这被称为“亚洲经济奇迹”。（参见“亚洲四小龙”及“亚洲四小虎”）
1994年，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发表一篇文章抨击了“亚洲经济奇迹”的说法。他认为东亚的经济增长是长期以来增加资本投入的结果。然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实际上微乎其微。克鲁格曼认为，只有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可以带来长期的繁荣，而非资本投入。克鲁格曼本人承认，他没有预见危机，更没有预料到深度。
崩溃的原因存在争议。泰国经济因“热钱”陷入了泡沫；泡沫膨胀过程中，需要的钱就更多。同样的情况发生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这两地的局势因为裙带资本主义的存在而更加复杂。到90年代中期，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在私有部门都有着巨大的经常账户赤字，而固定化利率的维持鼓励了外向借款，并导致金融和实业企业承受额外的外汇风险。
90年代中期，一系列事件冲击着经济环境：人民币和日元的贬值、美国利率的上升及进而走强的美元、半导体价格的骤降，这些都影响了它们的经济增长。当美国经济在90年代早期从衰退中恢复时，格林斯潘领导的联准会开始提高美国利率来对抗通货膨胀。相较于南亚一直以较高的短期利率吸引热钱，这使得美国成为比南亚各国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这抬高了美元的价值。对于那些把货币锚定美元的南亚国家来说，走高的美元使得它们的出口更加昂贵、失去国际竞争力。同时，1996年春，南亚国家的出口增长预期显著下滑，使他们的经常账户更为恶化。
一些经济学家提出把中国的出口增长作为南亚国家出口放缓的因素之一，不过，这些经济学家仍然认为主因在于过度的房地产投机行为。在90年代开始实行一系列出口导向改革之后，中国与其他亚洲出口国开始竞争。其他经济学家则否认中国的影响，并指出南亚国家和中国在90年代早期都经历了快速出口上涨。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亚洲金融危机不仅由市场心理或技术导致，更是由扰乱借贷激励的政策所导致。大量的信用关系使经济杠杆化严重，推高资产价格直到一个无可维持的地步。资产价格最终崩溃，迫使个人和企业对债务违约。
巨大的恐慌导致债务债权的大量逃出，带来信用紧缩和破产。另外，在外国投资者尝试着取出现金时，外汇市场便被危机国家的货币淹没，加大它们的贬值压力。为了避免货币崩溃，这些国家的政府把国内利率提到极高的程度（使借出钱对投资者更有吸引力，以缓解资本外逃的现象）；为了干涉外汇市场，用外汇储备以固定汇率买下多余的本国货币。而这两种政策都不可能长期维持。
很高的利率本身就可能危害一个健康的经济体，对一个脆弱的经济将会造成严重的灾难，而政府正在耗竭数目有限的外汇储备。当资本外逃之势无可避免之时，当局便放弃固定汇率，转而允许汇率浮动。本国汇率的贬值意味着，那些以外汇标价的负债转以本国货币的标价急速上涨，这就导致更多的破产、危机加深。

更多资料 参见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9E%E6%B4%B2%E9%87%91%E8%9E%8D%E5%8D%B1%E6%A9%9F

Ⅷ 1997年亚洲发生金融危机，中国却采取稳定人民币汇率的政策。

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世界几乎异口同声地宣称:人民币应当贬值,否则中国经济将面临灭顶之灾。然而,中国政府经过多方面权衡,在出口增长率下降、国内需求不振、失业增多和遭遇特大洪涝灾害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从维护本地区稳定和发展的大局出发,作出人民币不贬值的决定,承受了巨大压力,付出了很大代价。

人民币不贬值的意义:首先,避免货币危机进一步扩大,特别是保护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其次,减轻了已实行货币贬值国家的经济压力,因为如果中国也贬值,周边国家货币贬值可能带来的出口增长将会受到影响;第三,树立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第四,人民币不贬值维护了东南亚的经济秩序。

在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同时,中国政府采取努力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保持了国内经济的健康和稳定增长,对缓解亚洲经济紧张形势、带动亚洲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

Ⅸ 金融危机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影响

如何看待由美国引发的愈演愈烈的世界性金融危机？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是机遇，还是灾难？不同的结论会产生不同的对策，不同的对策将得出截然不同的结果。而这对正处经济崛起关键时刻的中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的经济崛起取决于历史性机遇的出现和抓住机遇的能力，二者缺一不可。面对美国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一次重大的历史机遇可能正悄然而至，今天的中国比任何国家和任何时候都更具备抓住这一机遇的能力，对此，我们应保持清醒认识。

一、是机遇而不是灾难

1、中国的货币体系、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体系相对独立。纵观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由于发达国家金融一体化的特点，美国的危机使得欧洲、日本、加拿大等发达国家无一幸免。中国是不多的受危机影响较小，相对置身于美国金融危机之外、并能在这场危机中能够掌握主动权的大国。

由于中国在货币体系、资本市场体系及商业银行体系上都相对独立，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并不直接相关，这使得我们的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并未受到美国次贷和金融危机过多的影响，从而免受“金融海啸”的直接冲击，这些都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

2、中国的宏观和微观经济基本面尚好。无论是在改革开放的30年，还是美国发生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持续以年均10%的高速增长，这种增长势头并没有因为近年来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经济的衰退受到影响。即使是在美国饱受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宏观经济的增长和国内企业微观面的业绩增长仍然是良好的。所以被人称为世界经济衰退沙漠中的绿洲，具有强大的内需市场的开拓能力和强大的经济发展潜力。

3、我国目前的财政和金融状况良好。和国际上主要发达国家遇到金融危机的特点不同：从银行的资产状况看，我们有46万亿元的银行储蓄总资产，其中居民储蓄近18万亿，存贷差约12万亿，资金相对充足。今年以来，虽然企业的资金普遍紧张，但那是由于双紧的宏观政策决定的。一旦我们为应付金融危机采用宽松的政策，就会具备流动性充足的特点。同时，经过2005年以来主要商业银行的上市，治理结构也得到了大的改善，因此，银行的资产质量也是比较好的。从外汇储备看，1.8万亿美元的储备也使得我们面对这场金融危机有足够的自保能力和应对能力。从国家财政收入看，2007年高达5.1万亿的财政收入，能使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在这场危机中保护自己。转自学易网 www.studyez.com

4、中国具备庞大的内需市场开拓潜力。对中国的出口会有一定影响，但中国13亿人口和庞大的内需市场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即使在美国发生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虽然美国消费的倒退使得我国出口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庞大的内需市场一旦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启动，是完全可以通过内需弥补出口下降的。从投资的角度，中国庞大的城镇和城市的基础设施有大量的项目需要资金，带动经济。无论是从资金的供应还是从项目的选择上，都有较大的潜力。我们应对美国金融危机的能力是足够的。

正是在这样的认识下，国际舆论普遍把中国当成是世界经济衰退“沙漠中的绿洲”，他们普遍希望中国担当新的领跑者，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站在一起来应对这场危机。一些跨国公司和企业家也把中国当作躲避这次金融危机的避风港和比较选择后的最佳投资地，他们看好中国，投资中国。与此同时，从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危机必然还会带来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新的分工，中国要从制造业低端的打工者向金融和服务业的高端转型。

综上所述，这场全球性的“金融海啸”对中国而言，不仅不是灾难，相反，还是一次重要的历史性机遇。转自学易网 www.studyez.com

二、要异船相帮，不要同舟共济

当前世界各国都希望我们能够对美国出手相助，此时我们也应履行大国责任，展现我们和世界主要国家站在一起共渡难关的姿态，把握历史机遇，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寻找双赢模式。

虽然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几乎有一半购买了美国国债和两房债券，但是，目前中美两国仍有一些人士认为，中国应该继续以购买美国国债方式帮美国救市，和美国“同舟共济”。

以中国现有的国力、财力和外汇储备的实力而言，要想拉美国“走出泥潭”是不现实的，而且风险很大。希望通过中国增加购买美国国债或者直接运用中投公司类的主权基金来让中国“上船拯救美国的同舟共济”模式将会使我们越陷越深。如果美国经济衰退进一步恶化的话，最终我们会从“局外”人变成同行者，陷入被动，无法脱身。

因此，我们应从战略高度走出两个误区：一是“美国的金融危机是中国的次生灾难，因此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的误区；二是“救美国就是要购买美国的债权和股权”的观点。

面对这场危机，我们应该选择的不是“同舟共济”而是“异船相帮”，也就是我们在美国这条船之外，寻找帮助美国和世界经济走出困境的方式。

三、从振兴股市入手，帮外先安内

首先，美国的金融危机并不能否定以证券金融为主导，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现代金融体系的发展趋势，商业银行的间接融资和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将成为推动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如果说，美国这场危机起源于金融衍生品的盲目创新和过度发展，那么对今天的中国来说，金融业的发展，特别是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发展现状还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中国所处的金融发展阶段和美国完全不一样，必须大力发展。转自学易网 www.studyez.com

其次，股市既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政治状况的晴雨表，也是关乎一个国家社会稳定状况最敏感的显示器。面对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尽管实际上中国的机遇远大于灾难，但为什么国人却感觉身在其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中国的股市一年来持续暴跌，且下跌幅度远超美国。为什么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是世界经济衰退沙漠中的一片绿洲，而中国的股市却是世界股市下跌中的重灾户呢？

股市这种状态，从长远看危害极大。第一，将会连带商业银行，单腿支撑社会融资的重任，重蹈2005年银行坏账率过高、存在系统性风险的旧辙。第二，股市不振，对我们实体经济将产生不利影响，这也会在今年的四季度和明年陆续发生。若不及时采取措施激活股市，有可能导致金融业和其他产业、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进入恶性循环，掉入这场全球范围的经济灾难之中。

显然，无论是从美国金融危机的救市角度，还是从中国自身需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需求看，都应从振兴股市入手，激活股市，鼓舞信心。从资本市场入手，抓住机遇。只要找到我国股市下跌与美国不同的主要原因，对症下药，就能事半功倍，迅速走出颓局。

四、走出中国股市下跌是受美国金融危机影响的误区

从去年10月以来，中国股市的暴跌恰巧和美国次贷危机所导致的海外股市下跌在时间上吻合。股市下跌的偶然重合，使得人们往往把中国股市下跌的原因和美国的次贷危机连在一起，造成市场的恐慌。转自学易网 www.studyez.com

然而，仔细分析中国股市今年来持续的暴跌和美国股市受次贷危机影响的下跌的原因截然不同。美国资本市场的下跌，是由于美国经济衰退及金融危机、次贷危机等一系列问题连带导致的。而中国股市这一时期的宏观经济面良好，上市公司的质量和微观业绩面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后都得到极大提升，近两年业绩持续以 50%的速度递增，根本不具备美国股市暴跌的任何基本面条件。同时我国的股市也与美国的股市体系没有直接相关，其风险并不能直接连带到A股市场，尽管从表象上看，两国股市的下跌都是由缺乏信心所致，但美国投资人的信心缺失是由市场自身规律所致。而中国投资人的信心缺失则是由政策人为所致。在中国，政策因素对股市的影响要比市场自身因素的影响大得多。一年来，中国股市不仅和美国股市一样下跌，而且比美国跌得还厉害，无论美国股市是涨是跌，中国股市都是跌，美国股市的跌幅至今也不过下跌了30%，而中国股市的跌幅超过了65%，因此，必须走出我国股市下跌是受美国金融危机影响的误区。中国股市下跌的主要原因不是受美国影响，而是有其特殊的内在原因。

五、导致股市下跌的首要因素是“大小非”和“大小限”

1、何谓“大小非”？

“大小非”产生于2005年的股权分置改革。由于历史上中国的上市公司在上市时招股书上说的是非流通股暂不流通，导致股民高价入市。鉴于非流通股要进入流通状态，则将会带动流通股的股价下跌，所以股改就是通过对价让非流通股获得流通权，而在这一过程中，可能给流通股股东带来的损失由非流通股股东给予补偿。在股改中，由于基本模式采用的是非流通股向流通股送股的模式，例如10送3，即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所持有的每10股送3股。送股后，非流通股股东则获得了流通权。考虑到非流通股股东一送完股就获得流通权市场压力大，于是监管部门又颁布了爬行流通下的“锁一爬二”政策，即非流通股送股之日起 12个月后，可流通上市公司总股本的5%，24个月后，可流通10%，36个月后，才可100%流通。其中，持有公司总股本5%以上的非流通股股东被称为 “大非”，持股5%以下的，被称为“小非”（小非在12个月后即可100%流通）。这就是所谓的“大小非”。转自学易网 www.studyez.com

我国的股权分置改革从2005年6月开始，到2006年底，1360多家上市公司除100多家外，基本搞完。从进行股改公司的总体情况看，在送完股之后，由于“锁一爬二”的原因，非流通股并不能立即卖出，因此，股市大盘表现为整体的上涨，甚至摸高到6000点。但随着解禁期的到来，“大小非”呈加速度的方式获得了“自由身”，给市场造成极大的压力。

2、关于“大小限”

“大小限”是指上市公司在上市时发起人持有的股份通常要有三年的锁定期，即从上市之日起三年后方可流通。这种流通权限售股票被称作“大限”。但如果在上市前12月内以增资扩股方式认购的股份，则可在公司上市一年后即可流通，锁定期仅为一年。这样的流通权限售股票被称为“小限”。

目前市场上被大家所称的“大小限”是指在2006年5月新老划断后产生的。所谓新老划断是以2006年5月18日为限，在此之后，新上市的公司属于全可流通的公司，已不存在股权分置问题。也就是说，一旦一年或三年的锁定期结束，这些股票不用再通过股改向股民送股，即可自动流出。因此，股民购买这类股票时，就应考虑这种风险。例如，在海外全流通背景下的股票IPO发行通常的市盈率在8－12倍之间，价格相对较低。然而，我国股市在股改新老划断后，发行的 298只股票，发行的平均市盈率高达30倍，最高为99倍的中国远洋(601919,股吧)，居然比股权分置时期股票发行的市盈率还高。其原因还是在于我们对“新老划断”这一重要的时点没有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告诉股民从2006年5月18日起买的股票已经是全流通股票了，必须在购买时就考虑到它一年或三年后将自动流出的风险，不要再以如此高的价格在一级市场申购和二级市场买卖。但由于这一宣传几乎就没有进行，导致可怜的股民在不知不觉中仍在按股权分置时的思维购买股票。转自学易网 www.studyez.com

3、“大小非”和“大小限”现实与未来的巨大压力

在2005年6月股改时，我国1300多家上市公司总股本中的非流通股约为4600亿股。而在2006年5月新老划断后，新发的298只股票中，由于像金融、石油和煤炭的大盘股较多，“大小限”竟高达8000亿股，是“大小非”的1.51倍。而“大小非”和“大小限”两者合计竟高达1.26万亿股，比18 年来两市所形成的6000多亿流通股的两倍还要多。这些股票都是以一元钱左右的成本作价入股的，这和股民在市场上十几元甚至几十元的IPO价格形成鲜明对比。即使股市跌到1000点，“大小非”和“大小限”仍有利润空间。

迄今为止，解禁的“大小非”只有1100亿股，实际卖出的仅有213亿股。那么后面还有1.18万亿股的非流通股的解禁。而解禁的时间也越来越紧迫，市场在下行中感受到了“大小非”的压力。而“小限”也开始流出，加上对2009年下半年“大限”开始流出的预期，对市场压力极大。所以这是股市抬不起头来的最主要原因。转自学易网 www.studyez.com

无论1.18万亿的限售股在现实中是否会流出，但投资人在考虑投资风险时就是这样的思维，因为现实中存在着它们流出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在股市如此暴跌的情况下简单得出股市越跌，限售股就越不会流出，并得出“大小非”和“大小限”不是当前股市下跌的主要矛盾，那我们就找不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对策，

六、大股东自锁减持价格 化解限售股压力的零成本模式

如果我们能够得出当前导致股市下跌的主要矛盾是“大小非”和“大小限”问题，那么，再反思我们解救中国股市下跌的一系列美国式救市政策就会发现，无论是减税、融资融券，还是注资回购，都没有对症下药。中国股市缺的不是由于钱导致的信心缺失，而是政策导致的信心缺失。所以，当前稳定中国股市的关键，在于正视 “大小非”和“大小限”问题。

当前，只要在“大小非”和“大小限”是导致中国股市下跌的主要因素上取得共识，就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离解决这一难题也就不远了。因为从主观上看，目前中国股市的有关各方，无论是监管者还是股民，无论是上市公司的大股东还是证券公司等中介机构，都期盼股市实现上涨中的多赢。而从客观上看，无论是从中国国民经济的宏观面，还是从上市公司业绩的微观面，都具备股市上涨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条件。

具体做法是：通过大股东对限售股解禁后的可流通底价进行自愿基础上的锁定，把限售股的问题从简单的时间锁定风险滞后，调整到用价格锁定彻底化解。转自学易网 www.studyez.com

1、何谓大股东减持价格自锁。所谓自愿的价格锁定，是指由上市公司的大股东，自愿将所持解禁的非流通股减持的价格锁定在一个预设的可流通底价上。这一价格是指由大股东自己预设一个可流通的最低价格，其所持股票的价格只有高于这个价位才能售出，而低于这个价格，其所持股份将自动锁定，不再卖出。这个价格可以由上市公司根据本公司实情，并参照大盘在3000－5000点时本公司的股价来确定。假设某一公司的大股东自锁的可流通底价定在15元，即所持的股票只有在15元以上才能卖出。如果由于其售出，该股票跌到了15元以下，则会自动锁定。

2、大股东自锁减持价格的程序

（1）大股东提出自锁可流通底价的议案。从公司法律上说，任何一个超过5%的股东都可以提出议案，并按关联交易的法律程序进行表决，而这项议案是对提案人的自我约束，它符合中小股东和整个公司的利益，并无被否决之忧，且在法律上无任何障碍。

（2）该项议案在通过后，要在媒体上公开披露，把大股东自愿锁定的可流通底价公之于众，该项议案和股东大会的其他议案一样，一旦通过，即应被遵守。同时由沪深两个交易所来把关执行。

（3）若公司未来发生送股和转股，其可流通底价也相应除权下移。

这一议案应是由大股东启动的、自愿为实现股市多赢提出的。其中，最核心的是大股东自愿的价格锁定。

3、相应的配套措施

具体做法可以是：充分利用我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特点，近860家国有上市公司可由国资委倡导，支持上市公司大股东可流通底价的自锁。而另 800多家民营上市公司则可由证券业协会来统一倡导和协调。中国证监会只需在这一过程中对那些通过大股东可流通底价议案的上市公司给予再融资的优先安排。转自学易网 www.studyez.com

4、上市公司大股东实施这一方案的可行性

当前中国股市跌到目前的水平，不仅股市的功能丧失，而且上市公司的再融资功能、增值功能也都无法实现。这是一种多输的局面。从笔者和十几家上市公司大股东的接触看，他们愿意通过可流通底价的自锁向市场投资人明确这一信息，打消非流通股随时会流通出来的疑虑，实现其股价的上涨。同样，很多上市公司的老总是对其公司有信心的，但在目前的大盘点位下，什么事也做不了。因此，只要稍加引导，有关各方就能在这一问题上形成共识，因为它符合共同的利益。可流通底价是可以实现的。目前已有一些公司各自颁布了类似的信息，但由于没有形成群体效应，在大盘的整体下跌中，声音微弱，没有发挥出作用。

5、这一做法和股改不是一回事

推进这样的改革措施需做两个说明：第一，上市公司可流通底价的自锁绝不是二次股改。首先，这一措施是大股东自愿提出的，不存在政府有关部门强制推行的问题。其次，可流通底价的确定是由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根据自身的情况在3000点到5000点之间自愿做出的，并无一个外部强加的、千篇一律的价格规定。可流通底价定得低，其股价也会低；可流通底价定得高，其股价则会高。因为不到那个点位，股民就无对该公司大股东减持的疑虑。第二，大股东可流通底价的自锁是一种价格约束，而不是像“锁一爬二”那样的时间约束，风险滞后。

笔者认为，如果这种自愿锁定的提案是一种群体行为，而不仅仅是个体行为的话，是可以化解限售股的系统风险，振奋市场信心的。

6、推出这一措施的时间是关键

长达一年的股市下跌，尽管其负作用已开始在上市公司显现出来，但由于总体看我国的宏观经济面和上市公司微观业绩面还没有走坏，我们通过调整和实施大股东可流通底价自锁的措施，还能发挥作用。若拖到明年，市场和上市公司之间一旦进入恶性循环，即使有好的措施，也将回天无术。因此，今年第四季度是我们通过政策措施扭转股市大盘持续低迷的关键。

七、异船相帮，首选之战在香港

我们要履行大国责任，也承诺和发达国家共渡难关，一个创新性的思维，就是要先在世界资本市场普遍下跌的过程中，寻找一个有利的亮点。让它能够担负起资本市场抬头复苏的使命。而这一点，就中国来说，首选之战，最合适的地点就是在香港。

香港市场60%的上市公司市值都是来自内地的H股公司和红筹公司，香港的经济也主要由内地支撑，但是在金融体系、货币体系上香港完全是和美国货币、金融体系一体化的。如果说在内地市场相对较为独立的背景下，次贷危机仍然产生了较大负面影响的话，那主要是从香港传递过来的。所以，搞活了香港这个棋子，对外可以带动美国等国家的资本市场，对内可以和A股产生良性的互动，而不是通过这个管涌，把境外的风险传递到境内来。

具体做法可以让中投公司把战略重点从美国转到香港，守住香港这一前沿阵地，用过量的外汇储备在香港吸纳H股，起围魏救赵之目的。现在中国只要能够在国际资本市场任何地点进行投入，就会产生巴菲特效应，中国出手了，可鼓舞世人的信心。占领香港桥头堡，我们既承担了大国的责任，答应美国出手相帮，又可实现了一箭四雕之目的：第一，购买H股，化解外汇储备过高的风险。第二，此时购买已极具投资价值的H股股票，抛出美元，买回本国基础产业的股权即可保值又可增值。第三，香港市场外联美国，内联中国内地。我们投向了香港，把香港带动起来，就等于从外部对美国进行帮助。第四，香港H股对A股产生正面的拉动作用，守住了这个桥头堡，就堵住了外界金融危机导入到中国内地的恐慌性的、会导致信心丧失的渠道。

购买H股从香港资本市场上传递对海外资本市场出手相帮的举措。对外，可以拉动其他海外市场的复苏，毕竟在全世界下沉的资本市场中有一个场所 ———香港，已经出现希望。对内不仅不再向A股市场传递负面的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而且H股的复苏还能够带动A股的上涨。打好香港这一战，就迈出了盘活全局的重要一步。

总之，把握这次重大的能让中国历史性崛起机遇的关键是激活内地的A股市场和回购香港“桥头堡”的H股。

Ⅹ 关于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

亚洲金融风暴

第一阶段：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当天，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下降了17%，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印尼虽是受“传染”最晚的国家，但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10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台湾当局突然弃守新台币汇率，一天贬值3.46%，加大了对港币和香港股市的压力。10月23日，香港恒生指数大跌1 211.47点；28日，下跌1 621.80点，跌破9 000点大关。面对国际金融炒家的猛烈进攻，香港特区政府重申不会改变现行汇率制度，恒生指数上扬，再上万点大关。接着，11月中旬，东亚的韩国也爆发金融风暴，17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创纪录的1 008∶1。21日，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暂时控制了危机。但到了12月13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又降至1 737.60∶1。韩元危机也冲击了在韩国有大量投资的日本金融业。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于是，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

第二阶段：1998年初，印尼金融风暴再起，面对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印尼开出的药方未能取得预期效果。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将实行印尼盾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联系汇率制，以稳定印尼盾。此举遭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西欧的一致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扬言将撤回对印尼的援助。印尼陷入政治经济大危机。2月16日，印尼盾同美元比价跌破10 000∶1。受其影响，东南亚汇市再起波澜，新元、马币、泰铢、菲律宾比索等纷纷下跌。直到4月8日印尼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一份新的经济改革方案达成协议，东南亚汇市才暂告平静。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与之关系密切的日本经济陷入困境。日元汇率从1997年6月底的115日元兑1美元跌至1998年4月初的133日元兑1美元；5、6月间，日元汇率一路下跌，一度接近150日元兑1美元的关口。随着日元的大幅贬值，国际金融形势更加不明朗，亚洲金融危机继续深化。

第三阶段：1998年8月初，乘美国股市动荡、日元汇率持续下跌之际，国际炒家对香港发动新一轮进攻。恒生指数一直跌至6 600多点。香港特区政府予以回击，金融管理局动用外汇基金进入股市和期货市场，吸纳国际炒家抛售的港币，将汇市稳定在7.75港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上。经过近一个月的苦斗，使国际炒家损失惨重，无法再次实现把香港作为“超级提款机”的企图。国际炒家在香港失利的同时，在俄罗斯更遭惨败。俄罗斯中央银行8月17日宣布年内将卢布兑换美元汇率的浮动幅度扩大到6.0～9.5∶1，并推迟偿还外债及暂停国债券交易。9月2日，卢布贬值70%。这都使俄罗斯股市、汇市急剧下跌，引发金融危机乃至经济、政治危机。俄罗斯政策的突变，使得在俄罗斯股市投下巨额资金的国际炒家大伤元气，并带动了美欧国家股市的汇市的全面剧烈波动。如果说在此之前亚洲金融危机还是区域性的，那么，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爆发，则说明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超出了区域性范围，具有了全球性的意义。到1998年底，俄罗斯经济仍没有摆脱困境。1999年，金融危机结束。